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8世紀80年代的世界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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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應該被送入萬神殿。
——聖鞠斯特[1] </blockquote>1
18世紀80年代的世界，曾經是一個比我們今天的世界既要小得多也要大得多的世界。這是我們對那個世界的第一個看法。從地理方麵看，當時的世界比較小，因為，即使是那個時代受到過最好教育、見識最廣的人——比如說，像科學家兼旅行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這樣的人——也隻了解這個人類棲息的地球的局部地區。（相對於西歐，那些在科技方麵較不發達、較不具擴張性的社群的“所知世界”，顯然要比西歐所認知的更小，小到隻是地球的微末部分。沒有文字的西西裏農民或是生活在緬甸山陵中的耕作者，就是在這樣的小天地裏度過他們的一生，他們對外麵的世界永遠一無所知。）由於有像庫克（james cook）那樣具有非凡才能的18世紀航海家的探險活動，大洋表麵的大部分地方（盡管絕不是所有地方）才得以經由考察繪製在地圖上，盡管在20世紀中葉以前，人類對海底的知識仍微不足道。人們已能了解到各個大陸以及大部分島嶼的概貌，盡管用現代的標準來衡量還不太精確。人們對於分布於歐洲的山脈麵積和高度的知識比較精確，而對於拉丁美洲的情況，則了解得非常粗略。對於亞洲，所知甚少。至於非洲［除了阿特拉斯山（as）以外］，在實際用途方麵毫無了解。除了中國和印度，世界上大江大河的流徑對於世人都充滿了神秘色彩，隻有少數靠設陷阱捕獸的獵人或商人，諸如深入加拿大印第安人地區的皮貨商，才了解他們所在地區的河流走向，或者說曾經有所了解。除了幾個地區之外——在幾塊大陸上，他們隻從沿海伸入內陸不過幾英裏——世界地圖都是由商人或探險家的明顯足跡穿越過的空白空間所組成。要不是由於旅行家或在遙遠前哨站服務的官員們，搜集了一些粗略但尚能管用的二手甚或三手資料，這些空白地區甚至會比實際上標明的還要廣大。
不僅“所知的世界”比較小，而且現實的世界也是如此，至少在人類活動的世界是如此。由於無法取得實際的人口統計資料，所有現有的人口評估完全是靠推測得來。不過，有一點很清楚，即當時的地球隻能養育相當於現今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可能不超過今天的1/3。如果我們最常引用的那些推測數據出入不是太大，那麽，亞洲和非洲在當時所養活的人口比重，要比今天大一些。1800年歐洲的人口大約是1.87億（現在的人口大約6億），所占的比重比今天要小一些，而美洲人口所占的比例顯然就更小了。大體而言，在1800年時，每三個人當中就有兩個是亞洲人，每五人當中有一個是歐洲人，非洲人占1/10，而美洲或大洋洲人則隻占1/33。很顯然，那麽少量的人口分布在地球表麵，人口密度自然比現在要稀疏得多了。也許，除了一小部分地區，比如說中國和印度的某些地區，或西歐和中歐的某些地區，由於農業生產發達或者城市高度集中，可能存在著類似現代的人口密度。既然人口規模比現今要小，那麽，人類有效拓居的區域自然也會小一些。氣候狀況（盡管氣候不會再像14世紀初到18世紀初那個“小冰河期”最糟糕的時代那樣寒冷或潮濕，但比今天可能還要冷一些、濕一些）遏製了人類在北極圈內定居的極限；流行性疾病，例如瘧疾，在很多地區仍然製約著人口的增長，比如意大利南部的沿海平原，實際上長期無人居住，到了19世紀，才逐漸有人定居。原始的經濟生活方式，特別是狩獵和（在歐洲）遊牧，浪費了土地，使得人們無法在整片地區安家落戶，例如意大利東南端的阿普裏亞（apulia）平原。19世紀早期的旅行家留下了他們描繪羅馬四周地區的圖畫，那是一個空曠且到處都是廢墟的瘧疾流行區，少量牛羊伴隨著三三兩兩古怪奇特的盜匪，這就是當時人們所熟悉的地方風景。當然，很多土地在開墾之後，貧瘠依舊，雜草叢生，到處是水澇的沼澤地、粗放的牧場或森林，甚至在歐洲也是如此。
比較小的第三個現象表現在人類的體形上：總的說來，那時的歐洲人明顯要比今天的歐洲人矮小許多，我們可根據應征士兵的大量體格統計數字，從中取一例來加以說明。在意大利西北部利古裏亞（liguria）沿岸的一個縣裏，從1792—1799年所招募的新兵中，身高不足1.5米（59英寸）的人占了72%。[2] 但這並不表示18世紀晚期的人要比我們來得纖弱。法國大革命中那些骨瘦如柴、發育不良、沒有受過訓練的士兵，他們所具有的體能耐力，隻有今天那些活躍在殖民地山林叢中小巧伶俐的遊擊隊員們才可以相比。以每天30英裏的速度，全副武裝，連續行軍一周，是家常便飯的事。但是，用我們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當時人們的體質很差，卻是不爭的事實。那些身嬌命貴的國王和將軍都把他們的性命係於“高個子”身上，由這些人組成精幹強悍的衛隊、身披甲胄的騎兵護衛隊，以及諸如此類的保安人員，這一切都說明了上述事實。
然而，如果說當時的世界在很多方麵都比今天來得小，那麽，交通的極端困難和不穩定性卻使當時的世界實際上要比我們今天的世界大得多。我並不想誇大這些困難，按照中世紀或16世紀的標準來看，18世紀晚期是一個交通工具眾多且快速的時代，即使在鐵路革命以前，道路、馬車和郵政服務也已大有改善。從18世紀60年代到該世紀末，由倫敦前往格拉斯哥（sgow）所需的時間，已從10—12天縮短到62小時。18世紀下半葉建立的郵車或驛車係統，在拿破侖戰爭末期到鐵路鋪設這段時期內大為擴展，它不僅加快了速度—1833年，從巴黎到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的郵件遞送隻需36小時——而且已形成定期性的服務。然而，陸路的旅客運輸量依然很小。陸上的貨物運輸不僅速度慢，而且費用昂貴，令人生畏。對那些經營官方事業或從事商務的人而言，相互往來是絕對無法斷絕的，據統計，在與拿破侖開戰之初，計有2 000萬封信件經過英國郵差之手（到本書所論時期尾聲，信件數量又增加了10倍）。但是，對於當時的大多數人來說，信件是沒有什麽用處的，因為他們不能識文斷字，而且，出門旅行——或許除了往返於市集的路途而外——完全是異乎尋常的事。倘若他們或他們的貨物要走陸路，那麽，他們絕大多數靠步行，或者依靠速度緩慢的二輪貨運馬車，這種方式甚至在19世紀早期還運輸了5/6的法國貨物，其速度每天尚不足20英裏。送急件的人長途跋涉，行色匆匆；馬車夫趕著郵政馬車，捎帶著十來個過往行人在坎坷的道路上顛簸，每個乘客都顛得散了骨架；貴族的私人馬車在路上飛馳。但對於那個世界的大部分人來說，牽著馬匹、騾子步行的車夫，仍主宰著陸上運輸。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水路運輸不僅簡單、低廉，而且通常也更快速（如果排除變幻莫測的天氣幹擾）。歌德（goethe）在意大利旅行期間，從那不勒斯（naples）乘船到西西裏返往時間分別用了四天和三天。這位才子對於旅途花費的時間之短感到驚訝，他用這幾天時間舒舒服服地完成了與陸上路途一樣的旅行。碼頭所及的距離就是世界的距離：從實際意義上看，從倫敦到普利茅斯（plymouth）或利斯（leith）的路程要比到諾福克郡布雷克蘭村（brd of norfolk）的路程更近一些。從墨西哥的維拉克魯斯（veracruz）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維利亞（seville），要比從西班牙中北部的巴利亞多利德（vadolid）出發更容易。從巴西的巴伊亞（bahia）去漢堡（hamburg），要比從東普魯士的波美拉尼亞（pomeranian）走內地更方便。水路運輸的主要缺點就是間歇太長，即使到1820年，從倫敦發往漢堡和荷蘭的郵件，每周才兩次，發往瑞典和葡萄牙的每周隻有一次。至於發往北美的郵件，則是一月一次。但是，波士頓、紐約與巴黎的聯係肯定要比喀爾巴阡山的瑪拉馬羅斯郡（maramaros）與布達佩斯之間的聯係密切得多。正因為通過遠洋運輸運送大量的貨物和人員比較容易，所以兩個相距遙遠的都市之間的聯係，要比城市和鄉村間的聯係更方便。比如說，從愛爾蘭北部港口花五年的時間（1769—1774年）運送4.4萬人到美洲，要比花三代人的時間運送5 000人到蘇格蘭的鄧迪（dundee）還要容易。攻陷巴士底獄（bastille）的消息在13天內已在馬德裏家喻戶曉，而在皮隆尼（peronne）這個距首都隻有133公裏的地方，直到巴士底獄陷落的第28天，才獲悉來自巴黎的消息。
因此，對於當時的大多數居民而言，1789年的世界廣袤無邊。除非被某種可怕的偶然事件，比如被軍隊征募所抓走，大多數人是生於斯、長於斯，並且通常就是在他們所出生的教區裏度過一生。法國當時共有90個省，遲至1861年，在其中的70個省中，9/10以上的人就隻生活在他們的出生地。這個世界的其他地區都是政府代理人和傳言談到的事，沒有報紙，即使在1814年，法國雜誌的正常發行量也隻有5 000份，除了一小撮中上層階級以外，幾乎無人能識字斷文。流動人口，包括商人、小販、短工、工匠、流動手工業者、季節性雇工，還包括四處行乞的托缽僧或香客，乃至走私分子、強盜和市集上的老鄉這類範圍廣泛、行蹤飄忽不定的龐雜人群，這些人負責把小道消息傳給大家。當然，戰爭期間散落於民間或者在和平時期駐防民間的士兵也負責傳播消息。很自然地，消息也通過政府或教會這類官方渠道傳給大家。不過，即使是這種遍布於全國的政府組織或者基督教組織的地方人員，他們很多也是本地人，或者說，他們定居於一處，終身為他們的同類提供服務。在殖民地以外的地區，由中央政府任命，並被派往接任地方職位的官吏，此時才剛剛出現。在國家所有的基層官員中，或許隻有部隊的軍官才有指望經常遷徙，過著四海為家的生活。這些人隻有在他所轄地區內，從各種各樣的美酒、女人和戰馬中求得慰藉。 2
就其本來的情況而言，1789年的世界絕對是一個鄉村世界，這是一個基本事實，誰若沒認清這一點，就不能說是認識了這個世界。像俄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及巴爾幹半島上的那些國家，城市從未特別繁榮興旺過，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90%—97%。在有些地方，城市雖然已經衰落，但城市的傳統依然很強烈。即使是這樣的地區，鄉村或者說農業人口的比例也特別高。據我們所掌握的估計資料，在意大利北部的倫巴第（lombardy）地區，農村人口占85%；在威尼斯，農村人口占72%—80%；而在卡拉布裏亞（cbria）和盧卡尼亞（lucania），這一比例則提高到90%以上。[3] 事實上，除了某些工商業非常繁榮的地區以外，我們很難找到農業人口少於總人口4/5的歐洲大國。即使以英國而言，也是直到1851年，城市人口才首次超過農村人口。
當然，“城市”（urban）這個詞的含義模棱兩可。按照我們現代的標準，1789年時，可以名副其實地稱為大都市的歐洲城市隻有兩個：倫敦和巴黎，它們的人口分別為約100萬和50萬。人口在10萬或10萬以上的城市大約有20個，其中，法國有兩個，德意誌有兩個，西班牙大概有四個，意大利大約有五個（地中海沿岸地區傳統上是城市的故鄉），俄國有兩個，葡萄牙、波蘭、荷蘭、奧地利、愛爾蘭、蘇格蘭和奧斯曼的歐洲部分各一個。我們所謂的城市，還包括為數眾多的地方小城鎮，大部分城市居民實際上就是生活在這種小城鎮裏。小鎮的中央是教堂廣場，四周聳立著公共建築和貴族宅邸，人們隻需用幾分鍾的時間就可以從廣場走到農田。1834年是本書所述時期的後半段，當時奧地利有19%的人生活在城鎮裏，但即便在當時，城鎮人口的3/4依然是居住在人口不足兩萬的小城鎮裏，約有半數生活在人口規模為2 000—5 000人的小城鎮。這些就是法國的短期雇工們在其法蘭西之旅（tour de france）時漫遊過的城市。由於隨後幾個世紀的蕭條停滯，這些城鎮16世紀的外貌就像琥珀中的蒼蠅一樣，被栩栩如生地保存了下來，它們所呈現的寧靜色彩，正是喚醒德意誌浪漫詩人抒發其熱情的背景。在西班牙，大教堂的塔尖高高地聳立在小鎮上；在這些泥濘的城鎮裏，哈西德派（chassidis）的猶太人崇拜他們神奇的猶太教教士，而正統的猶太人則在這裏為神聖法律中的細枝末節辯論不休；果戈理（gogol）小說中的欽差大臣驅車入城，來這裏恐嚇富貴之人，而乞乞科夫（chichikov）則在這裏思索購買死者靈魂之事宜。但是，滿腔熱情、胸懷大誌的年輕人，他們也是來自這樣的城鎮，他們發動革命或賺取第一筆財富，或者既是革命者又是大富豪。羅伯斯庇爾來自阿拉斯（arras），巴貝夫（grhus babeuf）來自聖昆丁（saintquentin），拿破侖則是阿雅克修（ajio）人。
這些地方城鎮雖然很小，卻依然是城市。真正的城裏人頭腦靈活而又見多識廣，他們瞧不起那些來自周圍鄉村四肢發達、行動遲緩、無知愚鈍的鄉下人。［從當時社會上那些注重實際之人的標準看來，死氣沉沉的鄉鎮沒有什麽值得誇耀的。德意誌很多通俗喜劇對待偏僻閉塞的小鎮（kraehwinkel）就像對鄉下佬（顯然他更土氣）那樣，嚴厲地大肆嘲諷。］城鄉之間，確切地說，在城市職業和農業勞動間的界線是十分清楚的。在許多國家，靠著稅務壁壘，有時甚至是用舊城牆硬把兩者區分開來。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比如在普魯士，政府急於把納稅人置於適當的監督之下，想方設法把城市活動與鄉村活動實質上完全分隔開來。即使在行政管理上沒有做出如此嚴格區分的地方，人們通常也能從外貌上認出他是城裏人還是農民。在東歐的廣闊大地之上，城裏居民就像是一個個漂浮在由斯拉夫人、馬紮爾人和羅馬尼亞人組成的汪洋大海中的日耳曼人、猶太人或意大利人的小島。即使他們具有同樣的宗教信仰，屬於同一民族，城裏人的外表與周圍農民的外表看上去就是不一樣，他們的穿著打扮不一樣。的確，除了從事室內體力勞動和手工業勞動的人以外，城裏人多數個子較高，盡管他們的身體也許比較纖弱。[1] 他們思維敏捷，文化程度較高，他們可能而且肯定為此而自豪。不過，他們的生活方式幾乎與農村人一樣封閉，他們不了解外麵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其愚昧無知的程度與農村人也沒什麽差別。
地方上的城鎮實際上仍然從屬於所在農村的經濟和社會，它靠周圍的農民和自己的勞作維生（除了極個別的例外），此外幾乎別無生活來源。城市裏的專業人士和中產階級通常都是穀物和牲畜交易商、農產品加工者、律師和公證人（他們為擁有土地的貴族們處理其財產事務或無休無止的訴訟）、商人——企業家（他們為農村中從事紡織的人提供原料和收購產品），以及頗受人尊敬的政府代理人、貴族及教會人士。城裏的手工業者和店主為附近農民以及靠附近農民維生的城裏人提供服務。地方小城鎮在中世紀晚期有過一段黃金時代，但從那以後，它已經令人悲哀地走向衰落。它不再是“自由市”或城邦，不再是為更廣大的市場提供產品的製造業中心，不再是國際貿易的中繼站。由於它的衰落，它便越來越頑固地堅持它對市場的地方性壟斷，庇護市場，排斥一切外來者。年輕激進分子和大城市居民所嘲笑的那種地方主義，主要便是從這種經濟自衛運動中產生的。在南歐，鄉紳有時甚至是貴族都居住在小城鎮裏，他們靠地租維生。在德意誌，有無數小諸侯的領地，本身不過是一些大莊園，諸侯領地上的官僚靠著從老實本分的農民身上搜刮來的錢財，滿足諸侯殿下的欲望。18世紀晚期，地方城鎮可能仍是一個繁榮而發展中的社會，盡管主宰城市風貌的是帶有古典或洛可可式風格的石砌建築，但它們依然是西歐部分地區的見證。它們的繁榮來自農村。 3
因此，農業問題就是1789年世界的基本問題，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麽第一個有係統的歐洲大陸經濟學派是法國重農學派（physiocrats），該派理所當然地認為土地和地租是淨收益的唯一來源。而且，農業問題的關鍵所在乃是土地耕作者與土地所有者之間的關係，是財富生產者與財富積累者之間的關係。
從土地所有權關係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把歐洲——確切地說，是以西歐為中心的經濟綜合體——分成三大區域。在歐洲的西部，有海外殖民地。在海外殖民地中，除了美利堅合眾國北部和一些意義不太大的獨立農耕區這些明顯的例外以外，典型的耕作者就是作為強製勞動者或農奴的印第安人，以及作為奴隸的黑人；傭農、小佃戶之類的耕作者比較少。（在東印度群島殖民地，歐洲種植園主人直接進行耕作的情況比較罕見，土地管理者所采取的典型強製形式，就是強迫耕作者送繳一定比例的收獲物，比如荷屬群島上的香料或咖啡。）換句話說，典型耕作者的人身是不自由的，或處在政治強製之下。典型的地主則是半封建性的大地產（種植園、莊園、牧場）所有者，以及實行奴隸製的種植園主人。半封建大地產特有的經濟是原始的、自給自足的，總之，純粹是為了滿足當地的需要。西屬拉丁美洲出口的礦產品，其生產者實際上就是印第安農奴，和農產品的生產方式並無不同。實行奴隸製的大規模種植園，主要分布在西印度群島、南美北部沿海地區（尤其是巴西北部地區），以及美國的南部地區，其經濟特點就是生產一些極為重要的出口作物——蔗糖，其次是煙草、咖啡和染料，自工業革命以後，主要是生產棉花。所以，奴隸製種植園經濟成了歐洲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通過奴隸貿易成為非洲經濟的組成部分。在本書所闡述的時期，這一地區的曆史基本上可以根據蔗糖生產的衰落和棉花生產的崛起來寫成。
在西歐以東，尤其是在沿著易北河，今捷克和斯洛伐克西部邊境，然後南伸至意大利的裏雅斯特港（trieste），在這條將奧地利劃成東西兩半的界線的以東地區，盛行著農奴製度。從社會方麵看，托斯卡納（tuscany）和翁布裏亞（umbria）以南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都屬於這類地區，盡管斯堪的納維亞地區（除了丹麥和瑞典南部的部分地區以外）不屬於農奴製度。在這片廣大地區內，還存在著由自由農耕作的地塊。這些自由農包括散居在從斯洛文尼亞（slovenia）到伏爾加河（volga）這塊土地上的德意誌農業殖民者，生活在伊利裏亞（illyria）內地荒山禿嶺中實際上處於獨立地位的家族，與克羅地亞步兵（pandurs：在18世紀以殘忍聞名）和哥薩克（cossack）騎兵幾乎一樣好勇鬥狠的武裝農民（他們活動在直到最近為止還是介於基督徒和土耳其人或韃靼人之間的軍事邊界上），在領主和政府鞭長莫及之處擅自占地拓荒的自由墾殖者，以及生活在不可能有大規模農耕的莽莽森林裏的人們。但不論怎樣，這一地區的典型耕作者整體上看來是不自由的。事實上，他們幾乎都被淹沒在自15世紀晚期和16世紀早期以來所產生的、不曾停頓的農奴製度的洪流之中。這種情況在巴爾幹地區不太明顯，因為那裏曾一度或依然處在土耳其人的直接統治之下，在土耳其前封建主義原有的農業製度裏，土地曾進行過粗略的分配，每一份土地要負擔一位非世襲土耳其武士的生計，這種原始的農業製度蛻變成大地主統治之下的世襲地產製度，很少從事農耕的伊斯蘭教地主們，千方百計地壓榨農民。這就是巴爾幹地區、多瑙河和薩瓦河（sava）以南地區在19世紀和20世紀從土耳其人的統治下獲得解放時，實質上還是農業國家的原因，盡管這些國家當時極端貧窮，但它們並不是農業財產集中的國家。作為基督徒，巴爾幹農民在法律上仍然是不自由的，而且在事實上，作為農民，至少當他還處在領主控製之下時，也是不自由的。
但是，在其他地區，典型的農民就是農奴，他們被迫把一周中的大部分時間用在領主的土地上服勞役，或者盡與此相當的其他義務。他的人身不自由度非常之大，以致我們很難把農奴與奴隸區別開來，如在俄國和波蘭實行農奴製的那些地方，農奴可以與土地分開買賣。1801年，《莫斯科報》（gazette de moscou ）上有一則廣告登了這樣一段話：“有三位馬車夫和兩位姑娘待售。馬車夫訓練有素，出類拔萃。姑娘的年紀分別為18歲和15歲，兩人均容貌姣好，手工活樣樣精通。該家族尚有兩位理發師可供出售，其中一人年紀21歲，能讀會寫，能演奏樂器，並能勝任馬車夫。另一位適合幫女士和先生美發，也會彈鋼琴和拉手風琴。”（很大一部分的農奴充當家庭仆役。在1851年的俄國，家庭仆人幾乎占全部農奴的5%。[5] ）在波羅的海的內陸地區——波羅的海是通往西歐的重要貿易要道——采用農奴製勞動的農業，為西歐進口國家生產了大部分出口作物：穀物、亞麻、大麻以及主要用來造船的林產品。在其他地區，農業經濟更加依賴地方市場，這個市場至少包括交通方便、製造業相當發達、城市有所發展的地區，例如薩克森（saxony）和波希米亞（bohemia），以及維也納這個大都市。但是，這裏的大部分地方還是很落後。黑海航路的開通和西歐尤其是英國日益發展的都市化，才剛剛開始刺激俄國黑土地帶的穀物出口，在蘇聯實現工業化之前，穀物依然是俄國對外貿易的大宗商品。實行農奴製的東部地區為西歐提供糧食原料，因而被看成是西歐的“依附經濟”，類似於它的海外殖民地。
18世紀應該被送入萬神殿。
——聖鞠斯特[1] </blockquote>1
18世紀80年代的世界，曾經是一個比我們今天的世界既要小得多也要大得多的世界。這是我們對那個世界的第一個看法。從地理方麵看，當時的世界比較小，因為，即使是那個時代受到過最好教育、見識最廣的人——比如說，像科學家兼旅行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這樣的人——也隻了解這個人類棲息的地球的局部地區。（相對於西歐，那些在科技方麵較不發達、較不具擴張性的社群的“所知世界”，顯然要比西歐所認知的更小，小到隻是地球的微末部分。沒有文字的西西裏農民或是生活在緬甸山陵中的耕作者，就是在這樣的小天地裏度過他們的一生，他們對外麵的世界永遠一無所知。）由於有像庫克（james cook）那樣具有非凡才能的18世紀航海家的探險活動，大洋表麵的大部分地方（盡管絕不是所有地方）才得以經由考察繪製在地圖上，盡管在20世紀中葉以前，人類對海底的知識仍微不足道。人們已能了解到各個大陸以及大部分島嶼的概貌，盡管用現代的標準來衡量還不太精確。人們對於分布於歐洲的山脈麵積和高度的知識比較精確，而對於拉丁美洲的情況，則了解得非常粗略。對於亞洲，所知甚少。至於非洲［除了阿特拉斯山（as）以外］，在實際用途方麵毫無了解。除了中國和印度，世界上大江大河的流徑對於世人都充滿了神秘色彩，隻有少數靠設陷阱捕獸的獵人或商人，諸如深入加拿大印第安人地區的皮貨商，才了解他們所在地區的河流走向，或者說曾經有所了解。除了幾個地區之外——在幾塊大陸上，他們隻從沿海伸入內陸不過幾英裏——世界地圖都是由商人或探險家的明顯足跡穿越過的空白空間所組成。要不是由於旅行家或在遙遠前哨站服務的官員們，搜集了一些粗略但尚能管用的二手甚或三手資料，這些空白地區甚至會比實際上標明的還要廣大。
不僅“所知的世界”比較小，而且現實的世界也是如此，至少在人類活動的世界是如此。由於無法取得實際的人口統計資料，所有現有的人口評估完全是靠推測得來。不過，有一點很清楚，即當時的地球隻能養育相當於現今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可能不超過今天的1/3。如果我們最常引用的那些推測數據出入不是太大，那麽，亞洲和非洲在當時所養活的人口比重，要比今天大一些。1800年歐洲的人口大約是1.87億（現在的人口大約6億），所占的比重比今天要小一些，而美洲人口所占的比例顯然就更小了。大體而言，在1800年時，每三個人當中就有兩個是亞洲人，每五人當中有一個是歐洲人，非洲人占1/10，而美洲或大洋洲人則隻占1/33。很顯然，那麽少量的人口分布在地球表麵，人口密度自然比現在要稀疏得多了。也許，除了一小部分地區，比如說中國和印度的某些地區，或西歐和中歐的某些地區，由於農業生產發達或者城市高度集中，可能存在著類似現代的人口密度。既然人口規模比現今要小，那麽，人類有效拓居的區域自然也會小一些。氣候狀況（盡管氣候不會再像14世紀初到18世紀初那個“小冰河期”最糟糕的時代那樣寒冷或潮濕，但比今天可能還要冷一些、濕一些）遏製了人類在北極圈內定居的極限；流行性疾病，例如瘧疾，在很多地區仍然製約著人口的增長，比如意大利南部的沿海平原，實際上長期無人居住，到了19世紀，才逐漸有人定居。原始的經濟生活方式，特別是狩獵和（在歐洲）遊牧，浪費了土地，使得人們無法在整片地區安家落戶，例如意大利東南端的阿普裏亞（apulia）平原。19世紀早期的旅行家留下了他們描繪羅馬四周地區的圖畫，那是一個空曠且到處都是廢墟的瘧疾流行區，少量牛羊伴隨著三三兩兩古怪奇特的盜匪，這就是當時人們所熟悉的地方風景。當然，很多土地在開墾之後，貧瘠依舊，雜草叢生，到處是水澇的沼澤地、粗放的牧場或森林，甚至在歐洲也是如此。
比較小的第三個現象表現在人類的體形上：總的說來，那時的歐洲人明顯要比今天的歐洲人矮小許多，我們可根據應征士兵的大量體格統計數字，從中取一例來加以說明。在意大利西北部利古裏亞（liguria）沿岸的一個縣裏，從1792—1799年所招募的新兵中，身高不足1.5米（59英寸）的人占了72%。[2] 但這並不表示18世紀晚期的人要比我們來得纖弱。法國大革命中那些骨瘦如柴、發育不良、沒有受過訓練的士兵，他們所具有的體能耐力，隻有今天那些活躍在殖民地山林叢中小巧伶俐的遊擊隊員們才可以相比。以每天30英裏的速度，全副武裝，連續行軍一周，是家常便飯的事。但是，用我們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當時人們的體質很差，卻是不爭的事實。那些身嬌命貴的國王和將軍都把他們的性命係於“高個子”身上，由這些人組成精幹強悍的衛隊、身披甲胄的騎兵護衛隊，以及諸如此類的保安人員，這一切都說明了上述事實。
然而，如果說當時的世界在很多方麵都比今天來得小，那麽，交通的極端困難和不穩定性卻使當時的世界實際上要比我們今天的世界大得多。我並不想誇大這些困難，按照中世紀或16世紀的標準來看，18世紀晚期是一個交通工具眾多且快速的時代，即使在鐵路革命以前，道路、馬車和郵政服務也已大有改善。從18世紀60年代到該世紀末，由倫敦前往格拉斯哥（sgow）所需的時間，已從10—12天縮短到62小時。18世紀下半葉建立的郵車或驛車係統，在拿破侖戰爭末期到鐵路鋪設這段時期內大為擴展，它不僅加快了速度—1833年，從巴黎到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的郵件遞送隻需36小時——而且已形成定期性的服務。然而，陸路的旅客運輸量依然很小。陸上的貨物運輸不僅速度慢，而且費用昂貴，令人生畏。對那些經營官方事業或從事商務的人而言，相互往來是絕對無法斷絕的，據統計，在與拿破侖開戰之初，計有2 000萬封信件經過英國郵差之手（到本書所論時期尾聲，信件數量又增加了10倍）。但是，對於當時的大多數人來說，信件是沒有什麽用處的，因為他們不能識文斷字，而且，出門旅行——或許除了往返於市集的路途而外——完全是異乎尋常的事。倘若他們或他們的貨物要走陸路，那麽，他們絕大多數靠步行，或者依靠速度緩慢的二輪貨運馬車，這種方式甚至在19世紀早期還運輸了5/6的法國貨物，其速度每天尚不足20英裏。送急件的人長途跋涉，行色匆匆；馬車夫趕著郵政馬車，捎帶著十來個過往行人在坎坷的道路上顛簸，每個乘客都顛得散了骨架；貴族的私人馬車在路上飛馳。但對於那個世界的大部分人來說，牽著馬匹、騾子步行的車夫，仍主宰著陸上運輸。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水路運輸不僅簡單、低廉，而且通常也更快速（如果排除變幻莫測的天氣幹擾）。歌德（goethe）在意大利旅行期間，從那不勒斯（naples）乘船到西西裏返往時間分別用了四天和三天。這位才子對於旅途花費的時間之短感到驚訝，他用這幾天時間舒舒服服地完成了與陸上路途一樣的旅行。碼頭所及的距離就是世界的距離：從實際意義上看，從倫敦到普利茅斯（plymouth）或利斯（leith）的路程要比到諾福克郡布雷克蘭村（brd of norfolk）的路程更近一些。從墨西哥的維拉克魯斯（veracruz）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維利亞（seville），要比從西班牙中北部的巴利亞多利德（vadolid）出發更容易。從巴西的巴伊亞（bahia）去漢堡（hamburg），要比從東普魯士的波美拉尼亞（pomeranian）走內地更方便。水路運輸的主要缺點就是間歇太長，即使到1820年，從倫敦發往漢堡和荷蘭的郵件，每周才兩次，發往瑞典和葡萄牙的每周隻有一次。至於發往北美的郵件，則是一月一次。但是，波士頓、紐約與巴黎的聯係肯定要比喀爾巴阡山的瑪拉馬羅斯郡（maramaros）與布達佩斯之間的聯係密切得多。正因為通過遠洋運輸運送大量的貨物和人員比較容易，所以兩個相距遙遠的都市之間的聯係，要比城市和鄉村間的聯係更方便。比如說，從愛爾蘭北部港口花五年的時間（1769—1774年）運送4.4萬人到美洲，要比花三代人的時間運送5 000人到蘇格蘭的鄧迪（dundee）還要容易。攻陷巴士底獄（bastille）的消息在13天內已在馬德裏家喻戶曉，而在皮隆尼（peronne）這個距首都隻有133公裏的地方，直到巴士底獄陷落的第28天，才獲悉來自巴黎的消息。
因此，對於當時的大多數居民而言，1789年的世界廣袤無邊。除非被某種可怕的偶然事件，比如被軍隊征募所抓走，大多數人是生於斯、長於斯，並且通常就是在他們所出生的教區裏度過一生。法國當時共有90個省，遲至1861年，在其中的70個省中，9/10以上的人就隻生活在他們的出生地。這個世界的其他地區都是政府代理人和傳言談到的事，沒有報紙，即使在1814年，法國雜誌的正常發行量也隻有5 000份，除了一小撮中上層階級以外，幾乎無人能識字斷文。流動人口，包括商人、小販、短工、工匠、流動手工業者、季節性雇工，還包括四處行乞的托缽僧或香客，乃至走私分子、強盜和市集上的老鄉這類範圍廣泛、行蹤飄忽不定的龐雜人群，這些人負責把小道消息傳給大家。當然，戰爭期間散落於民間或者在和平時期駐防民間的士兵也負責傳播消息。很自然地，消息也通過政府或教會這類官方渠道傳給大家。不過，即使是這種遍布於全國的政府組織或者基督教組織的地方人員，他們很多也是本地人，或者說，他們定居於一處，終身為他們的同類提供服務。在殖民地以外的地區，由中央政府任命，並被派往接任地方職位的官吏，此時才剛剛出現。在國家所有的基層官員中，或許隻有部隊的軍官才有指望經常遷徙，過著四海為家的生活。這些人隻有在他所轄地區內，從各種各樣的美酒、女人和戰馬中求得慰藉。 2
就其本來的情況而言，1789年的世界絕對是一個鄉村世界，這是一個基本事實，誰若沒認清這一點，就不能說是認識了這個世界。像俄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及巴爾幹半島上的那些國家，城市從未特別繁榮興旺過，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90%—97%。在有些地方，城市雖然已經衰落，但城市的傳統依然很強烈。即使是這樣的地區，鄉村或者說農業人口的比例也特別高。據我們所掌握的估計資料，在意大利北部的倫巴第（lombardy）地區，農村人口占85%；在威尼斯，農村人口占72%—80%；而在卡拉布裏亞（cbria）和盧卡尼亞（lucania），這一比例則提高到90%以上。[3] 事實上，除了某些工商業非常繁榮的地區以外，我們很難找到農業人口少於總人口4/5的歐洲大國。即使以英國而言，也是直到1851年，城市人口才首次超過農村人口。
當然，“城市”（urban）這個詞的含義模棱兩可。按照我們現代的標準，1789年時，可以名副其實地稱為大都市的歐洲城市隻有兩個：倫敦和巴黎，它們的人口分別為約100萬和50萬。人口在10萬或10萬以上的城市大約有20個，其中，法國有兩個，德意誌有兩個，西班牙大概有四個，意大利大約有五個（地中海沿岸地區傳統上是城市的故鄉），俄國有兩個，葡萄牙、波蘭、荷蘭、奧地利、愛爾蘭、蘇格蘭和奧斯曼的歐洲部分各一個。我們所謂的城市，還包括為數眾多的地方小城鎮，大部分城市居民實際上就是生活在這種小城鎮裏。小鎮的中央是教堂廣場，四周聳立著公共建築和貴族宅邸，人們隻需用幾分鍾的時間就可以從廣場走到農田。1834年是本書所述時期的後半段，當時奧地利有19%的人生活在城鎮裏，但即便在當時，城鎮人口的3/4依然是居住在人口不足兩萬的小城鎮裏，約有半數生活在人口規模為2 000—5 000人的小城鎮。這些就是法國的短期雇工們在其法蘭西之旅（tour de france）時漫遊過的城市。由於隨後幾個世紀的蕭條停滯，這些城鎮16世紀的外貌就像琥珀中的蒼蠅一樣，被栩栩如生地保存了下來，它們所呈現的寧靜色彩，正是喚醒德意誌浪漫詩人抒發其熱情的背景。在西班牙，大教堂的塔尖高高地聳立在小鎮上；在這些泥濘的城鎮裏，哈西德派（chassidis）的猶太人崇拜他們神奇的猶太教教士，而正統的猶太人則在這裏為神聖法律中的細枝末節辯論不休；果戈理（gogol）小說中的欽差大臣驅車入城，來這裏恐嚇富貴之人，而乞乞科夫（chichikov）則在這裏思索購買死者靈魂之事宜。但是，滿腔熱情、胸懷大誌的年輕人，他們也是來自這樣的城鎮，他們發動革命或賺取第一筆財富，或者既是革命者又是大富豪。羅伯斯庇爾來自阿拉斯（arras），巴貝夫（grhus babeuf）來自聖昆丁（saintquentin），拿破侖則是阿雅克修（ajio）人。
這些地方城鎮雖然很小，卻依然是城市。真正的城裏人頭腦靈活而又見多識廣，他們瞧不起那些來自周圍鄉村四肢發達、行動遲緩、無知愚鈍的鄉下人。［從當時社會上那些注重實際之人的標準看來，死氣沉沉的鄉鎮沒有什麽值得誇耀的。德意誌很多通俗喜劇對待偏僻閉塞的小鎮（kraehwinkel）就像對鄉下佬（顯然他更土氣）那樣，嚴厲地大肆嘲諷。］城鄉之間，確切地說，在城市職業和農業勞動間的界線是十分清楚的。在許多國家，靠著稅務壁壘，有時甚至是用舊城牆硬把兩者區分開來。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比如在普魯士，政府急於把納稅人置於適當的監督之下，想方設法把城市活動與鄉村活動實質上完全分隔開來。即使在行政管理上沒有做出如此嚴格區分的地方，人們通常也能從外貌上認出他是城裏人還是農民。在東歐的廣闊大地之上，城裏居民就像是一個個漂浮在由斯拉夫人、馬紮爾人和羅馬尼亞人組成的汪洋大海中的日耳曼人、猶太人或意大利人的小島。即使他們具有同樣的宗教信仰，屬於同一民族，城裏人的外表與周圍農民的外表看上去就是不一樣，他們的穿著打扮不一樣。的確，除了從事室內體力勞動和手工業勞動的人以外，城裏人多數個子較高，盡管他們的身體也許比較纖弱。[1] 他們思維敏捷，文化程度較高，他們可能而且肯定為此而自豪。不過，他們的生活方式幾乎與農村人一樣封閉，他們不了解外麵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其愚昧無知的程度與農村人也沒什麽差別。
地方上的城鎮實際上仍然從屬於所在農村的經濟和社會，它靠周圍的農民和自己的勞作維生（除了極個別的例外），此外幾乎別無生活來源。城市裏的專業人士和中產階級通常都是穀物和牲畜交易商、農產品加工者、律師和公證人（他們為擁有土地的貴族們處理其財產事務或無休無止的訴訟）、商人——企業家（他們為農村中從事紡織的人提供原料和收購產品），以及頗受人尊敬的政府代理人、貴族及教會人士。城裏的手工業者和店主為附近農民以及靠附近農民維生的城裏人提供服務。地方小城鎮在中世紀晚期有過一段黃金時代，但從那以後，它已經令人悲哀地走向衰落。它不再是“自由市”或城邦，不再是為更廣大的市場提供產品的製造業中心，不再是國際貿易的中繼站。由於它的衰落，它便越來越頑固地堅持它對市場的地方性壟斷，庇護市場，排斥一切外來者。年輕激進分子和大城市居民所嘲笑的那種地方主義，主要便是從這種經濟自衛運動中產生的。在南歐，鄉紳有時甚至是貴族都居住在小城鎮裏，他們靠地租維生。在德意誌，有無數小諸侯的領地，本身不過是一些大莊園，諸侯領地上的官僚靠著從老實本分的農民身上搜刮來的錢財，滿足諸侯殿下的欲望。18世紀晚期，地方城鎮可能仍是一個繁榮而發展中的社會，盡管主宰城市風貌的是帶有古典或洛可可式風格的石砌建築，但它們依然是西歐部分地區的見證。它們的繁榮來自農村。 3
因此，農業問題就是1789年世界的基本問題，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麽第一個有係統的歐洲大陸經濟學派是法國重農學派（physiocrats），該派理所當然地認為土地和地租是淨收益的唯一來源。而且，農業問題的關鍵所在乃是土地耕作者與土地所有者之間的關係，是財富生產者與財富積累者之間的關係。
從土地所有權關係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把歐洲——確切地說，是以西歐為中心的經濟綜合體——分成三大區域。在歐洲的西部，有海外殖民地。在海外殖民地中，除了美利堅合眾國北部和一些意義不太大的獨立農耕區這些明顯的例外以外，典型的耕作者就是作為強製勞動者或農奴的印第安人，以及作為奴隸的黑人；傭農、小佃戶之類的耕作者比較少。（在東印度群島殖民地，歐洲種植園主人直接進行耕作的情況比較罕見，土地管理者所采取的典型強製形式，就是強迫耕作者送繳一定比例的收獲物，比如荷屬群島上的香料或咖啡。）換句話說，典型耕作者的人身是不自由的，或處在政治強製之下。典型的地主則是半封建性的大地產（種植園、莊園、牧場）所有者，以及實行奴隸製的種植園主人。半封建大地產特有的經濟是原始的、自給自足的，總之，純粹是為了滿足當地的需要。西屬拉丁美洲出口的礦產品，其生產者實際上就是印第安農奴，和農產品的生產方式並無不同。實行奴隸製的大規模種植園，主要分布在西印度群島、南美北部沿海地區（尤其是巴西北部地區），以及美國的南部地區，其經濟特點就是生產一些極為重要的出口作物——蔗糖，其次是煙草、咖啡和染料，自工業革命以後，主要是生產棉花。所以，奴隸製種植園經濟成了歐洲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通過奴隸貿易成為非洲經濟的組成部分。在本書所闡述的時期，這一地區的曆史基本上可以根據蔗糖生產的衰落和棉花生產的崛起來寫成。
在西歐以東，尤其是在沿著易北河，今捷克和斯洛伐克西部邊境，然後南伸至意大利的裏雅斯特港（trieste），在這條將奧地利劃成東西兩半的界線的以東地區，盛行著農奴製度。從社會方麵看，托斯卡納（tuscany）和翁布裏亞（umbria）以南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都屬於這類地區，盡管斯堪的納維亞地區（除了丹麥和瑞典南部的部分地區以外）不屬於農奴製度。在這片廣大地區內，還存在著由自由農耕作的地塊。這些自由農包括散居在從斯洛文尼亞（slovenia）到伏爾加河（volga）這塊土地上的德意誌農業殖民者，生活在伊利裏亞（illyria）內地荒山禿嶺中實際上處於獨立地位的家族，與克羅地亞步兵（pandurs：在18世紀以殘忍聞名）和哥薩克（cossack）騎兵幾乎一樣好勇鬥狠的武裝農民（他們活動在直到最近為止還是介於基督徒和土耳其人或韃靼人之間的軍事邊界上），在領主和政府鞭長莫及之處擅自占地拓荒的自由墾殖者，以及生活在不可能有大規模農耕的莽莽森林裏的人們。但不論怎樣，這一地區的典型耕作者整體上看來是不自由的。事實上，他們幾乎都被淹沒在自15世紀晚期和16世紀早期以來所產生的、不曾停頓的農奴製度的洪流之中。這種情況在巴爾幹地區不太明顯，因為那裏曾一度或依然處在土耳其人的直接統治之下，在土耳其前封建主義原有的農業製度裏，土地曾進行過粗略的分配，每一份土地要負擔一位非世襲土耳其武士的生計，這種原始的農業製度蛻變成大地主統治之下的世襲地產製度，很少從事農耕的伊斯蘭教地主們，千方百計地壓榨農民。這就是巴爾幹地區、多瑙河和薩瓦河（sava）以南地區在19世紀和20世紀從土耳其人的統治下獲得解放時，實質上還是農業國家的原因，盡管這些國家當時極端貧窮，但它們並不是農業財產集中的國家。作為基督徒，巴爾幹農民在法律上仍然是不自由的，而且在事實上，作為農民，至少當他還處在領主控製之下時，也是不自由的。
但是，在其他地區，典型的農民就是農奴，他們被迫把一周中的大部分時間用在領主的土地上服勞役，或者盡與此相當的其他義務。他的人身不自由度非常之大，以致我們很難把農奴與奴隸區別開來，如在俄國和波蘭實行農奴製的那些地方，農奴可以與土地分開買賣。1801年，《莫斯科報》（gazette de moscou ）上有一則廣告登了這樣一段話：“有三位馬車夫和兩位姑娘待售。馬車夫訓練有素，出類拔萃。姑娘的年紀分別為18歲和15歲，兩人均容貌姣好，手工活樣樣精通。該家族尚有兩位理發師可供出售，其中一人年紀21歲，能讀會寫，能演奏樂器，並能勝任馬車夫。另一位適合幫女士和先生美發，也會彈鋼琴和拉手風琴。”（很大一部分的農奴充當家庭仆役。在1851年的俄國，家庭仆人幾乎占全部農奴的5%。[5] ）在波羅的海的內陸地區——波羅的海是通往西歐的重要貿易要道——采用農奴製勞動的農業，為西歐進口國家生產了大部分出口作物：穀物、亞麻、大麻以及主要用來造船的林產品。在其他地區，農業經濟更加依賴地方市場，這個市場至少包括交通方便、製造業相當發達、城市有所發展的地區，例如薩克森（saxony）和波希米亞（bohemia），以及維也納這個大都市。但是，這裏的大部分地方還是很落後。黑海航路的開通和西歐尤其是英國日益發展的都市化，才剛剛開始刺激俄國黑土地帶的穀物出口，在蘇聯實現工業化之前，穀物依然是俄國對外貿易的大宗商品。實行農奴製的東部地區為西歐提供糧食原料，因而被看成是西歐的“依附經濟”，類似於它的海外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