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人社會”的製度成本


    剛才提到的孫立平老師,年輕的時候讀書看到過這麽一個段子。說晉商真是仁義啊,有一個財東生意做賠了,欠了另外一個財東六萬兩白銀,實在還不上,怎麽辦?他就跑到人家門口,一個頭磕地下,說明情況。對方哈哈一笑,六萬兩白銀說不要就不要了。還有一個人也是欠了別人的錢,最後還不上,怎麽辦?送一個籮筐,裏麵擱一把斧頭,這是當地的一個儀式,然後到人家家裏。人家也是哈哈一樂,不就一千兩銀子嗎?不要了。當時讀的時候覺得民風真是純樸啊,我們祖上這些儒商多有派頭,多大數目的銀兩,說不要就不要了。


    可是後來孫老師到山西實地考察,聽當地的人把這些故事再說出來之後,就完全不是一個味道了。當地人告訴他,事兒是這麽個事兒,但是你要想,在同一個村子或者同一個鎮上,大家是祖祖輩輩,世世代代住在一起,你家老祖宗給他家老祖宗趴在地上磕過一個頭,那就算是永遠抬不起頭了。


    @大樓樓:改變社會,需要“日拱一卒”的精神,也需要“日積寸功”的步法。看慣了國人開車的霸道和自私,厭倦了社會中人人為蠅頭小利而出賣自尊。這是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我等隻有從自身做起,影響周邊人,教育好下一代,堅信法製、理性、民主終會到來。


    這就是熟人社會的信用關係,靠多次博弈,靠相互之間的知根知底形成一種信用機製。所以你一旦不守信用,那種懲罰可不是當時這一個人丟臉哦,是千秋萬代子孫後世永遠的丟臉哦,這種懲罰機製就可以建立起來。


    可是我們這一代人麵對的是一種城市生活,按照芝加哥社會學派[2]的說法,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城市的最典型的特征是一種隱名匿姓的生活。在陌生人社會,對門住幾十年,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對方姓甚名誰;辦公室同事一起工作幾年了,你還不知道對方住哪兒,這在原始生活的村落裏是不可想象的。但現代的城市生活就是這樣,與我們打交道的都是陌生人,陌生人之間就沒有多次博弈的機會,那怎麽建立信任呢?沒有信任我們又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wspuwu:西方的那些信息管理追蹤隻是手段,根本在於政治體製,或者說作用於體製之上。而且西方的民主幾百年前就建立起來了,那時候還沒有信用卡之類的東西。


    @戰鷹飛翔:其實講的就是經濟學裏的博弈論!


    中國社會現在恰恰是一個轉型社會,介於原來的“熟人社會”和現在的“生人社會”之間的狀態,很多社會矛盾就這樣發生了。關鍵點就在於所謂的製度成本。《羅輯思維》此前有一期節目專門講過製度成本。舉個小例子吧,幾年前我當記者的時候到溫州采訪,當時正好中國放開民間的小額借貸,一個當地的老板剛剛開了一個小額借貸公司。我就問他,說:“大銀行都不敢做這種小額借貸,因為信用成本太高,你怎麽就敢呢?”他哈哈一笑,說:“我們溫州人哪家要借錢,他們的信用狀況怎麽樣,生意做得好不好,打幾個電話就知道了,這些東西銀行是沒辦法搞清楚的。”你看,這就是製度成本。不是說製度是好是壞,是對是錯,關鍵是花多少錢能夠建立這樣的製度成本。


    @505905480:無論羅胖觀點是否與我的思想相同,他每講的一個主題都將在我腦海裏碰撞。不論對與否,它至少讓我的腦筋轉動了。


    收窮人的稅,放富人的水


    為什麽現代社會一定需要以公民的單一身份為基點來聯通這個人所有的信用信息,關鍵就在於這裏,這是建立現代化社會的關鍵一步。舉個例子,前幾年中國為了解決貧困大學生上學的學費問題,很多學校、銀行都推出了大學生的貸款。可是後來怎樣呢?很多地方還款率不足80%,有20%多的人就賴掉了,銀行唯一的辦法就是扣住他們的畢業證,說你不把錢給我,畢業證就不發你。有人說不發就不發唄,不要了。反正滿大街都是辦證的。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填寫自己是大專以上學曆的人數,和教育部認可的有大專以上學曆的人數相差多少?相差60萬。那個時候是2000年,還沒有現在隨處可見的辦證小廣告啊,想想看現在有多少?所以,一個學生證能對別人起多大約束作用?如果沒有一個跟隨人一輩子的社會信用體係,你怎麽樣在陌生人之間建立信用呢?


    @左德fefe:說得很好,雖然評論裏有很多反對的聲音。但引起公眾的思考本身就是一大成就。在物欲橫流的現今社會,思考國家民族正確的前進方向,是難能可貴的。而在困境中思索積極解決方法的,更是難上加難。在現在的網絡裏充斥了抱怨悲觀和一些自以為看透世事而欣欣然的放棄論者,而去積極改變自己改變社會的人卻難以看到。都說現今社會改變有多難,能難過中華民族百年恥辱期,那時的改變需要付出多少代價。而現在很多人隻會在鍵盤上敲出幾個抱怨的詞,就說太難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改變不難,缺少的是決心。


    再比如說,現在都說中產階級稅賦高啊,所得稅不合理啊。到底是所得稅不合理呢,還是我們的基礎製度沒有建設起來?現在中央征稅隻能說,誰收入高就征誰的稅,可是那些收入真正高的人,誰都不知道他有多少錢。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所謂的收入高的,都是那些填工資單的人。坐辦公室的白領嘛,hr部門給你發工資,然後單位代繳代扣嘛,自然就知道你掙了多少錢,所以所有這些稅賦都堆在白領身上。國家並不是不想征收那些富人的稅,關鍵是你怎麽知道他有多少錢?連他老婆都不知道,老婆離婚的時候還得找私人偵探去查他老公到底有多少錢,一個稅務部門又怎麽知道呢?這就是當社會基礎製度尚未建立的時候,我們構建一個生人社會的一些基本的製度缺憾。


    伴隨著信息登記與公開製度的醞釀和發酵,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腐敗的黑箱終有一天被砸爆!


    當然,我們說的基本製度不僅包括現金管理、統一的信息平台,其實也有道德問題。隻不過這種道德必須也是建立在這些基本製度之上。比如說,有一個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讓他朋友給他寄一個手機,結果回家打開包裹一看,手機丟了。他直接找英國的郵政局投訴,郵政局二話沒說把手機錢賠了。中國人會說,這英國郵政局膽兒可夠大的呀,怎麽就敢直接賠這個錢?這要是中國的商家還不得反複核查,到底有沒有丟啊?是不是你自己黑了呀?等等。


    西方的很多社會製度恰恰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製度很嚴密?錯!其實製度很粗糙。歐洲的很多地方的火車站都沒有什麽檢票口,買完票直接上月台就行了。有的電話公司做活動,送新手機,隻要你以後用這個手機打電話交話費就可以了,簽一個字就可以領走。據說有很多中國的留學生就去領,領完紅的再領個綠的,然後回家問家裏人,你喜歡紅的還是喜歡綠的?家裏人挑得不亦樂乎。


    @lizhipan:有幾點說得沒錯,我在德國生活了一段時間。發現這個國家真的是基於誠信的社會製度。地鐵、輕軌、火車,這些都沒人查票,停車也是自己自覺去交停車費,沒人管的。在網上買東西,如果家裏沒人,快遞員會直接給你的鄰居簽收,一幫人去酒店或健身館,都是自己點些飲料、點心什麽的,最後結賬的時候,你直接走不付錢都沒人知道,自覺地話主動去付錢,而且你自己說喝了什麽,服務生就給你按什麽算錢,根本就不記錄你這個人到底點了什麽。不是所有人但至少大部分人都遵守遊戲規則,這就是誠信社會。有了這樣的基礎,你還需要靠各種各樣的圍堵或懲罰措施嗎?當然在德國一旦被發現不誠信後果也是很嚴重的。雖然現在國家強大了,但我還是發現有很多貪小便宜的人。


    可以想象一下,這件事情如果發生在西方社會的一個典型家庭,父親好意思把那白領的、多領的手機給家人挑嗎?他的家人會看不起他的呀!而這種看不起實際上就是一種道德上的懲罰,這種逐漸建立起來的道德懲罰,就會形成一種道德水準,這是生人社會構建信任的基礎製度建設。而我們現在的建設才剛剛開始第一步。


    羅胖薦書:《重建社會》


    作者:孫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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