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魔法師與徒弟:自然科學流派
極端的年代：1914—1991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你認為，今天世上還有一塊可供哲學容身之地嗎？
當然。可是，卻隻能建立在目前科學的知識與成就之上……哲學家們再也不能把自己隔絕起來，與科學不相往來了。科學，不但已經大大地擴大並改變我們對生命和宇宙的觀念，對於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也起了革命性的變化。
——列維·施特勞斯（ude lévi-strauss，1988）
氣體動力學（gas dynamics）中的標準內容，是該作者擔任古根海姆獎金研究員（guggenheim fellowship）時完成的。它的形式，根據作者自己所言，是受到行業的需要左右。在這樣一個架構裏，針對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予以證實，隨之被視為一項重要步驟，因為它可以促成“通過對細微地心引力影響的考慮，造成彈道精確度”的改進。戰後物理學的發展，愈來愈集中於這類具有軍事應用的領域。
——雅各布（margarev jacob，1993，pp.66—67） 1
自然科學在20世紀無孔不入，20世紀也對自然科學依賴日深，這兩方麵都史無前例。但是，自伽利略（galileo）被迫放棄自己對天文的學說以來，還沒有一個時代像20世紀這般，對自然科學感到如此不自在。這種二律背反的現象，正是20世紀史學家必須處理的一大課題。不過在作者冒昧一試之前，對於這個矛盾現象，有幾個方麵得先交代清楚。
回到1910年，英德兩國的物理學家、化學家人數，全部加起來約有8000人。到80年代末期，全世界實際從事研究實驗的科學家及工程師們，據估計在500萬名左右。其中有100萬人，是在科學頭號大國的美國；比此稍高一點的人數，則在歐洲。[1]
雖說科學家的總數，仍隻占人口的極少數——即使發達國家亦然——可是他們的人數，卻在繼續驚人地增加，在1970年後的20年間，幾乎呈倍增之勢，連最先進的國家也不例外。事實上到80年代末期，科學家人口隻是一座更大冰山的小尖頂而已。這座冰山，是一股龐大的潛在科技人力，反映出20世紀下半期教育革命的成果（參見第十章），代表著全球總人口的2%，及北美人口的5%（unesco，1991，table5.1）。而真正的科學家，越來越通過高級“博士論文”的方式選拔，博士學位便成為進入科學這門行業的必備門票。以80年代為例，任選哪一個西方先進國家，平均每年每百萬人口中，便產生出134名的自然科學博士（observatoire，1991）。這一類的國家，也在科學上花了天文數字的投資，而且其款項多來自公共資金——甚至連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例外。事實上，某些最昂貴的所謂“大科學”，除了美國，還沒有其他任何一國單獨玩得起呢（到了90年代，連美國也供不起了）。
但是其中卻有一個嶄新現象。雖然約九成的科學論文（論文數則每十年倍增一次），都以4種文字麵世（英、俄、法、德），事實上以歐洲為中心的科學發展，卻在20世紀宣告終了。大災難的時期，尤其是法西斯主義暫時得逞的那個年頭，已經將科學的重心移向美國，並且從此就由美國長執牛耳。1900—1933年間，美國科學家得諾貝爾獎者隻有7人，但到1933—1970年間，卻暴增為77人。其他由歐洲移民組成的國家，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實力經常被人低估的阿根廷，[2] 也成了境外中心、獨立的研究重鎮。不過其中也有一些國家，例如新西蘭和南非，卻基於國小或政治之由，重要科學家們紛紛出走外流。與此同時，非歐洲係科學家也迅速崛起，尤以東亞及印度次大陸為首，且增長情況驚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遍數亞洲地區，隻有一人得過一次諾貝爾科學獎的榮銜——印度的物理學家拉曼（c.raman）於1930年獲物理學獎。但自1946年以來，卻已有10位以上得主的大名，是來自日本、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區。當然，光看諾貝爾獎記錄不足為憑，明顯有低估亞洲的科學振興之嫌；正如單憑1933年前的得獎名單，也有小覷當時美國的科學進展之虞。不過值此世紀末時，世界上的確也有部分地區，論其科學家的人數，不但實際數字偏低，相對比例更低，比如非洲和拉丁美洲。
但是驚人的是，亞洲裔桂冠得主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美國名下得獎，而非以本籍獲此榮銜（事實上在美國得主裏，身為第一代移民者竟有27名之多）。因為在這個日益國際化的世界裏，自然科學家講的是同一種國際語言，采取的是同一種研究方法，卻出現一種怪異現象，那就是反使他們大多集中於一兩處擁有合適設備資源的研究中心，即少數幾個高度發達的富國之內，其中尤以美國為最。當年的大災難時期，世上的天才智囊為了政治理由紛紛從歐洲出逃；但是1945年以來，主要卻是為了經濟原因由貧國改投富國。[3] 這一趨勢並不足為奇，且看自70年代和8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科研支出，竟占全球總科研開支的四分之三即知。貧窮國家（發展中國家）則少得可憐，甚至不及2%—3%（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103）。
但是即使在發達國家裏，科學家的分布也漸漸失去分散性，一方麵因為人口及資源集中（為了效率之故），另一方麵則由於高等教育的巨大增長之下，無形地在教育機構中形成了一個等級，或所謂寡頭階級。50年代和60年代時，美國半數的博士，是出自15家最負盛名的大學研究院，因此愈發吸引了最出色的年輕科學家趨之若鶩。在一個民主的民粹世界裏，科學家卻成為社會上的精英階級，集中在數目極少、資助很多的幾處研究聖地。作為“科學族”，他們以群體的姿態出現，因為對他們從事的活動而言，溝通交流（“有人可以共談”），是最重要的中心條件。於是隨著時間過去，他們的活動對非科學家的外人來說，越發如謎，奧不可解——雖然作為門外漢的一般凡人，借著大眾化的介紹文字（有時由最優秀的科學家本人執筆），拚命地想去聽懂。事實上隨著各門科學的日益專深，甚至連科學家之間，都得靠學刊之助，才能向彼此解釋自己本行之外的發展動態。
20世紀對科學依賴程度至深，自是毋庸多言。在此之前，所謂“高級／精深”科學，即那種不能從日常經驗取得，非多年訓練無法從事——甚至無法了解——最終以研究進修為最高頂點的知識學問，與今日相比，實際應用範圍極狹窄，直至19世紀末時才開始改觀。17世紀時的物理學和數學，主宰著工程師們；到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中期，18世紀末期及19世紀初期在化學和電氣方麵的發現，已成為工業及傳播不可或缺之物。專業科學研究人員的研究探索，也被認為是必要的前鋒，甚至可帶來科技上的進步。簡單地說，以科學為基礎的科技，早已是19世紀資產階級世界的核心；雖然一般實際之人，並不曉得該把這些科學理論成就如何應用是好。唯一用途，隻能在恰當時候派上用場，轉為意識形態發揮：例如牛頓定理之於18世紀，以及達爾文學說之於19世紀末期。可是除此之外，人類生活的絕大多數方麵，繼續為生活經驗、實驗、技能，以及訓練過的常識所主導，充其量，也隻能將人生累積的現有最佳方法技巧，有係統地傳播而已。其中包括農業、建築、醫藥，以及其他各種供應人生需要及享受的多項人類活動。
但是到了19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情況發生了改變。進入“帝國的年代”，不但現代高科技的雛形開始出現——單舉汽車、航空、無線電廣播、電影等為例足矣——現代科學理論的輪廓也於此時成形，如相對論、量子論（the quantum）、遺傳學（gics）等等。更有甚者，連最奧秘、最具革命性的科學發現，如今也被視為可以有立即實際應用的潛能：從無線電報到x線的醫學用途，都是深奧理論應用在實際技術上的實例，兩者都是19世紀90年代的發現。不過，盡管“短20世紀”的高等科學麵貌，在1914年之前即已可見；盡管新世紀的高等技術，也已潛藏在高等科學之中，但是就當時來說，後者畢竟仍不是一件時時處處不可缺少，沒有它難以想象每日如何生活行動之物。
然而，這卻正是時至今日，當兩千年正近尾聲之際的現象。我們在第九章中已經看見，建立於高級科學理論研究之上的應用技術，壟斷了20世紀下半期經濟的興旺繁榮，而且此景不限於發達世界。若沒有已達目前農藝之境的遺傳科學，印度和印尼兩國，便不可能生產出足夠的糧食，喂飽它們爆炸般增長的人口。到20世紀結束時，生物科技已成為農業和醫藥領域極為重要的一環。這一類先進科技的應用，給人印象最深之處，即在其根據的理論及發現本身，根本遠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範疇之外（包括最先進最發達國家在內），所以事實上全世界隻有極少數人——也許幾十位，至多數百名——從剛一開始，就能領悟到它們可以應用在實際用途之上。當年德國物理學家哈恩（otto hahn），在1939年初發現核裂變時，甚至連某些物理界最活躍的成員，例如偉大的玻爾（niels bohr，1885—1962），也懷疑這項發現能否在和平或戰爭上找到實際用途；至於眼前直接的應用，自然更是存疑。如果當初深諳其潛在用途的物理學家們，不曾把這項發現告訴將軍和政治家，這類武夫和政客鐵定永遠懵然不知——除非後者本身也是高級物理學家，不過此事極不可能。再以圖靈（n turing）1935年那篇為現代計算機理論奠定基石的著名論文為例，本來也隻是數理邏輯學家（logician）純理論性的初探而已。戰爭爆發，給了他及其他科學家試將理論應用於實際的機會，主要是為破譯密碼。然而當圖靈論文初發表時，除了少數幾名數學家外，連有興趣一讀之人都沒有，更別說予以重視。甚至在他自己的同事眼中，這名外貌粗拙、臉色蒼白的天才，當時不過是一名嗜好慢跑的後進新人，根本不是什麽舉足輕重的大人物——至少在作者記憶裏的他，絕非如此（可是他謝世以後，在同性戀者圈中卻廣受膜拜，頗有一代聖者之勢）。[4] 事實上，甚至當科學家的確在嚐試解決眾所周知的重大問題時，也隻有極少數的聰明人，在與世極為隔絕的知識圈中，清楚知道這中間到底是怎麽一回事。記得當年作者在劍橋從事研究時，克裏克（crick）和沃森（watson）二位學者，也正在該處進行其著名的脫氧核糖核酸（dna）——“雙螺旋”（the double-helix）結構研究。研究結果一經發表，他們的成就立即被公認為20世紀最具決定性的突破。雖然我甚至記得，當時曾與克裏克在應酬場合碰麵，可是我們當中的多數人，卻懵然不知就在離我們學院大門不過數十碼處，那個我們每天走來走去經過的實驗室裏，以及我們每日閑坐喝酒的小酒吧中，正醞釀著一項非凡的發明。我們的不知情，倒也不是由於對這些事情沒有興趣，而是從事這類高深活動之人，找不出任何理由相告。因為對於他們的工作，我們既不可能有任何貢獻；對於他們遇到的難題，恐怕更連聽都聽不懂吧。
然而，不論科學發明多麽艱深難懂，一旦發明出來，便立即轉向實際科技用途。因此，晶體管是1948年固體物理研究（即稍有瑕疵的結晶的電磁性質）產生的副產品（8年之內，發明者便榮獲諾貝爾獎）；正如1960年發明的激光，也非來自光學研究，卻是研究電場中分子共振的附帶結果（bernal，1967，p.563），激光的發明人，也很快得到諾貝爾獎。而劍橋和蘇聯物理學家卡皮察（peter kapitsa，1978），也由於低溫超導的研究獲此殊榮。1939—1946年間戰時的研究經驗證實——起碼對盎格魯—撒克遜裔而言——隻要將人力物力資源大力集中，再困難的科技難題，也可以在幾乎不可能的短時間內解決。[5] 於是更加鼓勵了不計成本，隻要於戰爭有利，或於國家名譽有益的各種先鋒性科技研究（如太空計劃）。因此，越發加快了實驗室科學轉為實用技術的速度，其中某些項目，在日常生活中更是用途廣泛。激光，就是實驗科學快速搖身一變，成為實用技術的最佳例證。1960年首次於實驗室中出現，到80年代末期，已經以激光唱盤pact disc）的形態推廣到消費者手中。生物科技的腳步更快。脫氧核糖核酸再製的技術（dna rbinant）——就是將一種生物基因，與另一種生物基因組合合並的技術——其實際用途的應用性，1973年首次獲得認可。不到20年的光陰，生物科學已經是醫學和農業研究上主要的投資項目了。
更有甚者，全息理論及其應用的爆炸性增長，使科學新發現如今更以越來越短的時差，轉變為種種終端使用者根本不需知其所以然的實用科技。最理想的成果，就是一組連傻瓜也會按的鍵鈕，隻要按對了地方，就可以觸發一連串自我行動、自我校正，甚至能夠自我決策的程序，並且不再需要一般人有限且不可靠的智慧及技術，再予以任何指令。其實更理想的情況是，這一組程序可以事先以程序全盤設定，完全不用人插手，隻要在出錯之時更正即可。90年代超級市場的結賬台，就是去除人為行動的最佳例證。收款員隻要會認錢，知道什麽是元角分，什麽是一元十元，再把顧客遞來的錢數，打進收款機即成。自動掃描機則將商品上的條碼轉成價錢，全部計算好，再從客人所付的金額減去，然後便告訴收銀員該找多少零錢回去。這一連串程序背後的實際操作，其實極為複雜，要靠一組非常精密詳盡的軟硬件設備才能進行。但是除非出了什麽差錯，這一類20世紀末期的科技奇跡，往往隻需收款員認得基本數字，具有最低限度的注意力集中時間，以及耐得住無聊就可以了。不需要識字，更不用有學問。對收款員來說，這中間到底怎麽回事，機器怎麽知道客人該付多少，自己又該找多少，根本無關緊要，雖不懂也不必懂。他們的操作條件，並不需要知道其背後的所以然。魔法師的徒弟，再也不用擔心自己的學問不夠了。
就實際目的而言，超級市場的結賬台，的確代表著20世紀末期人世的常態。先進前衛的科學技術奇跡，不需要我們有任何認識，也不需我們進行任何修改——就算我們真的了解，或自以為了解——就可以輕鬆使用。因為別人會替我們，甚至已經替我們想好做好了。更有甚者，即使我們本身是這一行或那一行的專家，即也能夠設計、製造，或如果東西出了毛病，知道如何修理——麵對著每天日常生活中所有其他科學技術結晶的產品，也不得不屈就門外漢的身份。而且，即使我們真的了解，深悉其中的奧妙原委，事實上這份知識也無必要，與我們實際的操作使用毫無關係。就好像撲克牌到底如何製造，對一名（誠實的）玩牌者而言，又有何意義可言？傳真機的設計（為什麽洛杉磯塞進一張紙頭，倫敦就如樣複製吐出一張），乃是為了那些對其中道理毫無概念者所製造。同樣的傳真機，換由電機係教授使用，也不會因此便產生更佳的效果。
因此，通過緊密聯係人類生活行動的實用技術，科學每天都向20世紀的世界展示著它的神奇功力。不但不可或缺，而且無所不在——就像安拉之於虔誠的穆斯林一般——甚至連最偏遠的人類社會，也知道晶體管收音機和電子計算機之為何物。人類這股可以產生超人奇效的能耐，究竟於何時成為共有的普遍意識，說法雖然紛紜，尤其在“發達”工業社會的都市裏，確定時日更不可考，不過一般來說，肯定從1945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後即已存在。無論如何，20世紀，是一個科學改變了世界以及人類對世界的認識的時代，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依此推論，20世紀的意識形態，應該沐浴在科學的勝利光輝中發揚光大，正如19世紀的現世意識一般，因為這是人類意誌的偉大成就。同理，傳統宗教思想對科學的抗拒，19世紀對科學產生的重大疑慮，至此也應該更加削弱才是。因為宗教的影響力，不但在20世紀多數時期日漸衰微（我們在後麵將會有所討論），即使連宗教本身，例如發達世界中其他任何人類活動一樣，也開始倚重奠定於高等科學的現代技術。遇上緊要關頭，一名20世紀初年的天主教神父、伊斯蘭教經師，或任何宗教的智者，都大可根據15世紀的方式，進行他們的宗教活動，宛如伽利略、牛頓、法拉第（faraday）、拉瓦錫（antoineureatvoisier）等人從來不曾存在似的。事實上，這一類19世紀的科學技術，對於他們的宗教活動並無大礙，與其神學或經典內容也沒有不甚相容之處。可是時至一個梵蒂岡不得不通過通信衛星舉行聖餐儀式，16世紀以來一直保存在意大利都靈（turin）教堂，被羅馬教會宣稱為耶穌受難後的裹屍巾，也可以用輻射碳（radio-carbon）鑒定年代以辨真假的今天，就很難令人忽略其中的矛盾之處了。霍梅尼流亡在外，向伊朗民眾傳播他的談話，使用的媒介是盒式錄音機；而決定獻身於《古蘭經》訓誨的國家，同時也全力進行本身的核武裝。當代最精密複雜的科學，通過經由它們產生的實用技術，被人類在“事實上”（de facto）全盤接受。在20世紀末的今日紐約，高科技電子產品和攝影器材的銷售，竟多成為哈西德教派中人的專業——哈西德是美國東部地區一支彌賽亞的猶太宗派，除了儀禮嚴格並堅持穿某種18世紀波蘭服裝之外，還以對知識追求具有狂熱愛好聞名。就某種形式而言，所謂“科學”一詞的優越性，甚至以正式的姿態為今天的宗教所接受並承認。美國的新教激進主義者，即駁斥進化論不符合《聖經》的教訓（即宇宙今日的麵貌，是6日之內的創造所成），要求學校以他們所稱的“創世論科學”（creation science）取代達爾文學說，至少也應該兩說並陳。
但是盡管如此，人們在20世紀與其最大成就和最大依靠之間，卻感到局促不安。自然科學的進步，是在充滿著疑懼的背影之下進行，偶爾甚或燃起仇恨，排斥理性及其一切產品。在科學與反科學之間的不明地域，在永恒的尋求真理之中，在充滿著幻想預言者的世界裏，一種新文學類型（主要是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下半期，大多由盎格魯——撒克遜裔所特有）因而產生，即“科幻小說”。這一新的類型，於19世紀正進尾聲時，由凡爾納（jules verne，1828—1905）最先提出，並由韋爾斯（h.g.wells，1866—1946）首發其初。雖然在科幻作品最幼稚的表現裏，例如電影、電視上常見的“太空西部片”，宇宙飛船是馳過太空的馬匹，死光槍是其六發式的左輪槍，充其量不過是借用高科技的新玩意兒，延續其冒險幻想片的舊風而已；可是在20世紀下半期一些比較嚴肅的科幻作品中，卻可見其偏向幽暗沉鬱，至少對人類現狀與未來不敢肯定的模糊觀點。
人們對科學的疑懼，主要基於四種感覺而生：科學的奧妙深不可解；科學的實用及後果晦不可測，甚至有災禍可能；科學越發強調了個人的無助，並有損及權威之虞。我們更不可忽略那第四種心情，即就其對自然秩序造成的某種幹擾程度而言，科學天生便具有危險性質。前兩種想法，為科學家及一般人所共有；後兩種感情，多為外行人所獨具。作為門外漢的個人，麵對這種無助感覺，隻有去尋找那些“科學無法解釋”的事物幫助，也即循哈姆雷特（hamlet）所雲，“天地之間，有許許多多事物……遠超過你的大道理所能想象”。他們的解脫之道，就是拒絕相信這些事物可以用“正式科學”解釋；並饑渴地信仰那幽不可解的迷霧——“正因為”這些謎團看來不合情理，極端荒唐。至少，到這個未知並且不可知的世界裏，人人平等，大家都一樣無能為力。科學的勝利愈明顯，尋求不可解的饑渴愈濃。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原子彈告終，戰後不久，美國民眾（1947年）就開始沉迷於看見大批“不明飛行物”（ufo）出現（美國佬這股新風氣，不久就為一向是他們文化跟屁蟲的英國人所跟從），顯然是受到科幻小說的想象激發。他們堅信，這些不明飛行物，肯定是由外太空文明來的訪客；其文明不但與我們不同，而且更比我們優異。其中最狂熱的“目擊者”，甚至口口聲聲宣稱，親眼見形狀怪異的外來客，從這些“飛碟”之中現身；有的還表示被它們招待上船兜風呢。這種現象，成為世界性的奇觀，不過若打開這些天外來客的分布圖一看，就可發現來客們特別偏愛盎格魯—撒克遜族，老喜歡在他們的地域上空降落或打轉。此外，若有誰對“不明飛行物”現象提出任何疑問，就被這批ufo迷斥之為科學家的小心眼兒，因為他們不能對此現象提出解釋，因而產生的嫉妒心理作祟。甚至還有陰謀論一說，認為某些人故意將高級智慧隱瞞起來，好讓一般人永處“不可使知之”的無知之中。
這些想法，卻與傳統社會對魔術和奇跡的信仰不同，也與人類自古以來即對神明靈怪永遠充滿好奇的心情有異。在傳統的社會裏，現實中發生的奇物異事，往往是不可完全控製的人生中當然的一部分——事實上，看到一架飛機，或拿起話筒講話這類經驗，遠比自然中的奇異現象令傳統人驚異多了。而自印刷術發明以來，從單麵木刻的傳奇故事開始，一直到今天美國超級市場收款處擺賣的通俗雜誌，更充斥著種種古靈精怪的詭異報道。今天人們的反應，都不屬以上感情，卻是對科學主張及統治的一種反抗，有時甚至是有意識的抗拒心理。例如自從科學家證實了氟可以有效降低現代都市人的蛀牙之後，一些邊緣團體（又以美國為風氣中心），便起來強烈反對在飲用水中加氟的做法。反對的理由，不但是基於每一個人都應該有選擇是否要降低蛀牙的自由，而且更把加氟視為卑鄙的陰謀（這是最極端的看法），是有心人想借這種強製下毒的手段，戕害一般大眾的身體。庫勒裏克（stanley kubrick）導演的《奇愛博士》（<i>dr.strangelove</i> ，1963）一片，即對這類意識有極為生動的描寫，將人類對科學的懷疑以及對其後果的恐懼，完全表露無遺。
隨著生活日益為現代科技——包括其中的醫學技術——及與之同來的風險所吞沒，北美文化的孱弱體質，也有助於這類疑懼心理的散布。美國人好訴訟，喜歡上法庭解決人生一切問題的這種奇怪癖性，更讓我們看清他們心中存有的恐懼（huber，1990，pp.97—118）。豈不見殺精型避孕藥（spermicides）導致畸形胎兒嗎？豈不見高壓電線對附近居民的健康有害嗎？專家有專家的判斷標準，平常人則有他們的希望和恐懼，兩者之間的鴻溝，更由於雙方在意見上的差距而愈深。在專家隻顧“一萬”的冷靜分析裏麵，可能認為利害相權之下，為了更大的利益，值得付出少量風險。但是對隻怕“萬一”的個人來說，自然隻希望風險為零（至少在理論上如此）。[6]
當然。可是，卻隻能建立在目前科學的知識與成就之上……哲學家們再也不能把自己隔絕起來，與科學不相往來了。科學，不但已經大大地擴大並改變我們對生命和宇宙的觀念，對於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也起了革命性的變化。
——列維·施特勞斯（ude lévi-strauss，1988）
氣體動力學（gas dynamics）中的標準內容，是該作者擔任古根海姆獎金研究員（guggenheim fellowship）時完成的。它的形式，根據作者自己所言，是受到行業的需要左右。在這樣一個架構裏，針對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予以證實，隨之被視為一項重要步驟，因為它可以促成“通過對細微地心引力影響的考慮，造成彈道精確度”的改進。戰後物理學的發展，愈來愈集中於這類具有軍事應用的領域。
——雅各布（margarev jacob，1993，pp.66—67） 1
自然科學在20世紀無孔不入，20世紀也對自然科學依賴日深，這兩方麵都史無前例。但是，自伽利略（galileo）被迫放棄自己對天文的學說以來，還沒有一個時代像20世紀這般，對自然科學感到如此不自在。這種二律背反的現象，正是20世紀史學家必須處理的一大課題。不過在作者冒昧一試之前，對於這個矛盾現象，有幾個方麵得先交代清楚。
回到1910年，英德兩國的物理學家、化學家人數，全部加起來約有8000人。到80年代末期，全世界實際從事研究實驗的科學家及工程師們，據估計在500萬名左右。其中有100萬人，是在科學頭號大國的美國；比此稍高一點的人數，則在歐洲。[1]
雖說科學家的總數，仍隻占人口的極少數——即使發達國家亦然——可是他們的人數，卻在繼續驚人地增加，在1970年後的20年間，幾乎呈倍增之勢，連最先進的國家也不例外。事實上到80年代末期，科學家人口隻是一座更大冰山的小尖頂而已。這座冰山，是一股龐大的潛在科技人力，反映出20世紀下半期教育革命的成果（參見第十章），代表著全球總人口的2%，及北美人口的5%（unesco，1991，table5.1）。而真正的科學家，越來越通過高級“博士論文”的方式選拔，博士學位便成為進入科學這門行業的必備門票。以80年代為例，任選哪一個西方先進國家，平均每年每百萬人口中，便產生出134名的自然科學博士（observatoire，1991）。這一類的國家，也在科學上花了天文數字的投資，而且其款項多來自公共資金——甚至連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例外。事實上，某些最昂貴的所謂“大科學”，除了美國，還沒有其他任何一國單獨玩得起呢（到了90年代，連美國也供不起了）。
但是其中卻有一個嶄新現象。雖然約九成的科學論文（論文數則每十年倍增一次），都以4種文字麵世（英、俄、法、德），事實上以歐洲為中心的科學發展，卻在20世紀宣告終了。大災難的時期，尤其是法西斯主義暫時得逞的那個年頭，已經將科學的重心移向美國，並且從此就由美國長執牛耳。1900—1933年間，美國科學家得諾貝爾獎者隻有7人，但到1933—1970年間，卻暴增為77人。其他由歐洲移民組成的國家，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實力經常被人低估的阿根廷，[2] 也成了境外中心、獨立的研究重鎮。不過其中也有一些國家，例如新西蘭和南非，卻基於國小或政治之由，重要科學家們紛紛出走外流。與此同時，非歐洲係科學家也迅速崛起，尤以東亞及印度次大陸為首，且增長情況驚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遍數亞洲地區，隻有一人得過一次諾貝爾科學獎的榮銜——印度的物理學家拉曼（c.raman）於1930年獲物理學獎。但自1946年以來，卻已有10位以上得主的大名，是來自日本、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區。當然，光看諾貝爾獎記錄不足為憑，明顯有低估亞洲的科學振興之嫌；正如單憑1933年前的得獎名單，也有小覷當時美國的科學進展之虞。不過值此世紀末時，世界上的確也有部分地區，論其科學家的人數，不但實際數字偏低，相對比例更低，比如非洲和拉丁美洲。
但是驚人的是，亞洲裔桂冠得主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美國名下得獎，而非以本籍獲此榮銜（事實上在美國得主裏，身為第一代移民者竟有27名之多）。因為在這個日益國際化的世界裏，自然科學家講的是同一種國際語言，采取的是同一種研究方法，卻出現一種怪異現象，那就是反使他們大多集中於一兩處擁有合適設備資源的研究中心，即少數幾個高度發達的富國之內，其中尤以美國為最。當年的大災難時期，世上的天才智囊為了政治理由紛紛從歐洲出逃；但是1945年以來，主要卻是為了經濟原因由貧國改投富國。[3] 這一趨勢並不足為奇，且看自70年代和8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科研支出，竟占全球總科研開支的四分之三即知。貧窮國家（發展中國家）則少得可憐，甚至不及2%—3%（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103）。
但是即使在發達國家裏，科學家的分布也漸漸失去分散性，一方麵因為人口及資源集中（為了效率之故），另一方麵則由於高等教育的巨大增長之下，無形地在教育機構中形成了一個等級，或所謂寡頭階級。50年代和60年代時，美國半數的博士，是出自15家最負盛名的大學研究院，因此愈發吸引了最出色的年輕科學家趨之若鶩。在一個民主的民粹世界裏，科學家卻成為社會上的精英階級，集中在數目極少、資助很多的幾處研究聖地。作為“科學族”，他們以群體的姿態出現，因為對他們從事的活動而言，溝通交流（“有人可以共談”），是最重要的中心條件。於是隨著時間過去，他們的活動對非科學家的外人來說，越發如謎，奧不可解——雖然作為門外漢的一般凡人，借著大眾化的介紹文字（有時由最優秀的科學家本人執筆），拚命地想去聽懂。事實上隨著各門科學的日益專深，甚至連科學家之間，都得靠學刊之助，才能向彼此解釋自己本行之外的發展動態。
20世紀對科學依賴程度至深，自是毋庸多言。在此之前，所謂“高級／精深”科學，即那種不能從日常經驗取得，非多年訓練無法從事——甚至無法了解——最終以研究進修為最高頂點的知識學問，與今日相比，實際應用範圍極狹窄，直至19世紀末時才開始改觀。17世紀時的物理學和數學，主宰著工程師們；到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中期，18世紀末期及19世紀初期在化學和電氣方麵的發現，已成為工業及傳播不可或缺之物。專業科學研究人員的研究探索，也被認為是必要的前鋒，甚至可帶來科技上的進步。簡單地說，以科學為基礎的科技，早已是19世紀資產階級世界的核心；雖然一般實際之人，並不曉得該把這些科學理論成就如何應用是好。唯一用途，隻能在恰當時候派上用場，轉為意識形態發揮：例如牛頓定理之於18世紀，以及達爾文學說之於19世紀末期。可是除此之外，人類生活的絕大多數方麵，繼續為生活經驗、實驗、技能，以及訓練過的常識所主導，充其量，也隻能將人生累積的現有最佳方法技巧，有係統地傳播而已。其中包括農業、建築、醫藥，以及其他各種供應人生需要及享受的多項人類活動。
但是到了19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情況發生了改變。進入“帝國的年代”，不但現代高科技的雛形開始出現——單舉汽車、航空、無線電廣播、電影等為例足矣——現代科學理論的輪廓也於此時成形，如相對論、量子論（the quantum）、遺傳學（gics）等等。更有甚者，連最奧秘、最具革命性的科學發現，如今也被視為可以有立即實際應用的潛能：從無線電報到x線的醫學用途，都是深奧理論應用在實際技術上的實例，兩者都是19世紀90年代的發現。不過，盡管“短20世紀”的高等科學麵貌，在1914年之前即已可見；盡管新世紀的高等技術，也已潛藏在高等科學之中，但是就當時來說，後者畢竟仍不是一件時時處處不可缺少，沒有它難以想象每日如何生活行動之物。
然而，這卻正是時至今日，當兩千年正近尾聲之際的現象。我們在第九章中已經看見，建立於高級科學理論研究之上的應用技術，壟斷了20世紀下半期經濟的興旺繁榮，而且此景不限於發達世界。若沒有已達目前農藝之境的遺傳科學，印度和印尼兩國，便不可能生產出足夠的糧食，喂飽它們爆炸般增長的人口。到20世紀結束時，生物科技已成為農業和醫藥領域極為重要的一環。這一類先進科技的應用，給人印象最深之處，即在其根據的理論及發現本身，根本遠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範疇之外（包括最先進最發達國家在內），所以事實上全世界隻有極少數人——也許幾十位，至多數百名——從剛一開始，就能領悟到它們可以應用在實際用途之上。當年德國物理學家哈恩（otto hahn），在1939年初發現核裂變時，甚至連某些物理界最活躍的成員，例如偉大的玻爾（niels bohr，1885—1962），也懷疑這項發現能否在和平或戰爭上找到實際用途；至於眼前直接的應用，自然更是存疑。如果當初深諳其潛在用途的物理學家們，不曾把這項發現告訴將軍和政治家，這類武夫和政客鐵定永遠懵然不知——除非後者本身也是高級物理學家，不過此事極不可能。再以圖靈（n turing）1935年那篇為現代計算機理論奠定基石的著名論文為例，本來也隻是數理邏輯學家（logician）純理論性的初探而已。戰爭爆發，給了他及其他科學家試將理論應用於實際的機會，主要是為破譯密碼。然而當圖靈論文初發表時，除了少數幾名數學家外，連有興趣一讀之人都沒有，更別說予以重視。甚至在他自己的同事眼中，這名外貌粗拙、臉色蒼白的天才，當時不過是一名嗜好慢跑的後進新人，根本不是什麽舉足輕重的大人物——至少在作者記憶裏的他，絕非如此（可是他謝世以後，在同性戀者圈中卻廣受膜拜，頗有一代聖者之勢）。[4] 事實上，甚至當科學家的確在嚐試解決眾所周知的重大問題時，也隻有極少數的聰明人，在與世極為隔絕的知識圈中，清楚知道這中間到底是怎麽一回事。記得當年作者在劍橋從事研究時，克裏克（crick）和沃森（watson）二位學者，也正在該處進行其著名的脫氧核糖核酸（dna）——“雙螺旋”（the double-helix）結構研究。研究結果一經發表，他們的成就立即被公認為20世紀最具決定性的突破。雖然我甚至記得，當時曾與克裏克在應酬場合碰麵，可是我們當中的多數人，卻懵然不知就在離我們學院大門不過數十碼處，那個我們每天走來走去經過的實驗室裏，以及我們每日閑坐喝酒的小酒吧中，正醞釀著一項非凡的發明。我們的不知情，倒也不是由於對這些事情沒有興趣，而是從事這類高深活動之人，找不出任何理由相告。因為對於他們的工作，我們既不可能有任何貢獻；對於他們遇到的難題，恐怕更連聽都聽不懂吧。
然而，不論科學發明多麽艱深難懂，一旦發明出來，便立即轉向實際科技用途。因此，晶體管是1948年固體物理研究（即稍有瑕疵的結晶的電磁性質）產生的副產品（8年之內，發明者便榮獲諾貝爾獎）；正如1960年發明的激光，也非來自光學研究，卻是研究電場中分子共振的附帶結果（bernal，1967，p.563），激光的發明人，也很快得到諾貝爾獎。而劍橋和蘇聯物理學家卡皮察（peter kapitsa，1978），也由於低溫超導的研究獲此殊榮。1939—1946年間戰時的研究經驗證實——起碼對盎格魯—撒克遜裔而言——隻要將人力物力資源大力集中，再困難的科技難題，也可以在幾乎不可能的短時間內解決。[5] 於是更加鼓勵了不計成本，隻要於戰爭有利，或於國家名譽有益的各種先鋒性科技研究（如太空計劃）。因此，越發加快了實驗室科學轉為實用技術的速度，其中某些項目，在日常生活中更是用途廣泛。激光，就是實驗科學快速搖身一變，成為實用技術的最佳例證。1960年首次於實驗室中出現，到80年代末期，已經以激光唱盤pact disc）的形態推廣到消費者手中。生物科技的腳步更快。脫氧核糖核酸再製的技術（dna rbinant）——就是將一種生物基因，與另一種生物基因組合合並的技術——其實際用途的應用性，1973年首次獲得認可。不到20年的光陰，生物科學已經是醫學和農業研究上主要的投資項目了。
更有甚者，全息理論及其應用的爆炸性增長，使科學新發現如今更以越來越短的時差，轉變為種種終端使用者根本不需知其所以然的實用科技。最理想的成果，就是一組連傻瓜也會按的鍵鈕，隻要按對了地方，就可以觸發一連串自我行動、自我校正，甚至能夠自我決策的程序，並且不再需要一般人有限且不可靠的智慧及技術，再予以任何指令。其實更理想的情況是，這一組程序可以事先以程序全盤設定，完全不用人插手，隻要在出錯之時更正即可。90年代超級市場的結賬台，就是去除人為行動的最佳例證。收款員隻要會認錢，知道什麽是元角分，什麽是一元十元，再把顧客遞來的錢數，打進收款機即成。自動掃描機則將商品上的條碼轉成價錢，全部計算好，再從客人所付的金額減去，然後便告訴收銀員該找多少零錢回去。這一連串程序背後的實際操作，其實極為複雜，要靠一組非常精密詳盡的軟硬件設備才能進行。但是除非出了什麽差錯，這一類20世紀末期的科技奇跡，往往隻需收款員認得基本數字，具有最低限度的注意力集中時間，以及耐得住無聊就可以了。不需要識字，更不用有學問。對收款員來說，這中間到底怎麽回事，機器怎麽知道客人該付多少，自己又該找多少，根本無關緊要，雖不懂也不必懂。他們的操作條件，並不需要知道其背後的所以然。魔法師的徒弟，再也不用擔心自己的學問不夠了。
就實際目的而言，超級市場的結賬台，的確代表著20世紀末期人世的常態。先進前衛的科學技術奇跡，不需要我們有任何認識，也不需我們進行任何修改——就算我們真的了解，或自以為了解——就可以輕鬆使用。因為別人會替我們，甚至已經替我們想好做好了。更有甚者，即使我們本身是這一行或那一行的專家，即也能夠設計、製造，或如果東西出了毛病，知道如何修理——麵對著每天日常生活中所有其他科學技術結晶的產品，也不得不屈就門外漢的身份。而且，即使我們真的了解，深悉其中的奧妙原委，事實上這份知識也無必要，與我們實際的操作使用毫無關係。就好像撲克牌到底如何製造，對一名（誠實的）玩牌者而言，又有何意義可言？傳真機的設計（為什麽洛杉磯塞進一張紙頭，倫敦就如樣複製吐出一張），乃是為了那些對其中道理毫無概念者所製造。同樣的傳真機，換由電機係教授使用，也不會因此便產生更佳的效果。
因此，通過緊密聯係人類生活行動的實用技術，科學每天都向20世紀的世界展示著它的神奇功力。不但不可或缺，而且無所不在——就像安拉之於虔誠的穆斯林一般——甚至連最偏遠的人類社會，也知道晶體管收音機和電子計算機之為何物。人類這股可以產生超人奇效的能耐，究竟於何時成為共有的普遍意識，說法雖然紛紜，尤其在“發達”工業社會的都市裏，確定時日更不可考，不過一般來說，肯定從1945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後即已存在。無論如何，20世紀，是一個科學改變了世界以及人類對世界的認識的時代，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依此推論，20世紀的意識形態，應該沐浴在科學的勝利光輝中發揚光大，正如19世紀的現世意識一般，因為這是人類意誌的偉大成就。同理，傳統宗教思想對科學的抗拒，19世紀對科學產生的重大疑慮，至此也應該更加削弱才是。因為宗教的影響力，不但在20世紀多數時期日漸衰微（我們在後麵將會有所討論），即使連宗教本身，例如發達世界中其他任何人類活動一樣，也開始倚重奠定於高等科學的現代技術。遇上緊要關頭，一名20世紀初年的天主教神父、伊斯蘭教經師，或任何宗教的智者，都大可根據15世紀的方式，進行他們的宗教活動，宛如伽利略、牛頓、法拉第（faraday）、拉瓦錫（antoineureatvoisier）等人從來不曾存在似的。事實上，這一類19世紀的科學技術，對於他們的宗教活動並無大礙，與其神學或經典內容也沒有不甚相容之處。可是時至一個梵蒂岡不得不通過通信衛星舉行聖餐儀式，16世紀以來一直保存在意大利都靈（turin）教堂，被羅馬教會宣稱為耶穌受難後的裹屍巾，也可以用輻射碳（radio-carbon）鑒定年代以辨真假的今天，就很難令人忽略其中的矛盾之處了。霍梅尼流亡在外，向伊朗民眾傳播他的談話，使用的媒介是盒式錄音機；而決定獻身於《古蘭經》訓誨的國家，同時也全力進行本身的核武裝。當代最精密複雜的科學，通過經由它們產生的實用技術，被人類在“事實上”（de facto）全盤接受。在20世紀末的今日紐約，高科技電子產品和攝影器材的銷售，竟多成為哈西德教派中人的專業——哈西德是美國東部地區一支彌賽亞的猶太宗派，除了儀禮嚴格並堅持穿某種18世紀波蘭服裝之外，還以對知識追求具有狂熱愛好聞名。就某種形式而言，所謂“科學”一詞的優越性，甚至以正式的姿態為今天的宗教所接受並承認。美國的新教激進主義者，即駁斥進化論不符合《聖經》的教訓（即宇宙今日的麵貌，是6日之內的創造所成），要求學校以他們所稱的“創世論科學”（creation science）取代達爾文學說，至少也應該兩說並陳。
但是盡管如此，人們在20世紀與其最大成就和最大依靠之間，卻感到局促不安。自然科學的進步，是在充滿著疑懼的背影之下進行，偶爾甚或燃起仇恨，排斥理性及其一切產品。在科學與反科學之間的不明地域，在永恒的尋求真理之中，在充滿著幻想預言者的世界裏，一種新文學類型（主要是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下半期，大多由盎格魯——撒克遜裔所特有）因而產生，即“科幻小說”。這一新的類型，於19世紀正進尾聲時，由凡爾納（jules verne，1828—1905）最先提出，並由韋爾斯（h.g.wells，1866—1946）首發其初。雖然在科幻作品最幼稚的表現裏，例如電影、電視上常見的“太空西部片”，宇宙飛船是馳過太空的馬匹，死光槍是其六發式的左輪槍，充其量不過是借用高科技的新玩意兒，延續其冒險幻想片的舊風而已；可是在20世紀下半期一些比較嚴肅的科幻作品中，卻可見其偏向幽暗沉鬱，至少對人類現狀與未來不敢肯定的模糊觀點。
人們對科學的疑懼，主要基於四種感覺而生：科學的奧妙深不可解；科學的實用及後果晦不可測，甚至有災禍可能；科學越發強調了個人的無助，並有損及權威之虞。我們更不可忽略那第四種心情，即就其對自然秩序造成的某種幹擾程度而言，科學天生便具有危險性質。前兩種想法，為科學家及一般人所共有；後兩種感情，多為外行人所獨具。作為門外漢的個人，麵對這種無助感覺，隻有去尋找那些“科學無法解釋”的事物幫助，也即循哈姆雷特（hamlet）所雲，“天地之間，有許許多多事物……遠超過你的大道理所能想象”。他們的解脫之道，就是拒絕相信這些事物可以用“正式科學”解釋；並饑渴地信仰那幽不可解的迷霧——“正因為”這些謎團看來不合情理，極端荒唐。至少，到這個未知並且不可知的世界裏，人人平等，大家都一樣無能為力。科學的勝利愈明顯，尋求不可解的饑渴愈濃。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原子彈告終，戰後不久，美國民眾（1947年）就開始沉迷於看見大批“不明飛行物”（ufo）出現（美國佬這股新風氣，不久就為一向是他們文化跟屁蟲的英國人所跟從），顯然是受到科幻小說的想象激發。他們堅信，這些不明飛行物，肯定是由外太空文明來的訪客；其文明不但與我們不同，而且更比我們優異。其中最狂熱的“目擊者”，甚至口口聲聲宣稱，親眼見形狀怪異的外來客，從這些“飛碟”之中現身；有的還表示被它們招待上船兜風呢。這種現象，成為世界性的奇觀，不過若打開這些天外來客的分布圖一看，就可發現來客們特別偏愛盎格魯—撒克遜族，老喜歡在他們的地域上空降落或打轉。此外，若有誰對“不明飛行物”現象提出任何疑問，就被這批ufo迷斥之為科學家的小心眼兒，因為他們不能對此現象提出解釋，因而產生的嫉妒心理作祟。甚至還有陰謀論一說，認為某些人故意將高級智慧隱瞞起來，好讓一般人永處“不可使知之”的無知之中。
這些想法，卻與傳統社會對魔術和奇跡的信仰不同，也與人類自古以來即對神明靈怪永遠充滿好奇的心情有異。在傳統的社會裏，現實中發生的奇物異事，往往是不可完全控製的人生中當然的一部分——事實上，看到一架飛機，或拿起話筒講話這類經驗，遠比自然中的奇異現象令傳統人驚異多了。而自印刷術發明以來，從單麵木刻的傳奇故事開始，一直到今天美國超級市場收款處擺賣的通俗雜誌，更充斥著種種古靈精怪的詭異報道。今天人們的反應，都不屬以上感情，卻是對科學主張及統治的一種反抗，有時甚至是有意識的抗拒心理。例如自從科學家證實了氟可以有效降低現代都市人的蛀牙之後，一些邊緣團體（又以美國為風氣中心），便起來強烈反對在飲用水中加氟的做法。反對的理由，不但是基於每一個人都應該有選擇是否要降低蛀牙的自由，而且更把加氟視為卑鄙的陰謀（這是最極端的看法），是有心人想借這種強製下毒的手段，戕害一般大眾的身體。庫勒裏克（stanley kubrick）導演的《奇愛博士》（<i>dr.strangelove</i> ，1963）一片，即對這類意識有極為生動的描寫，將人類對科學的懷疑以及對其後果的恐懼，完全表露無遺。
隨著生活日益為現代科技——包括其中的醫學技術——及與之同來的風險所吞沒，北美文化的孱弱體質，也有助於這類疑懼心理的散布。美國人好訴訟，喜歡上法庭解決人生一切問題的這種奇怪癖性，更讓我們看清他們心中存有的恐懼（huber，1990，pp.97—118）。豈不見殺精型避孕藥（spermicides）導致畸形胎兒嗎？豈不見高壓電線對附近居民的健康有害嗎？專家有專家的判斷標準，平常人則有他們的希望和恐懼，兩者之間的鴻溝，更由於雙方在意見上的差距而愈深。在專家隻顧“一萬”的冷靜分析裏麵，可能認為利害相權之下，為了更大的利益，值得付出少量風險。但是對隻怕“萬一”的個人來說，自然隻希望風險為零（至少在理論上如此）。[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