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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年代：1875—1914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百年紀念的各種慶典都是19世紀晚期發明出來的。美國獨立革命的百年紀念（1876年）和法國大革命的百年紀念（1889年）都是以一般性的萬國博覽會作為慶祝方式。在這兩個百年紀念日當中的某一時刻，西方世界受過教育的公民開始意識到：這個誕生於發表《獨立宣言》、修築世界上第一座鐵橋和猛攻巴士底獄（bastille）諸事件之中的世界，現在已經100歲了。19世紀80年代的世界和18世紀80年代的世界究竟有什麽不一樣？（《革命的年代》第一章曾概述了那個較古老的世界。）
首先，它現在已是名副其實的全球性世界。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現在幾乎均已為人所知，也都或詳細或簡略地被繪製成地圖。除了無關緊要的例外情形以外，探險不再是“發現”，而是一種運動挑戰，往往帶有強烈的個人或國家競爭的成分，其中最典型的企圖便是想要支配最惡劣、最荒涼的北極和南極。1909年，美國的皮裏（peary）擊敗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對手，贏得率先到達北極的競賽。挪威的阿蒙森（amundsen）在1911年抵達南極，比不幸的英國船長司各特（scott）早了一個月。（這兩項成就沒有也不預期有任何實際的重要性。）除了非洲大陸、亞洲大陸以及南美洲部分內陸地帶以外，鐵路和輪船已使洲際和橫跨數洲的旅行由幾個月的事變成幾個星期的事，而不久又將成為幾天的事：隨著1904年橫貫西伯利亞鐵路的完工，隻要十五六天的時間便能從巴黎抵達海參崴。電報使得全球各地的通信溝通成為幾小時之內的事，於是，西方世界的男女——當然不止他們——以空前的便捷和數量，進行長距離的旅行和通信。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1879年時，幾乎有100萬旅客前往瑞士旅行。其中20萬以上是美國人，這個數字相當於1790年美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全國人口的5%以上。這個事實在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時代，會被視為是荒謬的幻想[2] 。（有關於這一全球化過程的較詳盡記述，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三章和第十一章。）
與此同時，世界人口密度大為增加。由於人口統計數字，尤其是18世紀晚期的人口統計數字帶有極大的臆測性，這些數字說不上精確，使用它們也是危險的。但是，我們可以大致假定：19世紀80年代可能生活在地球上的15億人，是18世紀80年代世界人口的兩倍。和過去一樣，亞洲的人口數目最大，但是，根據最近的推測，亞洲人在1800年雖占世界人口的2/3左右，到1900年時，卻已降至55%。人口次多的是歐洲人（包括人煙稀少的俄屬亞洲），由1800年的2億人，到1900年的4.3億人，幾乎增加了一倍以上。再者，歐洲大量的海外移民也造成了世界人口最戲劇性的改變：1800—1900年間，美洲人口由3 000萬左右上升到將近1.6億，其中尤其顯著的是，北美的人口由700萬左右上升到8 000萬以上。非洲這塊備受破壞的大陸，其人口統計數字我們自認所知甚少，不過可以確定其人口增長速度比其他任何地方均緩慢得多，這100年間至多增加了1/3。在18世紀末葉，非洲人口大約是美洲人口總和的3倍，可是到19世紀末葉，美洲人口可能比非洲人口多得多。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太平洋諸島，其人口雖然由於歐洲人的遷移而由假想中的200萬人膨脹到或許600萬人，但因其數字太小，在人口統計上不具什麽分量。
然而，這個世界就某方麵而言，雖然在人口數上正日漸增加，在地理上則日趨縮小、整合，成為一個因流通的貨物和人口、資金和交通，以及因產品和構想而結合得日益緊密的行星。可是，在另一方麵，它卻也開始逐漸產生各種區劃。如同曆史上的其他時代一樣，18世紀80年代，地球上有富有和貧窮的地區，有進步和落後的經濟社會，有較強勢和較弱勢的政治組織和軍事單位。我們也不能否認，當時有一道鴻溝將世界的主要地帶與南方和北方分隔開來。這個主要地帶是階級社會、國家以及城市的傳統所在地，由少數具有讀寫能力的精英負責管理。而使曆史學家大為高興的是，他們也留下了許多文字記錄。而這個地帶的北方和南方地區，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學家和人類學家注意力集中的地方。然而，在這個龐大的地帶之內，在這個由東方的日本延伸到大西洋中北海岸，又因歐洲人的征服而進入南北美洲，並為大多數人口所居住的龐大地帶之內，其各項發展雖然極其懸殊，卻似乎不是無法克服的。
就生產和財富而言，更別提文化了，各主要前工業化地區之間的差異，以現代的標準來說，是相當小的，或許可說是在1—1.8之間。事實上，根據一項最近的估計，在1750—1800年間，我們今天所謂發達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今天所謂的“第三世界”大致是一樣的。不過，這或許是由於中國太過龐大而且相對比重太高的關係。當時中國人口占世界1/3左右，其一般生活水準事實上可能較歐洲人為高[3] 。18世紀的歐洲人誠然會認為中國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但是沒有任何聰明的觀察家會把它視為在任何方麵不如歐洲的經濟文明，更不會視它為“落後國家”。但是，在19世紀這100年當中，西方國家，也就是正在改變世界的經濟革命的基地，與其他地方的差距正日益擴大，由緩慢到迅速。到1880年時，根據同樣的調查顯示，“發達世界”的人均收入，大約為“第三世界”的兩倍。到了1913年，更高達“第三世界”的三倍以上，而且距離越拉越大。這個過程頗為戲劇化：1950年時，兩者之間的差異是1∶5，1970年更達1∶7。尤有甚者，“第三世界”與“發達”世界中真正已開發地區（也就是工業化國家）之間的差距，不但出現得較早，而且擴大的速度也更為戲劇化。1830年時，這些地區的國民生產總值是“第三世界”的兩倍，1913年時更高達7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純粹是統計學上的思維產物，是以居民人數去除國民生產總值。它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的經濟增長比較上雖然是有用的，卻無法說明那個區域中任何人的實際收入和生活水準，也不能說明其間收入的分配情形。隻不過，在理論上，一個“人均”數字較高的國家，比“人均”數字較低的國家，可以分配到的收入較多。）
工業技術是造成這種差距的主要原因，並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予以強化。在法國大革命後的一個世紀，人們逐漸看出：貧窮落後的國家很容易被擊敗和征服（除非其幅員非常遼闊），因為它們的軍備技術處於劣勢。這是一個新的現象。1798年拿破侖（napoleon）的入侵埃及，是裝備相去無幾的法國軍隊和埃及本地軍隊之間的戰鬥。歐洲軍隊的殖民地征伐，其成功不是由於神奇的武器，而是由於其較大的侵略性、殘忍性和最重要的一點——良好的組織紀律。[4] 可是，在19世紀中葉滲透到戰爭之中的工業革命（比較《資本的年代》第四章），卻借著高性能的炸藥、機槍和蒸汽運輸（見第十三章）更增強了“先進”世界的優勢。因此，由1880—1930年的這半個世紀，將是炮艦外交的黃金時代，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鐵的時代。
因此，1880年時，我們所麵對的不完全是一個單一的世界，而是一個由兩部分所合成的全球體係：一部分是已開發的、具有主宰性的、富有的；另一部分是落後的、依附的、貧窮的。然而，即使是這樣的說法也很容易導致誤解。第一（較小的）世界，雖然其內部的差異懸殊，卻因曆史的關係而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共同支柱，而（大得多的）第二世界，除了其與第一世界的關係——也就是其對第一世界可能或實際的依賴以外，幾乎不存在任何可促成其走向一致的因素。除了都是由人類組成之外，中國與塞內加爾（senegal）、巴西與新赫布裏底群島（new hebrides）、摩洛哥（moro）與尼加拉瓜（nicaragua）之間，又有什麽共同之處呢？第二世界既不因曆史、文化、社會結構而一致，也不因製度，乃至我們今日以為依賴性世界最顯著的特色——大眾的貧窮而一致。因為，以貧富分類的辦法隻適用於某種形式的社會，也隻適用於某種結構的經濟，而在依賴性世界中，許多地方並不是這樣的社會，也不是這樣的經濟。除了性別以外，曆史上所有的人類社會都包含某些社會不平等。可是，就算印度的土王到西方訪問時可以得到西方百萬富翁所享受的待遇，新幾內亞（new guinea）的酋長卻無法得到，甚至連想都別想。就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民，當他們離開家園之後往往都變成工人，也就是淪為“貧民”階層，但若以此來認定他們在其故鄉所扮演的角色，就會相當離譜了。無論如何，在當時的世界上仍有許多幸運之地，尤其是在熱帶，那些地方的人們不必擔心吃住或休閑的匱乏。事實上，當時尚有許多小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工作與休閑的概念不但不具意義，甚至也沒有表示這些概念的字眼。
如果說當時的世界的確存在這兩個部分，那麽它們之間的界線並不分明。這主要是由於主導和經手完成全球經濟——在本書所論時期也包括政治——征服的那組國家，因曆史以及經濟發展而具有一致性。這組國家包括歐洲，而且不僅是那些明明白白地構成世界資本主義發展核心的地區——主要是在歐洲西北部和中部，以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歐洲也包括一度在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南部區域（自16世紀以來，這些地區已成為窮鄉僻壤），以及最初創建偉大海外帝國的征服者：尤其是亞平寧半島和伊比利亞半島。它也包括廣大的東部地區，這個區域的基督教國家——也就是羅馬帝國的繼承人和後裔—1 000多年來不斷抵禦來自中亞的一波波軍事入侵。其中最後一波入侵締造了偉大的奧斯曼帝國，該帝國曾在16—18世紀控製了東歐龐大地區，不過到19世紀，該帝國已逐漸被逐出。雖然1880年時它仍舊控製橫跨巴爾幹半島的一個不小的地帶（現今希臘、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的部分以及阿爾巴尼亞的全部）以及一些島嶼，但是它在歐洲的日子行將結束。許多重新被征服或解放的領土隻能在禮貌上被稱作“歐洲”，事實上，巴爾幹半島在當時仍被稱為“近東”，因而，西南亞才會變成所謂的“中東”。另一方麵，驅逐土耳其人出力最大的兩個國家，雖然其人民和領土都付出了備受蹂躪的代價，但它們卻因此而躋身歐洲強權之列：奧匈帝國，以及更重要的俄國。
因此，大部分的“歐洲”充其量也不過是位於資本主義發展和資產階級社會核心區的邊緣。在某些地區，其大多數居民顯然與其當代人和統治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紀。比如說，在達爾馬提亞（dalmatia）的亞得裏亞海（adriatic）沿岸地區或布科維那（bukovina）地區，1880年時，約有88%的居民都沒有讀寫能力，而在同一帝國的另一部分——下奧地利（lower austria）——隻有11%的人口沒有閱讀識字能力。[5] 許多受過教育的奧地利人和梅特涅（metternich）一樣，認為“亞洲開始於維也納的東行公路處”，而絕大多數的北意大利人視其他意大利人為某種非洲野蠻人，但是在這兩個王國中，落後地區隻是其國家的一部分。在俄國，“歐洲或亞洲”的問題比較嚴重，因為除了浮在上層的極少數知識分子外，從白俄羅斯（byelorussia）和烏克蘭（ukraine）向東直到太平洋的整個地區，距離資本主義社會都同樣遙遠。這個問題在當時的確是大家熱烈辯論的題目。
不過，如果我們把少數幾個被巴爾幹山民孤立起來的地區排除在外，我們可以說：曆史、政治、文化以及幾個世紀以來對第二世界所進行的海陸擴張，已將第一世界的落後部分與進步部分緊密相連。雖然兩個世紀以來，俄國的統治者已不斷推行有係統的西化運動，並且取得對西麵邊界顯然比較進步的地區如芬蘭、波羅的海國家和部分波蘭的控製，但是俄國的確是落後的。然而在經濟上，俄國確實又是“西方”的一部分，因為其政府所采取的顯然是西方模式的工業化政策。在政治上，沙皇統治下的俄國是殖民開拓者，而非殖民地。而在文化上，俄國境內受過教育的少數人口，又為19世紀西方文明增添了榮耀。布科維那，也就是奧匈帝國最偏僻的東北地區（1918年，這個地區成為羅馬尼亞的一部分，而1947年後，又變成烏克蘭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的一部分），當時可能還生活在中世紀，但是它的首府澤諾維茲（czernowitz，cernovtsi）卻有一所傑出的歐洲大學，而其經過解放和同化的猶太中產階級，則絕不是屬於中世紀。在歐洲的另一端，以當時的任何標準來說，葡萄牙都是弱小而落後的。它實際上是英國的半殖民地，而隻有對它深具信心的人才能看出那兒有什麽經濟潛力。可是，葡萄牙不僅仍舊是歐洲的獨立國家之一，也由於其輝煌的過去而仍舊是一個偉大的殖民帝國。它之所以保持它的非洲帝國，不僅是因為互相競爭的列強無法決定如何瓜分這個帝國，也因為它是“歐洲的一員”，它的屬國不應被視為是尚未接受殖民的處女地。
19世紀80年代，歐洲不僅是支配和改變世界的資本主義發展核心，同時也是世界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曆史上從來沒有比這個世紀更稱得上是歐洲的世紀，即使未來也不可能。從人口上說，歐洲人在19世紀末所占的比例遠高於19世紀初——從每五個人當中便有一個歐洲人上升到每四人當中便有一個。[6] 雖然這個舊大陸將數百萬的人口送到各個新世界，但是它本身人口的增長卻更迅速。雖然單是其工業化的速度和衝擊，已使美洲在未來一定會成為全球經濟的超級強權，可是在當時，歐洲工業的生產額尚超過美洲兩倍以上，而重要的科技進展，仍舊主要是來自大西洋的東麵。汽車、攝影機和無線電最初都是從歐洲產生發展出來的。（日本在現代世界經濟上是一個起步十分遲緩的國家，不過在世界政治上發展卻較快。）
至於高雅文化方麵，白種人的海外殖民世界仍舊是完全依靠舊大陸。就以“西方”為模範這一點而言，在非白人社會極少數受過教育的優秀分子中間，這種情形更為明顯。在經濟上，俄國的確無法與美國的迅速成長和財富媲美。然而在文化上，擁有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1821—1881）、托爾斯泰（tolstoy，1828—1910）、契訶夫（chekhov，1860—1904）、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1840—1893）、鮑羅廷（borodin，1834—1887）和裏姆斯基——科薩科夫（rimsky-korsakov，1844—1908）的俄國，無疑是個強國，但馬克·吐溫（mark twain，1835—1910）和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的美國卻不是，甚至把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加進去也不是——詹姆斯早已遷移到和他氣味較為相投的英國去了。歐洲的文化和知識生活仍舊主要是屬於富有和受過教育的少數人，他們也適合在這樣的環境和為這樣的環境發揮美化作用。自由主義的貢獻便在於它呼籲將這種精英文化加以普及，使一般大眾都可隨時接觸到。博物館和免費圖書館便是它典型的成績。比較傾向民主和平等的美國文化，一直要到20世紀的大眾文化時代才獲得其應有的地位。在這一期間，即使是與技術進步有密切關聯的各種科學，由諾貝爾獎最初25年得獎人的地理分布判斷，美國不僅落在德國人和英國人之後，甚至也落在小小的荷蘭後麵。
但是，如果說“第一世界”的某些部分應該被劃入依賴和落後的那一邊，那麽幾乎整個“第二世界”均屬於這樣的地區。在“第二世界”當中，隻有自1868年起便有係統“西化”的日本（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八章），以及以歐裔移民為主的殖民地（1880年時，這樣的歐裔移民主要仍來自西北歐和中歐）不屬於落後世界；當然海外歐裔未能淘汰的原住民又當別論。這種依賴性——或更確切地說，由於這些社會既不能躲避西方的貿易科技，或找出其代替物，也無法抵抗配備西式武器和以西方方式組織的士兵——使許多在其他方麵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社會，同樣成為19世紀曆史創造者的受害人。有一個殘忍的西方才子，用一種一言以蔽之的強橫口吻說： <blockquote>
不論發生什麽事情，我們有馬克沁重機槍，而他們沒有。[7] </blockquote>
與這項差異相較，美拉尼西亞群島（mnesian inds）這樣的石器時代社會和中國、印度以及伊斯蘭教世界這類複雜的都市化社會，其間的種種差異似乎無足輕重。雖然這些地區的藝術令人讚歎，其古文明成就令人稱奇，而其主要的宗教哲學，至少和基督教一樣，或較基督教更能博得某些西方學者和詩人的激賞。但是，這些又有什麽用呢？基本上，它們都得任由載著商品、士兵和各種思想的西方船舶所擺布。對於這些船舶，它們無能為力，而外來的船舶則依照對入侵者有利的方式改變了它們的世界，完全不顧被侵略者的感覺。
但是，這並不表示這兩種世界的分野，是工業化國家和農業國家，或城市與鄉村文明之間的簡單分野。“第二世界”擁有比“第一世界”更為古老、更為巨大的城市，例如北京和君士坦丁堡。而19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更在第二世界當中造就了許多不成比例的大都會中心，通過這些中心，資本主義的經濟之河才得以暢通。19世紀80年代的墨爾本（melbourne）、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加爾各答（calcutta）等地各有50萬左右的居民，比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米蘭（mn）、伯明翰（birmingham）或慕尼黑（munich）的人口更多。而孟買（bombay）的75萬居民，是除了六七個歐洲大城市以外，任何地方都趕不上的。雖然，除了少數特殊例外，在第一世界的各種經濟形態中，城鎮在數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比鄉村來得高，可是令人驚訝的是：“發達”世界仍舊是十分農業性的世界。隻有六個歐洲國家的農業雇傭人口少於男性人口的一半——通常都占男性人口的絕大多數——但是，這六個國家都可說是典型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比利時、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瑞士。不過其中也隻有在英國，其農業人口少於總人口的1/6，其他五國從事農業的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30%—45%之間[8] 。誠然，“發達”地區那種商業化的經營型農業與落後地區的農業具有明顯差異。1880年前，除了都對畜舍和田地感興趣以外，丹麥的農夫和保加利亞的農夫在經濟上並沒有什麽共同點。不過，農耕，如同古代的手工藝一樣，是一種深深植根於過去的生活方式，19世紀晚期的民族和民俗學家，當他們在鄉村找尋古老的傳統和“民間遺風”時，便了解到這一點。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農業，也還是會庇護這些傳統和遺風。
相反，工業卻不完全局限於第一世界。暫且不說在許多依附性和殖民式經濟中已擁有基礎設施（像港口和鐵路）和開采型工業（礦場），以及在許多落後的農業地區也已出現了村舍工業，甚至某些19世紀的西式工業，在像印度這樣的依附性國家中往往也有適度發展，有時其發展還會遭到其殖民統治國家的實業家，尤其是紡織業和食品加工業者的強烈反對。更有甚者，連金屬業也已深入到第二世界。印度的大型鋼鐵工廠塔塔（tata），在19世紀80年代便已開始運作。同時，小家庭工匠和包工式工場的小額生產，仍然是“發達”世界和大部分依附性世界最常見的情形。雖然德國的學者不安地預測到，麵對工廠的競爭和現代的分配法，它將要進入一個危機時期，但是，就整體而言，當時它仍是相當有力的存在。
不過，我們大體上仍然可以拿工業當作現代化的標準。19世紀80年代之際，在“發達”世界（和躋身發達國家之列的日本）之外，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稱得上是工業國家或正在工業化的國家。甚至那些依然是以農業立國，或者至少人們不會立即把它們和工廠與熔爐聯想在一起的“發達國家”，在這個時期也已開始向工業社會和高科技看齊。比方說，除了丹麥以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不久以前尚是以貧窮和落後出名的，可是短短數十年間，其每人擁有電話的比率已高出包括英國和德國在內的歐洲任何地區；[9] 它們所贏得的諾貝爾科學獎也比美國多得多；此外，它們也即將成為社會主義政治運動的根據地，這些運動乃是針對工業勞動階級的利益而發起的。
更為明顯的是，我們可以說“先進的”世界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進行都市化，而且在極端的情形下，已成為城市居民的世界。[10] 1800年，歐洲人口數目超過10萬以上的城市隻有17個，其總人口不到500萬；到了1890年，這樣的城市有103個，其總人口已達1800年的6倍以上。始自1789年的19世紀所造成的並不是有成百萬居民在其中快速走動的都市蟻丘，雖然在1880年前，又有三個城市和倫敦一樣成為擁有百萬人口的大都會——巴黎、柏林和維也納；相反，它所造成的是一個由中型和大型城鎮所構成的分布網，而這類擁有稠密人口或諸多衛星城鎮的分布網，正在逐漸侵蝕附近的鄉村。在這些城鎮網中變化較為顯著的，通常是那些新興市鎮，例如英國的泰恩塞德（tyneside）和克萊德塞德（clydeside），或是那些剛開始大規模發展的地區，例如德國魯爾區（ruhr）的工礦帶或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煤鋼地帶。同時，這些地區並不需要包含任何大城市，除非這些地區兼具有首府、政府行政中心或其他功能；也不需要擁有大型國際港口，但是它們往往能聚集數量眾多的人口。奇怪的是，除了倫敦、裏斯本（lisbon）和哥本哈根（copenhagen）以外，1880年時，歐洲國家的城市通常不會兼具首都和國際港口的雙重角色。
首先，它現在已是名副其實的全球性世界。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現在幾乎均已為人所知，也都或詳細或簡略地被繪製成地圖。除了無關緊要的例外情形以外，探險不再是“發現”，而是一種運動挑戰，往往帶有強烈的個人或國家競爭的成分，其中最典型的企圖便是想要支配最惡劣、最荒涼的北極和南極。1909年，美國的皮裏（peary）擊敗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對手，贏得率先到達北極的競賽。挪威的阿蒙森（amundsen）在1911年抵達南極，比不幸的英國船長司各特（scott）早了一個月。（這兩項成就沒有也不預期有任何實際的重要性。）除了非洲大陸、亞洲大陸以及南美洲部分內陸地帶以外，鐵路和輪船已使洲際和橫跨數洲的旅行由幾個月的事變成幾個星期的事，而不久又將成為幾天的事：隨著1904年橫貫西伯利亞鐵路的完工，隻要十五六天的時間便能從巴黎抵達海參崴。電報使得全球各地的通信溝通成為幾小時之內的事，於是，西方世界的男女——當然不止他們——以空前的便捷和數量，進行長距離的旅行和通信。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1879年時，幾乎有100萬旅客前往瑞士旅行。其中20萬以上是美國人，這個數字相當於1790年美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全國人口的5%以上。這個事實在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時代，會被視為是荒謬的幻想[2] 。（有關於這一全球化過程的較詳盡記述，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三章和第十一章。）
與此同時，世界人口密度大為增加。由於人口統計數字，尤其是18世紀晚期的人口統計數字帶有極大的臆測性，這些數字說不上精確，使用它們也是危險的。但是，我們可以大致假定：19世紀80年代可能生活在地球上的15億人，是18世紀80年代世界人口的兩倍。和過去一樣，亞洲的人口數目最大，但是，根據最近的推測，亞洲人在1800年雖占世界人口的2/3左右，到1900年時，卻已降至55%。人口次多的是歐洲人（包括人煙稀少的俄屬亞洲），由1800年的2億人，到1900年的4.3億人，幾乎增加了一倍以上。再者，歐洲大量的海外移民也造成了世界人口最戲劇性的改變：1800—1900年間，美洲人口由3 000萬左右上升到將近1.6億，其中尤其顯著的是，北美的人口由700萬左右上升到8 000萬以上。非洲這塊備受破壞的大陸，其人口統計數字我們自認所知甚少，不過可以確定其人口增長速度比其他任何地方均緩慢得多，這100年間至多增加了1/3。在18世紀末葉，非洲人口大約是美洲人口總和的3倍，可是到19世紀末葉，美洲人口可能比非洲人口多得多。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太平洋諸島，其人口雖然由於歐洲人的遷移而由假想中的200萬人膨脹到或許600萬人，但因其數字太小，在人口統計上不具什麽分量。
然而，這個世界就某方麵而言，雖然在人口數上正日漸增加，在地理上則日趨縮小、整合，成為一個因流通的貨物和人口、資金和交通，以及因產品和構想而結合得日益緊密的行星。可是，在另一方麵，它卻也開始逐漸產生各種區劃。如同曆史上的其他時代一樣，18世紀80年代，地球上有富有和貧窮的地區，有進步和落後的經濟社會，有較強勢和較弱勢的政治組織和軍事單位。我們也不能否認，當時有一道鴻溝將世界的主要地帶與南方和北方分隔開來。這個主要地帶是階級社會、國家以及城市的傳統所在地，由少數具有讀寫能力的精英負責管理。而使曆史學家大為高興的是，他們也留下了許多文字記錄。而這個地帶的北方和南方地區，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學家和人類學家注意力集中的地方。然而，在這個龐大的地帶之內，在這個由東方的日本延伸到大西洋中北海岸，又因歐洲人的征服而進入南北美洲，並為大多數人口所居住的龐大地帶之內，其各項發展雖然極其懸殊，卻似乎不是無法克服的。
就生產和財富而言，更別提文化了，各主要前工業化地區之間的差異，以現代的標準來說，是相當小的，或許可說是在1—1.8之間。事實上，根據一項最近的估計，在1750—1800年間，我們今天所謂發達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今天所謂的“第三世界”大致是一樣的。不過，這或許是由於中國太過龐大而且相對比重太高的關係。當時中國人口占世界1/3左右，其一般生活水準事實上可能較歐洲人為高[3] 。18世紀的歐洲人誠然會認為中國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但是沒有任何聰明的觀察家會把它視為在任何方麵不如歐洲的經濟文明，更不會視它為“落後國家”。但是，在19世紀這100年當中，西方國家，也就是正在改變世界的經濟革命的基地，與其他地方的差距正日益擴大，由緩慢到迅速。到1880年時，根據同樣的調查顯示，“發達世界”的人均收入，大約為“第三世界”的兩倍。到了1913年，更高達“第三世界”的三倍以上，而且距離越拉越大。這個過程頗為戲劇化：1950年時，兩者之間的差異是1∶5，1970年更達1∶7。尤有甚者，“第三世界”與“發達”世界中真正已開發地區（也就是工業化國家）之間的差距，不但出現得較早，而且擴大的速度也更為戲劇化。1830年時，這些地區的國民生產總值是“第三世界”的兩倍，1913年時更高達7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純粹是統計學上的思維產物，是以居民人數去除國民生產總值。它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的經濟增長比較上雖然是有用的，卻無法說明那個區域中任何人的實際收入和生活水準，也不能說明其間收入的分配情形。隻不過，在理論上，一個“人均”數字較高的國家，比“人均”數字較低的國家，可以分配到的收入較多。）
工業技術是造成這種差距的主要原因，並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予以強化。在法國大革命後的一個世紀，人們逐漸看出：貧窮落後的國家很容易被擊敗和征服（除非其幅員非常遼闊），因為它們的軍備技術處於劣勢。這是一個新的現象。1798年拿破侖（napoleon）的入侵埃及，是裝備相去無幾的法國軍隊和埃及本地軍隊之間的戰鬥。歐洲軍隊的殖民地征伐，其成功不是由於神奇的武器，而是由於其較大的侵略性、殘忍性和最重要的一點——良好的組織紀律。[4] 可是，在19世紀中葉滲透到戰爭之中的工業革命（比較《資本的年代》第四章），卻借著高性能的炸藥、機槍和蒸汽運輸（見第十三章）更增強了“先進”世界的優勢。因此，由1880—1930年的這半個世紀，將是炮艦外交的黃金時代，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鐵的時代。
因此，1880年時，我們所麵對的不完全是一個單一的世界，而是一個由兩部分所合成的全球體係：一部分是已開發的、具有主宰性的、富有的；另一部分是落後的、依附的、貧窮的。然而，即使是這樣的說法也很容易導致誤解。第一（較小的）世界，雖然其內部的差異懸殊，卻因曆史的關係而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共同支柱，而（大得多的）第二世界，除了其與第一世界的關係——也就是其對第一世界可能或實際的依賴以外，幾乎不存在任何可促成其走向一致的因素。除了都是由人類組成之外，中國與塞內加爾（senegal）、巴西與新赫布裏底群島（new hebrides）、摩洛哥（moro）與尼加拉瓜（nicaragua）之間，又有什麽共同之處呢？第二世界既不因曆史、文化、社會結構而一致，也不因製度，乃至我們今日以為依賴性世界最顯著的特色——大眾的貧窮而一致。因為，以貧富分類的辦法隻適用於某種形式的社會，也隻適用於某種結構的經濟，而在依賴性世界中，許多地方並不是這樣的社會，也不是這樣的經濟。除了性別以外，曆史上所有的人類社會都包含某些社會不平等。可是，就算印度的土王到西方訪問時可以得到西方百萬富翁所享受的待遇，新幾內亞（new guinea）的酋長卻無法得到，甚至連想都別想。就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民，當他們離開家園之後往往都變成工人，也就是淪為“貧民”階層，但若以此來認定他們在其故鄉所扮演的角色，就會相當離譜了。無論如何，在當時的世界上仍有許多幸運之地，尤其是在熱帶，那些地方的人們不必擔心吃住或休閑的匱乏。事實上，當時尚有許多小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工作與休閑的概念不但不具意義，甚至也沒有表示這些概念的字眼。
如果說當時的世界的確存在這兩個部分，那麽它們之間的界線並不分明。這主要是由於主導和經手完成全球經濟——在本書所論時期也包括政治——征服的那組國家，因曆史以及經濟發展而具有一致性。這組國家包括歐洲，而且不僅是那些明明白白地構成世界資本主義發展核心的地區——主要是在歐洲西北部和中部，以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歐洲也包括一度在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南部區域（自16世紀以來，這些地區已成為窮鄉僻壤），以及最初創建偉大海外帝國的征服者：尤其是亞平寧半島和伊比利亞半島。它也包括廣大的東部地區，這個區域的基督教國家——也就是羅馬帝國的繼承人和後裔—1 000多年來不斷抵禦來自中亞的一波波軍事入侵。其中最後一波入侵締造了偉大的奧斯曼帝國，該帝國曾在16—18世紀控製了東歐龐大地區，不過到19世紀，該帝國已逐漸被逐出。雖然1880年時它仍舊控製橫跨巴爾幹半島的一個不小的地帶（現今希臘、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的部分以及阿爾巴尼亞的全部）以及一些島嶼，但是它在歐洲的日子行將結束。許多重新被征服或解放的領土隻能在禮貌上被稱作“歐洲”，事實上，巴爾幹半島在當時仍被稱為“近東”，因而，西南亞才會變成所謂的“中東”。另一方麵，驅逐土耳其人出力最大的兩個國家，雖然其人民和領土都付出了備受蹂躪的代價，但它們卻因此而躋身歐洲強權之列：奧匈帝國，以及更重要的俄國。
因此，大部分的“歐洲”充其量也不過是位於資本主義發展和資產階級社會核心區的邊緣。在某些地區，其大多數居民顯然與其當代人和統治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紀。比如說，在達爾馬提亞（dalmatia）的亞得裏亞海（adriatic）沿岸地區或布科維那（bukovina）地區，1880年時，約有88%的居民都沒有讀寫能力，而在同一帝國的另一部分——下奧地利（lower austria）——隻有11%的人口沒有閱讀識字能力。[5] 許多受過教育的奧地利人和梅特涅（metternich）一樣，認為“亞洲開始於維也納的東行公路處”，而絕大多數的北意大利人視其他意大利人為某種非洲野蠻人，但是在這兩個王國中，落後地區隻是其國家的一部分。在俄國，“歐洲或亞洲”的問題比較嚴重，因為除了浮在上層的極少數知識分子外，從白俄羅斯（byelorussia）和烏克蘭（ukraine）向東直到太平洋的整個地區，距離資本主義社會都同樣遙遠。這個問題在當時的確是大家熱烈辯論的題目。
不過，如果我們把少數幾個被巴爾幹山民孤立起來的地區排除在外，我們可以說：曆史、政治、文化以及幾個世紀以來對第二世界所進行的海陸擴張，已將第一世界的落後部分與進步部分緊密相連。雖然兩個世紀以來，俄國的統治者已不斷推行有係統的西化運動，並且取得對西麵邊界顯然比較進步的地區如芬蘭、波羅的海國家和部分波蘭的控製，但是俄國的確是落後的。然而在經濟上，俄國確實又是“西方”的一部分，因為其政府所采取的顯然是西方模式的工業化政策。在政治上，沙皇統治下的俄國是殖民開拓者，而非殖民地。而在文化上，俄國境內受過教育的少數人口，又為19世紀西方文明增添了榮耀。布科維那，也就是奧匈帝國最偏僻的東北地區（1918年，這個地區成為羅馬尼亞的一部分，而1947年後，又變成烏克蘭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的一部分），當時可能還生活在中世紀，但是它的首府澤諾維茲（czernowitz，cernovtsi）卻有一所傑出的歐洲大學，而其經過解放和同化的猶太中產階級，則絕不是屬於中世紀。在歐洲的另一端，以當時的任何標準來說，葡萄牙都是弱小而落後的。它實際上是英國的半殖民地，而隻有對它深具信心的人才能看出那兒有什麽經濟潛力。可是，葡萄牙不僅仍舊是歐洲的獨立國家之一，也由於其輝煌的過去而仍舊是一個偉大的殖民帝國。它之所以保持它的非洲帝國，不僅是因為互相競爭的列強無法決定如何瓜分這個帝國，也因為它是“歐洲的一員”，它的屬國不應被視為是尚未接受殖民的處女地。
19世紀80年代，歐洲不僅是支配和改變世界的資本主義發展核心，同時也是世界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曆史上從來沒有比這個世紀更稱得上是歐洲的世紀，即使未來也不可能。從人口上說，歐洲人在19世紀末所占的比例遠高於19世紀初——從每五個人當中便有一個歐洲人上升到每四人當中便有一個。[6] 雖然這個舊大陸將數百萬的人口送到各個新世界，但是它本身人口的增長卻更迅速。雖然單是其工業化的速度和衝擊，已使美洲在未來一定會成為全球經濟的超級強權，可是在當時，歐洲工業的生產額尚超過美洲兩倍以上，而重要的科技進展，仍舊主要是來自大西洋的東麵。汽車、攝影機和無線電最初都是從歐洲產生發展出來的。（日本在現代世界經濟上是一個起步十分遲緩的國家，不過在世界政治上發展卻較快。）
至於高雅文化方麵，白種人的海外殖民世界仍舊是完全依靠舊大陸。就以“西方”為模範這一點而言，在非白人社會極少數受過教育的優秀分子中間，這種情形更為明顯。在經濟上，俄國的確無法與美國的迅速成長和財富媲美。然而在文化上，擁有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1821—1881）、托爾斯泰（tolstoy，1828—1910）、契訶夫（chekhov，1860—1904）、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1840—1893）、鮑羅廷（borodin，1834—1887）和裏姆斯基——科薩科夫（rimsky-korsakov，1844—1908）的俄國，無疑是個強國，但馬克·吐溫（mark twain，1835—1910）和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的美國卻不是，甚至把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加進去也不是——詹姆斯早已遷移到和他氣味較為相投的英國去了。歐洲的文化和知識生活仍舊主要是屬於富有和受過教育的少數人，他們也適合在這樣的環境和為這樣的環境發揮美化作用。自由主義的貢獻便在於它呼籲將這種精英文化加以普及，使一般大眾都可隨時接觸到。博物館和免費圖書館便是它典型的成績。比較傾向民主和平等的美國文化，一直要到20世紀的大眾文化時代才獲得其應有的地位。在這一期間，即使是與技術進步有密切關聯的各種科學，由諾貝爾獎最初25年得獎人的地理分布判斷，美國不僅落在德國人和英國人之後，甚至也落在小小的荷蘭後麵。
但是，如果說“第一世界”的某些部分應該被劃入依賴和落後的那一邊，那麽幾乎整個“第二世界”均屬於這樣的地區。在“第二世界”當中，隻有自1868年起便有係統“西化”的日本（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八章），以及以歐裔移民為主的殖民地（1880年時，這樣的歐裔移民主要仍來自西北歐和中歐）不屬於落後世界；當然海外歐裔未能淘汰的原住民又當別論。這種依賴性——或更確切地說，由於這些社會既不能躲避西方的貿易科技，或找出其代替物，也無法抵抗配備西式武器和以西方方式組織的士兵——使許多在其他方麵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社會，同樣成為19世紀曆史創造者的受害人。有一個殘忍的西方才子，用一種一言以蔽之的強橫口吻說： <blockquote>
不論發生什麽事情，我們有馬克沁重機槍，而他們沒有。[7] </blockquote>
與這項差異相較，美拉尼西亞群島（mnesian inds）這樣的石器時代社會和中國、印度以及伊斯蘭教世界這類複雜的都市化社會，其間的種種差異似乎無足輕重。雖然這些地區的藝術令人讚歎，其古文明成就令人稱奇，而其主要的宗教哲學，至少和基督教一樣，或較基督教更能博得某些西方學者和詩人的激賞。但是，這些又有什麽用呢？基本上，它們都得任由載著商品、士兵和各種思想的西方船舶所擺布。對於這些船舶，它們無能為力，而外來的船舶則依照對入侵者有利的方式改變了它們的世界，完全不顧被侵略者的感覺。
但是，這並不表示這兩種世界的分野，是工業化國家和農業國家，或城市與鄉村文明之間的簡單分野。“第二世界”擁有比“第一世界”更為古老、更為巨大的城市，例如北京和君士坦丁堡。而19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更在第二世界當中造就了許多不成比例的大都會中心，通過這些中心，資本主義的經濟之河才得以暢通。19世紀80年代的墨爾本（melbourne）、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加爾各答（calcutta）等地各有50萬左右的居民，比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米蘭（mn）、伯明翰（birmingham）或慕尼黑（munich）的人口更多。而孟買（bombay）的75萬居民，是除了六七個歐洲大城市以外，任何地方都趕不上的。雖然，除了少數特殊例外，在第一世界的各種經濟形態中，城鎮在數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比鄉村來得高，可是令人驚訝的是：“發達”世界仍舊是十分農業性的世界。隻有六個歐洲國家的農業雇傭人口少於男性人口的一半——通常都占男性人口的絕大多數——但是，這六個國家都可說是典型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比利時、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瑞士。不過其中也隻有在英國，其農業人口少於總人口的1/6，其他五國從事農業的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30%—45%之間[8] 。誠然，“發達”地區那種商業化的經營型農業與落後地區的農業具有明顯差異。1880年前，除了都對畜舍和田地感興趣以外，丹麥的農夫和保加利亞的農夫在經濟上並沒有什麽共同點。不過，農耕，如同古代的手工藝一樣，是一種深深植根於過去的生活方式，19世紀晚期的民族和民俗學家，當他們在鄉村找尋古老的傳統和“民間遺風”時，便了解到這一點。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農業，也還是會庇護這些傳統和遺風。
相反，工業卻不完全局限於第一世界。暫且不說在許多依附性和殖民式經濟中已擁有基礎設施（像港口和鐵路）和開采型工業（礦場），以及在許多落後的農業地區也已出現了村舍工業，甚至某些19世紀的西式工業，在像印度這樣的依附性國家中往往也有適度發展，有時其發展還會遭到其殖民統治國家的實業家，尤其是紡織業和食品加工業者的強烈反對。更有甚者，連金屬業也已深入到第二世界。印度的大型鋼鐵工廠塔塔（tata），在19世紀80年代便已開始運作。同時，小家庭工匠和包工式工場的小額生產，仍然是“發達”世界和大部分依附性世界最常見的情形。雖然德國的學者不安地預測到，麵對工廠的競爭和現代的分配法，它將要進入一個危機時期，但是，就整體而言，當時它仍是相當有力的存在。
不過，我們大體上仍然可以拿工業當作現代化的標準。19世紀80年代之際，在“發達”世界（和躋身發達國家之列的日本）之外，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稱得上是工業國家或正在工業化的國家。甚至那些依然是以農業立國，或者至少人們不會立即把它們和工廠與熔爐聯想在一起的“發達國家”，在這個時期也已開始向工業社會和高科技看齊。比方說，除了丹麥以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不久以前尚是以貧窮和落後出名的，可是短短數十年間，其每人擁有電話的比率已高出包括英國和德國在內的歐洲任何地區；[9] 它們所贏得的諾貝爾科學獎也比美國多得多；此外，它們也即將成為社會主義政治運動的根據地，這些運動乃是針對工業勞動階級的利益而發起的。
更為明顯的是，我們可以說“先進的”世界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進行都市化，而且在極端的情形下，已成為城市居民的世界。[10] 1800年，歐洲人口數目超過10萬以上的城市隻有17個，其總人口不到500萬；到了1890年，這樣的城市有103個，其總人口已達1800年的6倍以上。始自1789年的19世紀所造成的並不是有成百萬居民在其中快速走動的都市蟻丘，雖然在1880年前，又有三個城市和倫敦一樣成為擁有百萬人口的大都會——巴黎、柏林和維也納；相反，它所造成的是一個由中型和大型城鎮所構成的分布網，而這類擁有稠密人口或諸多衛星城鎮的分布網，正在逐漸侵蝕附近的鄉村。在這些城鎮網中變化較為顯著的，通常是那些新興市鎮，例如英國的泰恩塞德（tyneside）和克萊德塞德（clydeside），或是那些剛開始大規模發展的地區，例如德國魯爾區（ruhr）的工礦帶或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煤鋼地帶。同時，這些地區並不需要包含任何大城市，除非這些地區兼具有首府、政府行政中心或其他功能；也不需要擁有大型國際港口，但是它們往往能聚集數量眾多的人口。奇怪的是，除了倫敦、裏斯本（lisbon）和哥本哈根（copenhagen）以外，1880年時，歐洲國家的城市通常不會兼具首都和國際港口的雙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