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告訴我他讀書和作文的要訣。他說讀書有心得，一定要寫下來；寫下來之後，才能變成你自己的知識。
胡老師這句話真是深得我心，因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體驗。回憶自己的青少年期，我識字不久，便由雙親和塾師的引導，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寫日常見聞和讀書劄記很自然地就會變成日記的一部分。真的，寫日記、劄記最能幫助記憶；縱是忘記了，也能一索即得。
寫讀書心得的小品，其內容有的是選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則是自己的意見。世態所見既多，書又讀得五花八門，劄記也就寫得七零八落。長的劄記往往變成一篇小論文，乃至自我欣賞的小創作，最短的則可能隻是一兩句雋語名言。閱讀的範圍漸次擴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麽下筆的興趣也就隨遇而安了。
抗戰期間讀大學，害了“發表欲”，每把這些小劄記分類編纂，然後按其性質，分別向有不同好惡的報刊上去投稿。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腸而又有相同好惡的編輯采納了，並寄來少許稿費。在那一碗豬肝麵便立刻可以減輕夜盲的歲月裏，小小的稿酬實在是大大的鼓勵——漂母一飯，終生難忘。
大學畢業後，在海內外也做過一陣子期刊編輯什麽的，助編、合編、輪編、主編都幹過。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之末，在民主聖人胡適之的策動之下，我們十來個碩士博士者流，為著宣揚民主、提倡新學，曾在美國紐約辦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作《海外論壇》，由大家“輪編”。那時海外作家既少，又發不起稿費，本社社員停筆不寫，外界就拉不到稿子。為趕印刷限期，輪編者就隻好自己動筆了。最糟的稿荒時期，有時甚至從頭到尾、從社論到副刊，往往出於一人手筆。在這一窘迫情況之下，有寫雜文習慣的人就可大派用場了。
我們籌辦《海外論壇》的原始目的，本是針對時艱，提倡民主。這家小刊物，雖然胡適之、雷儆寰諸前輩對它都嗬護備至——雷先生竟把它列為《自由中國》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論壇》的本身確是一樁很痛苦、很深刻的失敗經驗——它失敗的基本原因是起於中國知識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傳統劣根性。古人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事實上正相反。中國知識分子之“絕”，是我們對下既能發“令”，對上也善於“受命”，可是我們彼此之間卻不能平等合作。我們平等合作的結果必然落得個“拳腳交加”（像台灣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鈴控告”。所謂“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個個都是單幹戶。單幹戶找不到“夥伴”pany），組織不了“公司”pany），《海外論壇》也就關門了。
“提倡民主政治？”我們生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配嗎？”——這問題太大了，學問太深了。哪是“全盤西化”這四個字可以解決得了的？個人自慚不學、自慚淺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漢語來寫“時文”了。是“失敗主義”在作祟吧，一停筆便幾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個短時間。任何一種文字，你如丟下二十年，重提筆杆你會覺得這支筆其重無比；用這支重筆你也會寫得別字連篇。
既然拋荒二十年，為什麽又重董舊業、再作馮婦呢？這就不能不感激劉紹唐、胡菊人這兩位與我有“相同好惡”的大編輯了。
紹唐最初派給我的是一項中文翻譯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寫的《胡適自傳》翻譯成漢語。這項翻譯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幹的。但是這位長於辭令、善於派工作的劉傳記卻說，胡適是位曆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師，別人如把他的英文自傳譯糟了，你不好說，同時對你也不太好。我仔細想想，紹唐之言實在大有道理，心裏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翻譯自己的著作上），最後還是承擔下來了。一翻兩年，竟然變成劉傳記“野史館”內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寫不盡的。在紹唐兄不斷地鼓勵和領導之下，胡適傳記之外，想到適之老師“寫下來”之遺訓，曆年治史心得，一時亦竟如脫韁野馬，一發難收，十餘年來又寫了數十萬言。
這些不成係統的隨筆劄記之作，值不值得選輯成書、保留下來？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個人數十年之所學，不及先師適之先生之什一。胡適二十來歲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從心所欲不逾矩，一輩子沒有變動，死而後已。然而我這個不爭氣的學生，雖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卻時時“逾矩”。個人學殖淺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數十年來曆經憂患，國破家亡，閱曆之多也一言難盡，而古今中外，名儒碩彥又插架琳琅，做到老、學到老，我掌握了幾家學說呢？值此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開放年代，餘小子如不知輕重，自覺對國事民生已找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豈非妄自尊大？
我個人雖不敢說像梁任公“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然在此十年千變的大時代中，不斷觀察、不斷思考、不斷摸索、不斷讀書的求答案心情，則數十年未稍輟也。既然尚在摸索，難成一家之言，則“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選集就更是犯不著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畢竟是社會動物，你自己個人之外，還有家庭、親友和社會大眾對你的影響。劉紹唐先生是我的摯友、編者和發行人。多少年來，他一直要為我出版“唐氏四書”（因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書）；而我個人則因為事忙人懶，始終把好友諍言當成耳邊風，沒有抽出時間和他認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陳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書。他這出書的行動，比我這位疏懶的作者本人更要認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業家，而近年來在海峽兩岸的文化界卻是無人不知的怪傑和“文化大護法”。他把他辛勤得來的企業利潤，不用之於吃喝玩樂（他個人生活實在簡樸不堪），而用之於文化事業——尤其是推動“胡適學”的研究。近年來海峽兩岸所召開的有關胡適的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會、論文競賽和胡適百歲紀念郵票之發行等，幾乎都是陳君一手推動的。在這“七十子亡而大義乖”的沉悶時代，胡老師地下有知，對這位與他毫無關係的小崇拜者的義舉，該會由衷地感激吧。宏正知道我是一個頗招物議的“胡適小門生”，因而他也就極力勸我把零星舊作拚起來出書。他甚至主動地把拙作搜出若幹篇，編好目錄，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盡。我的這些不成係統的舊作，泰半都是在《傳記文學》上發表的，《傳記文學》享有版權；劉紹唐兄乃請該社執事先生再事搜羅，由紹唐親自主持，分編為兩卷：有關史學與紅學者，編入《史學與紅學》；有關傳記、書評諸類，則編入《書緣與人緣》。這兩卷書名也是紹唐代取的。
傳記文學社諸執事都是當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們不但把拙著雜文編排妥當，並打出清樣，三校竣事，登出預告，如撳動電鈕，則旦夕之間便已書在坊間矣。然社長先生客氣，純為禮貌問題，他要我這位作者於出版前看一下大樣。孰知他卻高看了我這個馬虎文人。我把這萬事俱備的出版樣品帶回了美國，一旦走入課堂，教起書來，便把我自己的書稿擱下了，一誤經年。
紹唐知我拖拉的個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則是個注重效率的現代企業家，他向我催書則函電交馳。有些對我過譽的讀者，看見預告之後，也寫了些熱情洋溢的催書信函，讀之令我臉紅。本年10月，我又攜眷返台，自知實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樣稿背到北京、背到沈陽和避暑山莊，最後背回台北，原封未動地還了劉紹唐。
紹唐沒有責我。然而我自己卻每好事後自悔自責。承兩位老友及讀者如此高看，而我個人則“不識抬舉”一至於此。因此寫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頭賠罪。並向愛護我的讀者們報告這兩本拙著遲遲出版的來龍去脈，敬祈海涵，並請嚴厲指教。
至於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書《中國之惑》，那就更說來話長了。
我認識菊人三十多年了。在50年代末期，他還是個青年，那時他和他那位美麗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們海外論壇社在香港編輯發行的總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魚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宮”極好，後來他和另一位甜蜜美麗而多才的劉美美嫂結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極好的朋友，我們三家仍保持著通家之好，直至今天。
《海外論壇》之後，當菊人接編《明報月刊》時，不久我們又有了職業上的聯係。原來我在50年代末期曾寫了一部《李宗仁回憶錄》的中文底稿（是專給李宗仁看的）。這一底稿後來由於李宗仁自美“潛逃”而被哥倫比亞大學所“查封”，一封十餘年。至70年代中期，哥大當局恩高德厚，竟將原稿發還予我，並允許我“覓商出版”。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線了。
菊人這時正主編《明報月刊》而譽滿海外。他得到有關李稿的消息，乃爭取該稿的首印權和連載權。我們雙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當局則因此稿部頭太大、複印困難而遲遲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點兒失望的情況下，我們也時時提起了《海外論壇》的往事。菊人說，暫時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單獨替《明報月刊》寫寫稿子嘛。
這是1976年的春末。也是無巧不成書，我這時剛有位搞圖書館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陸上（“文革”時期）官方出版、“內部發行”、每本書都編有特別號碼的“秘籍”，叫《毛澤東思想萬歲》，分上下兩卷，都百餘萬言。
這本大書太精彩了。它所記載的才是貨真價實的“毛澤東思想”。愛不忍釋之餘，這年暑假我攜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攜此書為唯一“度假書”。
搞曆史的人，抓到一本奇書或秘籍、禁書，是放不下去的。我把這百萬言巨著細細地咀嚼了。從紐約咀嚼到渥太華，再從渥太華咀嚼到紐約。習慣支配我寫點劄記，一動筆，不得了，一下便寫了六萬五千字。
寫了這大堆垃圾幹嗎呢？靈機一動，小胡不是要我寫稿子嗎？這不是稿子嗎？——這是一包大垃圾，但其中或許有點兒可用的材料——有“新聞價值”嘛。足下可選用則選用之，不可用則拿去抹抹桌子，丟掉它。
函去不久，我就收到菊人的回信。菊人說，他把這包稿子和他的老板一道看了，他二人決定全部采用。菊人的來信使我感到驚奇，也感到尷尬。驚奇的是，編者和作者臭味相投到如此程度；尷尬的則是，哪有這樣長的“書評”呢？縱使是評“毛主席的書”。再者，我評了些啥子，我自己也糊塗得記不清了。
我這篇書評，在《明報月刊》竟然連載了半年才由《李宗仁回憶錄》出來接班。還有，當我撰此稿時，毛澤東還健在，“四人幫”風頭正健；到《明報月刊》刊載時，毛澤東已過世，“四人幫”也已鋃鐺入獄。因此在行文口氣上，就要煩編者酌量修正了。
在編排次序上，菊人也做了新安排，以配合每期的文氣而避免“連載”的枯燥。至於作者姓名，我們也同意保密。因為我的八十老母還健在故鄉，在海外亂評“毛主席的書”不是鬧著玩的。
一轉眼十來年過去了，國事滄桑幾變，而菊人亦自《明報》轉《中報》，後來自辦《百姓半月刊》。在1988年，菊人兄忽然提議要把我當年那篇“書評”配上若幹近作來出個單行本。說做就做，他編排、打字、校樣，一切也都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也是為著循例送作者一觀把校樣寄給了我，而我事忙人懶，竟至一拖兩年，最後還是原封未動還給了菊人。其後由陸鏗兄寫了篇序，並代取書名“中國之惑”，兩個禮拜就出版了。但是這部校樣在我的辦公室卻躺了兩年，為此我自己也無法原諒自己，真也要向菊人伉儷磕頭才對。書此以誌吾過，並感激老朋友們的好意。
以上便是這三本小書《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及《中國之惑》從撰稿、發表到編印成書的大略。它們都是筆者平時意到筆隨的劄記性的零星作品之匯積，沒有顯明的係統，也談不到深度。不過筆者漸入老境之時，數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潤，以及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而為文，也不能說沒有發憤之作。隻是我祖國文明深厚，當前世界學問無邊。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終日恓恓惶惶，追隨群賢，日夜進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點滴之得，故步自封？賢達讀者批覽我書，如不遺在遠，隨時惠函辱教，則企拜不盡矣。是為序。
1991年10月13日於台北南港
胡老師這句話真是深得我心，因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體驗。回憶自己的青少年期，我識字不久，便由雙親和塾師的引導，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寫日常見聞和讀書劄記很自然地就會變成日記的一部分。真的，寫日記、劄記最能幫助記憶；縱是忘記了，也能一索即得。
寫讀書心得的小品，其內容有的是選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則是自己的意見。世態所見既多，書又讀得五花八門，劄記也就寫得七零八落。長的劄記往往變成一篇小論文，乃至自我欣賞的小創作，最短的則可能隻是一兩句雋語名言。閱讀的範圍漸次擴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麽下筆的興趣也就隨遇而安了。
抗戰期間讀大學，害了“發表欲”，每把這些小劄記分類編纂，然後按其性質，分別向有不同好惡的報刊上去投稿。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腸而又有相同好惡的編輯采納了，並寄來少許稿費。在那一碗豬肝麵便立刻可以減輕夜盲的歲月裏，小小的稿酬實在是大大的鼓勵——漂母一飯，終生難忘。
大學畢業後，在海內外也做過一陣子期刊編輯什麽的，助編、合編、輪編、主編都幹過。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之末，在民主聖人胡適之的策動之下，我們十來個碩士博士者流，為著宣揚民主、提倡新學，曾在美國紐約辦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作《海外論壇》，由大家“輪編”。那時海外作家既少，又發不起稿費，本社社員停筆不寫，外界就拉不到稿子。為趕印刷限期，輪編者就隻好自己動筆了。最糟的稿荒時期，有時甚至從頭到尾、從社論到副刊，往往出於一人手筆。在這一窘迫情況之下，有寫雜文習慣的人就可大派用場了。
我們籌辦《海外論壇》的原始目的，本是針對時艱，提倡民主。這家小刊物，雖然胡適之、雷儆寰諸前輩對它都嗬護備至——雷先生竟把它列為《自由中國》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論壇》的本身確是一樁很痛苦、很深刻的失敗經驗——它失敗的基本原因是起於中國知識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傳統劣根性。古人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事實上正相反。中國知識分子之“絕”，是我們對下既能發“令”，對上也善於“受命”，可是我們彼此之間卻不能平等合作。我們平等合作的結果必然落得個“拳腳交加”（像台灣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鈴控告”。所謂“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個個都是單幹戶。單幹戶找不到“夥伴”pany），組織不了“公司”pany），《海外論壇》也就關門了。
“提倡民主政治？”我們生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配嗎？”——這問題太大了，學問太深了。哪是“全盤西化”這四個字可以解決得了的？個人自慚不學、自慚淺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漢語來寫“時文”了。是“失敗主義”在作祟吧，一停筆便幾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個短時間。任何一種文字，你如丟下二十年，重提筆杆你會覺得這支筆其重無比；用這支重筆你也會寫得別字連篇。
既然拋荒二十年，為什麽又重董舊業、再作馮婦呢？這就不能不感激劉紹唐、胡菊人這兩位與我有“相同好惡”的大編輯了。
紹唐最初派給我的是一項中文翻譯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寫的《胡適自傳》翻譯成漢語。這項翻譯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幹的。但是這位長於辭令、善於派工作的劉傳記卻說，胡適是位曆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師，別人如把他的英文自傳譯糟了，你不好說，同時對你也不太好。我仔細想想，紹唐之言實在大有道理，心裏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翻譯自己的著作上），最後還是承擔下來了。一翻兩年，竟然變成劉傳記“野史館”內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寫不盡的。在紹唐兄不斷地鼓勵和領導之下，胡適傳記之外，想到適之老師“寫下來”之遺訓，曆年治史心得，一時亦竟如脫韁野馬，一發難收，十餘年來又寫了數十萬言。
這些不成係統的隨筆劄記之作，值不值得選輯成書、保留下來？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個人數十年之所學，不及先師適之先生之什一。胡適二十來歲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從心所欲不逾矩，一輩子沒有變動，死而後已。然而我這個不爭氣的學生，雖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卻時時“逾矩”。個人學殖淺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數十年來曆經憂患，國破家亡，閱曆之多也一言難盡，而古今中外，名儒碩彥又插架琳琅，做到老、學到老，我掌握了幾家學說呢？值此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開放年代，餘小子如不知輕重，自覺對國事民生已找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豈非妄自尊大？
我個人雖不敢說像梁任公“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然在此十年千變的大時代中，不斷觀察、不斷思考、不斷摸索、不斷讀書的求答案心情，則數十年未稍輟也。既然尚在摸索，難成一家之言，則“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選集就更是犯不著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畢竟是社會動物，你自己個人之外，還有家庭、親友和社會大眾對你的影響。劉紹唐先生是我的摯友、編者和發行人。多少年來，他一直要為我出版“唐氏四書”（因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書）；而我個人則因為事忙人懶，始終把好友諍言當成耳邊風，沒有抽出時間和他認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陳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書。他這出書的行動，比我這位疏懶的作者本人更要認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業家，而近年來在海峽兩岸的文化界卻是無人不知的怪傑和“文化大護法”。他把他辛勤得來的企業利潤，不用之於吃喝玩樂（他個人生活實在簡樸不堪），而用之於文化事業——尤其是推動“胡適學”的研究。近年來海峽兩岸所召開的有關胡適的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會、論文競賽和胡適百歲紀念郵票之發行等，幾乎都是陳君一手推動的。在這“七十子亡而大義乖”的沉悶時代，胡老師地下有知，對這位與他毫無關係的小崇拜者的義舉，該會由衷地感激吧。宏正知道我是一個頗招物議的“胡適小門生”，因而他也就極力勸我把零星舊作拚起來出書。他甚至主動地把拙作搜出若幹篇，編好目錄，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盡。我的這些不成係統的舊作，泰半都是在《傳記文學》上發表的，《傳記文學》享有版權；劉紹唐兄乃請該社執事先生再事搜羅，由紹唐親自主持，分編為兩卷：有關史學與紅學者，編入《史學與紅學》；有關傳記、書評諸類，則編入《書緣與人緣》。這兩卷書名也是紹唐代取的。
傳記文學社諸執事都是當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們不但把拙著雜文編排妥當，並打出清樣，三校竣事，登出預告，如撳動電鈕，則旦夕之間便已書在坊間矣。然社長先生客氣，純為禮貌問題，他要我這位作者於出版前看一下大樣。孰知他卻高看了我這個馬虎文人。我把這萬事俱備的出版樣品帶回了美國，一旦走入課堂，教起書來，便把我自己的書稿擱下了，一誤經年。
紹唐知我拖拉的個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則是個注重效率的現代企業家，他向我催書則函電交馳。有些對我過譽的讀者，看見預告之後，也寫了些熱情洋溢的催書信函，讀之令我臉紅。本年10月，我又攜眷返台，自知實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樣稿背到北京、背到沈陽和避暑山莊，最後背回台北，原封未動地還了劉紹唐。
紹唐沒有責我。然而我自己卻每好事後自悔自責。承兩位老友及讀者如此高看，而我個人則“不識抬舉”一至於此。因此寫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頭賠罪。並向愛護我的讀者們報告這兩本拙著遲遲出版的來龍去脈，敬祈海涵，並請嚴厲指教。
至於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書《中國之惑》，那就更說來話長了。
我認識菊人三十多年了。在50年代末期，他還是個青年，那時他和他那位美麗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們海外論壇社在香港編輯發行的總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魚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宮”極好，後來他和另一位甜蜜美麗而多才的劉美美嫂結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極好的朋友，我們三家仍保持著通家之好，直至今天。
《海外論壇》之後，當菊人接編《明報月刊》時，不久我們又有了職業上的聯係。原來我在50年代末期曾寫了一部《李宗仁回憶錄》的中文底稿（是專給李宗仁看的）。這一底稿後來由於李宗仁自美“潛逃”而被哥倫比亞大學所“查封”，一封十餘年。至70年代中期，哥大當局恩高德厚，竟將原稿發還予我，並允許我“覓商出版”。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線了。
菊人這時正主編《明報月刊》而譽滿海外。他得到有關李稿的消息，乃爭取該稿的首印權和連載權。我們雙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當局則因此稿部頭太大、複印困難而遲遲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點兒失望的情況下，我們也時時提起了《海外論壇》的往事。菊人說，暫時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單獨替《明報月刊》寫寫稿子嘛。
這是1976年的春末。也是無巧不成書，我這時剛有位搞圖書館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陸上（“文革”時期）官方出版、“內部發行”、每本書都編有特別號碼的“秘籍”，叫《毛澤東思想萬歲》，分上下兩卷，都百餘萬言。
這本大書太精彩了。它所記載的才是貨真價實的“毛澤東思想”。愛不忍釋之餘，這年暑假我攜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攜此書為唯一“度假書”。
搞曆史的人，抓到一本奇書或秘籍、禁書，是放不下去的。我把這百萬言巨著細細地咀嚼了。從紐約咀嚼到渥太華，再從渥太華咀嚼到紐約。習慣支配我寫點劄記，一動筆，不得了，一下便寫了六萬五千字。
寫了這大堆垃圾幹嗎呢？靈機一動，小胡不是要我寫稿子嗎？這不是稿子嗎？——這是一包大垃圾，但其中或許有點兒可用的材料——有“新聞價值”嘛。足下可選用則選用之，不可用則拿去抹抹桌子，丟掉它。
函去不久，我就收到菊人的回信。菊人說，他把這包稿子和他的老板一道看了，他二人決定全部采用。菊人的來信使我感到驚奇，也感到尷尬。驚奇的是，編者和作者臭味相投到如此程度；尷尬的則是，哪有這樣長的“書評”呢？縱使是評“毛主席的書”。再者，我評了些啥子，我自己也糊塗得記不清了。
我這篇書評，在《明報月刊》竟然連載了半年才由《李宗仁回憶錄》出來接班。還有，當我撰此稿時，毛澤東還健在，“四人幫”風頭正健；到《明報月刊》刊載時，毛澤東已過世，“四人幫”也已鋃鐺入獄。因此在行文口氣上，就要煩編者酌量修正了。
在編排次序上，菊人也做了新安排，以配合每期的文氣而避免“連載”的枯燥。至於作者姓名，我們也同意保密。因為我的八十老母還健在故鄉，在海外亂評“毛主席的書”不是鬧著玩的。
一轉眼十來年過去了，國事滄桑幾變，而菊人亦自《明報》轉《中報》，後來自辦《百姓半月刊》。在1988年，菊人兄忽然提議要把我當年那篇“書評”配上若幹近作來出個單行本。說做就做，他編排、打字、校樣，一切也都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也是為著循例送作者一觀把校樣寄給了我，而我事忙人懶，竟至一拖兩年，最後還是原封未動還給了菊人。其後由陸鏗兄寫了篇序，並代取書名“中國之惑”，兩個禮拜就出版了。但是這部校樣在我的辦公室卻躺了兩年，為此我自己也無法原諒自己，真也要向菊人伉儷磕頭才對。書此以誌吾過，並感激老朋友們的好意。
以上便是這三本小書《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及《中國之惑》從撰稿、發表到編印成書的大略。它們都是筆者平時意到筆隨的劄記性的零星作品之匯積，沒有顯明的係統，也談不到深度。不過筆者漸入老境之時，數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潤，以及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而為文，也不能說沒有發憤之作。隻是我祖國文明深厚，當前世界學問無邊。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終日恓恓惶惶，追隨群賢，日夜進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點滴之得，故步自封？賢達讀者批覽我書，如不遺在遠，隨時惠函辱教，則企拜不盡矣。是為序。
1991年10月13日於台北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