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著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和平解放台灣委員會在北京成立。主任委員為張治中,秘書長為邵力子,他倆均為當年國民黨談判代表。委員之中,還有章士釗,亦為當年國民黨談判代表。1949年4月20日,國共談判破裂,章士釗和張治中、邵力子一起留在北京。


    章士釗跟毛澤東有著很深的友誼。他是湖南長沙人,1917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是南北議和時的南方代表。他早在1919年便結識了毛澤東。


    毛澤東的嶽父——楊開慧之父楊昌濟,是章士釗的摯友。章士釗稱毛澤東為“潤公”。


    1956年春日,章士釗接受了特殊使命:由他出麵,把中共致蔣介石的一封信,托香港友人轉往台灣。


    這封信提出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四種方案,供蔣介石考慮:


    一、除了外交統一中央外,其他台灣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


    二、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予以補助;


    三、台灣社會改革從緩,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


    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


    中共的信末,還轉達了蔣介石故鄉的信息:“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


    蔣介石收到了來自北京的信,並未馬上表態。


    雖說蔣介石默不出聲,但客居美國的一位國民黨要員卻公開表態了,此人便是李宗仁。


    李宗仁仔仔細細研讀了周恩來的萬隆講話,於1955年8月在美國發表了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具體建議。


    李宗仁說,他與蔣介石絕無個人恩怨。他曾一度期望蔣先生繼承孫中山先生遺訓,把台灣建成“三民主義實驗區”。但是蔣先生自1949年到台以來,所作所為,無不與三民主義背道而馳。諸如憑借外方,孤芳自賞;鉗製輿論,削除異己;獨裁專製,尤有甚於大陸時代。且他侈言“反攻複國”,此實為不切實際的濫調,而長期分裂苟安,反陷其自身於日益不利的境地。


    為此,李宗仁以為解決台灣問題,隻有以下兩條道路:


    一、國共再度和談,中國問題由中國人自謀解決,美國人不應插手。經過國共談判,希望能為國家統一作出適當安排。


    二、美周應正式聲明,承認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然後在美國撤走其第七艦隊的同時,實行台灣地區非軍事化。


    1956年4月28日,李宗仁的政治秘書程思遠應邀前來北京觀光。5月12日,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了程思遠。


    據程思遠回憶,周恩來十分讚賞李宗仁的建議,但有一點他不能同意。周恩來說:“台灣不能像李先生所說的那樣非軍事化,祖國統一以後,台灣還需要那裏的駐軍維持地方治安嘛!”


    周恩來還對程思遠說了一番重要的話:“我們主張愛國一家,和為貴,團結對外。我們歡迎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國民黨人士都回來看看,保證來去自由。”


    周恩來的這番話,由程思遠帶給了李宗仁,使他動了回歸之念。


    1956年6月28日,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談台灣問題。這一回,他把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說得更為明白:“我國政府曾經再三指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


    周恩來還說:“現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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