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4 失去彈性的宋代政治
羅輯思維2：有種、有趣、有料 作者：羅振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宋代政治在北宋仁宗時就完成了士大夫階層的覺醒。剛開始的時候，宋太宗也像唐太宗一樣，一看這麽多舉子來應試，他就感覺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都為我所用。可是到了宋代仁宗朝再往後，就有了一個清晰的概念叫“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這個時候士大夫的力量就開始成為朝廷上的主導力量，但同時又暴露出了中國人的一個缺陷，就是士大夫凡事基於意氣，認死理，搞黨爭。最典型的就是王安石變法，兩派士大夫那真是有你沒我。咱倆不談是非，咱倆就談派係，你隻要不是我這邊的你幹什麽都錯。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司馬光上台第一天就把所有的新法盡廢。當時王安石在南京說有些法明顯是有功效的，為什麽也要廢掉呢？這已經不是什麽具體的政策之爭了。
王安石變法之後，宋朝翻過來掉過去就是搞黨爭，這派上台，那一派就徹底踩下，那一派上台，這一派就徹底踩倒。所以整個宋代的政治就是一個失去了彈性的政治。
那麽到了高宗趙構和嶽飛的那個時候，這個彈性變得非常脆弱。當時朝廷上隻有兩派，一派主和，一派主戰。主和派一定是漢奸嗎？不一定，就是圍繞在秦檜路線周圍的那一群士大夫。至於主戰派是不是一定全是抗金名將，全是謀國的板蕩之臣呢？也不一定。
小編補充：宋代士大夫社會地位之尊崇，仿佛皇帝的合作夥伴。誠如餘英時先生所說：“宋代皇帝基本上接受了儒家的政治原則，一方麵把士大夫當作共治的夥伴，另一方麵又尊重他們以道進退的精神。”這個共治的標誌性口號是範仲淹所說的“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文彥博所說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及程頤所說的“天下安危係宰相”。
小編補充：新、舊黨爭是北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圍繞在王安石變法新政的執行上所引發的一場黨爭。新黨支持新政，舊黨反對新政。新政雖切中時弊，然朝中守舊大臣極力反對，其中不乏有影響力的人物，如韓琦、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王安石唯有引用呂惠卿、曾布、章惇及韓絳等新人。新、舊黨爭前後五十餘年，對北宋的政治產生頗大影響。由於新、舊兩黨更迭執政，王安石曾兩度退職，新政時行時廢，臣民無所適從。
你看後來甲午戰爭時，如翁同龢這種主戰派，那才叫誤國文人。真正在前線主持戰事的李鴻章這種人，都被罵成投降派、主和派。所以在中國古代政治當中，真正敢跳出來說我主和的人，不僅要有政治智慧，而且要有道德擔當。
這個擔當往往皇帝本人都沒有。你像明代的崇禎皇帝，其實到最後也想跟後金談判，剛派人私下去談，結果風聲就漏掉了，他就隻好把這個人殺掉。皇帝也不敢當主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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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孔雀王：嶽飛就是中國人心目中的一個精神寄托，真實的嶽飛沒有武聖廟的嶽王爺那麽偉大，甚至可能還有一些人性上的缺點。這些誰都知道，人無完人嘛，廟裏的嶽飛和真實的嶽飛本就不是一回事。當時既然已經把他當做聖人了，現在何必去翻那些齷齪的舊賬呢？又不是什麽獨一無二的新觀點，這種事中國幾千年時不時就會發生一回。把嶽飛拉下聖壇到底有何用處。現在就隻是能表現自己夠聰敏夠博學。仔細想從古至今不管是神仙還是英雄，隻要你肯花時間上網搜索都能找出缺點。但把這些都拉下馬有何好處。難怪在改革開放後，外國人說我們缺乏信仰。由於我們太自大又隻相信錢。
@薑士弘：你說的其實有道理，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曆史觀和價值觀，我不能反駁你，但我想說的是真實的政治並不簡單，就是這麽殘酷，看為人處事、個人喜好是一回事，曆史與政治之複雜又是另一回事。嶽飛是偶像沒錯，他也是我偶像，但偶像就能遮蔽一切嗎？老羅的目的，我覺得並不是為了醜化某人（事實上也沒有），他隻是告訴我們，看事情不能太片麵，同時他也為我們介紹了當時的政治環境，這難道不是一種科普嗎？不是對曆史知識的一種宣傳嗎？對於當今時代絕大多數看不進書的人來說，這種知識的傳播是非常好的。
回到嶽飛。既然國家的大計已定，我們要跟金國談和，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那就要讓主戰派閉嘴。隻有殺嶽飛，其他人就都老實了。當時韓世忠已經開始閉門思過了，殺他沒有用。主和還是不能成為國家的大政方針。“爭國是”成為當時宋代政治缺乏彈性的一個最終結果。所以嶽飛必須死。
這跟你自己有沒有野心，跟趙構是不是怕你，其實已經沒有什麽關係了。一千多年之後，我們再來看嶽飛的這個悲劇，其實不是哪個人的悲劇，也不是奸臣和良臣，也不是昏君和忠臣之間的衝突。他是一個有才華的個人跟整個僵化的、僵硬的、僵死的政治結構之間的悲劇。
所以我特別感慨，我們幸好生活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可以以一個個體崛起的姿態跟整個世界對話。我們不是嵌入到哪一個權力係統，一個頂端的問題會成為所有人的問題。我們可以任意地接入到任何一個係統中，選擇我們願意過的自由的生活。說到這兒我還願意帶大家複習一下前幾集講過的那種u盤化生存的原則。我們就是“自帶信息，不裝係統，隨時插拔，自由協作”，這種福分隻有我們這一代人才享得了。
（本章社群編輯：杜若洋）
這個時候士大夫的力量就開始成為朝廷上的主導力量，但同時又暴露出了中國人的一個缺陷，就是士大夫凡事基於意氣，認死理，搞黨爭。最典型的就是王安石變法，兩派士大夫那真是有你沒我。咱倆不談是非，咱倆就談派係，你隻要不是我這邊的你幹什麽都錯。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司馬光上台第一天就把所有的新法盡廢。當時王安石在南京說有些法明顯是有功效的，為什麽也要廢掉呢？這已經不是什麽具體的政策之爭了。
王安石變法之後，宋朝翻過來掉過去就是搞黨爭，這派上台，那一派就徹底踩下，那一派上台，這一派就徹底踩倒。所以整個宋代的政治就是一個失去了彈性的政治。
那麽到了高宗趙構和嶽飛的那個時候，這個彈性變得非常脆弱。當時朝廷上隻有兩派，一派主和，一派主戰。主和派一定是漢奸嗎？不一定，就是圍繞在秦檜路線周圍的那一群士大夫。至於主戰派是不是一定全是抗金名將，全是謀國的板蕩之臣呢？也不一定。
小編補充：宋代士大夫社會地位之尊崇，仿佛皇帝的合作夥伴。誠如餘英時先生所說：“宋代皇帝基本上接受了儒家的政治原則，一方麵把士大夫當作共治的夥伴，另一方麵又尊重他們以道進退的精神。”這個共治的標誌性口號是範仲淹所說的“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文彥博所說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及程頤所說的“天下安危係宰相”。
小編補充：新、舊黨爭是北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圍繞在王安石變法新政的執行上所引發的一場黨爭。新黨支持新政，舊黨反對新政。新政雖切中時弊，然朝中守舊大臣極力反對，其中不乏有影響力的人物，如韓琦、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王安石唯有引用呂惠卿、曾布、章惇及韓絳等新人。新、舊黨爭前後五十餘年，對北宋的政治產生頗大影響。由於新、舊兩黨更迭執政，王安石曾兩度退職，新政時行時廢，臣民無所適從。
你看後來甲午戰爭時，如翁同龢這種主戰派，那才叫誤國文人。真正在前線主持戰事的李鴻章這種人，都被罵成投降派、主和派。所以在中國古代政治當中，真正敢跳出來說我主和的人，不僅要有政治智慧，而且要有道德擔當。
這個擔當往往皇帝本人都沒有。你像明代的崇禎皇帝，其實到最後也想跟後金談判，剛派人私下去談，結果風聲就漏掉了，他就隻好把這個人殺掉。皇帝也不敢當主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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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孔雀王：嶽飛就是中國人心目中的一個精神寄托，真實的嶽飛沒有武聖廟的嶽王爺那麽偉大，甚至可能還有一些人性上的缺點。這些誰都知道，人無完人嘛，廟裏的嶽飛和真實的嶽飛本就不是一回事。當時既然已經把他當做聖人了，現在何必去翻那些齷齪的舊賬呢？又不是什麽獨一無二的新觀點，這種事中國幾千年時不時就會發生一回。把嶽飛拉下聖壇到底有何用處。現在就隻是能表現自己夠聰敏夠博學。仔細想從古至今不管是神仙還是英雄，隻要你肯花時間上網搜索都能找出缺點。但把這些都拉下馬有何好處。難怪在改革開放後，外國人說我們缺乏信仰。由於我們太自大又隻相信錢。
@薑士弘：你說的其實有道理，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曆史觀和價值觀，我不能反駁你，但我想說的是真實的政治並不簡單，就是這麽殘酷，看為人處事、個人喜好是一回事，曆史與政治之複雜又是另一回事。嶽飛是偶像沒錯，他也是我偶像，但偶像就能遮蔽一切嗎？老羅的目的，我覺得並不是為了醜化某人（事實上也沒有），他隻是告訴我們，看事情不能太片麵，同時他也為我們介紹了當時的政治環境，這難道不是一種科普嗎？不是對曆史知識的一種宣傳嗎？對於當今時代絕大多數看不進書的人來說，這種知識的傳播是非常好的。
回到嶽飛。既然國家的大計已定，我們要跟金國談和，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那就要讓主戰派閉嘴。隻有殺嶽飛，其他人就都老實了。當時韓世忠已經開始閉門思過了，殺他沒有用。主和還是不能成為國家的大政方針。“爭國是”成為當時宋代政治缺乏彈性的一個最終結果。所以嶽飛必須死。
這跟你自己有沒有野心，跟趙構是不是怕你，其實已經沒有什麽關係了。一千多年之後，我們再來看嶽飛的這個悲劇，其實不是哪個人的悲劇，也不是奸臣和良臣，也不是昏君和忠臣之間的衝突。他是一個有才華的個人跟整個僵化的、僵硬的、僵死的政治結構之間的悲劇。
所以我特別感慨，我們幸好生活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可以以一個個體崛起的姿態跟整個世界對話。我們不是嵌入到哪一個權力係統，一個頂端的問題會成為所有人的問題。我們可以任意地接入到任何一個係統中，選擇我們願意過的自由的生活。說到這兒我還願意帶大家複習一下前幾集講過的那種u盤化生存的原則。我們就是“自帶信息，不裝係統，隨時插拔，自由協作”，這種福分隻有我們這一代人才享得了。
（本章社群編輯：杜若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