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紅都”保安中共中央相比,南京的國民黨中央獲知西安事變消息,要晚得多。


    據當時在南京的陳布雷12月12日日記所載:“是日下午1時餘方在寓,忽接果夫電話,詢餘有無西安之消息,餘怪而問之,則謂西安至南京電報已不通矣。”


    這表明,南京方麵,直至12日下午1時,尚不知西安風雲突變。陳果夫隻因西安至南京電報不通,感到詫異。


    下午3時50分,南京方麵這才收到國民黨駐潼關部隊的將領樊鬆甫發來的電報,告知蔣委員長“失蹤”。這下子,南京方麵才知西安動向異常。


    直至下午5時20分,南京方麵收到張、楊通電,大吃一驚,這才知道“介公”被扣,比起中共來,差不多晚了整整十二個小時!


    像炸開了鍋似的,蔣介石被扣的消息,使南京政府袞袞諸公,先是不知所措,緊接著則意見紛爭。


    就在保安毛澤東窯洞徹夜通明之時,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常委們也於12日夜11時聚集在一起,召開緊急會議,商議對策。會議開至13日淩晨3時結束。接著,又召開中央政治會議,加以討論。


    兩個會議作出四項決定:


    一、孔祥熙以副院長代理蔣介石之行政院長職;


    二、軍事委員會執委增至七人,包括何應欽、陳誠、李烈鈞、朱培德、唐生智、陳紹寬;


    三、軍委會工作由副委員長馮玉祥及執委負責;


    四、陸軍部長何應欽及軍委會成員負責指揮部隊。


    會議還決定,褫奪張學良一切官職並緝拿嚴辦,同時決定由何應欽指揮部隊討伐叛亂。


    會上,以何應欽為首的主戰派占了上風。


    陳立夫則另有妙計,他以為妥善解決西安事變,可另辟蹊徑:通過潘漢年與中共緊急聯絡。


    於是,他急急忙忙去找張衝的助手杜桐蓀,命他火速趕往上海尋找潘漢年。


    國民黨和中共在幕後建立的秘密聯係,在這關鍵的時刻,發揮了作用。


    當杜桐蓀好不容易在上海“潘記裁縫店”裏找到潘漢年,已是13日深夜。


    潘漢年隨杜桐蓀趕往南京,與陳立夫見麵,則已是14日上午了。


    暫且按下潘、陳會談不表,該敘一敘正在上海的宋美齡。


    1936年10月22日中午12時,當蔣介石的專機飛往西安時,宋美齡和他同行,同住華清池行轅。此後,當蔣介石在洛陽“避壽”,宋美齡也同往。


    五十誕辰那天,蔣介石吹熄蛋糕上五十支蠟燭時,宋美齡也在一側幫助丈夫吹。


    12月4日,當蔣介石在張學良陪同下,由洛陽飛往西安時,宋美齡因病去上海治療。這樣,當華清池彈雨紛飛之際,宋美齡不在場。


    宋美齡發表過《西安事變回憶錄》,其中寫及“初聞”蔣介石被扣的情形:


    餘初闡餘夫蔣委員長為西安叛兵劫持之訊,不啻晴天霹靂,震駭莫名。時適在滬離開會,討論改組“全國航空建設會”事,財政部長孔祥熙得息,攜此噩耗來餘寓,謂“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餘雖飽經憂患,聞孔氏言亦感惶急,時西安有線無線電報交通皆已斷絕,越數小時仍不能得正確消息,然讕語浮言,已傳播全球。駭人者有之,不明者有之;群眾承知之心切,頗有信以為真者,世界報紙竟據之而作大字之標題矣。


    當宋美齡從上海趕到南京,已是13日早晨。這時,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及中央政治會議已經結束,那四項決定已經作出。


    然而,宋美齡見了那四項決定,大為不滿。她這樣憶及:


    中央諸要人於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於數小時內決定張學良之處罰,餘殊覺其措置太驟,而軍事方麵,複於此時以立即動員軍隊討伐西安,毫無考量餘地……然餘個人實未敢苟同,因此立下決心願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與迅速之解決。


    這樣,南京又出現了以宋美齡為首的主張“不流血的和平”的主和派。主和派包括孔祥熙、宋子文、孫科、王寵惠等。


    13日午後,一架由宋美齡所派的專機,從南京機場起飛,朝西北飛去。機上坐著宋美齡指派的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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