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來台灣之前，我曾在大陸做過短期旅行。在火車上、輪船上常常碰到一群群的“台灣同胞”。他們在大陸上縮短的名詞中叫“台胞”。台胞是今日大陸上的貴賓和嬌客。我們所謂“美籍華人”，以前在大陸上也曾風光一時，但是近來在大陸上和台胞比起來，那就灰溜溜的了。
我們在大陸上碰到台胞，感到特別親切；同樣的，台胞碰到我們也分外熱情。我想主要的原因是我們也常去台灣，和台胞有許多“大陸同胞”所不熟悉的“共同語言”好說。
在大陸上和台胞談話時，我發現他們也很快地就說出許多大陸上所特有的詞匯。我自己當然也學了不少。所以今天來台北做點“學術報告”（這也是大陸名詞）之前，請諸位原諒我也套點大陸詞匯來謝謝主人。
首先我要感謝的是我的“邀請單位”和“接待單位”遠流出版公司，《時報》“人間”副刊和老友、文化界“大護法”陳宏正先生和其他朋友們……承諸位盛意，把我這位並不會念經的“遠地和尚”邀來向諸位念阿彌陀佛。感激之外，我也感覺十分慚愧——但是醜媳婦也得見公婆，既來之，則講之。淺薄空洞之處，都還希望諸位原諒我這個“醜媳婦”。
我在慚愧之外，也有很大的惶恐。邀請單位諸公要我來討論“小說和曆史”，而今天來領導我們討論的卻是文學界、史學界一身兼兩長的泰鬥劉紹唐和柏楊兩先生。
我第一次知道紹唐兄是三十多年前讀到他那本成名的大著。書內那兩首妙詩，描寫一位女知識青年嫁了一個不識字的人，並在一個月明之夜寫了一首詩：“嫁得郎君不解情，竟將明月比燒餅；從今不盼禮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我至今仍能背誦。後來他開辦“野史館”，我又跟“館長”做了十多年的“野史作家”——大約十年前我就說過，紹唐治史，是“以一人而敵一國”。沒有劉紹唐，哪個還能搞什麽民國史呢？
我對柏楊先生的欽佩，也是和紹唐一樣深刻的。柏老是小說家、散文家、詩人和曆史學家。我這個自命為史學工作者的人，在治史上比柏老差得太遠了，文學就更不用談了。這絕不是謙辭。做一個治史者，他在史學和史識之外，還肯下苦功。試問，中國史學界，自胡三省而後，有哪個史學家曾把一部《資治通鑒》一個字一個字地讀過一遍（不要談翻譯和批注了）？這是苦行僧“拜經”的辦法，沒道行是做不到的。
我自命也讀過《通鑒》，其實我哪裏是讀呢？我當年是個青年在體育場“跳高欄”，看不懂，就一跳而過之——和柏老比起來，慚愧多矣。
所以，有這樣兩位有真功夫的教師爺在前，我還能打個什麽“賣拳”呢？
不過話又說回頭，既然做了醜媳婦，也就不要怕出醜，我還得鬥膽講下去吧。 曆史學家指的是些什麽？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小說和曆史”。
我個人數十年來，口口聲聲說我自己是“搞曆史的”。今天我之所以應召來談這個題目，主要是我的同行所批評我的“不務正業”的原因——我最近忽然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叫《戰爭與愛情》。
當這部拙著還在報紙上連載期間，便有文學界的朋友笑我“撈過了界”，也有史學家笑我“年老入花叢”。鼓掌的朋友倒也不少；抗戰期間打過遊擊的老兵讀一章哭一章的竟也不乏其人，說那些故事也正是他們的過去呢……各方的反應形形色色。段昌國教授的批評也極中肯，他說：“像小說而非小說，像曆史而非曆史……”
記得以前胡適之先生對我說，律詩是“文字遊戲”，但他又說律詩是很高深的“文學”，當我問他“遊戲”和“文學”的界限又如何劃分時，他老人家也被我這個不肖弟子難著了。
至於“小說”和“曆史”的界限（尤其是古人治史）如何劃分呢？我想先從“曆史”說起。 什麽是曆史呢？
我們的答案應該是，人類的社會行為（social behavior）在“過去”所發生的現象，都是曆史。從抽象的推理來說，時間隻有“過去”和“未來”兩種。所謂“現在”隻是個“0”，它是永遠存在也是永遠不存在的。古希臘哲人有言：“你不能在同一條河內洗兩次腳。”（you can not wash your feet twice in the same river.）正是這個意思。可是“過去”所發生的現象實在太多了。經過曆史學家的筆把它“記錄”（recorded）下來的“史實”（factual history），那實在隻是億萬分之一了。
但是“史實”並不是曆史的全部。要解釋明白人類的過去何以發生了這種史實的所謂“釋史”（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也應該是曆史的一部分。至於用何種“方法”來記錄史實和解釋史實，這種“方法”（methodology），自然也構成“史學”（historiography）之一部分。
筆者去歲應邀在留美學生史學會演講，曾把研究中國史的當代史學分成四派（傳統、馬列、社會科學派、綜合派），也就是從方法學著眼的——他們搞的是相同的“史實”，但是對“記錄”曆史和“解釋”曆史的“方法”，卻各異其趣（見前文《當代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 小說又是什麽東西
以上所說的隻是什麽是曆史。那麽，什麽又是小說呢？
小說是“文學”之一種，這個回答是絕對正確的，但是要為文學來下定義，對本文來說就是離題萬裏了，隻好不談。此地我們隻可說文學有各種偏向。那些偏向於音樂藝術的便是詩歌戲曲，偏向於哲學和宗教的則是一些散文和現代的朦朧詩。朦朧詩嚴格地說起來，應該不能叫“詩”——它是運用一種看不懂、念不出的“長短句”來表達一種模糊的哲學心態。至於偏向於曆史的文學，甚至搞得和曆史難解難分的文學，那就是“小說”了。
章學誠說“六經皆史”。如是則上述有各種偏向的文學形式的作品，無一而非“史”——隻是“小說”的“史”的偏向特別明顯罷了。其實，我們要想給“小說”下個定義，實在也很難。在中國，“小說”一詞首見於《莊子》，而《莊子》所說的小說也非我們今日所說的小說。《莊子》而下，班固在《漢書·藝文誌》列有“小說家”。小說家雖居“十家”之末，它畢竟也是諸子之一。“諸子（如果）出於王官”，那麽“小說家”也就有個做官的祖先，叫作“稗官”了。稗官也是政府的“高幹”，其工作是訪求民隱，專門記錄不見經傳、為士大夫“臭老九”所不屑一顧的街頭巷尾之談。
中國古代上層階級的廟堂之議，牛皮誇誇，都成為“政府檔案”，也是史學家著史的第一手資料；那閭巷的小民竊竊私議，就隻是“小說”或“小道消息”，而算不得“曆史”了嗎？此吾為平民、愚民不平也。他們在曆史上、社會上所占的分量，千萬倍於簡任以上高官和十三級以上的“高幹”，他們的“輿論”（抬轎轎夫所講的話），就隻能算是“小說”了嗎？
不過以上所說的隻是古代中國的傳統解釋，到中古時期已有很大的改變。到近代，中國受西方影響，把西方文學中的novel和fiction翻譯成“小說”，則此小說已非彼小說，小說的麵向便寬廣起來了，地位也陡然提高了。
胡適之先生把中國傳統小說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叫“曆史小說”，這一類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都是經過數百年的演變，最後才由羅貫中、施耐庵等加以綜合整理作為定型的；另一種叫“創作小說”，這種小說並沒有什麽曆史演變的背景，隻是一個作家的靈感“創造”出來的，如《紅樓夢》《儒林外史》皆是也。
魯迅把小說分類分得更細。但是胡、周二公都是治文化學的學者，發起議論來，總是以文衡文。胡適並說，一部中國文學史，便是一部文學方法變遷史。但是文學的方法，尤其是寫小說的方法，何以變遷不定呢？他們搞文化史、文學史的人，都隻從文化和文學本身去捉摸，他們忘記了或根本沒有理解出，文化和文學之後還有個社會——一個不斷變動的社會。文化和文學的變動，隻是它們背後那個社會變動的浮標而已。
前幾年，我也曾“撈過了界”。因為我自己是搞社會史學的，我不自量力也把社會史上的法則運用到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小說史上去。我鬥膽地提出，中國小說形式和方法的變遷，是從“聽的小說”逐漸走向現代化“看的小說”上去。何以故呢？那是受市場經濟供需律w of supply and demand）的影響。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由於經濟起飛、市場繁榮、中產階級崛起，對“看的小說”的需求量陡增，所謂“維多利亞作家”的黃金時代才隨之而起。
中國在十八九世紀，經濟也相當繁榮，城市中產階級漸起，對讀品需求量大，於是大書賈和為書賈服務的金聖歎之流編書和批書的人物才隨之而起。不幸的是，我國那時的“經濟起飛”還未飛起來就垮下去了。國家強於社會的帝王專製和宗法製度，始終把中產階級壓住。中產階級抬不起頭來，對格調高的作品需要量就不會太大。在曹霑、吳敬梓等高格調作家餓死之後，便後繼無人了。何也？供需律使然也！君不見今日台北讀者的口味，吊高得嚇死人；而“大陸同胞”還在大看其《小五義》！何也？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別也。經濟起不來，文學口味也就高不起來也。據老輩滬人告訴我，今日台灣省籍廚師所燒的上海菜，便遠高於今日上海籍的上海廚師在上海所燒的上海菜。筆者浪遊兩岸，知此評不虛也。經濟飛不起來，連小菜的口味也提不高，況小說乎？
走筆至此，我對敝老師胡適之先生又要批評一下了。胡老師搞紅學，把曹寅所掌管的江寧織造和蘇州織造等看成為供應宮廷的機關，這就隻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據《江寧府誌》，江寧織造盛時有紡機兩千七百餘架，每日可出緞千匹。江南的“貢緞”銷行遠及西歐，宮廷哪用掉那麽多？
這些“織造”的產品，哪是隻為供應宮廷之用的呢？它仍是當時中國——甚至是全世界——最進步、也是利潤最大的工業。他們賺的錢太多，使政府紅了眼，乃“收歸國營”，由國家壟斷包辦罷了。康熙爺這一幹法與漢武帝包辦鹽鐵、酒榷，宋王爺包辦官窯、汝窯的製瓷工業如出一轍。後來國民政府搞煙酒專賣，還不是如此？中共執掌大陸後，把所有民間企業改為“國營”，而某些負責國營“江寧織造”的經理，又是些像曹寅父子那樣的草包官僚。生了些賈璉、賈寶玉一類的敗子，把這國營企業一“國營”就是幾十年，中國獨霸世界的絲綢工業，也就江河日下了。 真實的社會，虛構的人物
以上所講的是小說的變遷和社會經濟變遷的關係。
小說的種類很多，什麽社會小說、愛情小說、誌異小說、神怪小說、曆史演義小說、諷刺小說、筆記小說……魯迅在六十年前即列舉了無數種。現在還有什麽科幻小說、心理小說等，那就講不盡了。
但是不管小說有多少種，它的基本原則則隻有一個：它講的是“人性”——不管這人性是善還是惡。《聊齋》上所講的狐仙，《西遊記》上所講的豬精、猴精……它們哪裏是什麽鬼怪呢？他們都是“人”，它們的行為也都是人類的社會行為。豬八戒是一隻豬嗎？非也！豬八戒是一個可愛的阿q。阿q去摸摸小尼姑的頭，豬八戒在盤絲洞裏也把五位裸體美人的衣服藏起來了；阿q想發財，豬八戒也在它的耳朵裏藏了些銀子做“私房錢”。
個人的私見，我覺得吳承恩的豬八戒，實在比魯迅的阿q寫得更好。豬八戒比阿q更可愛、更有趣。
這裏問題就出來了。阿q和豬八戒在曆史上是否實有其人呢？答案當然是“沒有”。根據胡適之先生做考證、寫傳記的原則，有一分證據隻能講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講十分話。所以胡適之先生所寫而考據十分嚴謹的《丁文江的傳記》裏，主人公丁文江就實有其人。他所寫傳記中一切的故事，都有百分之百的真實性，所以“丁傳”便是一本傑出的曆史著作。
比他較先執筆的，魯迅也寫了一本《阿q正傳》。阿q並無其人，阿q的故事也是百分之百的虛構。如果在某小學的國文班上，有某位小學生答考卷說阿q姓桂，是實有其人，那他的老師一定把他的考卷打零分——曆史上哪有個真阿q呢？
可是問題又出來了：曆史真沒有阿q其人？曆史上多的是呢！——至少在講台上就站著個阿q，那就是我自己。我就時時在做阿q，或做具體而微的阿q。
舉一個我個人社會行為的切實例子。
僑居美國四十年，我前二十多年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度過的。在那第二十三四年時，我在哥大做教中國文史的兼任副教授，並做全任中文圖書部主任。據校中當時的洋上司們和學生們的講評，我的教書成績和圖書管理成績都還不錯，但我那時職位和薪金都很低，僅夠養活老婆孩子。我平時也奉公守法，絕沒有賬目不清或亂搞男女關係，更沒有吃喝嫖賭，尤其不夠資格縱橫捭闔，搞汙濁的“校園政治”。
想不到這樣一個可憐巴巴、盡忠職守了十多年的中文圖書館小職員，校方的漢學大師們忽然一下便要把我“免職”了。我有個四口之家，孩子幼小，又毫無積蓄，一旦失業，六親不認，隻有坐以待斃——因為那時美國正鬧經濟恐慌，找事不易，好多博士都在開出租車。
老實說，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學當局那時要把我“免職”，我本來沒有什麽抱怨的，因為我的“漢學造詣”原是不如他們嘛。但是有四口之家的人，業可失不得！我對哥大沒功勞，也有點苦勞吧！何況那些漢學大師和我都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有的還誤認為我是“高足”呢，到現在我們還是好朋友嘛，何以寡情若此！
在那絕境之下，我想不通這個洋人社會何以沒人性至此——那時我想到要跳摩天大樓，又嫌大樓太高；想到跳赫貞江，又嫌其有垃圾汙染；想買手槍，又怕有私藏軍火之嫌……氣憤、絕望、自卑交織於懷，不知如何是好。誰知天無絕人之路，在一個失眠的午夜，我忽然“病關索長街遇石秀”般一下碰到了老朋友阿q——阿q的關懷，才又使我打起勇氣活了下來。
那時哥大的洋漢學泰鬥有好多位，一個個都是學富五車、名滿中外的大漢學家，著作等身，偶爾應約光臨台灣和大陸開漢學會議，昂視闊步，真是上下交欽。我這位小卒跟他們比起來，真是丘陵之與泰山也，被開除了，何怨何尤呢？
但是我要活命吃飯、養家糊口，又如何是好呢？這一晚我聽老友阿q之言，聽了一夜，終於想通了。我想：“哼，漢學！上自文武周公仲尼，下至康梁胡適馮友蘭……詩詞歌賦、平上去入、經史子集、正草隸篆……上至殷商甲骨，下至中共的簡體字……談現代史論蔣宋孔陳、評馬列……寫朦朧詩、看現代畫……如此這般……這批毛子哪個比得上俺阿q呢？……他們開除我……哼，他們加在一起再搞十年，也比不了我阿q一人……奶奶的，老子被兒子開除了……”
做了一夜阿q，思想搞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禁大樂——問題全部解決，與“趙老太爺”又和好如初。
朋友，你能說阿q並無此人，隻是小說家的虛構，這裏分明就有個大阿q嘛！
那晚我也在苦索丁文江博士，卻遍找不著，我那晚如找著了丁文江博士而錯過了阿q先生，我就活不到天亮了。
我們這個荒唐而可愛的世界裏，老朋友阿q實在很多，精明的丁文江博士畢竟太少了，他的社會代表性也太小了。你能說隻有“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丁文江的傳記》才是曆史、才是傳記？那“沒一分證據，卻說十分話”的《阿q正傳》，是虛構、是小說，曆史上、社會上，並無阿q其人？其實它的社會代表性，卻遠過於丁文江博士呢。 曆史和小說的分別
所以，曆史和小說的分別則是：曆史是根據實人實事所寫的社會現象；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二者是一個銅元的兩麵。
再者，曆史對“過去”的社會現象所作的“解釋”，和對“未來”的現象所作的“推斷”，在傳統史學上往往是根據常識、根據傳統倫理學或玄學——辯證法其實也是一種接近玄學的推理；現代史學上所作的解釋，則應該是根據各項社會科學所研究的成果，近人所謂“社會科學的處理”是也。
寫小說與寫曆史，其實是殊途同歸的。隻是寫曆史時對敘事、對說教、對解釋、對推斷，都是單刀直入的，必要時且來個“太史公曰”、“習鑿齒曰”、“臣光曰”、“柏楊曰”等所謂“讚論”。寫小說則隻讓故事自己說話，把說教、解釋和推斷作一些隱喻式的“藝術處理”——並不違反社會科學的“藝術處理”——罷了，而小說則有其大眾化的影響，讀曆史就多少是專家之事了。 司馬遷在寫曆史、還是在寫小說？
其實筆者上述的一些話，都是“小說”被譯成novel以後的話，多少有點“現時觀念”（以現代觀念解釋古典）之嫌。
國人著書立說，寫寓言說教辯論，早在孔子之前；而真正寫有現代意味的小說實始於西漢之末（魯迅還否定此說呢），班固所謂“街談巷說”是也。其實太史公寫《史記》也多半是根據“街談巷說”的。按照胡適之先生的標準，《史記》哪能算曆史呢？充其量算是一部曆史小說而已。不信，且試舉呂不韋的故事為例。
呂不韋的故事，大體是這樣的：
呂不韋是趙國的一個大資本家，有了錢就想搞政治。他在趙國都城邯鄲結識了秦國的失意王子子楚，子楚在趙國做人質，窮困不堪，又沒有老婆。不韋認為子楚“奇貨可居”，乃運用子楚的政治背景和他呂家的錢財，搞一手資本官僚主義。
呂不韋耍政治的手腕相當下流——他把自己一個懷了孕的姨太太送給這個可憐的秦國王子做老婆。這位可憐的王子當然求之不得，乃娶了呂不韋的姨太太，並且生了個兒子。這個兒子就是後來的秦始皇，所以秦始皇實際上是呂不韋的兒子。這樣，呂不韋的政治資本就大了。
既然有了這樣的政治資本，呂不韋乃潛入秦國，花大錢，拉裙帶關係，大走宮廷後門，居然把失意不堪的秦王子子楚搞回秦國當起太子來——真是有錢能使鬼推磨！
子楚當了太子不久，父親就死了，他就即位為王，是為秦莊襄王。莊襄王為感激呂不韋的恩德，就特派呂不韋做秦國的“丞相”。這一下，呂不韋可真的抖起來了。更巧的是，這位莊襄王也是個短命鬼，做了三年秦王就死了。莊襄王一死呂不韋就更是一步登天了——因為繼位做小皇帝的正是他的親生兒子，小皇帝的媽媽老太後又是他以前的姨太太。一手遮天，呂不韋不但當起當時七雄對峙中最強的秦國的“相國”，並在宮廷中被尊稱為仲父——仲父就是皇叔，這皇叔事實上是皇帝的爸爸。
這時皇太後新寡，獨居寡歡，乃和老情人、也是前夫的呂皇叔重拾舊好，時時私通。所幸兒皇帝年紀尚小，也管不著叔叔和媽媽私通的閑事。
可是這個年輕的小皇帝、將來的秦始皇可不是個省油燈。他年紀漸長、開始抓權時，認為他底下的宰相居然和他媽媽也就是太後私通，也太不像話，他一注意到這件事，呂不韋就有點恐慌了。
我們在大陸上碰到台胞，感到特別親切；同樣的，台胞碰到我們也分外熱情。我想主要的原因是我們也常去台灣，和台胞有許多“大陸同胞”所不熟悉的“共同語言”好說。
在大陸上和台胞談話時，我發現他們也很快地就說出許多大陸上所特有的詞匯。我自己當然也學了不少。所以今天來台北做點“學術報告”（這也是大陸名詞）之前，請諸位原諒我也套點大陸詞匯來謝謝主人。
首先我要感謝的是我的“邀請單位”和“接待單位”遠流出版公司，《時報》“人間”副刊和老友、文化界“大護法”陳宏正先生和其他朋友們……承諸位盛意，把我這位並不會念經的“遠地和尚”邀來向諸位念阿彌陀佛。感激之外，我也感覺十分慚愧——但是醜媳婦也得見公婆，既來之，則講之。淺薄空洞之處，都還希望諸位原諒我這個“醜媳婦”。
我在慚愧之外，也有很大的惶恐。邀請單位諸公要我來討論“小說和曆史”，而今天來領導我們討論的卻是文學界、史學界一身兼兩長的泰鬥劉紹唐和柏楊兩先生。
我第一次知道紹唐兄是三十多年前讀到他那本成名的大著。書內那兩首妙詩，描寫一位女知識青年嫁了一個不識字的人，並在一個月明之夜寫了一首詩：“嫁得郎君不解情，竟將明月比燒餅；從今不盼禮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我至今仍能背誦。後來他開辦“野史館”，我又跟“館長”做了十多年的“野史作家”——大約十年前我就說過，紹唐治史，是“以一人而敵一國”。沒有劉紹唐，哪個還能搞什麽民國史呢？
我對柏楊先生的欽佩，也是和紹唐一樣深刻的。柏老是小說家、散文家、詩人和曆史學家。我這個自命為史學工作者的人，在治史上比柏老差得太遠了，文學就更不用談了。這絕不是謙辭。做一個治史者，他在史學和史識之外，還肯下苦功。試問，中國史學界，自胡三省而後，有哪個史學家曾把一部《資治通鑒》一個字一個字地讀過一遍（不要談翻譯和批注了）？這是苦行僧“拜經”的辦法，沒道行是做不到的。
我自命也讀過《通鑒》，其實我哪裏是讀呢？我當年是個青年在體育場“跳高欄”，看不懂，就一跳而過之——和柏老比起來，慚愧多矣。
所以，有這樣兩位有真功夫的教師爺在前，我還能打個什麽“賣拳”呢？
不過話又說回頭，既然做了醜媳婦，也就不要怕出醜，我還得鬥膽講下去吧。 曆史學家指的是些什麽？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小說和曆史”。
我個人數十年來，口口聲聲說我自己是“搞曆史的”。今天我之所以應召來談這個題目，主要是我的同行所批評我的“不務正業”的原因——我最近忽然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叫《戰爭與愛情》。
當這部拙著還在報紙上連載期間，便有文學界的朋友笑我“撈過了界”，也有史學家笑我“年老入花叢”。鼓掌的朋友倒也不少；抗戰期間打過遊擊的老兵讀一章哭一章的竟也不乏其人，說那些故事也正是他們的過去呢……各方的反應形形色色。段昌國教授的批評也極中肯，他說：“像小說而非小說，像曆史而非曆史……”
記得以前胡適之先生對我說，律詩是“文字遊戲”，但他又說律詩是很高深的“文學”，當我問他“遊戲”和“文學”的界限又如何劃分時，他老人家也被我這個不肖弟子難著了。
至於“小說”和“曆史”的界限（尤其是古人治史）如何劃分呢？我想先從“曆史”說起。 什麽是曆史呢？
我們的答案應該是，人類的社會行為（social behavior）在“過去”所發生的現象，都是曆史。從抽象的推理來說，時間隻有“過去”和“未來”兩種。所謂“現在”隻是個“0”，它是永遠存在也是永遠不存在的。古希臘哲人有言：“你不能在同一條河內洗兩次腳。”（you can not wash your feet twice in the same river.）正是這個意思。可是“過去”所發生的現象實在太多了。經過曆史學家的筆把它“記錄”（recorded）下來的“史實”（factual history），那實在隻是億萬分之一了。
但是“史實”並不是曆史的全部。要解釋明白人類的過去何以發生了這種史實的所謂“釋史”（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也應該是曆史的一部分。至於用何種“方法”來記錄史實和解釋史實，這種“方法”（methodology），自然也構成“史學”（historiography）之一部分。
筆者去歲應邀在留美學生史學會演講，曾把研究中國史的當代史學分成四派（傳統、馬列、社會科學派、綜合派），也就是從方法學著眼的——他們搞的是相同的“史實”，但是對“記錄”曆史和“解釋”曆史的“方法”，卻各異其趣（見前文《當代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 小說又是什麽東西
以上所說的隻是什麽是曆史。那麽，什麽又是小說呢？
小說是“文學”之一種，這個回答是絕對正確的，但是要為文學來下定義，對本文來說就是離題萬裏了，隻好不談。此地我們隻可說文學有各種偏向。那些偏向於音樂藝術的便是詩歌戲曲，偏向於哲學和宗教的則是一些散文和現代的朦朧詩。朦朧詩嚴格地說起來，應該不能叫“詩”——它是運用一種看不懂、念不出的“長短句”來表達一種模糊的哲學心態。至於偏向於曆史的文學，甚至搞得和曆史難解難分的文學，那就是“小說”了。
章學誠說“六經皆史”。如是則上述有各種偏向的文學形式的作品，無一而非“史”——隻是“小說”的“史”的偏向特別明顯罷了。其實，我們要想給“小說”下個定義，實在也很難。在中國，“小說”一詞首見於《莊子》，而《莊子》所說的小說也非我們今日所說的小說。《莊子》而下，班固在《漢書·藝文誌》列有“小說家”。小說家雖居“十家”之末，它畢竟也是諸子之一。“諸子（如果）出於王官”，那麽“小說家”也就有個做官的祖先，叫作“稗官”了。稗官也是政府的“高幹”，其工作是訪求民隱，專門記錄不見經傳、為士大夫“臭老九”所不屑一顧的街頭巷尾之談。
中國古代上層階級的廟堂之議，牛皮誇誇，都成為“政府檔案”，也是史學家著史的第一手資料；那閭巷的小民竊竊私議，就隻是“小說”或“小道消息”，而算不得“曆史”了嗎？此吾為平民、愚民不平也。他們在曆史上、社會上所占的分量，千萬倍於簡任以上高官和十三級以上的“高幹”，他們的“輿論”（抬轎轎夫所講的話），就隻能算是“小說”了嗎？
不過以上所說的隻是古代中國的傳統解釋，到中古時期已有很大的改變。到近代，中國受西方影響，把西方文學中的novel和fiction翻譯成“小說”，則此小說已非彼小說，小說的麵向便寬廣起來了，地位也陡然提高了。
胡適之先生把中國傳統小說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叫“曆史小說”，這一類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都是經過數百年的演變，最後才由羅貫中、施耐庵等加以綜合整理作為定型的；另一種叫“創作小說”，這種小說並沒有什麽曆史演變的背景，隻是一個作家的靈感“創造”出來的，如《紅樓夢》《儒林外史》皆是也。
魯迅把小說分類分得更細。但是胡、周二公都是治文化學的學者，發起議論來，總是以文衡文。胡適並說，一部中國文學史，便是一部文學方法變遷史。但是文學的方法，尤其是寫小說的方法，何以變遷不定呢？他們搞文化史、文學史的人，都隻從文化和文學本身去捉摸，他們忘記了或根本沒有理解出，文化和文學之後還有個社會——一個不斷變動的社會。文化和文學的變動，隻是它們背後那個社會變動的浮標而已。
前幾年，我也曾“撈過了界”。因為我自己是搞社會史學的，我不自量力也把社會史上的法則運用到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小說史上去。我鬥膽地提出，中國小說形式和方法的變遷，是從“聽的小說”逐漸走向現代化“看的小說”上去。何以故呢？那是受市場經濟供需律w of supply and demand）的影響。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由於經濟起飛、市場繁榮、中產階級崛起，對“看的小說”的需求量陡增，所謂“維多利亞作家”的黃金時代才隨之而起。
中國在十八九世紀，經濟也相當繁榮，城市中產階級漸起，對讀品需求量大，於是大書賈和為書賈服務的金聖歎之流編書和批書的人物才隨之而起。不幸的是，我國那時的“經濟起飛”還未飛起來就垮下去了。國家強於社會的帝王專製和宗法製度，始終把中產階級壓住。中產階級抬不起頭來，對格調高的作品需要量就不會太大。在曹霑、吳敬梓等高格調作家餓死之後，便後繼無人了。何也？供需律使然也！君不見今日台北讀者的口味，吊高得嚇死人；而“大陸同胞”還在大看其《小五義》！何也？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別也。經濟起不來，文學口味也就高不起來也。據老輩滬人告訴我，今日台灣省籍廚師所燒的上海菜，便遠高於今日上海籍的上海廚師在上海所燒的上海菜。筆者浪遊兩岸，知此評不虛也。經濟飛不起來，連小菜的口味也提不高，況小說乎？
走筆至此，我對敝老師胡適之先生又要批評一下了。胡老師搞紅學，把曹寅所掌管的江寧織造和蘇州織造等看成為供應宮廷的機關，這就隻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據《江寧府誌》，江寧織造盛時有紡機兩千七百餘架，每日可出緞千匹。江南的“貢緞”銷行遠及西歐，宮廷哪用掉那麽多？
這些“織造”的產品，哪是隻為供應宮廷之用的呢？它仍是當時中國——甚至是全世界——最進步、也是利潤最大的工業。他們賺的錢太多，使政府紅了眼，乃“收歸國營”，由國家壟斷包辦罷了。康熙爺這一幹法與漢武帝包辦鹽鐵、酒榷，宋王爺包辦官窯、汝窯的製瓷工業如出一轍。後來國民政府搞煙酒專賣，還不是如此？中共執掌大陸後，把所有民間企業改為“國營”，而某些負責國營“江寧織造”的經理，又是些像曹寅父子那樣的草包官僚。生了些賈璉、賈寶玉一類的敗子，把這國營企業一“國營”就是幾十年，中國獨霸世界的絲綢工業，也就江河日下了。 真實的社會，虛構的人物
以上所講的是小說的變遷和社會經濟變遷的關係。
小說的種類很多，什麽社會小說、愛情小說、誌異小說、神怪小說、曆史演義小說、諷刺小說、筆記小說……魯迅在六十年前即列舉了無數種。現在還有什麽科幻小說、心理小說等，那就講不盡了。
但是不管小說有多少種，它的基本原則則隻有一個：它講的是“人性”——不管這人性是善還是惡。《聊齋》上所講的狐仙，《西遊記》上所講的豬精、猴精……它們哪裏是什麽鬼怪呢？他們都是“人”，它們的行為也都是人類的社會行為。豬八戒是一隻豬嗎？非也！豬八戒是一個可愛的阿q。阿q去摸摸小尼姑的頭，豬八戒在盤絲洞裏也把五位裸體美人的衣服藏起來了；阿q想發財，豬八戒也在它的耳朵裏藏了些銀子做“私房錢”。
個人的私見，我覺得吳承恩的豬八戒，實在比魯迅的阿q寫得更好。豬八戒比阿q更可愛、更有趣。
這裏問題就出來了。阿q和豬八戒在曆史上是否實有其人呢？答案當然是“沒有”。根據胡適之先生做考證、寫傳記的原則，有一分證據隻能講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講十分話。所以胡適之先生所寫而考據十分嚴謹的《丁文江的傳記》裏，主人公丁文江就實有其人。他所寫傳記中一切的故事，都有百分之百的真實性，所以“丁傳”便是一本傑出的曆史著作。
比他較先執筆的，魯迅也寫了一本《阿q正傳》。阿q並無其人，阿q的故事也是百分之百的虛構。如果在某小學的國文班上，有某位小學生答考卷說阿q姓桂，是實有其人，那他的老師一定把他的考卷打零分——曆史上哪有個真阿q呢？
可是問題又出來了：曆史真沒有阿q其人？曆史上多的是呢！——至少在講台上就站著個阿q，那就是我自己。我就時時在做阿q，或做具體而微的阿q。
舉一個我個人社會行為的切實例子。
僑居美國四十年，我前二十多年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度過的。在那第二十三四年時，我在哥大做教中國文史的兼任副教授，並做全任中文圖書部主任。據校中當時的洋上司們和學生們的講評，我的教書成績和圖書管理成績都還不錯，但我那時職位和薪金都很低，僅夠養活老婆孩子。我平時也奉公守法，絕沒有賬目不清或亂搞男女關係，更沒有吃喝嫖賭，尤其不夠資格縱橫捭闔，搞汙濁的“校園政治”。
想不到這樣一個可憐巴巴、盡忠職守了十多年的中文圖書館小職員，校方的漢學大師們忽然一下便要把我“免職”了。我有個四口之家，孩子幼小，又毫無積蓄，一旦失業，六親不認，隻有坐以待斃——因為那時美國正鬧經濟恐慌，找事不易，好多博士都在開出租車。
老實說，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學當局那時要把我“免職”，我本來沒有什麽抱怨的，因為我的“漢學造詣”原是不如他們嘛。但是有四口之家的人，業可失不得！我對哥大沒功勞，也有點苦勞吧！何況那些漢學大師和我都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有的還誤認為我是“高足”呢，到現在我們還是好朋友嘛，何以寡情若此！
在那絕境之下，我想不通這個洋人社會何以沒人性至此——那時我想到要跳摩天大樓，又嫌大樓太高；想到跳赫貞江，又嫌其有垃圾汙染；想買手槍，又怕有私藏軍火之嫌……氣憤、絕望、自卑交織於懷，不知如何是好。誰知天無絕人之路，在一個失眠的午夜，我忽然“病關索長街遇石秀”般一下碰到了老朋友阿q——阿q的關懷，才又使我打起勇氣活了下來。
那時哥大的洋漢學泰鬥有好多位，一個個都是學富五車、名滿中外的大漢學家，著作等身，偶爾應約光臨台灣和大陸開漢學會議，昂視闊步，真是上下交欽。我這位小卒跟他們比起來，真是丘陵之與泰山也，被開除了，何怨何尤呢？
但是我要活命吃飯、養家糊口，又如何是好呢？這一晚我聽老友阿q之言，聽了一夜，終於想通了。我想：“哼，漢學！上自文武周公仲尼，下至康梁胡適馮友蘭……詩詞歌賦、平上去入、經史子集、正草隸篆……上至殷商甲骨，下至中共的簡體字……談現代史論蔣宋孔陳、評馬列……寫朦朧詩、看現代畫……如此這般……這批毛子哪個比得上俺阿q呢？……他們開除我……哼，他們加在一起再搞十年，也比不了我阿q一人……奶奶的，老子被兒子開除了……”
做了一夜阿q，思想搞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禁大樂——問題全部解決，與“趙老太爺”又和好如初。
朋友，你能說阿q並無此人，隻是小說家的虛構，這裏分明就有個大阿q嘛！
那晚我也在苦索丁文江博士，卻遍找不著，我那晚如找著了丁文江博士而錯過了阿q先生，我就活不到天亮了。
我們這個荒唐而可愛的世界裏，老朋友阿q實在很多，精明的丁文江博士畢竟太少了，他的社會代表性也太小了。你能說隻有“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丁文江的傳記》才是曆史、才是傳記？那“沒一分證據，卻說十分話”的《阿q正傳》，是虛構、是小說，曆史上、社會上，並無阿q其人？其實它的社會代表性，卻遠過於丁文江博士呢。 曆史和小說的分別
所以，曆史和小說的分別則是：曆史是根據實人實事所寫的社會現象；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二者是一個銅元的兩麵。
再者，曆史對“過去”的社會現象所作的“解釋”，和對“未來”的現象所作的“推斷”，在傳統史學上往往是根據常識、根據傳統倫理學或玄學——辯證法其實也是一種接近玄學的推理；現代史學上所作的解釋，則應該是根據各項社會科學所研究的成果，近人所謂“社會科學的處理”是也。
寫小說與寫曆史，其實是殊途同歸的。隻是寫曆史時對敘事、對說教、對解釋、對推斷，都是單刀直入的，必要時且來個“太史公曰”、“習鑿齒曰”、“臣光曰”、“柏楊曰”等所謂“讚論”。寫小說則隻讓故事自己說話，把說教、解釋和推斷作一些隱喻式的“藝術處理”——並不違反社會科學的“藝術處理”——罷了，而小說則有其大眾化的影響，讀曆史就多少是專家之事了。 司馬遷在寫曆史、還是在寫小說？
其實筆者上述的一些話，都是“小說”被譯成novel以後的話，多少有點“現時觀念”（以現代觀念解釋古典）之嫌。
國人著書立說，寫寓言說教辯論，早在孔子之前；而真正寫有現代意味的小說實始於西漢之末（魯迅還否定此說呢），班固所謂“街談巷說”是也。其實太史公寫《史記》也多半是根據“街談巷說”的。按照胡適之先生的標準，《史記》哪能算曆史呢？充其量算是一部曆史小說而已。不信，且試舉呂不韋的故事為例。
呂不韋的故事，大體是這樣的：
呂不韋是趙國的一個大資本家，有了錢就想搞政治。他在趙國都城邯鄲結識了秦國的失意王子子楚，子楚在趙國做人質，窮困不堪，又沒有老婆。不韋認為子楚“奇貨可居”，乃運用子楚的政治背景和他呂家的錢財，搞一手資本官僚主義。
呂不韋耍政治的手腕相當下流——他把自己一個懷了孕的姨太太送給這個可憐的秦國王子做老婆。這位可憐的王子當然求之不得，乃娶了呂不韋的姨太太，並且生了個兒子。這個兒子就是後來的秦始皇，所以秦始皇實際上是呂不韋的兒子。這樣，呂不韋的政治資本就大了。
既然有了這樣的政治資本，呂不韋乃潛入秦國，花大錢，拉裙帶關係，大走宮廷後門，居然把失意不堪的秦王子子楚搞回秦國當起太子來——真是有錢能使鬼推磨！
子楚當了太子不久，父親就死了，他就即位為王，是為秦莊襄王。莊襄王為感激呂不韋的恩德，就特派呂不韋做秦國的“丞相”。這一下，呂不韋可真的抖起來了。更巧的是，這位莊襄王也是個短命鬼，做了三年秦王就死了。莊襄王一死呂不韋就更是一步登天了——因為繼位做小皇帝的正是他的親生兒子，小皇帝的媽媽老太後又是他以前的姨太太。一手遮天，呂不韋不但當起當時七雄對峙中最強的秦國的“相國”，並在宮廷中被尊稱為仲父——仲父就是皇叔，這皇叔事實上是皇帝的爸爸。
這時皇太後新寡，獨居寡歡，乃和老情人、也是前夫的呂皇叔重拾舊好，時時私通。所幸兒皇帝年紀尚小，也管不著叔叔和媽媽私通的閑事。
可是這個年輕的小皇帝、將來的秦始皇可不是個省油燈。他年紀漸長、開始抓權時，認為他底下的宰相居然和他媽媽也就是太後私通，也太不像話，他一注意到這件事，呂不韋就有點恐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