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極端的年代：1914—1991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莫拉（carmen maura）在片中扮演一名接受過變性手術的男子，由於與他／她的父親有過一段不愉快的異常關係，因此對男性絕望，改而與另一名女子建立了女同性戀（我猜想）的關係，後者由馬德裏一位有名的男性易裝癖者所扮演。
——保羅柏曼，《村聲雜誌》影評（<i>vige voice</i> ，1987，p.572）
示威行動之成功，不在動員人數之多寡，而在其吸引媒體注意的強度。隻要有50名聰明家夥製造聲勢成功，在電視上有5分鍾的報道，其政治效果也許稍微有點誇張，不亞於50萬名的示威群眾。
——布笛厄（pierre bourdieu，1994） 1
探索文化革命的最佳途徑，莫過於從家庭與家族關係入手，也就是從性別與家庭的角色結構上著眼。雖然在多數社會裏麵，人倫與兩性關係，對各種驟變的抗拒性極強，但是也非一成不變。此外，世界各文化的外在表現雖有不同，但是一般而論，在廣大地區之內，基本模式都大同小異。不過也有人認為，就社會經濟和科技層麵而言，在歐亞大陸（包括地中海左右兩岸）與非洲其他地區之間，卻有著極大的差異（goody，1990，xvii）。因此如一夫多妻之製，雖說幾乎已經在歐亞大陸全然絕跡（除某些特權團體和阿拉伯世界），卻依然在非洲大陸方興未艾，據說其中四分之一以上的婚姻，屬於多妻製的婚姻關係（goody，1990，p.379）。
話雖如此，人類種族雖多，卻依然有幾項共同的特征，比如正式婚姻製度的存在，以及依此享有與配偶進行性關係的專屬特權（所謂“淫亂”，是全世界共同聲討的莫大罪行）。此外尚有婚姻關係中丈夫對妻子（“夫權”）、父母對子女以及長輩對晚輩的優勢支配地位，家庭組合包括數位主要成員等等，諸如此類，都是人世間普遍存在的現象。不論親族關係網涵蓋的親疏遠密，不論其中相互的權利義務複雜單純，基本上，內部都存在著一種核心的關係——也就是一對夫妻加上子女——即使在外部大環境裏，一同生活的家族或群體比此為大。一般以為，核心家庭是在資產階級和各種個人主義思想興起的影響之下，才於19世紀至20世紀逐漸脫離原有較大的家庭與親族單位，進而演變成西方社會的標準形式。其實這是對曆史的認識不夠，對工業時代之前的社會合作關係及其理論基礎更有著極大的誤解。核心家庭之存在，不始於現代工業社會，即使在具有標準共產性質的社會製度裏麵，如巴爾幹半島斯拉夫國家實行的所謂“共同家庭”（zadruga），“每位婦女勤勞操持的對象，均以家庭為最基本的定義，即其夫其子。除此之外，她們才輪流挑起照顧鄰裏大家庭中未婚者及孤兒的責任”（guidetti／stahl，1977，p.58）。誠然，核心家庭存在的現象，並不表示外圍的親族關係便也大同小異。
然而到了20世紀的下半葉，源遠流長的核心式基本安排，開始有了劇烈的改變，尤以在“發達”的西方國家為烈（不過即使在西方世界，各地分布也呈不一之勢）。英格蘭和威爾士，可列為變化最劇的特例——1938年時，每58對夫婦中，隻有一對以離婚收場（mitchell，1975，p.30—32），到80年代中期，每2.2對新婚夫婦就有一對分手（<i>un yearbook</i> ，1987）——這股趨勢，在自由放任的60年代開始加速，70年代結束，前述兩地的已婚夫婦，每千對便有十對以上離婚，其數字為1961年的5倍（<i>social trends</i> ，1980，p.84）。
這個現象自然絕不限於英國一地。事實上，在一些傳統道德具有強烈約束力（如天主教）的國家裏麵，其中改變愈發明顯。在比利時、法國和荷蘭三地的離婚率數字（每千人中的年離婚數）於1970年至1985年的15年間，幾乎躍增3倍。更有甚者，即使在一向對這一類束縛限製較輕的國家，如丹麥、挪威，同時期的離婚率也增加近兩倍。西方人的婚姻，顯然發生了什麽不尋常的轉變。根據70年代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某家醫院婦科的病曆記錄顯示，前往就診的婦女之中，“已婚者顯然大為減少，生育意願也大為降低……對兩性之間的關係適應，顯然也有態度上的改變。”（esman，1990，p.67.）由這個橫斷麵看到的女性新現象，即使回到離當時10年之前的加州，恐怕也難找到。
獨居者（即沒有配偶，也不為任何較大家庭成員的人）的人數，也開始直線上升。20世紀前三分之一時期，英國獨居人數一直保持不變，約居全國總戶數的6%，之後便開始緩緩增加。但是從1960年開始直到1980年，20年間，獨居比率竟由12%一躍而為22%。到1991年，更高達全國總戶數的四分之一（abrams，carr saunders， <i>social trends</i> ，1993，p.26）。在西方許多大城市裏，獨居人口甚至占其總戶數的半數。反之，傳統的西方核心家庭模式，即由已婚的父母帶著子女同住的家庭，顯然呈敗落之勢。在美國一地，核心家庭的比例，20年間（1960—1980）由44%猛降為29%。在瑞典，80年代中期出生的嬰兒，幾乎有半數是由未婚媽媽所生（worlds women，p.16），核心家庭比例也由37%降至25%。甚至在其他於1960年時猶有半數為核心家庭的發達國家內（加拿大、德意誌聯邦共和國、荷蘭、英國），到了1980年，核心家庭的比例也劇降，變為絕對的少數。
就某些極端的例子而言，甚至連核心家庭名義上的典型模式地位也失去了。1991年時，全美58%的黑人家庭，是由單身婦女支撐門戶，70%的黑人兒童，由單身母親生養。相較於之前的數字，核心家庭大為減少。如1940年，全美“非白人家庭”之中，隻有11.3%是由單身母親主持，甚至在城市裏也隻占12.4%（franklin frazier，1957，p.317）。甚至在1970年，也隻有33%而已（new york times，1992年5月10日）。
公眾對性行為、性伴侶及生殖關係觀念的巨大改變，與家庭危機有著極大的關係。這方麵的變化，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兩方麵，兩者中的重大轉變，都有確定的年代可考，並與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會變動相始相生。從正式的改變看，這是一個兩性關係大解放的年代，不論是異性關係（主要是就女性自由而言，過去一向比男性少許多），還是同性戀者，以及其他各種形式非傳統性關係，都大大地解脫了桎梏。英國絕大多數的同性戀行為，於60年代下半期開始，不再構成犯罪理由，比美國稍遲幾年——伊利諾伊州是美國最先對雞奸解禁的一州，於1961年判為合法（johansson／percy，p.304，1349）。即使在天主教的意大利，也於1970年宣布離婚為合法，並於1974年以公民投票再度認定。1971年，避孕藥物及生育控製資料在意大利開始合法銷售，1975年，新家庭法取代法西斯時期以來一直殘存的舊法律。最後，1978年墮胎正式變為合法，1981年全民投票加以確認。
隨著法律限製日益減少，一些原本被列入禁止的行為，如今實行起來自然更為方便，獲得的宣傳效果因而也非同小可。可是在法令與日益鬆弛的性關係之間，與其說前者使後者放寬限製，不如說後者追認這股新氛圍的存在。1950年時，隻有1%的英國婦女曾於婚前與未來的丈夫同居過一段時間，80年代初期，這個數字躍升為21%（gillis，1985，p.307）。可是不論多少，未婚夫妻同居與否，都跟當時的立法沒有任何關係。以往三令五申視為禁忌的行為，現在不但被法律及宗教所許可，同時也為風俗道德並鄰裏議論所接受。
種種潮流，當然並未以均等的程度向全球流動。雖說凡在準許離婚的國家，其數字都有上升（這是假定以正式形式解除婚姻的行為，在各國都具有同樣意義而言），可是婚姻製度本身，在某些國家卻特別地不穩定。80年代，凡羅馬天主教會的（非共產黨）國家，婚姻關係均比較穩定。伊比利亞半島和意大利的離婚率，甚至連拉丁美洲在內，都較一般為低。甚至在以世故自詡的墨西哥和巴西，前者每23對夫婦中，也僅有一對離婚；後者更低，為33∶1（不過古巴更低，為40∶1）。此外尚有亞洲的韓國，以其經濟發展之速而言，婚姻觀念可說依然出奇保守（11∶1）。日本更奇，甚至到了80年代，離婚率還不及法國的四分之一，比起隨時準備離婚的英美兩國男女，更有天壤之別。即使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裏，離婚數字高低也依國情不同，不過一般均比資本主義國家為低。其中隻有蘇聯與眾不同，倒是一大例外：蘇聯人民急於打破其結婚誓約的心理，僅次於美國（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36）。各國變化程度不一，倒不值得人們大驚小怪。但是同一種變化，卻能跨越國界普遍滲透“現代化”世界的現象，才是真正值得我們探討的課題。其中最驚人的現象，莫過於全球的大眾通俗文化，或更確定一點，其中的青少年文化，所展現的麵貌類似精神相通之處。 2
如果說離婚、非婚生子女、單親家庭（絕大多數是單身母親）泛濫的現象，顯示著兩性之間的人倫關係陷於危機，那麽全球各地興起的一股青少年強勢文化，則顯示世代之間人倫關係的重大轉變。青少年作為一支具有強烈自我群體意識的族群，年齡層從青春期發育開始一直到25歲左右，已經發展為一股獨立的社會力量，而發達國家少年男女的青春期萌動，更比上幾代提早數年（tanner，1962，p.153）。60年代和70年代最驚人的政治現象，就是這一年齡層的社會總動員。在政治意味比較沒有那麽濃厚的國家，這一代為唱片業帶來了巨大財富，75%—80%的總出片量，基本上是搖滾音樂，全部被14歲至25歲之間的消費者買去（hobsbawm，1993，pp.28，39）。60年代，各種對正統文化持異議的人士期待的政治激進活動，也由這個年齡層的男女一手包辦。他們向下排除兒童，甚至連青年期也一概排除（對他們來說，青年期之意，即意味著還不太成熟的半成人）；向上除了幾位大師級人物尚能豁免之外，更完全否定30歲以上眾人的一切人性地位，天地之間，唯我族群獨尊。
各地激進極端的青年男女，除了在中國是由年邁的毛澤東領軍之外（參見第十六章），其他都是由同齡的群體帶隊。當時覆蓋全世界的學生運動浪潮，更是如此，即使連學生運動引發的工人事件，如1968—1969年間法意兩國的工人運動也往往由青年工人發起。也隻有從來不曾有過半點實際人生經驗的年輕人，才會提出如1968年巴黎“五月風暴”和意大利次年“炎熱的秋天”那般大膽可笑的口號：“我們什麽都要，而且現在就要！”（‘<i>tutto e subito</i> ’）（albers/goldschmidt/oehlke，pp.59，184）。
青少年作為追求“自治”地位的新族群，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更因某種現象，大大擴展其象征意義。其象征意義之豐富，可說自19世紀初浪漫時期以來所未有：英雄的年輕歲月，與其肉體生命同時終結。這種生命倏忽而逝的英雄形象極為普遍，在50年代便以早逝的歌星詹姆斯·迪安（james dean）開其端。其後成為青年文化宣泄口的搖滾樂壇，更找到標準的理想象征：巴迪·霍利（buddy holly），賈尼斯·喬普林（janis joplin），滾石樂團的布賴恩·瓊斯（brian jones），鮑勃·馬利（bob marley），吉米·亨德裏克斯（jimi hendrix），以及其他多位廣受崇拜的偶像人物，都成為早夭生活方式下的犧牲者。他們的死亡，之所以沾染上濃烈的象征氣息，是因為他們代表的青春，先天就擁有永恒的意味。演員這份行業，也許可以從事一生，可是作為一名“青春偶像”（<i>jeune premier</i> ），卻注定隻能發出片刻的光芒。
青少年一族的成員雖然一直在變，通常一個人能夠躋身所謂學生“代”的年限，往往隻有三四年極短的時間，但是後浪推前浪，它的座位始終不空，一定有人填。青年人認識到自身是促進社會的一個因子，這種青年自我意識增長的現象，也日益為社會所覺察。而其中的商人自是不遺餘力，大為歡迎。至於老一輩人，雖不情願，也隻有勉力接納。市麵上充斥著針對青少年的產品，為凡是不願意在“兒童”與“成人”之間選擇其一者，開辟了另一個廣大的空間。到60年代中期，甚至連巴登·鮑威爾（baden powell）自己一手創建的英國童子軍組織（english boy scouts），也不得不把組織名稱的男童部分去掉，作為向時代氣氛低頭的表示。他還將製服中原有的寬邊圓帽，換成強製意味比較不那麽強烈的法式貝雷帽（gillis，1974，p.197）。
其實社會中分出年齡層團體，此事並不自今日始，即使在資產階級式的文明中，社會也一直承認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在性功能的發育上已臻成熟，可是在心智及其他生理方麵仍在繼續成長，對於成人生活也毫無實際接觸與經驗。現在則由於青春發育期提前開始，身高體形也提早達到成人期的身量（floud et al，1990），這一群人的年齡日益降低，但是並不能改變社會一向便有他們存在的事實。唯一造成的改變，在於青少年與父母師長之間的緊張關係因此升高，因為後者依然堅持將他們當作小孩看待，可是青少年自己卻覺得已經長大了。傳統資產階級往往以其青年男子會度過一段喧囂狂亂的成長期為理所當然，在這段“年輕放蕩”的日子過去之後，必將“安定”下來。新時代興起的新青少年文化，卻在三方麵與以往的看法大異其趣。
首先，所謂“青春期”，如今不再被視作成人的預備時期，卻意味著完成人生成長的最後一個階段。人生，就像運動一樣，以青少年時為其高峰（在今天，又有多少數不清的少年希冀在運動場上揚名），一過30歲，便顯然開始走下坡路了，對運動的興趣也大為降低。可是社會的現實正好相反，權勢、成就、財富，卻隨著年齡增加（隻有運動界及某些演藝界是例外，又或許純數學也可算作其一吧）。這個現象，毋寧說是人世間不合理安排的又一佐證。直到70年代，戰後世界可謂完全掌握在老人手裏，“老人政治”現象之盛，甚至比前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換句話說，這些在位的老人——絕大部分是男性，女性少之又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有的甚至在大戰開始時便已成年。這種老人當道的現象，不獨資本主義世界（阿登納、戴高樂、佛朗哥、丘吉爾），甚至連共產黨世界也不例外（斯大林、赫魯曉夫、毛澤東、胡誌明、鐵托），並包括各前殖民地的大國（甘地、尼赫魯、蘇加諾）。即使在軍事政變出身的革命政權當中，也少見40歲以下的領袖——而事實上以軍事政變達到政治改變的，往往多由低級軍官為之，因為比起高級將領，前者的行動就算失敗，損失也比較少。因此當年僅32歲的卡斯特羅奪得古巴政權時，少年英雄，意氣風發，一時間在國際上引起不小衝擊。
但是，世界雖然仍握在老人手裏，他們卻已經默默地，也許甚至不覺地，將位子一點一點地讓給年輕一代了。至於欣欣向榮的化妝品業、護發用品業、個人清潔品業，更受年輕消費者歡迎。這些行業的繁榮興旺，絕大多數得益於少數發達國家的財富積累。[1] 60年代末期開始，各國興起一股將投票年齡降至18歲的趨勢，即美英德法四國。對於青年男女開始（異性）性交的年齡，社會上也有普遍認可降低的跡象。另一個趨勢卻是，隨著人類平均壽命的延長，老人比例大增，以及——至少在幸運的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裏——老化現象的延後，退休年齡卻提早來到，到了公司經營拮據之時，“提前退休”竟成了裁員的最佳渠道。大公司主管年過40，一旦失業，會發現處處碰壁，覓職之難不亞於白藍兩領職工。
青少年文化的第二項新特征，直接由第一項而來：這項新文化運動成為“發達市場經濟”的主力部隊。一是因為當今年輕一代，代表著一股極為集中強大的購買力量；二是由於如今每一代新起的成人，本身也都曾是具有自我意識的青少年文化的一部分。他們既走過這段社會化的路程，精神上自然接受其洗禮，帶有其標誌。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過於科技驚人發展，吸收學習能力強的年輕人，自然比年長保守者占上風，或至少比適應能力已漸僵化的年齡層占有極大的優勢。美國的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日本的日立（hitachi），不論其管理階層的年齡分布如何，新電腦、新軟件的設計人員，卻都在二十多歲的年齡段中。雖說這些機械程序的設計，都是以“人人都能用”為原則，可是對那些不曾和新科技一起成長的那代人來說，顯然比新生一代吃虧多了，孩子們如數家珍，父母卻完全沒有概念的新事物、新知識越來越多，相形之下，父母所能教給兒女的東西仿佛越來越少。兩代之間的角色，似乎來了一個大翻轉。美國大學校園更首開風氣之先，來來往往的青年學生人人一條破牛仔褲，他們要學工人百姓的穿著，故意不要像他們的長輩那麽高貴講究。這副打扮，逐漸向外傳播開來，於是不分上班放假，處處可見到牛仔褲。在某些所謂“創意型”或嬉皮式的工作圈裏，甚至可以看見牛仔褲的主人，頂著一頭灰白的頭發。
都市青少年文化還有第三項與眾不同的特質，即其驚人的國際化現象。牛仔褲與搖滾樂，成為現代摩登少年的標誌，成為注定將變為多數的少數人的記號。這種現象，不獨在一般正式容忍它們存在的國家存在，就連蘇聯的青少年，從60年代開始至今，也紛紛追逐這股牛仔搖滾之風（starr，1990，chapters12—13）。有的時候，搖滾歌曲中的英文歌詞甚至無須翻譯，同樣可以令青少年如癡如醉。此情此景，固然反映美國通俗流行文化及生活方式風靡全球所向無敵的霸權地位，我們同時卻也要注意一個真相：其實西方青少年文化的心髒重地本身，也是與文化沙文現象持相對立場。這種反文化沙文的心態，尤其可以從他們對音樂趣味的取舍看出來。他們非常歡迎來自加勒比海、拉丁美洲的風格，80年代開始，更對非洲風情情有獨鍾。
文化霸權的現象並非自今日始，但是其中的運作方法已經全然改觀。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美國電影業是其主要的傳播媒介，事實上也是當時唯一擁有全球發行網的行業。二次大戰之後是電影觀眾人數的鼎盛時期，高達數億。隨著電視及各國電影事業的興起，以及好萊塢影棚作業體製的結束，美國電影業的霸勢稍有失色，也流失了許多觀眾。1960年美國電影的年產量，即使將印度日本兩大電影王國除外，也不及全球影片總產量的六分之一（<i>un statistical yearbook</i> ，1961），不過後來它還是扳回幾許頹勢，再振雄風。至於電視事業，由於市場分布甚廣，語言類別過多，美國倒從來不曾計劃在國際上建立與電影獨霸程度相當的王國。因此它的青少年文化風格，乃是借著某種非正式的滲透直接散布；或者也可以這麽說，它的信號乃是經由英國轉送，對外擴大傳播。其中媒介，先為唱片，後是錄音帶；而兩者的行銷渠道，不論今時還是以往，卻都是以有年頭的古老方式，即無線電廣播。年輕人中日盛一日的國際旅行風氣，將一小群一身牛仔衣褲的青年男女——人數雖少卻日漸增多——連帶著他們的影響力，川流不息地送往世界各地。各國大學之間，從60年代開始，也建立了快速交流傳播的設施。於是借著向世界各地傳送的文化形象，借著徒步天涯年輕旅人的親身接觸，借著各國大學生日益密切的聯絡網路，更重要的，借著廣大消費社會時尚流行的強大力量及儕輩壓力，青少年文化向世界各地傳送，一個國際性的青少年文化於此誕生。
——保羅柏曼，《村聲雜誌》影評（<i>vige voice</i> ，1987，p.572）
示威行動之成功，不在動員人數之多寡，而在其吸引媒體注意的強度。隻要有50名聰明家夥製造聲勢成功，在電視上有5分鍾的報道，其政治效果也許稍微有點誇張，不亞於50萬名的示威群眾。
——布笛厄（pierre bourdieu，1994） 1
探索文化革命的最佳途徑，莫過於從家庭與家族關係入手，也就是從性別與家庭的角色結構上著眼。雖然在多數社會裏麵，人倫與兩性關係，對各種驟變的抗拒性極強，但是也非一成不變。此外，世界各文化的外在表現雖有不同，但是一般而論，在廣大地區之內，基本模式都大同小異。不過也有人認為，就社會經濟和科技層麵而言，在歐亞大陸（包括地中海左右兩岸）與非洲其他地區之間，卻有著極大的差異（goody，1990，xvii）。因此如一夫多妻之製，雖說幾乎已經在歐亞大陸全然絕跡（除某些特權團體和阿拉伯世界），卻依然在非洲大陸方興未艾，據說其中四分之一以上的婚姻，屬於多妻製的婚姻關係（goody，1990，p.379）。
話雖如此，人類種族雖多，卻依然有幾項共同的特征，比如正式婚姻製度的存在，以及依此享有與配偶進行性關係的專屬特權（所謂“淫亂”，是全世界共同聲討的莫大罪行）。此外尚有婚姻關係中丈夫對妻子（“夫權”）、父母對子女以及長輩對晚輩的優勢支配地位，家庭組合包括數位主要成員等等，諸如此類，都是人世間普遍存在的現象。不論親族關係網涵蓋的親疏遠密，不論其中相互的權利義務複雜單純，基本上，內部都存在著一種核心的關係——也就是一對夫妻加上子女——即使在外部大環境裏，一同生活的家族或群體比此為大。一般以為，核心家庭是在資產階級和各種個人主義思想興起的影響之下，才於19世紀至20世紀逐漸脫離原有較大的家庭與親族單位，進而演變成西方社會的標準形式。其實這是對曆史的認識不夠，對工業時代之前的社會合作關係及其理論基礎更有著極大的誤解。核心家庭之存在，不始於現代工業社會，即使在具有標準共產性質的社會製度裏麵，如巴爾幹半島斯拉夫國家實行的所謂“共同家庭”（zadruga），“每位婦女勤勞操持的對象，均以家庭為最基本的定義，即其夫其子。除此之外，她們才輪流挑起照顧鄰裏大家庭中未婚者及孤兒的責任”（guidetti／stahl，1977，p.58）。誠然，核心家庭存在的現象，並不表示外圍的親族關係便也大同小異。
然而到了20世紀的下半葉，源遠流長的核心式基本安排，開始有了劇烈的改變，尤以在“發達”的西方國家為烈（不過即使在西方世界，各地分布也呈不一之勢）。英格蘭和威爾士，可列為變化最劇的特例——1938年時，每58對夫婦中，隻有一對以離婚收場（mitchell，1975，p.30—32），到80年代中期，每2.2對新婚夫婦就有一對分手（<i>un yearbook</i> ，1987）——這股趨勢，在自由放任的60年代開始加速，70年代結束，前述兩地的已婚夫婦，每千對便有十對以上離婚，其數字為1961年的5倍（<i>social trends</i> ，1980，p.84）。
這個現象自然絕不限於英國一地。事實上，在一些傳統道德具有強烈約束力（如天主教）的國家裏麵，其中改變愈發明顯。在比利時、法國和荷蘭三地的離婚率數字（每千人中的年離婚數）於1970年至1985年的15年間，幾乎躍增3倍。更有甚者，即使在一向對這一類束縛限製較輕的國家，如丹麥、挪威，同時期的離婚率也增加近兩倍。西方人的婚姻，顯然發生了什麽不尋常的轉變。根據70年代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某家醫院婦科的病曆記錄顯示，前往就診的婦女之中，“已婚者顯然大為減少，生育意願也大為降低……對兩性之間的關係適應，顯然也有態度上的改變。”（esman，1990，p.67.）由這個橫斷麵看到的女性新現象，即使回到離當時10年之前的加州，恐怕也難找到。
獨居者（即沒有配偶，也不為任何較大家庭成員的人）的人數，也開始直線上升。20世紀前三分之一時期，英國獨居人數一直保持不變，約居全國總戶數的6%，之後便開始緩緩增加。但是從1960年開始直到1980年，20年間，獨居比率竟由12%一躍而為22%。到1991年，更高達全國總戶數的四分之一（abrams，carr saunders， <i>social trends</i> ，1993，p.26）。在西方許多大城市裏，獨居人口甚至占其總戶數的半數。反之，傳統的西方核心家庭模式，即由已婚的父母帶著子女同住的家庭，顯然呈敗落之勢。在美國一地，核心家庭的比例，20年間（1960—1980）由44%猛降為29%。在瑞典，80年代中期出生的嬰兒，幾乎有半數是由未婚媽媽所生（worlds women，p.16），核心家庭比例也由37%降至25%。甚至在其他於1960年時猶有半數為核心家庭的發達國家內（加拿大、德意誌聯邦共和國、荷蘭、英國），到了1980年，核心家庭的比例也劇降，變為絕對的少數。
就某些極端的例子而言，甚至連核心家庭名義上的典型模式地位也失去了。1991年時，全美58%的黑人家庭，是由單身婦女支撐門戶，70%的黑人兒童，由單身母親生養。相較於之前的數字，核心家庭大為減少。如1940年，全美“非白人家庭”之中，隻有11.3%是由單身母親主持，甚至在城市裏也隻占12.4%（franklin frazier，1957，p.317）。甚至在1970年，也隻有33%而已（new york times，1992年5月10日）。
公眾對性行為、性伴侶及生殖關係觀念的巨大改變，與家庭危機有著極大的關係。這方麵的變化，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兩方麵，兩者中的重大轉變，都有確定的年代可考，並與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會變動相始相生。從正式的改變看，這是一個兩性關係大解放的年代，不論是異性關係（主要是就女性自由而言，過去一向比男性少許多），還是同性戀者，以及其他各種形式非傳統性關係，都大大地解脫了桎梏。英國絕大多數的同性戀行為，於60年代下半期開始，不再構成犯罪理由，比美國稍遲幾年——伊利諾伊州是美國最先對雞奸解禁的一州，於1961年判為合法（johansson／percy，p.304，1349）。即使在天主教的意大利，也於1970年宣布離婚為合法，並於1974年以公民投票再度認定。1971年，避孕藥物及生育控製資料在意大利開始合法銷售，1975年，新家庭法取代法西斯時期以來一直殘存的舊法律。最後，1978年墮胎正式變為合法，1981年全民投票加以確認。
隨著法律限製日益減少，一些原本被列入禁止的行為，如今實行起來自然更為方便，獲得的宣傳效果因而也非同小可。可是在法令與日益鬆弛的性關係之間，與其說前者使後者放寬限製，不如說後者追認這股新氛圍的存在。1950年時，隻有1%的英國婦女曾於婚前與未來的丈夫同居過一段時間，80年代初期，這個數字躍升為21%（gillis，1985，p.307）。可是不論多少，未婚夫妻同居與否，都跟當時的立法沒有任何關係。以往三令五申視為禁忌的行為，現在不但被法律及宗教所許可，同時也為風俗道德並鄰裏議論所接受。
種種潮流，當然並未以均等的程度向全球流動。雖說凡在準許離婚的國家，其數字都有上升（這是假定以正式形式解除婚姻的行為，在各國都具有同樣意義而言），可是婚姻製度本身，在某些國家卻特別地不穩定。80年代，凡羅馬天主教會的（非共產黨）國家，婚姻關係均比較穩定。伊比利亞半島和意大利的離婚率，甚至連拉丁美洲在內，都較一般為低。甚至在以世故自詡的墨西哥和巴西，前者每23對夫婦中，也僅有一對離婚；後者更低，為33∶1（不過古巴更低，為40∶1）。此外尚有亞洲的韓國，以其經濟發展之速而言，婚姻觀念可說依然出奇保守（11∶1）。日本更奇，甚至到了80年代，離婚率還不及法國的四分之一，比起隨時準備離婚的英美兩國男女，更有天壤之別。即使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裏，離婚數字高低也依國情不同，不過一般均比資本主義國家為低。其中隻有蘇聯與眾不同，倒是一大例外：蘇聯人民急於打破其結婚誓約的心理，僅次於美國（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36）。各國變化程度不一，倒不值得人們大驚小怪。但是同一種變化，卻能跨越國界普遍滲透“現代化”世界的現象，才是真正值得我們探討的課題。其中最驚人的現象，莫過於全球的大眾通俗文化，或更確定一點，其中的青少年文化，所展現的麵貌類似精神相通之處。 2
如果說離婚、非婚生子女、單親家庭（絕大多數是單身母親）泛濫的現象，顯示著兩性之間的人倫關係陷於危機，那麽全球各地興起的一股青少年強勢文化，則顯示世代之間人倫關係的重大轉變。青少年作為一支具有強烈自我群體意識的族群，年齡層從青春期發育開始一直到25歲左右，已經發展為一股獨立的社會力量，而發達國家少年男女的青春期萌動，更比上幾代提早數年（tanner，1962，p.153）。60年代和70年代最驚人的政治現象，就是這一年齡層的社會總動員。在政治意味比較沒有那麽濃厚的國家，這一代為唱片業帶來了巨大財富，75%—80%的總出片量，基本上是搖滾音樂，全部被14歲至25歲之間的消費者買去（hobsbawm，1993，pp.28，39）。60年代，各種對正統文化持異議的人士期待的政治激進活動，也由這個年齡層的男女一手包辦。他們向下排除兒童，甚至連青年期也一概排除（對他們來說，青年期之意，即意味著還不太成熟的半成人）；向上除了幾位大師級人物尚能豁免之外，更完全否定30歲以上眾人的一切人性地位，天地之間，唯我族群獨尊。
各地激進極端的青年男女，除了在中國是由年邁的毛澤東領軍之外（參見第十六章），其他都是由同齡的群體帶隊。當時覆蓋全世界的學生運動浪潮，更是如此，即使連學生運動引發的工人事件，如1968—1969年間法意兩國的工人運動也往往由青年工人發起。也隻有從來不曾有過半點實際人生經驗的年輕人，才會提出如1968年巴黎“五月風暴”和意大利次年“炎熱的秋天”那般大膽可笑的口號：“我們什麽都要，而且現在就要！”（‘<i>tutto e subito</i> ’）（albers/goldschmidt/oehlke，pp.59，184）。
青少年作為追求“自治”地位的新族群，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更因某種現象，大大擴展其象征意義。其象征意義之豐富，可說自19世紀初浪漫時期以來所未有：英雄的年輕歲月，與其肉體生命同時終結。這種生命倏忽而逝的英雄形象極為普遍，在50年代便以早逝的歌星詹姆斯·迪安（james dean）開其端。其後成為青年文化宣泄口的搖滾樂壇，更找到標準的理想象征：巴迪·霍利（buddy holly），賈尼斯·喬普林（janis joplin），滾石樂團的布賴恩·瓊斯（brian jones），鮑勃·馬利（bob marley），吉米·亨德裏克斯（jimi hendrix），以及其他多位廣受崇拜的偶像人物，都成為早夭生活方式下的犧牲者。他們的死亡，之所以沾染上濃烈的象征氣息，是因為他們代表的青春，先天就擁有永恒的意味。演員這份行業，也許可以從事一生，可是作為一名“青春偶像”（<i>jeune premier</i> ），卻注定隻能發出片刻的光芒。
青少年一族的成員雖然一直在變，通常一個人能夠躋身所謂學生“代”的年限，往往隻有三四年極短的時間，但是後浪推前浪，它的座位始終不空，一定有人填。青年人認識到自身是促進社會的一個因子，這種青年自我意識增長的現象，也日益為社會所覺察。而其中的商人自是不遺餘力，大為歡迎。至於老一輩人，雖不情願，也隻有勉力接納。市麵上充斥著針對青少年的產品，為凡是不願意在“兒童”與“成人”之間選擇其一者，開辟了另一個廣大的空間。到60年代中期，甚至連巴登·鮑威爾（baden powell）自己一手創建的英國童子軍組織（english boy scouts），也不得不把組織名稱的男童部分去掉，作為向時代氣氛低頭的表示。他還將製服中原有的寬邊圓帽，換成強製意味比較不那麽強烈的法式貝雷帽（gillis，1974，p.197）。
其實社會中分出年齡層團體，此事並不自今日始，即使在資產階級式的文明中，社會也一直承認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在性功能的發育上已臻成熟，可是在心智及其他生理方麵仍在繼續成長，對於成人生活也毫無實際接觸與經驗。現在則由於青春發育期提前開始，身高體形也提早達到成人期的身量（floud et al，1990），這一群人的年齡日益降低，但是並不能改變社會一向便有他們存在的事實。唯一造成的改變，在於青少年與父母師長之間的緊張關係因此升高，因為後者依然堅持將他們當作小孩看待，可是青少年自己卻覺得已經長大了。傳統資產階級往往以其青年男子會度過一段喧囂狂亂的成長期為理所當然，在這段“年輕放蕩”的日子過去之後，必將“安定”下來。新時代興起的新青少年文化，卻在三方麵與以往的看法大異其趣。
首先，所謂“青春期”，如今不再被視作成人的預備時期，卻意味著完成人生成長的最後一個階段。人生，就像運動一樣，以青少年時為其高峰（在今天，又有多少數不清的少年希冀在運動場上揚名），一過30歲，便顯然開始走下坡路了，對運動的興趣也大為降低。可是社會的現實正好相反，權勢、成就、財富，卻隨著年齡增加（隻有運動界及某些演藝界是例外，又或許純數學也可算作其一吧）。這個現象，毋寧說是人世間不合理安排的又一佐證。直到70年代，戰後世界可謂完全掌握在老人手裏，“老人政治”現象之盛，甚至比前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換句話說，這些在位的老人——絕大部分是男性，女性少之又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有的甚至在大戰開始時便已成年。這種老人當道的現象，不獨資本主義世界（阿登納、戴高樂、佛朗哥、丘吉爾），甚至連共產黨世界也不例外（斯大林、赫魯曉夫、毛澤東、胡誌明、鐵托），並包括各前殖民地的大國（甘地、尼赫魯、蘇加諾）。即使在軍事政變出身的革命政權當中，也少見40歲以下的領袖——而事實上以軍事政變達到政治改變的，往往多由低級軍官為之，因為比起高級將領，前者的行動就算失敗，損失也比較少。因此當年僅32歲的卡斯特羅奪得古巴政權時，少年英雄，意氣風發，一時間在國際上引起不小衝擊。
但是，世界雖然仍握在老人手裏，他們卻已經默默地，也許甚至不覺地，將位子一點一點地讓給年輕一代了。至於欣欣向榮的化妝品業、護發用品業、個人清潔品業，更受年輕消費者歡迎。這些行業的繁榮興旺，絕大多數得益於少數發達國家的財富積累。[1] 60年代末期開始，各國興起一股將投票年齡降至18歲的趨勢，即美英德法四國。對於青年男女開始（異性）性交的年齡，社會上也有普遍認可降低的跡象。另一個趨勢卻是，隨著人類平均壽命的延長，老人比例大增，以及——至少在幸運的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裏——老化現象的延後，退休年齡卻提早來到，到了公司經營拮據之時，“提前退休”竟成了裁員的最佳渠道。大公司主管年過40，一旦失業，會發現處處碰壁，覓職之難不亞於白藍兩領職工。
青少年文化的第二項新特征，直接由第一項而來：這項新文化運動成為“發達市場經濟”的主力部隊。一是因為當今年輕一代，代表著一股極為集中強大的購買力量；二是由於如今每一代新起的成人，本身也都曾是具有自我意識的青少年文化的一部分。他們既走過這段社會化的路程，精神上自然接受其洗禮，帶有其標誌。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過於科技驚人發展，吸收學習能力強的年輕人，自然比年長保守者占上風，或至少比適應能力已漸僵化的年齡層占有極大的優勢。美國的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日本的日立（hitachi），不論其管理階層的年齡分布如何，新電腦、新軟件的設計人員，卻都在二十多歲的年齡段中。雖說這些機械程序的設計，都是以“人人都能用”為原則，可是對那些不曾和新科技一起成長的那代人來說，顯然比新生一代吃虧多了，孩子們如數家珍，父母卻完全沒有概念的新事物、新知識越來越多，相形之下，父母所能教給兒女的東西仿佛越來越少。兩代之間的角色，似乎來了一個大翻轉。美國大學校園更首開風氣之先，來來往往的青年學生人人一條破牛仔褲，他們要學工人百姓的穿著，故意不要像他們的長輩那麽高貴講究。這副打扮，逐漸向外傳播開來，於是不分上班放假，處處可見到牛仔褲。在某些所謂“創意型”或嬉皮式的工作圈裏，甚至可以看見牛仔褲的主人，頂著一頭灰白的頭發。
都市青少年文化還有第三項與眾不同的特質，即其驚人的國際化現象。牛仔褲與搖滾樂，成為現代摩登少年的標誌，成為注定將變為多數的少數人的記號。這種現象，不獨在一般正式容忍它們存在的國家存在，就連蘇聯的青少年，從60年代開始至今，也紛紛追逐這股牛仔搖滾之風（starr，1990，chapters12—13）。有的時候，搖滾歌曲中的英文歌詞甚至無須翻譯，同樣可以令青少年如癡如醉。此情此景，固然反映美國通俗流行文化及生活方式風靡全球所向無敵的霸權地位，我們同時卻也要注意一個真相：其實西方青少年文化的心髒重地本身，也是與文化沙文現象持相對立場。這種反文化沙文的心態，尤其可以從他們對音樂趣味的取舍看出來。他們非常歡迎來自加勒比海、拉丁美洲的風格，80年代開始，更對非洲風情情有獨鍾。
文化霸權的現象並非自今日始，但是其中的運作方法已經全然改觀。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美國電影業是其主要的傳播媒介，事實上也是當時唯一擁有全球發行網的行業。二次大戰之後是電影觀眾人數的鼎盛時期，高達數億。隨著電視及各國電影事業的興起，以及好萊塢影棚作業體製的結束，美國電影業的霸勢稍有失色，也流失了許多觀眾。1960年美國電影的年產量，即使將印度日本兩大電影王國除外，也不及全球影片總產量的六分之一（<i>un statistical yearbook</i> ，1961），不過後來它還是扳回幾許頹勢，再振雄風。至於電視事業，由於市場分布甚廣，語言類別過多，美國倒從來不曾計劃在國際上建立與電影獨霸程度相當的王國。因此它的青少年文化風格，乃是借著某種非正式的滲透直接散布；或者也可以這麽說，它的信號乃是經由英國轉送，對外擴大傳播。其中媒介，先為唱片，後是錄音帶；而兩者的行銷渠道，不論今時還是以往，卻都是以有年頭的古老方式，即無線電廣播。年輕人中日盛一日的國際旅行風氣，將一小群一身牛仔衣褲的青年男女——人數雖少卻日漸增多——連帶著他們的影響力，川流不息地送往世界各地。各國大學之間，從60年代開始，也建立了快速交流傳播的設施。於是借著向世界各地傳送的文化形象，借著徒步天涯年輕旅人的親身接觸，借著各國大學生日益密切的聯絡網路，更重要的，借著廣大消費社會時尚流行的強大力量及儕輩壓力，青少年文化向世界各地傳送，一個國際性的青少年文化於此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