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幫助張作霖改造和訓練軍隊外,楊宇霆的另一個重要使命是作為張作霖的代表,往返京津,與中央政府,或者更準確地說與段祺瑞一方進行聯絡。


    士官生是民初不容小覷的一股軍政勢力,在楊宇霆嶄露頭角的時候,他的同期或不同期同學也多已居於顯要位置,段祺瑞的首席幕僚徐樹錚就是一個。徐樹錚是第七期士官生,比楊宇霆要大一期,但兩人在性格、能力、經曆上極其相似,也特別氣味相投。同時,徐樹錚受段祺瑞信任和依賴的程度,甚至還要超過楊宇霆之與張作霖,所以有段祺瑞的靈魂之稱。有了這層關係,楊宇霆聯絡段祺瑞,便隻要與徐樹錚打好招呼就行了。


    此時北京政府正爆發新一輪“府院之爭”,以總統馮國璋為首的府方與以總理段祺瑞為首的院方針鋒相對,政爭激烈。段祺瑞的國策主張是,在國際問題上積極參加歐戰,在國內南北統一問題上用兵以武力解決。對於前者,馮段無異議,後者則存在嚴重分歧,馮國璋主張和平解決,同時也是在假和平與段祺瑞爭權。


    因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他們這一派當時被稱為皖係,相對而言,馮國璋那一派多為直隸人,故稱直係。在直係的緊逼下,段祺瑞被迫再次辭職,時任陸軍次長的徐樹錚亦隨之辭職下野。


    之後段祺瑞、徐樹錚反守為攻,通過召集督軍團會議,利用皖係和接近皖係的督軍之力,對馮國璋施壓。張作霖與段祺瑞關係密切,因此楊宇霆代表張作霖參加了督軍團會議,張作霖本人也致電馮國璋,認為“南方已無媾和之誠意,政府應下堂堂正正的討伐令,以挽救千鈞一發之危局”。


    馮國璋吃不消主戰派督軍的壓力,隻得不情不願地發布了湖南討伐令,但實際仍在暗中與南方進行和談。在這種情況下,徐樹錚想到了引奉軍入關助戰的策略,他對段祺瑞說:“僅靠我們皖係自己的力量是難以製止直係和南方和談的,我看不如來個借刀殺人,借奉打直。”


    徐樹錚隨後秘密前往奉天,他先與楊宇霆接洽,商量如何促成張作霖答應派兵入關,助皖打直。楊宇霆與徐樹錚一樣年輕氣盛,一心要幫助幕主擴張勢力,張作霖雖然也有此意,但他相對來說則要謹慎得多,畢竟出兵入關和站隊呐喊還是兩碼事,弄得不好極可能偷雞不著蝕把米,把部隊乃至自己的前途都扔進去——想當初張勳複辟,要是他張作霖也像馮麟閣那樣傻乎乎地跑進關內,下場如何真不可想象。


    顯然,要想打動一個政壇老狐狸的心,光靠三寸不爛之舌是不夠的。徐樹錚想起一件事,從前“府院之爭”相持不下的時候,馮國璋的謀士曾向馮國璋獻計,說隻有擁有足夠的軍隊,才能在與段祺瑞的爭鬥中占據優勢,也才能保住總統之位。馮國璋隻聽了他的話後,便向日本購買了大批軍械。這樁買賣是徐樹錚在任時敲定的,合同約定日本人先將軍械運至秦皇島交付中國接收,然後再運至北京,不過直至徐樹錚卸任,軍械尚未起運。


    為了打動張作霖,徐樹錚遂決定借花獻佛,他將軍械購買計劃告訴了楊宇霆,並讓楊宇霆鼓動張作霖截械。


    當時張作霖所轄奉軍隻有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軍三個師,且所有裝備均很陳舊,張作霖久欲擴軍,隻是苦無軍械。聽楊宇霆一說,他立刻產生了濃厚興趣,但同時也不免猶豫:且不說徐樹錚必定會有所索求,就是單單劫械一樁,就注定要和馮國璋及直係撕破臉了,以後再無退路。


    玩政治有時候跟賭博也沒什麽兩樣,這一注下去究竟是好是壞,是福是禍,張作霖實無把握,一時間,他頗感左右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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