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分別確立了蔣介石、毛澤東為領袖
紅色三步曲3：毛澤東與蔣介石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就在蔣汪對抗、寧粵衝突之際，1931年9月18日晚10時，沈陽北大營響起了炒豆般的槍聲。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下令發動突然襲擊，炮轟沈陽城。蔣介石命令張學良的東北軍：“遇有日軍尋釁，務須慎重避免衝突”、“絕對不準抵抗”。
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導致一百三十萬平方公裏、三千萬人民的東三省，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裏，落入日軍之手！
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激起全國上下的憤慨之情。汪精衛借此機會，猛烈抨擊蔣介石，堅持要蔣介石下野。
國民黨的四分五裂，此時達到了高潮：
國民黨的“一全”大會，在孫中山主持下召開；
國民黨的“二全”大會，在汪精衛主持下召開；
國民黨的“三全”大會，在蔣介石主持下召開；
眼下，竟然有三個“四全”大會，分別在南京、廣州和上海舉行！
在南京，蔣介石主持了“四全”大會；
在廣州，孫科主持了“四全”大會——理應由汪精衛、胡漢民主持，會議開了一半，胡漢民回粵主持；
在上海，汪精衛主持召開了一個“四全”大會。
國民黨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
日軍侵略，民怨沸騰，而國民黨的“三巨頭”又如此分庭抗禮！無可奈何，蔣介石不得不於1931年12月15日發表《蔣主席辭職電》，宣布下野——這是蔣介石平生第二回下野！
口中嘟囔著“娘希匹”，蔣介石回奉化溪口老家去了。
總算蔣、汪、胡三派合一，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於1931年12月下旬在南京召開。蔣介石“下野”於奉化，汪精衛稱病在上海，胡漢民也說自己“血壓高”，留在廣州。“三巨頭”都沒有在四屆一中全會上露麵，會議由於右任主持。會議作出了折中的方案，即由蔣、汪、胡三人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常委，輪流擔任主席；此外，改組國民政府，推舉空頭元老林森為主席，由孫科任行政院長。
沒有“三巨頭”出席的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畢竟缺乏權威性。
就在四屆一中全會結束半個多月，一場重要的幕後交易在杭州進行：已經“下野”的蔣介石，從老家奉化來到杭州，住人澄廬。他寫了一封密信，托陳銘樞、顧孟餘赴滬，麵交汪精衛。一直“稱病”的汪精衛見信，立即精神抖擻，百病皆無，趕往杭州。於足，這兩個多年來互為政敵的巨頭，在澄廬通宵密談，“相見甚歡”。這次密談，變“蔣汪對抗”為“蔣汪聯盟”。
消息不脛而走，胡漢民氣歪了鼻子——因為汪、胡有密約在先，兩人聯合反蔣，誰也不與蔣單獨密談。如今，汪背棄了胡，胡也就決心獨力與蔣、汪對抗。
蔣汪攜手，返回南京。1932年1月28日，汪精衛接替孫科，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主持政府工作；3月6日，蔣介石複出，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掌握軍權。從此，人們對蔣介石改稱“蔣委員長”。
由此，形成了維持多年的“蔣汪體製”，形成了“汪主政、蔣主軍、蔣汪聯合主黨”的格局。胡漢民則在兩廣主持國民黨西南執行部，跟蔣汪保持半獨立的狀態，但畢竟在中央失去了地盤。在蔣、汪之間，蔣掌兵權，實力勝於汪……
在中共黨內，鬥爭也頗激烈：
連任五屆總書記的陳獨秀，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於1927年7月12日下台；
取而代之的瞿秋白，又閃犯了“左”傾盲動錯誤而下台；
接替瞿秋白的李立三，犯了“左”傾冒險錯誤而遭批判；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他的得意門生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領導權，又開始實行“左”傾機會主義……
這一右三“左”，折騰著中共走馬燈似的改換領袖，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到博古……
1933年2月28日，蔣介石發表了《告共黨書》，以譏誚的口吻，論及了中共的黨內鬥爭：
中國自有共產黨以來，沒有一時一刻不在錯誤路線當中。
十五年、十六年（引者注：此處指民國紀元，亦即1926、1927年。下同，不另注）有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十六年、十七年又有瞿秋白盲動主義的錯誤；十八年六次大會（引者注：指中共“六大”）又發生了農民問題及職工運動的錯誤；至於所謂立三路線的破產，鄧中夏退卻路線的荒謬，都是你們自己所宣告的。以此推論，你們便再若幹年，也無非是一個錯誤的環境，這種鐵的事實是在雄辯著共產主義不能施行於中國，即共產黨不能存在於中國。
無論你是什麽策略，什麽路線，左的，右的，折中的，總之是此路不通，遲早要壽終正寢……
蔣介石說這番話時，中共確實正處於領袖危機之中——由於中共那時沒有一個能夠穩穩地掌舵的領袖，使中共連連失誤。
然而，在蔣介石說那番話的一年多之後——1935年1月，中共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脫穎而出，成為中共舵手。
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即洛甫）成為中共中央總負責，而毛澤東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軍權，成為中共實際上的領袖。
毛澤東也走過了曲折的時浮時沉的政治道路：
他上了井岡山之後，與朱德會師，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為軍長，他為黨代表。這樣，他的最初的稱呼曰“毛黨代表”。
1930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成立，朱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治委員。這樣，人稱“毛委員”。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出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從此，對毛澤東的習慣稱呼便叫“毛主席”。
不過，在中共黨內，毛澤東曆受打擊，時而被“開除出政治局”，時而被撤銷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黨代表、前委書記職務。他又幾番病重，以致一度誤傳他病死，共產國際還為他發了訃告！
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遭到批判，被戴上“三頂帽子”：一曰“槍杆子主義”，二曰“一貫機會主義”，三曰“狹隘經驗論”。
那時，中共受共產國際領導，毛澤東未曾在蘇聯受訓，得不到共產國際信任，遭到以王明、博古為首的從蘇聯歸來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排斥。然而，毛澤東畢竟在錯綜複雜的黨內鬥爭中，顯示了他的睿智和才華。特別是處在當時殘酷的戰爭環境中，誰能領導部隊打勝仗，誰就會在黨內、軍隊中享有威信。
如果說蔣介石還算在日本振武學校念過一點軍事的話，毛澤東則連這麽點“資本”都沒有。詩人氣質的他，原本書生一個，寫文章是他的看家本事，打仗則純屬外行。奇怪的是，此人“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居然從中諳熟韜略。雖說也曾打過幾回敗仗，但他十有七八能克敵製勝。就連蔣介石坐鎮指揮，也多次敗在這位“筆杆子”手下……如此這般，當中共中央總負責博古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連連指揮失誤，幾乎斷送了紅軍之際，毛澤東在黨內、軍內呼聲甚高，也就順理成章地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
從此，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與以蔣介石為領袖的中國國民黨相對抗；實際上，也就開始了以毛澤東和蔣介石為棋手（亦即“旗手”）的兩黨對抗的棋賽……
雖說在此之前，蔣介石跟毛澤東有過幾番較量。那時，蔣介石似乎對井岡山上的朱毛紅軍不屑一顧，稱之“朱毛股匪”，先是幾番“會剿”，接著又幾次“圍剿”——不過，那隻是大搏鬥之前的“熱身賽”。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紅軍終於從覆滅的邊緣得以挽回，沒有成為“石達開第二”而葬身大渡河畔。紅軍挺進陝北，在保安站穩了腳跟，再不是“朱毛股匪”。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之後的紅軍，在陝北迅速擴大，已成為一支不可小覷的軍事力量。
於是，在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開始了第一次真正的較量……
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導致一百三十萬平方公裏、三千萬人民的東三省，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裏，落入日軍之手！
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激起全國上下的憤慨之情。汪精衛借此機會，猛烈抨擊蔣介石，堅持要蔣介石下野。
國民黨的四分五裂，此時達到了高潮：
國民黨的“一全”大會，在孫中山主持下召開；
國民黨的“二全”大會，在汪精衛主持下召開；
國民黨的“三全”大會，在蔣介石主持下召開；
眼下，竟然有三個“四全”大會，分別在南京、廣州和上海舉行！
在南京，蔣介石主持了“四全”大會；
在廣州，孫科主持了“四全”大會——理應由汪精衛、胡漢民主持，會議開了一半，胡漢民回粵主持；
在上海，汪精衛主持召開了一個“四全”大會。
國民黨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
日軍侵略，民怨沸騰，而國民黨的“三巨頭”又如此分庭抗禮！無可奈何，蔣介石不得不於1931年12月15日發表《蔣主席辭職電》，宣布下野——這是蔣介石平生第二回下野！
口中嘟囔著“娘希匹”，蔣介石回奉化溪口老家去了。
總算蔣、汪、胡三派合一，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於1931年12月下旬在南京召開。蔣介石“下野”於奉化，汪精衛稱病在上海，胡漢民也說自己“血壓高”，留在廣州。“三巨頭”都沒有在四屆一中全會上露麵，會議由於右任主持。會議作出了折中的方案，即由蔣、汪、胡三人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常委，輪流擔任主席；此外，改組國民政府，推舉空頭元老林森為主席，由孫科任行政院長。
沒有“三巨頭”出席的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畢竟缺乏權威性。
就在四屆一中全會結束半個多月，一場重要的幕後交易在杭州進行：已經“下野”的蔣介石，從老家奉化來到杭州，住人澄廬。他寫了一封密信，托陳銘樞、顧孟餘赴滬，麵交汪精衛。一直“稱病”的汪精衛見信，立即精神抖擻，百病皆無，趕往杭州。於足，這兩個多年來互為政敵的巨頭，在澄廬通宵密談，“相見甚歡”。這次密談，變“蔣汪對抗”為“蔣汪聯盟”。
消息不脛而走，胡漢民氣歪了鼻子——因為汪、胡有密約在先，兩人聯合反蔣，誰也不與蔣單獨密談。如今，汪背棄了胡，胡也就決心獨力與蔣、汪對抗。
蔣汪攜手，返回南京。1932年1月28日，汪精衛接替孫科，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主持政府工作；3月6日，蔣介石複出，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掌握軍權。從此，人們對蔣介石改稱“蔣委員長”。
由此，形成了維持多年的“蔣汪體製”，形成了“汪主政、蔣主軍、蔣汪聯合主黨”的格局。胡漢民則在兩廣主持國民黨西南執行部，跟蔣汪保持半獨立的狀態，但畢竟在中央失去了地盤。在蔣、汪之間，蔣掌兵權，實力勝於汪……
在中共黨內，鬥爭也頗激烈：
連任五屆總書記的陳獨秀，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於1927年7月12日下台；
取而代之的瞿秋白，又閃犯了“左”傾盲動錯誤而下台；
接替瞿秋白的李立三，犯了“左”傾冒險錯誤而遭批判；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他的得意門生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領導權，又開始實行“左”傾機會主義……
這一右三“左”，折騰著中共走馬燈似的改換領袖，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到博古……
1933年2月28日，蔣介石發表了《告共黨書》，以譏誚的口吻，論及了中共的黨內鬥爭：
中國自有共產黨以來，沒有一時一刻不在錯誤路線當中。
十五年、十六年（引者注：此處指民國紀元，亦即1926、1927年。下同，不另注）有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十六年、十七年又有瞿秋白盲動主義的錯誤；十八年六次大會（引者注：指中共“六大”）又發生了農民問題及職工運動的錯誤；至於所謂立三路線的破產，鄧中夏退卻路線的荒謬，都是你們自己所宣告的。以此推論，你們便再若幹年，也無非是一個錯誤的環境，這種鐵的事實是在雄辯著共產主義不能施行於中國，即共產黨不能存在於中國。
無論你是什麽策略，什麽路線，左的，右的，折中的，總之是此路不通，遲早要壽終正寢……
蔣介石說這番話時，中共確實正處於領袖危機之中——由於中共那時沒有一個能夠穩穩地掌舵的領袖，使中共連連失誤。
然而，在蔣介石說那番話的一年多之後——1935年1月，中共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脫穎而出，成為中共舵手。
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即洛甫）成為中共中央總負責，而毛澤東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軍權，成為中共實際上的領袖。
毛澤東也走過了曲折的時浮時沉的政治道路：
他上了井岡山之後，與朱德會師，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為軍長，他為黨代表。這樣，他的最初的稱呼曰“毛黨代表”。
1930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成立，朱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治委員。這樣，人稱“毛委員”。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出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從此，對毛澤東的習慣稱呼便叫“毛主席”。
不過，在中共黨內，毛澤東曆受打擊，時而被“開除出政治局”，時而被撤銷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黨代表、前委書記職務。他又幾番病重，以致一度誤傳他病死，共產國際還為他發了訃告！
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遭到批判，被戴上“三頂帽子”：一曰“槍杆子主義”，二曰“一貫機會主義”，三曰“狹隘經驗論”。
那時，中共受共產國際領導，毛澤東未曾在蘇聯受訓，得不到共產國際信任，遭到以王明、博古為首的從蘇聯歸來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排斥。然而，毛澤東畢竟在錯綜複雜的黨內鬥爭中，顯示了他的睿智和才華。特別是處在當時殘酷的戰爭環境中，誰能領導部隊打勝仗，誰就會在黨內、軍隊中享有威信。
如果說蔣介石還算在日本振武學校念過一點軍事的話，毛澤東則連這麽點“資本”都沒有。詩人氣質的他，原本書生一個，寫文章是他的看家本事，打仗則純屬外行。奇怪的是，此人“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居然從中諳熟韜略。雖說也曾打過幾回敗仗，但他十有七八能克敵製勝。就連蔣介石坐鎮指揮，也多次敗在這位“筆杆子”手下……如此這般，當中共中央總負責博古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連連指揮失誤，幾乎斷送了紅軍之際，毛澤東在黨內、軍內呼聲甚高，也就順理成章地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
從此，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與以蔣介石為領袖的中國國民黨相對抗；實際上，也就開始了以毛澤東和蔣介石為棋手（亦即“旗手”）的兩黨對抗的棋賽……
雖說在此之前，蔣介石跟毛澤東有過幾番較量。那時，蔣介石似乎對井岡山上的朱毛紅軍不屑一顧，稱之“朱毛股匪”，先是幾番“會剿”，接著又幾次“圍剿”——不過，那隻是大搏鬥之前的“熱身賽”。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紅軍終於從覆滅的邊緣得以挽回，沒有成為“石達開第二”而葬身大渡河畔。紅軍挺進陝北，在保安站穩了腳跟，再不是“朱毛股匪”。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之後的紅軍，在陝北迅速擴大，已成為一支不可小覷的軍事力量。
於是，在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開始了第一次真正的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