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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年代：1875—1914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889年，也就是社會主義者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即第二國際）成立的那一年，有一位著名的美國專家在對世界經濟做過通盤考察之後指出：自1873年起，世界經濟的特征便是空前的騷動和商業不景氣，他寫道： <blockquote>
它最值得注意的特色，是它的普遍性。它既影響到牽涉戰爭的國家，也影響到維持住國內和平的國家；影響到擁有穩定通貨的國家，也影響到通貨不穩定的國家……影響到奉行自由交易製度的國家，也影響到其交易多少受到限製的國家。它在像英國和德國這樣的古老社會當中是令人歎息的，在代表新社會的澳大利亞、南非和加利福尼亞也是如此。對於貧瘠的紐芬蘭和拉布拉多brado）居民而言，它是難以承受的災難；對於陽光燦爛、蔗田肥沃的東、西印度群島居民而言，也是難以承受的災難。同時它也沒有使居於世界交易中心的人更為富有，然而通常在商業波動最劇烈和最不穩定的時刻，他們的獲利也最大。[4] </blockquote>
雖然有些日後的曆史學家認為難以理解，但這種通常以比較平淡無奇的方式所表示的看法，卻是許多當時觀察家們所共有的。因為構成資本主義經濟基本節奏的商業周期，雖然在1873年到19世紀90年代中期確實造成了一些嚴重的不景氣，可是從未趨於停滯的世界生產，仍舊繼續戲劇性地向上攀登。在1870—1890年間，在五個主要產鐵國中，鐵的產量不止增加了一倍（由1 100萬噸增加到2 300萬噸），而現今已成為工業化指數的鋼產量，也增加了20倍（由50萬噸增加到1 100萬噸）。國際貿易持續大幅度增長，雖然其速度不似以前那樣快得令人暈眩。在這幾十年中，美國和德國的工業經濟大步前進，而工業革命也波及了像瑞典和俄國這樣的新國家。若幹新近整合到世界經濟中的海外國家，開始步入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因而難免也導致與20世紀80年代十分相似的國際債務危機，特別是這兩個時期的債務國家也大致一樣。由於阿根廷鐵路係統在五年間增長了一倍，而阿根廷和巴西每年也吸引到20萬移民，因此在拉丁美洲的外國投資於19世紀80年代躥升到令人咋舌的大數目。我們可以把如此壯闊成長的生產時期稱為“大蕭條”嗎？
今日的曆史學家對於這一點可能會抱懷疑態度，但是當時的人卻不曾如此。這些聰明、靈通卻憂心忡忡的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和美國人，難道都得了集體妄想症嗎？認為這是個“大蕭條”時期實在挺荒謬的，甚至某些具有先見之明的預測，即使在當時看來也有些言過其實。並不是所有深思熟慮的保守人士都和韋爾斯（wells）持同樣看法，他說他已感覺到野蠻人正在整軍待發的威脅，這次他們將來自內部，而非如古代那樣從外入侵，他們想要攻擊當前的社會組織，甚至文明持續性本身。[5] 但是，還是有人認同韋爾斯的感受，遑論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者希望資本主義能在其不能克服的內部矛盾下崩潰。這個不景氣的時代似乎顯示出這些矛盾。如果當時的社會不存在這種普遍的經濟以及隨之而起的社會弊病，那麽19世紀80年代文學和哲學中的那種悲觀調子（參見第四章以及第十章），便無法完全解釋。
經濟學家和商人所擔憂的，是未來的經濟學宗師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1888年提出的那種長期的“低物價、低利息和低利潤”。[6] 簡而言之，在19世紀70年代公認的劇烈崩潰之後（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二章），當時的問題不是生產而是利潤。
農業是這次利潤下降最顯著的受害者，事實上，農業的某些部分已深陷在最不景氣的經濟地帶，而它所導致的不滿情緒更是造成了最直接和最深遠的社會和政治後果。在前幾十年間產量激增的農業產品（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十章），如今已充斥整個世界市場，在高昂的運輸成本保護下，多數市場仍能抗禦大量外國農產品的競爭。農產品的價格在歐洲農業以及海外出口的經濟當中，都發生了戲劇性的暴跌。1894年時，小麥的價格隻有1867年的1/3多一點兒，對於購買者而言，這當然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但是對農民和農業雇工來說，卻是災難。當時，農民和農業雇工仍占工業國家男性工作人口的40%—50%（隻有英國例外），在其他地方更可占到90%。有些地區，同時發生的天災，更使情況雪上加霜。譬如說，1872年開始的葡萄蟲傳染病，使法國水果酒的產量在1875—1889年間減少了2/3。對任何牽涉世界市場的國家中的農民而言，這不景氣的幾十年都不是好過的日子。農民的反應隨其國家財富和政治結構的不同而不同，從選民的騷動一直到反叛都有，當然還包括因饑荒而造成的死亡（比如1891—1892年俄國的情形）。19世紀90年代橫掃美國的平民黨（populism），其核心正是小麥產地堪薩斯州和內布拉斯加州。1879—1894年間，在愛爾蘭、西班牙、西西裏和羅馬尼亞，都曾發生多起農民叛亂，或被視為叛亂的騷動。在已經沒有農民階層而不需要為此發愁的國家，例如英國，自然可以任其農業萎縮：在這些地方，小麥耕地麵積在1875—1895年間整整消失了2/3。有些國家，例如丹麥，積極推行農業現代化，並改而經營利潤較大的動物產品。還有一些政府，例如德國，尤其是法國和美國，則采用關稅製度來維持其農產品價格。
然而，兩種最普遍的非官方反應卻是大量向外移民和成立合作社。無土地的人和擁有土地卻因捐稅過高等原因而窮困的農民，占了外移者的大半。而擁有生產潛力的農民，則占了參加合作社者的大半。19世紀80年代，老牌移民國家的海外移民比率在19世紀80年代達到空前絕後的高峰（愛爾蘭“大饑荒”後10年間的特殊情形除外）。而意大利、西班牙和奧匈帝國真正的大量海外移民，也從這個時期開始，繼而跟進的是俄國和巴爾幹諸國。（1880年前，南歐唯一大量向外移民的國家是葡萄牙。）這是一個將社會壓力保持在反叛和革命之下的安全閥。至於合作社，則為小農提供了適度的貸款。到了1908年，德國超過半數的獨立農民，都隸屬於這樣的小銀行［19世紀70年代由天主教徒雷弗森（raiffeisen）創辦］。同時，合作購買供應品、合作推銷和合作加工（其中重要的有乳製品加工以及丹麥的醃熏豬肉）的團體，也如雨後春筍般在多國興起。1884年之後的10年間，當法國農民為了自身利益而牢牢抓住那條使工會合法化的法律時，為數40萬的農民幾乎都隸屬在2 000個這樣的工會裏麵。[7] 到了1900年，美國約有1 600家合作社生產乳製品，大半分布在中西部。而新西蘭的乳酪農業，更是在農民合作社的控製之下。
商業也有自己的難處。在一個經過洗腦、認為物價上漲（“通貨膨脹”）才是經濟災禍的時代，人們很難想象19世紀的商人竟然更擔心物價下跌。在這個就整體而言堪稱通貨緊縮的世紀中，再沒有比1873—1896年的情形更嚴重——在這段時期，英國物價下跌了40%。合理的通貨膨脹不但對債務人有利（每一個負擔長期貸款的屋主都明白），也促成了利潤率的自動提升，因為以較低成本所生產的貨物，當它們可以出售時，是以當時較高的物價水準售出。相反，通貨緊縮卻有損利潤率。如果市場能因此大幅度地擴展或許可抵消這一點，但是，事實上當時市場的成長並不夠快，一方麵是因為新的工業技術使產量能夠而且也必須快速增加（如果工廠要賺錢的話）；一方麵因為互相競爭的生產者和工業經濟的數目也在成長當中，因而大大提高了整個生產能力；同時也因為日用必需品的大眾市場尚在緩慢拓展。即使是對資本產業而言，日新月異的性能、更有效的產品利用以及需求的變化都可以造成很重大的後果：1871年5月—1894年8月間，鐵的價格足足下跌了50%。
更進一步的困難是：商業的生產成本在短時間內並沒有像物價那樣急速下跌。因為，除了少數例外，工資不可能按物價跌落的比例減低，而各個廠商也負擔了相當大而且已經過時或行將過時的廠房和設備，或者負擔了新的廠房和設備，在利潤偏低的情況下，這些新廠房和設備將無法如預期那樣快速賺回本錢。對世界某些地區而言，情形更為複雜，因為白銀的價格及其與黃金的兌換率都在逐漸下跌，並曾一度上下波動而且不可預測。在金價和銀價都穩定（如1872年以前的許多年間）的前提下，以貴金屬（世界貨幣的基礎）計算國際支付是相當簡便的方式（大約15個單位的白銀等於一個單位的黃金）。然而，當兌換率變得不穩定時，建立在不同貴金屬之上的通貨交易，便沒那麽簡單了。
是否有補救物價、利潤和利率偏低的方法？對許多人而言——如當時轟動一時但今天已為大家所遺忘的關於“複本位主義”的辯論所示——一種反轉的貨幣主義應該是解決辦法。這些人以為物價的下跌主要是由於全球性的黃金短缺，而（通過采取金本位的英鎊，也就是金鎊）黃金已成為當時世界支付體係的唯一基礎。由於白銀的產量已大量增加，尤以美洲為然，因此若同時采用以黃金和白銀為基礎的製度，便可因貨幣的膨脹而刺激物價高漲。那些受到強大壓力的美國大草原農民，以及經營落基山銀礦的業主，都對通貨膨脹抱有極大興趣。通貨膨脹此時成為美國民粹運動的主要政綱，而人類將被釘在黃金十字架上的預言，也給了偉大的民權擁護者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不少辯論靈感。而在布賴恩所喜愛的其他議題上，如應以字麵解釋《聖經》的真理並必須禁止宣講達爾文學說等，他無疑都是輸家。世界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的銀行業、大企業和政府，並無意放棄金本位製度。金本位對他們而言就像“創世記”對布賴恩一樣，都是必須遵奉的金科玉律。無論如何，當時隻有不包括在核心國家之內的墨西哥、中國和印度等國家，主要是以白銀為基礎。
政府通常比較容易聽信利益團體和選民團體的話，這些人力促政府保護國內生產者對抗進口貨的競爭。他們之中，不但有龐大的農民集團，也包括重要的國內工業團體。工業家們設法憑借不許外國競爭對手進入的辦法，將“生產過剩”減少到最低限度。至少在商品貿易上，“大蕭條”結束了漫長的經濟自由主義時期（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二章）。（資金、財務交易和勞力的自由移動，甚至可能更為顯著。）保護性關稅由19世紀70年代晚期的德國和意大利（紡織業）首開其端，自此永遠成為國際經濟的一部分，並於19世紀90年代早期在法國的梅利納（méline，1892年）以及美國的麥金萊（mckinley，1890年）懲罰性關稅中，達到最高峰（見下表）。 <h5>歐美各國平均關稅：1914年[8]</h5>
*1890年49.5%，1894年39.9%，1897年57%，1909年38%。
雖然英國偶爾也會受到貿易保護主義者的強大挑戰，可是在所有主要的工業國中，它卻是唯一牢牢堅持無限製自由貿易政策的國家。這其中的道理很明顯，更何況英國沒有眾多農民，因而也不必擔心貿易保護主義者的選票問題。英國絕對是工業產品的最大輸出國，而且在本書所述階段越來越以出口為導向，尤其是在19世紀70年代和19世紀80年代。在這方麵，它超過了它的主要競爭對手，隻略遜於某些小型的進步經濟國，例如比利時、瑞士、丹麥以及荷蘭。英國可以說是資金、“隱形的”金融和商業服務以及運輸服務的最大出口國。事實上，在外國競爭已侵略到英國的工業之際，倫敦市和英國運輸業卻在世界經濟當中扮演著更為核心的角色。反過來說，雖然大家常常忘記這一點，但英國早已遙遙領先其他國家成為世界農產品出口的最大市場，而且主宰了，甚至可以說構成了某些出口品的世界市場。以蔗糖、茶葉和小麥為例，19世紀80年代，英國大約購買了全部國際貿易量的半數。1881年時，英國幾乎購買了世界外銷肉品的半數，以及較任何其他國家更多的羊毛和棉花（歐洲進口量的55%）。[9] 事實上，由於在蕭條期間英國已聽任其國內的農業生產縮減，因此它的進口傾向更為顯著。到了1905—1909年間，約有56%的穀物以及76%的乳酪和68%的雞蛋是來自國外。[10]
因而，自由貿易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它允許海外的農產品生產者以其產品交換英國的製造品，從而加強了英國和落後世界的共生；英國的經濟力量基本上是建立在這個落後世界之上。阿根廷和烏拉圭的農牧人、澳大利亞的羊毛生產者和丹麥的農民，對於鼓勵其國內製造業都不感興趣，因為作為英國這個經濟太陽係中的行星，日子可以過得很不錯。然而，英國的犧牲卻也不小。如前所述，自由貿易意味著當英國的農業站不住腳時，它便會任其倒下去。英國是唯一一個甚至連保守黨政治家也隨時願意拋棄農業的國家，雖然這個政黨在很久以前也主張保護貿易。沒人會否認這樣的犧牲比較容易，因為那些非常有錢並在政治上仍有強大力量的地主，如今從都市地產和投資有價證券當中獲得的收入，幾乎和農田租金不相上下。可是，自由貿易會不會如保護主義者所害怕的那樣，也意味著隨時可以犧牲英國的工業？由20世紀80年代英國所采取的非工業化政策看來，100年前的這種恐懼似乎不是不切實際的，畢竟資本主義所要生產的不是任何特殊產品，而是金錢。雖然這個時候已可明顯看出：在英國政壇上，倫敦市的意見要比外郡工業家的意見占更大的分量，可是一時之間，倫敦市的利益似乎不會和大部分工業區的利益相衝突。於是，英國仍舊支持經濟上的自由主義［隻有在無限製移民一事上例外，因為英國是最早通過反對（猶太）外國人大批湧入的歧視性立法的國家之一（1905年）］，這樣一來，遂給了采取保護主義的國家控製其國內市場和擁有充分外銷拓展空間的雙重自由。
經濟學家和曆史學家從來就不曾停止爭論這場國際保護主義複興所造成的影響，或者易言之，停止爭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這種奇怪的精神分裂症。在19世紀這100年中，世界經濟核心部分的基本單位越來越傾向於由“國家經濟”所構成，亦即英、德、美等國的經濟。雖然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巨著《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年）用了這麽一個實用主義的書名，然而在純粹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論中，“國家”這個單位是沒有地位的。自由資本主義的基本單位是無法再縮減的企業原子，是受到將贏利盡量擴大或將虧損盡量縮小的規則所驅使的個人或“廠商”（有關廠商的討論不多）。他們所能運作的“市場”是以全球為範圍的。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正如革命的無政府主義一樣，它並不賦予政府任何地位。更準確地說，政府作為一項經濟因素，其存在隻會幹預“市場”的自主和自發運作。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看法是有一點兒道理的。一方麵，它似乎合理地假定（尤其是在19世紀中期的經濟自由化之後，參看《資本的年代》第二章）：促使這樣一個經濟運作和增長的，是其基本單位所做的經濟決定。另一方麵，當時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全球性的，而且也隻能是全球性的。在19世紀，這種趨勢日漸明顯，因為它的運作範圍已延伸到越來越遙遠的地方，並且對所有地區都造成越來越深刻的改變。更有甚者，這樣的經濟不承認邊界的存在，因為在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幹預生產因素自由活動的地方，它的效果最好。因而，資本主義不僅在實際上是國際性的，在理論上也是國際性的。其理論上的理想境界，是以國際分工來保障經濟的最大增長。它的評估標準是全球性的：在挪威嚐試種植香蕉是不合理的，因為在洪都拉斯（honduras）生產香蕉的成本低得多。它對於地方性或區域性的反對之聲根本置之不理。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不得不接受其假設所可能引出的最極端，甚至最荒謬的後果，隻要這項假設可以說明它將帶來最好的全球性效果。如果資本主義可以證明全世界的工業生產都應集中在馬達加斯加島（madagascar）（正如其80%的手表生產當時是集中在瑞士的一個小地區一樣）[11] ，或者可以證明全法國人都應遷移到西伯利亞（正如數量龐大的挪威人當時的確因移民而遷移到美國一樣），那麽它沒有任何理由應反對這樣的發展。（1820—1975年間，有85.5萬左右的挪威人移民美國，這個數目幾乎是1820年的挪威人口總數。[12] ）
因此，就經濟而言，英國在19世紀中期壟斷了全球工業的情形有什麽不對呢？或者，在1841—1911年間幾乎失去其一半人口的愛爾蘭，這樣的人口發展又有什麽不對呢？自由經濟理論所承認的唯一均衡，是全世界性的均衡。
但是，實際上，這個模式是不夠的。逐漸形成中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既是一群固體集團的結合，也是一個易變的流體。不論構成這些集團的“國家經濟”（也就是以國家邊界所界定的經濟）起源是什麽，也不論以它們為基礎的經濟理論（主要是德國理論家的理論）具有怎樣的缺陷，國家經濟之所以存在，乃是由於民族國家的存在。如果比利時仍然是（和1815年前一樣）法國的一部分或統一的尼德蘭的一個區域（如它在1815—1830年間那樣），那麽恐怕沒有人會把比利時視為歐洲大陸最早的工業經濟體。然而，一旦比利時是一個國家，那麽它的經濟政策和其居民經濟活動的政治重要性，都會因這個事實而形成。誠然，從以前到現在都不乏像國際金融這類基本上是國際性，而且因此避免了國家製約的經濟活動。可是，即使是這種超國家的企業，也都非常留意該如何把自己附屬於一個重要的國家經濟當中。因此我們可以看到，1860年後，（大半為德國人所有的）商業銀行家家族往往都將其總行由巴黎遷到倫敦。而大銀行家族中最具國際性的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s），其各分行的營業好壞完全取決於它們是否位於主要國家的首都當中：倫敦、巴黎和維也納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一直強勁有力，而那不勒斯（naples）和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則不然（法蘭克福分行拒絕遷往柏林）。在德國統一之後，法蘭克福已不再具有以往的重要性了。
自然，這些論述主要是適用於世界的“已開發”部分，也就是適用於可以在競爭對手麵前保護其工業經濟的國家，而非地球的其餘地方；對世界其餘部分的經濟體而言，不管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它們都得依賴“已開發”的核心地帶。這些地區或許是別無選擇，因為殖民強權已決定它們的經濟未來，帝國經濟已將它們轉化為香蕉或咖啡共和國。要不就是它們往往對其他的發展選擇不感興趣，因為作為由母國所構成的世界經濟的農產品專業生產者，也自有好處。在世界的邊緣地帶，“國家經濟”如果曾經存在的話，其功能也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已開發”世界不隻是許多“國家經濟”的總和。工業化和不景氣已把它們轉化成一群敵對的經濟體，其中一個經濟體的獲益似乎就會威脅到其他各經濟體的地位。不僅是商號之間彼此競爭，國家之間也互較高下。因此當新聞界揭露了外國的經濟侵略之後，例如威廉斯（e. e. williams）的《德國製造》（made in germany ，1896年）或弗雷德·麥肯齊（fred mackenzie）的《美國侵略者》（american invaders ，1902年），[13] 英國的讀者便有芒刺在背的不安感。相比之下，他們的父輩當年在麵對外國技術已超越他們的（正確）警告時，是多麽鎮靜。保護主義已表現出國際經濟競爭的形勢。
但是，它的結果是什麽？我們可以確切地說：保護主義是要將每一個民族國家用一組政治防禦工事環繞起來，以抵禦外國入侵，而過分普遍的保護主義，對於世界經濟的增長是有妨礙的。這一點即將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裏得到充分證明。然而，在1880—1914年間，保護主義既不普遍，而且除了偶爾的例外，也不具阻礙性；再者，如前所述，它隻限於商品貿易，而未影響到勞力和國際金融交易的流動。就整體而言，農業保護主義在法國奏效，在意大利失敗（意大利的回應是農民大量遷移），在德國則庇護了大農戶。[14] 而工業保護主義則拓寬了世界工業的基礎，因為它鼓勵各國工業以其國內市場為目標，而這也帶動了各國工業的迅速增長。根據統計數字，在1880—1914年間，生產和商業的全球性增長無疑比在實行自由貿易的那幾十年高出許多。[15] 1914年時，在都市化或“已開發”的世界中，工業生產的分配情形已比40年前更均勻。1870年時，4個主要工業國囊括了全球製造業生產額的近80%，然而到了1913年，它們卻隻生產了全球製造業生產額的72%，不過這個生產額是1870年的5倍。[16] 保護主義對這種平均化究竟有多大影響尚待商榷，然而，它不會造成發展的嚴重停滯卻似乎是相當清楚的。
可是，如果說保護主義是發愁的生產業者對這場不景氣本能的政治反應，它卻不是資本主義對其困難最重要的經濟回應。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經濟回應乃是經濟集中和經營合理化，套用美國的術語來說，便是“托拉斯”（trust）和“科學管理”——此時，美式術語已開始決定全球風尚。托拉斯和科學管理的目的都在於增加利潤，在競爭和物價下跌的衝擊下，當時的利潤已飽受壓縮。
它最值得注意的特色，是它的普遍性。它既影響到牽涉戰爭的國家，也影響到維持住國內和平的國家；影響到擁有穩定通貨的國家，也影響到通貨不穩定的國家……影響到奉行自由交易製度的國家，也影響到其交易多少受到限製的國家。它在像英國和德國這樣的古老社會當中是令人歎息的，在代表新社會的澳大利亞、南非和加利福尼亞也是如此。對於貧瘠的紐芬蘭和拉布拉多brado）居民而言，它是難以承受的災難；對於陽光燦爛、蔗田肥沃的東、西印度群島居民而言，也是難以承受的災難。同時它也沒有使居於世界交易中心的人更為富有，然而通常在商業波動最劇烈和最不穩定的時刻，他們的獲利也最大。[4] </blockquote>
雖然有些日後的曆史學家認為難以理解，但這種通常以比較平淡無奇的方式所表示的看法，卻是許多當時觀察家們所共有的。因為構成資本主義經濟基本節奏的商業周期，雖然在1873年到19世紀90年代中期確實造成了一些嚴重的不景氣，可是從未趨於停滯的世界生產，仍舊繼續戲劇性地向上攀登。在1870—1890年間，在五個主要產鐵國中，鐵的產量不止增加了一倍（由1 100萬噸增加到2 300萬噸），而現今已成為工業化指數的鋼產量，也增加了20倍（由50萬噸增加到1 100萬噸）。國際貿易持續大幅度增長，雖然其速度不似以前那樣快得令人暈眩。在這幾十年中，美國和德國的工業經濟大步前進，而工業革命也波及了像瑞典和俄國這樣的新國家。若幹新近整合到世界經濟中的海外國家，開始步入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因而難免也導致與20世紀80年代十分相似的國際債務危機，特別是這兩個時期的債務國家也大致一樣。由於阿根廷鐵路係統在五年間增長了一倍，而阿根廷和巴西每年也吸引到20萬移民，因此在拉丁美洲的外國投資於19世紀80年代躥升到令人咋舌的大數目。我們可以把如此壯闊成長的生產時期稱為“大蕭條”嗎？
今日的曆史學家對於這一點可能會抱懷疑態度，但是當時的人卻不曾如此。這些聰明、靈通卻憂心忡忡的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和美國人，難道都得了集體妄想症嗎？認為這是個“大蕭條”時期實在挺荒謬的，甚至某些具有先見之明的預測，即使在當時看來也有些言過其實。並不是所有深思熟慮的保守人士都和韋爾斯（wells）持同樣看法，他說他已感覺到野蠻人正在整軍待發的威脅，這次他們將來自內部，而非如古代那樣從外入侵，他們想要攻擊當前的社會組織，甚至文明持續性本身。[5] 但是，還是有人認同韋爾斯的感受，遑論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者希望資本主義能在其不能克服的內部矛盾下崩潰。這個不景氣的時代似乎顯示出這些矛盾。如果當時的社會不存在這種普遍的經濟以及隨之而起的社會弊病，那麽19世紀80年代文學和哲學中的那種悲觀調子（參見第四章以及第十章），便無法完全解釋。
經濟學家和商人所擔憂的，是未來的經濟學宗師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1888年提出的那種長期的“低物價、低利息和低利潤”。[6] 簡而言之，在19世紀70年代公認的劇烈崩潰之後（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二章），當時的問題不是生產而是利潤。
農業是這次利潤下降最顯著的受害者，事實上，農業的某些部分已深陷在最不景氣的經濟地帶，而它所導致的不滿情緒更是造成了最直接和最深遠的社會和政治後果。在前幾十年間產量激增的農業產品（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十章），如今已充斥整個世界市場，在高昂的運輸成本保護下，多數市場仍能抗禦大量外國農產品的競爭。農產品的價格在歐洲農業以及海外出口的經濟當中，都發生了戲劇性的暴跌。1894年時，小麥的價格隻有1867年的1/3多一點兒，對於購買者而言，這當然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但是對農民和農業雇工來說，卻是災難。當時，農民和農業雇工仍占工業國家男性工作人口的40%—50%（隻有英國例外），在其他地方更可占到90%。有些地區，同時發生的天災，更使情況雪上加霜。譬如說，1872年開始的葡萄蟲傳染病，使法國水果酒的產量在1875—1889年間減少了2/3。對任何牽涉世界市場的國家中的農民而言，這不景氣的幾十年都不是好過的日子。農民的反應隨其國家財富和政治結構的不同而不同，從選民的騷動一直到反叛都有，當然還包括因饑荒而造成的死亡（比如1891—1892年俄國的情形）。19世紀90年代橫掃美國的平民黨（populism），其核心正是小麥產地堪薩斯州和內布拉斯加州。1879—1894年間，在愛爾蘭、西班牙、西西裏和羅馬尼亞，都曾發生多起農民叛亂，或被視為叛亂的騷動。在已經沒有農民階層而不需要為此發愁的國家，例如英國，自然可以任其農業萎縮：在這些地方，小麥耕地麵積在1875—1895年間整整消失了2/3。有些國家，例如丹麥，積極推行農業現代化，並改而經營利潤較大的動物產品。還有一些政府，例如德國，尤其是法國和美國，則采用關稅製度來維持其農產品價格。
然而，兩種最普遍的非官方反應卻是大量向外移民和成立合作社。無土地的人和擁有土地卻因捐稅過高等原因而窮困的農民，占了外移者的大半。而擁有生產潛力的農民，則占了參加合作社者的大半。19世紀80年代，老牌移民國家的海外移民比率在19世紀80年代達到空前絕後的高峰（愛爾蘭“大饑荒”後10年間的特殊情形除外）。而意大利、西班牙和奧匈帝國真正的大量海外移民，也從這個時期開始，繼而跟進的是俄國和巴爾幹諸國。（1880年前，南歐唯一大量向外移民的國家是葡萄牙。）這是一個將社會壓力保持在反叛和革命之下的安全閥。至於合作社，則為小農提供了適度的貸款。到了1908年，德國超過半數的獨立農民，都隸屬於這樣的小銀行［19世紀70年代由天主教徒雷弗森（raiffeisen）創辦］。同時，合作購買供應品、合作推銷和合作加工（其中重要的有乳製品加工以及丹麥的醃熏豬肉）的團體，也如雨後春筍般在多國興起。1884年之後的10年間，當法國農民為了自身利益而牢牢抓住那條使工會合法化的法律時，為數40萬的農民幾乎都隸屬在2 000個這樣的工會裏麵。[7] 到了1900年，美國約有1 600家合作社生產乳製品，大半分布在中西部。而新西蘭的乳酪農業，更是在農民合作社的控製之下。
商業也有自己的難處。在一個經過洗腦、認為物價上漲（“通貨膨脹”）才是經濟災禍的時代，人們很難想象19世紀的商人竟然更擔心物價下跌。在這個就整體而言堪稱通貨緊縮的世紀中，再沒有比1873—1896年的情形更嚴重——在這段時期，英國物價下跌了40%。合理的通貨膨脹不但對債務人有利（每一個負擔長期貸款的屋主都明白），也促成了利潤率的自動提升，因為以較低成本所生產的貨物，當它們可以出售時，是以當時較高的物價水準售出。相反，通貨緊縮卻有損利潤率。如果市場能因此大幅度地擴展或許可抵消這一點，但是，事實上當時市場的成長並不夠快，一方麵是因為新的工業技術使產量能夠而且也必須快速增加（如果工廠要賺錢的話）；一方麵因為互相競爭的生產者和工業經濟的數目也在成長當中，因而大大提高了整個生產能力；同時也因為日用必需品的大眾市場尚在緩慢拓展。即使是對資本產業而言，日新月異的性能、更有效的產品利用以及需求的變化都可以造成很重大的後果：1871年5月—1894年8月間，鐵的價格足足下跌了50%。
更進一步的困難是：商業的生產成本在短時間內並沒有像物價那樣急速下跌。因為，除了少數例外，工資不可能按物價跌落的比例減低，而各個廠商也負擔了相當大而且已經過時或行將過時的廠房和設備，或者負擔了新的廠房和設備，在利潤偏低的情況下，這些新廠房和設備將無法如預期那樣快速賺回本錢。對世界某些地區而言，情形更為複雜，因為白銀的價格及其與黃金的兌換率都在逐漸下跌，並曾一度上下波動而且不可預測。在金價和銀價都穩定（如1872年以前的許多年間）的前提下，以貴金屬（世界貨幣的基礎）計算國際支付是相當簡便的方式（大約15個單位的白銀等於一個單位的黃金）。然而，當兌換率變得不穩定時，建立在不同貴金屬之上的通貨交易，便沒那麽簡單了。
是否有補救物價、利潤和利率偏低的方法？對許多人而言——如當時轟動一時但今天已為大家所遺忘的關於“複本位主義”的辯論所示——一種反轉的貨幣主義應該是解決辦法。這些人以為物價的下跌主要是由於全球性的黃金短缺，而（通過采取金本位的英鎊，也就是金鎊）黃金已成為當時世界支付體係的唯一基礎。由於白銀的產量已大量增加，尤以美洲為然，因此若同時采用以黃金和白銀為基礎的製度，便可因貨幣的膨脹而刺激物價高漲。那些受到強大壓力的美國大草原農民，以及經營落基山銀礦的業主，都對通貨膨脹抱有極大興趣。通貨膨脹此時成為美國民粹運動的主要政綱，而人類將被釘在黃金十字架上的預言，也給了偉大的民權擁護者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不少辯論靈感。而在布賴恩所喜愛的其他議題上，如應以字麵解釋《聖經》的真理並必須禁止宣講達爾文學說等，他無疑都是輸家。世界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的銀行業、大企業和政府，並無意放棄金本位製度。金本位對他們而言就像“創世記”對布賴恩一樣，都是必須遵奉的金科玉律。無論如何，當時隻有不包括在核心國家之內的墨西哥、中國和印度等國家，主要是以白銀為基礎。
政府通常比較容易聽信利益團體和選民團體的話，這些人力促政府保護國內生產者對抗進口貨的競爭。他們之中，不但有龐大的農民集團，也包括重要的國內工業團體。工業家們設法憑借不許外國競爭對手進入的辦法，將“生產過剩”減少到最低限度。至少在商品貿易上，“大蕭條”結束了漫長的經濟自由主義時期（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二章）。（資金、財務交易和勞力的自由移動，甚至可能更為顯著。）保護性關稅由19世紀70年代晚期的德國和意大利（紡織業）首開其端，自此永遠成為國際經濟的一部分，並於19世紀90年代早期在法國的梅利納（méline，1892年）以及美國的麥金萊（mckinley，1890年）懲罰性關稅中，達到最高峰（見下表）。 <h5>歐美各國平均關稅：1914年[8]</h5>
*1890年49.5%，1894年39.9%，1897年57%，1909年38%。
雖然英國偶爾也會受到貿易保護主義者的強大挑戰，可是在所有主要的工業國中，它卻是唯一牢牢堅持無限製自由貿易政策的國家。這其中的道理很明顯，更何況英國沒有眾多農民，因而也不必擔心貿易保護主義者的選票問題。英國絕對是工業產品的最大輸出國，而且在本書所述階段越來越以出口為導向，尤其是在19世紀70年代和19世紀80年代。在這方麵，它超過了它的主要競爭對手，隻略遜於某些小型的進步經濟國，例如比利時、瑞士、丹麥以及荷蘭。英國可以說是資金、“隱形的”金融和商業服務以及運輸服務的最大出口國。事實上，在外國競爭已侵略到英國的工業之際，倫敦市和英國運輸業卻在世界經濟當中扮演著更為核心的角色。反過來說，雖然大家常常忘記這一點，但英國早已遙遙領先其他國家成為世界農產品出口的最大市場，而且主宰了，甚至可以說構成了某些出口品的世界市場。以蔗糖、茶葉和小麥為例，19世紀80年代，英國大約購買了全部國際貿易量的半數。1881年時，英國幾乎購買了世界外銷肉品的半數，以及較任何其他國家更多的羊毛和棉花（歐洲進口量的55%）。[9] 事實上，由於在蕭條期間英國已聽任其國內的農業生產縮減，因此它的進口傾向更為顯著。到了1905—1909年間，約有56%的穀物以及76%的乳酪和68%的雞蛋是來自國外。[10]
因而，自由貿易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它允許海外的農產品生產者以其產品交換英國的製造品，從而加強了英國和落後世界的共生；英國的經濟力量基本上是建立在這個落後世界之上。阿根廷和烏拉圭的農牧人、澳大利亞的羊毛生產者和丹麥的農民，對於鼓勵其國內製造業都不感興趣，因為作為英國這個經濟太陽係中的行星，日子可以過得很不錯。然而，英國的犧牲卻也不小。如前所述，自由貿易意味著當英國的農業站不住腳時，它便會任其倒下去。英國是唯一一個甚至連保守黨政治家也隨時願意拋棄農業的國家，雖然這個政黨在很久以前也主張保護貿易。沒人會否認這樣的犧牲比較容易，因為那些非常有錢並在政治上仍有強大力量的地主，如今從都市地產和投資有價證券當中獲得的收入，幾乎和農田租金不相上下。可是，自由貿易會不會如保護主義者所害怕的那樣，也意味著隨時可以犧牲英國的工業？由20世紀80年代英國所采取的非工業化政策看來，100年前的這種恐懼似乎不是不切實際的，畢竟資本主義所要生產的不是任何特殊產品，而是金錢。雖然這個時候已可明顯看出：在英國政壇上，倫敦市的意見要比外郡工業家的意見占更大的分量，可是一時之間，倫敦市的利益似乎不會和大部分工業區的利益相衝突。於是，英國仍舊支持經濟上的自由主義［隻有在無限製移民一事上例外，因為英國是最早通過反對（猶太）外國人大批湧入的歧視性立法的國家之一（1905年）］，這樣一來，遂給了采取保護主義的國家控製其國內市場和擁有充分外銷拓展空間的雙重自由。
經濟學家和曆史學家從來就不曾停止爭論這場國際保護主義複興所造成的影響，或者易言之，停止爭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這種奇怪的精神分裂症。在19世紀這100年中，世界經濟核心部分的基本單位越來越傾向於由“國家經濟”所構成，亦即英、德、美等國的經濟。雖然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巨著《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年）用了這麽一個實用主義的書名，然而在純粹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論中，“國家”這個單位是沒有地位的。自由資本主義的基本單位是無法再縮減的企業原子，是受到將贏利盡量擴大或將虧損盡量縮小的規則所驅使的個人或“廠商”（有關廠商的討論不多）。他們所能運作的“市場”是以全球為範圍的。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正如革命的無政府主義一樣，它並不賦予政府任何地位。更準確地說，政府作為一項經濟因素，其存在隻會幹預“市場”的自主和自發運作。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看法是有一點兒道理的。一方麵，它似乎合理地假定（尤其是在19世紀中期的經濟自由化之後，參看《資本的年代》第二章）：促使這樣一個經濟運作和增長的，是其基本單位所做的經濟決定。另一方麵，當時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全球性的，而且也隻能是全球性的。在19世紀，這種趨勢日漸明顯，因為它的運作範圍已延伸到越來越遙遠的地方，並且對所有地區都造成越來越深刻的改變。更有甚者，這樣的經濟不承認邊界的存在，因為在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幹預生產因素自由活動的地方，它的效果最好。因而，資本主義不僅在實際上是國際性的，在理論上也是國際性的。其理論上的理想境界，是以國際分工來保障經濟的最大增長。它的評估標準是全球性的：在挪威嚐試種植香蕉是不合理的，因為在洪都拉斯（honduras）生產香蕉的成本低得多。它對於地方性或區域性的反對之聲根本置之不理。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不得不接受其假設所可能引出的最極端，甚至最荒謬的後果，隻要這項假設可以說明它將帶來最好的全球性效果。如果資本主義可以證明全世界的工業生產都應集中在馬達加斯加島（madagascar）（正如其80%的手表生產當時是集中在瑞士的一個小地區一樣）[11] ，或者可以證明全法國人都應遷移到西伯利亞（正如數量龐大的挪威人當時的確因移民而遷移到美國一樣），那麽它沒有任何理由應反對這樣的發展。（1820—1975年間，有85.5萬左右的挪威人移民美國，這個數目幾乎是1820年的挪威人口總數。[12] ）
因此，就經濟而言，英國在19世紀中期壟斷了全球工業的情形有什麽不對呢？或者，在1841—1911年間幾乎失去其一半人口的愛爾蘭，這樣的人口發展又有什麽不對呢？自由經濟理論所承認的唯一均衡，是全世界性的均衡。
但是，實際上，這個模式是不夠的。逐漸形成中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既是一群固體集團的結合，也是一個易變的流體。不論構成這些集團的“國家經濟”（也就是以國家邊界所界定的經濟）起源是什麽，也不論以它們為基礎的經濟理論（主要是德國理論家的理論）具有怎樣的缺陷，國家經濟之所以存在，乃是由於民族國家的存在。如果比利時仍然是（和1815年前一樣）法國的一部分或統一的尼德蘭的一個區域（如它在1815—1830年間那樣），那麽恐怕沒有人會把比利時視為歐洲大陸最早的工業經濟體。然而，一旦比利時是一個國家，那麽它的經濟政策和其居民經濟活動的政治重要性，都會因這個事實而形成。誠然，從以前到現在都不乏像國際金融這類基本上是國際性，而且因此避免了國家製約的經濟活動。可是，即使是這種超國家的企業，也都非常留意該如何把自己附屬於一個重要的國家經濟當中。因此我們可以看到，1860年後，（大半為德國人所有的）商業銀行家家族往往都將其總行由巴黎遷到倫敦。而大銀行家族中最具國際性的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s），其各分行的營業好壞完全取決於它們是否位於主要國家的首都當中：倫敦、巴黎和維也納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一直強勁有力，而那不勒斯（naples）和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則不然（法蘭克福分行拒絕遷往柏林）。在德國統一之後，法蘭克福已不再具有以往的重要性了。
自然，這些論述主要是適用於世界的“已開發”部分，也就是適用於可以在競爭對手麵前保護其工業經濟的國家，而非地球的其餘地方；對世界其餘部分的經濟體而言，不管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它們都得依賴“已開發”的核心地帶。這些地區或許是別無選擇，因為殖民強權已決定它們的經濟未來，帝國經濟已將它們轉化為香蕉或咖啡共和國。要不就是它們往往對其他的發展選擇不感興趣，因為作為由母國所構成的世界經濟的農產品專業生產者，也自有好處。在世界的邊緣地帶，“國家經濟”如果曾經存在的話，其功能也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已開發”世界不隻是許多“國家經濟”的總和。工業化和不景氣已把它們轉化成一群敵對的經濟體，其中一個經濟體的獲益似乎就會威脅到其他各經濟體的地位。不僅是商號之間彼此競爭，國家之間也互較高下。因此當新聞界揭露了外國的經濟侵略之後，例如威廉斯（e. e. williams）的《德國製造》（made in germany ，1896年）或弗雷德·麥肯齊（fred mackenzie）的《美國侵略者》（american invaders ，1902年），[13] 英國的讀者便有芒刺在背的不安感。相比之下，他們的父輩當年在麵對外國技術已超越他們的（正確）警告時，是多麽鎮靜。保護主義已表現出國際經濟競爭的形勢。
但是，它的結果是什麽？我們可以確切地說：保護主義是要將每一個民族國家用一組政治防禦工事環繞起來，以抵禦外國入侵，而過分普遍的保護主義，對於世界經濟的增長是有妨礙的。這一點即將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裏得到充分證明。然而，在1880—1914年間，保護主義既不普遍，而且除了偶爾的例外，也不具阻礙性；再者，如前所述，它隻限於商品貿易，而未影響到勞力和國際金融交易的流動。就整體而言，農業保護主義在法國奏效，在意大利失敗（意大利的回應是農民大量遷移），在德國則庇護了大農戶。[14] 而工業保護主義則拓寬了世界工業的基礎，因為它鼓勵各國工業以其國內市場為目標，而這也帶動了各國工業的迅速增長。根據統計數字，在1880—1914年間，生產和商業的全球性增長無疑比在實行自由貿易的那幾十年高出許多。[15] 1914年時，在都市化或“已開發”的世界中，工業生產的分配情形已比40年前更均勻。1870年時，4個主要工業國囊括了全球製造業生產額的近80%，然而到了1913年，它們卻隻生產了全球製造業生產額的72%，不過這個生產額是1870年的5倍。[16] 保護主義對這種平均化究竟有多大影響尚待商榷，然而，它不會造成發展的嚴重停滯卻似乎是相當清楚的。
可是，如果說保護主義是發愁的生產業者對這場不景氣本能的政治反應，它卻不是資本主義對其困難最重要的經濟回應。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經濟回應乃是經濟集中和經營合理化，套用美國的術語來說，便是“托拉斯”（trust）和“科學管理”——此時，美式術語已開始決定全球風尚。托拉斯和科學管理的目的都在於增加利潤，在競爭和物價下跌的衝擊下，當時的利潤已飽受壓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