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結語
資本的年代：1848—1875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你頭上有苛政。根據進步的原則，天意早該沒有了。
——內斯特羅，維也納喜劇作家，1850年[1]
自由主義的勝利時代開始於革命的失敗，結束於漫長的經濟蕭條。第一個路標一目了然，它標誌著一個曆史階段的開始和另一個曆史階段的結束。而第二個路標則不盡然。然而曆史並不顧念是否對曆史學家方便，盡管有些曆史學家對此還不甚了解。依照戲劇的要求，這本書結束時應安排一個具有轟動效應的事件，例如1871年的德國統一和巴黎公社，或是1873年的股票暴跌，但是戲劇的要求與現實不一樣，經常很不一樣。資本時代的小路並沒有結束在可鳥瞰全景的製高點上，也沒有結束在大瀑布前，而是結束在景色不太容易辨認的轉彎處，也就是1871—1879年之間的某個時候。如果我們必須指出個具體日子，那就讓我們選一個能象征“19世紀70年代”的某個時候，但不要和什麽特定事件有關，免得將它不必要地凸顯了。就讓我們選擇，比如說，1875年吧。
緊接著自由主義勝利而來的新時代，將是大不一樣的。經濟上，它迅速離開私營企業自由競爭、政府不加幹預，或德國人稱之為“曼徹斯特主義”的道路（即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正統的自由貿易道路），而朝向大型工業公司［卡特爾（cartel）、托拉斯（trust）、壟斷集團］、政府積極幹預、正統政策迥然不同但經濟理論不一定很不一樣的道路。英國律師戴雪（a.v.dicey）長歎道：個人主義的時代已於1870年結束，“集體主義”時代來臨了。戴雪看到“集體主義”長驅直入，輾轉難眠。在我們看來，他所看到的“集體主義”多數是不重要的，不過在某種意義上他還是對的。
資本主義經濟在四個重要方麵發生變化。首先，我們現在進入一個新的技術時代，不再受限於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明和方法：一個新能源的時代（電力、石油、渦輪機、內燃機等），一個基於新材料之上的新機械時代（鋼鐵、合金、有色金屬等），一個植根於科學之上的新工業時代，例如正在擴大的有機化學工業。
其次，我們日益進入一個由美國首開其先河的國內消費市場經濟。這種新形態的形成是由於群眾收入的提高（歐洲提高的幅度還不很大），更由於先進國家的人口增長。1870—1910年間，歐洲人口從2.9億增加到4.35億，美國人口從3850萬增加到9200萬。換句話說，我們進入一個大規模生產的階段，包括某些耐用消費品的生產。
再次，從若幹方麵來說，這點最具決定性意義——資本主義經濟發生了令人困惑的逆轉。自由主義的勝利時代事實上就是英國工業在國際上處於壟斷地位的時代，中小企業可以自由競爭，保證獲得利潤，而且困難很少。後自由主義時代則是互為競爭對手的國家工業經濟——英國的、德國的、美國的——在國際上進行競爭，在經濟蕭條期間，它們發現要獲得足夠利潤非常困難，於是競爭更加激烈。
最後，競爭更導致了經濟集中、市場控製和市場操縱。一位傑出的曆史學家說道：
經濟增長如今已成為經濟鬥爭——一場將強者與弱者截然分開的鬥爭，一場打擊一部分國家信心、堅定另一部分國家誌氣的鬥爭，一場犧牲老的、照顧那些新興國家的鬥爭。原本對未來的進步發展充滿無限信心的樂觀情緒，已讓位給遲疑不決和某種痛苦掙紮。而這一切又強化了激烈的政治競爭，政治競爭又反過來加劇了經濟鬥爭，這兩種競爭在掠奪土地的浪潮和“勢力範圍”的追逐中會合，並因之被稱作新帝國主義。[2]
世界自此進入帝國主義時代，這裏的帝國主義既是廣義的（包括經濟組織的結構變化，例如“壟斷性資本主義”），也是狹義的，“低度開發”國家以附屬國的地位被納入由“先進”國家統治的新世界經濟秩序。其原因除了競爭（導致各強權競相將世界劃歸為自己的商業保留地，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市場和資本出口的刺激外，同時也由於大多數先進國家因氣候和地質原因而缺少原料，這些原料的重要性日見明顯。新技術工業需要石油、橡膠、有色金屬等原料。到19世紀末，馬來亞已成為聞名的錫產地，俄國、印度和智利是錳產地，新喀裏多尼亞為鎳產地。新的消費工業需要飛速增長的原料數量，不僅是先進國家可以生產的原料（例如糧食和肉類），還有它們無法生產的原料（如熱帶和亞熱帶的飲料和水果，以及國外的蔬菜、製皂用的油脂等）。“香蕉共和國”如同錫、橡膠和可可殖民地一樣，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組成部分。
世界一分為二，一為先進地區，一為低度開發地區（從理論上講兩者是互補的）。這種現象雖然不是什麽新鮮事，但此時已開始具有其特殊的現代形狀。這種新的先進／依附模式將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為止，中間隻有短暫間歇。而這便是世界經濟的第四項重大變化。
從政治上看，自由主義時代的結束，意味著自由的結束。在英國，1848—1874年間，除兩次為期短暫的例外，一直是輝格／自由黨（從廣義上說是托利／保守黨以外的政黨）在執政。然而在19世紀的最後25年裏，輝格／自由黨執政時間總共不超過8年。在德國和奧地利，19世紀70年代的自由黨已不再是政府在議會裏的主要基礎，如果政府需要這樣一個基礎的話。他們的衰退，不僅是因為他們強調自由貿易、廉價政府（相對來說也就是無所事事的政府）的思想主張被擊敗，也因為選舉政治的民主化（見第六章）摧毀了他們認為其政策可代表廣大群眾的幻想。一方麵，由於經濟蕭條，代表某些工業和全國農業利益的保護主義壓力加大了。貿易更加自由的發展趨勢發生逆轉，俄國和奧地利在1874—1875年，西班牙在1877年，德國在1879年，實際上各地皆是如此。除了英國外——即使在英國，從19世紀80年代起，自由貿易也開始受到壓力。另一方麵，下層的“小人物”要求保護他們不受“資本家”剝削壓迫，工人要求社會福利、建立失業公共保護措施、製定最低工資，這些日益高漲的呼聲，在政治上發揮了十分強大的作用。“上層階級”，不管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貴族，還是新興的資產階級，都不再能夠代表“下層”說話了，更關鍵的是，他們不再能夠獲得“下層”不求回報的支持了。
所以，一個新的、日益混亂緊張的局麵（以及在此局麵下出現的新政治格局）正在形成，反民主的思想家預見到形勢不妙。曆史學家布克哈特在1870年寫道：“人權的現代說法包括了工作權利和生存權利。人們再也不願將最重要的事情交給社會去處理，因為他們想要的是不可能獲得的，而他們認為隻有在政府的強行規定下方可獲得。”[3] 思想家感到頭痛的不僅是窮人提出的據說是烏托邦式的要求——有權過溫飽生活，還有窮人強行獲得這個權利的能力。“群眾要求安定，要求工資。如果他們能從共和當中獲得安定和工資，他們會緊緊依靠共和；如果能從君主製度獲得安定和工資，他們會緊緊依靠君主製度。如果兩者都無法給予他們，他們毫不猶豫地會支持首先保證他們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的體製。”[4] 政府不再由傳統賦予它的合乎道德的自主權和合法性來控製，也不再能夠相信經濟法則不會遭到破壞，政府實際上會日益成為無所不能的極權國家，雖然理論上它隻是為大眾達到目的的工具。
以今日的標準而言，當時政府作用的增加還很有限，雖然在本書所述時期，幾乎各地政府的平均開支（也就是政府的活動）都增加了，主要是由於公債大幅度增加的結果（自由主義、和平、不接受津貼的私營企業堡壘，英國、荷蘭、比利時、丹麥等國除外）。政府開支的增加在海外發展中國家更為明顯。這些國家——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阿根廷——都在進行經濟基礎設施的建設，辦法是引進資金。然而，各方麵的社會開支仍是少得可憐，也許隻有教育經費例外。另一方麵，政治上有三種傾向從經濟蕭條的新時期混亂中冒了出來（經濟蕭條導致各地社會爆發騷亂和不滿）。
第一，最明顯也最新奇的，是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和運動的出現，它們一般都帶有社會主義傾向（也就是日益傾向馬克思主義），其中德國社會民主黨既是先驅，又是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典範。雖然這時候的政府和中產階級認為它們最危險，然而事實上，社會民主黨是讚成自由主義理性啟蒙運動的價值和假設。第二個傾向不但不接受啟蒙運動的遺產，而且事實上還堅決反對。蠱惑人心的反自由、反社會主義政黨出現於19世紀80年代和19世紀90年代，它們如果不是從先前隸屬於自由黨分支機構的陰影下冒出來的，例如後來變成希特勒主義鼻祖的反猶太、泛日耳曼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便是從直至當時為止在政治上一直韜光養晦的教會羽翼下冒出來的，例如奧地利“基督教社會運動”。（出於各種原因，在這些教會組織中，羅馬教皇庇護九世的立場也許是最為重要的，天主教大公會議未能在群眾政治中有效地發揮其巨大潛力，除了在一些天主教居少數地位的西方國家，而天主教在這些國家中也隻能發揮壓力團體的作用——例如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德國“中央黨”。）第三個傾向是群眾性民族主義政黨和運動從先前的激進自由主義桎梏中解放出來，有些爭取民族自治或民族獨立的運動逐漸趨向社會主義，至少理論上是這樣，特別是當工人階級在本國能發揮重要作用的時候；但這隻是民族社會主義，而非國際社會主義［如所謂捷克人民社會主義者（czech people’ssocialist）或波蘭社會黨（polish socialist party）］，而且民族成分多於社會主義成分。其他民族主義政黨或運動的意識形態，則純粹以血統、土地、語言以及所有被看作是種族傳統的內容為基礎，別無其他。
然而這些新趨勢並沒有動搖先進國家在19世紀60年代發展出的基本政治格局，逐步地、不情願地走向民主立憲政體。不過，非自由主義的群眾政治著實嚇壞了各國政府，不管在理論上它們是多麽可以被接納。政府在學會操作這套新製度之前，有時——明顯是在“大蕭條”時期——會陷入驚恐萬狀之中，並實施高壓統治。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直到19世紀80年代初還不允許從血洗中幸存下來的巴黎公社社員重新參與政治活動。俾斯麥知道如何駕馭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但不知道如何對付群眾性社會主義政黨或群眾性天主教政黨。1879年，他宣布社會民主黨為非法。格萊斯頓對愛爾蘭也實行高壓統治。不過，這隻是個暫時階段，而非永久趨勢。資產階級政治的框架（在存有這個框架的國家），要到進入20世紀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後，才膨脹到突破點。
這個時代的確陷入了“大蕭條”的麻煩時期。但是，如果太強調大蕭條的色彩，反倒會造成錯誤印象。它與20世紀30年代的衰退不同，其經濟困難本身非常複雜，也都有一定難度，因此曆史學家甚至懷疑用“蕭條”這個詞來形容本卷所述時期結束後的20年是否妥當。曆史學家錯了，但他們的懷疑提醒我們不要采取過分戲劇性的處理。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世界的結構都沒有崩潰。它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緩慢地從經濟上和政治上修改了自由主義，還留有充分的餘地。然而那些被殖民統治的、低度開發的貧窮落後國家，其情況便有所不同，例如俄國這類處於勝利者世界和受害者世界之間的國家，其情況也不一樣。在這些國家中，“大蕭條”開創了即將到來的革命時代。但在1875年後的一兩代人之間，勝利的資產階級仍固若金湯。也許信心比以前弱了一些，因而資產階級聲稱它仍信心十足未免有點兒刺耳。也許資產階級對其前途有點兒擔心，然而“進步”無疑仍會繼續下去，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以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式，籠統說來是以自由社會的形式繼續下去。“大蕭條”隻是一個插曲。未來不是還有經濟增長、科技進步、生活提升與和平嗎？20世紀難道不會是19世紀更加輝煌、更加成功的翻版嗎？
我們今天知道，20世紀不是19世紀的翻版。
[1] johann nestroy, sie sollen ihn nicht haben (1850).
[2] d. s.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1969), pp.240-41.
[3] burckhardt, op. cit., p.116.
[4] burckhardt, op. cit., p.171.
——內斯特羅，維也納喜劇作家，1850年[1]
自由主義的勝利時代開始於革命的失敗，結束於漫長的經濟蕭條。第一個路標一目了然，它標誌著一個曆史階段的開始和另一個曆史階段的結束。而第二個路標則不盡然。然而曆史並不顧念是否對曆史學家方便，盡管有些曆史學家對此還不甚了解。依照戲劇的要求，這本書結束時應安排一個具有轟動效應的事件，例如1871年的德國統一和巴黎公社，或是1873年的股票暴跌，但是戲劇的要求與現實不一樣，經常很不一樣。資本時代的小路並沒有結束在可鳥瞰全景的製高點上，也沒有結束在大瀑布前，而是結束在景色不太容易辨認的轉彎處，也就是1871—1879年之間的某個時候。如果我們必須指出個具體日子，那就讓我們選一個能象征“19世紀70年代”的某個時候，但不要和什麽特定事件有關，免得將它不必要地凸顯了。就讓我們選擇，比如說，1875年吧。
緊接著自由主義勝利而來的新時代，將是大不一樣的。經濟上，它迅速離開私營企業自由競爭、政府不加幹預，或德國人稱之為“曼徹斯特主義”的道路（即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正統的自由貿易道路），而朝向大型工業公司［卡特爾（cartel）、托拉斯（trust）、壟斷集團］、政府積極幹預、正統政策迥然不同但經濟理論不一定很不一樣的道路。英國律師戴雪（a.v.dicey）長歎道：個人主義的時代已於1870年結束，“集體主義”時代來臨了。戴雪看到“集體主義”長驅直入，輾轉難眠。在我們看來，他所看到的“集體主義”多數是不重要的，不過在某種意義上他還是對的。
資本主義經濟在四個重要方麵發生變化。首先，我們現在進入一個新的技術時代，不再受限於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明和方法：一個新能源的時代（電力、石油、渦輪機、內燃機等），一個基於新材料之上的新機械時代（鋼鐵、合金、有色金屬等），一個植根於科學之上的新工業時代，例如正在擴大的有機化學工業。
其次，我們日益進入一個由美國首開其先河的國內消費市場經濟。這種新形態的形成是由於群眾收入的提高（歐洲提高的幅度還不很大），更由於先進國家的人口增長。1870—1910年間，歐洲人口從2.9億增加到4.35億，美國人口從3850萬增加到9200萬。換句話說，我們進入一個大規模生產的階段，包括某些耐用消費品的生產。
再次，從若幹方麵來說，這點最具決定性意義——資本主義經濟發生了令人困惑的逆轉。自由主義的勝利時代事實上就是英國工業在國際上處於壟斷地位的時代，中小企業可以自由競爭，保證獲得利潤，而且困難很少。後自由主義時代則是互為競爭對手的國家工業經濟——英國的、德國的、美國的——在國際上進行競爭，在經濟蕭條期間，它們發現要獲得足夠利潤非常困難，於是競爭更加激烈。
最後，競爭更導致了經濟集中、市場控製和市場操縱。一位傑出的曆史學家說道：
經濟增長如今已成為經濟鬥爭——一場將強者與弱者截然分開的鬥爭，一場打擊一部分國家信心、堅定另一部分國家誌氣的鬥爭，一場犧牲老的、照顧那些新興國家的鬥爭。原本對未來的進步發展充滿無限信心的樂觀情緒，已讓位給遲疑不決和某種痛苦掙紮。而這一切又強化了激烈的政治競爭，政治競爭又反過來加劇了經濟鬥爭，這兩種競爭在掠奪土地的浪潮和“勢力範圍”的追逐中會合，並因之被稱作新帝國主義。[2]
世界自此進入帝國主義時代，這裏的帝國主義既是廣義的（包括經濟組織的結構變化，例如“壟斷性資本主義”），也是狹義的，“低度開發”國家以附屬國的地位被納入由“先進”國家統治的新世界經濟秩序。其原因除了競爭（導致各強權競相將世界劃歸為自己的商業保留地，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市場和資本出口的刺激外，同時也由於大多數先進國家因氣候和地質原因而缺少原料，這些原料的重要性日見明顯。新技術工業需要石油、橡膠、有色金屬等原料。到19世紀末，馬來亞已成為聞名的錫產地，俄國、印度和智利是錳產地，新喀裏多尼亞為鎳產地。新的消費工業需要飛速增長的原料數量，不僅是先進國家可以生產的原料（例如糧食和肉類），還有它們無法生產的原料（如熱帶和亞熱帶的飲料和水果，以及國外的蔬菜、製皂用的油脂等）。“香蕉共和國”如同錫、橡膠和可可殖民地一樣，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組成部分。
世界一分為二，一為先進地區，一為低度開發地區（從理論上講兩者是互補的）。這種現象雖然不是什麽新鮮事，但此時已開始具有其特殊的現代形狀。這種新的先進／依附模式將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為止，中間隻有短暫間歇。而這便是世界經濟的第四項重大變化。
從政治上看，自由主義時代的結束，意味著自由的結束。在英國，1848—1874年間，除兩次為期短暫的例外，一直是輝格／自由黨（從廣義上說是托利／保守黨以外的政黨）在執政。然而在19世紀的最後25年裏，輝格／自由黨執政時間總共不超過8年。在德國和奧地利，19世紀70年代的自由黨已不再是政府在議會裏的主要基礎，如果政府需要這樣一個基礎的話。他們的衰退，不僅是因為他們強調自由貿易、廉價政府（相對來說也就是無所事事的政府）的思想主張被擊敗，也因為選舉政治的民主化（見第六章）摧毀了他們認為其政策可代表廣大群眾的幻想。一方麵，由於經濟蕭條，代表某些工業和全國農業利益的保護主義壓力加大了。貿易更加自由的發展趨勢發生逆轉，俄國和奧地利在1874—1875年，西班牙在1877年，德國在1879年，實際上各地皆是如此。除了英國外——即使在英國，從19世紀80年代起，自由貿易也開始受到壓力。另一方麵，下層的“小人物”要求保護他們不受“資本家”剝削壓迫，工人要求社會福利、建立失業公共保護措施、製定最低工資，這些日益高漲的呼聲，在政治上發揮了十分強大的作用。“上層階級”，不管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貴族，還是新興的資產階級，都不再能夠代表“下層”說話了，更關鍵的是，他們不再能夠獲得“下層”不求回報的支持了。
所以，一個新的、日益混亂緊張的局麵（以及在此局麵下出現的新政治格局）正在形成，反民主的思想家預見到形勢不妙。曆史學家布克哈特在1870年寫道：“人權的現代說法包括了工作權利和生存權利。人們再也不願將最重要的事情交給社會去處理，因為他們想要的是不可能獲得的，而他們認為隻有在政府的強行規定下方可獲得。”[3] 思想家感到頭痛的不僅是窮人提出的據說是烏托邦式的要求——有權過溫飽生活，還有窮人強行獲得這個權利的能力。“群眾要求安定，要求工資。如果他們能從共和當中獲得安定和工資，他們會緊緊依靠共和；如果能從君主製度獲得安定和工資，他們會緊緊依靠君主製度。如果兩者都無法給予他們，他們毫不猶豫地會支持首先保證他們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的體製。”[4] 政府不再由傳統賦予它的合乎道德的自主權和合法性來控製，也不再能夠相信經濟法則不會遭到破壞，政府實際上會日益成為無所不能的極權國家，雖然理論上它隻是為大眾達到目的的工具。
以今日的標準而言，當時政府作用的增加還很有限，雖然在本書所述時期，幾乎各地政府的平均開支（也就是政府的活動）都增加了，主要是由於公債大幅度增加的結果（自由主義、和平、不接受津貼的私營企業堡壘，英國、荷蘭、比利時、丹麥等國除外）。政府開支的增加在海外發展中國家更為明顯。這些國家——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阿根廷——都在進行經濟基礎設施的建設，辦法是引進資金。然而，各方麵的社會開支仍是少得可憐，也許隻有教育經費例外。另一方麵，政治上有三種傾向從經濟蕭條的新時期混亂中冒了出來（經濟蕭條導致各地社會爆發騷亂和不滿）。
第一，最明顯也最新奇的，是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和運動的出現，它們一般都帶有社會主義傾向（也就是日益傾向馬克思主義），其中德國社會民主黨既是先驅，又是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典範。雖然這時候的政府和中產階級認為它們最危險，然而事實上，社會民主黨是讚成自由主義理性啟蒙運動的價值和假設。第二個傾向不但不接受啟蒙運動的遺產，而且事實上還堅決反對。蠱惑人心的反自由、反社會主義政黨出現於19世紀80年代和19世紀90年代，它們如果不是從先前隸屬於自由黨分支機構的陰影下冒出來的，例如後來變成希特勒主義鼻祖的反猶太、泛日耳曼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便是從直至當時為止在政治上一直韜光養晦的教會羽翼下冒出來的，例如奧地利“基督教社會運動”。（出於各種原因，在這些教會組織中，羅馬教皇庇護九世的立場也許是最為重要的，天主教大公會議未能在群眾政治中有效地發揮其巨大潛力，除了在一些天主教居少數地位的西方國家，而天主教在這些國家中也隻能發揮壓力團體的作用——例如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德國“中央黨”。）第三個傾向是群眾性民族主義政黨和運動從先前的激進自由主義桎梏中解放出來，有些爭取民族自治或民族獨立的運動逐漸趨向社會主義，至少理論上是這樣，特別是當工人階級在本國能發揮重要作用的時候；但這隻是民族社會主義，而非國際社會主義［如所謂捷克人民社會主義者（czech people’ssocialist）或波蘭社會黨（polish socialist party）］，而且民族成分多於社會主義成分。其他民族主義政黨或運動的意識形態，則純粹以血統、土地、語言以及所有被看作是種族傳統的內容為基礎，別無其他。
然而這些新趨勢並沒有動搖先進國家在19世紀60年代發展出的基本政治格局，逐步地、不情願地走向民主立憲政體。不過，非自由主義的群眾政治著實嚇壞了各國政府，不管在理論上它們是多麽可以被接納。政府在學會操作這套新製度之前，有時——明顯是在“大蕭條”時期——會陷入驚恐萬狀之中，並實施高壓統治。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直到19世紀80年代初還不允許從血洗中幸存下來的巴黎公社社員重新參與政治活動。俾斯麥知道如何駕馭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但不知道如何對付群眾性社會主義政黨或群眾性天主教政黨。1879年，他宣布社會民主黨為非法。格萊斯頓對愛爾蘭也實行高壓統治。不過，這隻是個暫時階段，而非永久趨勢。資產階級政治的框架（在存有這個框架的國家），要到進入20世紀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後，才膨脹到突破點。
這個時代的確陷入了“大蕭條”的麻煩時期。但是，如果太強調大蕭條的色彩，反倒會造成錯誤印象。它與20世紀30年代的衰退不同，其經濟困難本身非常複雜，也都有一定難度，因此曆史學家甚至懷疑用“蕭條”這個詞來形容本卷所述時期結束後的20年是否妥當。曆史學家錯了，但他們的懷疑提醒我們不要采取過分戲劇性的處理。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世界的結構都沒有崩潰。它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緩慢地從經濟上和政治上修改了自由主義，還留有充分的餘地。然而那些被殖民統治的、低度開發的貧窮落後國家，其情況便有所不同，例如俄國這類處於勝利者世界和受害者世界之間的國家，其情況也不一樣。在這些國家中，“大蕭條”開創了即將到來的革命時代。但在1875年後的一兩代人之間，勝利的資產階級仍固若金湯。也許信心比以前弱了一些，因而資產階級聲稱它仍信心十足未免有點兒刺耳。也許資產階級對其前途有點兒擔心，然而“進步”無疑仍會繼續下去，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以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式，籠統說來是以自由社會的形式繼續下去。“大蕭條”隻是一個插曲。未來不是還有經濟增長、科技進步、生活提升與和平嗎？20世紀難道不會是19世紀更加輝煌、更加成功的翻版嗎？
我們今天知道，20世紀不是19世紀的翻版。
[1] johann nestroy, sie sollen ihn nicht haben (1850).
[2] d. s.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1969), pp.240-41.
[3] burckhardt, op. cit., p.116.
[4] burckhardt, op. cit., p.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