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蔣介石眼中的葉挺
紅色三步曲3：毛澤東與蔣介石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走筆至此，該敘一敘新四軍及正、副軍長葉挺、項英其人了。
葉挺雖為新四軍一軍之長，但真正的實權操在項英手中。“朱、彭、葉、項”齊名，為中共的兩支軍隊的四位首長，但四人之中，唯葉挺非中共黨員！項英對外的公開身份為副軍長，而實際上他又兼新四軍政治委員……
新四軍的前身，原是分散於中國南方的紅軍遊擊隊。1937年10月30日，署名“洛、毛”的電報，致博古、葉劍英，對紅軍南方遊擊隊的整編作了指示：“集中五分之三為一軍，以葉挺為軍長（待考慮），項英為副軍長，陳毅或劉英為參謀長，反對國民黨插入任何人。”
“洛、毛”即張聞天、毛澤東。
電報中，又一次提及關於軍長的人選：“葉挺是否能為軍長，待你們提出保證之後，再行決定。並告周、朱、彭、任。”“周、朱、彭、任”，即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
電報表明，毛澤東對葉挺的任命，是有保留的。
然而，在此之前，蔣介石已經委任葉挺為新四軍軍長。這可以從二十五天前——10月5日潘漢年致毛澤東的電報中看出：“南京軍委已委葉挺為新四軍軍長，任務為改編與指揮閩贛邊遊擊隊。但葉在南京與劍英及博古同誌接洽，尚未得最後結論，亟待我方答複我們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請示。”
緊接著，10月8日，博古、葉劍英、董必武又致電毛澤東：“葉挺事，據他說，恩來第一次在滬曾和他提過這個辦法，故他才敢活動。現已委任為新編第四軍軍長，撥發了五萬元活動費。他表示，如我們不讚成，他仍可辭職。”
這表明，最初建議葉挺籌建新四軍的是周恩來，首先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的是蔣介石，但此時葉挺尚未得到毛澤東的任命——中共的部隊首長，必須由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軍委任命才有效。正因為這樣，葉挺表示“如我們不讚成，他仍可辭職”。這“我們”，顯然指中共，指毛澤東。
11月3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詢問：“據雲，在滬你曾要他編遊擊隊，他才敢對國民黨說。因為蔣委他為新四軍軍長，究竟你對他說過些什麽？”
蔣介石搶先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當然是因為他知道葉挺非中共黨員。
葉挺，是一個奇特的人物。他原來是中共黨員，後來也是中共黨員，而那一段時間裏他卻不是中共黨員！
葉挺，早在1919年便加入了中國國民黨。1922年，陳炯明叛變時，葉挺率部保護孫中山、宋慶齡脫險。此後，他赴蘇聯紅軍學校學習。1924年10月他在蘇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5年9月他回國。北伐時，葉挺擔任獨立團團長，屢建奇功，成為北伐名將。
然而，葉挺在中共黨內卻兩次受到了處分，最後導致了他脫離中共。最初，1946年3月15日《新華日報》所載《葉挺同誌說明入黨誌願》中，對此有所披露，但直到近年來才漸漸弄清內情。
頭一回葉挺受黨內處分是在1926年9月5日北伐軍總攻武昌。葉挺的獨立團率先攻城，損失慘重，而劉峙部隊按兵不動，後來在獨立團攻入城內時去搶頭功。劉峙被蔣介石任命為武漢衛戍司令。葉挺在一氣之下，離開部隊，到上海接家屬去了。為此，葉挺受到留黨察看半年的處分。
第二回則是在1927年12月，中共在南昌起義失敗後又在廣州發動起義。葉挺在南昌起義時任前敵總指揮，而在廣州起義時任工農紅軍總司令。廣州起義的失敗，葉挺受到李立三的責難，說他指揮“消極”，再度受到留黨察看半年的處分。
葉挺又在一氣之下，去了莫斯科。
誠如周恩來後來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中所寫：
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到了莫斯科，共產國代代表還說他政治動搖，共產國際沒有人理他，東方大學請他作報告，共產國際也不允許他去。這樣，他就離開黨跑到德國去了。這件事我們應該給葉挺申冤。
就這樣，葉挺脫離中共，流亡歐洲。直至1935年秋，葉挺在澳門才與中共中央代表張雲逸取得了聯係。
蔣介石看重葉挺的才幹和聲望，曾希望葉挺在國民黨部隊任高官。這當然被葉挺所謝絕。
這一回，既然葉挺主動表示願意出任新四軍軍長，蔣介石求之不得，當然馬上宣布了委任命令。
然而，毛澤東卻對葉挺脫黨後的情況所知不詳。這樣，毛澤東不敢貿然把新四軍的指揮權交給葉挺。毛澤東要博古、葉劍英“提出保證”之後，這才決定“葉挺是否能為軍長”。
為了了解葉挺，毛澤東邀葉挺前往延安。1937年11月初，葉挺到達延安。經過長談，毛澤東知道了葉挺兩次黨內處分的經過，知道了葉挺脫黨的經過。毛澤東的疑慮消失了。中共中央黨校為他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高懸起“熱烈歡迎葉挺軍長”的大標語。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我們今天為什麽歡迎葉挺軍長呢？因為他是大革命時期的北伐名將，因為他願擔任我們的新四軍軍長，因為他讚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
葉挺致答詞。他說了這麽一段自疚又自奮的話：“同誌們歡迎我，實在不敢當。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誌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又跟上來。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堅持抗戰到底！”
疑惑冰釋，從此毛澤東對葉挺投了信任票，再也無須博古、葉劍英“保證”了！
就這樣，葉挺走馬上任，成為毛澤東和蔣介石雙重任命的新四軍軍長。
葉挺、項英先後摜紗帽
至於項英，與蔣介石沒有什麽瓜葛，倒是跟毛澤東有極深的淵源……
項英原來是武昌的織布工人，從事工人運動，1922年便加入中共，翌年成為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的領袖之一。此後，由於北伐軍打下武漢，武漢成為革命中心，加上共產國際強調提拔工人出身的中共黨員，項英在中共的地位急速上升，從中央委員而政治局委員，進而政治局常委，地位一度高於毛澤東。
1930年底，項英進入江西紅區。他一度支持過毛澤東，又一度狠狠整過毛澤東，其中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不過，有一點他是很不錯的，那便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之際，要他奉命留下打遊擊時，他堅決服從。這真可謂“受命於危難之際”，留下來很可能如同被置之死地。他居然在蔣介石重兵“圍剿”之中，求得生存，在中國南方孤立無援之境遊擊多年。他手下的遊擊隊，也就成了後來新四軍的骨幹。
不言而喻，在新四軍成立之後，葉挺雖為軍長，但不能不處處聽命於項英。因此既非中共黨員而又在新四軍中毫無根基的葉挺，也就受到了項英的排擠。葉挺曾自雲，是“夾在車輪子中間的一粒沙子，兩麵受擠”。這兩麵受擠，一麵是蔣介石從上往下壓，一麵是項英從下往上頂。
當然，還不僅是葉、項關係緊張而使葉挺不快。當時，曾受命於延安而充當“葉挺和項英之間的緩衝人”的李一氓如此回憶道：
葉挺親筆寫給我一封信，表示他有很多苦惱，看來這種苦惱也不完全是和項英的個人關係。他說，居士不適於當一個大廟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個非黨員不適於當新四軍軍長。這封信我給項英看過，項英沒有太大的反應。
“居士不適於當一個大廟子的方丈”，這句話極為生動、形象地表達了葉挺的心態。所謂居士，即居家修行的佛教徒，乃“廟外人士”。居士去當方丈，本已不合適，何況管的還是一個大廟子！
1938年10月21日，兩麵受擠的葉挺在百般無奈之中，借口送李夫人回澳門，離軍出走，向蔣介石辭職。蔣介石呢？正覺得葉挺上任之後不聽他的話，如今葉挺要辭職求之不得。
蔣介石問葉挺：“誰繼任？”
葉挺答日：“葉劍英。”
蔣介石搖頭。他要委派國民黨將領出任新四軍軍長。
毛澤東聞訊，焦急萬分，馬上發電報給正在重慶的周恩來。周恩來一麵向蔣介石表示，中共堅決反對另任新四軍軍長，一麵緊急約見葉挺。
周恩來與葉挺在北伐時有著深誼，在發動南昌起義時並肩戰鬥過，何況最初又是周恩來建議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解鈴還需係鈴人”，周恩來的一席話，自然使葉挺釋服，回心轉意。葉挺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雙方都認可的新四軍軍長。既然葉挺願重返原職，一場風波也就告罷。
1939年2月，周恩來在重慶放出“空氣”，說是要乘春節回老家浙江紹興省親。
其實，他是受毛澤東委托，陪著葉挺回“老家”——新四軍。2月23日，周恩來和葉挺一起來到了安徽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所在地……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
國共摩擦日深，新四軍成了國共矛盾的焦點。就在這時，項英因受到中共中央及總政治部的批評，極為不滿。在1940年5月，項英三次電告延安，請求撤職……他也要摜紗帽了！
項英犯了什麽錯誤呢？
這在中共中央1941年1月所作出的《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中，寫得明明白白。袁，即袁國平，新四軍政治部主任。《決定》指出：
還在抗戰開始，項英同誌即與中央存在著關於政治原則與軍事方針的分歧……
三年以來，項英、袁國平對於中央的指示，一貫地陽奉陰違，一切遷就國民黨，反對向北發展與向敵後發展，反對擴大新四軍，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堅持其自己的機會主義路線，其所領導的黨政軍內部情況，很少向中央作報告，完全自成風氣。對於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發展至極不正常的程度。關於項、袁所犯各項原則錯誤，經中央從去年夏季起曆次嚴厲批評之後，項、袁表麵上表示服從，中央方以為他們有了轉變，今始證明依然未改。
這份中共中央《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是在皖南事變剮剛結束、對於史實尚未完全弄清時作出的，今天看來有偏頗之處。
項英在1940年5月9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寫道：“為了保證中央方針與黨及革命的利益，我鄭重請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員到四軍及東南局負領導之責。目前鬥爭局勢正是緊張複雜，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1927年之錯誤，而影響黨與革命之發展和勝利，應公開宣布撤我之職，是屬必要。”
項英在同月12日致中共中央電報中又聲言：“我有不同的意見，在今天鬥爭環境下，為黨的利益，不必申辯和爭執，隻有改換領導為有利。”
項英在同月29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那話中透著一股怨氣、傲氣：“我認為對一個較負責同誌（就是一個老黨員罷），有錯誤應公開批評和指斥，不要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轉……”
項英的眼中沒有葉挺，乃在所料之中。然而，項英眼中也沒有毛澤東！這，當然跟他在江西紅區時和毛澤東那一段恩恩怨怨有關，也和他的自高自大分不開。據雲，項英在赴延安出席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歸來，曾對二支隊政委洪雪村說過這樣的話：出席會議的十二個政治局委員中，十一個在江北，就我一個在江南。他們十一個才管江北那麽一點點，我一個人管江南一大片！
項與葉不和，項跟毛對抗，使新四軍失去了堅強的核心。蔣介石卻恰恰把攻擊的目標指向了這支核心渙散的中共部隊……
葉挺雖為新四軍一軍之長，但真正的實權操在項英手中。“朱、彭、葉、項”齊名，為中共的兩支軍隊的四位首長，但四人之中，唯葉挺非中共黨員！項英對外的公開身份為副軍長，而實際上他又兼新四軍政治委員……
新四軍的前身，原是分散於中國南方的紅軍遊擊隊。1937年10月30日，署名“洛、毛”的電報，致博古、葉劍英，對紅軍南方遊擊隊的整編作了指示：“集中五分之三為一軍，以葉挺為軍長（待考慮），項英為副軍長，陳毅或劉英為參謀長，反對國民黨插入任何人。”
“洛、毛”即張聞天、毛澤東。
電報中，又一次提及關於軍長的人選：“葉挺是否能為軍長，待你們提出保證之後，再行決定。並告周、朱、彭、任。”“周、朱、彭、任”，即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
電報表明，毛澤東對葉挺的任命，是有保留的。
然而，在此之前，蔣介石已經委任葉挺為新四軍軍長。這可以從二十五天前——10月5日潘漢年致毛澤東的電報中看出：“南京軍委已委葉挺為新四軍軍長，任務為改編與指揮閩贛邊遊擊隊。但葉在南京與劍英及博古同誌接洽，尚未得最後結論，亟待我方答複我們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請示。”
緊接著，10月8日，博古、葉劍英、董必武又致電毛澤東：“葉挺事，據他說，恩來第一次在滬曾和他提過這個辦法，故他才敢活動。現已委任為新編第四軍軍長，撥發了五萬元活動費。他表示，如我們不讚成，他仍可辭職。”
這表明，最初建議葉挺籌建新四軍的是周恩來，首先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的是蔣介石，但此時葉挺尚未得到毛澤東的任命——中共的部隊首長，必須由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軍委任命才有效。正因為這樣，葉挺表示“如我們不讚成，他仍可辭職”。這“我們”，顯然指中共，指毛澤東。
11月3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詢問：“據雲，在滬你曾要他編遊擊隊，他才敢對國民黨說。因為蔣委他為新四軍軍長，究竟你對他說過些什麽？”
蔣介石搶先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當然是因為他知道葉挺非中共黨員。
葉挺，是一個奇特的人物。他原來是中共黨員，後來也是中共黨員，而那一段時間裏他卻不是中共黨員！
葉挺，早在1919年便加入了中國國民黨。1922年，陳炯明叛變時，葉挺率部保護孫中山、宋慶齡脫險。此後，他赴蘇聯紅軍學校學習。1924年10月他在蘇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5年9月他回國。北伐時，葉挺擔任獨立團團長，屢建奇功，成為北伐名將。
然而，葉挺在中共黨內卻兩次受到了處分，最後導致了他脫離中共。最初，1946年3月15日《新華日報》所載《葉挺同誌說明入黨誌願》中，對此有所披露，但直到近年來才漸漸弄清內情。
頭一回葉挺受黨內處分是在1926年9月5日北伐軍總攻武昌。葉挺的獨立團率先攻城，損失慘重，而劉峙部隊按兵不動，後來在獨立團攻入城內時去搶頭功。劉峙被蔣介石任命為武漢衛戍司令。葉挺在一氣之下，離開部隊，到上海接家屬去了。為此，葉挺受到留黨察看半年的處分。
第二回則是在1927年12月，中共在南昌起義失敗後又在廣州發動起義。葉挺在南昌起義時任前敵總指揮，而在廣州起義時任工農紅軍總司令。廣州起義的失敗，葉挺受到李立三的責難，說他指揮“消極”，再度受到留黨察看半年的處分。
葉挺又在一氣之下，去了莫斯科。
誠如周恩來後來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中所寫：
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到了莫斯科，共產國代代表還說他政治動搖，共產國際沒有人理他，東方大學請他作報告，共產國際也不允許他去。這樣，他就離開黨跑到德國去了。這件事我們應該給葉挺申冤。
就這樣，葉挺脫離中共，流亡歐洲。直至1935年秋，葉挺在澳門才與中共中央代表張雲逸取得了聯係。
蔣介石看重葉挺的才幹和聲望，曾希望葉挺在國民黨部隊任高官。這當然被葉挺所謝絕。
這一回，既然葉挺主動表示願意出任新四軍軍長，蔣介石求之不得，當然馬上宣布了委任命令。
然而，毛澤東卻對葉挺脫黨後的情況所知不詳。這樣，毛澤東不敢貿然把新四軍的指揮權交給葉挺。毛澤東要博古、葉劍英“提出保證”之後，這才決定“葉挺是否能為軍長”。
為了了解葉挺，毛澤東邀葉挺前往延安。1937年11月初，葉挺到達延安。經過長談，毛澤東知道了葉挺兩次黨內處分的經過，知道了葉挺脫黨的經過。毛澤東的疑慮消失了。中共中央黨校為他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高懸起“熱烈歡迎葉挺軍長”的大標語。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我們今天為什麽歡迎葉挺軍長呢？因為他是大革命時期的北伐名將，因為他願擔任我們的新四軍軍長，因為他讚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
葉挺致答詞。他說了這麽一段自疚又自奮的話：“同誌們歡迎我，實在不敢當。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誌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又跟上來。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堅持抗戰到底！”
疑惑冰釋，從此毛澤東對葉挺投了信任票，再也無須博古、葉劍英“保證”了！
就這樣，葉挺走馬上任，成為毛澤東和蔣介石雙重任命的新四軍軍長。
葉挺、項英先後摜紗帽
至於項英，與蔣介石沒有什麽瓜葛，倒是跟毛澤東有極深的淵源……
項英原來是武昌的織布工人，從事工人運動，1922年便加入中共，翌年成為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的領袖之一。此後，由於北伐軍打下武漢，武漢成為革命中心，加上共產國際強調提拔工人出身的中共黨員，項英在中共的地位急速上升，從中央委員而政治局委員，進而政治局常委，地位一度高於毛澤東。
1930年底，項英進入江西紅區。他一度支持過毛澤東，又一度狠狠整過毛澤東，其中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不過，有一點他是很不錯的，那便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之際，要他奉命留下打遊擊時，他堅決服從。這真可謂“受命於危難之際”，留下來很可能如同被置之死地。他居然在蔣介石重兵“圍剿”之中，求得生存，在中國南方孤立無援之境遊擊多年。他手下的遊擊隊，也就成了後來新四軍的骨幹。
不言而喻，在新四軍成立之後，葉挺雖為軍長，但不能不處處聽命於項英。因此既非中共黨員而又在新四軍中毫無根基的葉挺，也就受到了項英的排擠。葉挺曾自雲，是“夾在車輪子中間的一粒沙子，兩麵受擠”。這兩麵受擠，一麵是蔣介石從上往下壓，一麵是項英從下往上頂。
當然，還不僅是葉、項關係緊張而使葉挺不快。當時，曾受命於延安而充當“葉挺和項英之間的緩衝人”的李一氓如此回憶道：
葉挺親筆寫給我一封信，表示他有很多苦惱，看來這種苦惱也不完全是和項英的個人關係。他說，居士不適於當一個大廟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個非黨員不適於當新四軍軍長。這封信我給項英看過，項英沒有太大的反應。
“居士不適於當一個大廟子的方丈”，這句話極為生動、形象地表達了葉挺的心態。所謂居士，即居家修行的佛教徒，乃“廟外人士”。居士去當方丈，本已不合適，何況管的還是一個大廟子！
1938年10月21日，兩麵受擠的葉挺在百般無奈之中，借口送李夫人回澳門，離軍出走，向蔣介石辭職。蔣介石呢？正覺得葉挺上任之後不聽他的話，如今葉挺要辭職求之不得。
蔣介石問葉挺：“誰繼任？”
葉挺答日：“葉劍英。”
蔣介石搖頭。他要委派國民黨將領出任新四軍軍長。
毛澤東聞訊，焦急萬分，馬上發電報給正在重慶的周恩來。周恩來一麵向蔣介石表示，中共堅決反對另任新四軍軍長，一麵緊急約見葉挺。
周恩來與葉挺在北伐時有著深誼，在發動南昌起義時並肩戰鬥過，何況最初又是周恩來建議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解鈴還需係鈴人”，周恩來的一席話，自然使葉挺釋服，回心轉意。葉挺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雙方都認可的新四軍軍長。既然葉挺願重返原職，一場風波也就告罷。
1939年2月，周恩來在重慶放出“空氣”，說是要乘春節回老家浙江紹興省親。
其實，他是受毛澤東委托，陪著葉挺回“老家”——新四軍。2月23日，周恩來和葉挺一起來到了安徽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所在地……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
國共摩擦日深，新四軍成了國共矛盾的焦點。就在這時，項英因受到中共中央及總政治部的批評，極為不滿。在1940年5月，項英三次電告延安，請求撤職……他也要摜紗帽了！
項英犯了什麽錯誤呢？
這在中共中央1941年1月所作出的《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中，寫得明明白白。袁，即袁國平，新四軍政治部主任。《決定》指出：
還在抗戰開始，項英同誌即與中央存在著關於政治原則與軍事方針的分歧……
三年以來，項英、袁國平對於中央的指示，一貫地陽奉陰違，一切遷就國民黨，反對向北發展與向敵後發展，反對擴大新四軍，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堅持其自己的機會主義路線，其所領導的黨政軍內部情況，很少向中央作報告，完全自成風氣。對於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發展至極不正常的程度。關於項、袁所犯各項原則錯誤，經中央從去年夏季起曆次嚴厲批評之後，項、袁表麵上表示服從，中央方以為他們有了轉變，今始證明依然未改。
這份中共中央《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是在皖南事變剮剛結束、對於史實尚未完全弄清時作出的，今天看來有偏頗之處。
項英在1940年5月9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寫道：“為了保證中央方針與黨及革命的利益，我鄭重請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員到四軍及東南局負領導之責。目前鬥爭局勢正是緊張複雜，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1927年之錯誤，而影響黨與革命之發展和勝利，應公開宣布撤我之職，是屬必要。”
項英在同月12日致中共中央電報中又聲言：“我有不同的意見，在今天鬥爭環境下，為黨的利益，不必申辯和爭執，隻有改換領導為有利。”
項英在同月29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那話中透著一股怨氣、傲氣：“我認為對一個較負責同誌（就是一個老黨員罷），有錯誤應公開批評和指斥，不要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轉……”
項英的眼中沒有葉挺，乃在所料之中。然而，項英眼中也沒有毛澤東！這，當然跟他在江西紅區時和毛澤東那一段恩恩怨怨有關，也和他的自高自大分不開。據雲，項英在赴延安出席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歸來，曾對二支隊政委洪雪村說過這樣的話：出席會議的十二個政治局委員中，十一個在江北，就我一個在江南。他們十一個才管江北那麽一點點，我一個人管江南一大片！
項與葉不和，項跟毛對抗，使新四軍失去了堅強的核心。蔣介石卻恰恰把攻擊的目標指向了這支核心渙散的中共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