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凍死於加拿大養老院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毛澤東病逝之際，從加拿大多倫多的老人病院裏，發出一聲長歎：“我們都年華消逝！”
這位老人中風在床，已是風中殘燭，自知剩下的時光不多。他說：“我像毛澤東一樣，是個總歸要死的人，而死隻不過是個時間問題罷了。”
此人便是張國燾，比毛澤東小四歲。
張國燾晚景淒涼。1968年，他和妻子楊子烈雙雙住進加拿大多倫多養老院，仰仗一點微薄的養老金打發殘年……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二十四歲的北大哲學係學生張國燾非常活躍，當上了大會主席，當上了第一屆組織主任。
會後，張國燾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
1922年7月，在中國共產黨“二大”上，他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兼中央組織部長。
此後，張國燾極其激烈地反對馬林關於國共合作的戰略。在中國共產黨“三大”，雖然他出席了，但是落選了——他被擁護馬林戰略的毛澤東所代替。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兼中央局秘書，旋任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部長。另外，張國燾在黨內組織小集團，也受到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尖銳批評。
他意識到再堅持反對意見，對他沒有什麽好處。於是，他也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1924年1月，在國民黨“一大”上，他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四個月後——5月21日淩晨，正在北京的張國燾，落進了北洋軍閥的京師警察廳手中。據當時的《北洋政府京師警察廳呈報拘捕張國燾文》[1]所載：
“在臘庫十六號杏壇學社內，查獲張國燾同一女子楊子烈奸宿。當場搜出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決議宣言書，並信函多件。”
一個星期後——5月28日，上海《申報》披露了張國燾受到嚴刑拷打的消息：
張等被捕後，即拘於鷂兒胡同偵緝隊中，現據偵緝隊中傳出消息，連日對張等嚴訊，惟並無若何口供。故自前日起，偵緝隊已開始拷訊，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聞在張室中搜出之文件等，偵緝隊認為關係重大者頗多，中且有派人赴俄護照一紙，上有加拉罕簽字（引者注：加拉罕為當時蘇俄駐華全權代表），偵緝隊對此追究頗嚴，謂此護照係俄國何人接洽得來，然關於此層尚無結果也。
經過嚴刑拷打，張國燾招供了。據1924年5月30日《京畿衛戍總司令部谘請轉令嚴拿共產黨李大釗等歸案訊辦文》所載：
案據京師警察廳解送拿獲共產黨人張國燾等一案，業將審訊情形函達在案。茲經派員將張國燾提訊明確，據稱：伊等以私組工黨為名，實行共產主義。陳獨秀為南方首領，有譚銘（平）三（山）等輔助進行；北方則李大釗為首領，伊與張昆弟等輸助進行。北方黨員甚多，大半皆係教員學生之類，一時記憶不清。時常商量黨務，男黨員有黃日葵、範體仁、李駿、高靜宇[2]、劉仁靜、方洪傑等，女黨員有陳佩蘭、繆佩英等。查李大釗充膺北京大學教員，風範所關，宜如何束身自愛，乃竟提倡共產主義，意圖紊亂國憲，殊屬膽玩不法。除張國燾等先行呈明大總統分別依法判決外，其逸犯李大釗等相應谘行貴部查照，轉令嚴速查拿，務獲歸案訊辦，以維治案，而遏亂萌。
由於張國燾供出了李大釗，京師警察廳派出偵緝隊密捕李大釗。李大釗得知風聲，迅即離開北京銅幌胡同寓所，避往河北樂亭老家。當晚，李寓便遭查抄。然後，偵緝隊又追往河北樂亭。中國共產黨中央及時安排李大釗前往蘇俄出席共產國際“五大”，才使他免遭毒手。
不過，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並不知道供出李大釗者是張國燾。除了李大釗之外，京師警察廳根據《張國燾供出在京黨員姓名單》、《張國燾供出各路在黨工人姓名單》，逮捕中同共產黨黨員範體仁等多人。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曹錕政府垮台，中國共產黨組織趁機營救被捕人員，張國燾獲救。他對自己獄中招供一事守口如瓶，中國共產黨組織亦未察覺。直至解放後這些當年的審訊檔案落入中國共產黨之手，才使張國燾那五個月鐵窗生涯的真相大白。
張國燾出獄不久，出席中國共產黨“四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工農部主任。
1927年，在中國共產黨“五大”會議上，他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兼組織部長。
1928年6月，他赴莫斯科出席中國共產黨“六大”，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留駐蘇聯。直至1931年1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到上海。
1931年4月，張國燾進入鄂豫皖根據地，擔任鄂豫皖中國共產黨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
1935年6月，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周恩來所率紅軍第一方麵軍與張國燾所率紅軍第四方麵軍會師於四川懋功。毛、周主張北上抗日，張國燾以為“長征是失敗”，主張在川西休戰，因此雙方產生尖銳的分歧。
1935年10月，張國燾自立“中國共產黨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自封為主席，並宣稱：“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引者注：即張聞天）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應免職查辦。”
張國燾南下不得，西進失敗，不得不於1936年10月率部北上，與毛澤東所率中央紅軍主力會合。
1937年3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張國燾的錯誤，通過了《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指出張國燾“犯了許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則的錯誤”。張國燾也寫了《我的錯誤》，表示：
我的錯誤是整個路線的錯誤，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和軍閥主義最壞的表現，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這錯誤路線不僅在各方麵表現它的惡果，使中國革命受到損失，而且造成極大罪惡，客觀上幫助了反革命。[3]
鑒於張國燾承認了錯誤，中國共產黨中央仍任命他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
1938年4月4日，清明節前夕，張國燾去陝西黃陵縣城北橋山，祭掃黃帝陵。那裏是國民黨統治區。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蔣鼎文擔任主祭。祭畢，張國燾一頭鑽進蔣鼎文的轎車，從此一去不複返。
4月17日，張國燾在武漢聲明脫離中國共產黨。
4月1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作出《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
張國燾在脫離中國共產黨之後，在國民黨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主持“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
1948年冬，張國燾帶全家逃往台北。此時的他，已經“貶值”，“軍統”已經冷落了他。
台北無法落腳，他在1949年冬遷往香港。在那裏辦雜誌，維持生計。
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看中了他。因為他是唯一連續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至“六大”的人，他的經曆成為美國教授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史料，於是約他寫回憶錄。
張國燾寫下了百萬言的《我的回憶》。這部回憶錄的收入，使他和妻子楊子烈幾年生活費有了著落。
用光了這筆錢，張國燾的日子越來越拮據。
無奈，1968年，他和楊子烈遷往加拿大多倫多。不久，進入那裏免費的養老院。
1976年，張國燾中風，轉入免費的老人病院。
在包惠僧去世的那一年——1979年12月3日淩晨，他在翻身時，毛毯掉在地上，無力撿起，凍死在病床上，時年八十二歲。 [1]《曆史檔案》，1982年第1期。[2]據《曆史檔案》1981年第2期記《關於張國燾1924年被捕和叛變的記載》，原文為“高靜宇（即高尚德）”。高靖宇即高君宇。高君宇（1896—1925）原名尚德，字錫三，號君宇，又名靜宇，山西省靜樂縣人（今屬婁煩縣），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加、理論家，1920年冬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3]原載《黨的工作》第31期（1937年4月12日）。轉引自於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這位老人中風在床，已是風中殘燭，自知剩下的時光不多。他說：“我像毛澤東一樣，是個總歸要死的人，而死隻不過是個時間問題罷了。”
此人便是張國燾，比毛澤東小四歲。
張國燾晚景淒涼。1968年，他和妻子楊子烈雙雙住進加拿大多倫多養老院，仰仗一點微薄的養老金打發殘年……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二十四歲的北大哲學係學生張國燾非常活躍，當上了大會主席，當上了第一屆組織主任。
會後，張國燾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
1922年7月，在中國共產黨“二大”上，他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兼中央組織部長。
此後，張國燾極其激烈地反對馬林關於國共合作的戰略。在中國共產黨“三大”，雖然他出席了，但是落選了——他被擁護馬林戰略的毛澤東所代替。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兼中央局秘書，旋任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部長。另外，張國燾在黨內組織小集團，也受到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尖銳批評。
他意識到再堅持反對意見，對他沒有什麽好處。於是，他也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1924年1月，在國民黨“一大”上，他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四個月後——5月21日淩晨，正在北京的張國燾，落進了北洋軍閥的京師警察廳手中。據當時的《北洋政府京師警察廳呈報拘捕張國燾文》[1]所載：
“在臘庫十六號杏壇學社內，查獲張國燾同一女子楊子烈奸宿。當場搜出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決議宣言書，並信函多件。”
一個星期後——5月28日，上海《申報》披露了張國燾受到嚴刑拷打的消息：
張等被捕後，即拘於鷂兒胡同偵緝隊中，現據偵緝隊中傳出消息，連日對張等嚴訊，惟並無若何口供。故自前日起，偵緝隊已開始拷訊，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聞在張室中搜出之文件等，偵緝隊認為關係重大者頗多，中且有派人赴俄護照一紙，上有加拉罕簽字（引者注：加拉罕為當時蘇俄駐華全權代表），偵緝隊對此追究頗嚴，謂此護照係俄國何人接洽得來，然關於此層尚無結果也。
經過嚴刑拷打，張國燾招供了。據1924年5月30日《京畿衛戍總司令部谘請轉令嚴拿共產黨李大釗等歸案訊辦文》所載：
案據京師警察廳解送拿獲共產黨人張國燾等一案，業將審訊情形函達在案。茲經派員將張國燾提訊明確，據稱：伊等以私組工黨為名，實行共產主義。陳獨秀為南方首領，有譚銘（平）三（山）等輔助進行；北方則李大釗為首領，伊與張昆弟等輸助進行。北方黨員甚多，大半皆係教員學生之類，一時記憶不清。時常商量黨務，男黨員有黃日葵、範體仁、李駿、高靜宇[2]、劉仁靜、方洪傑等，女黨員有陳佩蘭、繆佩英等。查李大釗充膺北京大學教員，風範所關，宜如何束身自愛，乃竟提倡共產主義，意圖紊亂國憲，殊屬膽玩不法。除張國燾等先行呈明大總統分別依法判決外，其逸犯李大釗等相應谘行貴部查照，轉令嚴速查拿，務獲歸案訊辦，以維治案，而遏亂萌。
由於張國燾供出了李大釗，京師警察廳派出偵緝隊密捕李大釗。李大釗得知風聲，迅即離開北京銅幌胡同寓所，避往河北樂亭老家。當晚，李寓便遭查抄。然後，偵緝隊又追往河北樂亭。中國共產黨中央及時安排李大釗前往蘇俄出席共產國際“五大”，才使他免遭毒手。
不過，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並不知道供出李大釗者是張國燾。除了李大釗之外，京師警察廳根據《張國燾供出在京黨員姓名單》、《張國燾供出各路在黨工人姓名單》，逮捕中同共產黨黨員範體仁等多人。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曹錕政府垮台，中國共產黨組織趁機營救被捕人員，張國燾獲救。他對自己獄中招供一事守口如瓶，中國共產黨組織亦未察覺。直至解放後這些當年的審訊檔案落入中國共產黨之手，才使張國燾那五個月鐵窗生涯的真相大白。
張國燾出獄不久，出席中國共產黨“四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工農部主任。
1927年，在中國共產黨“五大”會議上，他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兼組織部長。
1928年6月，他赴莫斯科出席中國共產黨“六大”，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留駐蘇聯。直至1931年1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到上海。
1931年4月，張國燾進入鄂豫皖根據地，擔任鄂豫皖中國共產黨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
1935年6月，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周恩來所率紅軍第一方麵軍與張國燾所率紅軍第四方麵軍會師於四川懋功。毛、周主張北上抗日，張國燾以為“長征是失敗”，主張在川西休戰，因此雙方產生尖銳的分歧。
1935年10月，張國燾自立“中國共產黨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自封為主席，並宣稱：“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引者注：即張聞天）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應免職查辦。”
張國燾南下不得，西進失敗，不得不於1936年10月率部北上，與毛澤東所率中央紅軍主力會合。
1937年3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張國燾的錯誤，通過了《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指出張國燾“犯了許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則的錯誤”。張國燾也寫了《我的錯誤》，表示：
我的錯誤是整個路線的錯誤，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和軍閥主義最壞的表現，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這錯誤路線不僅在各方麵表現它的惡果，使中國革命受到損失，而且造成極大罪惡，客觀上幫助了反革命。[3]
鑒於張國燾承認了錯誤，中國共產黨中央仍任命他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
1938年4月4日，清明節前夕，張國燾去陝西黃陵縣城北橋山，祭掃黃帝陵。那裏是國民黨統治區。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蔣鼎文擔任主祭。祭畢，張國燾一頭鑽進蔣鼎文的轎車，從此一去不複返。
4月17日，張國燾在武漢聲明脫離中國共產黨。
4月1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作出《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
張國燾在脫離中國共產黨之後，在國民黨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主持“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
1948年冬，張國燾帶全家逃往台北。此時的他，已經“貶值”，“軍統”已經冷落了他。
台北無法落腳，他在1949年冬遷往香港。在那裏辦雜誌，維持生計。
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看中了他。因為他是唯一連續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至“六大”的人，他的經曆成為美國教授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史料，於是約他寫回憶錄。
張國燾寫下了百萬言的《我的回憶》。這部回憶錄的收入，使他和妻子楊子烈幾年生活費有了著落。
用光了這筆錢，張國燾的日子越來越拮據。
無奈，1968年，他和楊子烈遷往加拿大多倫多。不久，進入那裏免費的養老院。
1976年，張國燾中風，轉入免費的老人病院。
在包惠僧去世的那一年——1979年12月3日淩晨，他在翻身時，毛毯掉在地上，無力撿起，凍死在病床上，時年八十二歲。 [1]《曆史檔案》，1982年第1期。[2]據《曆史檔案》1981年第2期記《關於張國燾1924年被捕和叛變的記載》，原文為“高靜宇（即高尚德）”。高靖宇即高君宇。高君宇（1896—1925）原名尚德，字錫三，號君宇，又名靜宇，山西省靜樂縣人（今屬婁煩縣），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加、理論家，1920年冬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3]原載《黨的工作》第31期（1937年4月12日）。轉引自於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