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以感冒為由第四次拒晤蔣介石
紅色三步曲3：毛澤東與蔣介石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就在蔣介石就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之際，毛澤東於1月8日給周恩來發來電報：“我們方針是鞏固自己，沉機觀變。”
國共關係不好不壞，不冷不熱，相對穩定。蔣介石躍為國際領袖，毛澤東則在延安一邊“沉機觀變”，一邊“鞏固自己”。
毛澤東正是為了“鞏固自己”，在延安作了一係列報告，開展了著名的延安大整風：1941年5月作《改造我們的學習》；1942年2月1日作《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8日作《反對黨八股》；1942年5月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的這一係列報告，強調要整頓中共的黨風、學風、文風，亦即整頓“蘭風”。
中共自1921年7月創建，至1935年1月遵義會議，經曆了“一右三‘左’”的“左”搖右晃。自從遵義會議後確立了毛澤東為中共領袖（名義上的中共總負責為張聞天）之後，忙於東征西戰，坐不下來。直至此時，毛澤東抓住了國共關係相對穩定之機，“鞏固自己”，開展延安整風，整頓思想、整頓組織、整頓軍隊、整頓文藝。對於中共而言，延安整風，使中共經曆了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毛澤東呢？他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把他的思想、理論係統化，形成了眾所周知的“毛澤東思想”。
就在國共關係平平穩穩的日子裏，忽然從蔣介石嘴裏傳出不平常的信息：他要邀請毛澤東去西安，在那裏跟他見麵！
屈指算來，這是蔣介石第四回邀請毛澤東了：頭一回，邀毛澤東到南京見麵；第二回，請毛澤東來武漢；第三回，約毛澤東赴西安；這一回，又是要約見毛澤東於西安。
蔣介石發出這一信號，是在1942年8月14日，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周恩來。
蔣介石說起一個星期以後他要去西安：“想在西安約毛澤東先生一晤。請你速電延安。”
蔣介石說畢，又趕緊說道：“當然，如不便則不必，如不便則不必。”
蔣介石把這句話重複了一遍，為的是他知道毛澤東輕易不會離開延安的——前三回毛澤東不來，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周恩來當即電告毛澤東。周恩來以為，“在態度上看不出有何惡意”，但是“其目的未可測”。
蔣介石為什麽又邀毛澤東會麵呢？1942年9月15日毛澤東在致周恩來的一份電報中，曾對抗戰以來的國共關係，作了總的分析：國內關係總是隨國際關係為轉移。第一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蘇芬戰爭及英美反蘇時期。第二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繼續存在、英美關係仍未好轉而軸心則成立三國同盟時期。自蘇德戰起，英美蘇關係好轉，直至今天，國共間即沒有大的衝突。這個時期，又分兩段，在英美蘇未訂具體同盟條約及滇緬路未斷以前，蔣的親蘇、和共決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後，他才下決心。
毛澤東提及的“滇緬路”，即雲南至緬甸的滇緬公路。當時，這是蔣介石的咽喉之路。因蔣介石偏居於西南一隅，英、美的軍用物資沿滇緬公路源源不斷運往重慶。4月29日，日占領了緬甸臘戍，切斷了滇緬公路，卡住了蔣介石的咽喉。雖說英美從此改為空運，但一則空運運量有限，二則飛機要飛越喜馬拉雅山，運輸十分困難。因此，蔣介石不得不倚重經蘇聯而來的陸路運輸。
親蘇必親共，蔣介石也就希冀改善與中共的關係。
這麽一來，國共關係要從不冷不熱轉熱，從不好不壞轉好，蔣介石也就向毛澤東遞上了橄欖枝。
蔣介石先是在7月21日約見周恩來，提出重開國共談判。毛澤東在7月31日致劉少奇的電報中，這樣談及國共關係的新趨勢：
最近恩來見蔣談得還好，蔣已重新指定張治中、劉為章和我們談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聯絡，蔣之聯絡參謀繼續來延安，都是好轉征兆，但不能求之過急。
這樣，正是在國共關係好轉之際，蔣介石提出了與毛澤東晤麵。
畢竟張學良的遭遇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周恩來深知毛澤東是不可能去西安見蔣介石的，於是，向中共中央提出兩種方案：
第一方案，毛澤東稱病，派林彪為代表到西安去見蔣介石；
第二方案，要求蔣介石帶周恩來去西安，周恩來再由西安飛延安，陪一位中共中央代表前來西安見蔣，這一代表可以是林彪或朱德。
在周恩來看來，第二方案，如派出的是朱德，蔣介石也許會同意。
毛澤東采用了第一方案，又兼及第二方案。
毛澤東要“稱病”，稱什麽病呢？這一時期，毛澤東身體不錯，不大生病。上一回，毛澤東沒有去武漢，稱的是牙病；這一回，毛澤東則稱感冒——雖說時值盛暑，似乎不大會感冒。
8月1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周恩來發來電報：“毛現患感冒，不能起程，擬派林彪同誌赴西安見蔣，請征蔣同意。如能征得蔣同意帶你至西安，你回延麵談一次，隨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見蔣則更好。”
據雲，這份電報是康生所擬，經毛澤東同意後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
周恩來接到電報後，即把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報的意思告訴蔣介石侍從室，讓其轉告蔣介石。
不過，毛澤東斟酌再三，以為蔣介石已經“三請”，此次還是以一見為好。何況當時蔣介石“看不出有何惡意”。於是，毛澤東在8月19日致電周恩來，改變了主意；“依目前形勢，我似應見蔣。”
毛澤東還告訴周恩來，他是否見蔣，中共中央還在研究之中，未作最後決定。
周恩來仍以為，蔣介石和毛澤東會麵的時機尚未成熟——再說“張學良第二”的可能性並非沒有，因為不久前的皖南事變記憶猶新。在收到毛澤東的電報後，周恩來於當天致電毛澤東：“最好林或朱先打開局麵，如蔣約林或朱隨其來渝，亦可答應，以便打開局麵，轉換空氣；一俟具體談判有眉目，你再來渝，便可見渠。”
毛澤東閱周恩來電報，還是以為以見蔣為好，“有益無害”。
毛澤東8月29日、9月3日兩度致電周恩來，與他切磋此事：“蔣到西安時，決先派林見蔣，然後我去見他。依目前國際國內大局，我去見蔣有益無害，俟林見蔣後即確定我去時間。”“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機會及蔣約見機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係加以改善。這種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極大利益，哪怕具體問題一個也不解決也是值得的。蔣如約我到重慶參加10月參政會，我們應準備答應他。”“林彪準備在蔣電約後即動身去，我則在林去後再定去西安日期。”
周恩來反複考慮之後，於9月5日複一長電給中共中央書記處，詳陳己見。周恩來仍然以為：“見蔣時機尚未成熟。”
周恩來陳述了如下理由：
（一）蔣雖趨向政治解決，但他之所謂政治是要我們屈服，決非民主合作；
（二）蔣對我黨我軍的觀念仍為非合並即大部消滅；
（三）蔣對人的觀念仍包藏禍心（即打擊我黨領導，尤其對毛，西安事變後尚想毛、朱出洋，時至今日猶要葉挺太太勸葉悔過自新，吾屢次請回延不理，此次我在電答時提到願回延接林或朱出來亦不許），因此可說他對我黨我軍及民主觀念並無絲毫改變。
次之，在局勢方麵，並非對我有利：
（一）蔣對局勢的看法，一麵承認日寇有續攻中國可能，而英美一時無大力援華，且反內戰，但何（應欽）等卻看到蘇聯今日處境需要對華讓步，英美亦須中國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決西北及國內問題。
（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黨曆年主張的發展，而他卻認為由於蘇聯讓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
（三）毛出為謀改善根本關係，而蔣則利用此機會打擊地方和民主勢力，以陷我於孤立。
因此，蔣毛見麵的前途可能有兩個：一、表麵進行得很和諧，答應解決問題而散。
二、約毛來渝開參政會後，借口留毛長駐渝，不讓回延（此著萬不能不防）。若如此，於我損失太大。我們提議林出勿將話講死，看蔣的態度及要解決的問題如何，再定毛是否出來。
周恩來的電報，是打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由康生收下。
毛澤東見到周恩來這一電報，以為有理，遂打消了與蔣介石會晤的念頭。這樣，毛澤東第四次婉拒了蔣介石的會晤之邀。
不過，毛澤東在8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仍表示：林彪見蔣時，可表明“我極願見蔣”。毛澤東以為，“目前似已接近國共解決懸案”的“好時機”。
國共關係不好不壞，不冷不熱，相對穩定。蔣介石躍為國際領袖，毛澤東則在延安一邊“沉機觀變”，一邊“鞏固自己”。
毛澤東正是為了“鞏固自己”，在延安作了一係列報告，開展了著名的延安大整風：1941年5月作《改造我們的學習》；1942年2月1日作《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8日作《反對黨八股》；1942年5月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的這一係列報告，強調要整頓中共的黨風、學風、文風，亦即整頓“蘭風”。
中共自1921年7月創建，至1935年1月遵義會議，經曆了“一右三‘左’”的“左”搖右晃。自從遵義會議後確立了毛澤東為中共領袖（名義上的中共總負責為張聞天）之後，忙於東征西戰，坐不下來。直至此時，毛澤東抓住了國共關係相對穩定之機，“鞏固自己”，開展延安整風，整頓思想、整頓組織、整頓軍隊、整頓文藝。對於中共而言，延安整風，使中共經曆了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毛澤東呢？他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把他的思想、理論係統化，形成了眾所周知的“毛澤東思想”。
就在國共關係平平穩穩的日子裏，忽然從蔣介石嘴裏傳出不平常的信息：他要邀請毛澤東去西安，在那裏跟他見麵！
屈指算來，這是蔣介石第四回邀請毛澤東了：頭一回，邀毛澤東到南京見麵；第二回，請毛澤東來武漢；第三回，約毛澤東赴西安；這一回，又是要約見毛澤東於西安。
蔣介石發出這一信號，是在1942年8月14日，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周恩來。
蔣介石說起一個星期以後他要去西安：“想在西安約毛澤東先生一晤。請你速電延安。”
蔣介石說畢，又趕緊說道：“當然，如不便則不必，如不便則不必。”
蔣介石把這句話重複了一遍，為的是他知道毛澤東輕易不會離開延安的——前三回毛澤東不來，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周恩來當即電告毛澤東。周恩來以為，“在態度上看不出有何惡意”，但是“其目的未可測”。
蔣介石為什麽又邀毛澤東會麵呢？1942年9月15日毛澤東在致周恩來的一份電報中，曾對抗戰以來的國共關係，作了總的分析：國內關係總是隨國際關係為轉移。第一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蘇芬戰爭及英美反蘇時期。第二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繼續存在、英美關係仍未好轉而軸心則成立三國同盟時期。自蘇德戰起，英美蘇關係好轉，直至今天，國共間即沒有大的衝突。這個時期，又分兩段，在英美蘇未訂具體同盟條約及滇緬路未斷以前，蔣的親蘇、和共決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後，他才下決心。
毛澤東提及的“滇緬路”，即雲南至緬甸的滇緬公路。當時，這是蔣介石的咽喉之路。因蔣介石偏居於西南一隅，英、美的軍用物資沿滇緬公路源源不斷運往重慶。4月29日，日占領了緬甸臘戍，切斷了滇緬公路，卡住了蔣介石的咽喉。雖說英美從此改為空運，但一則空運運量有限，二則飛機要飛越喜馬拉雅山，運輸十分困難。因此，蔣介石不得不倚重經蘇聯而來的陸路運輸。
親蘇必親共，蔣介石也就希冀改善與中共的關係。
這麽一來，國共關係要從不冷不熱轉熱，從不好不壞轉好，蔣介石也就向毛澤東遞上了橄欖枝。
蔣介石先是在7月21日約見周恩來，提出重開國共談判。毛澤東在7月31日致劉少奇的電報中，這樣談及國共關係的新趨勢：
最近恩來見蔣談得還好，蔣已重新指定張治中、劉為章和我們談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聯絡，蔣之聯絡參謀繼續來延安，都是好轉征兆，但不能求之過急。
這樣，正是在國共關係好轉之際，蔣介石提出了與毛澤東晤麵。
畢竟張學良的遭遇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周恩來深知毛澤東是不可能去西安見蔣介石的，於是，向中共中央提出兩種方案：
第一方案，毛澤東稱病，派林彪為代表到西安去見蔣介石；
第二方案，要求蔣介石帶周恩來去西安，周恩來再由西安飛延安，陪一位中共中央代表前來西安見蔣，這一代表可以是林彪或朱德。
在周恩來看來，第二方案，如派出的是朱德，蔣介石也許會同意。
毛澤東采用了第一方案，又兼及第二方案。
毛澤東要“稱病”，稱什麽病呢？這一時期，毛澤東身體不錯，不大生病。上一回，毛澤東沒有去武漢，稱的是牙病；這一回，毛澤東則稱感冒——雖說時值盛暑，似乎不大會感冒。
8月1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周恩來發來電報：“毛現患感冒，不能起程，擬派林彪同誌赴西安見蔣，請征蔣同意。如能征得蔣同意帶你至西安，你回延麵談一次，隨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見蔣則更好。”
據雲，這份電報是康生所擬，經毛澤東同意後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
周恩來接到電報後，即把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報的意思告訴蔣介石侍從室，讓其轉告蔣介石。
不過，毛澤東斟酌再三，以為蔣介石已經“三請”，此次還是以一見為好。何況當時蔣介石“看不出有何惡意”。於是，毛澤東在8月19日致電周恩來，改變了主意；“依目前形勢，我似應見蔣。”
毛澤東還告訴周恩來，他是否見蔣，中共中央還在研究之中，未作最後決定。
周恩來仍以為，蔣介石和毛澤東會麵的時機尚未成熟——再說“張學良第二”的可能性並非沒有，因為不久前的皖南事變記憶猶新。在收到毛澤東的電報後，周恩來於當天致電毛澤東：“最好林或朱先打開局麵，如蔣約林或朱隨其來渝，亦可答應，以便打開局麵，轉換空氣；一俟具體談判有眉目，你再來渝，便可見渠。”
毛澤東閱周恩來電報，還是以為以見蔣為好，“有益無害”。
毛澤東8月29日、9月3日兩度致電周恩來，與他切磋此事：“蔣到西安時，決先派林見蔣，然後我去見他。依目前國際國內大局，我去見蔣有益無害，俟林見蔣後即確定我去時間。”“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機會及蔣約見機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係加以改善。這種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極大利益，哪怕具體問題一個也不解決也是值得的。蔣如約我到重慶參加10月參政會，我們應準備答應他。”“林彪準備在蔣電約後即動身去，我則在林去後再定去西安日期。”
周恩來反複考慮之後，於9月5日複一長電給中共中央書記處，詳陳己見。周恩來仍然以為：“見蔣時機尚未成熟。”
周恩來陳述了如下理由：
（一）蔣雖趨向政治解決，但他之所謂政治是要我們屈服，決非民主合作；
（二）蔣對我黨我軍的觀念仍為非合並即大部消滅；
（三）蔣對人的觀念仍包藏禍心（即打擊我黨領導，尤其對毛，西安事變後尚想毛、朱出洋，時至今日猶要葉挺太太勸葉悔過自新，吾屢次請回延不理，此次我在電答時提到願回延接林或朱出來亦不許），因此可說他對我黨我軍及民主觀念並無絲毫改變。
次之，在局勢方麵，並非對我有利：
（一）蔣對局勢的看法，一麵承認日寇有續攻中國可能，而英美一時無大力援華，且反內戰，但何（應欽）等卻看到蘇聯今日處境需要對華讓步，英美亦須中國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決西北及國內問題。
（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黨曆年主張的發展，而他卻認為由於蘇聯讓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
（三）毛出為謀改善根本關係，而蔣則利用此機會打擊地方和民主勢力，以陷我於孤立。
因此，蔣毛見麵的前途可能有兩個：一、表麵進行得很和諧，答應解決問題而散。
二、約毛來渝開參政會後，借口留毛長駐渝，不讓回延（此著萬不能不防）。若如此，於我損失太大。我們提議林出勿將話講死，看蔣的態度及要解決的問題如何，再定毛是否出來。
周恩來的電報，是打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由康生收下。
毛澤東見到周恩來這一電報，以為有理，遂打消了與蔣介石會晤的念頭。這樣，毛澤東第四次婉拒了蔣介石的會晤之邀。
不過，毛澤東在8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仍表示：林彪見蔣時，可表明“我極願見蔣”。毛澤東以為，“目前似已接近國共解決懸案”的“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