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出席開羅三巨頭會議
紅色三步曲3：毛澤東與蔣介石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43年10月28日，對於蔣介石來說，是異常興奮的一天。
這天，蔣介石收到了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電報，“祈極守秘密”。是什麽事如此秘密？宋美齡把電報譯給蔣介石聽：
莫斯科會議，至今進行甚速，極望其會議結果能有裨於各方，我正促成中、英、蘇、美同盟之團結。我尚不知斯大林能否與我相晤，但在任何情況下，我極望與閣下及丘吉爾能及早會晤於某處，時間為11月20日至25日之間。我想亞曆山大當為一良好地點……會議日期為三日。
這就是說，羅斯福要邀請蔣介石出席“四巨頭”會議。
羅斯福電報中所說的“莫斯科會議”，是指1943年10月19日，美、英、蘇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中國外交部長沒有應邀出席。後來，根據羅斯福的提議，要發表《四強宣言》，邀請中國駐蘇大使傅秉常出席並簽字。
羅斯福除了組織發表《四強宣言》外，又提議召開四強首腦會議，即“四巨頭”會議。於是，羅斯福給蔣介石發來了那份電報。
說實在的，那時的中國領土，大部分落入日本手中，稱中國為“強國”，把蔣介石列為“四巨頭”之一，有點名不副實。不過，也正因為這樣，收到羅斯福的邀請電，蔣介石才喜出望外。
羅斯福的電報中，特地提及了斯大林，不知斯大林是否願意出席“四巨頭”會議？
羅斯福的猜測不是多餘的。果真，斯大林不願出席“四巨頭”會議。其中的原因，是斯大林不願意跟蔣介石坐在一起開會。
是斯大林看不起蔣介石，或是由於中共的關係而不願跟蔣介石坐在一起？
其實，其中的原因和1942年12月蘇聯不願參加在重慶召開的聯合軍事會議一樣：蘇聯和日本在1941年4月簽訂了《中立條約》。斯大林不願與日本關係惡化，以免腹背受敵（日本和德國東西夾攻蘇聯）。這樣，斯大林不願跟蔣介石坐在一起，以免過分刺激日本。
於是，羅斯福隻得采取非常特殊又非常巧妙的辦法：他、丘吉爾先和蔣介石在開羅會談，然後，再由他、丘吉爾和斯大林在德黑蘭會談。也就是說，把“四巨頭”會談拆成兩次不同的“三巨頭”會談，從而避免了斯大林和蔣介石坐在一起。
1943年11月17日，那位令蔣介石頭痛不已的參謀長史迪威從重慶飛往開羅。
翌日，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離開重慶飛往開羅。
開羅西南郊豪華的米那赫斯飯店，一下子成了貴賓雲集之處。飯店的總統房裏，分別住著羅斯福、丘吉爾和蔣介石，從窗口便可遠眺著名的胡夫金字塔。美、英、中三國高級官員們也住在這家飯店，以至於“浴室都緊張起來了”。四周，英國駐紮重兵保護。一門門高射炮，高翹著炮筒，日夜監視著天空。
這下子，蔣介石真的成了世界政壇巨頭，而宋美齡則以中國第一夫人的身份，以幹練的才華、優雅的風姿、嫻熟的英語，周旋於巨頭之間。蔣介石夫婦在開羅，正處於政治生涯的巔峰。
一幀曆史性的照片，成了開羅會議的縮影：羅斯福穿著深色西裝，卻敞著襯衫領子，沒有係領帶；丘吉爾一身白西裝，足蹬一雙白皮鞋，領帶係得整整齊齊；蔣介石一身戎裝，戴白手套，拿著大蓋帽；宋美齡則一身黑旗袍，加一件白色短外套。
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在開羅，簽訂了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
羅斯福在和蔣介石的交談中，再三表示美國不希望陷入中國內戰的陷阱，要求蔣介石能與延安“共產黨人組成一個聯合政府”，以求聯合起來共同抗日。
蔣介石和宋美齡於11月27日離開開羅。翌日，羅斯福、丘吉爾便和斯大林在德黑蘭會晤。斯大林對《開羅宣言》表示同意。於是，12月1日，《開羅宣言》正式發表。
蔣介石從開羅歸來，春風滿麵。確實，開羅之行，不僅提高了蔣介石的國際地位，也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由此爭得“四強”之一的地位，為後來中國成為聯合國常務理事國打下了基礎。就這一點來說，蔣介石為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做了好事。
開羅會議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前夕召開的。進入1944年，世界形勢大變：
美國部隊在日本控製下的塞班島、菲律賓等登陸，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連連敗北。日本東條英機內閣不得不因戰爭失利而下台，繼任的小磯內閣也處於四麵楚歌之中。
英、美部隊於這年6月在法國北部諾曼底登陸，開辟了第二戰場。
8月25日，法國首都巴黎光複。
蘇軍則重創德軍，把他們趕出了國土，並長驅直入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南斯拉夫。9月蘇軍攻入德國。
在中國，日軍卻為了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在河南、湖南、廣西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即豫湘桂戰役爆發——這隻是日軍的垂死掙紮。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已是指日可待了。
不過，蔣介石跟史迪威的矛盾，卻日益白熱化。史迪威認為蔣介石這“花生”以及那“一籃子花生”都不行、太無能，中國軍隊必須由他全權指揮。蔣介石豈能容忍這美國佬如此放肆？！一個參謀長，怎麽可以不把統帥放在眼裏？！史迪威甚至在回國述職時對羅斯福總統說：“不管這‘花生’是否同意，假如不在中國的最高指揮權上做點文章，我們就白費勁了。”羅斯福總統對史迪威持支持態度，這使蔣介石極為不快。
其實，不光是史迪威如此，就連1944年6月來華訪問的美國副總統華來士也向羅斯福報告：“蔣充其量隻是一個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們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智慧或政治力量。”
羅斯福再度重申了他在開羅會議時對蔣介石說過的態度，希望國共合作。羅斯福托華來士向蔣介石轉告：國共兩黨黨員終究都是中國人，是朋友。朋友之間總有可以商量的餘地。如果雙方不能夠一致，可以找一個朋友來調解。他可以“充當那個朋友”。
羅斯福的話，使蔣介石不悅。
羅斯福總統在1944年7月6日、9月18日，兩度給蔣介石發電報，告知他要把史迪威晉升為上將，而且“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揮下統率所有中國軍隊和美國軍隊”。
9月19日，在接到羅斯福的第二次電報時，史迪威在給他夫人的信中得意洋洋地寫道：“我用漁叉，對準小人物，猛地刺去，刺了個透心涼！”
蔣介石則在當天的日記中咬牙切齒地寫道：“實為餘平生最大之恥辱也。”
就在蔣介石和史迪威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美國總統的特使帕特裏克·赫爾利少將來到中國。
赫爾利支持蔣介石，促使羅斯福轉變了態度。1944年10月5日，羅斯福總統終於下達了召回史迪威的命令。
這下子，史迪威氣壞了。他罵羅斯福是“橡皮腿”——立場不穩。可是，已無濟於事，“花生”畢竟戰勝了他。
這下子，蔣介石興高采烈了。他稱這是羅斯福總統送給他的“雙十節”賀禮——自從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發辛亥革命，10月10日便被定為中華民國的國慶日。
蔣介石在1944年“雙十節”發表演說，強調了抗戰即將勝利，暗示要著手反共。
毛澤東當即予以反駁。翌日，新華社發表評論《評蔣介石在雙十節的演說》，乃是出自毛澤東的手筆。毛澤東猛烈地抨擊了蔣介石：
蔣介石的演說在積極方麵空洞無物，他沒有替中國人民所熱望的改善抗日陣線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極方麵，這篇演說卻充滿了危險性。蔣介石的態度越變越反常了，他堅決地反對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強烈地仇視中國共產黨，暗示了他所準備的反共內戰的借口。但是，蔣介石的這一切企圖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願意改變他自己的做法的話，他將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這天，蔣介石收到了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電報，“祈極守秘密”。是什麽事如此秘密？宋美齡把電報譯給蔣介石聽：
莫斯科會議，至今進行甚速，極望其會議結果能有裨於各方，我正促成中、英、蘇、美同盟之團結。我尚不知斯大林能否與我相晤，但在任何情況下，我極望與閣下及丘吉爾能及早會晤於某處，時間為11月20日至25日之間。我想亞曆山大當為一良好地點……會議日期為三日。
這就是說，羅斯福要邀請蔣介石出席“四巨頭”會議。
羅斯福電報中所說的“莫斯科會議”，是指1943年10月19日，美、英、蘇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中國外交部長沒有應邀出席。後來，根據羅斯福的提議，要發表《四強宣言》，邀請中國駐蘇大使傅秉常出席並簽字。
羅斯福除了組織發表《四強宣言》外，又提議召開四強首腦會議，即“四巨頭”會議。於是，羅斯福給蔣介石發來了那份電報。
說實在的，那時的中國領土，大部分落入日本手中，稱中國為“強國”，把蔣介石列為“四巨頭”之一，有點名不副實。不過，也正因為這樣，收到羅斯福的邀請電，蔣介石才喜出望外。
羅斯福的電報中，特地提及了斯大林，不知斯大林是否願意出席“四巨頭”會議？
羅斯福的猜測不是多餘的。果真，斯大林不願出席“四巨頭”會議。其中的原因，是斯大林不願意跟蔣介石坐在一起開會。
是斯大林看不起蔣介石，或是由於中共的關係而不願跟蔣介石坐在一起？
其實，其中的原因和1942年12月蘇聯不願參加在重慶召開的聯合軍事會議一樣：蘇聯和日本在1941年4月簽訂了《中立條約》。斯大林不願與日本關係惡化，以免腹背受敵（日本和德國東西夾攻蘇聯）。這樣，斯大林不願跟蔣介石坐在一起，以免過分刺激日本。
於是，羅斯福隻得采取非常特殊又非常巧妙的辦法：他、丘吉爾先和蔣介石在開羅會談，然後，再由他、丘吉爾和斯大林在德黑蘭會談。也就是說，把“四巨頭”會談拆成兩次不同的“三巨頭”會談，從而避免了斯大林和蔣介石坐在一起。
1943年11月17日，那位令蔣介石頭痛不已的參謀長史迪威從重慶飛往開羅。
翌日，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離開重慶飛往開羅。
開羅西南郊豪華的米那赫斯飯店，一下子成了貴賓雲集之處。飯店的總統房裏，分別住著羅斯福、丘吉爾和蔣介石，從窗口便可遠眺著名的胡夫金字塔。美、英、中三國高級官員們也住在這家飯店，以至於“浴室都緊張起來了”。四周，英國駐紮重兵保護。一門門高射炮，高翹著炮筒，日夜監視著天空。
這下子，蔣介石真的成了世界政壇巨頭，而宋美齡則以中國第一夫人的身份，以幹練的才華、優雅的風姿、嫻熟的英語，周旋於巨頭之間。蔣介石夫婦在開羅，正處於政治生涯的巔峰。
一幀曆史性的照片，成了開羅會議的縮影：羅斯福穿著深色西裝，卻敞著襯衫領子，沒有係領帶；丘吉爾一身白西裝，足蹬一雙白皮鞋，領帶係得整整齊齊；蔣介石一身戎裝，戴白手套，拿著大蓋帽；宋美齡則一身黑旗袍，加一件白色短外套。
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在開羅，簽訂了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
羅斯福在和蔣介石的交談中，再三表示美國不希望陷入中國內戰的陷阱，要求蔣介石能與延安“共產黨人組成一個聯合政府”，以求聯合起來共同抗日。
蔣介石和宋美齡於11月27日離開開羅。翌日，羅斯福、丘吉爾便和斯大林在德黑蘭會晤。斯大林對《開羅宣言》表示同意。於是，12月1日，《開羅宣言》正式發表。
蔣介石從開羅歸來，春風滿麵。確實，開羅之行，不僅提高了蔣介石的國際地位，也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由此爭得“四強”之一的地位，為後來中國成為聯合國常務理事國打下了基礎。就這一點來說，蔣介石為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做了好事。
開羅會議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前夕召開的。進入1944年，世界形勢大變：
美國部隊在日本控製下的塞班島、菲律賓等登陸，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連連敗北。日本東條英機內閣不得不因戰爭失利而下台，繼任的小磯內閣也處於四麵楚歌之中。
英、美部隊於這年6月在法國北部諾曼底登陸，開辟了第二戰場。
8月25日，法國首都巴黎光複。
蘇軍則重創德軍，把他們趕出了國土，並長驅直入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南斯拉夫。9月蘇軍攻入德國。
在中國，日軍卻為了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在河南、湖南、廣西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即豫湘桂戰役爆發——這隻是日軍的垂死掙紮。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已是指日可待了。
不過，蔣介石跟史迪威的矛盾，卻日益白熱化。史迪威認為蔣介石這“花生”以及那“一籃子花生”都不行、太無能，中國軍隊必須由他全權指揮。蔣介石豈能容忍這美國佬如此放肆？！一個參謀長，怎麽可以不把統帥放在眼裏？！史迪威甚至在回國述職時對羅斯福總統說：“不管這‘花生’是否同意，假如不在中國的最高指揮權上做點文章，我們就白費勁了。”羅斯福總統對史迪威持支持態度，這使蔣介石極為不快。
其實，不光是史迪威如此，就連1944年6月來華訪問的美國副總統華來士也向羅斯福報告：“蔣充其量隻是一個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們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智慧或政治力量。”
羅斯福再度重申了他在開羅會議時對蔣介石說過的態度，希望國共合作。羅斯福托華來士向蔣介石轉告：國共兩黨黨員終究都是中國人，是朋友。朋友之間總有可以商量的餘地。如果雙方不能夠一致，可以找一個朋友來調解。他可以“充當那個朋友”。
羅斯福的話，使蔣介石不悅。
羅斯福總統在1944年7月6日、9月18日，兩度給蔣介石發電報，告知他要把史迪威晉升為上將，而且“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揮下統率所有中國軍隊和美國軍隊”。
9月19日，在接到羅斯福的第二次電報時，史迪威在給他夫人的信中得意洋洋地寫道：“我用漁叉，對準小人物，猛地刺去，刺了個透心涼！”
蔣介石則在當天的日記中咬牙切齒地寫道：“實為餘平生最大之恥辱也。”
就在蔣介石和史迪威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美國總統的特使帕特裏克·赫爾利少將來到中國。
赫爾利支持蔣介石，促使羅斯福轉變了態度。1944年10月5日，羅斯福總統終於下達了召回史迪威的命令。
這下子，史迪威氣壞了。他罵羅斯福是“橡皮腿”——立場不穩。可是，已無濟於事，“花生”畢竟戰勝了他。
這下子，蔣介石興高采烈了。他稱這是羅斯福總統送給他的“雙十節”賀禮——自從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發辛亥革命，10月10日便被定為中華民國的國慶日。
蔣介石在1944年“雙十節”發表演說，強調了抗戰即將勝利，暗示要著手反共。
毛澤東當即予以反駁。翌日，新華社發表評論《評蔣介石在雙十節的演說》，乃是出自毛澤東的手筆。毛澤東猛烈地抨擊了蔣介石：
蔣介石的演說在積極方麵空洞無物，他沒有替中國人民所熱望的改善抗日陣線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極方麵，這篇演說卻充滿了危險性。蔣介石的態度越變越反常了，他堅決地反對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強烈地仇視中國共產黨，暗示了他所準備的反共內戰的借口。但是，蔣介石的這一切企圖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願意改變他自己的做法的話，他將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