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法國大革命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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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一定是喪失了所有的道德和自由感，否則怎麽會對這場世界經曆過的最重要革命，對它正在進行的莊嚴方式，不表敬仰讚賞。凡有幸目睹這一偉大城市最近三天發展的同胞，一定不會認為我的話是誇張的。
——《晨郵報》（morning post ）1789年7月21日論巴士底獄的陷落
不久，開明國家將審判那些迄今統治著它們的人。國王們將被迫逃亡荒漠，與和他們相似的野獸為伍。而自然將恢複其權利。
——聖鞠斯特《論法國憲法》（sur constitution de france ），1793年4月24日在國民公會發表的演說 </blockquote>1
如果說19世紀的世界經濟主要是在英國工業革命的影響之下發展起來的話，那麽它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則主要是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英國為世界的鐵路和工廠提供了範例，它提供的經濟急劇增長，破壞了非歐洲世界的傳統經濟和社會結構；而法國則引發了世界革命，並賦予其思想，以致三色旗這類事物成了實質上每個新生國家的象征，而1789—1917年之間的歐洲（或實際上是世界的）政治，主要是讚成或反對1789年的原則，或甚至更富煽動性的1793年原則的鬥爭。法國為世界大部分地區提供了自由和激進民主政治的語匯和問題。法國為民族主義提供了第一個偉大的榜樣、觀念和語匯。法國為多數國家提供了法典、科技組織模式和公製度量衡。經由法國的影響，現代世界的思想觀念首次滲透進迄今曾抗拒歐洲思想的古老文明世界。以上便是法國大革命的傑作。[1]
如我們所見，對歐洲的舊製度及其經濟體係來說，18世紀末期是一個危機時代。該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充滿了有時幾乎達到起義地步的政治騷動和殖民地爭取自治的運動，這種運動有時甚至可以使它們脫離宗主國，而且不僅發生在美國（1776—1783年），還見諸愛爾蘭（1782—1784年）、比利時和列日（1787—1790年）、荷蘭（1783—1787年）、日內瓦，甚至英格蘭（1779年，此點曾有爭議）。這一連串的政治騷動是那樣地引人注目，以至於近來一些曆史學家形容這是一個“民主革命的時代”。法國大革命是唯一一次雖然程度最激進，影響也最為深遠的民主革命。[1]
認為舊製度的危機並非純粹是法國獨有的現象，這樣的看法頗有一些分量。正因為如此，或許有人會爭辯說，1917年的俄國革命（它在20世紀占有類似的重要地位）不過是這一連串類似運動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而1917年前幾年的這類運動，最終埋葬了古老的奧斯曼帝國和中華帝國。然而，這有點文不對題。法國大革命或許不是一個孤立現象，但它比其他同時代的革命重大得多，而且其後果也要深遠得多。第一，它發生在歐洲勢力最強大、人口最多的國家（俄國除外）。在1789年時，差不多每五個歐洲人中就有一個是法國人。第二，在它先後發生的所有革命中，唯有它是真正的群眾性社會革命，並且比任何一次類似的大劇變都要激進得多。那些因政治上同情法國大革命而移居法國的美國革命家和英國“雅各賓黨人”（jacobins），發現他們自己在法國都成了溫和派，這不是偶然的。潘恩（thomas paine）在英國和美國都是一個極端主義者，但在巴黎，他卻是吉倫特派（girondins）最溫和的人物之一。廣義說來，像從前許多國家進行的革命一樣，美洲革命的結果僅僅是擺脫了英國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政治控製。法國大革命的結果則是巴爾紮克的時代取代了杜·巴裏夫人（mme du barry，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婦）的時代。
第三，在所有同時代的革命中，隻有法國大革命是世界性的。它的軍隊開拔出去改造世界，它的思想實際上也發揮了相同作用。美國獨立革命一直是美國曆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事件，但（除直接卷入或被其卷入的國家以外）它在其他地方很少留下重大痕跡。法國大革命對所有國家而言，都是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其反響比美國獨立革命要大，它引起了1808年後導致拉丁美洲解放的起義。其直接影響遠至孟加拉，該地的羅易（ram mohan roy）在法國大革命的激勵下，創立了第一個印度人的改革運動，並成為現代印度民族主義的鼻祖（當他於1830年訪問英國時，堅持要搭乘法國船，以顯示他對其信仰的熱忱）。如上所述，它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對伊斯蘭教世界產生實際影響的第一次偉大思想運動”，[2] 這種影響幾乎是立即發生的。到19世紀中期，以前僅表示一個人的出生地或居住地的突厥語詞匯“vatan”，在法國大革命影響下開始變成類似“patrie”（祖國）的意思；1800年以前，“liberty”（自由）一詞最初是表示與“very”（奴隸身份）相反的法律術語，現在開始具有新的政治含義。它的間接影響是無所不在的，因為它為日後的所有革命運動提供了榜樣，其教訓（根據需要隨意加以解釋的）融入了現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中。[2]
因此，法國大革命是屬於它那個時代的那種革命，而並不僅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種。所以它的起源不應僅在歐洲的一般條件中去尋找，還應當在法國特有的形勢下去尋找。其獨特性或許在國際關係中做了最好的說明。在整個18世紀，法國都是英國的主要國際經濟競爭對手。它的外貿額在1720—1780年間增加了3倍，引起了英國的憂慮；它在某些地區（例如西印度群島）的殖民製度，比英國更具活力。然而法國不是英國那樣的強國，後者的對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由資本主義擴張的利益來決定。法國是歐洲最強大，並在許多方麵是舊貴族君主專製中最典型的國家。易言之，法國官方機構和舊製度既得利益集團與新興社會勢力之間的衝突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尖銳。
新興勢力很清楚他們想要什麽。重農學派經濟學家杜爾哥主張有效地開發土地，主張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主張對統一的國家領土實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廢除阻礙國家能源發展的一切限製和社會不平等，以及合理公平的行政和稅收。1774—1776年間，他作為路易十六的首席大臣，曾試圖實行這樣的計劃，但可悲地失敗了，而這場失敗是極具代表性的。這類性質的改革，即使是最溫和的，也與君主獨裁製不相容或不受其歡迎。相反，一旦改革者加強了自己的實力，就會像我們所見到的那樣，他們就會在這時所謂的“開明君主”中被廣泛地鼓吹。但在大多數“開明專製”的國家中，這樣的改革不是行不通，因而隻在理論上時興一時，就是無法改變其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質；或者在地方貴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抵製下歸於失敗，使國家淪為相對於從前狀態稍事整頓過的那種樣子。在法國，改革失敗得比其他國家更快，因為既得利益團體的抵製更加有效。但這一失敗的結果對君主製度更具災難性，因為資產階級變革的力量已經非常強大，他們不會無所作為。他們隻是把自己的希望從開明君主身上轉到人民或“民族”身上。
不過，這樣的概括還是無法使我們理解，為什麽這場革命會發生在這個時候，以及為什麽它會走上那條引人注目的道路。正因為如此，研究一下所謂“封建反動”是非常有益的，因為它實際上提供了引爆法國火藥庫的火花。
在2 300萬的法國人中，約40萬人組成的貴族無疑是這個國家的“第一階級”，盡管它並非像普魯士或其他國家那樣，絕對不受較低階級的挑戰，但仍然相當穩固。他們享有很大的特權，其中包括一些賦稅的豁免權（但豁免數量不如組織更加嚴密的僧侶階級那麽多），以及收取封建稅捐的權利。在政治上，他們的地位不那麽顯要。君主專製盡管在其性質上仍是貴族的甚至封建性質的，但它盡可能地剝奪了貴族的政治獨立和職責，並削減了他們舊有的代表機構——三級會議（states-general）和高等法院。這一事實持續在高級貴族和長袍貴族（noblesse de robe）中引起怨恨。長袍貴族是後來國王們因各種目的，主要是出於財政和行政目的而冊封的，一個被授予爵位的政府中產階級，隻要能通過殘存的法院和三級會議，就能表達貴族和資產階級的雙重不滿。貴族在經濟上的憂慮絕非無關緊要，他們生來就是，並且按傳統一直是武士而不是掙錢的人，貴族甚至被正式禁止經商或從事專門職業。他們依靠其地產收入，或者如果他們屬於享有優惠的少數大貴族和宮廷貴族，則依靠富有的婚姻、宮廷的年金、賞賜和幹薪。但是，有貴族地位之人，其開銷是很大的，並且不斷上漲；而他們的收入卻在下降，因為他們之中很少有人是自己財富的精明管理人，如果他們勉強進行管理的話。通貨膨脹使諸如租金這樣的固定收入，其價值逐漸減少。
因此很自然，貴族們隻好利用自己的一項主要資產，即公認的階級特權。在整個18世紀，在法國如同在其他許多國家一樣，他們不斷侵占官職，但專製君主卻寧可讓在專業上稱職、在政治上無害的中產階級人士來擔任這些職務。至18世紀80年代，甚至要有貴族的徽飾才能購買軍隊的委任狀，所有主教都是貴族，甚至管理王室的宮廷管家一職，也大都被他們奪占。由於他們成功地競爭了官職，貴族不但觸怒了中產階級的感情，還通過日益增強的接管地方和中央行政權的趨勢，動搖了國家的基礎。同樣，他們，特別是那些少有其他收入來源的地方鄉紳，為應付其收入日益下降的情形，極盡可能利用手中強大的封建權力，加緊搜刮農民的錢財（或勞役，不過這比較少）。為恢複這類已過時的權力或從現存權力中最大限度地獲取收益，一種專職的、研究封建法的專家（feudist）產生了。其中最傑出的成員巴貝夫（babeuf），於1796年成為近代史上第一次共產主義暴動的領袖。因而，貴族不僅觸怒了中產階級，而且也觸怒了農民。
農民這個也許占了法國人口80%的廣大階級，他們的地位絕對不值得稱羨。大體而論，他們實際上是自由的，並且常常是土地所有者。在實際數字中，貴族僅占所有土地的1/5，教會地產也許占另外6%，這一比例隨地區而波動。[3] 例如，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主教轄區，農民已占有38%—40%的土地，資產階級占18%—19%，貴族占15%—16%，僧侶占3%—4%，還有1/5是公地。[4] 可是，事實上多數人都沒有土地或沒有足夠的土地，由於技術普遍落後，這個問題日趨嚴重；而人口的增長，更使普遍缺乏土地的問題日趨惡化。封建稅捐、什一稅和賦稅掠走了農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而且這部分比例日漸提高；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卻使剩餘部分的價值日趨減少。隻有少數經常有剩餘產品出售的農民，才能從漲價中獲得好處；其餘的人或多或少都遭受漲價之苦，特別是在歉收年，因短缺造成的高價主宰著市場。無疑，由於這些原因，在革命前的20年裏，農民的境況日益惡化。
君主政體的財政困難使問題攀升到危機點。這個王國的行政和財政結構大體已經過時，如前所述，企圖借由1774—1776年的改革來修補這一結構的努力，在以高等法院為首的既得利益團體的反抗下，已遭失敗。然後，法國卷入了美國獨立戰爭。對英國的勝利是以其最後破產為代價換得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美國獨立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直接原因。各種權宜之計都嚐試過了，但收效日少。當時財政赤字率至少20%，而且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節約措施，除非進行一項根本改革，以動員實際上相當強大的國家課稅能力，否則無法應付此一局勢。因為，盡管凡爾賽宮的揮霍經常因危機而受到譴責，但宮廷的開支僅占1788年總支出的6%。戰爭、海軍和外交支出占1/4，現存債務負擔占一半。戰爭和債務——美國獨立戰爭及其債務——破壞了君主政權的根基。
政府的危機給貴族和高等法院帶來了機遇。政府若不擴大他們的特權，他們就拒絕付款。專製主義麵對的第一次破裂是1787年召開的“顯貴會議”（assembly of notables），這次會議的成員雖經過精心挑選，但仍然很難對付，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原本是要批準政府增辟稅源的需求。第二次破裂，也是決定性的一次，便是三級會議——這項舊封建時代的會議自1614年起便已停止召開。因而，革命的開始，是貴族試圖重新奪回國家控製權。因如下兩個原因，這一企圖失算了：其一，它低估了第三等級的獨立意願，這一虛構的團體想要代表既不是貴族也不是僧侶的所有人民，但實際上是由中產階級主宰；其二，它忽略了在進行政治賭博之際，被引入其中的深刻的經濟和社會危機。
法國大革命並非由有組織的政黨或運動發動領導的，也不是由企圖執行某個計劃綱領的人發動領導的。直到後革命時期的拿破侖出現以前，它甚至未能推舉出在20世紀革命時我們習慣看到的那類“領袖人物”。然而，在一個相當有內聚力的社會集團中，他們的共同意願驚人地一致，遂使該革命運動有力地團結起來。這個集團便是“資產階級”；其思想觀念是由“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係統闡述、由共濟會綱領以及在非正式同盟中所鼓吹的古典自由主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是“哲學家”發動了這一場革命。或許沒有他們，革命也會發生，但可能正是由於他們，才造成了隻是破壞一個舊製度與迅速有效地以一個新製度取而代之，這兩者之間的區別。
在其最一般的形式上，1789年的思想觀念可以說來自共濟會，這種觀念曾在莫紮特（mozart）的《魔笛》（magic flute ，1791）中得到純潔莊嚴的展現，它是那個時代最早的偉大的宣傳藝術，那個時代最高的藝術成就經常都是宣傳性的。更確切地說，1789年資產階級的要求是在同年的《人權宣言》（deration of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s ）中提出來的。這是一份反對貴族特權階級的宣言，但並不是支持民主社會或平等社會的宣言。宣言中的第一條說，“在法律上，人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但它也容許存在社會差別，“隻要是建立在公益基礎之上”。私有財產是一種自然權利，是神聖、不可剝奪和侵犯的。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職務對有才能的人同等開放；但如果賽跑在同等條件下開始，那麽同樣可以假定，參賽者不會同時跑到終點。該宣言主張（如同反對貴族階級或專製主義一樣），“所有公民都有權在製定法律方麵進行合作”；“個人親自參與，或通過自己的代表參與”。而宣言中設想作為主要政府機構的代表大會，並不一定要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它所指的製度也不是要廢除國王。建立在有產者寡頭集團基礎上的君主立憲製，比民主共和更符合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意願，雖然民主共和在邏輯上似乎更符合他們理論上想要追求的目標。盡管也有些人毫不猶豫地捍衛民主共和，但總體說來，1789年典型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和1789—1848年的自由派）並非民主派，而是信仰立憲政體：一種具有公民自由和保障私有企業的世俗國家，以及由納稅人和財產所有者組成的政府。
不過，在官場辭令上，這樣的製度表達的並不僅是單純的階級利益，同時也是“人民”的普遍意願，而人民則被轉化為“法蘭西民族”（一種意味深長的認同）。國王不再是蒙上帝恩寵的法蘭西和納瓦爾（navarre）的國王路易，而是蒙上帝恩寵和國家憲法擁立的法國人的國王路易。宣言中說，“一切主權均源自國家”，而國家，如西耶士（abbé sieyès）神父所說，不承認世上有高於其自身利益的利益，並且不接受國家法律以外的法律和權威，不管是一般人類的，還是其他國家的。無疑，法蘭西民族及其以後的模仿者，最初未曾設想到其本身利益會與其他國家的人民利益相衝突，相反的，他們把自己看成是在開創或參與將各國人民從暴政下普遍解放出來的一項運動。但事實上，國家間的競爭（例如法國商人與英國商人的競爭）和國家間的從屬（例如，被征服國家或已解放國家的利益對大國利益的屈從），已暗含於1789年資產階級首次給予正式表達的民族主義之中。“人民”等同於民族，這是一種比意欲表達此點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綱領，更具革命性的革命觀念。但它也是一種雙刃的觀念。
因為農民和勞動窮人都是文盲，政治態度不是溫和就是不成熟，加上選舉過程是間接的，因而被選出來代表第三等級的610人，多數是同一個模子打出來的，其中大部分是律師，他們在法國地方上發揮著重要的經濟作用；另有約100位資本家和商人。中產階級為贏得相當於貴族和僧侶總和的代表權，為爭取正式代表95%的人民，為了這些溫和的抱負而進行了艱苦、成功的鬥爭。現在，他們以同樣的決心為爭取資產階級潛在多數票的權利而鬥爭，其方式是把三級會議轉變為個別獨立的代理人會議，這些代表將以各自投票，取代以傳統階級為單位的商議或投票，在後一種情況下，貴族和僧侶的兩票總是能夠壓倒第三等級的一票。在這個問題上，首次的革命性突破展開了。三級會議開幕六周以後，急於在國王、貴族和教士之前搶先采取行動的平民代表，將他們自己和那些準備好要跟隨他們的人組織起來，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組成了有權重新製定憲法的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一次反革命的企圖導致他們在實質上按英國下院的模式確定了自己的要求。專製主義已走到盡頭，如才華橫溢而又名聲不佳的前貴族米拉波（mirabeau）對國王所說的：“先生，在這個會議裏，您是一個局外人，您無權在這裏說話。”[5]
第三等級雖麵臨國王和特權等級的聯合反抗，還是取得了成功，因為它不僅代表了有教養而又富有戰鬥性的少數人的觀點，而且也代表了更強大得多的勢力，即城市的，特別是巴黎勞動貧民的觀點以及革命農民的觀點，雖然這比較短暫。之所以能把一次有限的改革鼓動成一場革命，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三級會議的號召與經濟和社會的深刻危機恰好一致。因一係列複雜原因，18世紀80年代晚期，對法國經濟的所有部門都是一個巨大的困難時期。1788年和1789年的歉收和異常艱難的冬季，使這場危機尖銳起來。歉收使農民遭到損失，一時間，這意味著大生產者可以高價出售穀物，而大多數持地不多的人，則可能不得不去吃有錢人種植的糧食，或以無比的高價購買食物，特別是在臨近新收獲的月份（即5、6月）更是如此。歉收對城市貧民的衝擊更為明顯，他們的生活費（麵包是主食）可能上漲了一倍。鄉村的貧困使製成品市場萎縮，因此也造成了工業的蕭條，這使歉收的危害日趨嚴重。鄉村貧民因而陷於絕望和躁動不安，他們鋌而走險，從事暴動和盜匪活動；在生活成本暴漲之時，城市貧民又失去工作，更陷入雙重絕望之中。在正常情況下，或許隻會發生一些盲目的騷動，但在1788年和1789年，法蘭西王國的一場大騷動、一場宣傳和選舉的勝利，使人民在絕望中看到一種政治前景，他們提出了從鄉紳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要求，在當時，這是一種無比巨大、震天撼地的思想。騷動的人民站在第三等級代表的後麵，做他們的堅強後盾。
鎮壓革命將原本的群眾騷動變成了實際的起義。無疑，舊製度唯一本能的反應便是進行抵抗，如果必要的話，就使用武裝力量，盡管軍隊已不完全可靠。（隻有不切實際的夢想家才會認為，路易十六也許會接受失敗並立即使自己轉變為立憲君主，即使他不像實際上那樣無足輕重，那樣愚蠢，即使他娶的是一個頭腦不那麽簡單、不那麽沒責任感的女人，即使他稍微願意聽從謀臣的忠告，不做那些災難性的舉動，他也不會那樣做。）事實上，鎮壓革命已經促使巴黎那些饑餓、充滿不信任感和富有戰鬥性的群眾整個動員起來。這場動員最激動人心的結果是攻占巴士底獄，這是一座象征王室權威的國家監獄，革命者指望在那裏找到武器。在革命的年代，沒有比象征物倒塌更具影響力的東西了。攻占巴士底獄代表了專製主義的垮台，這個事件象征著解放的開端，因而使全世界為之歡呼，於是7月14日遂成為法國的國慶日。哥尼斯堡（koenigsberg）的康德（immanuel kant）是一個穩健的哲學家，據說，他的生活習慣非常有規律，以至於他那個城鎮的居民都用他的活動來校正自己的鍾表，甚至是像他這樣的人在聽到攻占巴士底獄的消息後，也把下午散步的時間延後了，哥尼斯堡的人民於是都相信，震動世界的事件真的發生了。更能說明其影響的是，巴士底獄的陷落使革命蔓延到地方城鎮和鄉村。
英國人一定是喪失了所有的道德和自由感，否則怎麽會對這場世界經曆過的最重要革命，對它正在進行的莊嚴方式，不表敬仰讚賞。凡有幸目睹這一偉大城市最近三天發展的同胞，一定不會認為我的話是誇張的。
——《晨郵報》（morning post ）1789年7月21日論巴士底獄的陷落
不久，開明國家將審判那些迄今統治著它們的人。國王們將被迫逃亡荒漠，與和他們相似的野獸為伍。而自然將恢複其權利。
——聖鞠斯特《論法國憲法》（sur constitution de france ），1793年4月24日在國民公會發表的演說 </blockquote>1
如果說19世紀的世界經濟主要是在英國工業革命的影響之下發展起來的話，那麽它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則主要是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英國為世界的鐵路和工廠提供了範例，它提供的經濟急劇增長，破壞了非歐洲世界的傳統經濟和社會結構；而法國則引發了世界革命，並賦予其思想，以致三色旗這類事物成了實質上每個新生國家的象征，而1789—1917年之間的歐洲（或實際上是世界的）政治，主要是讚成或反對1789年的原則，或甚至更富煽動性的1793年原則的鬥爭。法國為世界大部分地區提供了自由和激進民主政治的語匯和問題。法國為民族主義提供了第一個偉大的榜樣、觀念和語匯。法國為多數國家提供了法典、科技組織模式和公製度量衡。經由法國的影響，現代世界的思想觀念首次滲透進迄今曾抗拒歐洲思想的古老文明世界。以上便是法國大革命的傑作。[1]
如我們所見，對歐洲的舊製度及其經濟體係來說，18世紀末期是一個危機時代。該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充滿了有時幾乎達到起義地步的政治騷動和殖民地爭取自治的運動，這種運動有時甚至可以使它們脫離宗主國，而且不僅發生在美國（1776—1783年），還見諸愛爾蘭（1782—1784年）、比利時和列日（1787—1790年）、荷蘭（1783—1787年）、日內瓦，甚至英格蘭（1779年，此點曾有爭議）。這一連串的政治騷動是那樣地引人注目，以至於近來一些曆史學家形容這是一個“民主革命的時代”。法國大革命是唯一一次雖然程度最激進，影響也最為深遠的民主革命。[1]
認為舊製度的危機並非純粹是法國獨有的現象，這樣的看法頗有一些分量。正因為如此，或許有人會爭辯說，1917年的俄國革命（它在20世紀占有類似的重要地位）不過是這一連串類似運動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而1917年前幾年的這類運動，最終埋葬了古老的奧斯曼帝國和中華帝國。然而，這有點文不對題。法國大革命或許不是一個孤立現象，但它比其他同時代的革命重大得多，而且其後果也要深遠得多。第一，它發生在歐洲勢力最強大、人口最多的國家（俄國除外）。在1789年時，差不多每五個歐洲人中就有一個是法國人。第二，在它先後發生的所有革命中，唯有它是真正的群眾性社會革命，並且比任何一次類似的大劇變都要激進得多。那些因政治上同情法國大革命而移居法國的美國革命家和英國“雅各賓黨人”（jacobins），發現他們自己在法國都成了溫和派，這不是偶然的。潘恩（thomas paine）在英國和美國都是一個極端主義者，但在巴黎，他卻是吉倫特派（girondins）最溫和的人物之一。廣義說來，像從前許多國家進行的革命一樣，美洲革命的結果僅僅是擺脫了英國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政治控製。法國大革命的結果則是巴爾紮克的時代取代了杜·巴裏夫人（mme du barry，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婦）的時代。
第三，在所有同時代的革命中，隻有法國大革命是世界性的。它的軍隊開拔出去改造世界，它的思想實際上也發揮了相同作用。美國獨立革命一直是美國曆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事件，但（除直接卷入或被其卷入的國家以外）它在其他地方很少留下重大痕跡。法國大革命對所有國家而言，都是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其反響比美國獨立革命要大，它引起了1808年後導致拉丁美洲解放的起義。其直接影響遠至孟加拉，該地的羅易（ram mohan roy）在法國大革命的激勵下，創立了第一個印度人的改革運動，並成為現代印度民族主義的鼻祖（當他於1830年訪問英國時，堅持要搭乘法國船，以顯示他對其信仰的熱忱）。如上所述，它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對伊斯蘭教世界產生實際影響的第一次偉大思想運動”，[2] 這種影響幾乎是立即發生的。到19世紀中期，以前僅表示一個人的出生地或居住地的突厥語詞匯“vatan”，在法國大革命影響下開始變成類似“patrie”（祖國）的意思；1800年以前，“liberty”（自由）一詞最初是表示與“very”（奴隸身份）相反的法律術語，現在開始具有新的政治含義。它的間接影響是無所不在的，因為它為日後的所有革命運動提供了榜樣，其教訓（根據需要隨意加以解釋的）融入了現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中。[2]
因此，法國大革命是屬於它那個時代的那種革命，而並不僅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種。所以它的起源不應僅在歐洲的一般條件中去尋找，還應當在法國特有的形勢下去尋找。其獨特性或許在國際關係中做了最好的說明。在整個18世紀，法國都是英國的主要國際經濟競爭對手。它的外貿額在1720—1780年間增加了3倍，引起了英國的憂慮；它在某些地區（例如西印度群島）的殖民製度，比英國更具活力。然而法國不是英國那樣的強國，後者的對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由資本主義擴張的利益來決定。法國是歐洲最強大，並在許多方麵是舊貴族君主專製中最典型的國家。易言之，法國官方機構和舊製度既得利益集團與新興社會勢力之間的衝突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尖銳。
新興勢力很清楚他們想要什麽。重農學派經濟學家杜爾哥主張有效地開發土地，主張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主張對統一的國家領土實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廢除阻礙國家能源發展的一切限製和社會不平等，以及合理公平的行政和稅收。1774—1776年間，他作為路易十六的首席大臣，曾試圖實行這樣的計劃，但可悲地失敗了，而這場失敗是極具代表性的。這類性質的改革，即使是最溫和的，也與君主獨裁製不相容或不受其歡迎。相反，一旦改革者加強了自己的實力，就會像我們所見到的那樣，他們就會在這時所謂的“開明君主”中被廣泛地鼓吹。但在大多數“開明專製”的國家中，這樣的改革不是行不通，因而隻在理論上時興一時，就是無法改變其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質；或者在地方貴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抵製下歸於失敗，使國家淪為相對於從前狀態稍事整頓過的那種樣子。在法國，改革失敗得比其他國家更快，因為既得利益團體的抵製更加有效。但這一失敗的結果對君主製度更具災難性，因為資產階級變革的力量已經非常強大，他們不會無所作為。他們隻是把自己的希望從開明君主身上轉到人民或“民族”身上。
不過，這樣的概括還是無法使我們理解，為什麽這場革命會發生在這個時候，以及為什麽它會走上那條引人注目的道路。正因為如此，研究一下所謂“封建反動”是非常有益的，因為它實際上提供了引爆法國火藥庫的火花。
在2 300萬的法國人中，約40萬人組成的貴族無疑是這個國家的“第一階級”，盡管它並非像普魯士或其他國家那樣，絕對不受較低階級的挑戰，但仍然相當穩固。他們享有很大的特權，其中包括一些賦稅的豁免權（但豁免數量不如組織更加嚴密的僧侶階級那麽多），以及收取封建稅捐的權利。在政治上，他們的地位不那麽顯要。君主專製盡管在其性質上仍是貴族的甚至封建性質的，但它盡可能地剝奪了貴族的政治獨立和職責，並削減了他們舊有的代表機構——三級會議（states-general）和高等法院。這一事實持續在高級貴族和長袍貴族（noblesse de robe）中引起怨恨。長袍貴族是後來國王們因各種目的，主要是出於財政和行政目的而冊封的，一個被授予爵位的政府中產階級，隻要能通過殘存的法院和三級會議，就能表達貴族和資產階級的雙重不滿。貴族在經濟上的憂慮絕非無關緊要，他們生來就是，並且按傳統一直是武士而不是掙錢的人，貴族甚至被正式禁止經商或從事專門職業。他們依靠其地產收入，或者如果他們屬於享有優惠的少數大貴族和宮廷貴族，則依靠富有的婚姻、宮廷的年金、賞賜和幹薪。但是，有貴族地位之人，其開銷是很大的，並且不斷上漲；而他們的收入卻在下降，因為他們之中很少有人是自己財富的精明管理人，如果他們勉強進行管理的話。通貨膨脹使諸如租金這樣的固定收入，其價值逐漸減少。
因此很自然，貴族們隻好利用自己的一項主要資產，即公認的階級特權。在整個18世紀，在法國如同在其他許多國家一樣，他們不斷侵占官職，但專製君主卻寧可讓在專業上稱職、在政治上無害的中產階級人士來擔任這些職務。至18世紀80年代，甚至要有貴族的徽飾才能購買軍隊的委任狀，所有主教都是貴族，甚至管理王室的宮廷管家一職，也大都被他們奪占。由於他們成功地競爭了官職，貴族不但觸怒了中產階級的感情，還通過日益增強的接管地方和中央行政權的趨勢，動搖了國家的基礎。同樣，他們，特別是那些少有其他收入來源的地方鄉紳，為應付其收入日益下降的情形，極盡可能利用手中強大的封建權力，加緊搜刮農民的錢財（或勞役，不過這比較少）。為恢複這類已過時的權力或從現存權力中最大限度地獲取收益，一種專職的、研究封建法的專家（feudist）產生了。其中最傑出的成員巴貝夫（babeuf），於1796年成為近代史上第一次共產主義暴動的領袖。因而，貴族不僅觸怒了中產階級，而且也觸怒了農民。
農民這個也許占了法國人口80%的廣大階級，他們的地位絕對不值得稱羨。大體而論，他們實際上是自由的，並且常常是土地所有者。在實際數字中，貴族僅占所有土地的1/5，教會地產也許占另外6%，這一比例隨地區而波動。[3] 例如，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主教轄區，農民已占有38%—40%的土地，資產階級占18%—19%，貴族占15%—16%，僧侶占3%—4%，還有1/5是公地。[4] 可是，事實上多數人都沒有土地或沒有足夠的土地，由於技術普遍落後，這個問題日趨嚴重；而人口的增長，更使普遍缺乏土地的問題日趨惡化。封建稅捐、什一稅和賦稅掠走了農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而且這部分比例日漸提高；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卻使剩餘部分的價值日趨減少。隻有少數經常有剩餘產品出售的農民，才能從漲價中獲得好處；其餘的人或多或少都遭受漲價之苦，特別是在歉收年，因短缺造成的高價主宰著市場。無疑，由於這些原因，在革命前的20年裏，農民的境況日益惡化。
君主政體的財政困難使問題攀升到危機點。這個王國的行政和財政結構大體已經過時，如前所述，企圖借由1774—1776年的改革來修補這一結構的努力，在以高等法院為首的既得利益團體的反抗下，已遭失敗。然後，法國卷入了美國獨立戰爭。對英國的勝利是以其最後破產為代價換得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美國獨立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直接原因。各種權宜之計都嚐試過了，但收效日少。當時財政赤字率至少20%，而且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節約措施，除非進行一項根本改革，以動員實際上相當強大的國家課稅能力，否則無法應付此一局勢。因為，盡管凡爾賽宮的揮霍經常因危機而受到譴責，但宮廷的開支僅占1788年總支出的6%。戰爭、海軍和外交支出占1/4，現存債務負擔占一半。戰爭和債務——美國獨立戰爭及其債務——破壞了君主政權的根基。
政府的危機給貴族和高等法院帶來了機遇。政府若不擴大他們的特權，他們就拒絕付款。專製主義麵對的第一次破裂是1787年召開的“顯貴會議”（assembly of notables），這次會議的成員雖經過精心挑選，但仍然很難對付，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原本是要批準政府增辟稅源的需求。第二次破裂，也是決定性的一次，便是三級會議——這項舊封建時代的會議自1614年起便已停止召開。因而，革命的開始，是貴族試圖重新奪回國家控製權。因如下兩個原因，這一企圖失算了：其一，它低估了第三等級的獨立意願，這一虛構的團體想要代表既不是貴族也不是僧侶的所有人民，但實際上是由中產階級主宰；其二，它忽略了在進行政治賭博之際，被引入其中的深刻的經濟和社會危機。
法國大革命並非由有組織的政黨或運動發動領導的，也不是由企圖執行某個計劃綱領的人發動領導的。直到後革命時期的拿破侖出現以前，它甚至未能推舉出在20世紀革命時我們習慣看到的那類“領袖人物”。然而，在一個相當有內聚力的社會集團中，他們的共同意願驚人地一致，遂使該革命運動有力地團結起來。這個集團便是“資產階級”；其思想觀念是由“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係統闡述、由共濟會綱領以及在非正式同盟中所鼓吹的古典自由主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是“哲學家”發動了這一場革命。或許沒有他們，革命也會發生，但可能正是由於他們，才造成了隻是破壞一個舊製度與迅速有效地以一個新製度取而代之，這兩者之間的區別。
在其最一般的形式上，1789年的思想觀念可以說來自共濟會，這種觀念曾在莫紮特（mozart）的《魔笛》（magic flute ，1791）中得到純潔莊嚴的展現，它是那個時代最早的偉大的宣傳藝術，那個時代最高的藝術成就經常都是宣傳性的。更確切地說，1789年資產階級的要求是在同年的《人權宣言》（deration of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s ）中提出來的。這是一份反對貴族特權階級的宣言，但並不是支持民主社會或平等社會的宣言。宣言中的第一條說，“在法律上，人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但它也容許存在社會差別，“隻要是建立在公益基礎之上”。私有財產是一種自然權利，是神聖、不可剝奪和侵犯的。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職務對有才能的人同等開放；但如果賽跑在同等條件下開始，那麽同樣可以假定，參賽者不會同時跑到終點。該宣言主張（如同反對貴族階級或專製主義一樣），“所有公民都有權在製定法律方麵進行合作”；“個人親自參與，或通過自己的代表參與”。而宣言中設想作為主要政府機構的代表大會，並不一定要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它所指的製度也不是要廢除國王。建立在有產者寡頭集團基礎上的君主立憲製，比民主共和更符合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意願，雖然民主共和在邏輯上似乎更符合他們理論上想要追求的目標。盡管也有些人毫不猶豫地捍衛民主共和，但總體說來，1789年典型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和1789—1848年的自由派）並非民主派，而是信仰立憲政體：一種具有公民自由和保障私有企業的世俗國家，以及由納稅人和財產所有者組成的政府。
不過，在官場辭令上，這樣的製度表達的並不僅是單純的階級利益，同時也是“人民”的普遍意願，而人民則被轉化為“法蘭西民族”（一種意味深長的認同）。國王不再是蒙上帝恩寵的法蘭西和納瓦爾（navarre）的國王路易，而是蒙上帝恩寵和國家憲法擁立的法國人的國王路易。宣言中說，“一切主權均源自國家”，而國家，如西耶士（abbé sieyès）神父所說，不承認世上有高於其自身利益的利益，並且不接受國家法律以外的法律和權威，不管是一般人類的，還是其他國家的。無疑，法蘭西民族及其以後的模仿者，最初未曾設想到其本身利益會與其他國家的人民利益相衝突，相反的，他們把自己看成是在開創或參與將各國人民從暴政下普遍解放出來的一項運動。但事實上，國家間的競爭（例如法國商人與英國商人的競爭）和國家間的從屬（例如，被征服國家或已解放國家的利益對大國利益的屈從），已暗含於1789年資產階級首次給予正式表達的民族主義之中。“人民”等同於民族，這是一種比意欲表達此點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綱領，更具革命性的革命觀念。但它也是一種雙刃的觀念。
因為農民和勞動窮人都是文盲，政治態度不是溫和就是不成熟，加上選舉過程是間接的，因而被選出來代表第三等級的610人，多數是同一個模子打出來的，其中大部分是律師，他們在法國地方上發揮著重要的經濟作用；另有約100位資本家和商人。中產階級為贏得相當於貴族和僧侶總和的代表權，為爭取正式代表95%的人民，為了這些溫和的抱負而進行了艱苦、成功的鬥爭。現在，他們以同樣的決心為爭取資產階級潛在多數票的權利而鬥爭，其方式是把三級會議轉變為個別獨立的代理人會議，這些代表將以各自投票，取代以傳統階級為單位的商議或投票，在後一種情況下，貴族和僧侶的兩票總是能夠壓倒第三等級的一票。在這個問題上，首次的革命性突破展開了。三級會議開幕六周以後，急於在國王、貴族和教士之前搶先采取行動的平民代表，將他們自己和那些準備好要跟隨他們的人組織起來，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組成了有權重新製定憲法的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一次反革命的企圖導致他們在實質上按英國下院的模式確定了自己的要求。專製主義已走到盡頭，如才華橫溢而又名聲不佳的前貴族米拉波（mirabeau）對國王所說的：“先生，在這個會議裏，您是一個局外人，您無權在這裏說話。”[5]
第三等級雖麵臨國王和特權等級的聯合反抗，還是取得了成功，因為它不僅代表了有教養而又富有戰鬥性的少數人的觀點，而且也代表了更強大得多的勢力，即城市的，特別是巴黎勞動貧民的觀點以及革命農民的觀點，雖然這比較短暫。之所以能把一次有限的改革鼓動成一場革命，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三級會議的號召與經濟和社會的深刻危機恰好一致。因一係列複雜原因，18世紀80年代晚期，對法國經濟的所有部門都是一個巨大的困難時期。1788年和1789年的歉收和異常艱難的冬季，使這場危機尖銳起來。歉收使農民遭到損失，一時間，這意味著大生產者可以高價出售穀物，而大多數持地不多的人，則可能不得不去吃有錢人種植的糧食，或以無比的高價購買食物，特別是在臨近新收獲的月份（即5、6月）更是如此。歉收對城市貧民的衝擊更為明顯，他們的生活費（麵包是主食）可能上漲了一倍。鄉村的貧困使製成品市場萎縮，因此也造成了工業的蕭條，這使歉收的危害日趨嚴重。鄉村貧民因而陷於絕望和躁動不安，他們鋌而走險，從事暴動和盜匪活動；在生活成本暴漲之時，城市貧民又失去工作，更陷入雙重絕望之中。在正常情況下，或許隻會發生一些盲目的騷動，但在1788年和1789年，法蘭西王國的一場大騷動、一場宣傳和選舉的勝利，使人民在絕望中看到一種政治前景，他們提出了從鄉紳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要求，在當時，這是一種無比巨大、震天撼地的思想。騷動的人民站在第三等級代表的後麵，做他們的堅強後盾。
鎮壓革命將原本的群眾騷動變成了實際的起義。無疑，舊製度唯一本能的反應便是進行抵抗，如果必要的話，就使用武裝力量，盡管軍隊已不完全可靠。（隻有不切實際的夢想家才會認為，路易十六也許會接受失敗並立即使自己轉變為立憲君主，即使他不像實際上那樣無足輕重，那樣愚蠢，即使他娶的是一個頭腦不那麽簡單、不那麽沒責任感的女人，即使他稍微願意聽從謀臣的忠告，不做那些災難性的舉動，他也不會那樣做。）事實上，鎮壓革命已經促使巴黎那些饑餓、充滿不信任感和富有戰鬥性的群眾整個動員起來。這場動員最激動人心的結果是攻占巴士底獄，這是一座象征王室權威的國家監獄，革命者指望在那裏找到武器。在革命的年代，沒有比象征物倒塌更具影響力的東西了。攻占巴士底獄代表了專製主義的垮台，這個事件象征著解放的開端，因而使全世界為之歡呼，於是7月14日遂成為法國的國慶日。哥尼斯堡（koenigsberg）的康德（immanuel kant）是一個穩健的哲學家，據說，他的生活習慣非常有規律，以至於他那個城鎮的居民都用他的活動來校正自己的鍾表，甚至是像他這樣的人在聽到攻占巴士底獄的消息後，也把下午散步的時間延後了，哥尼斯堡的人民於是都相信，震動世界的事件真的發生了。更能說明其影響的是，巴士底獄的陷落使革命蔓延到地方城鎮和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