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宣布投降,國共也幾乎同時展開了較量。1945年8月下旬,閻錫山的晉軍主力進至太原,其前鋒已到達原由八路軍所控製的上黨。


    8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決定成立晉冀魯豫軍區,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委,李達任參謀長。劉鄧從延安致電李達等人,要他們立即組織戰役,消滅上黨地區的晉軍,以防止今後蔣介石的中央軍北上,使八路軍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


    晉軍並不難打,早在紅軍東征時即為紅軍的手下敗將,問題是這時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並不充實。


    自1942年以後,一二九師主力部隊就被分散到各分軍區進行活動,直至反攻開始,才先後集中起來。從總數上看,全軍區雖然有近30萬人,但多為地方武裝,主力部隊“從編製上講,一個完整的、編製充實的團都沒有”,以太行軍區部隊為例,每個團都隻有兩個營,兵員不足千人。


    由於長年遊擊,各部都已習慣於遊擊戰,對正規戰反而又生疏了,互相之間缺乏協同作戰的經驗。鄧小平講,那時的晉冀魯豫野戰軍“可以說是一群遊擊隊的集合”。


    另外一個突出問題是裝備較差,全軍區僅有6門山炮,僅半數的團有2門到4門迫擊炮或擲彈筒,以及3挺到4挺重機槍。新戰士主要使用大刀長矛,老戰士雖有步、機槍,但彈藥奇缺,平均每人僅有兩發到三發子彈。


    為了迷惑敵軍,顯示自己糧彈充足,幹部戰士隻好把高粱秸截成子彈一樣的一小段一小段,然後拿來塞滿子彈袋。部隊行軍時,沿途的老百姓不明真相,還直誇:“這隊伍真棒,子彈真多!”  <h2>順風機</h2>


    上黨戰役是晉冀魯豫軍區成立以來的第一個大仗,也是自1937年“石拐會議”以來,部隊第一次重新嚐試打集中的運動戰,許勝不許敗。留在太行的李達等人壓力很大,感到難負指揮之責,於是便由李達出麵起草了一份電報,請劉鄧速回太行指揮作戰。


    抗戰時期,不管是從太行到延安,還是從延安到太行,都要在成團成營的掩護部隊護送下,走上一個多月。如果照這個速度,劉鄧根本來不及回太行進行指揮。


    關鍵時候,卻是美國人幫了大忙。


    1944年秋,美軍援華航空隊的一架b-29飛機被日軍擊傷,墜落在太行山上。機上的11名飛行員獲救,這些飛行員把一二九師以西的一片開闊地誤當成了飛機場,對接待他們的李達說:“不知道你們這裏還有一個秘密飛機場。要是事先知道,我們的飛機就可以迫降到這裏,不會出事了。”


    李達連忙解釋那不是什麽秘密飛機場。美軍飛行員看過之後告訴他,說其實這片開闊地隻需稍加修理,就可以作為簡易機場。


    李達照方子抓藥,經過一番簡單的施工整理,從此太行山便有了第一個簡易機場。


    八路軍沒有飛機,光有機場猶如有弓無箭。正好那時候美國政府想試試看能否與中共進行軍事合作,以加速抗戰勝利,為此他們決定向延安派遣軍事觀察組。


    軍事觀察組從重慶飛延安,中途需要一個中轉站,太行山機場就這樣被派上了用處。美軍運輸機經常要向派駐延安的軍事觀察組運送物資,中共方麵也就趁勢搭了一個“順風機”,各根據地的人去延安開會和送物資、文件,都是在太行山機場搭乘飛機。


    給延安捎帶東西,美方是允許的,運送重要人物,他們就未必同意了。不過太行區自有高招,在與美軍機組人員聯係時,隻介紹搭機者是押運物資人員。當時中共中央和各根據地的負責人大多還比較年輕,而且衣著簡樸,外表看上去和普通士兵沒有多大區別,不熟悉的人很難辨認出來,更別說對中國國情半懂不懂的美國佬了。劉少奇、陳毅等人搭機數次往返,但從來沒有暴露過身份。


    8月25日,劉伯承、鄧小平以及晉冀魯豫軍區的其他負責人,加上準備轉道奔赴其他戰略區的林彪、陳毅、粟裕等人,總共21人鑽進機艙,分坐於兩邊的鐵座之上。他們全都按照要求係上安全帶,有的還戴上了安全帽。


    這麽多八路軍、新四軍的高級戰將同乘一架美國飛機,既不是信任美國人,也不是不考慮安全問題,而完全是軍情緊急,被情勢所迫。


    除了陳毅等少數人外,大多數人是第一次乘飛機,內心不免忐忑。在飛機顛簸著穿過坎坷不平的跑道,然後離開地麵騰空而起的一刹那,許多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飛行途中,搭機者們看不到前麵駕駛艙裏的美國飛行員,飛行員也根本不知道後麵坐著如此多的重要人物。隻有發動機在一直轟鳴著,震耳欲聾。


    眾人全都呆呆地坐著,或閉目養神,或看著窗外,互相之間很少交談——就是說話也聽不清,耳朵裏好像塞進了一團棉花。


    不知誰說了一聲:“大家係好安全帶,飛機要降落了。”接著飛機開始盤旋下降,隨著一陣“咚咚”的震動聲,飛機平安著地,大家懸著的心這才放了下來。


    他們下機時,李達尚在襄垣前線指揮作戰,一二九師師部派了一個騎兵排到機場迎接。在派人護送林彪等人離開後,劉鄧及其部屬們即直趨位於赤岸的師部,對戰役進行部署。


    大仗就要集中優勢兵力。劉伯承認為,有沒有勝機,就看誰集中得快,是否集中起來形成了拳頭。根據他的指示,太嶽、太行和冀南軍區采取邊打、邊建、邊練的辦法,快速編組成三個野戰縱隊。當時晉軍在上黨已有1.6萬人,而三個野戰縱隊的兵力加起來有2.8萬人,首先數量上就占據了優勢。


    人多,並不是組成密集隊形就能一衝了事,那樣人再多也不濟,何況劉伯承向來都反對硬拚。他的辦法是針對晉軍特點,抓緊時間組織實戰演練,特別是戰術演練。  <h2>無足之蟹</h2>


    9月1日,在李達指揮下,太行軍區部隊占領了原由晉軍控製的襄垣城,這為劉伯承掌握對手的作戰特點提供了一個現成標本。


    他得出的印象是,晉軍在組織防禦上很有一套——襄垣外圍配置有據點,城外高地上又築有“品”字形高大碉堡,相互形成掎角之勢。城牆上每隔一定距離就有火力點或暗堡,另外後方還留有較強的預備隊,可以對攻城部隊實施反突擊。


    晉冀魯豫野戰軍在上黨戰役中的重點目標是攻取長治。長治從外到內的防禦結構基本與襄垣類似,當然其工事的堅固和複雜程度又絕非襄垣可比。好在有一長必有一短,晉軍的短處是不擅於近戰、夜戰、野戰,這樣劉伯承便決定采取圍點打援的戰術,即先逐個攻取長治外圍各城,以此吸引長治守軍出援並予以殲滅,最後再攻長治。


    劉伯承說,敵人好比一口大豬,我們一口吃不掉,隻好把它割成幾塊,一塊一塊地吃。從9月7日至17日,他連續下達四個作戰命令,依次讓各縱隊攻取長治外圍各個縣城。


    這些縣城在防禦上都和襄垣城是一個模式,所以也並不好攻。戰前劉伯承專門組織各部進行了實戰演習,並不厭其煩地製定了“城市戰鬥的戰術指導”,對攻城戰的準備、接城運動、登城戰鬥、破城後的巷戰,都做了詳盡而具體的說明。


    攻城時,為解決重武器不足的問題,各縱隊按照劉伯承的指示,還普遍采用了晉軍比較懼怕的近戰、夜戰方式。9月12日,陳錫聯太行縱隊率先攻取了屯留。


    太行縱隊進攻屯留期間,長治守將史澤波曾派6000餘人救援,但是援兵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缺點所在,與打援部隊稍一接觸就又縮回了長治。以後再未出城,直到另城三城也全部被八路軍所攻取。


    劉伯承常說:“無足之蟹,不能橫行,理之明也。”攻取外圍縣城,使長治之敵完全孤立,成了無足之蟹,不足之處則是圍點打援的初衷沒有達到,各部隊隻能就地投入長治攻堅戰。


    三個縱隊齊聚長治城下,按照分工分別向三個方向展開攻擊。長治過去在日據時期就是日軍重點設防的城市,城高壕深,晉軍入城後更進一步進行了加固,並且史澤波所部裝備齊全,因一直縮在城裏而未有損耗。對於缺乏山炮等重武器的八路軍而言,要攻下這座敵重兵防守的城池,難度自然非外圍小城可比。


    偏偏這時候老天又不幫忙,秋雨連綿,導致道路泥濘,城牆濕滑。各縱隊別說攻城,就連在城外修築工事都很吃力。史澤波見狀,趁勢組織反擊,攻守雙方很快就形成了僵持狀態。


    上黨戰役開始時,蔣介石派出的國民黨軍正沿同蒲路與平漢路推進。這種情況下,不管長治最後打不打得下來,晉冀魯豫野戰軍都要迅速轉入平漢。原因是此時八路軍尚未在東北完成集結,如果不阻平漢之敵,就不能掩護東北的集結計劃。


    長治城打不下來,就等於在背後背了一個很重的包袱,到時兵力抽不出來,必然會陷入前後要兼顧,可又兼顧不過來的困境。劉伯承當然不可能不著急,但他也十分理解和體諒前線部隊的處境,並沒有一味下達務期必克的死命令,而是在攻戰技術上和戰術上想辦法,強調“多方研究敵方守城戰法,以準備對策”。


    與此同時,他還采取了“圍三闕一”的戰術,即部署部隊由城東、南、西三麵展開攻擊,唯獨放開北關至城東北角,其用意就是引誘守敵外逃,以便仍在野戰中予以殲滅。可是史澤波卻自恃八路軍攻不進來,視“圍三闕一”如不見,死活不肯上當。


    劉伯承再怎麽多謀善斷,也畢竟不是活神仙。如果史澤波一直這樣死守下去,還真的拿他沒轍。


    從土地革命戰爭開始,中共對情報和特工工作的高度重視就讓他們得益匪淺。就在攻城難以取得重大進展的時候,劉伯承得到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內線情報:閻錫山擬派彭毓斌率重兵增援長治。


    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劉伯承大喜過望,立即令太行、太嶽縱隊北上打援,冀南縱隊則偽裝主力,繼續佯攻長治,以吸敵來援,同時隨時準備打擊長治突圍之敵。


    雖然晉軍並不長於野戰,但考慮晉冀魯豫野戰軍同樣對正規戰已經有些生疏,所以在戰前準備上,劉伯承是將野戰與攻城戰同等看待的,從誘敵、設伏、圍攻方法到追擊、阻擊、截擊,都一個不漏地做了極為詳盡的規定和指示。  <h2>鉗形突擊</h2>


    太行、太嶽縱隊北上後,迅速將彭毓斌部分割圍困於磨盤堖、老爺嶺。這裏地勢險要,自古為易守難攻的軍事要衝,同時晉軍又善於趕築工事據守,部隊一往上衝,就被滾雷打了下來。


    戰鬥打得十分艱苦。各部隊屢攻敵陣地不下,除了受製於地形,進攻難度太大外,缺少彈藥是主要原因。太行縱隊司令員陳錫聯說,要是他的部隊有20萬發子彈,磨盤堖可能早就拿下來了。


    劉伯承親臨戰場指揮,野司指揮所直接就設在了打援前沿。一天夜裏,劉伯承在李達和陳錫聯的陪同下到陣地視察。雖然知道部隊缺乏彈藥,但當他聽到前線槍聲特別稀疏時,還是怔了一下,問陳錫聯為什麽會這樣。


    陳錫聯如實相告:“現在每個老兵隻有五發子彈!”


    陳錫聯為此想出的辦法是抓俘虜。彭毓斌所部每個兵都攜帶著300發子彈,其中100發自己使用,200發準備送到長治給守軍。陳錫聯告訴劉伯承:“抓到閻錫山的一個兵,就可以得到兩百多發子彈。”


    劉伯承聽了轉憂為喜,說消滅了一股敵軍,油水還不小哩。


    幾天激戰下來,通過火力偵察和審問俘虜,劉伯承還發現原有情報上有一點不準確,上麵說南援之敵隻有7000餘,但實際多達2萬餘。


    太行、太嶽縱隊也是2萬人,數量上隻與敵軍旗鼓相當,加上敵軍火力較強,彈藥充足,用於打援的兵力就顯得不夠了。為重新建立優勢,劉伯承遂調冀南縱隊參加打援。他在電話裏對冀南縱隊司令員陳再道說:“長治這塊骨頭先不啃它,咱們先吃掉眼前這塊肥肉。”


    太行、太嶽縱隊北上時,都是乘夜間和滂沱大雨悄悄行動,冀南縱隊則不是如此,陳再道從劉伯承那裏得到的命令是要讓他們白天行軍。


    有人問陳再道:“為什麽要白天行軍,不怕暴露目標?”陳再道一時也完全解釋不清楚,隻能遵令而行。


    後來才知道劉伯承用的乃是一箭三雕之計,即故意讓史澤波看到,這樣對方反而會心生怯意,不敢擅動;示形於彭毓斌,讓他知道圍攻部隊越來越多,可減弱其防守意誌,繼而緊緊鉗住對方;白天行軍路好走,看得清,不會有掉隊的,冀南縱隊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全部投入圍殲戰。


    10月5日黃昏,隨著劉伯承一聲令下,晉冀魯豫野戰軍對彭毓斌部發起全線總攻擊。


    捕捉和利用敵軍的弱點,將其予以合圍,相對而言是容易的,但合圍說到底,隻是防止敵軍突圍逃走,最重要的還是合圍之後的殲滅。


    打殲滅戰,劉伯承的秘訣和要領是鉗形突擊。


    前麵幾番攻堅,雖然都未能成功,但已經讓彭毓斌部防禦體係上的脆弱部位暴露無遺,它們集中在各部接合部、突出部、指揮部,以及展開態勢的間隙等。


    劉伯承以敵軍的這些脆弱部位為突破口,利用兵力上的絕對優勢,指揮各縱隊的突擊隊實施了向心會合的鉗形突擊。


    由於缺乏子彈,突擊隊主要靠手榴彈開路——不是靠背在身上的那幾枚,而是用擔土的柳條筐盛裝,一人提一筐向敵人投擲。投完了,再由民工一筐筐地往上送。


    手榴彈爆炸的火光,像一團團焰火,此起彼落,把磨盤堖、老爺嶺映得通紅。太嶽縱隊的突擊隊率先攻上了老爺嶺主峰,之後攻擊部隊一邊向縱深貫穿,一邊順著突破口向兩翼卷擊。隨著突破正麵越來越大,彭毓斌部的防禦體係也逐漸瓦解。


    在突擊隊主攻的同時,其他部隊還從別的地段作輔助的鉗形突擊。概而言之,就是要讓彭毓斌四麵受敵,無法使用預備隊實行抵禦或突圍。


    為避免對方作困獸鬥,劉伯承繼續實施“圍三闕一”,在北麵虛留了生路。在全線動搖的情況下,晉軍果然脫離主陣地向北突圍,結果到了北麵一看,其退路早已被解放軍的迂回部隊給截斷了。至10月6日,除2000人脫逃外,包括彭毓斌在內的大部隊悉遭殲滅。


    冀南縱隊從長治城下撤走的時候,站在城牆上的守軍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們的行軍隊列,但史澤波根本不敢出城夾擊解放軍。等到彭毓斌滾鞍落馬,見救援無望,他倒又不敢再守下去了,隻得來了個棄城而逃。


    史澤波此舉可謂正中劉伯承的下懷——“攻敵所必退,消滅其退者”。各部隊馬上展開追擊,史部被全殲,史澤波本人也束手就擒。


    上黨戰役實現了劉伯承在解放戰爭中的開門紅。晉冀魯豫野戰軍在此戰中不僅積累了打運動戰的經驗,而且達到了以戰養戰的目的:全軍共繳獲山炮24門,輕重機槍2000餘挺,長短槍1.6萬餘支,彈藥則更多,僅太行縱隊就繳得一百幾十萬發子彈。  <h2>最聰明的辦法</h2>


    10月10日,上黨戰役尚未結束,但已基本解除了後顧之憂。晉冀魯豫野戰軍不但背後有了靠頭,還有了子彈,這些都為順利轉入平漢線作戰創造了條件。劉鄧於是回到赤岸,著手部署即將發動的平漢戰役(又稱邯鄲戰役)。


    平漢戰役所針對之敵,為沿平漢路北上的國民黨軍第一梯隊,一共包括三個軍,名義上皆屬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所統轄,編製上屬於國民黨中央軍。


    在劉鄧進行戰役準備時,平漢路南北段都有敵軍在移動,這就有一個兵力布勢的問題。打運動戰,自然是要集中優勢兵力,這是自土地革命時期就摸索出的一個規律,然而怎麽集中卻還頗有講究。


    按照劉伯承的看法,兵力不能全部集中在一個地方。雖然在某些情況下,不能排除一擊即中的可能,但要是一擊不中怎麽辦呢?要知道你氣勢洶洶而去,對方必然會利用地形和工事,竭力擋住這一“明顯的獨手打人拳頭”。


    你隻有這麽一個拳頭,打不中,沒招了。人家可不一樣,他會跟著集結相當的兵力前來作戰,同時另以其他部隊乘虛進入要地,夾擊你的側背。


    劉伯承因此總結說,“獨手打人”在軍事上是不合算的。他主張在進攻時應分出突擊隊與鉗製隊,以少數兵力組成的鉗製隊用以鉗製敵軍的其他方麵,借此騰出數量、質量都很強的部隊組成突擊隊,以攻擊敵人的薄弱之處。


    這就好像是打群架,最聰明的辦法是在次要方向用一個人去打三個人,這樣就能在主要方向抽出三個人來打對方一個人。


    具體到平漢戰役的部署上,劉伯承便兵分兩路,隻以少數兵力牽製北段之敵,使其南北不能呼應,除此以外的晉魯豫、冀南、太行、太嶽四個軍區的主力部隊全部被用於平漢路南段。


    按照劉鄧下達的命令,野戰軍重新進行整編,四大軍區主力部隊依次被編為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一、二、三、四縱隊。每個縱隊約有1.2萬到1.5萬人,四個縱隊加起來有6萬多人,其數量超過了第十一戰區。與此同時,後方指揮部還組織了十餘萬民兵直接參戰和擔任後勤。


    劉伯承要傾全力決戰,他的對手卻沒有這麽認真。解放戰爭初期,大多數國民黨將領尤其是所謂的中央軍將領,都不把解放軍放在眼裏,孫連仲也一樣。


    孫連仲在抗戰中以台兒莊戰役一役而聞名。在部隊出發前,他很輕蔑地對部屬說:“平漢路幾個土八路有什麽了不起,想當年日本人在台兒莊、襄河還不是被我打得落花流水?”


    孫連仲顯然高估了自己,也高估了整個國民黨軍的實力。在抗戰中,除了台兒莊戰役等少數戰役外,國民黨軍能在正麵戰場上把日本人打到“落花流水”的機會還真的不多。孫連仲所說的襄河戰事,大致是指棗宜會戰,在那場戰役中,孫連仲部隊的防線兩天之內就被日軍突破了。


    真相總是既殘酷又無情,抗戰勝利,實際是中國軍隊頑強堅持和國際形勢變化的結果,以為自己的軍事實力比日本人都強,隻是一種驕兵心態的預示——因為忙於在北平接受日軍投降,孫連仲甚至沒有隨軍指揮,隻派兩位戰區副司令長官馬法五、高樹勳代行主事。


    當然,孫連仲也不完全是在自欺欺人。這次北上的部隊其前身皆為原來的老西北軍,老西北軍在曆史上就以能征善戰著稱,又經過抗戰的洗禮,戰鬥力不容小覷。三個軍中,以馬法五兼任軍長的第四十軍為最強,因此位居主力。孫連仲的基幹部隊第三十軍也很能打,隻是由於係從湖北宜昌遠道趕來,重炮等輜重留在了後方,戰鬥力才有所削弱。由高樹勳兼任軍長的新八軍雖然實力墊底,但論野戰能力,也要強過隻會守不會攻的晉軍。


    在未接觸到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之前,第十一戰區部隊進展較快。10月20日,其先頭部隊已占領漳河南岸,開始架橋北渡,向邯鄲進發。


    漳河以北、邯鄲以南就是劉伯承選定的預設戰場。之所以做這樣的選擇,劉伯承事先經過了周密考慮。


    邯鄲在春秋戰國時為趙國都城。那時的趙國周圍全是秦國、匈奴這樣的強敵異寇,“數拒四方之敵”,故名“四戰之國”。物換星移,到平漢戰役打響時,它的南麵也正好處於“四戰之地”的戰略位置——太行、冀南、冀魯豫三塊根據地在此處交匯,戰前便於三大縱隊向心開進,戰中便於地方武裝和民兵進行支援配合,就連後勤供應也易於就近籌劃。


    平漢戰役的戰役準備與上黨戰役是交錯進行的。平漢戰役開始後,上黨戰役才剛剛結束,第二、三、四縱隊都尚在山西,先期到達作戰地域的隻有第一縱隊。


    山西的三個縱隊缺乏運輸工具,全靠兩條腿走路,短期內不可能趕到。為了爭取時間,集中主力,劉伯承當即命令第一縱隊先行阻擊敵軍,阻止其前進。


    這構成了劉伯承選擇“四戰之地”的另一個重要理由:如果讓敵軍在其他三個縱隊到來之前,搶先構築出堅固陣地,到時總攻就會打得比較吃力,而預設戰場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消減這一不利因素。


    預設戰場西有太行,東為河套,中間為一條東西長三至五公裏、南北長八至十公裏的狹長地帶。這一狹長地帶裏盡為沙丘,時值十月,放眼望去更是一馬平川,田野裏可利用的隱蔽物極少,除了村落之外,敵軍難以構築有效的防禦工事。  <h2>敵人鑽進牛角尖了</h2>


    當然,有利就有弊,從第一縱隊的角度來看,他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因為他們打的也是防禦戰。


    敵軍渡河時,本是集中火力予以打擊的最佳時機,但漳河北岸找不到可建工事的地方,同時第一縱隊本身還麵臨著火力不足的問題。


    第一縱隊原屬晉魯豫軍區,他們本已輕裝完畢,準備開赴東北戰場。當時認為到了東北就能由蘇軍換發武器,所以該縱隊已將原有的迫擊炮、重機槍和一部分輕武裝移交給了兄弟部隊,有的建製連甚至僅保留了四挺輕機槍和三分之二的步槍。


    趕上這個節骨眼,他們隻能等打完仗再出發北上,至於已“輕裝”掉的武器也不好再向兄弟部隊索回,唯有拿著剩下的步機槍和手榴彈參戰。相對他們這種狀況,第十一戰區具有更為明顯的火力優勢,尤其是第四十軍和三十軍還都有一些半美械裝備,士兵配備有美式衝鋒槍。


    在既無足夠火力,又無法構築工事的情況下,無論是全麵阻擊還是節節阻擊,都不易達到遲滯對方前進的效果,而且部隊傷亡必大。按照劉伯承“行動要靈活”的指示,第一縱隊司令員楊得誌選擇了以小部隊奔襲,大部隊另行擇地構築防禦工事的打法。


    平原之上,奔襲戰術對非騎兵部隊的體力是一個極大消耗,而且襲擊也難以取得戰果,往往不是撲空,就是因敵人兵力集中而無法取勝,最糟糕的是,有時絞在一起後想撤都撤不下來。


    10月24日,第十一戰區三個軍全部渡過漳河。之後第三十軍就地掩護,四十軍和新一軍繼續向北推進,直逼邯鄲以南的崔曲。


    崔曲是個大村,人口比較稠密,戰前住了兩三百戶人家。老百姓為了防沙,又在村與村之間的沙窩地裏種了不少樹。第一縱隊大部隊即以村莊和樹木作為掩護,在這裏建立防禦陣地,但工事尚未完全築好,敵軍已經發起了連續攻擊。


    戰鬥進行得非常激烈和殘酷。縱隊司令員楊得誌接連一兩個小時都未能得到戰況通報,一問才知道旅指揮所與前線部隊的電話聯係已經中斷。到了當天黃昏時分,崔曲終於失守。


    在平漢主戰場,劉伯承也按照自己的突擊鉗製理論,將參戰部隊分為突擊隊和鉗製隊。第一縱隊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鉗製隊,任務隻是牽製敵軍,不讓敵軍過於逼近邯鄲,整場大戲的主角其實是突擊隊,即從山西趕來的那三個縱隊。


    古人雲,善弈者謀勢,不善弈者謀子。劉伯承不會下棋,但論其用兵之道,卻絕不亞於一個棋壇高手。就在一縱隊局部失了一“子”的同時,他已經悄然贏得了那個至關重要的“勢”——三縱隊全部和二縱隊大部於當天趕到,並對敵軍形成了三麵包圍的態勢。


    劉伯承對此十分興奮,他隨手摘下眼鏡,說:“現在勢態非常之好,敵人鑽進牛角尖了,進也進不得,退也退不得。”


    當晚,劉伯承命令各縱隊向敵軍發動反擊。孰料一夜激戰後,戰果並不大。


    老西北軍擅於就地構築野戰工事,包括依托村莊組織防禦,這在第十一戰區部隊裏得到了體現。本來在“四戰之地”構築工事是最難的,要在野地裏挖個坑,往往剛剛挖好馬上就會被風沙填平,想依托村莊,村舍的門板、窗框、桌凳等又都在積年的兵火中被當作柴火燒掉了,每間房子都形同一個個空殼,難以對己方形成保護。


    他們想到的辦法是利用房頂——這裏村民的住房幾乎全是平頂,平時房頂上可以曬糧食,搭個梯子便能攀上攀下。


    房頂被改造成了天然堡壘,解放軍即便攻入村莊,也無法將守軍趕出去,反而會被居高臨下的火力網所困。


    此外,老西北軍打仗拚命,作戰風格與八路軍近似。第十一戰區在這方麵同樣有所繼承,特別是第四十軍,能打近戰,也能拚手榴彈,這在國民黨軍中是不多見的。首先突破第一縱隊防線的四十軍主力一〇六師即在此例,師長李振清外號李鐵頭,他自己就經常赤膊上陣,更不用說手下部卒了。


    發現難以一蹴而就,劉伯承決定暫不發起總攻,而是“貓逮老鼠,盤軟再吃”,先采用圍困的辦法,消耗對方的精力和實力再說。  <h2>隻許勝,不許敗</h2>


    第十一戰區部隊固然能攻善守,但他們初到華北,對地理民情不熟,且從上到下都輕視解放軍,隻是一味急於求勝,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陷入了險地。


    由於遠離後方,導致部隊所帶的補給不足,糧食方麵尚可支撐,但缺水問題卻無法解決,偏偏“四戰之地”又是一個多沙缺水的地區。在被連著圍了四天之後,各部隊內缺水糧,外無援兵,士氣和戰鬥力都大為削弱。


    10月28日,晉冀魯豫野戰軍後續部隊先後趕到戰場。當晚,劉伯承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於是下令發動總攻,主要攻擊目標為占據崔曲村的一〇六師。


    崔曲是在第一縱隊手上丟失的,他們對地形及敵軍的特點已經有所掌握,同時基於部隊榮譽感,以及各縱隊之間本身存在著的一種競爭心理,就算不用動員,該縱隊也能在進攻中上足發條。劉伯承非常了解自己的部屬,他根據情況的發展變化,決定將第一縱隊由鉗製隊轉換為突擊隊,其他縱隊則由突擊隊轉換為鉗製隊,負責對崔曲周邊的其他敵軍進行牽製。


    崔曲爭奪戰實際是一個立體式的三層戰鬥。第一層是對“房頂陣地”的攻擊,這算是“空中格鬥”。由於沒有重武器,又不會用炸藥,在攻擊“房頂陣地”時,一縱主攻部隊組織了兩百人的投彈隊,投彈手除腰係肩挎手榴彈外,每人手上還提一隻裝滿手榴彈的柳條籃子。投彈隊背後是緊緊跟隨的梯子隊,梯子隊後麵是全團集中起來的火力隊。


    一場“空中格鬥”下來,村子裏已經是一片火海。一〇六師被從房頂趕下來後,雙方接著又進入第二層、第三層的戰鬥:第二層是依托門窗逐戶爭奪,這算“中間爭奪”;第三層是大家都將房屋的牆壁炸毀,力爭控製街道,這算“地麵戰鬥”。


    崔曲的麵積並不算大,交戰時敵我混雜一處,戰鬥異常殘酷。戰鬥進行到第二天,一縱仍未能完全占領村莊。縱隊司令員楊得誌遂召集三個旅的幹部到縱隊指揮所開會。


    當幹部們滿身是汗地趕到縱隊指揮所時,情緒都有些緊張。第一旅政委鄧存倫進門後,抓起一隻碗,一連喝了兩碗水,然後坐在一邊,從口袋裏掏出一隻饅頭啃起來。看起來已經有幾頓飯沒吃了。


    楊得誌見他啃的饅頭上有血跡,就關心地問道:“你負傷啦?”


    “沒有哇!”鄧存倫站起來,發現楊得誌是看到了他手上拿的帶血饅頭,趕緊解釋道,“這是我剛從戰場上撿來的。”


    接著鄧存倫頗為激動地說:“七團打得很苦。我見到了團的幹部,副團長徐中禹哭了……”


    不獨是七團,其他旅的情況也都差不多。楊得誌說我知道大家打得苦,可是如果我們不奪回崔曲,“劉鄧首長的整個戰役計劃就會被打亂,我們一縱將無法交代”。


    他語氣鏗鏘地對幹部們說:“明天拂曉前把崔曲奪回來!管他什麽李鐵頭、李鋼頭,都要把他砸爛!”


    縱隊政委蘇振華接著加以補充:“我們一定要頂住敵人,隻許勝,不許敗!”


    “對”,楊得誌索性把話挑明了,“奪不回崔曲是要掉腦袋的!”


    10月30日,一〇六師被基本殲滅,師長李振清隻帶著一個多連的隊伍乘夜突出重圍。


    戰鬥結束後,崔曲及四周的小路基本已被屍體所堵塞。為了奪回崔曲,一縱付出了極大的傷亡代價,僅一縱十六團的傷亡人數就超過了三百,二十團團長王大順、參謀長慕斌均犧牲於此役。麵對著各部隊報上來的傷亡數字和那些熟悉的名字,楊得誌忍不住落下了眼淚。


    當天震動全線的另外一個消息,是高樹勳宣布起義。


    高樹勳的新八軍雖然實力較弱,但也不是不能戰。三縱跟新八軍交了一次手,一打就是幾百人傷亡。不過與其他兩個軍的指揮官不同,高樹勳與中共方麵早有聯係,他的好友、“座上客”王定南就是地下黨員,而且一直在對高樹勳做政治爭取工作。


    高樹勳和孫連仲一樣,都是原西北軍將領。孫連仲投蔣後頗得重用,官至戰區司令長官,高樹勳則相對受到排擠和冷遇,部隊的給養供應一直被嚴格控製,尤其是他與中央軍嫡係將領湯恩伯、胡宗南不睦,雙方矛盾很深。這些都是促使高樹勳起義的誘因,當然,如果不是軍事上已處於被動局麵,他也未必肯斷然發動起義。


    鄧小平後來解釋為什麽要爭取高樹勳:“沒有他起義,敵人雖然不會勝利,但是也不會失敗得那樣幹脆,退走的能力還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


    這是在解放戰爭初期,南京政府尚未到風雨飄搖的時候,國民黨軍隊裏主動起義的部隊也還不多。高樹勳在下決心起義之前,思想鬥爭就非常激烈,他明白自己一旦起義,四十軍、三十軍必然會麵臨被殲的厄運。大家都是老西北軍出來的,他害怕因此背負罵名。


    早在一九四〇年,高樹勳曾誘殺同為西北軍將領、以前還做過他上司的石友三,當時就被西北軍老人罵為“不仁不義”。他推心置腹地對王定南說,如果這次再因為他的原因而導致四十軍、三十軍覆滅,“舊西北軍同仁,會對我恨之入骨,罵我專幹不利於西北軍的事情”。


    雖經王定南再三勸說,但高樹勳仍猶豫不決,神思恍惚。劉鄧了解到這些情況後,除幫其解決後顧之憂,將高樹勳的家眷從徐州接至根據地外,還決定采取一個大膽行動:由參謀長李達親自前去進行會晤。


    這是個政治仗,不能不下本錢,而且本錢還不能小。鄧小平認為隻有派李達親自前去,才能顯示出己方最大的誠意。劉伯承也表示讚同:“對,非常之時,這樣作用更大呀。”他還寫了一封親筆信,讓李達帶給高樹勳。  <h2>生死攸關</h2>


    身負重要使命的李達當即動身出發。他脫下軍裝,換上了一身長大褂——即便是平時相熟的幹部,若不仔細辨認,也看不出他就是自己的參謀長。


    看到眾人都顯得有些驚異,李達一邊用兩隻長袖把身上撣了撣,一邊操著一口濃重的西北口音笑著說:“哈,多年不穿這玩意兒了!今天要過河去走‘親戚’,不得不穿上應酬一下。”


    李達隻帶了兩名同樣喬裝改扮的警衛員,便秘密越過前沿陣地,然後在王定南等人的接應下進入了新八軍軍營。一到那裏,他們就發現所有的汽車、馬車都頭朝南麵,顯然高樹勳同時還在做撤退準備。


    見李達這樣的解放軍高級將領能在這種情況下,不避危險,親自前來會晤,高樹勳大為感動。另一方麵,李達的經曆也很特殊,在土地革命時期,他曾是孫連仲部隊的一個旅部副官,後來經過寧都起義,才隨董振堂等人參加了紅軍。這使得高樹勳更覺親切,兩人相談融洽,第二天高樹勳即正式宣布起義。


    對高樹勳的爭取一直在秘密進行中,國民黨陣營始終被蒙在鼓裏。當孫連仲在北平聽到消息時,隻剩下了懊惱和沮喪的份兒,“前邊有個董振堂,今天又出了個高樹勳,真是該我倒黴”。


    在率部起義之後,高樹勳也給馬法五等人打去電話,說明了情況,並要求他們脫離國民黨並進行起義。接到電話,馬法五等人如同聽到一聲晴天霹靂,頓時方寸大亂。


    馬法五個頭很高,人很瘦,留著小胡子,缺乏一般軍人那樣威風凜凜的氣勢和儀表,如果讓他換了便衣,就跟個老書生差不多。不過你可不能因此就小瞧了他。老西北軍的將領本就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孫連仲、高樹勳這樣的大塊頭,一看就是赳赳武夫;另一種是龐炳勳、馬法五的類別,貌不驚人,但為人處世和行軍打仗都分外機敏。


    馬法五原來就是龐炳勳的部下,多少年下來,早已練就了一身夾縫裏求生存的技能。眼見無法突破崔曲一線的防禦,高樹勳又采取了這樣一種行動,他當晚就決定用逐村掩護的辦法向南突圍。


    劉伯承實施包圍戰,一般情況下都不會把四麵都圍死了,而是會特意網開一麵,留出一個缺口給對方撤退,其用意就是要避開陣地消耗戰,在運動中達到殲敵的目的。


    敵軍一脫離陣地,各縱隊便立即繞道其側翼實施平行追擊。10月31日下午,當敵軍退至漳河北岸的旗杆漳(現名章裏集)、西玉曹時,就再也無法南行了,因為這時的漳河已提前被解放軍所控製。


    自古擒賊先擒王,劉伯承的說法是“五個手指不能同時按五個跳蚤”。考慮到旗杆漳乃馬法五的指揮部所在地,劉伯承集中了一縱、二縱,以求重點攻克旗杆漳。


    旗杆漳由馬法五的第四十軍防守。這座村子比崔曲還大,有一千多戶人家,與崔曲不同的是,村莊內的街道比較寬,更利於守軍發揮其火力優勢。


    負責前線指揮的楊得誌從下半夜開始下令發起攻擊。戰鬥最初還比較順利,但當一縱、二縱進入村莊邊緣時,就遭到了對方的猛烈抵抗。馬法五深知這一仗生死攸關,所以竭盡全力,而他的四十軍在喪失一〇六師這一主力的情況下,也依然表現出很強的作戰意誌,雙方逐漸形成對峙局麵。


    楊得誌站在離旗杆漳較近的一座磚窯上進行觀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能聽到密集的槍炮聲,甚至還能看到遠處的火光,但就是得不到關於部隊進展的任何消息。


    楊得誌讓人給進攻部隊帶去話,要求一定要抓住夜戰的有利時機拓展戰果:“夜間占領一座房子,等於白天占領一條街道。”


    一縱以三旅為主攻,該旅的十六團終於一馬當先地攻入了村莊。他們打得很苦,在逐街逐屋的爭奪中,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傷亡代價,然而就是這樣,也沒能達到楊得誌戰前的預想目標——天將拂曉,三旅也隻控製了整座村莊的三分之一左右。


    天一亮,四十軍發起反擊。原來攻入村內的解放軍多被擠出已占領地段,隻有十六團等少數部隊仍在村內堅持,但他們與指揮所的電話聯係也完全中斷了。


    馬法五下令對村內的十六團進行重點圍攻,同時集中炮火朝村外四周進行射擊,以切斷村外解放軍支援部隊的前進道路。


    村內的槍聲從剛剛天亮一直響到下午三點,之後便慢慢地稀落下來。在支援部隊仍無法進入村內的情況下,這對解放軍而言,顯然不是一個好的預兆。


    楊得誌一麵調部隊準備天黑後繼續發動攻擊,一麵向村內派出通信員,試圖溝通與十六團的聯係,然而派出去的幾批通信員都犧牲在了半路上。


    槍聲越來越稀落。幾個小時過去了,楊得誌還是得不到一點信息,他急得連飯都吃不下去了。


    直到黃昏時分,十六團派兩名戰士出村送信,楊得誌才知道事情並沒有自己想象的那麽糟糕。原來下午三點以後槍聲之所以稀落,並不是十六團被敵人消滅掉了,而是敵軍已停止猛攻,同時十六團自身也傷亡慘重,2300多人的一個團,能夠繼續作戰的隻剩下1100多人,三個營長有兩個都負了傷,因此之故他們也沒有馬上組織反擊。


    十六團仍能在村內堅持,就說明敵軍的勁頭已經不行了。楊得誌信心大增,他隨即便調兵發動第二輪總攻,到天亮時,四十軍除少數突圍外,其餘大部被殲,馬法五亦遭俘虜。  <h2>政治靶</h2>


    在旗杆漳攻堅戰打響的同時,三縱也正在向西玉曹發動進攻。西玉曹的守敵為三十軍主力,官兵訓練有素,他們在退入西玉曹後,將村內民房全部挖通,房頂築起掩體,連牆上也鑿出多達三層的射孔,在全村構成了一道嚴密的火力網。


    三十軍雖然未能將火炮等重武器帶來前線,但該軍有兩個團均為半美械裝備,近戰時殺傷力同樣不小。三縱八旅第二十二團在山炮支援下率先衝入村內,激戰中,共有兩名營長負傷,一名副營長陣亡,九連連換三次連長,七、九兩個連的排幹部全部犧牲。足見戰鬥之殘酷激烈,之前劉鄧力主爭取高樹勳起義,認為“如果硬鬥硬,我們傷亡會很大”,其必要性也正在這裏。


    直至11月2日晨,八旅仍未能結束戰鬥,非但如此,由於遭到敵軍反擊,部隊還被迫從村內撤了出來。此時,一、二縱基本全殲四十軍並俘虜馬法五的消息傳來,三縱受到鼓舞,遂打破常規,於中午再次發起總攻。


    這次三縱司令員陳錫聯效仿他的老首長,也來了個“圍三闕一”,把東南麵虛留出來。同時在正麵進攻時加強了步炮協同,規定進攻時必須響三聲號:一聲號響,山炮發射;二聲號響,機槍開火;三聲號響,才是步兵衝鋒。


    敵軍果然中計,見正麵槍炮凶猛,遂從東南麵蜂擁而出,結果正好被預伏部隊所圍殲。


    平漢戰役至此結束,晉冀魯豫野戰軍繼上黨戰役後又打了一個大勝仗,並且繳獲大量武器彈藥,其中包括美製反坦克炮、火箭筒、衝鋒槍,這還是他們第一次在戰爭中繳獲到美械裝備。戰役結束後,毛澤東分別致電劉鄧,稱此次戰役為“血戰十日”的“偉大勝利”。


    平漢戰役對孫連仲而言,猶如一場噩夢。從此之後,他不僅不再提及在台兒莊戰役中將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的事,而且每當談到他的部隊跟劉伯承作戰的經曆時,也總是噤若寒蟬。私下裏,他更對人慨歎:“敗軍之將,豈可言勇!”


    上黨戰役、平漢戰役是在國共談判期間進行的戰役,它們的連續取勝令中共在談判中進一步占據了主動地位。不但蔣介石為之吃驚,連在談判中擔任調停角色的美國人也不滿意,他們責問蔣介石:“(你們)兵力還沒有調齊,怎麽能打?”


    蔣介石、閻錫山本來要把足球往解放區的中央大門踢,但兩役下來,劉鄧把球門守住了。蔣、閻就此停止了對解放區的大規模進攻,劉伯承後來追述說,如果沒有那兩仗,就不會出現這一局麵。


    1946年1月13日午夜,國共達成的停戰協定正式生效。在此之後,中共中央決定將晉冀魯豫解放區和山東連接起來,以擴大後方,便於部隊活動。與此同時,為適應運動戰的需要,劉鄧又進一步整編部隊,在原有四個縱隊的基礎上增加了六縱、七縱。


    停戰期間,戰爭的陰雲並沒有散去。5月1日,中共中央下達練兵指示,劉伯承立即部署晉冀魯豫解放區展開整軍練兵活動。


    6月10日,晉冀魯豫解放區召開練兵會議,會前劉伯承特地指示要組織與會的旅以上幹部進行打靶,還表示自己也要親自參加。


    當天上午8點,在李達等人的陪同下,劉伯承準時來到位於邯鄲市東南郊的靶場。這座靶場原為侵華日軍所修建,占地數十畝,因為解放軍接管後尚未來得及整修,所以顯得有些荒蕪,雜草叢生。


    劉伯承沒有按照慣例先給幹部們講話,而是向負責管理槍彈的警衛戰士要了一支步槍,然後回頭對眾人說:“我跟你們比武,我先打三槍,我一隻眼,可能打不好,你們都要打好。”


    說著話,劉伯承給步槍裝上子彈,向前跨兩步,伏下身子,用臥姿進行射擊,連發三槍。他打完之後,李達等人也打了三發子彈,其他人則按列隊順序依次進行。


    劉伯承很認真地觀察著每一個幹部的射擊動作。全部都打完了,他讓訓練處長把射擊成績記錄拿過來看。


    因為身有殘疾,劉伯承年輕時留學蘇聯,實彈射擊就隻能及格,更不用說現在已過天命之年,成績不佳是可以預料的,記錄上顯示的成績也確實不理想。不過劉伯承之所以不怕“丟醜”,一定要與幹部們一起打靶比武,是因為他今天要打的不僅是“技術靶”,更是“政治靶”。


    劉伯承要幹部們隨便圍攏到他周圍,然後拿著剛剛用過的步槍對大家說:“有的旅長和縱隊參謀長,同我打得差不多,三發不過十環,不如戰士,但成績不小。三發子彈把和平麻痹、鬥誌鬆懈、居功自傲這三個思想敵人打掉了,打中了要害!”


    在當場對幾名打靶成績過差的幹部進行告誡後,劉伯承又對一位打靶成績優異的旅參謀長提出了表揚:“我們練射擊技術,就要練得像用筷子吃飯一樣‘百發百中’,要吃哪一塊就能夾到哪一塊,做到熟能生巧。”


    會議最後,劉伯承還用非常嚴肅的口氣,對一位沒有按命令到場參加打靶的高級幹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不是一件小事,從這裏窺見了令人擔憂的苗頭!”


    劉伯承很少對部下發火,這一場麵給全場人員極大的震動。  <h2>猛虎掏心</h2>


    劉伯承認為,技術是戰術的基礎,隻有技術基礎紮實,才能更有效地組織和運用戰術。


    在他發出“和平,麻痹,鬆懈,刀槍入庫,槍栓拉不開,這很危險”的警醒後,晉冀魯豫的整軍練兵活動進入高潮。各部隊從高級幹部做起,除著重進行射擊、刺殺、投彈和土木作業四大技術的訓練外,還組織了村落戰、攻堅戰和大兵團協同作戰的軍事演習。


    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集中28個正規旅,連同地方部隊共達30萬人,向中原軍區的李先念部發動大規模進攻,全麵內戰由此爆發。


    李先念部被迫分路組織突圍,同一時間,山東野戰軍、華中野戰軍也遭到敵軍圍攻。當時的情況是,中原、山東兩方麵都很吃緊。為了迫使追擊李先念部的敵軍回援,也為了緩和山東局勢,劉鄧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親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進兵冀魯豫,準備發起隴海戰役。


    隴海戰役的目標是奇襲隴海線。在鐵路的北麵,也就是野戰軍襲擊的正麵,自蘭考縣考城鎮而東,直達虞城縣以北,敵軍設置了一條封鎖線。這條封鎖線縱深達六七十公裏,到處是據點和封鎖溝牆,而且守備也很嚴密。


    劉伯承在指揮一二九師時,交通戰就是家常便飯。打交通戰,一般要先逐個攻擊敵人的據點,摧毀其封鎖線,這樣才能對鐵路展開破襲,不然的話,就有側背遭敵襲擾之憂。百團大戰采取的就是這種打法。


    不過打百團大戰時,為的主要是破襲鐵路,隴海戰役則不同,它為的是轉移敵軍在其他方麵的視線,沒有那麽多時間用於先期準備,也無足夠力量一一拔除據點,而一旦打草驚蛇,又必然會失去襲擊的突然性。


    經過慎重研究,劉伯承決定采取大膽行動,棄側背威脅於不顧。他說:“如果我們顧慮殘留我側背之敵,那麽我們就根本不要想進到隴海路。”


    劉伯承指揮作戰向來心細如發,但有時候形勢又要求他必須膽大包天。從8月5日起,晉冀魯豫野戰軍先以小部隊佯攻考城,再以一部分地方武裝監視敵軍的某些重要據點,對其他多數據點則置之不理。


    在此期間,主力分成左右兩路向攻擊地域開進。他們曉行夜宿,避開公路、村落,在撇開封鎖線之後,悄然到達了攻擊出發地。


    8月10日夜,劉伯承正式發起隴海戰役,左右兩路部隊按照預定計劃對鐵路實施了“猛虎掏心”。經過兩天戰鬥,一下子就破襲了從開封到徐州長約三百裏的鐵路線。


    劉鄧在隴海的出擊行動,使蔣介石大受震動,他被迫從圍追中原軍區部隊的兵力中抽調出三個整編師,令其向開封急進。發現圍魏救趙之計已初步產生效果,中央指示劉鄧迅速占領豫東諸城,以迫使這三個師在新黃河駐防。


    8月14日,劉伯承下達隴海戰役第二階段作戰命令,各縱隊開始南下奪取縣城。這時他們的進攻已失去突然性,而長途行軍的弱點卻逐漸暴露出來。


    從根據地到達隴海線,晉冀魯豫野戰軍足足走了半個月。當時正值雨季,陰雨連綿,許多道路被淹沒,橋梁被衝毀,部隊隻能頂著酷暑和暴雨在泥水中艱難行進。之後又實施鐵路破襲,各縱隊均已相當疲憊。相比之下,駐守各縣城的敵軍則是以逸待勞。


    在臨場指揮上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先前上黨、邯鄲的連續取勝,使一些指揮員不免驕傲輕敵,同時經過較長一段時間的停戰期,另一些指揮員又對隨即到來的激戰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表現在實戰過程中,就是求勝心過切,恨不得一口把對方吞下肚去,可是由於對敵情地形缺乏深入的偵察研究,反而難以達到目的。


    一縱九旅打民權縣城。民權守敵總共才一個營,加上地方武裝,也不過千餘人。結果九旅數次攻城都未成功。


    接著敵軍由商丘向民權馳援,縱隊集中主力打援。一攻城,一打援,一縱損失很大,其中九旅政委負傷,團營以上幹部犧牲5人。一場戰鬥傷亡這麽多幹部,是縱隊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連縱隊司令員陳錫聯都覺得這一仗很不合算。


    “譜不可以盡弈之變,法不可以盡戰之奇”,不管戰前怎樣千算萬算,總不可能事事盡如人意。劉伯承審時度勢,決定迅速收手。8月22日,晉冀魯豫野戰軍撤出隴海線,移兵魯西南進行休整。


    魯西南在蔣介石的戰略方案中屬於勢所必爭的軍事要地,一旦該地域被晉冀魯豫野戰軍完全控製,就等於在他的平漢線和津浦線之間插上了一把刀子。乘晉冀魯豫野戰軍未及休整之機,蔣介石從中原、華東分別抽調集結了14個整編師、32個旅共30餘萬人,兵分兩路,朝魯西南夾擊過來。


    中原、華東的包袱輕了,劉鄧的包袱卻重了。  <h2>避強擊弱,弱中選強</h2>


    1946年9月5日傍晚,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六縱隊前指傳來消息:“劉師長來了!”


    雖然劉伯承早已是晉冀魯豫軍區和野戰軍司令,但幹部戰士還是喜歡按照抗戰時的習慣,稱其為“劉師長”。在之前由各縱隊司令員參加的會議上,劉伯承已經明確,必須要跟來敵打上一仗。


    打完隴海戰役後,部隊非常疲勞,兵員彈藥也未及補充,與敵軍相比,無論兵員數量還是武器裝備均處於劣勢。可為什麽還要打呢?一句話,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如果不打的話,野戰軍就要退到老黃河以北去了,今後作戰將更為困難。


    關鍵是怎麽打。從敵情上看,這次由華東即徐州西進的敵軍較強,相對弱一些的,是由中原即鄭州東進之敵,這一路部隊中,隻有整編第三師(整三師)是唯一的中央軍嫡係部隊。


    整三師原在豫陝鄂,用於圍攻中原突圍的李先念部隊,由於爆發了隴海戰役,才與其他兩個整編師一道被抽調了過來。該師是嫡係不假,不過在與李先念部的作戰中損耗不小,且部隊疲憊不堪,狀況並不好。


    劉伯承作戰很注意研究敵將。整三師等三個整編師雖在名義上屬孫震指揮,但孫震係川將出身,不是樹大根深的中央軍將領,對非基幹部隊統轄力有限。整三師師長趙錫田則是國民黨陸軍總司令顧祝同的外甥,他在抗戰中既打過日本人,也打過新四軍——皖南事變中曾參與圍攻新四軍總部,造成新四軍軍長葉挺被俘。因為既有背景,又有戰績,所以趙錫田平時頗為狂妄自大,不大聽孫震的指揮。


    在劉伯承的作戰原則中,敵人即便沒有弱點,也要把他的弱點給創造出來,何況趙錫田有這樣的弱點。他據此推斷,隻要用誘敵深入的戰法,一定可以殲滅整三師,而隻要打掉了整三師,就可以有效地震懾其他各路敵軍。


    避強擊弱,弱中選強,劉鄧定下決心:先打整三師!


    由於戰場被預設在定陶以西、菏澤以南的地區,因此這一戰役被稱為定陶戰役。在兵力布勢上,三縱、七縱為南集團,二縱、六縱為北集團,負責對整三師實施南北鉗擊,其餘部隊分頭阻擊或監視其他各路的敵軍,防止他們與整三師靠攏。


    國民黨軍的此次進攻由鄭州綏靖公署(鄭州綏署)主任劉峙親自督戰。在原計劃中,整三師與整四十七師齊頭並進,會攻定陶,但劉伯承根據情報得知,劉峙臨時對計劃做了修改,改為整三師單獨攻菏澤。這樣兩師的間隔擴大,而且越往西間隔越大。


    根據這一戰場變化,劉伯承也隨之將預設戰場西移至大小楊湖地區。9月3日晨,他下令放手引誘整三師冒進,爭取使它能夠在當天晚上到達大小楊湖。整三師果然沒有防備,在六縱一部的引誘下,像一條嗅到香餌的魚,搖頭擺尾地“遊”進了大小楊湖。


    當晚11點半,劉伯承下令對整三師發起全線攻擊。此時南北集團的主力已待機休整了五天,而整三師卻被阻擊消耗了五天,兵力上南北集團也四倍於敵。


    優勢占盡,但直到天亮,南北集團都無法將整三師予以殲滅,隻能暫時予以圍困。9月4日晚,又繼續發起攻擊,結果仍無法盡取全功。敵我幾成膠著、對峙狀態。


    整三師確實表現出了嫡係中央軍所具備的戰鬥力。經過兩天激戰,參戰的四個縱隊雖殲其三個營,但自身也傷亡不小,而且官兵都非常疲勞。


    整三師師長趙錫田至此已明白本師陷入絕境,遂拚命向鄭州呼救。劉峙聞報,急忙下令各部進行增援。在此千鈞一發之際,劉伯承除嚴令各路阻援部隊不得退卻外,決定親自到六縱進行指揮和督戰。


    出現在六縱前指的劉伯承身著淺灰色粗布軍裝,戴一副茶色的護目眼鏡,盡管頭發已經斑白,然而精神煥發。隨其一道前來的還有參謀長李達。


    六縱前指的作戰室是借用老百姓的兩間草房。牆上掛著作戰地圖,上邊密密麻麻地插著紅藍兩色的三角小紙旗,標著敵我雙方的所在位置。各縱隊指揮員坐在草房子裏,劉伯承一邊指點著地圖,一邊給他們講解新的戰術部署。


    劉伯承非常講究軍事用語。他把戰役範圍的兵力區分,稱作“兵力布勢”,把戰術範圍的兵力區分,稱作“兵力部署”。新的部署再次強調集中兵力和火力的問題,六縱由此擔任了主攻任務,其目標是殲滅整三師主力五十九團。


    部署完畢,各縱隊指揮員返回自己的指揮崗位,隻有六縱政委杜義德和幾名參謀人員留在劉伯承身邊。  <h2>我們要更頑強</h2>


    夜幕降臨,作戰室裏除了不時響起的電話鈴聲外,什麽聲音也沒有。劉伯承全神貫注地注視著牆上的地圖,一位參謀手裏拿著一盞棉油燈,在旁邊替他照明。


    這時電話“丁零零”又響了。作戰參謀立刻拿起話筒,然後遞給劉伯承,告訴他是身居前線的六縱司令員王近山請他講話。


    六縱的組建時間不長,整個縱隊除四十六團是紅軍老部隊外,其餘多是抗戰時期活躍在太行山上的軍分區部隊,也就是地方武裝。雖然是新部隊,但司令員王近山帶兵經驗豐富,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使六縱有了勁旅模樣,並在隴海戰役中有上佳表現。加之王近山積極請戰,這才促使劉伯承把最重的擔子交給了六縱。


    問過六縱的準備情況後,劉伯承對王近山說:“這一仗如果我們打不好,冀魯豫平原我們就站不住,你們還得背著小包袱上太行山哪!”


    王近山很有決心:“六縱隊即使打得隻剩下一個連,我當連長,杜義德當指導員,也決不放棄戰鬥!”


    之後,劉伯承又分別與七縱、三縱、二縱的司令員通話,一一進行囑咐。


    一切準備就緒,隻等總攻時間到來。劉伯承坐在木凳上,時而望望牆上的軍用地圖,時而抬起左手,看一看手表上的指針。


    時間突然變得特別漫長,指針一秒一秒地在往前轉動——嗒,12點30分,全線開始總攻擊。


    炮聲打破了寂靜的夜空,機槍聲、手榴彈聲此起彼伏。各縱隊中,以六縱打得最為殘酷艱苦。五十九團的抵抗十分頑強,各種武器射出的子彈形成了一道道嚴密火網,阻擋著攻擊部隊進入大楊湖這座僅有四百戶人家的村莊。六縱抱著決不再“背著小包袱上太行山”的決心,連續向村內發起攻擊,失利一次,再攻一次。


    反複攻了幾次後,李達給作戰室的眾人帶來好消息:“我們已經攻上去了!”


    六縱有四個營突入了大楊湖,接著其他縱隊也相繼傳來捷報。


    天色微明,六縱已有六個團攻入大楊湖,五十九團被壓縮到村內的一個角落裏。五十九團代團長吳耀東被迫用明語向上級呼叫救命,說:“我們頂不住了!最多隻能堅持十五分鍾!再不來援兵,我就自殺啦!”


    趙錫田那邊也沒有多餘的力量,他回答說他隻能從師部派兩個步兵連、三輛坦克增援大楊湖。


    這些對話都被六縱指揮所電台監聽到了,它說明五十九團乃至於整三師已接近崩潰的邊緣,指揮官已經失去堅守的信心。不過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六縱也同樣快到了“傾家蕩產”的地步——不但子彈、手榴彈即將耗盡,連預備隊都用光了。


    天一亮,進攻會更困難,而且援兵也可能趕到。天空陰沉沉的,灰白色的晨霧籠罩著大地,沒有一絲兒風。作戰室內人們的心情也跟外麵的天氣一樣,有著一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


    劉伯承拿起電話,把自己了解到的敵情告訴王近山,並且對他說:“敵人的傷亡也很大,子彈也要打光了。我們困難,敵人更困難,敵人頑強,我們要更頑強!”


    王近山放下電話,把旅團的機關幹部和勤雜人員、炊事員、飼養員全都組織起來,實施了最後一次攻擊。


    上午8點,六縱摧垮了五十九團的防線,全殲守敵,吳耀東被俘。


    半個小時後,太陽驅散了大霧,四架轟炸機飛來,在六縱前指的上空進行盤旋偵察。為了防止敵機空襲,六縱事先在作戰室前麵的牆根底下挖了一個防空洞,同時把電話機遷移到裏邊,作為臨時指揮所。


    這個臨時指揮所僅能容納一人,也就是劉伯承一個人。劉伯承個子很高,站在裏邊直不起腰來,可又不能坐下,隻能蹲著接聽電話,以了解外麵戰況的變化。由於勞累和天氣炎熱,汗珠一滴滴地從他臉上淌下來。


    至10點,趙錫田開始率師部及其殘餘部隊突圍南逃。聽到敵軍已脫離工事,劉伯承趕緊發出追擊令,攻擊部隊奉命全線出擊,將整三師完全殲滅。


    戰鬥結束時,敵機又飛到戰場上空。六縱和抓獲的俘虜都趕緊隱蔽起來,一名俘虜在隱蔽場所問身邊的解放軍幹部:“貴軍是哪部分?”


    “劉伯承的,聽說過嗎?”


    俘虜點點頭:“敗在他名下,我沒說的。”另一名俘虜說:“我們部隊就算頑強了,哪知你們比我們更頑強。”


    劉伯承曾經告訴王近山:“隻要消滅大楊湖的敵人,戰役將有很大的變化。”大楊湖殲滅了五十九團,導致整三師師部直接暴露在各縱隊的火力攻擊之下,否則趙錫田也不至於棄工事而逃。


    因為整三師被殲,整四十七師、整四十一師等部也因驚慌失措而向後撤退,最後被劉伯承“摟草打兔子”,捎帶著各消滅了一個旅。


    至9月8日,定陶戰役結束。晉冀魯豫野戰軍首開全殲國民黨軍整編師的紀錄,繳獲大量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其中僅二縱就繳獲了五輛坦克、十二輛汽車。


    戰役剛結束,劉鄧即召集各縱隊負責人開會。一進門,劉鄧便像往常一樣迎上前來和眾人握手,不同的是,這次兩人都特別高興,一邊握手一邊說打得好。  <h2>主要是摸摸老虎屁股</h2>


    劉鄧開會,主要就是進行總結,哪些打得好,哪些打得不好。雖然定陶戰役是個勝仗,但劉伯承仍指出了此戰在戰術上存在的一些缺點,比如各部隊的協同動作搞得不好,集中兵力攻敵一點也運用得不夠成熟。他特別強調,後者在運動戰中最易收效,需要切實加以掌握。


    國民黨陣營不是總結戰術得失,是勒令下課。蔣介石懊喪之餘,將鄭州綏署主任劉峙、參謀長趙子立全部予以撤職。


    其實世上本無常勝將軍。解放戰爭初期,中原的劉伯承、華東的粟裕、東北的林彪,盡管都以謀算見長,但他們在指揮作戰時也並不是全無失招,有的還打過敗仗。毛澤東的睿智之處就在於,他不是簡單地針對敗仗給以處分,而是要求部下們進行總結,以利提高,同時繼續給以信任和鼓勵。


    蔣介石不是說不懂軍事,可他真的是不會用人。劉峙早在民國時就以能戰著稱,結果就因抗戰開始時打了一次敗仗,一直到抗戰快結束時才得起用,其後又反反複複,打不好撤下,想起來再用。趙子立亦是一員非常能幹的幕僚,他曾是薛嶽的參謀長,抗戰中第三次長沙會戰的作戰計劃即出於其手筆。


    如果讓這些人繼續留在位置上,他們起碼還能從失敗中得到教訓,而戰爭中所得到的教訓,則是一切軍校課堂都無法給予的。像這樣一打敗仗或一遇挫折,就對主將幕僚進行擱置或處分,實際上也是一種巨大的人才浪費。國民黨陣營本來戰將如雲,但到解放戰爭後期,居然已麵臨無人可用的窘境,不能不說與蔣介石錯誤的用人方略有關。


    接替劉峙的是顧祝同,顧祝同並不見得比劉峙更能幹,隻不過是拿來換換手氣而已。不過鑒於前任的倒黴經曆,他和徐州綏署主任薛嶽都不得不對晉冀魯豫野戰軍予以重視,進攻部署也調整為:以徐州綏署的第五軍和整編第十一師(整十一師)打頭陣,向定陶、菏澤進攻,其餘部隊與鄭州綏署部隊一道在後麵跟上。


    在兩路敵軍中,以第五軍、整十一師為最強。它們都屬於國民黨“五大主力”,不但擁有較為輝煌的戰史,而且現有裝備為全美械,火力強勁。按照原計劃,這兩支王牌軍本來要投入山東戰場,用於對付山東野戰軍和華中野戰軍,因為晉冀魯豫野戰軍在隴海、定陶連打兩仗,才被牽了過來。


    9月中旬,第五軍、整十一師連陷定陶、菏澤、東明等城,接著又沿菏濟公路(菏澤至濟寧)及洙水河南岸向巨鹿進犯,意圖占據濟寧。在冀魯豫解放區內,兩部幾乎是橫衝直撞,頗有擋我者死,逆我者亡的氣勢。


    為避敵鋒芒,劉鄧一直在率部往東撤退,但老是撤也不是辦法。當第五軍、整十一師成分進態勢,其他敵軍又距兩部甚遠時,他們決定在巨鹿西南地區殲敵一部,給對方一個下馬威,也使之不敢再大步推進。


    劉伯承的具體部署,是以二縱在龍固集一線阻擊第五軍,集中三縱、六縱、七縱圍殲進入張鳳集的整十一師。這就是巨鹿戰役,因為整個戰役分成了龍固集和張鳳集兩個戰場,後來人們也形象地稱為“龍”“鳳”之戰。


    這時晉冀魯豫野戰軍已補充了1萬餘名兵員,其中翻身農民7000餘,解放戰士4000餘——解放戰士即俘虜的國民黨士兵,過去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般都是將俘虜兵予以釋放。抗戰期間通過對各種綠林和雜牌武裝的收編,中共積累了大量“改造”的經驗,到解放戰爭時期,就不是簡單的釋放,而是予以積極“改造”,將其化為自身的一個主要兵源。自此,解放戰士便成為除繳獲武器外,各解放區和野戰軍“以戰養戰”的另一重要途徑。


    不過這些新兵都還未來得及進行充分訓練,其戰鬥力尚有待提高,對於各部隊而言,真正有利之處是因定陶戰役取勝而得到了休整,士氣也較為旺盛。


    就當時晉冀魯豫野戰軍的實力而言,要集中兵力消滅一個整編師尤其是非嫡係的整編師,是可以做到的,但要消滅一支王牌軍就比較難了,何況還是和兩支王牌軍同時交手。從實際出發,劉鄧的目標也不再能夠像定陶戰役那樣,一仗就殲敵一萬餘,而隻能是殲其一部,用劉伯承的話來說,“主要是摸摸老虎屁股”,弄清對方的底細。


    即便這樣,仗也不好打。“龍”“鳳”之戰,劉伯承更關心的是“龍戰”。因為這是標準的陣地防禦戰,二縱打慣了遊擊戰、運動戰,但對這種正規戰還比較生疏,同時他們的武器裝備也並不是很適合於防地防禦。


    9月27日,二縱五旅首先進抵龍固集布防。第二天,縱隊司令員陳再道將五旅的部署情況向劉伯承進行報告,劉伯承聽後說,晚上10點他要到五旅召開幹部會,做進一步動員和部署。  <h2>教師爺打架,先讓後打</h2>


    晚上9點,五旅營以上幹部就從四麵八方趕到了旅部作戰科。


    從9點到10點,還有一個小時。軍事幹部們大多是急性子,一些人不時看著手表,就覺得指針走得太慢。有人斷言劉伯承不會正好是10點到,因為野司離龍固集有幾十裏地,天又黑,“劉司令那麽大年紀,騎馬也跑不了那麽快。”還有人說,也許是接電話的人聽錯了,“會不會把深夜4點聽成是晚上10點了?”


    外麵突然傳來一聲喊:“劉司令來啦!”眾人一看手表,不快不慢,正好是10點!


    因為晚上天黑路又不平,騎馬不能跑,所以劉伯承是乘坐一輛膠皮軲轆大車來的。他的時間觀念非常強,坐在大車裏被顛簸得左搖右晃,還嫌車跑得慢,對身邊的人說要是再這麽慢慢騰騰,還是下車騎馬好了。參謀們急忙勸他:“天這麽黑,就是騎馬也不能跑,還是坐車快。”


    到了目的地,這些參謀忍不住向五旅的人“叫苦”:“劉司令路上老讓我們快,快,快!”


    劉伯承說:“叫你們快,快,是我覺得並不快,有點像老牛拉破車。”


    他問來開會的人都到齊沒有,回答說早到了。五旅副旅長牟海秀補充道:“剛才同誌們在議論,說我們接電話時是不是把深夜4點聽成是晚上10點了。”


    劉伯承聽了馬上說:“10點,4點,相差太遠。在戰場上你們要是這樣誤解時間,該多危險哪!”


    幹部們在一座農家大院席地而坐,劉伯承坐在中間的一張長板凳上,給大家講述戰役意義和戰術要領。


    他先從第五軍的曆史講起。第五軍成立於抗戰時期,係國內組建最早的一支裝甲部隊,最輝煌的戰績是在昆侖關戰役中重創日軍第五師團。此後它作為遠征軍的主力入緬作戰,但幾近覆滅,撤回國內的不足兩萬人,劉伯承因此評論這次遠征打得“不怎麽樣”。


    現在重新編組後的第五軍繼承了它早期的戰術特點,即火力很強,編成內有榴彈炮、山炮等多種火炮,且步炮協同。二縱尤其是五旅要阻擊這樣的強敵,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五旅過去以打攻堅戰見長,有一個團在上黨戰役中冒著敵人的炮火,架著梯子攻潞城,一共隻用了十分鍾。現在換成了打阻擊,就有人認為不過癮,是在啃骨頭。劉伯承說,啃骨頭有時也是有必要的,“如果把這根骨頭啃掉,蔣介石的肉就無從長起了”。


    雖然是“啃骨頭”,但劉伯承擔心就擔心五旅把打攻堅戰的辦法全盤搬到阻擊戰上來,從而一味死守,形成消極防禦。


    抗戰時期,劉伯承指揮一二九師,有一個三十二團打陣地防禦戰沒打好,他就批評該團指揮員:你們那個是消極防禦,不是積極防禦。


    按照劉伯承的觀點,積極防禦的戰法有兩種,一為“迂回法”,一為“層層抗擊法”。他要求二縱包括五旅采用的戰法是“層層抗擊法”,或者叫運動防禦、移動防禦。


    這種戰法把戰場視為移動的立體,主張實施多層次、大縱深防禦。劉伯承強調,第五軍火力強,所以每一層防禦工事都要築牢加固,以減少部隊傷亡,但又絕不能死守,而是要“教師爺打架,先讓後打”。


    當然“先讓”不是說陣地能輕易放棄,事實上,每一層工事都要負起阻擊、消耗、鉗製的責任,才能達到積極防禦的總體效果。劉伯承計算了一下,要確保三、六、七縱在“鳳戰”中的殲敵時間,二縱在龍固集最晚要守到10月3日,在此期間,“每天隻讓它(即第五軍)進二三裏,三天隻進八九裏,這樣就消耗了敵人,保存了自己”。


    散會時已是深夜12點,劉伯承又鑽進那輛馬車,身披棉被,前往戰場的最前沿——十四團陣地。他視察了十四團的防禦陣地,並親自對該團的作戰隊形進行了指導。


    他告訴十四團指揮員,防禦時最好采用三角隊形,三角的最後麵可以多設上幾道防線,多放一些部隊。這樣就可以軟頂硬打,起到先把敵人盤軟,然後再打的作用。


    劉伯承離開十四團時,天已經亮了。馬車剛剛出村,第五軍進攻的炮彈就在村西爆炸了。  <h2>牛抵角</h2>


    自9月29日上午開始,“龍戰”打響。劉伯承的一番苦心沒有白費,二縱把他的戰術要點都給用上了,他們以龍固集為中心的運動防禦實施得非常成功有效。


    第五軍的火力是強,但在戰術打法上,它有一個突出的缺點,即過分依賴於火力的發揮,而且打仗比較程式化,總是先來一套飛機大炮坦克的立體攻擊,然後再出動步兵進行衝鋒。


    二縱很快就掌握了對方的這一套路。他們以三分之二兵力分布於前沿,三分之一位於縱深準備反突擊。前沿部隊在敵軍實施轟炸時,就躲進工事,一俟轟炸結束,敵軍步兵接近,馬上從工事裏鑽出來,以突發短促火力予以殺傷,同時抓住時機實施反突擊。


    劉伯承原來估計“龍戰”最多隻能守到10月3日,沒有想到二縱居然守到了10月7日,而且龍固集始終沒有丟失。在這9天裏,第五軍前進不到10裏,傷亡近2000,而二縱的傷亡數卻隻有數百。劉伯承戰後特頒嘉獎令,稱讚“龍戰”是“本次作戰的模範防禦戰例”。


    由於“龍戰”出人意料地順利,劉鄧開始專注於圍殲整十一師的“鳳戰”。


    整十一師就是那個在土地革命時期,曾經敗於中央紅軍之手,後來又迫使中央紅軍離開蘇區進行長征的老十一師。這支陳誠的基幹部隊曆經十年內戰、八年抗戰,具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尤其是他們曾在中央紅軍手中嚐到過厲害,也相應總結和積累了一些反遊擊戰、運動戰的辦法。


    打運動戰就是要讓對手露出破綻,但這次因為晉冀魯豫野戰軍未能大踏步機動,雙方主力距離較近,使得整十一師事先有了警覺。就像當初進入中央蘇區進行“圍剿”一樣,他們在行動時變得非常狡猾:晝間前進,各部會密切協同,而且一定先派大量便衣在周圍進行搜索、警戒,不做好必要的反襲擊措施,決不輕易冒進;晚上宿營,不僅全都緊靠主力退縮集結,而且外圍村落還駐紮著警戒部隊。


    敵方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有如一塊鋼板一樣,圍攻部隊就不太容易對其進行分割包圍。10月1日,又突然下起大雨,“鳳戰”的預設戰場張鳳集變成了一片水網地帶,這也給參戰部隊增加了意想不到的困難,尤其對步兵的機動極其不利。


    一直到10月3日,“龍戰”已進行了五天五夜,整十一師第十一旅的位置前突,劉鄧才抓住機會,下令各縱隊於當夜向其發起攻擊。


    可是這次攻擊實際上還是啟動早了。整十一師並沒有充分展開,戰鬥單位全都集結在一起,很難單獨圍殲其一路或一點,而且各縱隊在進攻時又機械套用了定陶戰役中的攻堅打法,以火力對火力,但最後發現要比火力,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對手。


    整十一師既能像老西北軍那樣打野戰和近戰,同時又兼具裝備精良,火力凶猛的優勢,戰場上其密集的炮火有如飛蝗一般。尤其讓進攻部隊印象深刻的是,整十一師的炮兵水平很高,善於組織步炮協同。三縱二十五團本已占領了西北外圍的李胡同村,敵軍集中20餘門火炮進行猛轟,結果該團的防禦工事悉數被毀,村內民房僅剩下殘垣斷壁。


    相比之下,晉冀魯豫野戰軍火力較弱,不僅彈藥少,而且所使用的手榴彈、迫擊炮彈有好些是不能爆炸的“臭彈”。步兵在發動衝鋒時,又往往陷於大雨形成的積水泥濘中,更使衝鋒的效果大打折扣。


    整十一師稱得上能攻善守,它在防禦上還有一個很特殊的方法,即通常以一個加強連在村外實施移動警戒,這樣既易使進攻部隊撲空,又能保障基本陣地。


    二十五團對敵人的這一打法不熟悉,他們在向李胡同攻擊時,防守李胡同的一個騎兵連不戰而逃,但實際對其基本陣地起到了報警作用。敵主力由此發動反擊,對進入村莊的二十五團實施了集中轟擊,從而使二十五團蒙受了較大損失。戰鬥中,該團四連數次進行編組,最後隻編了兩個班。


    經過3日、4日兩晚的激戰,進攻部隊在各個攻擊方向上都未能獲得重大戰果,僅僅消滅了外圍曹家垓的一部守敵。這是運動戰實施中非常忌諱的一種狀態,叫作“牛抵角”。


    劉伯承指揮作戰,最怕的也就是部隊陷入“牛抵角”。因為“牛抵角抵了半天,消滅不了敵人,最多也不過是把敵人打退而已”。


    後來劉伯承在“複盤”時說,如果當時能夠把主力拉遠一些,隻以小部隊接敵偵察,誘使敵軍大膽前進,然後再出其不意打它的薄弱部分,收獲就可能不一樣了。


    好在兩番較量之後,野司也已經摸清了整十一師的防禦位置及其部署特點。10月5日,劉伯承調整部署,將殲滅目標由一個旅縮小至一個團。他下令六縱從敵背後進行截擊,七縱在三縱的配合下圍殲第十一旅三十二團。


    當晚,七縱先是攻占了張鳳集西北角的小圍子,接著又於拂曉前攻入張鳳集。


    過去,一般攻入了敵軍占領的村內,即勝券在握,比如定陶戰役中打整三師就是這樣。可是這次不同,攻入村內竟然僅僅是戰鬥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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