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張作霖和芳澤有過這樣的衝突和不愉快,隨行人員在回奉前都有一種惴惴不安的不祥預感,唯恐在山海關出事,有人私下裏已準備了裹傷包和餅幹,以防萬一。那幾天,奉天憲兵司令齊恩銘也發現老道口四周情況異常,日軍守備隊日夜放哨,阻止行人通行,好像在構築什麽工事(實際在埋置炸藥),為此他向北京發來密電,請張作霖嚴加戒備或繞道歸奉。


    可是張作霖卻並沒有感到有任何不安,對齊恩銘的提醒亦未能引起重視,他還不以為然地說:“齊恩銘這個人警惕性倒是挺高,可有時候就是喜歡大驚小怪的,別真以為有那麽嚴重。”


    如同村岡、河本等人對田中的秘密行動一無所知一樣,張作霖也絕不會想到關東軍竟然要另開一席,瞞著日本政府對他個人展開謀殺行動。日本人後來判斷,張作霖之所以敢於“優哉遊哉回奉天”,就是因為他確信關東軍不會使用武力,而他之所以有這樣的信心,又與他已在山本的秘密交涉中給過對方甜頭有關。


    當然,長期在壓力和危險下生存的經驗,也沒讓張作霖完全疏於大意,他對返奉的路線、時間都有過考慮。路線上,他原打算乘汽車由古北口進關,但一者公路坎坷不平,難免會受顛簸之苦;二者既已被人趕下了台,他也不想抄小路灰溜溜地逃回奉天,他老張要堂堂正正地在奉天站接受關東父老們的盛大歡迎。


    至於返奉日期,除了故弄玄虛地一再更改日子,由6月1日改為2日,又改為3日外,張作霖還找來了他很信任的瞽目術士張震洲卜算。張震洲搖卦之後,說當日下午7時動身為吉,張作霖便深信不疑,當即決定於這個時間啟程離京。


    日本《朝日新聞》報道了張作霖當晚離京的場麵:“警衛隊的刀槍發出熠熠燈光,荒涼的軍樂挽歌般的響起。張作霖的左手緊抓著佩劍,行舉手禮與送行者告別。”記者還注意到,張作霖的表情顯得非常悲痛,當他依依不舍地回望京都的時候,眼睛甚至“閃著光亮”。


    像他的前任段祺瑞、吳佩孚那樣,張作霖有誌於統一中國,可結局卻並無任何差別,隻能以敗軍之將的身份黯然離場,“誰目睹此情此景,又怎能毫無感慨”?


    這個時候包括張作霖在內,沒有人會想到他們的告別其實還有另外一層意味,不久將響起真正的挽歌。唯有離京之前,顧維鈞曾經拿著張作霖的八字,請術士為張算命,算命的術士歎息道:“這個命貴是貴,可是正如黎明前的燈膽,馬上就要熄滅了。”


    張作霖一行所乘專車由北京開出後,作為顧問的町野在天津站提前下車,以便等待張宗昌的軍隊。這時車上的日本人裏麵,還有一個日本駐錦州領事。這名領事是在北京上車的,當時他手持奉天的日本軍政各界委托書,表示在奉天的日本人一致歡迎張作霖回歸奉天。張作霖在略表寒暄之後,便邀他同往奉天,就在專車抵達錦州時,此人稱有急事要回領事館,下車提前走了。有人見他行動鬼祟,怕出意外,建議張作霖改換車廂,但張作霖不以為然,依舊乘坐原車廂繼續前進。事後大家回憶起這一細節,懷疑日本領事就是來偵察張作霖車廂號數的,他在錦州下車,既可以脫離爆炸現場,也便於把情況通報給關東軍的伏擊人員,以免炸錯。


    1928年6月4日,5時23分,專車駛抵老道口橋沿,埋置的炸藥突然起爆,全橋崩塌,據說與預定起爆時間隻差了一秒。爆炸聲中,鐵軌呈現出麥芽糖的彎曲狀,張作霖所在車廂的車身當即崩出三四丈遠,隻剩兩個車輪完好。河本自始至終觀察著起爆過程,他看到“轟隆爆炸的同時,黑煙飛揚到了兩百公尺的上空”,這令他以為“張作霖的骨頭也飛上天空了”。


    事故現場十分淒慘可怖,共有十七人被炸死。由奉天專程到山海關迎張的吳俊升頭貫鐵釘,當場身亡。張作霖被炸出三丈遠,滿身是血,當時還看不見內裏傷,隻有咽喉處有一個很深的窟窿。校尉處長溫守善急忙用一個大綢子手絹將窟窿堵上,然後和其他人一起將張作霖抬上前來迎接他們的汽車。


    張作霖的神情看上去非常難過,他雖然神誌糊塗,但還能說話,問的頭一句話是:“逮住了嗎?”溫守善騙他說:“逮住了。”


    “哪的?”


    “正過問呢。”


    張作霖這時說:“我到家看看小五(指五夫人)。”接著又說:“我尿一泡尿,尿完了尿我就要走啦!”當時大家都以為他由於嚴重腦震蕩,說的是囈語,不料這其實就是他最後的遺言。


    皇姑屯事件令町野感到眼前“天昏地暗”,另外有兩個日本人也驚愕得幾乎暈倒。一個是身在東京的首相田中,他臉色蒼白,流著眼淚講了一句話:“一切都完了!”另一個是身在大連的山本,他癱坐在沙發椅上,說:“田中內閣完了,我要回東京。”


    河本以為他為日本排除障礙,立了大功,其實從長遠來看,這次謀殺行動對中日兩國而言幾乎接近於同歸於盡——東北失去了一個既能鎮住內部,又可以在艱難情況下巧妙應付蘇日的梟雄,這為若幹年後的東北淪喪及民族危機埋下了伏筆。另外,因為張作霖在世時打下的基礎,奉係並未如關東軍所願的那樣頃刻瓦解,反而田中內閣所寄望的“滿蒙五路”和“積極外交”歸於徹底失敗。


    在楊宇霆被誅殺後,日本政府和軍方在滿蒙問題上更難找到可以對等交涉的對手,最終隻能冒險一逞。町野認為,皇姑屯事件是“九一八事變”的開端,更是太平洋戰爭的遠因,“如果由我來談這些,我一定會臭罵日本的外交和軍人,這是日本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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