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國史新論》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
我們先問一句，什麽叫文化？這兩個字，本來很難下一個清楚的定義。普通我們說文化，是指人類的生活，人類各方麵各種樣的生活總括匯合起來，就叫它做文化。但此所謂各方麵各種樣的生活，並不專指一時性的平鋪麵而言，必將長時間的綿延性加進去。譬如一人的生活，加進長時間的綿延，那就是生命。一國家一民族各方麵各種樣的生活，加進綿延不斷的時間演進，曆史演進。便成所謂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國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個國家民族沒有了文化，那就等於沒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謂文化，必定有一段時間上的綿延精神。換言之，凡文化，必有它的傳統的曆史意義。故我們說文化，並不是平麵的，而是立體的。在這平麵的、大的空間，各方麵各種樣的生活，再經曆過時間的綿延性，那就是民族整個的生命，也就是那個民族的文化。所以講到文化，我們總應該根據曆史來講。
什麽是中國文化？要解答這問題，不單要用哲學的眼光，而且更要用曆史的眼光。中國文化，更是長時期傳統一線而下的，已經有了五千年的曆史演進。這就是說，我們國家民族的生命已經綿延了五千年。但是這五千年生命的意義在哪裏，價值在哪裏呢？這好像說，一個人活了五十歲，他這五十年的生命意義何在？價值何在？要答複這問題，自該回看他過去五十年中做了些什麽事，他對於社會、國家、人類曾有些什麽貢獻，他將來還有沒有前途。我們同樣用這種方法來看中國民族，這五千年來它究竟做了些什麽，它在向哪一條路跑。如我們日常起居生活，都有他的目的和意義，如是一年兩年，三年五年，天天老是這樣操作著，他定有一個計劃。如果他的計劃感到滿足完成了，那他又將生出另外一個想像。中國近百年來所遭遇的環境，受人壓迫，任人蹂躪，可謂痛苦已極。假如有一時候，中國人又處在獨立自由，國勢興隆，幸福康樂的環境下，再讓他舒服痛快地過日子，那麽這時候，它又將怎樣地打算呢？他會又想做些什麽呢？要解答這問題，我們就要看中國文化本來是在向哪一條路走。這就說到了一個國家民族文化內在的性格。中國人現在不自由，不平等，國勢衰弱，遭人壓迫，事事都跟著人家後麵跑，那是暫時事，難道中國人五千年來都在跟著人家腳後跟的嗎？就算是如此，難道它心中就真的沒有一條路線一個向往嗎？一個人在他的生命中，定有他自己所抱的希望與目的。如果沒有了，那麽他的生命就毫無意義與價值了。國家民族也如此。我們中國既經了五千年曆史，他到底在向著哪一條路跑的呢？這是我們要明了的第一點。第二點，它究竟跑了多少路？曾跑到了它的目的沒有？還是半途停止了？這就如我們常說的中國文化衰老了嗎？已經死了嗎？我現在就想用曆史觀點來講明這一些問題。
中國文化傳統，是有它的希望和目的的。我們現在隻要看它在哪條路上跑，到底跑了多少遠，是繼續在進步呢？還是停住不再向前了？還是轉了方向，拐了彎？我們講中國文化傳統演進，就該注重在這些問題上。因此我此刻所講，雖是已往的曆史，但可以使我們了解中國現在的地位，和它將來的前途。
再換一方麵說，我們如果要寫一本中國文化史，究竟應該分幾期來寫呢？曆史本不能分期，好像一條水流不能切斷，也像人的生命般不能分割。但我們往往說，某人的一生，可以分成幾個時期。像說某人第一時期是幼年在家期，第二是青年求學期，第三或是從事革命期，第四第五是什麽時期等。我們若將他這樣地分成幾個時期了，我們自可知道他曾希望做些什麽，又完成了些什麽。我也想將中國文化史分成幾期，來看它循著哪一條路走。但分期實在很難，我們先得要看準它所走的路線，才能決定怎樣去分程。我個人想，把中國文化從有史起到現在止，分為三期。秦以前為第一期，秦以後到唐為第二期，唐以下到晚清為第三期，現在則是第四期開始。這樣分法，我想諸位無論是學曆史的，或不是的，都會感到，這是很自然的一種普通一般的分法。我們普通談中國史，大都說秦以前的學術思想最發達，最好，秦以後就衰落不興了。又有些人說，漢、唐時代的政治和社會都很富強隆盛，有成績，唐以下宋、元、明、清各代就都不成了。由這裏，可見普通一般人，大都也將中國史分成這幾段。
二
說到中國文化，如果我們想把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另一種文化來作比，盡不妨是很粗淺，很簡單，但相互比較之後，便更容易明白彼此之真相。我想最好是把歐洲文化來作比。因為如巴比倫、埃及等，現在都己消失，他們的生活，似乎沒有什麽力量，因此也沒有綿延著很長的曆史，隻在某一時間之內曾飛煌騰達過，但不久即消失，猶如曇花一現，不能久遠。若論能長時間奮鬥前進的，從目前說，隻有兩個文化，一是中國，一是歐洲。我們若把此雙方互作比較，便可見許多不同的地方。
歐洲曆史，從希臘開始，接著是羅馬，接著北方蠻族入浸，輾轉變更，直到今天。他們好像在唱一台戲，戲本是一本到底的，而在台上主演的角色，卻不斷在更換，不是從頭到尾由一個戲班來扮演。而中國呢？直從遠古以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連台演唱的都是中國人，秦、漢、隋、唐各代也都是中國人，宋、元、明、清各代，上台演唱的還是中國人，現在仍然是中國人。這一層便顯然雙方不同了。再說一個譬喻，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的比較，好像兩種賽跑。中國是一個人在作長時間長跟離的跑。歐洲則像是一種接力跑，一麵旗從某一人手裏依次傳遞到另一人，如是不斷替換。那麵旗，在先由希臘人傳遞給羅馬，再由羅馬人傳給北方蠻族，現在是在拉丁條頓民族手裏。而有人卻說，說不定那麵旗又會由斯拉夫民族接去的。而且他們這麵旗，也並不是自己原有的，乃是由埃及人手裏接來的。
所以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相比，有兩點不同。第一，就時間綿延上講，中國是由一個人自始至終老在作長距離的跑，而歐洲是由多人接力跑。第二，就空間來說，歐洲文化，起自希臘、雅典，由這個文化中心，向四周發散。後來希臘衰微，羅馬代興，文化中心便由希臘搬到羅馬，由羅馬再向四周發散。因此他們在曆史演進中的文化中心，也從一個地方另搬到別一個地方，依次地搬。到近代列強並立，文化中心也就分散在巴黎、倫敦、柏林等地方，再由這幾個中心各自向四周發散。所以西方文化，常有由一個中心向各方發散的形態。而且這些文化中心，又常是由這一處傳到那一處。這種情形，連帶會發生一種現象，就是常有文化中斷的現象，在這裏告了一個段落，然後在別處再來重演。中國文化則很難說是由這一處傳到那一處，我們很難說中國文化是由山東傳到河南，再由河南傳到陝西，由陝西傳到江西，由江西傳到江蘇，如是這般地傳遞。中國文化一擺開就在一個大地麵上，那就是所謂中國，亦即是所謂中國的體了。關於這一點，在古代曆史上，似乎已難加詳說。但到了春秋時代，中國文化已經很明顯地平擺在中國的大地麵上了。有體便有用。試看當時齊、晉、秦、楚各國散居四方，而一般文化水準都很高，而且可說是大體上一色的。這就可見中國文化水準在那時早已在一個大地麵上平鋪放著了。我們不能說漢都長安，漢代文化就以長安為中心，再向四麵發散。當時的長安，不過是漢代中央政府所在地，人物比較集中，卻不是說文化就以那裏為中心，而再向四周發散。所以中國文化乃是整個的，它一發生就滿布大地，充實四圍。而歐洲文化則係由一個中心傳到另一個中心，像希臘傳到羅馬，再傳到東羅馬。因此西方文化可以有幾個中心變換存在，而中國文化則極難說它有一個中心，我們很難說某一地點是中國文化的中心。因此西方文化可說它有地域性，而中國文化則決沒有地域性存在。許多地方，在曆史中，根本沒有做過政治中心，但始終在文化大體之內，有其相等極高的地位。這種比較，是從雙方外麵看，很簡單很粗淺地相比較，而約略作為如此說。為什麽我們要把西方文化來和中國文化如此相比呢？因為這一比，就可以看清楚我們自己的文化發展，到底是什麽一個樣子。
三
我現在想由外麵形態轉進一步，來講中國文化的意義究竟在哪裏。上麵說過，中國文化開始就擺在一個大局麵上，而經曆綿延了很長時期。這裏便已包蘊中國文化一種至高至深的大意義。中國一部古經典《易經》說：“可大可久”，這是中國人腦子裏對於一般生活的理想，也就是中國文化價值之特征。以現在眼光看，中國是世界之一國，中國人是世界人種中一種。我們用現代眼光去看秦以前中國古人的生活，有些人喜歡說中國古人閉關自守，和外國人老死不相往來。這種論調，我們若真用曆史眼光看，便知其不是。我們也很容易知道中國幾千年前的古人，對於幾千年後中國近人這樣的責備，他們是不肯接受的。在古代的中國人，一般感覺上，他們對於中國這一塊大地，並不認為是一個國，而認為它已可稱為天下，就已是整個世界了。中國人所謂天下，乃一大同的。封建諸侯，以及下麵的郡縣，乃屬分別的。
我們不要輕看當時那些封建的國，在它們都曾有很長的曆史。像衛國，國上雖小，卻是最後才亡於秦國的，它已有九百年曆史。現在世界各國，除中國外，哪一個國家傳有九百年曆史呢？其餘像齊、楚諸國，也都有八百年左右的曆史。在現在人腦子裏，一個國有八百年曆史，實已夠長了。中國當時的四境，東南臨大海，西隔高山，北接大漠，這些地方，都不是中國農業文化所能到達。《中庸》上說：“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這像是秦代統一前後人的話，在當時，實在認為中國已是一個天下了。當時人認為整個中國版圖以內的一切地方，就同是一天下，就同在整個世界之內了。在這整個世界之內，文化已臻於大同。至於在中國版圖以外的地方，因為那時中國人的文化能力一時難及，隻好暫擺一旁，慢慢再說。好像近代歐洲人，對非洲、澳洲和南美洲等有些地方，豈不也因為他們一時力量有限，還未能充分到達，便也暫擱一旁，慢慢再說嗎？可見古代中國人心理，和近代西洋人心理，何嚐不相似，隻是當時交通情形比現在差得稍遠而已。
在那時，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大單位，那時隻有中國人和中國。所謂中國，就是包括整個中國人的文化區域。他們以為這就已經達到了世界和天下的境界，世界大同，天下太平，這是中國古人理想中的一種人類社會。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這就是中國文化所希望達到的理想了。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化是人類主義即人文主義的，亦即世界主義的。它並不隻想求一國的發展，也不在想一步步地向外擴張它勢力，像羅馬，像現在一般壓迫主義、侵略主義者的西方帝國一般。惟其如此，所以使中國文化為可大。
以上隻就中國文化觀點籠統地來說，若要具體一點講，可以舉幾個例。像孔子，他的祖先，是商朝之後宋國的貴族，後來逃往魯國。但孔子一生，就並不抱有狹義的民族觀念，他從沒有想過滅周複商的念頭。也不抱狹義的國家觀，他並不曾對宋國或魯國特別地忠心，他更沒有狹義的社會階級觀念，他隻想行道於天下，得道於全人類，所以孔子實在是一個人類主義者，世界主義者。又像墨子，我們不能詳細知道他的國籍和出身，隻知他一樣是沒有狹義的國家觀和階級觀的。至於莊子、老子，那就更沒有所謂國家觀、階級觀了。
我常說，在戰國時，學者抱有狹義國家觀念的，總共隻有一個半，一個是楚國的貴族屈原，當時很多人勸他，楚王既然不聽你的話，你大可離楚他去。但他是一個楚國的貴族，無論如何不肯離開楚國。楚王不能用他，他便投江自盡，這可以說是一個抱有強烈民族觀念、國家觀念的人。另外半個是韓非，他是韓國貴族，他在先也有很強烈的國家觀念，但他到秦國以後，意誌就不堅定了，所以隻能說他是半個。但我現在仔細想來，屈原是一個文學家，富於情感，他想盡忠楚王，被讒受屈，再往別處去，也未必不再受讒受屈，因此他憤懣自殺了。我們該從他文學家的性格情感上來看，他也未見定是一位狹義的國家主義者。
如此說來，先秦諸子，實在沒有一個人抱著狹義的國家主義。當時一般學術思想，都抱有一種天下觀，所以說：“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修身、齊家、治國，最後還是要平天下。這個理想，到秦始皇時代，居然實現，真成天下一家了。所以中國文化，開始就普遍地擺在一個大地麵上，希望隻要交通所達，彼此都相親相愛，結合在一起。他們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個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全人類和平幸福的社會。
這種世界觀，又和西方耶穌教隻講未來天國，而不注重現實世界的有不同。中國孔孟諸子，深細說來，他們並非沒有宗教信仰。隻他們所信仰者，在現實人生界，而不在求未來和出世，而春秋戰國時代一般的想望，到秦朝時，己經算到達了。至於當時在四周的一些外族，一時不能接受我們文化熏陶，我們暫時不理會，待他們能和我們處得來的時候，我們再歡迎他們進到我們疆界裏麵來，和我們一起過生活。因此那時雖還有化外蠻夷，但因中國那時的農業文化，還沒有方法推進到沙膜、草原、高山等地帶去，因於和他們生活不同，而於是文化不能勉強相同，沒有方法來教他們也接受中國人所理想的生活和文化，則暫且求能和平相處便算了。
以上所說，隻在說明中國在秦以前，是中國文化的第一期。在這期間，中國人已經確實實現了他們很崇高的理想。已經有了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大觀念，而且也已相當地有成績。
四
到了第二期，秦、漢、隋、唐時代，政治武功，社會經濟，都有很好的設施，秦朝統一天下，造成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局麵。這便已是現世所謂的民族國家了。換言之，秦時的中國，早已是相當於近代人所謂的現代國家了。秦以後，兩漢、隋、唐，中國文化的最大成就，便是在政治和社會的組織方麵。大一統的政治和平等的社會之達成，這便是漢、唐時期的成績。我們總覺得，中國到現在為止，學術思想方麵還超不出先秦，政治社會方麵還超不出漢、唐。漢、唐這一段曆史，很難簡單講，如今不得已，姑且簡說一些。
一般人往往說，中國過去是一個君主專製的國家，我認為稱它是君主則誠然的，稱它為專製，那就未免有一點冤枉。中國社會，自秦以下，便沒有所謂特權階級之存在。政府裏麵的做官人，並不是社會上享有特權的貴族。那麽秦漢以下，什麽樣的人，才可以做官呢？用一句現在時行的話來說，什麽人才可以參預政治呢？中國從漢以下，國民參政，均有一種特定的製度，漢製先入學校受教育，畢業後，進入政府曆練辦事，做事務官，當時稱做“吏”。待他練習實際行政有經驗，有相當成績，便得推舉到朝廷，再經一度考試，才正式做政務官。至於官階高低，則由其服官後成績來升降。魏、晉、南北朝以下，此製有變動，但大體總有一製度。唐以後直到清代，便是有名的科舉製。所以中國自漢以後，固然有皇帝，但並沒有封建貴族。又並沒有由資本家變相而來的財閥貴族。做官人都由民眾裏麵挑選受教育有能力的人來充當，並在全國各地平均分配。東漢時，大概二十萬戶口中，可以有一人參政。直到清代，各省應科舉的人，都規定錄取名額，仍是照地域平均分配。單由這一點看，中國傳統政治，早不是君主專製。因全國人民參政，都由政府法律規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即如清代考試製度所規定的考試時日，兩百幾十年來也未曾更改過。所以中國的傳統政治，實在不能說它是君主專製。
在這樣一種政治情形下，便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社會情況。春秋戰國時，中國還是封建社會，分有公、卿、大夫、士、庶人等階級，而且分得很清楚。秦以後，封建社會早沒有了，那時本可有漸漸走上資本主義社會的趨勢。求貴路的走不通，大家都朝著求富的路走，這本是極自然的。中國地大物博，也很適宜於經商發財。但一到漢武帝時，定出新法規，規定讀書受教育的人才能做官，做了官的人就不能再經商做生意。而且規定有專利的大商業都由政府經管，人民經商，所得稅又抽得很重。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便走上了似乎近代人所謂的統製經濟那一條路。這時候，封建製度推翻，私人經濟又不能無限發展，而政府又定下考試製度來，規定國民有受教育經選拔得參政做官的權益。這種情形，在當時中國人心下，大家覺得很合理，因此封建社會去了，資本主義的社會沒有來，大家在教育文化上著意努力，來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因此也不想再要求另一種出世的宗教，來求安慰，換言之，他們就可在現實生活中安身立命了。
但這樣說來，諸位定會問，漢代製度既然如此好，當時生活又是這樣合理，為什麽漢代又會衰亡的呢？這問題急切不能詳細答，這等於問，你今天身體健康，很強壯，為什麽後來又會生病的呢？又好像問你現在已經吃得很飽，為什麽等一下還要餓，還要再吃的呢？這些問題，本可以不問，問了便牽涉得太遠。但是我們總不免要問，漢、唐時代的政治社會，既然這麽合理，為什麽如今卻弄得這樣糟？這問題，我再往下是要說明的。我們都知道，自漢末大亂以後，那時的中國人，便覺得這世界現實沒有意義，政治不清明，社會不公道，一般人心都很消極、悲觀，便轉而信宗教，信有出世，希望來生，那便是當時新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但為什麽今天的中國人，環境生活如此壞，但又不像魏、晉、南北朝那樣消極呢？這因現在人覺得有外國人可靠，還像有辦法。從前希望在來世，現今希望在國外。因此現在中國人崇拜了洋人，卻不易信宗教。如果我們有一時真覺毫無辦法，那就隻有信宗教求出世了。所以魏、晉、南北朝以下，信佛教的人特別多，直到唐代統一盛運再臨，才又恢複過來，再走上現實人生的大道。
漢、唐兩代的情形，現在不能詳說，大概宋代以下中國的社會與政治，都逃不出漢、唐成規。因此我們普通多說，宋代以下的政治和社會，好像沒有什麽長進了。但我們並不能因為漢、唐的學術思想超不出先秦，便說漢、唐沒有長進。因為在先秦時代，孔子、孟子一輩聖賢，都己將人生理想講得很高深，以後實在很難再超出。問題隻在如何般去求實現。漢、唐的成績，在能依著先秦人理想，逐漸做去，把那些理想逐步表現出來，那實在也是了不得。中國古人的理想，像先秦百家所提出的，本來已很高，很完美。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超過它們，這不能因此便說中國不長進。我們現在所謂漢、唐不如先秦，大概是指的學術思想方麵言，說漢、唐時代依然跑不出先秦學術思想的範疇。但我們要是進一步來說，先秦人的思想雖高，可是隻存空言。而秦以後漢、唐諸代，卻確在依著它實幹，使先秦人的思想逐漸在社會上實現。直到宋以下，政治社會，一切規模，都逃不出漢、唐成規。這便不好不說是漢、唐時代的進步了。在這裏，我敢大膽說一句，今後中國的政治社會，恐怕依然逃不掉漢、唐規模，如政治的一統性，社會的平等性，便是漢、唐的大規模。
五
現在我們再說，漢、唐諸代，建下了平等社會和統一政治的大規模，那時候的社會政治，比較先秦是很有進步了。政治清明，社會公道，國家富強，人生康樂。在這種環境下，一般人又將想些什麽呢？出世的宗教追求，打不進他們的心坎。這時候，中國人對人生最高理想，便把來放在如何發展各自的個性這一問題上。中國社會自始便懂得顧全大體，最注意大群生活。但顧全大體，側重大群生活，並不一定要犧牲個人的。而所謂個人幸福，在中國人心中，主要是在各個人個性的發展上。上麵說過，中國文化，自始就在一個大範圍之下平鋪著，待這一個大範圍安排妥帖了，便想進一步，在此大範圍之內，來要求各個人的個性之如何而可以盡量發展，中國人並不嗜好武力，也不貪求財富。因中國人也懂得，武力與財富，盡是外皮的，並不即是人生的真內容真幸福。因此中國的政治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便再進一步來期求各人內在個性的發展。個性發展的真實表現，一般說來，最主要的是在文學和藝術。其實文學亦即是藝術之一端。那時天下太平了，人的精神便用到生活享受和生活體味上。這就是文學和藝術的任務了。
兩漢時代，中國經過了四百年長治久安的時期，那時已漸漸開始講究到文學和藝術。但後來國運中衰，遇到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混亂，局麵未能安定，於是把當時人要走的路，臨時又中斷了。一到唐朝，社會又漸漸安定，於是文學藝術再度發展。所以說，學術思想最燦爛的時期，是在秦以前。政治社會最理想安定的時期，莫過於漢、唐。而文學藝術的普遍發達，則在唐代開國以後。這是中國文化史演進三大曆程，值得我們鄭重提出，來加以證明與闡述。
唐以前的文學，大體說，可分兩大類，一類可說是貴族的，另一類則可說是宗教的。藝術也是一樣，那時也隻有貴族藝術和宗教藝術之兩大類。姑舉實例言之，如圖畫在唐以前，大概多使用在王宮或廟宇。建築亦然，大建築也隻是王宮或廟宇了。這都隻可算是貴族的和宗教的。又如漢代文學，像司馬相如《上林賦》《子虛賦》之類，那便是我所謂貴族文學之好例。而像屈原《九歌》之類，則是宗教文學之好例。到唐代開國以後，中國的文學藝術，才逐漸由貴族的宗教的普遍解放，而轉化為日常平民的。我們以整個中國文學史來說，唐興以來才是平民文學的時代。以整個中國藝術史來說，唐初才有平民藝術之生長。我覺得唐代文學藝術境界，像杜工部的詩，韓昌黎的散文，顏真卿的字，吳道子的畫，這都是和先秦、孔、孟諸子的學術思想一樣，同是達到了一種超前絕後至高無上的境界。若說秦、漢以下，中國不再出孔、孟、老、莊，便認為是中國曆史不進步，則試問如杜、韓、顏、吳，他們的詩文字畫，以前何曾有過？這不該說中國曆史仍在進步嗎？當知中國文化之特別偉大處，並不在推翻了舊的，再來一套新的。而是在一番新的之後，又增添出另一番新的。以前的新的，不僅不須推翻，而且也不能推翻。而以後仍可有另一番新的興起。而以後的另一番新的，仍然有價值，仍然是不可能推翻的，那才見中國文化之真實偉大處。
現在要問，為什麽中國的文學藝術，要到唐以後才普遍發展呢？這因漢、唐時代，政治社會雖都有很顯著的成就，但是在那時，還是有變相的貴族之存在，須到宋以後，連變相的貴族也根本沒有了。說到大門第，宋代隻有韓、呂兩大姓，但也不好說他們是貴族。其他著名人物，都是道地的從平民社會出身。宋、明兩代，中國社會上，始終不再有貴族，不再有特殊階級。隻有元、清兩代的部族政權，我們不妨說那時的蒙古人和滿洲人，是中國社會裏的特殊階級。但這並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之向前演進所希望到達應該到達的。換言之，那是一種外力壓迫而強之使然的。
若論社會經濟，宋以後，卻一天天地繼續發展。唐朝還用布帛做貨幣，宋代則己經用鈔票。可見唐以前社會經濟，還不很活潑，宋以後就更見活潑了。但這裏有一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在唐以前，中國社會還不免有貧富懸殊，而宋以後的社會經濟，卻反而更趨向於平等了。經濟更活潑，而財富更平等，這不是一件極可注意研討的事嗎？這裏便可見中國文化演進之大趨向及其大意義所在。可惜我們此刻，對此問題，不能細論。姑從淺處說，中國社會本來從事農業的家庭多，但他們對於子弟，總希望能讀書，求仕進。無論哪一個家庭，如果隻有一個兒子，那麽他自然要操作生產，沒話說。但如果有兩個兒子，便可想辦法，哥哥多做些事，讓弟弟空些時間來讀書。如果有三個兒子，他們更可設法讓小弟弟空出整個時間來讀書。因為讀書接受了高等教育，便可參加政府考試，希望進入政府做大官，於是揚名聲，顯父母，光大門楣，這也是中國人喜歡多生兒子的一原因。隻要家庭裏有受教育的讀書人，就有出身做大官的希望。但是做大官人的家庭，往往三四代後，便中落。這因做了大官，獲得高俸厚祿，就可以不慮衣食，子弟們都可讀書，不必再從事生產勞作，像是很理想。但中國的考試製度，是永遠開放，永遠允許著盡量競爭意味的。於是那家庭，經曆幾代後，如果考試不如人，不能進取，也就無路可退，隻有重轉入貧落的行伍中。所以宋以後的社會，許多達官貴顯，不過三四代，家境便中落了。這一現象，永遠地存在，直到晚清。如曾國藩家書中，還是常常勸子弟一麵讀書，一麵仍要不忘耕作。因為惟有如此，才是可進可退的良策。於是宋以後的中國人，才始終維持著一種務農為主的經濟，常使社會平等，不再有階級懸殊。而讀書人，則愈推愈廣，數量也愈增愈多，學術風氣也益形發展。試問那樣的一個社會，不在武力上財富上無限向前，而隻在教育上文學藝術上不斷進步，是不是可說為一種比較更合人性更近理想的一個社會呢？
此外還有一情形，這就是宋以後，宗教信仰漸次淡薄了，那又是什麽原因呢？第一，宋以後的中國，己真有了平民教育。而魏、晉、南北朝時代，則教育限於門第，未能普遍到民間。因此當時隻有達官貴人的子弟，才受到教育，普通百姓人家，如要讀書，往往去到寺院或廟宇裏。待他們走進寺院廟宇，自然易於接受宗教信仰。宋以後，教育普及，書院極普遍，讀書再不必跑進寺院廟宇，因此宗教的魔力也就自然減少了。第二，中國的藝術文學，在其本質上，就可以替代宗教功用。這一層說來極微妙，很難說，但仍不妨姑且淺略地說。上麵說過，宋以後的文學藝術，都已平民化了，每一個平民家庭的廳堂牆壁上，總會掛有幾幅字畫，上麵寫著幾句詩，或畫上幾根竹子，幾隻小鳥之類，幽雅淡泊。當你去沉默欣賞的時候，你心中自然會感覺到輕鬆愉快。這時候，一切富貴功名，都像化為烏有，也就沒有所謂人生苦痛和不得意。甚至家庭日常使用的一隻茶杯或一把茶壺，一邊總有幾筆畫，另一邊總有幾句詩。甚至你晚上臥床的枕頭上，也往往會繡有詩畫。令人日常接觸到的，盡是藝術，盡是文學，而盡已平民化了。單純、淡泊、和平、安靜，讓你沉默體味，教你怡然自得。再說到房屋建築，隻要經濟上稍稍過得去的家庭，他們在院子裏，往往留有一塊空地，栽幾根竹子，鑿一個小池，池裏栽幾株荷花，或者養幾條金魚。這種設置，看來極平常，但使你身處其間，可以自遣自適。這裏要特別提醒大家的，如我上麵所說，日常家庭生活之文學藝術化，在宋以後，已不是貴族生活才如此，而是一般的平民生活，大體都能向此上進。這不能不說是宋以後，中國社會宗教要求衝淡之另一個原因。
在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下，道德觀念，一向很看重。它要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番大責任，它要講忠孝、仁義、廉恥、節操一番大道理。這好像一條條的道德繩子，把每個人縛得緊緊，轉身不得似的。在西方則並沒有這麽多的一大套，他們隻說自由、平等、獨立，何等幹脆痛快。中國人則像被種種道德觀念重重束縛了。中國人生可說是道德的人生。你若做了官，便有做官的責任，又不許你兼做生意，謀發財。做官生活，照理論，也全是道德的、責任的。正因中國社會偏重這一麵，因此不得不有另一麵來期求其平衡。中國人的詩文字畫，一般文學藝術，則正盡了此職能，使你能暫時拋開一切責任，重回到幽閑的心情，自然的欣賞上。好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種情景，倘使你真能領略欣賞的話，似乎在那時，你一切責任都放下，安安閑閑地在那裏欣賞著大自然。中國的藝術、文學，和中國的道德人生調和起來，便代替了宗教的作用。
我們把此看法來看西方文學和藝術，便覺得不然了。你若感覺到生活煩悶不舒服，試去看一場外國電影吧。你的目的本在消遣解悶，可是結果反而會更增加了你的煩悶和不舒服。因為西方的文學與藝術，都是富刺激性的，都像是在鞭策你向前走，指示你一個該向前爭取的目標，在批評你的當下生活，批駁得你體無完膚。西方的文學藝術因比較富刺激性、鼓勵性、鞭策性，它要你拚命向前走，待你碰到壁，闖到了一鼻子灰，那你隻有進教堂，哀告上帝，上帝會安慰你。這是中西雙方文學藝術內在性格與其社會使命之不同，可惜此處不能再詳說。
總之，中國在宋以後，一般人都走上了生活享受和生活體味的路子，在日常生活上尋求一種富於人生哲理的幸福與安慰。而中國的文學藝術，在那時代，則盡了它的大責任大貢獻。因此在唐以前，文學藝術尚是貴族的宗教的，而唐興以來則逐漸流向大眾民間，成為日常人生的。因此，中國文化在秦以前，造成了人生遠大的理想。漢唐時代，先把政治社會奠定了一個大規模。宋以後，人們便在這規模下享受和發展。這就是文學和藝術到那時才特別發達的緣故。
六
如果沒有外來侵略，我們如上述的這一種富於哲理的日常生活的享受和體味，當然是很舒服。中國人的理想人生實在並不錯，錯的隻在他的世界主義上。要真實表現出中國人的理想人生，則非真達到世界主義的路程上不可。但中國人自始就自認為中國已是一個大世界。中國文化在此一點上走過了頭，使它和現實的世界的脫節，不接頭。宋、明以下的毛病，就出在這上麵。倘若外麵沒有蒙古人，沒有滿洲人，那麽宋以下中國人的生活，自然可以說安排得很有意味了。可惜那一番安恬的美夢，給蒙古滿洲陣陣暴風烈雨打破了，驚醒了。但為什麽魏、晉、南北朝時代，外人入侵，我們可以抵抗，而宋明兩代外人入侵，我們就沒有辦法呢？這因為魏、晉時代，中國社會上還是有變相貴族之存在，他們在地方上擁有大產業，屬下有大群民眾，他們一號召，總可有幾千幾萬人跟從附和，這樣就可獨自成為一個力量了。我們現在則稱他們是封建勢力，似乎封建勢力總是要不得。但社會上有一個一個的封建勢力擺布著，外族人自然吃不消。宋、明兩代的社會，則沒有這種特殊勢力了，那麽外族一來，隻擊敗了你的上層中央政府，下麵地方就沒有辦法可以再抗拒。正因這時候，中國社會上的封建勢力早已消失，而像近代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新興勢力，並未在中國社會上興起。那麽那時的中國民眾，就沒有方法組織成力量。人民既然毫無力量，那隻有依靠政府。政府倒台，人民自然就沒有辦法了。
顧亭林先生在明亡後，想從事革命，走遍全國。有一次，他到山西西南部的聞喜縣，看見一個很大的村落，名叫裴村，裏麵幾千人家都姓裴。他們直從唐代遺傳下來，還是聚族而居的。因此亭林先生便回想到唐朝時的宗法社會還是有力量，此下這力量便逐漸沒有了。那時中國的文學和藝術，也隻是平民的，隻是日常人生的，隻是人生的享受和體味。從另一意味講，那都走上了消極的路，隻可供人生安慰消遣。而中國社會，一般說來，又是一個真實平等的社會，便不易發揮出力量來。宋以後，中國國勢的一蹶不振，毛病就在此。
到現在，中國文化史的第四期正在開始，我們應該再努力鞭策向前。怎樣鞭策呢？第一，要恢複中國固有的道德。這就是上述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忠孝、仁義、廉恥、節操那一番大道理。第二，應使中國社會發揮出現代力量來。如今既不能回頭再恢複封建製度，又不能邁進入資本主義的商業社會，究竟應該怎樣團結來發揮出力量呢？我們若沒有力量，便不能對付當前世界的其他民族。第三，中國自古即以農工並重，商業亦隨而鼎足稱盛，隻不許有如西方商業資本主義之產生。像蒙古、西藏、南洋這一些地方，隻要他們不是農工社會，我們的文化力量就難運使，則我們所理想的世界主義，便永難達到。中國應該走進一步，還要加強工業。這樣一來，中國的文化，庶可再進一步達到他原先所理想的境界。
《中庸》上曾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西方的現代文明，可謂在工業上比中國更走進了一步，主要則在其科學上，但他們的科學隻求盡物性。中國自春秋戰國到漢、唐、宋、明各代，可說是注重在求盡人之性。若要進一步盡物性，就得學西洋，在他們的科學上努力。但不能求盡物之性而忽略了盡人性，又如近代西洋般走上了另一偏徑。則試問如何能在中國固有的理想之下，采用西方的科學，像我上麵所說，又在以前的新上再加一番新？這個問題，很難用幾句話來解答。而真問題則便在這上麵。
中國的社會，隻要西方科學加進來，一切自會變。但問題在如何不推翻中國固有的傳統。有人說，若中國人不推翻以往舊社會舊傳統，便加不進西方新科學，這話是真的嗎？中國人想學西方人新科學，曆時已將超百年外，為什麽總是學不上，這究竟是什麽原因呢？還是中國文化已經老了，不再有上進的希望？還是中國文化不宜於加進西方的新科學？就逼得它非全部推翻舊傳統不可嗎？其實問題都不在這上麵，隻因為中國目前的政治社會一切情形太腐化。普遍講中國史的人，往往說自鴉片戰爭、五口通商以後，西方勢力東漸，中國的國勢便每況愈下了。其實這種看法也是錯誤的。要是英國人不來中國販鴉片，不引起鴉片戰爭，沒有五口通商，難道清代政權，還可以永遠維持下去，中國還會永遠太平嗎？實際上中國社會，自乾隆末年以後，狀況己極壞，就是外國人不來，中國內部的腐化，也逐漸會曝露。自從乾隆末年到嘉慶一朝，已經不斷有內亂，從此爆發出太平天國。其主要原因，實在內不在外。不在五口通商，而在朝政有病。這已告訴我們，那時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根本已經徹底敗壞，非經一番大改革不可了。中國社會既已在極度動蕩之下，外力入侵，我們自然不能對付。若我們在最近這一次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能獲得一和平休養的機會，那麽十年二十年後，中國也許可以有辦法。我們並不能因為中國接受西洋科學文明已經有百年以上的曆史，至今無所成就，就對中國的傳統文化表示籠統的悲觀。
吾嚐謂中國文化乃是藝術性的，而西方則是科學性的。但中國亦非無科學。即如數學與醫學，中國皆遠古即有傳統。惟中國醫學亦偏藝術性，乃從人身生理學上發明演進。而西方醫學，則從人體物理學上發明演進。彼此大不同，但究竟同是一科學。又如槍炮火藥，亦最先發明於中國。但中國人不願在此上繼續有發展，乃改為爆竹與煙火，而槍炮則由西方人傳去，不斷繼續發明，以有今日之核子武器。所以今日中國要學習西方近代科學，亦得深具中國自已傳統之藝術化。把中國傳統文化來參加在學習中，為人生藝術增添進新的一番現代中國化才是。換言之，並不能說中國添進了西方科學化，隻應說中國複興了原有科學化。如此則更不易有病。
中國今後出路，隻要政治有辦法，社會有秩序。要政治清明，社會公道，把人生安定下來，則西方科學文明並不是不可能接受。而說到政治清明和社會公道的本身，那就是我們自己內部的事，這些卻不能專去向外國人學。好像花盆裏的花，要從根生起。不像花瓶裏的花，可以隨便插進就得。我們的文化前途，要用我們自己內部的力量來補救。西方新科學固然要學，可不要妨害了我們自己原有的生機。不要折損了我們自己原有的活力。能這樣，中國數千年文化演進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繼續求前進求實現。
（一九四一年冬重慶中央訓練團講演）思想者自由
我們先問一句，什麽叫文化？這兩個字，本來很難下一個清楚的定義。普通我們說文化，是指人類的生活，人類各方麵各種樣的生活總括匯合起來，就叫它做文化。但此所謂各方麵各種樣的生活，並不專指一時性的平鋪麵而言，必將長時間的綿延性加進去。譬如一人的生活，加進長時間的綿延，那就是生命。一國家一民族各方麵各種樣的生活，加進綿延不斷的時間演進，曆史演進。便成所謂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國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個國家民族沒有了文化，那就等於沒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謂文化，必定有一段時間上的綿延精神。換言之，凡文化，必有它的傳統的曆史意義。故我們說文化，並不是平麵的，而是立體的。在這平麵的、大的空間，各方麵各種樣的生活，再經曆過時間的綿延性，那就是民族整個的生命，也就是那個民族的文化。所以講到文化，我們總應該根據曆史來講。
什麽是中國文化？要解答這問題，不單要用哲學的眼光，而且更要用曆史的眼光。中國文化，更是長時期傳統一線而下的，已經有了五千年的曆史演進。這就是說，我們國家民族的生命已經綿延了五千年。但是這五千年生命的意義在哪裏，價值在哪裏呢？這好像說，一個人活了五十歲，他這五十年的生命意義何在？價值何在？要答複這問題，自該回看他過去五十年中做了些什麽事，他對於社會、國家、人類曾有些什麽貢獻，他將來還有沒有前途。我們同樣用這種方法來看中國民族，這五千年來它究竟做了些什麽，它在向哪一條路跑。如我們日常起居生活，都有他的目的和意義，如是一年兩年，三年五年，天天老是這樣操作著，他定有一個計劃。如果他的計劃感到滿足完成了，那他又將生出另外一個想像。中國近百年來所遭遇的環境，受人壓迫，任人蹂躪，可謂痛苦已極。假如有一時候，中國人又處在獨立自由，國勢興隆，幸福康樂的環境下，再讓他舒服痛快地過日子，那麽這時候，它又將怎樣地打算呢？他會又想做些什麽呢？要解答這問題，我們就要看中國文化本來是在向哪一條路走。這就說到了一個國家民族文化內在的性格。中國人現在不自由，不平等，國勢衰弱，遭人壓迫，事事都跟著人家後麵跑，那是暫時事，難道中國人五千年來都在跟著人家腳後跟的嗎？就算是如此，難道它心中就真的沒有一條路線一個向往嗎？一個人在他的生命中，定有他自己所抱的希望與目的。如果沒有了，那麽他的生命就毫無意義與價值了。國家民族也如此。我們中國既經了五千年曆史，他到底在向著哪一條路跑的呢？這是我們要明了的第一點。第二點，它究竟跑了多少路？曾跑到了它的目的沒有？還是半途停止了？這就如我們常說的中國文化衰老了嗎？已經死了嗎？我現在就想用曆史觀點來講明這一些問題。
中國文化傳統，是有它的希望和目的的。我們現在隻要看它在哪條路上跑，到底跑了多少遠，是繼續在進步呢？還是停住不再向前了？還是轉了方向，拐了彎？我們講中國文化傳統演進，就該注重在這些問題上。因此我此刻所講，雖是已往的曆史，但可以使我們了解中國現在的地位，和它將來的前途。
再換一方麵說，我們如果要寫一本中國文化史，究竟應該分幾期來寫呢？曆史本不能分期，好像一條水流不能切斷，也像人的生命般不能分割。但我們往往說，某人的一生，可以分成幾個時期。像說某人第一時期是幼年在家期，第二是青年求學期，第三或是從事革命期，第四第五是什麽時期等。我們若將他這樣地分成幾個時期了，我們自可知道他曾希望做些什麽，又完成了些什麽。我也想將中國文化史分成幾期，來看它循著哪一條路走。但分期實在很難，我們先得要看準它所走的路線，才能決定怎樣去分程。我個人想，把中國文化從有史起到現在止，分為三期。秦以前為第一期，秦以後到唐為第二期，唐以下到晚清為第三期，現在則是第四期開始。這樣分法，我想諸位無論是學曆史的，或不是的，都會感到，這是很自然的一種普通一般的分法。我們普通談中國史，大都說秦以前的學術思想最發達，最好，秦以後就衰落不興了。又有些人說，漢、唐時代的政治和社會都很富強隆盛，有成績，唐以下宋、元、明、清各代就都不成了。由這裏，可見普通一般人，大都也將中國史分成這幾段。
二
說到中國文化，如果我們想把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另一種文化來作比，盡不妨是很粗淺，很簡單，但相互比較之後，便更容易明白彼此之真相。我想最好是把歐洲文化來作比。因為如巴比倫、埃及等，現在都己消失，他們的生活，似乎沒有什麽力量，因此也沒有綿延著很長的曆史，隻在某一時間之內曾飛煌騰達過，但不久即消失，猶如曇花一現，不能久遠。若論能長時間奮鬥前進的，從目前說，隻有兩個文化，一是中國，一是歐洲。我們若把此雙方互作比較，便可見許多不同的地方。
歐洲曆史，從希臘開始，接著是羅馬，接著北方蠻族入浸，輾轉變更，直到今天。他們好像在唱一台戲，戲本是一本到底的，而在台上主演的角色，卻不斷在更換，不是從頭到尾由一個戲班來扮演。而中國呢？直從遠古以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連台演唱的都是中國人，秦、漢、隋、唐各代也都是中國人，宋、元、明、清各代，上台演唱的還是中國人，現在仍然是中國人。這一層便顯然雙方不同了。再說一個譬喻，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的比較，好像兩種賽跑。中國是一個人在作長時間長跟離的跑。歐洲則像是一種接力跑，一麵旗從某一人手裏依次傳遞到另一人，如是不斷替換。那麵旗，在先由希臘人傳遞給羅馬，再由羅馬人傳給北方蠻族，現在是在拉丁條頓民族手裏。而有人卻說，說不定那麵旗又會由斯拉夫民族接去的。而且他們這麵旗，也並不是自己原有的，乃是由埃及人手裏接來的。
所以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相比，有兩點不同。第一，就時間綿延上講，中國是由一個人自始至終老在作長距離的跑，而歐洲是由多人接力跑。第二，就空間來說，歐洲文化，起自希臘、雅典，由這個文化中心，向四周發散。後來希臘衰微，羅馬代興，文化中心便由希臘搬到羅馬，由羅馬再向四周發散。因此他們在曆史演進中的文化中心，也從一個地方另搬到別一個地方，依次地搬。到近代列強並立，文化中心也就分散在巴黎、倫敦、柏林等地方，再由這幾個中心各自向四周發散。所以西方文化，常有由一個中心向各方發散的形態。而且這些文化中心，又常是由這一處傳到那一處。這種情形，連帶會發生一種現象，就是常有文化中斷的現象，在這裏告了一個段落，然後在別處再來重演。中國文化則很難說是由這一處傳到那一處，我們很難說中國文化是由山東傳到河南，再由河南傳到陝西，由陝西傳到江西，由江西傳到江蘇，如是這般地傳遞。中國文化一擺開就在一個大地麵上，那就是所謂中國，亦即是所謂中國的體了。關於這一點，在古代曆史上，似乎已難加詳說。但到了春秋時代，中國文化已經很明顯地平擺在中國的大地麵上了。有體便有用。試看當時齊、晉、秦、楚各國散居四方，而一般文化水準都很高，而且可說是大體上一色的。這就可見中國文化水準在那時早已在一個大地麵上平鋪放著了。我們不能說漢都長安，漢代文化就以長安為中心，再向四麵發散。當時的長安，不過是漢代中央政府所在地，人物比較集中，卻不是說文化就以那裏為中心，而再向四周發散。所以中國文化乃是整個的，它一發生就滿布大地，充實四圍。而歐洲文化則係由一個中心傳到另一個中心，像希臘傳到羅馬，再傳到東羅馬。因此西方文化可以有幾個中心變換存在，而中國文化則極難說它有一個中心，我們很難說某一地點是中國文化的中心。因此西方文化可說它有地域性，而中國文化則決沒有地域性存在。許多地方，在曆史中，根本沒有做過政治中心，但始終在文化大體之內，有其相等極高的地位。這種比較，是從雙方外麵看，很簡單很粗淺地相比較，而約略作為如此說。為什麽我們要把西方文化來和中國文化如此相比呢？因為這一比，就可以看清楚我們自己的文化發展，到底是什麽一個樣子。
三
我現在想由外麵形態轉進一步，來講中國文化的意義究竟在哪裏。上麵說過，中國文化開始就擺在一個大局麵上，而經曆綿延了很長時期。這裏便已包蘊中國文化一種至高至深的大意義。中國一部古經典《易經》說：“可大可久”，這是中國人腦子裏對於一般生活的理想，也就是中國文化價值之特征。以現在眼光看，中國是世界之一國，中國人是世界人種中一種。我們用現代眼光去看秦以前中國古人的生活，有些人喜歡說中國古人閉關自守，和外國人老死不相往來。這種論調，我們若真用曆史眼光看，便知其不是。我們也很容易知道中國幾千年前的古人，對於幾千年後中國近人這樣的責備，他們是不肯接受的。在古代的中國人，一般感覺上，他們對於中國這一塊大地，並不認為是一個國，而認為它已可稱為天下，就已是整個世界了。中國人所謂天下，乃一大同的。封建諸侯，以及下麵的郡縣，乃屬分別的。
我們不要輕看當時那些封建的國，在它們都曾有很長的曆史。像衛國，國上雖小，卻是最後才亡於秦國的，它已有九百年曆史。現在世界各國，除中國外，哪一個國家傳有九百年曆史呢？其餘像齊、楚諸國，也都有八百年左右的曆史。在現在人腦子裏，一個國有八百年曆史，實已夠長了。中國當時的四境，東南臨大海，西隔高山，北接大漠，這些地方，都不是中國農業文化所能到達。《中庸》上說：“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這像是秦代統一前後人的話，在當時，實在認為中國已是一個天下了。當時人認為整個中國版圖以內的一切地方，就同是一天下，就同在整個世界之內了。在這整個世界之內，文化已臻於大同。至於在中國版圖以外的地方，因為那時中國人的文化能力一時難及，隻好暫擺一旁，慢慢再說。好像近代歐洲人，對非洲、澳洲和南美洲等有些地方，豈不也因為他們一時力量有限，還未能充分到達，便也暫擱一旁，慢慢再說嗎？可見古代中國人心理，和近代西洋人心理，何嚐不相似，隻是當時交通情形比現在差得稍遠而已。
在那時，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大單位，那時隻有中國人和中國。所謂中國，就是包括整個中國人的文化區域。他們以為這就已經達到了世界和天下的境界，世界大同，天下太平，這是中國古人理想中的一種人類社會。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這就是中國文化所希望達到的理想了。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化是人類主義即人文主義的，亦即世界主義的。它並不隻想求一國的發展，也不在想一步步地向外擴張它勢力，像羅馬，像現在一般壓迫主義、侵略主義者的西方帝國一般。惟其如此，所以使中國文化為可大。
以上隻就中國文化觀點籠統地來說，若要具體一點講，可以舉幾個例。像孔子，他的祖先，是商朝之後宋國的貴族，後來逃往魯國。但孔子一生，就並不抱有狹義的民族觀念，他從沒有想過滅周複商的念頭。也不抱狹義的國家觀，他並不曾對宋國或魯國特別地忠心，他更沒有狹義的社會階級觀念，他隻想行道於天下，得道於全人類，所以孔子實在是一個人類主義者，世界主義者。又像墨子，我們不能詳細知道他的國籍和出身，隻知他一樣是沒有狹義的國家觀和階級觀的。至於莊子、老子，那就更沒有所謂國家觀、階級觀了。
我常說，在戰國時，學者抱有狹義國家觀念的，總共隻有一個半，一個是楚國的貴族屈原，當時很多人勸他，楚王既然不聽你的話，你大可離楚他去。但他是一個楚國的貴族，無論如何不肯離開楚國。楚王不能用他，他便投江自盡，這可以說是一個抱有強烈民族觀念、國家觀念的人。另外半個是韓非，他是韓國貴族，他在先也有很強烈的國家觀念，但他到秦國以後，意誌就不堅定了，所以隻能說他是半個。但我現在仔細想來，屈原是一個文學家，富於情感，他想盡忠楚王，被讒受屈，再往別處去，也未必不再受讒受屈，因此他憤懣自殺了。我們該從他文學家的性格情感上來看，他也未見定是一位狹義的國家主義者。
如此說來，先秦諸子，實在沒有一個人抱著狹義的國家主義。當時一般學術思想，都抱有一種天下觀，所以說：“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修身、齊家、治國，最後還是要平天下。這個理想，到秦始皇時代，居然實現，真成天下一家了。所以中國文化，開始就普遍地擺在一個大地麵上，希望隻要交通所達，彼此都相親相愛，結合在一起。他們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個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全人類和平幸福的社會。
這種世界觀，又和西方耶穌教隻講未來天國，而不注重現實世界的有不同。中國孔孟諸子，深細說來，他們並非沒有宗教信仰。隻他們所信仰者，在現實人生界，而不在求未來和出世，而春秋戰國時代一般的想望，到秦朝時，己經算到達了。至於當時在四周的一些外族，一時不能接受我們文化熏陶，我們暫時不理會，待他們能和我們處得來的時候，我們再歡迎他們進到我們疆界裏麵來，和我們一起過生活。因此那時雖還有化外蠻夷，但因中國那時的農業文化，還沒有方法推進到沙膜、草原、高山等地帶去，因於和他們生活不同，而於是文化不能勉強相同，沒有方法來教他們也接受中國人所理想的生活和文化，則暫且求能和平相處便算了。
以上所說，隻在說明中國在秦以前，是中國文化的第一期。在這期間，中國人已經確實實現了他們很崇高的理想。已經有了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大觀念，而且也已相當地有成績。
四
到了第二期，秦、漢、隋、唐時代，政治武功，社會經濟，都有很好的設施，秦朝統一天下，造成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局麵。這便已是現世所謂的民族國家了。換言之，秦時的中國，早已是相當於近代人所謂的現代國家了。秦以後，兩漢、隋、唐，中國文化的最大成就，便是在政治和社會的組織方麵。大一統的政治和平等的社會之達成，這便是漢、唐時期的成績。我們總覺得，中國到現在為止，學術思想方麵還超不出先秦，政治社會方麵還超不出漢、唐。漢、唐這一段曆史，很難簡單講，如今不得已，姑且簡說一些。
一般人往往說，中國過去是一個君主專製的國家，我認為稱它是君主則誠然的，稱它為專製，那就未免有一點冤枉。中國社會，自秦以下，便沒有所謂特權階級之存在。政府裏麵的做官人，並不是社會上享有特權的貴族。那麽秦漢以下，什麽樣的人，才可以做官呢？用一句現在時行的話來說，什麽人才可以參預政治呢？中國從漢以下，國民參政，均有一種特定的製度，漢製先入學校受教育，畢業後，進入政府曆練辦事，做事務官，當時稱做“吏”。待他練習實際行政有經驗，有相當成績，便得推舉到朝廷，再經一度考試，才正式做政務官。至於官階高低，則由其服官後成績來升降。魏、晉、南北朝以下，此製有變動，但大體總有一製度。唐以後直到清代，便是有名的科舉製。所以中國自漢以後，固然有皇帝，但並沒有封建貴族。又並沒有由資本家變相而來的財閥貴族。做官人都由民眾裏麵挑選受教育有能力的人來充當，並在全國各地平均分配。東漢時，大概二十萬戶口中，可以有一人參政。直到清代，各省應科舉的人，都規定錄取名額，仍是照地域平均分配。單由這一點看，中國傳統政治，早不是君主專製。因全國人民參政，都由政府法律規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即如清代考試製度所規定的考試時日，兩百幾十年來也未曾更改過。所以中國的傳統政治，實在不能說它是君主專製。
在這樣一種政治情形下，便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社會情況。春秋戰國時，中國還是封建社會，分有公、卿、大夫、士、庶人等階級，而且分得很清楚。秦以後，封建社會早沒有了，那時本可有漸漸走上資本主義社會的趨勢。求貴路的走不通，大家都朝著求富的路走，這本是極自然的。中國地大物博，也很適宜於經商發財。但一到漢武帝時，定出新法規，規定讀書受教育的人才能做官，做了官的人就不能再經商做生意。而且規定有專利的大商業都由政府經管，人民經商，所得稅又抽得很重。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便走上了似乎近代人所謂的統製經濟那一條路。這時候，封建製度推翻，私人經濟又不能無限發展，而政府又定下考試製度來，規定國民有受教育經選拔得參政做官的權益。這種情形，在當時中國人心下，大家覺得很合理，因此封建社會去了，資本主義的社會沒有來，大家在教育文化上著意努力，來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因此也不想再要求另一種出世的宗教，來求安慰，換言之，他們就可在現實生活中安身立命了。
但這樣說來，諸位定會問，漢代製度既然如此好，當時生活又是這樣合理，為什麽漢代又會衰亡的呢？這問題急切不能詳細答，這等於問，你今天身體健康，很強壯，為什麽後來又會生病的呢？又好像問你現在已經吃得很飽，為什麽等一下還要餓，還要再吃的呢？這些問題，本可以不問，問了便牽涉得太遠。但是我們總不免要問，漢、唐時代的政治社會，既然這麽合理，為什麽如今卻弄得這樣糟？這問題，我再往下是要說明的。我們都知道，自漢末大亂以後，那時的中國人，便覺得這世界現實沒有意義，政治不清明，社會不公道，一般人心都很消極、悲觀，便轉而信宗教，信有出世，希望來生，那便是當時新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但為什麽今天的中國人，環境生活如此壞，但又不像魏、晉、南北朝那樣消極呢？這因現在人覺得有外國人可靠，還像有辦法。從前希望在來世，現今希望在國外。因此現在中國人崇拜了洋人，卻不易信宗教。如果我們有一時真覺毫無辦法，那就隻有信宗教求出世了。所以魏、晉、南北朝以下，信佛教的人特別多，直到唐代統一盛運再臨，才又恢複過來，再走上現實人生的大道。
漢、唐兩代的情形，現在不能詳說，大概宋代以下中國的社會與政治，都逃不出漢、唐成規。因此我們普通多說，宋代以下的政治和社會，好像沒有什麽長進了。但我們並不能因為漢、唐的學術思想超不出先秦，便說漢、唐沒有長進。因為在先秦時代，孔子、孟子一輩聖賢，都己將人生理想講得很高深，以後實在很難再超出。問題隻在如何般去求實現。漢、唐的成績，在能依著先秦人理想，逐漸做去，把那些理想逐步表現出來，那實在也是了不得。中國古人的理想，像先秦百家所提出的，本來已很高，很完美。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超過它們，這不能因此便說中國不長進。我們現在所謂漢、唐不如先秦，大概是指的學術思想方麵言，說漢、唐時代依然跑不出先秦學術思想的範疇。但我們要是進一步來說，先秦人的思想雖高，可是隻存空言。而秦以後漢、唐諸代，卻確在依著它實幹，使先秦人的思想逐漸在社會上實現。直到宋以下，政治社會，一切規模，都逃不出漢、唐成規。這便不好不說是漢、唐時代的進步了。在這裏，我敢大膽說一句，今後中國的政治社會，恐怕依然逃不掉漢、唐規模，如政治的一統性，社會的平等性，便是漢、唐的大規模。
五
現在我們再說，漢、唐諸代，建下了平等社會和統一政治的大規模，那時候的社會政治，比較先秦是很有進步了。政治清明，社會公道，國家富強，人生康樂。在這種環境下，一般人又將想些什麽呢？出世的宗教追求，打不進他們的心坎。這時候，中國人對人生最高理想，便把來放在如何發展各自的個性這一問題上。中國社會自始便懂得顧全大體，最注意大群生活。但顧全大體，側重大群生活，並不一定要犧牲個人的。而所謂個人幸福，在中國人心中，主要是在各個人個性的發展上。上麵說過，中國文化，自始就在一個大範圍之下平鋪著，待這一個大範圍安排妥帖了，便想進一步，在此大範圍之內，來要求各個人的個性之如何而可以盡量發展，中國人並不嗜好武力，也不貪求財富。因中國人也懂得，武力與財富，盡是外皮的，並不即是人生的真內容真幸福。因此中國的政治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便再進一步來期求各人內在個性的發展。個性發展的真實表現，一般說來，最主要的是在文學和藝術。其實文學亦即是藝術之一端。那時天下太平了，人的精神便用到生活享受和生活體味上。這就是文學和藝術的任務了。
兩漢時代，中國經過了四百年長治久安的時期，那時已漸漸開始講究到文學和藝術。但後來國運中衰，遇到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混亂，局麵未能安定，於是把當時人要走的路，臨時又中斷了。一到唐朝，社會又漸漸安定，於是文學藝術再度發展。所以說，學術思想最燦爛的時期，是在秦以前。政治社會最理想安定的時期，莫過於漢、唐。而文學藝術的普遍發達，則在唐代開國以後。這是中國文化史演進三大曆程，值得我們鄭重提出，來加以證明與闡述。
唐以前的文學，大體說，可分兩大類，一類可說是貴族的，另一類則可說是宗教的。藝術也是一樣，那時也隻有貴族藝術和宗教藝術之兩大類。姑舉實例言之，如圖畫在唐以前，大概多使用在王宮或廟宇。建築亦然，大建築也隻是王宮或廟宇了。這都隻可算是貴族的和宗教的。又如漢代文學，像司馬相如《上林賦》《子虛賦》之類，那便是我所謂貴族文學之好例。而像屈原《九歌》之類，則是宗教文學之好例。到唐代開國以後，中國的文學藝術，才逐漸由貴族的宗教的普遍解放，而轉化為日常平民的。我們以整個中國文學史來說，唐興以來才是平民文學的時代。以整個中國藝術史來說，唐初才有平民藝術之生長。我覺得唐代文學藝術境界，像杜工部的詩，韓昌黎的散文，顏真卿的字，吳道子的畫，這都是和先秦、孔、孟諸子的學術思想一樣，同是達到了一種超前絕後至高無上的境界。若說秦、漢以下，中國不再出孔、孟、老、莊，便認為是中國曆史不進步，則試問如杜、韓、顏、吳，他們的詩文字畫，以前何曾有過？這不該說中國曆史仍在進步嗎？當知中國文化之特別偉大處，並不在推翻了舊的，再來一套新的。而是在一番新的之後，又增添出另一番新的。以前的新的，不僅不須推翻，而且也不能推翻。而以後仍可有另一番新的興起。而以後的另一番新的，仍然有價值，仍然是不可能推翻的，那才見中國文化之真實偉大處。
現在要問，為什麽中國的文學藝術，要到唐以後才普遍發展呢？這因漢、唐時代，政治社會雖都有很顯著的成就，但是在那時，還是有變相的貴族之存在，須到宋以後，連變相的貴族也根本沒有了。說到大門第，宋代隻有韓、呂兩大姓，但也不好說他們是貴族。其他著名人物，都是道地的從平民社會出身。宋、明兩代，中國社會上，始終不再有貴族，不再有特殊階級。隻有元、清兩代的部族政權，我們不妨說那時的蒙古人和滿洲人，是中國社會裏的特殊階級。但這並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之向前演進所希望到達應該到達的。換言之，那是一種外力壓迫而強之使然的。
若論社會經濟，宋以後，卻一天天地繼續發展。唐朝還用布帛做貨幣，宋代則己經用鈔票。可見唐以前社會經濟，還不很活潑，宋以後就更見活潑了。但這裏有一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在唐以前，中國社會還不免有貧富懸殊，而宋以後的社會經濟，卻反而更趨向於平等了。經濟更活潑，而財富更平等，這不是一件極可注意研討的事嗎？這裏便可見中國文化演進之大趨向及其大意義所在。可惜我們此刻，對此問題，不能細論。姑從淺處說，中國社會本來從事農業的家庭多，但他們對於子弟，總希望能讀書，求仕進。無論哪一個家庭，如果隻有一個兒子，那麽他自然要操作生產，沒話說。但如果有兩個兒子，便可想辦法，哥哥多做些事，讓弟弟空些時間來讀書。如果有三個兒子，他們更可設法讓小弟弟空出整個時間來讀書。因為讀書接受了高等教育，便可參加政府考試，希望進入政府做大官，於是揚名聲，顯父母，光大門楣，這也是中國人喜歡多生兒子的一原因。隻要家庭裏有受教育的讀書人，就有出身做大官的希望。但是做大官人的家庭，往往三四代後，便中落。這因做了大官，獲得高俸厚祿，就可以不慮衣食，子弟們都可讀書，不必再從事生產勞作，像是很理想。但中國的考試製度，是永遠開放，永遠允許著盡量競爭意味的。於是那家庭，經曆幾代後，如果考試不如人，不能進取，也就無路可退，隻有重轉入貧落的行伍中。所以宋以後的社會，許多達官貴顯，不過三四代，家境便中落了。這一現象，永遠地存在，直到晚清。如曾國藩家書中，還是常常勸子弟一麵讀書，一麵仍要不忘耕作。因為惟有如此，才是可進可退的良策。於是宋以後的中國人，才始終維持著一種務農為主的經濟，常使社會平等，不再有階級懸殊。而讀書人，則愈推愈廣，數量也愈增愈多，學術風氣也益形發展。試問那樣的一個社會，不在武力上財富上無限向前，而隻在教育上文學藝術上不斷進步，是不是可說為一種比較更合人性更近理想的一個社會呢？
此外還有一情形，這就是宋以後，宗教信仰漸次淡薄了，那又是什麽原因呢？第一，宋以後的中國，己真有了平民教育。而魏、晉、南北朝時代，則教育限於門第，未能普遍到民間。因此當時隻有達官貴人的子弟，才受到教育，普通百姓人家，如要讀書，往往去到寺院或廟宇裏。待他們走進寺院廟宇，自然易於接受宗教信仰。宋以後，教育普及，書院極普遍，讀書再不必跑進寺院廟宇，因此宗教的魔力也就自然減少了。第二，中國的藝術文學，在其本質上，就可以替代宗教功用。這一層說來極微妙，很難說，但仍不妨姑且淺略地說。上麵說過，宋以後的文學藝術，都已平民化了，每一個平民家庭的廳堂牆壁上，總會掛有幾幅字畫，上麵寫著幾句詩，或畫上幾根竹子，幾隻小鳥之類，幽雅淡泊。當你去沉默欣賞的時候，你心中自然會感覺到輕鬆愉快。這時候，一切富貴功名，都像化為烏有，也就沒有所謂人生苦痛和不得意。甚至家庭日常使用的一隻茶杯或一把茶壺，一邊總有幾筆畫，另一邊總有幾句詩。甚至你晚上臥床的枕頭上，也往往會繡有詩畫。令人日常接觸到的，盡是藝術，盡是文學，而盡已平民化了。單純、淡泊、和平、安靜，讓你沉默體味，教你怡然自得。再說到房屋建築，隻要經濟上稍稍過得去的家庭，他們在院子裏，往往留有一塊空地，栽幾根竹子，鑿一個小池，池裏栽幾株荷花，或者養幾條金魚。這種設置，看來極平常，但使你身處其間，可以自遣自適。這裏要特別提醒大家的，如我上麵所說，日常家庭生活之文學藝術化，在宋以後，已不是貴族生活才如此，而是一般的平民生活，大體都能向此上進。這不能不說是宋以後，中國社會宗教要求衝淡之另一個原因。
在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下，道德觀念，一向很看重。它要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番大責任，它要講忠孝、仁義、廉恥、節操一番大道理。這好像一條條的道德繩子，把每個人縛得緊緊，轉身不得似的。在西方則並沒有這麽多的一大套，他們隻說自由、平等、獨立，何等幹脆痛快。中國人則像被種種道德觀念重重束縛了。中國人生可說是道德的人生。你若做了官，便有做官的責任，又不許你兼做生意，謀發財。做官生活，照理論，也全是道德的、責任的。正因中國社會偏重這一麵，因此不得不有另一麵來期求其平衡。中國人的詩文字畫，一般文學藝術，則正盡了此職能，使你能暫時拋開一切責任，重回到幽閑的心情，自然的欣賞上。好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種情景，倘使你真能領略欣賞的話，似乎在那時，你一切責任都放下，安安閑閑地在那裏欣賞著大自然。中國的藝術、文學，和中國的道德人生調和起來，便代替了宗教的作用。
我們把此看法來看西方文學和藝術，便覺得不然了。你若感覺到生活煩悶不舒服，試去看一場外國電影吧。你的目的本在消遣解悶，可是結果反而會更增加了你的煩悶和不舒服。因為西方的文學與藝術，都是富刺激性的，都像是在鞭策你向前走，指示你一個該向前爭取的目標，在批評你的當下生活，批駁得你體無完膚。西方的文學藝術因比較富刺激性、鼓勵性、鞭策性，它要你拚命向前走，待你碰到壁，闖到了一鼻子灰，那你隻有進教堂，哀告上帝，上帝會安慰你。這是中西雙方文學藝術內在性格與其社會使命之不同，可惜此處不能再詳說。
總之，中國在宋以後，一般人都走上了生活享受和生活體味的路子，在日常生活上尋求一種富於人生哲理的幸福與安慰。而中國的文學藝術，在那時代，則盡了它的大責任大貢獻。因此在唐以前，文學藝術尚是貴族的宗教的，而唐興以來則逐漸流向大眾民間，成為日常人生的。因此，中國文化在秦以前，造成了人生遠大的理想。漢唐時代，先把政治社會奠定了一個大規模。宋以後，人們便在這規模下享受和發展。這就是文學和藝術到那時才特別發達的緣故。
六
如果沒有外來侵略，我們如上述的這一種富於哲理的日常生活的享受和體味，當然是很舒服。中國人的理想人生實在並不錯，錯的隻在他的世界主義上。要真實表現出中國人的理想人生，則非真達到世界主義的路程上不可。但中國人自始就自認為中國已是一個大世界。中國文化在此一點上走過了頭，使它和現實的世界的脫節，不接頭。宋、明以下的毛病，就出在這上麵。倘若外麵沒有蒙古人，沒有滿洲人，那麽宋以下中國人的生活，自然可以說安排得很有意味了。可惜那一番安恬的美夢，給蒙古滿洲陣陣暴風烈雨打破了，驚醒了。但為什麽魏、晉、南北朝時代，外人入侵，我們可以抵抗，而宋明兩代外人入侵，我們就沒有辦法呢？這因為魏、晉時代，中國社會上還是有變相貴族之存在，他們在地方上擁有大產業，屬下有大群民眾，他們一號召，總可有幾千幾萬人跟從附和，這樣就可獨自成為一個力量了。我們現在則稱他們是封建勢力，似乎封建勢力總是要不得。但社會上有一個一個的封建勢力擺布著，外族人自然吃不消。宋、明兩代的社會，則沒有這種特殊勢力了，那麽外族一來，隻擊敗了你的上層中央政府，下麵地方就沒有辦法可以再抗拒。正因這時候，中國社會上的封建勢力早已消失，而像近代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新興勢力，並未在中國社會上興起。那麽那時的中國民眾，就沒有方法組織成力量。人民既然毫無力量，那隻有依靠政府。政府倒台，人民自然就沒有辦法了。
顧亭林先生在明亡後，想從事革命，走遍全國。有一次，他到山西西南部的聞喜縣，看見一個很大的村落，名叫裴村，裏麵幾千人家都姓裴。他們直從唐代遺傳下來，還是聚族而居的。因此亭林先生便回想到唐朝時的宗法社會還是有力量，此下這力量便逐漸沒有了。那時中國的文學和藝術，也隻是平民的，隻是日常人生的，隻是人生的享受和體味。從另一意味講，那都走上了消極的路，隻可供人生安慰消遣。而中國社會，一般說來，又是一個真實平等的社會，便不易發揮出力量來。宋以後，中國國勢的一蹶不振，毛病就在此。
到現在，中國文化史的第四期正在開始，我們應該再努力鞭策向前。怎樣鞭策呢？第一，要恢複中國固有的道德。這就是上述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忠孝、仁義、廉恥、節操那一番大道理。第二，應使中國社會發揮出現代力量來。如今既不能回頭再恢複封建製度，又不能邁進入資本主義的商業社會，究竟應該怎樣團結來發揮出力量呢？我們若沒有力量，便不能對付當前世界的其他民族。第三，中國自古即以農工並重，商業亦隨而鼎足稱盛，隻不許有如西方商業資本主義之產生。像蒙古、西藏、南洋這一些地方，隻要他們不是農工社會，我們的文化力量就難運使，則我們所理想的世界主義，便永難達到。中國應該走進一步，還要加強工業。這樣一來，中國的文化，庶可再進一步達到他原先所理想的境界。
《中庸》上曾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西方的現代文明，可謂在工業上比中國更走進了一步，主要則在其科學上，但他們的科學隻求盡物性。中國自春秋戰國到漢、唐、宋、明各代，可說是注重在求盡人之性。若要進一步盡物性，就得學西洋，在他們的科學上努力。但不能求盡物之性而忽略了盡人性，又如近代西洋般走上了另一偏徑。則試問如何能在中國固有的理想之下，采用西方的科學，像我上麵所說，又在以前的新上再加一番新？這個問題，很難用幾句話來解答。而真問題則便在這上麵。
中國的社會，隻要西方科學加進來，一切自會變。但問題在如何不推翻中國固有的傳統。有人說，若中國人不推翻以往舊社會舊傳統，便加不進西方新科學，這話是真的嗎？中國人想學西方人新科學，曆時已將超百年外，為什麽總是學不上，這究竟是什麽原因呢？還是中國文化已經老了，不再有上進的希望？還是中國文化不宜於加進西方的新科學？就逼得它非全部推翻舊傳統不可嗎？其實問題都不在這上麵，隻因為中國目前的政治社會一切情形太腐化。普遍講中國史的人，往往說自鴉片戰爭、五口通商以後，西方勢力東漸，中國的國勢便每況愈下了。其實這種看法也是錯誤的。要是英國人不來中國販鴉片，不引起鴉片戰爭，沒有五口通商，難道清代政權，還可以永遠維持下去，中國還會永遠太平嗎？實際上中國社會，自乾隆末年以後，狀況己極壞，就是外國人不來，中國內部的腐化，也逐漸會曝露。自從乾隆末年到嘉慶一朝，已經不斷有內亂，從此爆發出太平天國。其主要原因，實在內不在外。不在五口通商，而在朝政有病。這已告訴我們，那時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根本已經徹底敗壞，非經一番大改革不可了。中國社會既已在極度動蕩之下，外力入侵，我們自然不能對付。若我們在最近這一次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能獲得一和平休養的機會，那麽十年二十年後，中國也許可以有辦法。我們並不能因為中國接受西洋科學文明已經有百年以上的曆史，至今無所成就，就對中國的傳統文化表示籠統的悲觀。
吾嚐謂中國文化乃是藝術性的，而西方則是科學性的。但中國亦非無科學。即如數學與醫學，中國皆遠古即有傳統。惟中國醫學亦偏藝術性，乃從人身生理學上發明演進。而西方醫學，則從人體物理學上發明演進。彼此大不同，但究竟同是一科學。又如槍炮火藥，亦最先發明於中國。但中國人不願在此上繼續有發展，乃改為爆竹與煙火，而槍炮則由西方人傳去，不斷繼續發明，以有今日之核子武器。所以今日中國要學習西方近代科學，亦得深具中國自已傳統之藝術化。把中國傳統文化來參加在學習中，為人生藝術增添進新的一番現代中國化才是。換言之，並不能說中國添進了西方科學化，隻應說中國複興了原有科學化。如此則更不易有病。
中國今後出路，隻要政治有辦法，社會有秩序。要政治清明，社會公道，把人生安定下來，則西方科學文明並不是不可能接受。而說到政治清明和社會公道的本身，那就是我們自己內部的事，這些卻不能專去向外國人學。好像花盆裏的花，要從根生起。不像花瓶裏的花，可以隨便插進就得。我們的文化前途，要用我們自己內部的力量來補救。西方新科學固然要學，可不要妨害了我們自己原有的生機。不要折損了我們自己原有的活力。能這樣，中國數千年文化演進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繼續求前進求實現。
（一九四一年冬重慶中央訓練團講演）思想者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