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第三章 陸軍小學的教育</h2><h4>一</h4>
我之所以能夠進廣西陸軍小學，實出於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而這個機會的促成，卻不能不歸功於先父的摯友——湖南邵陽人李植甫先生。先父和李先生訂交，也有一段傳奇式的故事。
我鄉農民都喜歡練武術。各個農村往往請了拳師主持教練。我村近鄰的西嶺村，在光緒末季也請了一位拳師。這位拳師名唐四標，湖南人，教武術之外，兼賣跌打損傷膏藥。他生得十分健壯，打得一手好“花拳”，除了在西嶺村教拳，也挑了他的膏藥擔子到兩江墟上叫賣。他在賣膏藥前，往往先表演一套拳術，以吸引觀眾，然後又作江湖上的自我宣傳，大有“拳打三山好漢，腳踢五嶽英雄”的氣概。因為他生得身材魁梧，又練得一副蠻勁，故盛氣淩人，而無人敢與之較量比武。有一次在兩江墟上，唐四標表演拳術之後，正在自吹自誇之時，觀眾中忽然站出一位讀書人模樣、四十歲上下的中年人，長得很結實，也操著湖南口音，向唐四標說道：“聽你老兄的口音，我知道你也是外路人。做客異鄉的人，總應該謙虛禮貌一點，不應該在當地人的麵前誇下偌大海口，目空一切……”他還未說完，唐四標已惱怒了起來，捏起拳頭，朝這人臉上一晃，說：“你是何等人，也敢來教訓我！”他接著更提高了嗓子，大聲喝道：“你是過路的人，不該幹涉別人的私事，難道你要打破我的飯碗嗎？有膽量就過來比個高低，死傷各聽天命。”於是那人也脫了長衫，在眾人圍觀拍掌之下，和唐四標交起手來。彼此拳來腳去打了不多幾個回合，已見唐四標漸漸不支，最後被逼到牆腳下，無可再退了。這人舉起拳頭，告訴唐四標說：“老弟，你現在該要說話了，否則我怕你要受傷！”唐四標至此覺得實在無法反擊了，隻得說：“好漢住手！”才結束了這一場拳鬥。
唐四標被擊敗後，自覺沒趣，乃收拾了膏藥擔子，垂頭喪氣，徑自去了。然而這場拳鬥的新聞卻立刻不脛而走，轟動了全市趕墟的人。西嶺村當然也得到了這消息，唐四標既不辭而行，遂決定請這位新英雄來遞補唐的遺缺，他也就答應了，就此在西嶺村住下。這位擊敗唐四標的新拳師便是李植甫先生。李先生也是一位性喜結交的人。他在西嶺村住下了，便打聽當地豪俠好義之士。他聽到先父培英公的名字，特來登門拜訪。先父與他一見如故，談得極為投契。
李先生不但武功好，而且寫得一手好字，能詩能詞，風格的豪邁，略似石達開。因與先父時相唱和，酒酣耳熱，每有慷慨悲歌之作，彼此都有相見恨晚之感。從此，植甫先生經常是我家的座上客。
植甫先生曾秘密告訴先父，他是一名犯了殺人罪、曾為湖南官廳緝捕的要犯。他原是湖南邵陽縣的一名秀才。某次進長沙省城做客，聽說城內有一位惡少，是某大官的兒子，仗著父親的權勢，無惡不作，時人莫敢誰何。植甫聽了心抱不平，便決心要碰他一下。後來他打聽出這位少爺在某妓院內有一位寵妓，視若禁臠，不許任何人染指。一日，植甫到那妓院，指名叫那妓女陪侍。未幾這位貴公子來了，他故意不讓開，因此和這位少爺的保鏢打起架來。保鏢不敵，這位惡少乃親自上前嗬斥，不意被植甫三拳兩腳打死了。植甫既闖下大禍，乃化名易姓，逃出長沙。但是官廳追捕甚急，湖南無法存身，又逃到桂林。因顧慮城裏耳目眾多，遂下鄉躲避於兩江墟。
植甫在西嶺村教了些時，我村也把他請來，教館半年。我便是奉先父之命，泡茶拿煙，灑掃炊煮，專門招待他的人。而他對我這個結實爽快的小夥計，也著實愛護備至。
當時廣西兵備處總辦是蔡鍔，總辦以下，乃至陸軍小學裏的各級辦事人員，多半是湖南人，植甫先生的同鄉。所以他對該校的情形非常清楚。因此在我從習藝廠畢業回家，無適當職業的時候，植甫先生便力勸先父，送我去應考新成立的陸軍小學。
關於投考陸軍小學，我母親並不熱心。她認為像我這樣一個勤勞的青年，與其去投考那不可知的陸軍小學，倒不如留在家裏，幫忙操作為佳。後來因為植甫先生一再勸告，先父才決意要我認真地準備功課，以便應考。所以當父親應聘到姑父家設塾時，仍攜我同往。他那時便認真督責我的課業，不讓我輕易離開書房做其他事務。經過充分的準備，我乃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冬季，進城參加陸軍小學第二期的招生考試。 <h4>二</h4>
廣西陸軍小學是推行“新政”的設施之一。清廷自庚子八國聯軍之後，維新派人士策動推行新政，預備立憲，同時停止科舉，興辦學堂。廣西遂也在這風氣下實行起新政來。那時的廣西巡撫張鳴岐，是一位年輕有為、好大喜功的人。他銳意延攬新政人才，推廣新政。為此，當時政府行政部門中也添了些新機構，如管教育的提學使，司警政的巡警道，管工商的勸業道。為訓練新軍，又設立督練公所，下分兵備、參謀、教練三處。
在這些新的機構之下，又先後成立了各種新式的學堂，如法政學堂、典獄學堂、農林學堂、優級師範、普通中小學、警察學堂、警察督練所、陸軍小學堂、陸軍幹部學堂、陸軍測量學堂。宣統元年（1909年）又成立了谘議局，為省級民意機關。
為了充實這些新成立的機構，巡撫張鳴岐又四處張羅新政人才，一時講時務而富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如莊蘊寬、鈕永建、王孝縝、李書城、孫孟戟、蔡鍔、尹昌衡、耿毅等，以及留日返國的學生如孔庚、趙恒惕、蔣尊簋、雷壽榮等都先後到了桂林，分擔各項職位。如成立最早的兵備處，即由莊蘊寬任總辦，鈕永建任幫辦。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莊、鈕因與張鳴岐不洽，自請外調，張鳴岐乃調南寧講武堂總辦蔡鍔接替莊氏。
廣西陸軍小學堂直轄於兵備處，乃清末軍製上一種全國性的設施。這是模仿當時德國和日本的軍製。由各省辦陸軍小學，就基本學術科訓練三年，畢業後升入陸軍預備中學；兩年後畢業，再行送入國立保定軍官學堂分科受訓兩年；畢業後派充各軍下級幹部。這三級學堂內部的組織和設備，均極完善，而訓練和管教的嚴格與認真，實為民國以後的中央或各省軍官學校所望塵莫及的。
廣西陸軍小學堂成立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堂址在桂林南門外大校場的舊營房。是年招收第一期新生。蔡鍔任陸小總辦，雷飆任監督（也就是後來的教育長）。其後蔡離職，蔣尊簋（伯器）繼任總辦。宣統元年（1909年）蔣調任參謀處總辦，陸小總辦改由鈕永建繼任。
我參加陸軍小學的第二屆招生考試時，桂林文昌門外的陸小新校舍正在建築中，第一期學生在南門外大校場的兵營內上課，第二期的招考地點則在城內的舊考棚。陸小因為是新創辦的官費學堂，待遇甚優。學生除供膳食、服裝、靴鞋、書籍、文具外，每月尚有津貼以供零用。加以將來升學就業都有保障，所以投考的青年極為踴躍。報名的不下千餘人，而錄取的名額隻有一百三四十人，競爭性是極大的。
考試完畢，已近歲暮，我就回家了，托了鄰村經常去桂林販賣貨物的商人代為看榜。一天我正自山上砍完柴挑了回家，路上遇見一位趕墟回來的鄰村人，他告訴我說陸小第二期招生已發榜了，正取共一百三十名，備取十名，我是第一名備取，準可入學無疑。這也可算是“金榜題名”吧！我立刻敏感到當時壓在肩膀上的扁擔，今後可以甩掉了，實有說不出的高興。
在學堂規定報到的日期，我辭別父母，挑了簡單的行李，便到桂林去上學了。那時鄉下人是不常進城的，有時逢年過節，偶爾應城內親友之約，去看舞龍跳獅，才進城住三數天。所以進城對我們原是件不尋常的事。我們平時為著工作方便，都是短衣赤足的。要進城，首先就要預備一套幹淨的長衫和鞋襪，打了個包袱，背在背上。走到離城約數裏的地方，才在河邊洗了腳，把鞋襪穿好，換上長衫，然後搖搖擺擺學了假斯文，走進城去。穿鞋襪和長衫，我們原都不大習慣，一旦換上新服裝，走起路來，覺得周身受著拘束，異常的不舒服。加上我們那副麵目黧黑、粗手粗腳的樣子，和白嫩斯文的城裏人比起來，自然如驢入羊群，顯而易見。臨時雇了一名挑夫，替我挑了行李，然後進城。先在西門內大街上找個夥鋪，將行李安頓好，才到陸小去報到。誰知事出意外，校方拒絕我報到，理由是我遲到了十來分鍾，報到時限已過。那時陸小重要負責人都是剛自日本回國的留學生，辦事認真，執法如山。而鄉間出來的青年，既無鍾表，對時間的觀念自甚模糊。於是我就以十分鍾之差，失去了入學的資格。垂頭喪氣的情形，不言可喻。不過校方負責人勉勵我下期再來投考，並說我錄取的希望很大，因為我這次體格檢查被列入甲等，這在應考的青年中是不多的。 <h4>三</h4>
我悵然歸來之後，父親命我繼續隨他到黃姓姑丈家去讀書，準備來年再試。於是我又在姑丈家用功地讀了一年。至翌年（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冬季，陸小招考第三期學生時，我再度前往投考。這一次投考生增至三千餘人，而錄取名額仍隻百餘人。榜發，我竟被錄入正取。按時報到，因而我進了廣西陸軍小學堂的第三期。
這時陸小在文昌門外的新校舍已全部竣工。全校有新式樓房十餘幢，另有禮堂一所。學生的宿舍和課堂分建在大操場的兩側，學堂辦公廳和禮堂則建於操場的兩端，十分莊嚴寬敞。當時校方的教官和各部門主持人，多半是新自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的留學生。他們都穿著非常整潔鮮明、繡有金色花紋的藍呢製服，足上穿著長統皮靴，光可鑒人。腰間更掛著一柄明亮的指揮刀，在校內走動時，這柄刀總是拖在地上。因而他們走起路來，刀聲靴聲，鏗鏘悅耳，威風凜凜，使我們剛自鄉下出來的農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羨慕萬分。我們的總辦蔡鍔將軍有時來校視察，我們對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時不過三十歲左右，可稱文武雙全，儀表堂堂。他騎馬時，不一定自馬的側麵攀鞍而上，他常喜歡用皮鞭向馬身一揚，當馬跑出十數步時，蔡氏始從馬後飛步追上，兩腳在地上一蹬，兩手向前按著馬臀，一縱而上。這匹昂首大馬，看來已夠威風，而蔡氏縱身而上的輕鬆矯捷，尤足驚人。我們當時仰看馬上的蔡將軍，真有“人中呂布，馬中赤兔”之感。所以我能夠當陸小學生，已經十分滿意。隻希望將來畢業後，能當一名中上尉階級的隊副和隊長，平生之願已足。至於像蔡鍔那樣飛將軍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夢也沒有想過的。後來我讀古今名人傳記，時常看到“自幼異於群兒”、“少有大誌”、“以天下為己任”一類的話，總覺得這些或是作者杜撰的話。我幼年時，智力才能，不過中人。知足常樂，隨遇而安，向無恓恓惶惶急功好利之心，隻是平時對人處世，誠懇篤實，有所為亦有所不為而已。
陸小的訓練，分學、術兩科，完全是模仿日本式的，十分嚴格。學科的程度相當於舊製中學，除國文史地外，還有各門科學和外國語，教學都很認真。即就國文一科來說，我們的國文教師都是些舉人或秀才出身，國學造詣極深，而同學中也不乏文人學士。當宣統元年，廣西舉行最後一次拔貢考試時，我們學堂裏麵兩位第一期同學，竟暗中報名投考為人槍替而被列入優等。拔貢在清代考試製度上是高出秀才一等的，能槍替考拔貢而被列入優等，其國學程度，亦可想而知了。
就各門科學來說，陸小對數理特別注重。當我進入第三年度時，我們的數學已學到小代數的二次方程式了。
至於外國語則為選修科，於日語、法語、英語、德語、俄語中任擇其一。因廣西和法屬安南接壤，法語被認為比較重要，所以我就選修了法語，教師是位法國人，名白利。可是我的個性和語言一道不大接近，同時我知道一旦離校便無進修的機會，也沒有應用的機會，日久就會全部忘記。因此我在課堂上學習，也隻是應付考試，圖個及格而已。所以我跟那位法國教師學了三年法文，至今已一句不會說了，把所學的，全部還給了先生。同班中雖不乏孜孜研讀外國文的同學，成績極好，但是畢業後，果如我所料，也於幾年之內忘得一幹二淨。
我們的術科課程並不十分注重，每天隻有一小時的時間，初期訓練包括徒手與持槍的製式教練，逐漸到班、排、連的密集隊伍教練。此外尚有器械體操和劈刺等課目。
我當時身體非常健壯，鍛煉又勤，所以器械操中的雙杠、單杠、木馬等有風險的玩意兒，都可做極精彩的表演，一般同學跟我比起來，實遜色多了。至於劈刺，尤為我的拿手本領。在比賽中，許多比我高大而結實的同學，都非我的敵手。第一是因我的技巧純熟，以前李植甫先生在我村教武術時，我雖未正式學過，但平時觀摩所得，亦頗能得其三昧。第二則是我的動作敏捷勇猛，一交手就取攻勢，每使對方膽怯，因此我在同學中有個諢名叫作“李猛仔”，這就由劈刺比賽得來。
陸小既是個軍事學校，所以我們的日常生活極有規律。早起晚睡，出操上課等，都有極嚴格的規定，動作確切而敏捷。稍有不慎，便要受警告或處罰。處罰的方式有立正、禁閉或假期“禁足”（不許外出）等。我在陸小三年，幸未受過處罰，所以校內上下對我印象極佳。
學生中也有托病請假，不出操或不上講堂的。因為一個學生如經醫生證明有病，便可請準“半休”（不出操）或“全休”的假期。那時的醫學知識和設備都很簡陋，不易查出一個人是否真正生病，所以請假比較容易。然而我在陸小三年，連一次“半休”也未請過，足以證明我身體的健壯。
陸軍小學教育因為是國家陸軍軍官訓練的基礎，所以在創辦之初，便十分認真。經費也比較充足。我們一日三餐，都是八人一桌，每桌四菜一湯。四菜之中有三葷一素。我們的製服全是呢料子，還有一套嗶嘰的。冬季則有呢大衣。每人每學期發兩雙皮鞋，後來經費稍感困難，然每人每年仍可領到三雙。當時我們的服飾是十分別致的，學生多數拖著一條長辮子，卻穿著現代式的陸軍製服和皮鞋。今日回想起來，雖有不調和之感，但在那時是覺得十分神氣美觀的。我們的留日返國的教官，以及少數得風氣之先的梧州籍同學，間或有將辮子剪去的，也有少數將後腦剃光或剪短，把前麵的頭發編成辮子，再把辮子盤成一個餅貼在頭頂上，然後戴上軍帽的。但他們在寢室內或操場上脫掉軍帽時，卻備覺難看。
衣食之外，每人每月尚發有零用錢。一年級新生每月領八錢銀子的補助金，成績優異的可增至一兩，考上最優等的可得一兩二錢。二年級生每月例發零用銀一兩，成績優秀的可得一兩二錢，最上等的可得一兩四錢。三年級生每月例發一兩二錢，成績優異的可增至一兩四錢，乃至一兩八錢。當時桂林物價極低，所以這些零用錢是每月都有剩餘的。我記得那時一兩銀子，至少可兌換製錢一千四五百文，而一碗叉燒麵不過製錢十文，物價之廉，由此可以類推了。
清朝末年，廣西在一些新人物的勵精圖治之下，頗有朝氣勃勃的現象。在這種風氣熏陶下的陸小學生，尤其表現得年輕有為。陸小的校風是極為嚴肅篤實的，全校上下可說絕無狎娼、賭博情事發生。學生日常言談行動，都表現得極有紀律。即使星期假日在街上行走，也都是挺胸闊步，絕少顧盼嬉笑、行動失儀的事。甚至學生在校外提取行李等物，校方亦規定不許負荷太多，以免有失青年軍人的儀表。當然也難免有犯規或行為失檢的學生，然究屬例外。學生在這種風氣籠罩之下，學術訓練和德性熏陶的進步，可說是一日千裏，非一般文科學堂所能及。不幸在我入校後第二年，校內一連發生了兩次風潮，學風遂漸不如前。辛亥之後，陸小改為陸軍速成學堂，學風更是每況愈下了。 <h4>四</h4>
陸小的兩次風潮，一是“驅蔡”，一是“倒蔣”。“驅蔡”是驅逐蔡鍔（鬆坡）離桂。“倒蔣”則是和蔣尊簋（伯器）為難。
蔡鍔原為南寧講武堂總辦。由張鳴岐調來桂林，任兵備處總辦，後又兼任參謀處總辦，統率所有新軍及訓練新軍的機構，權傾一時。但是蔡鍔是湖南人。在遜清末葉，湘人居桂的極多，湖南因為交通比較方便，一般人——尤其是寄居廣西的湖南人的文化水準，平均較廣西人為高。這樣本已招廣西人的嫉忌；加以他們人多勢大，又盤踞要津，也難免有跋扈情事，再加上我國人特有的鄉土畛域之見，遂更易鬧事。再者，辦新政的新人物中間，也不無派別、省界之分。甚至同為同盟會員，亦往往因工作秘密，聲氣不通而自相傾軋。蔡鍔原為同盟會員，和當時革命領袖黃興、趙聲等，都有秘密往還。但是蔡鍔或許因為時機尚未成熟，不願暴露身份，所以和桂林極為活躍的同盟會會員沒有聯絡。因而風潮一起，連同盟會會員也群起參加驅蔡運動了，遂使這風潮帶著濃厚的革命氣氛。
驅蔡的風潮最初發源於幹部學堂。原來廣西在清末訓練新軍時，擬編練一鎮一協，所以為培養這一鎮一協新軍的軍官而設的幹部學堂，招收了兩百餘名新生，其中湘桂籍均有。因那時下級幹部缺乏，需才孔急。後因經費不敷，新軍隻編一混成協。如此則幹部學堂所培養的兩百餘名軍官亦嫌太多。蔡鍔時為兵備處總辦，乃令幹部學堂舉行甄別考試，以期裁減該校學生，並以國文程度為取舍標準。當時湘籍學生的國文水準一般地較桂籍學生為高。因而甄別結果，獲留校的一百二十人中，湘籍的占九十多人，而淘汰出校的則幾乎全是廣西學生。於是桂人大嘩，認為蔡鍔袒護同鄉，有失公允，遂群起作驅蔡運動。而同盟會分子對蔡也有嚴重的誤會，驅蔡尤為積極。
幹部學堂驅蔡運動一發生，瞬即波及校外各機關。湘桂交惡已久，此次乘機發作，作為民意機關的谘議局也被卷入。始則若幹議員為袒護其本省籍被淘汰的學生而彈劾蔡氏，繼則全會一致驅蔡。於是在谘議局的掩護下，風潮日益擴大，甚至全省罷市罷課，要求蔡鍔離桂。
在這風潮擴大時，陸軍小學也全體參加，學生整隊到撫台衙門請願，集合在撫台衙門外照壁牆前，守住不去。撫台派人來溫言撫慰，要我們回校，我們不理。最後他又派了一個文案之類的職員出來威脅眾人說，如果不服從命令，大家都有殺頭的危險。當他提到“殺頭”兩字時，我們隊伍中忽有人領導大呼“不怕”，眾人也跟著亂嚷一陣。今日回想起來，實在覺得當時的無知與可笑。
在廣西各界脅迫之下，蔡鍔終於被迫離桂赴滇，誰知這一調動對蔡氏正是塞翁失馬。因為雲南政治局麵比較單純，蔡氏很快地便脫穎而出，至辛亥革命時遂被舉為雲南都督。後來又因雲南講武堂出身的滇軍將校都是蔡氏的舊屬或學生，使滇軍成蔡氏的子弟兵。袁世凱稱帝時，蔡氏微服出京到雲南，振臂一呼而全國景從。袁氏被迫取消帝製；蔡氏竟因雲南起義的首功，獲再造民國的盛譽。如其留在廣西，蔡鍔或不致如是功業彪炳而名垂青史吧！
在蔡鍔被迫離桂後不久，我校又發生了倒蔣的風潮。陸小學生的國文程度很高，而校方的教學也以學科為主，術科為輔。但是任管理人員及術科教練等工作的助教們，卻多半是弁目訓練班一類出身、略識之無的老粗。學生難免有些瞧不起他們，然而他們是管理人員，學生的日常生活由他們來管理，請假等事也由他們來批示決定。他們因為受教育有限，批出來的文字，往往別字連篇。有一次就因為學生譏笑他們的批示而起了糾紛。作“批”的助教，或許是惱羞成怒，而觸犯他的學生也不肯低頭認錯。正在兩造糾纏難解難分時，一部分旁觀學生一陣喊打，把事情鬧大了，直鬧到總辦蔣尊簋那裏。蔣氏為維持軍風紀，養成學生服從習慣，乃下令將鬧事學生開除，學生當然不服，風潮便擴大了。
陸小在驅蔡運動之後，人事本已有些變動，學風亦漸不如前，此次風潮中尤表現得十分囂張。有些人竟以為那炙手可熱的蔡鍔將軍尚且被趕走，何況蔣尊簋。大家要求總辦收回成命，並懲罰侮辱學生的助教，但是校方不允許，雙方堅持甚久。學生又設法把風潮擴大到校外去，然一般人士對這風潮極少同情。因而到最後還是學生屈服，肇事的學生卒被開除，而風潮平息。
陸小既經兩次風潮，學風遂有江河日下之勢。到宣統三年（1911年），離我畢業之期隻有三個月了，武昌城內一聲炮響，發生了辛亥革命。廣西響應之後，一部分學生組織敢死隊，從軍北伐，學校無形停閉，遂結束了我三年的陸軍小學的教育。
我之所以能夠進廣西陸軍小學，實出於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而這個機會的促成，卻不能不歸功於先父的摯友——湖南邵陽人李植甫先生。先父和李先生訂交，也有一段傳奇式的故事。
我鄉農民都喜歡練武術。各個農村往往請了拳師主持教練。我村近鄰的西嶺村，在光緒末季也請了一位拳師。這位拳師名唐四標，湖南人，教武術之外，兼賣跌打損傷膏藥。他生得十分健壯，打得一手好“花拳”，除了在西嶺村教拳，也挑了他的膏藥擔子到兩江墟上叫賣。他在賣膏藥前，往往先表演一套拳術，以吸引觀眾，然後又作江湖上的自我宣傳，大有“拳打三山好漢，腳踢五嶽英雄”的氣概。因為他生得身材魁梧，又練得一副蠻勁，故盛氣淩人，而無人敢與之較量比武。有一次在兩江墟上，唐四標表演拳術之後，正在自吹自誇之時，觀眾中忽然站出一位讀書人模樣、四十歲上下的中年人，長得很結實，也操著湖南口音，向唐四標說道：“聽你老兄的口音，我知道你也是外路人。做客異鄉的人，總應該謙虛禮貌一點，不應該在當地人的麵前誇下偌大海口，目空一切……”他還未說完，唐四標已惱怒了起來，捏起拳頭，朝這人臉上一晃，說：“你是何等人，也敢來教訓我！”他接著更提高了嗓子，大聲喝道：“你是過路的人，不該幹涉別人的私事，難道你要打破我的飯碗嗎？有膽量就過來比個高低，死傷各聽天命。”於是那人也脫了長衫，在眾人圍觀拍掌之下，和唐四標交起手來。彼此拳來腳去打了不多幾個回合，已見唐四標漸漸不支，最後被逼到牆腳下，無可再退了。這人舉起拳頭，告訴唐四標說：“老弟，你現在該要說話了，否則我怕你要受傷！”唐四標至此覺得實在無法反擊了，隻得說：“好漢住手！”才結束了這一場拳鬥。
唐四標被擊敗後，自覺沒趣，乃收拾了膏藥擔子，垂頭喪氣，徑自去了。然而這場拳鬥的新聞卻立刻不脛而走，轟動了全市趕墟的人。西嶺村當然也得到了這消息，唐四標既不辭而行，遂決定請這位新英雄來遞補唐的遺缺，他也就答應了，就此在西嶺村住下。這位擊敗唐四標的新拳師便是李植甫先生。李先生也是一位性喜結交的人。他在西嶺村住下了，便打聽當地豪俠好義之士。他聽到先父培英公的名字，特來登門拜訪。先父與他一見如故，談得極為投契。
李先生不但武功好，而且寫得一手好字，能詩能詞，風格的豪邁，略似石達開。因與先父時相唱和，酒酣耳熱，每有慷慨悲歌之作，彼此都有相見恨晚之感。從此，植甫先生經常是我家的座上客。
植甫先生曾秘密告訴先父，他是一名犯了殺人罪、曾為湖南官廳緝捕的要犯。他原是湖南邵陽縣的一名秀才。某次進長沙省城做客，聽說城內有一位惡少，是某大官的兒子，仗著父親的權勢，無惡不作，時人莫敢誰何。植甫聽了心抱不平，便決心要碰他一下。後來他打聽出這位少爺在某妓院內有一位寵妓，視若禁臠，不許任何人染指。一日，植甫到那妓院，指名叫那妓女陪侍。未幾這位貴公子來了，他故意不讓開，因此和這位少爺的保鏢打起架來。保鏢不敵，這位惡少乃親自上前嗬斥，不意被植甫三拳兩腳打死了。植甫既闖下大禍，乃化名易姓，逃出長沙。但是官廳追捕甚急，湖南無法存身，又逃到桂林。因顧慮城裏耳目眾多，遂下鄉躲避於兩江墟。
植甫在西嶺村教了些時，我村也把他請來，教館半年。我便是奉先父之命，泡茶拿煙，灑掃炊煮，專門招待他的人。而他對我這個結實爽快的小夥計，也著實愛護備至。
當時廣西兵備處總辦是蔡鍔，總辦以下，乃至陸軍小學裏的各級辦事人員，多半是湖南人，植甫先生的同鄉。所以他對該校的情形非常清楚。因此在我從習藝廠畢業回家，無適當職業的時候，植甫先生便力勸先父，送我去應考新成立的陸軍小學。
關於投考陸軍小學，我母親並不熱心。她認為像我這樣一個勤勞的青年，與其去投考那不可知的陸軍小學，倒不如留在家裏，幫忙操作為佳。後來因為植甫先生一再勸告，先父才決意要我認真地準備功課，以便應考。所以當父親應聘到姑父家設塾時，仍攜我同往。他那時便認真督責我的課業，不讓我輕易離開書房做其他事務。經過充分的準備，我乃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冬季，進城參加陸軍小學第二期的招生考試。 <h4>二</h4>
廣西陸軍小學是推行“新政”的設施之一。清廷自庚子八國聯軍之後，維新派人士策動推行新政，預備立憲，同時停止科舉，興辦學堂。廣西遂也在這風氣下實行起新政來。那時的廣西巡撫張鳴岐，是一位年輕有為、好大喜功的人。他銳意延攬新政人才，推廣新政。為此，當時政府行政部門中也添了些新機構，如管教育的提學使，司警政的巡警道，管工商的勸業道。為訓練新軍，又設立督練公所，下分兵備、參謀、教練三處。
在這些新的機構之下，又先後成立了各種新式的學堂，如法政學堂、典獄學堂、農林學堂、優級師範、普通中小學、警察學堂、警察督練所、陸軍小學堂、陸軍幹部學堂、陸軍測量學堂。宣統元年（1909年）又成立了谘議局，為省級民意機關。
為了充實這些新成立的機構，巡撫張鳴岐又四處張羅新政人才，一時講時務而富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如莊蘊寬、鈕永建、王孝縝、李書城、孫孟戟、蔡鍔、尹昌衡、耿毅等，以及留日返國的學生如孔庚、趙恒惕、蔣尊簋、雷壽榮等都先後到了桂林，分擔各項職位。如成立最早的兵備處，即由莊蘊寬任總辦，鈕永建任幫辦。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莊、鈕因與張鳴岐不洽，自請外調，張鳴岐乃調南寧講武堂總辦蔡鍔接替莊氏。
廣西陸軍小學堂直轄於兵備處，乃清末軍製上一種全國性的設施。這是模仿當時德國和日本的軍製。由各省辦陸軍小學，就基本學術科訓練三年，畢業後升入陸軍預備中學；兩年後畢業，再行送入國立保定軍官學堂分科受訓兩年；畢業後派充各軍下級幹部。這三級學堂內部的組織和設備，均極完善，而訓練和管教的嚴格與認真，實為民國以後的中央或各省軍官學校所望塵莫及的。
廣西陸軍小學堂成立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堂址在桂林南門外大校場的舊營房。是年招收第一期新生。蔡鍔任陸小總辦，雷飆任監督（也就是後來的教育長）。其後蔡離職，蔣尊簋（伯器）繼任總辦。宣統元年（1909年）蔣調任參謀處總辦，陸小總辦改由鈕永建繼任。
我參加陸軍小學的第二屆招生考試時，桂林文昌門外的陸小新校舍正在建築中，第一期學生在南門外大校場的兵營內上課，第二期的招考地點則在城內的舊考棚。陸小因為是新創辦的官費學堂，待遇甚優。學生除供膳食、服裝、靴鞋、書籍、文具外，每月尚有津貼以供零用。加以將來升學就業都有保障，所以投考的青年極為踴躍。報名的不下千餘人，而錄取的名額隻有一百三四十人，競爭性是極大的。
考試完畢，已近歲暮，我就回家了，托了鄰村經常去桂林販賣貨物的商人代為看榜。一天我正自山上砍完柴挑了回家，路上遇見一位趕墟回來的鄰村人，他告訴我說陸小第二期招生已發榜了，正取共一百三十名，備取十名，我是第一名備取，準可入學無疑。這也可算是“金榜題名”吧！我立刻敏感到當時壓在肩膀上的扁擔，今後可以甩掉了，實有說不出的高興。
在學堂規定報到的日期，我辭別父母，挑了簡單的行李，便到桂林去上學了。那時鄉下人是不常進城的，有時逢年過節，偶爾應城內親友之約，去看舞龍跳獅，才進城住三數天。所以進城對我們原是件不尋常的事。我們平時為著工作方便，都是短衣赤足的。要進城，首先就要預備一套幹淨的長衫和鞋襪，打了個包袱，背在背上。走到離城約數裏的地方，才在河邊洗了腳，把鞋襪穿好，換上長衫，然後搖搖擺擺學了假斯文，走進城去。穿鞋襪和長衫，我們原都不大習慣，一旦換上新服裝，走起路來，覺得周身受著拘束，異常的不舒服。加上我們那副麵目黧黑、粗手粗腳的樣子，和白嫩斯文的城裏人比起來，自然如驢入羊群，顯而易見。臨時雇了一名挑夫，替我挑了行李，然後進城。先在西門內大街上找個夥鋪，將行李安頓好，才到陸小去報到。誰知事出意外，校方拒絕我報到，理由是我遲到了十來分鍾，報到時限已過。那時陸小重要負責人都是剛自日本回國的留學生，辦事認真，執法如山。而鄉間出來的青年，既無鍾表，對時間的觀念自甚模糊。於是我就以十分鍾之差，失去了入學的資格。垂頭喪氣的情形，不言可喻。不過校方負責人勉勵我下期再來投考，並說我錄取的希望很大，因為我這次體格檢查被列入甲等，這在應考的青年中是不多的。 <h4>三</h4>
我悵然歸來之後，父親命我繼續隨他到黃姓姑丈家去讀書，準備來年再試。於是我又在姑丈家用功地讀了一年。至翌年（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冬季，陸小招考第三期學生時，我再度前往投考。這一次投考生增至三千餘人，而錄取名額仍隻百餘人。榜發，我竟被錄入正取。按時報到，因而我進了廣西陸軍小學堂的第三期。
這時陸小在文昌門外的新校舍已全部竣工。全校有新式樓房十餘幢，另有禮堂一所。學生的宿舍和課堂分建在大操場的兩側，學堂辦公廳和禮堂則建於操場的兩端，十分莊嚴寬敞。當時校方的教官和各部門主持人，多半是新自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的留學生。他們都穿著非常整潔鮮明、繡有金色花紋的藍呢製服，足上穿著長統皮靴，光可鑒人。腰間更掛著一柄明亮的指揮刀，在校內走動時，這柄刀總是拖在地上。因而他們走起路來，刀聲靴聲，鏗鏘悅耳，威風凜凜，使我們剛自鄉下出來的農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羨慕萬分。我們的總辦蔡鍔將軍有時來校視察，我們對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時不過三十歲左右，可稱文武雙全，儀表堂堂。他騎馬時，不一定自馬的側麵攀鞍而上，他常喜歡用皮鞭向馬身一揚，當馬跑出十數步時，蔡氏始從馬後飛步追上，兩腳在地上一蹬，兩手向前按著馬臀，一縱而上。這匹昂首大馬，看來已夠威風，而蔡氏縱身而上的輕鬆矯捷，尤足驚人。我們當時仰看馬上的蔡將軍，真有“人中呂布，馬中赤兔”之感。所以我能夠當陸小學生，已經十分滿意。隻希望將來畢業後，能當一名中上尉階級的隊副和隊長，平生之願已足。至於像蔡鍔那樣飛將軍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夢也沒有想過的。後來我讀古今名人傳記，時常看到“自幼異於群兒”、“少有大誌”、“以天下為己任”一類的話，總覺得這些或是作者杜撰的話。我幼年時，智力才能，不過中人。知足常樂，隨遇而安，向無恓恓惶惶急功好利之心，隻是平時對人處世，誠懇篤實，有所為亦有所不為而已。
陸小的訓練，分學、術兩科，完全是模仿日本式的，十分嚴格。學科的程度相當於舊製中學，除國文史地外，還有各門科學和外國語，教學都很認真。即就國文一科來說，我們的國文教師都是些舉人或秀才出身，國學造詣極深，而同學中也不乏文人學士。當宣統元年，廣西舉行最後一次拔貢考試時，我們學堂裏麵兩位第一期同學，竟暗中報名投考為人槍替而被列入優等。拔貢在清代考試製度上是高出秀才一等的，能槍替考拔貢而被列入優等，其國學程度，亦可想而知了。
就各門科學來說，陸小對數理特別注重。當我進入第三年度時，我們的數學已學到小代數的二次方程式了。
至於外國語則為選修科，於日語、法語、英語、德語、俄語中任擇其一。因廣西和法屬安南接壤，法語被認為比較重要，所以我就選修了法語，教師是位法國人，名白利。可是我的個性和語言一道不大接近，同時我知道一旦離校便無進修的機會，也沒有應用的機會，日久就會全部忘記。因此我在課堂上學習，也隻是應付考試，圖個及格而已。所以我跟那位法國教師學了三年法文，至今已一句不會說了，把所學的，全部還給了先生。同班中雖不乏孜孜研讀外國文的同學，成績極好，但是畢業後，果如我所料，也於幾年之內忘得一幹二淨。
我們的術科課程並不十分注重，每天隻有一小時的時間，初期訓練包括徒手與持槍的製式教練，逐漸到班、排、連的密集隊伍教練。此外尚有器械體操和劈刺等課目。
我當時身體非常健壯，鍛煉又勤，所以器械操中的雙杠、單杠、木馬等有風險的玩意兒，都可做極精彩的表演，一般同學跟我比起來，實遜色多了。至於劈刺，尤為我的拿手本領。在比賽中，許多比我高大而結實的同學，都非我的敵手。第一是因我的技巧純熟，以前李植甫先生在我村教武術時，我雖未正式學過，但平時觀摩所得，亦頗能得其三昧。第二則是我的動作敏捷勇猛，一交手就取攻勢，每使對方膽怯，因此我在同學中有個諢名叫作“李猛仔”，這就由劈刺比賽得來。
陸小既是個軍事學校，所以我們的日常生活極有規律。早起晚睡，出操上課等，都有極嚴格的規定，動作確切而敏捷。稍有不慎，便要受警告或處罰。處罰的方式有立正、禁閉或假期“禁足”（不許外出）等。我在陸小三年，幸未受過處罰，所以校內上下對我印象極佳。
學生中也有托病請假，不出操或不上講堂的。因為一個學生如經醫生證明有病，便可請準“半休”（不出操）或“全休”的假期。那時的醫學知識和設備都很簡陋，不易查出一個人是否真正生病，所以請假比較容易。然而我在陸小三年，連一次“半休”也未請過，足以證明我身體的健壯。
陸軍小學教育因為是國家陸軍軍官訓練的基礎，所以在創辦之初，便十分認真。經費也比較充足。我們一日三餐，都是八人一桌，每桌四菜一湯。四菜之中有三葷一素。我們的製服全是呢料子，還有一套嗶嘰的。冬季則有呢大衣。每人每學期發兩雙皮鞋，後來經費稍感困難，然每人每年仍可領到三雙。當時我們的服飾是十分別致的，學生多數拖著一條長辮子，卻穿著現代式的陸軍製服和皮鞋。今日回想起來，雖有不調和之感，但在那時是覺得十分神氣美觀的。我們的留日返國的教官，以及少數得風氣之先的梧州籍同學，間或有將辮子剪去的，也有少數將後腦剃光或剪短，把前麵的頭發編成辮子，再把辮子盤成一個餅貼在頭頂上，然後戴上軍帽的。但他們在寢室內或操場上脫掉軍帽時，卻備覺難看。
衣食之外，每人每月尚發有零用錢。一年級新生每月領八錢銀子的補助金，成績優異的可增至一兩，考上最優等的可得一兩二錢。二年級生每月例發零用銀一兩，成績優秀的可得一兩二錢，最上等的可得一兩四錢。三年級生每月例發一兩二錢，成績優異的可增至一兩四錢，乃至一兩八錢。當時桂林物價極低，所以這些零用錢是每月都有剩餘的。我記得那時一兩銀子，至少可兌換製錢一千四五百文，而一碗叉燒麵不過製錢十文，物價之廉，由此可以類推了。
清朝末年，廣西在一些新人物的勵精圖治之下，頗有朝氣勃勃的現象。在這種風氣熏陶下的陸小學生，尤其表現得年輕有為。陸小的校風是極為嚴肅篤實的，全校上下可說絕無狎娼、賭博情事發生。學生日常言談行動，都表現得極有紀律。即使星期假日在街上行走，也都是挺胸闊步，絕少顧盼嬉笑、行動失儀的事。甚至學生在校外提取行李等物，校方亦規定不許負荷太多，以免有失青年軍人的儀表。當然也難免有犯規或行為失檢的學生，然究屬例外。學生在這種風氣籠罩之下，學術訓練和德性熏陶的進步，可說是一日千裏，非一般文科學堂所能及。不幸在我入校後第二年，校內一連發生了兩次風潮，學風遂漸不如前。辛亥之後，陸小改為陸軍速成學堂，學風更是每況愈下了。 <h4>四</h4>
陸小的兩次風潮，一是“驅蔡”，一是“倒蔣”。“驅蔡”是驅逐蔡鍔（鬆坡）離桂。“倒蔣”則是和蔣尊簋（伯器）為難。
蔡鍔原為南寧講武堂總辦。由張鳴岐調來桂林，任兵備處總辦，後又兼任參謀處總辦，統率所有新軍及訓練新軍的機構，權傾一時。但是蔡鍔是湖南人。在遜清末葉，湘人居桂的極多，湖南因為交通比較方便，一般人——尤其是寄居廣西的湖南人的文化水準，平均較廣西人為高。這樣本已招廣西人的嫉忌；加以他們人多勢大，又盤踞要津，也難免有跋扈情事，再加上我國人特有的鄉土畛域之見，遂更易鬧事。再者，辦新政的新人物中間，也不無派別、省界之分。甚至同為同盟會員，亦往往因工作秘密，聲氣不通而自相傾軋。蔡鍔原為同盟會員，和當時革命領袖黃興、趙聲等，都有秘密往還。但是蔡鍔或許因為時機尚未成熟，不願暴露身份，所以和桂林極為活躍的同盟會會員沒有聯絡。因而風潮一起，連同盟會會員也群起參加驅蔡運動了，遂使這風潮帶著濃厚的革命氣氛。
驅蔡的風潮最初發源於幹部學堂。原來廣西在清末訓練新軍時，擬編練一鎮一協，所以為培養這一鎮一協新軍的軍官而設的幹部學堂，招收了兩百餘名新生，其中湘桂籍均有。因那時下級幹部缺乏，需才孔急。後因經費不敷，新軍隻編一混成協。如此則幹部學堂所培養的兩百餘名軍官亦嫌太多。蔡鍔時為兵備處總辦，乃令幹部學堂舉行甄別考試，以期裁減該校學生，並以國文程度為取舍標準。當時湘籍學生的國文水準一般地較桂籍學生為高。因而甄別結果，獲留校的一百二十人中，湘籍的占九十多人，而淘汰出校的則幾乎全是廣西學生。於是桂人大嘩，認為蔡鍔袒護同鄉，有失公允，遂群起作驅蔡運動。而同盟會分子對蔡也有嚴重的誤會，驅蔡尤為積極。
幹部學堂驅蔡運動一發生，瞬即波及校外各機關。湘桂交惡已久，此次乘機發作，作為民意機關的谘議局也被卷入。始則若幹議員為袒護其本省籍被淘汰的學生而彈劾蔡氏，繼則全會一致驅蔡。於是在谘議局的掩護下，風潮日益擴大，甚至全省罷市罷課，要求蔡鍔離桂。
在這風潮擴大時，陸軍小學也全體參加，學生整隊到撫台衙門請願，集合在撫台衙門外照壁牆前，守住不去。撫台派人來溫言撫慰，要我們回校，我們不理。最後他又派了一個文案之類的職員出來威脅眾人說，如果不服從命令，大家都有殺頭的危險。當他提到“殺頭”兩字時，我們隊伍中忽有人領導大呼“不怕”，眾人也跟著亂嚷一陣。今日回想起來，實在覺得當時的無知與可笑。
在廣西各界脅迫之下，蔡鍔終於被迫離桂赴滇，誰知這一調動對蔡氏正是塞翁失馬。因為雲南政治局麵比較單純，蔡氏很快地便脫穎而出，至辛亥革命時遂被舉為雲南都督。後來又因雲南講武堂出身的滇軍將校都是蔡氏的舊屬或學生，使滇軍成蔡氏的子弟兵。袁世凱稱帝時，蔡氏微服出京到雲南，振臂一呼而全國景從。袁氏被迫取消帝製；蔡氏竟因雲南起義的首功，獲再造民國的盛譽。如其留在廣西，蔡鍔或不致如是功業彪炳而名垂青史吧！
在蔡鍔被迫離桂後不久，我校又發生了倒蔣的風潮。陸小學生的國文程度很高，而校方的教學也以學科為主，術科為輔。但是任管理人員及術科教練等工作的助教們，卻多半是弁目訓練班一類出身、略識之無的老粗。學生難免有些瞧不起他們，然而他們是管理人員，學生的日常生活由他們來管理，請假等事也由他們來批示決定。他們因為受教育有限，批出來的文字，往往別字連篇。有一次就因為學生譏笑他們的批示而起了糾紛。作“批”的助教，或許是惱羞成怒，而觸犯他的學生也不肯低頭認錯。正在兩造糾纏難解難分時，一部分旁觀學生一陣喊打，把事情鬧大了，直鬧到總辦蔣尊簋那裏。蔣氏為維持軍風紀，養成學生服從習慣，乃下令將鬧事學生開除，學生當然不服，風潮便擴大了。
陸小在驅蔡運動之後，人事本已有些變動，學風亦漸不如前，此次風潮中尤表現得十分囂張。有些人竟以為那炙手可熱的蔡鍔將軍尚且被趕走，何況蔣尊簋。大家要求總辦收回成命，並懲罰侮辱學生的助教，但是校方不允許，雙方堅持甚久。學生又設法把風潮擴大到校外去，然一般人士對這風潮極少同情。因而到最後還是學生屈服，肇事的學生卒被開除，而風潮平息。
陸小既經兩次風潮，學風遂有江河日下之勢。到宣統三年（1911年），離我畢業之期隻有三個月了，武昌城內一聲炮響，發生了辛亥革命。廣西響應之後，一部分學生組織敢死隊，從軍北伐，學校無形停閉，遂結束了我三年的陸軍小學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