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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年代：1875—1914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現在讓我們反過來看看似乎受到民主化威脅的那些人。在資產階級從事征服的19世紀，成功的中產階級對於他們的文明深具信心，他們一般也很自信，而且通常沒有財政上的困難，但是一直要到19世紀後期，他們的物質生活才稱得上是舒舒服服。在此之前，他們也過得很不錯：周圍環繞著裝飾華麗的牢固物品，身著大量織物，買得起他們認為適合他們身份而不適合比他們低下的人的物品，消耗很多食物和飲料，或許有點兒消耗過量。至少在某些國家，飲食是非常考究的：所謂的“資產階級食品”（cuisine bourgeoise），至少在法國是一個讚美美食的詞匯。眾多的仆人彌補了家中不舒適和不實際的地方，但無法掩蓋這些缺陷的地方。一直到19世紀後期，資本主義社會才發明了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和與之相稱的物質設備，這些是為了迎合其認定的主力中堅的需要而設計的，這些中堅分子包括商人、自由職業者或較高級的公務人員及其眷屬。他們不一定指望貴族的身份或富豪的那種物質報酬，但是他們卻遠勝於那些買了這樣東西便不能買那樣東西的人。
許多世紀以來，大多數資產階級的矛盾之處，是其生活方式是後來才成為“資產階級式”的，這種轉型是由其邊緣而非由其中心開始，而且所謂特殊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卻隻有短暫的勝利。這或許便是為什麽走過當年的人，常常帶著懷舊的心情回顧1914年以前的時代，視之為“美好的時代”。讓我們以探討這個矛盾，作為綜述本書所述時期中產階級機遇的開始。
這種新的生活方式，當時是指郊區的房子和花園，很久以來，這已不再一定是“資產階級式的”。像資本主義社會的許多其他事物一樣，它也來自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我們最初可在花園郊區中看到，這種花園郊區，是19世紀70年代像諾曼·蕭（norman shaw）這樣的建築師，為舒適但不一定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所規劃開拓的［貝德福特公園（bedford park）］。這種聚落一般是為比英國類似聚落的居民更富有的階層所發明的，它們發源於中歐市郊，如維也納的小屋區（cottage-viertel）與柏林的達倫（dahlem）和綠林區（grunewaedviertel）。後來又擴及社會較低階級，出現在中下階層的郊區，或大城市邊緣未經計劃的“亭台式”迷宮。最後，通過投機的建築業者和理想主義的市鎮設計者，進入到半獨立的街道和聚落，以期為部分舒適工人捕捉以往的村落和小市鎮精神。理想的中產階級住宅不再被視為市街的一部分，例如“城市住宅”或其代用物——一個麵朝市街、自命為華廈的大建築中的一個公寓。相反，它是四周圍繞著青蔥草木的小公園或花園中的都市化或準確地說郊區化的別墅。它成為非常強烈的生活理想，不過，在非盎格魯——撒克遜的城市中尚不適用。
這樣的別墅和它最初的模型——貴族和士紳的別墅——相比，除了規模較小和成本較低以外，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它的設計目的是為了私生活方便，而不是為了爭取地位或裝模作樣。誠然，這些聚落大致是單一階層的社區，與社會其他部分隔絕的事實，使它們更容易集中力量來追求舒適生活。這種隔絕的產生，有時甚至不是故意的。在社交上抱理想主義態度的（盎格魯——撒克遜）設計家，其設計的“花園城市”和“花園郊區”，和那些特意為了中產階級從比他們低下的人群中移開而開辟的郊區，走的是同一條路線。而這種外移，其本身也表示資產階級要放棄其統治階級的身份。1900年左右，一個當地的富人告訴他的幾個兒子說：“除了重稅和暴政以外，波士頓城什麽也不能給你們。你們結婚以後，找個郊區蓋幢房子，參加一個鄉間俱樂部，並以你們的俱樂部、家庭和子女作為生活中心。”[3]
但是，這些傳統別墅或鄉間大宅的作用正相反，甚至和其資產階級的競爭對手和模仿對象——大資本家的豪宅——的作用相反。後者如克虜伯家族的山陵別墅（vi hugel）、阿克羅埃家族（akroyds）和克羅斯雷家族（crossleys）的堤野大宅（bankfield house）和美景大廈（belle vue），正是後兩個家族支配了羊毛業城市哈利法克斯（halifax）的煙霧騰騰的生活。這樣的建築，是權勢的外罩。其設計是為了替統治階級的某個高級分子向其他高級分子以及較低階層炫耀其財富和威望，也是為了組織具有影響力和支配性的事業。如果內閣是在奧尼姆公爵（duke of omnium）的鄉村府邸組成的，則克羅斯雷地毯公司的約翰·克羅斯雷在他50歲生日那天，至少要邀請他在哈裏法克斯自治市議會的49位同事，到他設於英格蘭西北湖區的府邸歡聚三日，並在哈裏法克斯市政廳開幕當天，招待威爾士親王。在這樣的府邸中，公私生活是不分的，有其被認可的外交與政治上的公開功能。這些職責的要求優於居家安適的要求。我們不認為阿克羅埃家族會隻為了其家族用途而建造一座繪有古典神話場景的宏偉樓梯，造一間雕梁畫棟的宴客廳、一間飯廳、一間圖書室和九間接待用的套房，或可容納25個仆人的廂房。[4] 鄉紳無可避免地會在其郡中運用其權力和影響力，正如當地的大企業家不會放棄在伯利（bury）和茨維考（zwickau）運用其權力和影響力一樣。事實上，隻要他住在城市，即使是一名普通的資產階級，也不容易避免借著選擇他的住處，或者至少他公寓的大小或樓層、他能指揮仆役的程度、他的服裝和社交往來的禮節，來顯出（應說強調）他的地位。一位愛德華時代證券經紀商的兒子後來回憶到：他們家比不上福爾賽一家（forsytes），因為他們的房子不能俯視肯辛頓花園（kensington gardens），不過離得也還不算太遠，因而勉強不失身份。“倫敦的社交季”他們是沒分的，但是他母親平日午後都會正式地“待在家裏”，並曾經舉行許多晚宴，晚宴中有從惠特來萬國百貨商店請來的“匈牙利樂隊”。同時，在5月和6月，他們也會按時舉行或出席幾乎每天都有的餐宴。[5] 私生活和身份與社會地位的公開展示，是無法明確區分的。
前工業革命時期，上升中的中產階級，由於他們雖然可敬但仍低下的社會地位，或由於他們清教或虔信派的信仰，再由於資本累積是他們的首要目的，因此大半被排除於這些誘惑之外。是19世紀中期經濟增長的好運，使他們跨入成功者的世界。但是，這同時也為他們強加上了舊式精英的那種公共生活方式。不過，在這勝利的一刻，有四項發展鼓勵了較不正式、較私人化的生活方式。
如前所述，第一項是政治的民主化。它逐漸降低了除了“最高尚和最不可輕視者”以外的所有中產階級的公共和政治影響力，在某些情形下，（主要是自由派的）中產階級實際上被迫完全從政治活動中撤出。這些政治活動已為大眾運動或大眾選民所支配，這些選民拒絕承認那些不是真正針對他們的“影響力”。在19世紀末葉，維也納文化一般都被認為是某個階級和某個民族的文化，即中產階級猶太人的文化，這個階級和民族已不再被允許扮演他們所希望的角色，也就是德國的自由主義者，而且即使是非猶太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也找不到太多追隨者。[6] 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及其作者托馬斯·曼（thomas mann）——一位古老驕傲的漢薩（hanseatic）同盟城市貴族之子——所代表的文化，是已經從政治中撤退的資產階級文化。波士頓的卡伯特家族（cabots）和洛威爾家族（lowells），雖然尚未被從政治中逐出，但是他們對於波士頓政治的控製權即將交給愛爾蘭人。19世紀90年代以後，英國北部的家長製“工廠文化”宣告瓦解，在這種文化中，其工人可以是工會的會員，但他們仍然追隨雇主的政治傾向，並且慶祝其雇主的周年紀念日。1900年後工黨出現的原因之一，是在工人階級選民中具影響力的地方中產階級，在19世紀90年代拒絕放棄提名地方上的“著名人士”（也就是像他們自己那樣的人）競選國會和市鎮議會席位的權力。資產階級在保持其政治權力這點上，此後它所能動員的恐怕隻有影響力，而非徒眾。
第二項發展是勝利的資產階級和清教價值觀念中的某些關聯變得略微鬆動。這樣的價值觀念，以往非常有助於資本累積，而資產階級也往往以這樣的價值觀念自我標榜，表示他們與懶散而放蕩的貴族和懶惰而好飲貪杯的勞工有別。對地位穩固的資產階級而言，錢已經賺到了。它可能不直接來自它的出處，而是由紙張所做的規律性付款。這些紙張所代表的“投資”，即使不是源自遠離倫敦四周六郡的世界上的某一遙遠地區，其性質也可能是隱匿不明的。錢往往是繼承來的，或分給不工作的兒子和女性親戚。19世紀晚期的許多資產階級是“有閑階級”——這個名稱是當時一位相當有創意的無黨派美國社會學家托斯丹·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發明的，凡勃倫寫了一篇關於它的“理論”的文章。[7] 甚至有些真正在賺錢的人，也不需要在這上麵花太多時間，至少如果他們是在（歐洲的）銀行業、金融和投機買賣中賺錢是如此。總之，在英國，他們剩下足夠的時間去追求其他事物。簡言之，花錢至少和賺錢一樣重要。花錢當然不必像非常富有的人那般揮霍，在“美好的時代”，非常富有之人的確多的是。甚至比較不富裕的人也學會了如何花錢追逐舒適和享受。
第三項發展是資產階級的家庭結構趨於鬆弛，這種現象反映為家庭婦女某種程度上的解放（下章再討論這個問題），以及一個比較獨立的“青年人”類別的出現，這個類別指的是介於少年和適婚年齡之間的年齡群，他們對於藝術和文學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參見第九章）。“青年”和“現代”兩個詞有時幾乎可以互用，如果“現代化”意有所指，則它指的是品位、室內裝飾和風格的改變。在19世紀下半葉，這兩種發展在地位穩固的中產階級中均已曆曆可見，而在其最後20年間尤其顯著。它們不僅影響了休閑方式，也大大增加了資產階級住宅作為其婦女活動背景的作用。當時休閑的方式是旅遊和度假。如維斯康蒂（visconti）的《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 ）正確說明的，當時進入其榮耀時期的海濱和山間大旅館是由女客的形象所主宰。
第四項發展是屬於或自稱屬於或熱切希望屬於資產階級的人數正在穩定增長，簡言之，就是整個中產階級的人數在穩定增長。將所有中產階級聯係在一起的事物之一，是關於居家生活方式的某種基本構想。
許多世紀以來，大多數資產階級的矛盾之處，是其生活方式是後來才成為“資產階級式”的，這種轉型是由其邊緣而非由其中心開始，而且所謂特殊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卻隻有短暫的勝利。這或許便是為什麽走過當年的人，常常帶著懷舊的心情回顧1914年以前的時代，視之為“美好的時代”。讓我們以探討這個矛盾，作為綜述本書所述時期中產階級機遇的開始。
這種新的生活方式，當時是指郊區的房子和花園，很久以來，這已不再一定是“資產階級式的”。像資本主義社會的許多其他事物一樣，它也來自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我們最初可在花園郊區中看到，這種花園郊區，是19世紀70年代像諾曼·蕭（norman shaw）這樣的建築師，為舒適但不一定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所規劃開拓的［貝德福特公園（bedford park）］。這種聚落一般是為比英國類似聚落的居民更富有的階層所發明的，它們發源於中歐市郊，如維也納的小屋區（cottage-viertel）與柏林的達倫（dahlem）和綠林區（grunewaedviertel）。後來又擴及社會較低階級，出現在中下階層的郊區，或大城市邊緣未經計劃的“亭台式”迷宮。最後，通過投機的建築業者和理想主義的市鎮設計者，進入到半獨立的街道和聚落，以期為部分舒適工人捕捉以往的村落和小市鎮精神。理想的中產階級住宅不再被視為市街的一部分，例如“城市住宅”或其代用物——一個麵朝市街、自命為華廈的大建築中的一個公寓。相反，它是四周圍繞著青蔥草木的小公園或花園中的都市化或準確地說郊區化的別墅。它成為非常強烈的生活理想，不過，在非盎格魯——撒克遜的城市中尚不適用。
這樣的別墅和它最初的模型——貴族和士紳的別墅——相比，除了規模較小和成本較低以外，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它的設計目的是為了私生活方便，而不是為了爭取地位或裝模作樣。誠然，這些聚落大致是單一階層的社區，與社會其他部分隔絕的事實，使它們更容易集中力量來追求舒適生活。這種隔絕的產生，有時甚至不是故意的。在社交上抱理想主義態度的（盎格魯——撒克遜）設計家，其設計的“花園城市”和“花園郊區”，和那些特意為了中產階級從比他們低下的人群中移開而開辟的郊區，走的是同一條路線。而這種外移，其本身也表示資產階級要放棄其統治階級的身份。1900年左右，一個當地的富人告訴他的幾個兒子說：“除了重稅和暴政以外，波士頓城什麽也不能給你們。你們結婚以後，找個郊區蓋幢房子，參加一個鄉間俱樂部，並以你們的俱樂部、家庭和子女作為生活中心。”[3]
但是，這些傳統別墅或鄉間大宅的作用正相反，甚至和其資產階級的競爭對手和模仿對象——大資本家的豪宅——的作用相反。後者如克虜伯家族的山陵別墅（vi hugel）、阿克羅埃家族（akroyds）和克羅斯雷家族（crossleys）的堤野大宅（bankfield house）和美景大廈（belle vue），正是後兩個家族支配了羊毛業城市哈利法克斯（halifax）的煙霧騰騰的生活。這樣的建築，是權勢的外罩。其設計是為了替統治階級的某個高級分子向其他高級分子以及較低階層炫耀其財富和威望，也是為了組織具有影響力和支配性的事業。如果內閣是在奧尼姆公爵（duke of omnium）的鄉村府邸組成的，則克羅斯雷地毯公司的約翰·克羅斯雷在他50歲生日那天，至少要邀請他在哈裏法克斯自治市議會的49位同事，到他設於英格蘭西北湖區的府邸歡聚三日，並在哈裏法克斯市政廳開幕當天，招待威爾士親王。在這樣的府邸中，公私生活是不分的，有其被認可的外交與政治上的公開功能。這些職責的要求優於居家安適的要求。我們不認為阿克羅埃家族會隻為了其家族用途而建造一座繪有古典神話場景的宏偉樓梯，造一間雕梁畫棟的宴客廳、一間飯廳、一間圖書室和九間接待用的套房，或可容納25個仆人的廂房。[4] 鄉紳無可避免地會在其郡中運用其權力和影響力，正如當地的大企業家不會放棄在伯利（bury）和茨維考（zwickau）運用其權力和影響力一樣。事實上，隻要他住在城市，即使是一名普通的資產階級，也不容易避免借著選擇他的住處，或者至少他公寓的大小或樓層、他能指揮仆役的程度、他的服裝和社交往來的禮節，來顯出（應說強調）他的地位。一位愛德華時代證券經紀商的兒子後來回憶到：他們家比不上福爾賽一家（forsytes），因為他們的房子不能俯視肯辛頓花園（kensington gardens），不過離得也還不算太遠，因而勉強不失身份。“倫敦的社交季”他們是沒分的，但是他母親平日午後都會正式地“待在家裏”，並曾經舉行許多晚宴，晚宴中有從惠特來萬國百貨商店請來的“匈牙利樂隊”。同時，在5月和6月，他們也會按時舉行或出席幾乎每天都有的餐宴。[5] 私生活和身份與社會地位的公開展示，是無法明確區分的。
前工業革命時期，上升中的中產階級，由於他們雖然可敬但仍低下的社會地位，或由於他們清教或虔信派的信仰，再由於資本累積是他們的首要目的，因此大半被排除於這些誘惑之外。是19世紀中期經濟增長的好運，使他們跨入成功者的世界。但是，這同時也為他們強加上了舊式精英的那種公共生活方式。不過，在這勝利的一刻，有四項發展鼓勵了較不正式、較私人化的生活方式。
如前所述，第一項是政治的民主化。它逐漸降低了除了“最高尚和最不可輕視者”以外的所有中產階級的公共和政治影響力，在某些情形下，（主要是自由派的）中產階級實際上被迫完全從政治活動中撤出。這些政治活動已為大眾運動或大眾選民所支配，這些選民拒絕承認那些不是真正針對他們的“影響力”。在19世紀末葉，維也納文化一般都被認為是某個階級和某個民族的文化，即中產階級猶太人的文化，這個階級和民族已不再被允許扮演他們所希望的角色，也就是德國的自由主義者，而且即使是非猶太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也找不到太多追隨者。[6] 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及其作者托馬斯·曼（thomas mann）——一位古老驕傲的漢薩（hanseatic）同盟城市貴族之子——所代表的文化，是已經從政治中撤退的資產階級文化。波士頓的卡伯特家族（cabots）和洛威爾家族（lowells），雖然尚未被從政治中逐出，但是他們對於波士頓政治的控製權即將交給愛爾蘭人。19世紀90年代以後，英國北部的家長製“工廠文化”宣告瓦解，在這種文化中，其工人可以是工會的會員，但他們仍然追隨雇主的政治傾向，並且慶祝其雇主的周年紀念日。1900年後工黨出現的原因之一，是在工人階級選民中具影響力的地方中產階級，在19世紀90年代拒絕放棄提名地方上的“著名人士”（也就是像他們自己那樣的人）競選國會和市鎮議會席位的權力。資產階級在保持其政治權力這點上，此後它所能動員的恐怕隻有影響力，而非徒眾。
第二項發展是勝利的資產階級和清教價值觀念中的某些關聯變得略微鬆動。這樣的價值觀念，以往非常有助於資本累積，而資產階級也往往以這樣的價值觀念自我標榜，表示他們與懶散而放蕩的貴族和懶惰而好飲貪杯的勞工有別。對地位穩固的資產階級而言，錢已經賺到了。它可能不直接來自它的出處，而是由紙張所做的規律性付款。這些紙張所代表的“投資”，即使不是源自遠離倫敦四周六郡的世界上的某一遙遠地區，其性質也可能是隱匿不明的。錢往往是繼承來的，或分給不工作的兒子和女性親戚。19世紀晚期的許多資產階級是“有閑階級”——這個名稱是當時一位相當有創意的無黨派美國社會學家托斯丹·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發明的，凡勃倫寫了一篇關於它的“理論”的文章。[7] 甚至有些真正在賺錢的人，也不需要在這上麵花太多時間，至少如果他們是在（歐洲的）銀行業、金融和投機買賣中賺錢是如此。總之，在英國，他們剩下足夠的時間去追求其他事物。簡言之，花錢至少和賺錢一樣重要。花錢當然不必像非常富有的人那般揮霍，在“美好的時代”，非常富有之人的確多的是。甚至比較不富裕的人也學會了如何花錢追逐舒適和享受。
第三項發展是資產階級的家庭結構趨於鬆弛，這種現象反映為家庭婦女某種程度上的解放（下章再討論這個問題），以及一個比較獨立的“青年人”類別的出現，這個類別指的是介於少年和適婚年齡之間的年齡群，他們對於藝術和文學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參見第九章）。“青年”和“現代”兩個詞有時幾乎可以互用，如果“現代化”意有所指，則它指的是品位、室內裝飾和風格的改變。在19世紀下半葉，這兩種發展在地位穩固的中產階級中均已曆曆可見，而在其最後20年間尤其顯著。它們不僅影響了休閑方式，也大大增加了資產階級住宅作為其婦女活動背景的作用。當時休閑的方式是旅遊和度假。如維斯康蒂（visconti）的《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 ）正確說明的，當時進入其榮耀時期的海濱和山間大旅館是由女客的形象所主宰。
第四項發展是屬於或自稱屬於或熱切希望屬於資產階級的人數正在穩定增長，簡言之，就是整個中產階級的人數在穩定增長。將所有中產階級聯係在一起的事物之一，是關於居家生活方式的某種基本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