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間,張學良也成了“橋梁”。他在與南京聯絡之後,又與陝北瓦窯堡聯絡。來自中共中央的複電表明,同意接待“紅色牧師”及其“隨員”。


    1936年2月19日,一架“波鷹”飛機冒著風雪從西安起飛,載著那兩名神秘的乘客,朝北前進。


    漫山遍野,白雪皚皚。螺旋槳攪動著寒風,飛機在雲層中穿行,終於平安降落在膚施城延河邊上。


    駐守膚施的東北軍接到張學良的命令,派出一個騎兵連,護送兩位密使前往瓦窯堡。


    2月27日,董健吾和張子華千裏迢迢,終於到達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紅軍邊防司令李景林,親自在“邊境”迎接他們。


    當天,林伯渠、吳亮平、李維漢、袁國平在窯洞裏設宴,為兩位密使洗塵。


    兩位密使急於要見毛澤東。不巧,毛澤東正和張聞天、彭德懷在山西石樓前線。周恩來呢?他也不在瓦窯堡,他和劉誌丹正在瓦窯堡東麵的折家坪,隻有博古在瓦窯堡。


    當晚,兩位遠客由林伯渠陪同,前往博古那裏。博古仔細聽取了董健吾的報告,而張子華作為“隨員”並未多言。


    然而,在與“紅色牧師”談話結束之後,博古卻又單獨會晤了張子華,聽取了匯報——如前文所述,董健吾並不知道張子華也是中共特科成員。


    在聽完兩位密使的報告後,博古馬上向山西石樓發出“關於南京來人談話結果”的密電,報告毛澤東、張聞天。如前文所引,在電報中,博古說明了董健吾的身份是上海特科人員,“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約十餘人”。


    也正巧,就在毛澤東接到電報時,那位中共北京局情報部長王世英正在毛澤東那裏,匯報關於和楊虎城密談的情況。


    3月2日,毛澤東致電博古及周恩來,要求他們和董健吾等一起趕往山西石樓,與他見麵。


    董健吾因急於要回南京複命,未能去石樓。張子華表示,他可以留下來,去見毛澤東。


    這樣,毛澤東於3月4日,與張聞天、彭德懷聯名給周繼吾(即董健吾)發來一份電報:


    博古同誌轉周健吾兄:


    (甲)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


    (乙)我兄複命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見:(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


    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


    張、毛、彭


    4號12時


    這是毛澤東對蔣介石托董健吾轉告的四項條件的答複。


    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終於開始對話——雖說是通過“橋梁”對話的。


    知道毛澤東“同意我兄即返南京”,“紅色牧師”於3月5日便離開了瓦窯堡。


    臨走時,博古和林伯渠托他帶了別致的禮品贈給宋慶齡:三枚刻著鐮刀斧頭圖案的銀幣,那是當年江西蘇區鑄造的;另外,還有一套紅區的紙幣。中共用這樣特殊的方式,向宋慶齡表示敬意。對於中共來說,宋慶齡是在國民黨高層中真誠地表示支持的重要人物。那些日子,一個秘密電台便設在宋慶齡的友人路易·艾黎家中,使中共上海地下組織與陝北中共中央保持著聯係,“紅色牧師”一路奔忙,風風火火趕回南京,向蔣介石通報了毛澤東的意見。


    當“紅色牧師”欲再從南京前往陝北之際,風聲走漏,“山西王”閻錫山不知從什麽途徑獲知蔣介石派人去瓦窯堡,當即致電南京責問:為什麽聯合紅軍打晉軍?


    蔣介石知道此事聲張出去,大為不妙,從此不敢再啟用“紅色牧師”這一“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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