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世界文化任何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中華民族實在是個“愛好文學的民族”（a nation of literature lovers）。在19世紀以前，我們用漢文、漢語保留下的文學作品與文學史料，實非其他任何語言所可望其項背。
古人說“六經皆史”，但是在一個學現代比較史學的人看來，我們傳統中國，官私作品，實在是“百史皆文”。寫曆史、寫函劄、寫公私文告，首先注重的便是修辭和文藻。上法堂打官司、到朝廷告禦狀，往往隻要你文字鏗鏘，官司也就打贏了一半。
這種風氣濫觴的結果，往往就以辭害義，在敘事的精確性上和在論理的邏輯性上，都受了影響。汽車兩三輛，朋友七八人，講起來多麽順口、好聽、有文學情調，管他是兩輛還是三輛、七個人還是八個人呢！
因此做“馬虎先生”也是我們生活方式中的“本土性”之一種吧。
子曰：“必也正名乎！”我們要談華裔海外作家的“本土性”，先得給“本土性”下個明確的定義。 “本土性”的定義
在這世界上，每一個特殊民族，都有其與眾不同的特殊文化傳統和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由這個特殊傳統、特殊生活方式所孕育出來的特有的民族心態——這一特殊民族心態，就是所謂“本土性”。這在英文詞匯裏通俗地說來，中國人的本土性則是the chineseness of the chinese，沒有中國“本土性”的中國人，在70年代美國少數民族運動中，往往被激烈分子詛咒成“外黃內白的‘香蕉’（banana）”。其實，近百年來的北美洲，乃至今後一百年的北美洲，也不會有百分之百的“香蕉”——既然“外黃”，內心亦不可能“全白”。話說到底，縱是“全白”，也並不是什麽“壞事”，因為“全黃”也不代表什麽“好事”。chineseness不是個道德名詞，它隻代表一種“民族心理狀態”（ethnic-mentality），而這個狀態，也是或多或少永遠地流動著，它不是一成不變的。 曆史上沒有“沒有本土性的文學”
至於海外華裔作家是否保存有其“本土性”呢？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首先得把所謂“世界文學”搜搜根。三四千年來，我們在曆史上還未發現過一篇“沒有本土性的文學”。摩西、耶穌、穆罕默德承受“上帝”意旨，為全人類造福的《新約》《舊約》和《可蘭經》，應該是“太空性”、“宇宙性”而沒有其“本土性”了；朋友，你去讀讀這三部“經書”，試問世界上還有哪一部書比這三部聖書更有“本土性”？
四大皆空的釋迦牟尼應該是“工人無祖國”了。朋友，再讀讀《金剛經》看看，你就知道那位印度歐羅巴教主的本土性之重。等而下之，從古希臘的荷馬、古印度的吠陀和我國古代的《詩經》——《詩經》不但具有“中國”的本土性，“本土性”之內又可分出不同的“區域性”，所謂“國風”——他們的本土性之重還要說嗎？ 曆史上更沒有“沒有本土性的作家”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國際性人物，每好以“國際性”自詡，排除“本土”，大搞其“國際”。近百年來，左翼的賢達們曾搞了四個“國際”。三個都垮了，還剩個不死不活的“第四國際”，現在還在敝大學的街頭地攤上拉客、賣書。
最誠心誠意丟掉國籍到海外荒島上去做“無國籍的公社”居民的，要算若幹美國“嬉皮”了。
在70年代的初期，筆者自己所教的班上，這種雜色“嬉皮”便層出不窮。他（她）們都自吹無本土性，要做“世界人”（people of the world），到荒島上去mune。我就提醒一個青年，使他大徹大悟，終於退出公社——我的警語很簡單：“你是什麽鳥‘世界人’，你隻是個american hippie！”“嬉皮”是60年代極端個人自由化的美國“本土性”的具體表現。他們跳不出這個“唯心”的牢籠，而自吹是得到“解放”，衝出了“地獄”，可憫亦可笑也。
文學這個東西，本來就是用來反映一種社會生活方式，和在這一“宏觀”的體察下之社會中，反映某一個體的心理狀態的一種工具。“我知故我在”，但是問題是“知”從何來——人非生而“知”之者。洪秀全認為他的“知”是來自“上帝爸爸”和“哥哥耶穌”，其實洪秀全本身該背了多少“本土性”？洋涇浜的上帝皮毛而已。
“本土性”連這個“天王”都擺脫不了，哼！你這個坐飛機逃出中國的小作家想擺脫嗎？ 世界上也沒有“沒有本土性的語言”
不特此也，“語言”nguage）本身就是個運載“本土性”的工具，它也是在“本土性”的熔爐裏鍛煉出來的產品。因此，任何語言都帶有該語言的本土性，任何使用此一語言的人也就被它傳染——汙染或感染——而帶有該語言的本土性。
語言是表達使用這一語言的人群——尤其是作家們——內心思想的工具。這種人群內心的思想，也就鑄造出這一語言的特征，例如組詞、造句、成語、文法……因而它所含蓄的“本土性”也特別的重。
舉例以明之。我們中國人一向認為“朋友”是“五倫之一”，有“通財之‘義’”。因此，中國人合夥做生意往往不訂契約，大家結合隻靠寧波佬所說的“一句閑話”——“然諾重千金”，“疏財仗‘義’”。有這種“心態”，因此漢語中也有這個“詞”叫“義”，俗語叫做“義氣”。而這個“義”字，便是所謂“中國本土性”的具體表現之一種；“義”在其他文字中便找不到“同義詞”——英文中就沒有這個“詞”。例如，說“某人很義氣”，這句話在英文裏簡直就無法翻譯。
所以“文字”實是含有“本土性”最強烈的一個“社會交流工具”。一個作家如果能純熟使用某種文字，他就必然會被某種文字的“本土性”所感染，是深是淺、是好是壞，那是另一問題。所謂“海外中國作家”都知道，用某種文字來“講”或“寫”，你也必須用同一種文字來“想”，這樣的“講”和“寫”，才能臻於嫻熟，達於化境。“講”和“想”用同一種“外國語”，是學習“外國語”的第一關。沒有這個“突破”（breakthrough），所謂“外語”，是不可能純熟運用的。用某種文字去“想”，你就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文字的“心態”或“本土性”了。
因此，凡是用“漢語”（台灣叫“國語”，新加坡叫“華語”，大陸叫“普通話”）去“想”的“中國作家”，他們就必然有其大同小異的“中國心態”，也就是“中國的本土性”了——中國方言（如粵語、滬語、閩南語、客家話）也是漢語的一部分。說這種語言的人也都具有“中國心態”，不過今日海內外的“中國作家”（包括台灣或新加坡的“華語”作家）所使用的文字，仍然是所謂“國語”（普通話或華語）。用中國方言所寫的出名的文學作品，大概隻有一部用蘇州語的《九尾龜》——其他則隻限於用一些“方言”譯的《聖經》了。
所以，台海兩岸的中文作家們，隔離了三十多年之後，不管雙方有何種不同的“意蒂牢結”，不管被多大程度地西化、洋化、異化或赤化，他們都根本上具有相同的“中國本土性”——大同小異的“本土性”（漢語如一旦被全盤“拉丁化”了，那就又當別論了）。
能使用相同語言的人，就自然會具有大同小異的“本土性”；使用兩種完全不同語言的人，他們往往則是兩種“心態各異”的不同的動物，雖然他們體質上長得是一模一樣的——這一現象在新加坡和美國華僑小區都極其明顯。
在新加坡，那些專說“華語”和專說“英語”（著重個“專”字）的“新加坡人”，便是兩種不同的“新加坡人”，一望而知。在美國，則abc（土生華僑）和cba（移民華僑）也是截然不同的，雖然他們的區別不像在新加坡那樣明顯和尖銳——因為在新加坡，往往兩種人都是當地土生的。
至於寄居海外的“中文作家”們究竟保留了多少或怎樣的“中國本土性”，那就要牽涉文化外流和移植的基本問題了——文化外流的方式和過程、移植區內土壤的性質、移植區內其他文化的阻力和誘惑力，也就是“文化衝突”（cultural conflict）的問題，這些對外流文化“本土性”之存亡、深淺，都有其決定性的關係。 “本土性”的保存與保守
大體說來，一個文化之外流，亦如江河之泛濫。水是向低處流的。先進文化如流向一個原始、落後、貧瘠的低窪地區，那這個文化整體（cultural entity），包括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就要像黃河決口，淹沒一切。白人（aryan people）文化之入侵古印度與現代非洲、美洲，就是個最大的例子。
今日所謂“非洲文學”（黑文學ck literature）和南美洲的“拉丁文學”（或西班牙文學hispanic literature），都是用歐洲文字寫的。連那個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印度大詩人泰戈爾的作品也是用英文寫的。
三千年來，我漢族在東亞大陸滾雪球式地發展，也是遵循這個程序進行的。東去朝鮮的箕子，南下廣東的趙佗，都是這項文化擴張中的英雄，至於無名英雄，那就更是千千萬萬了。
但是一個文化向外發展——也可說是“文化侵略”吧——如果碰到土著文化的抗拒，那就要看抗拒者阻力之大小，來決定入侵者“本土性”之流失與變質的程度了。換言之，也就是在這“文化衝突”的戰場裏，能保留多少其挾帶出國的“本土性”了。
如果抗拒者的文化遠低於入侵者的文化，則這個入侵者或移植者就必然抗拒與土著文化合流，它要用盡一切方法來排斥土著文化，來保留其移植者的“本土性”。古雅利安人之入侵印度，和古猶太民族之被迫向四方逃亡，都是這樣的。古雅利安人要保持他們原高加索的“本土性”，為患印度之烈（例如印度的階級製caste system），至今未泯。
猶太人之逃亡，則是一種“高級難民”，所到之處，不願與土著合流，以保存其本土已失的本土性，乃形成世界各地、自我封閉的“猶太社區”（ghetto）。他們歧視土著，土著也歧視他們，年久成習，演變成惡性循環，就促成世界性的“反猶運動”（anti-semitism）了。
我們移民南洋的華僑，和猶太外移也有異曲同工之處，引起我們和土著之間的歧視與反歧視的循環。猶太人在各地都保留了他們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我們在南洋亦複如是。
再者，一個向海外移植的民族，在曆史上（此地強調“曆史上”三字，它和“目前情況”又略有不同）往往是該民族的下層階級（體力勞動者）和避難的“逋逃客”。他們為著衣食之謀，或狹隘的宗教信仰，局處異邦，很難搞文化改革（是壞是好又當別論，例如中國大陸上的五四運動和“文革”）。他們因此在生活和思想上，較之祖國人民且更為保守，也就更具“本土性”——祖國在社會發展方麵急劇變化（好壞不拘），而僑社卻保持著它靜如止水的舊文化、舊傳統，也就是保留了高度的“本土性”。有許多傳統的風俗習慣，在祖國可能早已泯滅，而在僑社則繼續通行無訛。這種保守性的聚“族”而居的華裔海外僑社如“唐人街”或“中國城”，因而就形成“唐人社區”（chinese ghetto）。 “本土性”的漂失
這種“本土性”在經濟和文化比較落後的地區，往往可永遠保存，甚至促成“獨立建國”，如新加坡（事實上南非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小國，在文化上也是歐洲白人的“新加坡”）——但是這現象多半是“水向低處流”、久積成湖的結果。一旦流水遇高丘——一個移植的文化，碰上一個更多彩多姿、更豐富文明的阻力，那就要發生“倒流”甚或“滅頂”的現象了。我華族向北美洲移民，現在就發生了這種現象。在北美洲，我們鑽入了一個物質上超高度發展、文化上更多彩多姿的現代文明圈中，在這個“文化戰場”上，我們的“第一代”，尤其是知識分子圈內的第一代，在保持“本土性”之肉搏戰中，已是“且戰且走”、“屢敗屢戰”、“可泣可歌”（有的也就幹脆放下武器投降了）。我們的“第二代”，尤其是知識分子階層，其中尤其是“高知識層”的子女，當他們還在繈褓之中時，就被“全盤西化”了。
可悲的是：在中國旅美高級知識分子的第二代的圈圈裏，“中國本土性”早已變成孩子們生活中的“噱頭”和“笑料”——他們都是百分之九十的“洋基”和“香蕉”，chineseness雲乎哉！
聚居在chinese ghetto中的高級知識分子子女雖稍勝一籌，但是一旦展翅“單飛”，脫離了ghetto，“本土性”也就微乎其微了。
所以在北美洲，我們華裔的本土性之保持，全靠“第一代”——在中國僑美的“中文作家”中，也隻以“第一代”為限；“第二代”的華裔作家就不能再用中文寫作了。這在新加坡則不然——我個人在新加坡遇到好多第二、第三代的“華文作家”，這在美國是不可想象的。
一言以蔽之，這就是個文化“水平”的問題。東南亞的土著文化，一般在當前漢文化的“水平”之下，所以我們可以“水到渠成”；美國當前的文化，則在我們的“水平”之上，我們隻能在深澤低沼中搞點封閉的“藝脫”文明，一出沼澤就被人淹沒了。
但是本土性之漂失並不是什麽嚴重的壞事。因為事到如今，沒有哪一家文明是可不受外界影響而單獨存在的。如果一宗文化水平太低，或太古老，它就必然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或侵略；反之，它就必然向外擴張和影響別人，以鄰為壑，來淹沒別人。我國古代文明之擴張屬於後者，現代文明之含辱蒙羞則屬前者。不是我活，就是你死，哪有了局？和平共存，則中外文明終有拉平之一日。
中國文學不是個孤立的東西，它是中國文明中最敏感的一部分。隻要中國文字永遠使用下去，中國本土性就不會消滅，但是它在外力衝擊下而崇洋，而部分西化，則是難免的。有朝一日，它的水平提高，它也會向西方倒流的。
所謂“海外中國作家”，隻是“中國作家”的延伸。海內外“小異”多已哉，“大同”則是逃不了的。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八卷第二期
從世界文化任何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中華民族實在是個“愛好文學的民族”（a nation of literature lovers）。在19世紀以前，我們用漢文、漢語保留下的文學作品與文學史料，實非其他任何語言所可望其項背。
古人說“六經皆史”，但是在一個學現代比較史學的人看來，我們傳統中國，官私作品，實在是“百史皆文”。寫曆史、寫函劄、寫公私文告，首先注重的便是修辭和文藻。上法堂打官司、到朝廷告禦狀，往往隻要你文字鏗鏘，官司也就打贏了一半。
這種風氣濫觴的結果，往往就以辭害義，在敘事的精確性上和在論理的邏輯性上，都受了影響。汽車兩三輛，朋友七八人，講起來多麽順口、好聽、有文學情調，管他是兩輛還是三輛、七個人還是八個人呢！
因此做“馬虎先生”也是我們生活方式中的“本土性”之一種吧。
子曰：“必也正名乎！”我們要談華裔海外作家的“本土性”，先得給“本土性”下個明確的定義。 “本土性”的定義
在這世界上，每一個特殊民族，都有其與眾不同的特殊文化傳統和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由這個特殊傳統、特殊生活方式所孕育出來的特有的民族心態——這一特殊民族心態，就是所謂“本土性”。這在英文詞匯裏通俗地說來，中國人的本土性則是the chineseness of the chinese，沒有中國“本土性”的中國人，在70年代美國少數民族運動中，往往被激烈分子詛咒成“外黃內白的‘香蕉’（banana）”。其實，近百年來的北美洲，乃至今後一百年的北美洲，也不會有百分之百的“香蕉”——既然“外黃”，內心亦不可能“全白”。話說到底，縱是“全白”，也並不是什麽“壞事”，因為“全黃”也不代表什麽“好事”。chineseness不是個道德名詞，它隻代表一種“民族心理狀態”（ethnic-mentality），而這個狀態，也是或多或少永遠地流動著，它不是一成不變的。 曆史上沒有“沒有本土性的文學”
至於海外華裔作家是否保存有其“本土性”呢？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首先得把所謂“世界文學”搜搜根。三四千年來，我們在曆史上還未發現過一篇“沒有本土性的文學”。摩西、耶穌、穆罕默德承受“上帝”意旨，為全人類造福的《新約》《舊約》和《可蘭經》，應該是“太空性”、“宇宙性”而沒有其“本土性”了；朋友，你去讀讀這三部“經書”，試問世界上還有哪一部書比這三部聖書更有“本土性”？
四大皆空的釋迦牟尼應該是“工人無祖國”了。朋友，再讀讀《金剛經》看看，你就知道那位印度歐羅巴教主的本土性之重。等而下之，從古希臘的荷馬、古印度的吠陀和我國古代的《詩經》——《詩經》不但具有“中國”的本土性，“本土性”之內又可分出不同的“區域性”，所謂“國風”——他們的本土性之重還要說嗎？ 曆史上更沒有“沒有本土性的作家”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國際性人物，每好以“國際性”自詡，排除“本土”，大搞其“國際”。近百年來，左翼的賢達們曾搞了四個“國際”。三個都垮了，還剩個不死不活的“第四國際”，現在還在敝大學的街頭地攤上拉客、賣書。
最誠心誠意丟掉國籍到海外荒島上去做“無國籍的公社”居民的，要算若幹美國“嬉皮”了。
在70年代的初期，筆者自己所教的班上，這種雜色“嬉皮”便層出不窮。他（她）們都自吹無本土性，要做“世界人”（people of the world），到荒島上去mune。我就提醒一個青年，使他大徹大悟，終於退出公社——我的警語很簡單：“你是什麽鳥‘世界人’，你隻是個american hippie！”“嬉皮”是60年代極端個人自由化的美國“本土性”的具體表現。他們跳不出這個“唯心”的牢籠，而自吹是得到“解放”，衝出了“地獄”，可憫亦可笑也。
文學這個東西，本來就是用來反映一種社會生活方式，和在這一“宏觀”的體察下之社會中，反映某一個體的心理狀態的一種工具。“我知故我在”，但是問題是“知”從何來——人非生而“知”之者。洪秀全認為他的“知”是來自“上帝爸爸”和“哥哥耶穌”，其實洪秀全本身該背了多少“本土性”？洋涇浜的上帝皮毛而已。
“本土性”連這個“天王”都擺脫不了，哼！你這個坐飛機逃出中國的小作家想擺脫嗎？ 世界上也沒有“沒有本土性的語言”
不特此也，“語言”nguage）本身就是個運載“本土性”的工具，它也是在“本土性”的熔爐裏鍛煉出來的產品。因此，任何語言都帶有該語言的本土性，任何使用此一語言的人也就被它傳染——汙染或感染——而帶有該語言的本土性。
語言是表達使用這一語言的人群——尤其是作家們——內心思想的工具。這種人群內心的思想，也就鑄造出這一語言的特征，例如組詞、造句、成語、文法……因而它所含蓄的“本土性”也特別的重。
舉例以明之。我們中國人一向認為“朋友”是“五倫之一”，有“通財之‘義’”。因此，中國人合夥做生意往往不訂契約，大家結合隻靠寧波佬所說的“一句閑話”——“然諾重千金”，“疏財仗‘義’”。有這種“心態”，因此漢語中也有這個“詞”叫“義”，俗語叫做“義氣”。而這個“義”字，便是所謂“中國本土性”的具體表現之一種；“義”在其他文字中便找不到“同義詞”——英文中就沒有這個“詞”。例如，說“某人很義氣”，這句話在英文裏簡直就無法翻譯。
所以“文字”實是含有“本土性”最強烈的一個“社會交流工具”。一個作家如果能純熟使用某種文字，他就必然會被某種文字的“本土性”所感染，是深是淺、是好是壞，那是另一問題。所謂“海外中國作家”都知道，用某種文字來“講”或“寫”，你也必須用同一種文字來“想”，這樣的“講”和“寫”，才能臻於嫻熟，達於化境。“講”和“想”用同一種“外國語”，是學習“外國語”的第一關。沒有這個“突破”（breakthrough），所謂“外語”，是不可能純熟運用的。用某種文字去“想”，你就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文字的“心態”或“本土性”了。
因此，凡是用“漢語”（台灣叫“國語”，新加坡叫“華語”，大陸叫“普通話”）去“想”的“中國作家”，他們就必然有其大同小異的“中國心態”，也就是“中國的本土性”了——中國方言（如粵語、滬語、閩南語、客家話）也是漢語的一部分。說這種語言的人也都具有“中國心態”，不過今日海內外的“中國作家”（包括台灣或新加坡的“華語”作家）所使用的文字，仍然是所謂“國語”（普通話或華語）。用中國方言所寫的出名的文學作品，大概隻有一部用蘇州語的《九尾龜》——其他則隻限於用一些“方言”譯的《聖經》了。
所以，台海兩岸的中文作家們，隔離了三十多年之後，不管雙方有何種不同的“意蒂牢結”，不管被多大程度地西化、洋化、異化或赤化，他們都根本上具有相同的“中國本土性”——大同小異的“本土性”（漢語如一旦被全盤“拉丁化”了，那就又當別論了）。
能使用相同語言的人，就自然會具有大同小異的“本土性”；使用兩種完全不同語言的人，他們往往則是兩種“心態各異”的不同的動物，雖然他們體質上長得是一模一樣的——這一現象在新加坡和美國華僑小區都極其明顯。
在新加坡，那些專說“華語”和專說“英語”（著重個“專”字）的“新加坡人”，便是兩種不同的“新加坡人”，一望而知。在美國，則abc（土生華僑）和cba（移民華僑）也是截然不同的，雖然他們的區別不像在新加坡那樣明顯和尖銳——因為在新加坡，往往兩種人都是當地土生的。
至於寄居海外的“中文作家”們究竟保留了多少或怎樣的“中國本土性”，那就要牽涉文化外流和移植的基本問題了——文化外流的方式和過程、移植區內土壤的性質、移植區內其他文化的阻力和誘惑力，也就是“文化衝突”（cultural conflict）的問題，這些對外流文化“本土性”之存亡、深淺，都有其決定性的關係。 “本土性”的保存與保守
大體說來，一個文化之外流，亦如江河之泛濫。水是向低處流的。先進文化如流向一個原始、落後、貧瘠的低窪地區，那這個文化整體（cultural entity），包括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就要像黃河決口，淹沒一切。白人（aryan people）文化之入侵古印度與現代非洲、美洲，就是個最大的例子。
今日所謂“非洲文學”（黑文學ck literature）和南美洲的“拉丁文學”（或西班牙文學hispanic literature），都是用歐洲文字寫的。連那個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印度大詩人泰戈爾的作品也是用英文寫的。
三千年來，我漢族在東亞大陸滾雪球式地發展，也是遵循這個程序進行的。東去朝鮮的箕子，南下廣東的趙佗，都是這項文化擴張中的英雄，至於無名英雄，那就更是千千萬萬了。
但是一個文化向外發展——也可說是“文化侵略”吧——如果碰到土著文化的抗拒，那就要看抗拒者阻力之大小，來決定入侵者“本土性”之流失與變質的程度了。換言之，也就是在這“文化衝突”的戰場裏，能保留多少其挾帶出國的“本土性”了。
如果抗拒者的文化遠低於入侵者的文化，則這個入侵者或移植者就必然抗拒與土著文化合流，它要用盡一切方法來排斥土著文化，來保留其移植者的“本土性”。古雅利安人之入侵印度，和古猶太民族之被迫向四方逃亡，都是這樣的。古雅利安人要保持他們原高加索的“本土性”，為患印度之烈（例如印度的階級製caste system），至今未泯。
猶太人之逃亡，則是一種“高級難民”，所到之處，不願與土著合流，以保存其本土已失的本土性，乃形成世界各地、自我封閉的“猶太社區”（ghetto）。他們歧視土著，土著也歧視他們，年久成習，演變成惡性循環，就促成世界性的“反猶運動”（anti-semitism）了。
我們移民南洋的華僑，和猶太外移也有異曲同工之處，引起我們和土著之間的歧視與反歧視的循環。猶太人在各地都保留了他們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我們在南洋亦複如是。
再者，一個向海外移植的民族，在曆史上（此地強調“曆史上”三字，它和“目前情況”又略有不同）往往是該民族的下層階級（體力勞動者）和避難的“逋逃客”。他們為著衣食之謀，或狹隘的宗教信仰，局處異邦，很難搞文化改革（是壞是好又當別論，例如中國大陸上的五四運動和“文革”）。他們因此在生活和思想上，較之祖國人民且更為保守，也就更具“本土性”——祖國在社會發展方麵急劇變化（好壞不拘），而僑社卻保持著它靜如止水的舊文化、舊傳統，也就是保留了高度的“本土性”。有許多傳統的風俗習慣，在祖國可能早已泯滅，而在僑社則繼續通行無訛。這種保守性的聚“族”而居的華裔海外僑社如“唐人街”或“中國城”，因而就形成“唐人社區”（chinese ghetto）。 “本土性”的漂失
這種“本土性”在經濟和文化比較落後的地區，往往可永遠保存，甚至促成“獨立建國”，如新加坡（事實上南非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小國，在文化上也是歐洲白人的“新加坡”）——但是這現象多半是“水向低處流”、久積成湖的結果。一旦流水遇高丘——一個移植的文化，碰上一個更多彩多姿、更豐富文明的阻力，那就要發生“倒流”甚或“滅頂”的現象了。我華族向北美洲移民，現在就發生了這種現象。在北美洲，我們鑽入了一個物質上超高度發展、文化上更多彩多姿的現代文明圈中，在這個“文化戰場”上，我們的“第一代”，尤其是知識分子圈內的第一代，在保持“本土性”之肉搏戰中，已是“且戰且走”、“屢敗屢戰”、“可泣可歌”（有的也就幹脆放下武器投降了）。我們的“第二代”，尤其是知識分子階層，其中尤其是“高知識層”的子女，當他們還在繈褓之中時，就被“全盤西化”了。
可悲的是：在中國旅美高級知識分子的第二代的圈圈裏，“中國本土性”早已變成孩子們生活中的“噱頭”和“笑料”——他們都是百分之九十的“洋基”和“香蕉”，chineseness雲乎哉！
聚居在chinese ghetto中的高級知識分子子女雖稍勝一籌，但是一旦展翅“單飛”，脫離了ghetto，“本土性”也就微乎其微了。
所以在北美洲，我們華裔的本土性之保持，全靠“第一代”——在中國僑美的“中文作家”中，也隻以“第一代”為限；“第二代”的華裔作家就不能再用中文寫作了。這在新加坡則不然——我個人在新加坡遇到好多第二、第三代的“華文作家”，這在美國是不可想象的。
一言以蔽之，這就是個文化“水平”的問題。東南亞的土著文化，一般在當前漢文化的“水平”之下，所以我們可以“水到渠成”；美國當前的文化，則在我們的“水平”之上，我們隻能在深澤低沼中搞點封閉的“藝脫”文明，一出沼澤就被人淹沒了。
但是本土性之漂失並不是什麽嚴重的壞事。因為事到如今，沒有哪一家文明是可不受外界影響而單獨存在的。如果一宗文化水平太低，或太古老，它就必然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或侵略；反之，它就必然向外擴張和影響別人，以鄰為壑，來淹沒別人。我國古代文明之擴張屬於後者，現代文明之含辱蒙羞則屬前者。不是我活，就是你死，哪有了局？和平共存，則中外文明終有拉平之一日。
中國文學不是個孤立的東西，它是中國文明中最敏感的一部分。隻要中國文字永遠使用下去，中國本土性就不會消滅，但是它在外力衝擊下而崇洋，而部分西化，則是難免的。有朝一日，它的水平提高，它也會向西方倒流的。
所謂“海外中國作家”，隻是“中國作家”的延伸。海內外“小異”多已哉，“大同”則是逃不了的。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八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