陳望道脫黨又重新入黨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77年10月20日，上海高幹醫院——華東醫院裏，正在供應晚餐。晚餐是可口的餛飩。一位八十七歲高齡的瘦弱病人才吃了一個餛飩，便吐了出來。他搖搖頭，輕聲對守在床前的曾是他的研究生的陳光磊說道：“我吃不下。”
他躺了下來。護士走進來收拾盤碗。當護士離去時，他忽地伸出手來輕輕揮動，仿佛向她致謝、告別——這是他人院後從未有過的動作。
就從這個晚上開始，他的病情惡化了，再也說不出話來。醫院的大夫、護士日夜輪流看護著他……
他便是當年《共產黨宣傳》第一個中譯本的譯者陳望道，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陳望道曾與陳獨秀有過密切的合作。陳獨秀1920年底去廣州時，委托陳望道主持上海《新青年》編輯工作。然而，沒多久，陳望道與陳獨秀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其中的緣由，如同鄧明以的《陳望道》一文[1]所寫的那樣： 中年陳望道
正當陳望道等積極參與籌備召開黨的“一大”之時，為審批組織活動經費一事，陳獨秀和李漢俊發生了爭執。據李達回憶說：“李漢俊寫信給陳獨秀，要他囑咐新青年書社墊點經費出來，他複信沒有答應，因此李漢俊和陳獨秀鬧起意見來”。不料這一爭執竟牽連到陳望道身上。陳獨秀曾蠻橫地到處散發書信，誣稱李漢俊和陳望道要奪他的權。如尚在日本留學的施存統，在接到陳獨秀的信後，信以為真，竟然為此感到疾首痛心。於是便給李漢俊寫了一封措辭十分激烈的譴責信，把李、陳二人大罵了一通。陳望道見到施的這封來信頓時火冒千丈，認為“陳獨秀此舉實在太卑鄙了”（引自陳望道1951年寫的思想小結）。於是他堅持要求陳獨秀對事實予以澄清，並向他公開道歉。但陳獨秀不肯這樣做。陳望道一氣之下，就表示今後不願再接受陳獨秀家長式的統治，提出脫離組織的請求，並因此而未去出席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陳望道雖然沒有出席黨的“一大”，但當時也沒有脫離黨的組織。
1921年11月，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委員會，陳望道擔任第一任書記（又稱委員長）。
但是，陳望道仍不滿於陳獨秀家長式作風，再度要求退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曾派茅盾勸說當時要求退黨的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三人。
茅盾回憶道：
黨組織又決定派我去向陳、邵解釋，請他們不要出黨，結果，邵力子同意，陳望道卻不願。他對我說：“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為人。我既反對陳獨秀的作風而要退黨。現在陳獨秀的家長作風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黨呢？我信仰共產主義終身不變，願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我的力量。我在黨外為黨效勞也許比黨內更方便。”[2]
從此，陳望道脫離了中國共產黨。
陳望道投身於教育事業、文化事業和學術研究。他擔任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文係主任。1927年後，任複旦大學中文係主任。他參加左翼文化運動，與魯迅有著密切交往。1934年9月他在魯迅支持下，創辦進步刊物《太白》。他從事修辭學研究，於1932年出版了開山之作《修辭學發凡》。
解放後，陳望道被任命為複旦大學校長。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現於各種社會活動之中。
他擔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委員會主任委員。1960年冬起，他擔任修訂《辭海》的總主編。
他畢竟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總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國，共產黨。特別是1956年元旦，毛澤東在上海會見了他這位老朋友，談起往事，更使他強烈地希望重返中國共產黨。
陳望道向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要求。
陳望道的身份、資曆非同一般中國共產黨黨員。他要求重新入黨，不是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所能決定的。 陳望道致葉永烈信的信封
逐級向上請示，最後把報告送到了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毛澤東那裏。
毛澤東主席了解陳望道的曆史和為人。他說“陳望道什麽時候想回到黨內，就什麽時候回來。不必寫自傳，不必討論。可以不公開身份”。（這是毛澤東話的大意。據陳光磊1990年3月18日與筆者談話時，回憶陳望道生前曾告訴過他這一段毛澤東的話）
就這樣，陳望道於1957年6月，由中國共產黨中央直接吸收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陳望道重新入黨之後，沒有公開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仍以非中國共產黨人士的麵目參與社會活動。直至1973年8月，他作為中國共產黨“十大”代表出席會議，他的名字出現於代表名單之中，人們才驚訝地得知他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文革”之初，陳望道在複旦大學曾遭到大字報的猛烈攻擊，說他“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等等。北京大學校長陸平蒙塵，他作為複旦大學校長亦受重炮猛轟。
他的體質頗好。他自幼練過武功，據雲，徒手可對付三四個未曾學過武術的人，有一根棍子則可對付十來個人。陳光磊是他在解放後招收的第一個研究生。據陳光磊回憶，陳望道曾叮囑過他：“我睡著時，有急事，你隻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原來，他睡覺時，總是雙手握拳於胸前，誰拉他一下，他會“條件反射”，那拳頭就會在睡夢中“出擊”！
往常，他若不慎跌跤，用一隻手輕輕一撐，便會一躍站正，然而，1968年，有一天參加“抗大清隊學習班”（“抗大清隊學習班”，指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那種精神、作風去“清理階級隊伍”），他在複旦大學教學樓前滑倒而起不來，便歎道：“功散了，體力大不如前了！”
“文革”的衝擊，加上夫人蔡葵在1964年患腦瘤故世，這兩樁事使他老態驟增，頭發稀疏，精神大不如前。所幸中國共產黨中央通知上海要保護陳望道，這才使他免受那些批鬥。他在極度的孤寂之中，仍堅持研究修辭學。他的臥室裏堆滿了書。他日坐書城，埋頭學問。兒子陳振新和兒媳朱良玉照料著他的生活。
他家在二樓。樓下便是語言研究室。他的學生們，也細心照看著他。
他年輕時，性格異常急躁，雅號“紅頭火柴”。曆經磨難，他變成了“黑頭火柴”，變得“安全”起來。人們尊稱他為“陳望老”，雅號“城隍佬”。
老人怕跌。自從他“功散了”之後，他在家中又跌了一次。晚年，他不得不三天兩頭住進醫院。但是，他的頭腦仍很清楚，思維很有條理，仍能清楚地與人談話。
自從1977年10月20日晚病危之後，他變得氣短、氣急，不能言語。經過醫生搶救，呼吸一度恢複正常。雙眼能夠睜開，見到前來看望的熟人尚能領首致意。
畢竟已是87歲高齡。正常的呼吸維持不了多久，又轉急了。
醫生們全力搶救，給他進行人工呼吸。
搶救進行了一個多星期。1977年10月29日淩晨4時，他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1980年1月23日，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為陳望道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他的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
他去世之後，他的遺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四卷出版——《陳望道文集》。其中第4卷為譯著及有關翻譯的文章。他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收入了第4卷。 [1]《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傳》，第25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240—24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他躺了下來。護士走進來收拾盤碗。當護士離去時，他忽地伸出手來輕輕揮動，仿佛向她致謝、告別——這是他人院後從未有過的動作。
就從這個晚上開始，他的病情惡化了，再也說不出話來。醫院的大夫、護士日夜輪流看護著他……
他便是當年《共產黨宣傳》第一個中譯本的譯者陳望道，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陳望道曾與陳獨秀有過密切的合作。陳獨秀1920年底去廣州時，委托陳望道主持上海《新青年》編輯工作。然而，沒多久，陳望道與陳獨秀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其中的緣由，如同鄧明以的《陳望道》一文[1]所寫的那樣： 中年陳望道
正當陳望道等積極參與籌備召開黨的“一大”之時，為審批組織活動經費一事，陳獨秀和李漢俊發生了爭執。據李達回憶說：“李漢俊寫信給陳獨秀，要他囑咐新青年書社墊點經費出來，他複信沒有答應，因此李漢俊和陳獨秀鬧起意見來”。不料這一爭執竟牽連到陳望道身上。陳獨秀曾蠻橫地到處散發書信，誣稱李漢俊和陳望道要奪他的權。如尚在日本留學的施存統，在接到陳獨秀的信後，信以為真，竟然為此感到疾首痛心。於是便給李漢俊寫了一封措辭十分激烈的譴責信，把李、陳二人大罵了一通。陳望道見到施的這封來信頓時火冒千丈，認為“陳獨秀此舉實在太卑鄙了”（引自陳望道1951年寫的思想小結）。於是他堅持要求陳獨秀對事實予以澄清，並向他公開道歉。但陳獨秀不肯這樣做。陳望道一氣之下，就表示今後不願再接受陳獨秀家長式的統治，提出脫離組織的請求，並因此而未去出席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陳望道雖然沒有出席黨的“一大”，但當時也沒有脫離黨的組織。
1921年11月，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委員會，陳望道擔任第一任書記（又稱委員長）。
但是，陳望道仍不滿於陳獨秀家長式作風，再度要求退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曾派茅盾勸說當時要求退黨的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三人。
茅盾回憶道：
黨組織又決定派我去向陳、邵解釋，請他們不要出黨，結果，邵力子同意，陳望道卻不願。他對我說：“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為人。我既反對陳獨秀的作風而要退黨。現在陳獨秀的家長作風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黨呢？我信仰共產主義終身不變，願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我的力量。我在黨外為黨效勞也許比黨內更方便。”[2]
從此，陳望道脫離了中國共產黨。
陳望道投身於教育事業、文化事業和學術研究。他擔任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文係主任。1927年後，任複旦大學中文係主任。他參加左翼文化運動，與魯迅有著密切交往。1934年9月他在魯迅支持下，創辦進步刊物《太白》。他從事修辭學研究，於1932年出版了開山之作《修辭學發凡》。
解放後，陳望道被任命為複旦大學校長。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現於各種社會活動之中。
他擔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委員會主任委員。1960年冬起，他擔任修訂《辭海》的總主編。
他畢竟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總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國，共產黨。特別是1956年元旦，毛澤東在上海會見了他這位老朋友，談起往事，更使他強烈地希望重返中國共產黨。
陳望道向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要求。
陳望道的身份、資曆非同一般中國共產黨黨員。他要求重新入黨，不是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所能決定的。 陳望道致葉永烈信的信封
逐級向上請示，最後把報告送到了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毛澤東那裏。
毛澤東主席了解陳望道的曆史和為人。他說“陳望道什麽時候想回到黨內，就什麽時候回來。不必寫自傳，不必討論。可以不公開身份”。（這是毛澤東話的大意。據陳光磊1990年3月18日與筆者談話時，回憶陳望道生前曾告訴過他這一段毛澤東的話）
就這樣，陳望道於1957年6月，由中國共產黨中央直接吸收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陳望道重新入黨之後，沒有公開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仍以非中國共產黨人士的麵目參與社會活動。直至1973年8月，他作為中國共產黨“十大”代表出席會議，他的名字出現於代表名單之中，人們才驚訝地得知他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文革”之初，陳望道在複旦大學曾遭到大字報的猛烈攻擊，說他“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等等。北京大學校長陸平蒙塵，他作為複旦大學校長亦受重炮猛轟。
他的體質頗好。他自幼練過武功，據雲，徒手可對付三四個未曾學過武術的人，有一根棍子則可對付十來個人。陳光磊是他在解放後招收的第一個研究生。據陳光磊回憶，陳望道曾叮囑過他：“我睡著時，有急事，你隻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原來，他睡覺時，總是雙手握拳於胸前，誰拉他一下，他會“條件反射”，那拳頭就會在睡夢中“出擊”！
往常，他若不慎跌跤，用一隻手輕輕一撐，便會一躍站正，然而，1968年，有一天參加“抗大清隊學習班”（“抗大清隊學習班”，指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那種精神、作風去“清理階級隊伍”），他在複旦大學教學樓前滑倒而起不來，便歎道：“功散了，體力大不如前了！”
“文革”的衝擊，加上夫人蔡葵在1964年患腦瘤故世，這兩樁事使他老態驟增，頭發稀疏，精神大不如前。所幸中國共產黨中央通知上海要保護陳望道，這才使他免受那些批鬥。他在極度的孤寂之中，仍堅持研究修辭學。他的臥室裏堆滿了書。他日坐書城，埋頭學問。兒子陳振新和兒媳朱良玉照料著他的生活。
他家在二樓。樓下便是語言研究室。他的學生們，也細心照看著他。
他年輕時，性格異常急躁，雅號“紅頭火柴”。曆經磨難，他變成了“黑頭火柴”，變得“安全”起來。人們尊稱他為“陳望老”，雅號“城隍佬”。
老人怕跌。自從他“功散了”之後，他在家中又跌了一次。晚年，他不得不三天兩頭住進醫院。但是，他的頭腦仍很清楚，思維很有條理，仍能清楚地與人談話。
自從1977年10月20日晚病危之後，他變得氣短、氣急，不能言語。經過醫生搶救，呼吸一度恢複正常。雙眼能夠睜開，見到前來看望的熟人尚能領首致意。
畢竟已是87歲高齡。正常的呼吸維持不了多久，又轉急了。
醫生們全力搶救，給他進行人工呼吸。
搶救進行了一個多星期。1977年10月29日淩晨4時，他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1980年1月23日，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為陳望道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他的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
他去世之後，他的遺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四卷出版——《陳望道文集》。其中第4卷為譯著及有關翻譯的文章。他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收入了第4卷。 [1]《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傳》，第25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240—24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