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退回關外後會怎樣?可以想見的是,他“又安穩了,在這裏坐看時機,等待陽氣上升,就會慢慢爬出來”。


    此時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已經離職,繼任者為武藤信義,武藤和他的隨員、司令部高級參謀河本大作都參加會議並做了重要發言。在他們看來,張作霖一直“有意識地、有計劃地、明目張膽地對日本人進行壓迫”,同時利用日本人加強自己的力量或擺脫困境,最後利用完了,又“沒有義氣”地過河拆橋。前者包括拒絕履行“二十一條”,對滿鐵進行包圍和排擠等,後者的事例也是“不勝枚舉”,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在張郭事件中“賴賬”。


    武藤、河本斷言,隨著東北軍在關外力量的增強,張作霖依舊會像過去一樣,在經濟上對滿鐵采取包圍態勢,致使“日本的大陸經營(指在中國特別是東北的經濟掠奪)陷入被架空的狀態”。他們說讓張作霖出關可以,但應在山海關將敗退的東北軍全部解除武裝。到時張作霖赤手空拳,真正成了隻能任由日方擺布的傀儡,要解決任何涉及“滿蒙權益”的問題都不過是一氣嗬成的事了。


    對武藤、河本的建議,森恪表示非常讚同。這一方案也被稱為“外科方法”,即用武力解決問題,直接出兵占領東北。與“外科方法”相對應的是“內科方法”,支持該方案的人主張繼續對張作霖實施“行賄”,同時兼以恫嚇,使其接受日方要求。田中事先同町野、山本進行秘密謀劃,實際也就是要在“內科方法”上做文章。


    田中是東方會議的主持者,他認為如果先采用“內科方法”,在國際上對日本比較有利。在他的力主下,會議最後決定先禮後兵,將“內科方法”作為第一選擇,待“內科方法”不能奏效時,再換用“外科方法”。


    盡管如此,在動武這一點上,日本人也絕非虛張聲勢。很明顯的一點是,在幣原時期,日本政府對北京政府或張作霖即便有所不滿,最多也不過是進行外交抗議,東方會議會後發表的聲明卻公然將“出兵他國領土”作為了外交原則。


    對日本外交而言,“出兵他國領土”這六個字意味著前所未有的根本轉變,武藤因此特地向田中詢問:“這個聲明是百分之百地實行?”田中答道:“一點也不錯。”


    武藤又問道:“如此重大的方針(指出兵東北),一旦付諸實施,必須估計到將會引起世界戰爭。在這一情況下,怎麽辦?閣下有這樣的決心和準備嗎?”


    田中沒有一點猶豫:“我有這樣的決心!”


    “以後不致發生動搖吧?”


    “沒問題。我已經下了決心。”


    武藤對首相的回答感到滿意:“隻要政府有這樣的決心和準備,我是沒有什麽可說的。什麽時候命令一下,我推行政策就是。”


    轉過頭去,田中又一次向町野表示了自己的決心:“如果(‘內科方法’)不成功,將賭國運,用武力幹!”這一期間,由他牽頭,町野、山本共同參與的秘密行動正式開始實施。1927年7月19日,山本就任滿鐵總裁。滿鐵首腦原為社長製,將社長製改為總裁製,實際就是為與張作霖交涉提供身份上的方便。


    町野認為“滿蒙五路”交涉應是他和田中、山本三個人才知道的秘密,不料事實卻不是這樣。在陸軍省的支持下,駐華公使芳澤謙吉迫不及待地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滿蒙五路”的要求,結果不出所料地為中方所拒,更糟的是,日本報紙還報道了相關消息。町野為此發飆,並當即打電報給山本:“這樣不守秘密,我不幹了。”山本老謀深算,他估計大約再過兩個半月的時間,輿論就會自動平息,到時一樣可以行動,於是給町野發去回電,讓他少安毋躁,說:“風聲也不過七十五天,請等一等。”


    1927年8月,孫傳芳率部渡江進行反攻,結果龍潭一役,又被國民革命軍殺得大敗。孫傳芳的主力部隊就此消耗殆盡,他自己也一蹶不振,再無法在軍政界呼風喚雨。


    前線的接連失利,令張作霖一籌莫展。他愁容滿麵,無論開會、抽鴉片、與人談話,還是讀電報看公文,都很少有笑臉,有時還發出歎息之聲。一些政客來見張作霖,也發現他意態十分消沉,看上去就好像一個病人。


    一位算命先生曾經預言,張作霖的好運還有兩年,張作霖便對五太太壽夫人說:“我們好運總還有兩年吧,真不得了時,唯有叫姓段的(指段祺瑞)出來擋擋,再不得了時,隻有一走了之,回關外,關起大門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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