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6月初，我三路革命軍會師隴海線時，山西閻錫山已正式附義。革命勢力至此已奄有全國的大部，本可一舉而下北京與天津，以實現我原先“打下北京再說”的主張。誰知正因軍事進展的迅速，武漢方麵反蔣聲浪也隨之高漲。卒使九仞之山，功虧一簣。
因寧漢分立後，武漢方麵竟一變“容共”為“聯共”，舉行所謂“國共聯席會議”，凡重要政令悉由兩黨合議施行。蘇聯顧問鮑羅廷操縱一切，儼然太上皇帝。所謂群眾運動更搞得天翻地覆。這種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1927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到5月21日，長沙駐軍旅長許克祥部遂實行反共，並逮捕共產黨員，是為“馬日事變”。事變發生後，共產黨即向國民政府施壓力，要求處罰“不法軍官”，而高級將官唐生智、何鍵等，反而左袒許克祥等，國民黨領袖汪兆銘等也認為共產黨過分囂張，希圖加以抑製。共產黨不服，遂伏下武漢“分共”的契機。適此時第三國際首領斯大林等，也以武漢國民黨不可靠，訓令武漢中共自組“工農革命軍”，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沒收地主土地，並組織軍事法庭，審判“反革命軍官”等。其真正企圖，是在乘機取武漢國民黨而代之，以與南京相對抗。此項訓令原極機密，孰知第三國際駐武漢代表、印度人魯易，竟於5月31日將全件密示汪兆銘，希望汪站在共產黨的一邊，共同奮鬥。汪氏大懼，乃召集中央領袖密議防共之計。6月5日武漢中央政治會議議決解除鮑羅廷國民政府顧問職務，並驅逐回國。6月6日江西朱培德也開始驅逐共產黨人出境。武漢分共到此遂成箭在弦上。嗣後，汪兆銘、譚延闓、孫科、唐生智、張發奎、鄧演達、徐謙等聯袂抵鄭州，電約馮玉祥於6月9日到鄭，會議三日，是為“鄭州會議”。會中，武漢方麵決定將河南交馮部接防，武漢軍遂全師南撤。
武漢方麵策動“鄭州會議”的目的有二：其一為南下防共，因中共“密謀”已露，變生肘腋，不得不防；其二在重行部署其所謂“東征”計劃。武漢方麵以河南地盤餌馮，固希望馮氏沿隴海路東進，而武漢軍則順流而下，如是，可一舉而囊括東南。誰知馮玉祥也是一老謀深算的政客，未為武漢方麵甘辭厚餌所動。且馮在陝西時，對共產黨活動已深感不滿而屢加抑製。此次鄭州之行，對武漢方麵的建議，僅漫應之，使武漢領袖殊感失望。馮氏取得河南地盤以後，也答應蔣總司令之約，來徐州和我們一晤。
6月17日，蔣總司令偕馮玉祥代表李鳴鍾蒞徐。馮氏專車預定19日抵徐。是日清晨，蔣總司令乃率在徐各將領，專車西上，到郝寨車站歡迎。一時冠蓋如雲，儀仗隊、軍樂隊器械鮮明，金光燦爛。大家屏息以待，靜候馮總司令麾節。
我們在郝寨車站靜候很久，果然西方鳴汽笛數聲，馮氏的“花車”緩緩進入月台。一時軍樂大作，歡迎人員在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率領之下，整肅衣冠，排立月台上，群向緩緩移動的車廂內窺視。唯車內概屬馮氏的文武隨員，未見有馮將軍在內。隨員見我們都在伸首窺探，乃以手指向後節車。我們遂一齊向後節走去。隻見後節車廂並非客車，而是一係列裝運馬匹的“敞篷車”，及裝運行李貨物的“鐵皮車”，車廂上既無窗戶，更無桌椅。鐵皮車駛近了，隻見一布衣敝履的關東大漢，站在鐵皮車的門口，向我們招手，大家才知道這位大漢便是馮總司令。車停了，大家便一擁向前去歡迎，他也走下來和我們握手為禮。馮氏穿一套極粗的河南土布製的軍服，腰束布帶，足穿土布鞋，與這批革履佩劍、光彩輝耀的歡迎人員形成一尖銳的對照，頗覺滑稽可笑。
馮玉祥為我國軍界前輩，晚清時已任旅長。民初袁世凱稱帝時，馮曾奉命入川與護國軍蔡鍔作戰，並受袁氏封為“男爵”。嗣隸皖係軍閥，曾隨段祺瑞誓師馬廠，後叛皖轉隸直係。二次直奉戰爭時，又叛直自稱“國民軍”。時人稱他為“倒戈將軍”，北方軍人都對他銜恨。嗣國民軍失敗，馮氏走俄加入國民黨，與俄人過從甚密，故北方軍人又呼他為“北赤”。
馮氏行伍出身，未嚐受正式軍事教育。其部屬也多係行伍出身，縱是高級長官，也每有目不識丁的。所以馮氏治軍，仍一本中國舊軍的陳規。部下犯過，縱是高級軍官，也當眾罰打軍棍，初不稍貸。其部將也專以效忠其個人為職誌，部隊固然是其私產，將校也是其奴仆。軍官每有升遷，馮氏常按北方軍的陋習，先罰打軍棍數十，然後發表升官派令。故其部曲如有無故被打軍棍的，其同僚必購酒肉，燃爆竹，為渠慶賀，因打一頓屁股之後，必然又官升一級了。這種侮辱人性的作風，馮氏行之不以為怪（嗣後，黃埔畢業生曾有數百人奉命至第二集團軍見習，不久悉行潛逃，因打屁股升官的作風，實非一般現代軍人所能忍受也）。
馮氏治軍素稱嚴厲。渠因皈依基督教，不煙不酒，所以其軍中煙酒嫖賭，概行嚴禁，軍紀嚴明，秋毫無犯，為時人所稱頌。馮氏也很能以身作則，粗衣素食，與士兵共甘苦。渠尤善於裝模作樣，能躬自為傷病兵員洗腳、剪發。偶有士兵思親、思鄉，馮氏便令將其父母接來軍中小住，關懷彌切，優禮有加，每使頭腦淳樸的鄉人父老感激涕零，叮嚀子侄為馮氏效死力。
唯馮氏的為人卻難免恃才傲物，倚老賣老。渠又口才伶俐，演說起來，幽默諷刺一時俱來，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常使聽者處於尷尬萬分的境地。所以馮氏實可說是一時的怪傑。以渠的曆史背景和習性來加入革命，與一般黨人如胡漢民、蔣中正、譚延闓等相處，令人有鑿枘不投之感。
馮氏抵徐後，下榻花園飯店。當晚便由蔣總司令設宴招待，由在徐各高級將領作陪，席間談笑風生，頗為融洽。翌日，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偕吳敬恒、李煜瀛、蔡元培、張人傑、李烈鈞等專車抵徐，擬與馮氏會商今後北伐暨對付武漢諸大事。唯馮氏對北伐竭力讚同，對武漢卻力主“調解”；並謂武漢方麵已開始進行“分共”，國民黨自相殘殺，殊無謂也。持論尚稱公允。先是，蔣總司令於前日晚曾要求馮氏一致行動，向武漢進兵，消滅反動勢力，為馮所婉拒，到正式會議時，蔣氏遂不再提此要求。雙方磋商結果，決議由蔣、馮聯銜於6月21日發出通電，聲明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未及其他。同日，由馮另電武漢方麵汪兆銘、譚延闓、孫科、宋子文、何香凝等委員，勸其早日送鮑羅廷回國，並抑製共產黨的群眾運動；庶幾寧漢合流，完成北伐大業雲雲。徐州會議遂告結束，馮氏於是日專車西返。
馮氏去後，蔣總司令便召集在徐將領會議，力主回師西上，解決武漢。蔣一再地說：“先把武漢解決了再說！”我當時竭力反對向武漢用兵，力主繼續北進；如果武漢真圖異動，我們可以抽調一部分部隊以防之，但不必使北伐功敗垂成。
會後，蔣、胡率領中央各同誌返寧，北伐戰事仍照原計劃進行。6月23日，白崇禧指揮第二路軍向魯南臨沂攻擊前進；我則指揮第三路的第七、第十兩軍向臨城，第三十三軍及暫編第十一軍向魚台、金鄉前進。當日便占領韓莊。
6月25日，我軍占領嶧縣。27日，我遂親率第七、十兩軍入駐臨城。敵軍前敵總指揮許琨退往兗州，所部精銳馬玉仁師全部被俘。數日間，我軍便已迫近鄒縣、濟寧一帶，克複山東已成定局。
不意正當我軍迅速推進之時，武漢方麵真正厲兵秣馬，準備“東征”。因自鄭州會議後，唐生智、張發奎所部已全師撤回武漢，作沿江東下的部署。南京方麵接獲情報，蔣總司令乃急電令我於臨城中止北進，並返南京會商防禦武漢方麵進攻的計劃。我得電後，即令各軍就原地據守。我本人夤夜南下，於7月初抵南京。至是，我才知武漢軍的精銳第四、第十一、第二十、第三十五等軍，確已向下遊移動。我軍如不克日回師，則後防可慮。
我回到南京，蔣總司令一見我麵，便問在這種情況下怎麽辦。我乃向他分析敵情說，今日武漢既以精銳傾巢來犯，我軍勢必亦將精銳調回安慶、蕪湖之間，迎頭堵截；如此則非將我的第七軍自前方調回不可。但是我軍已深入魯南，北方之敵亦係直魯軍的精銳。第七軍一旦回師，北軍勢將反攻。以北軍的精銳攻我戰鬥力脆弱的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三、第四十四各軍，我軍絕難持久。況徐州向稱四戰之地，無險可守。與其明知不可守而守之，倒不如將主力撤回淮河南岸，到不得已時，即放棄徐州，而守淮河天險。俟武漢方麵問題解決，再揮軍北進，尚未為晚。
蔣氏雖認同我的縮短戰線、退守淮河的戰略主張，但是他畏首畏尾，不願放棄徐州。他認為徐州是戰略要地，得失之間，尤足影響民心士氣。放棄徐州，勢必增長北方軍閥和武漢的氣焰，所以他期期以為不可。
我說，古人有言，“蝮蛇齧手，壯士斷腕”，“小不忍則亂大謀”，在目前情況之下，我們縱以可戰之師守徐州，在戰略上已屬下策，何況以戰鬥力薄弱的部隊來守徐州，則徐州必失。既知其必失，倒不如先舍之而去，豈可患得患失。無奈蔣氏意誌堅決，不願放棄徐州。我深知徐州之失已成定局，然吾人服從命令行事，也隻有徒喚奈何而已。我當即趕回徐州，召集軍事會議，宣讀蔣總司令訓令。調第七軍到蕪湖以西地區布防。至於津浦前線軍事則由第三路前敵總指揮王天培負責指揮，固守徐州。
我宣布命令後，立見各將領麵有愁容，默默無言。布置完畢，第七軍即遵命南撤，開往指定地點布防。當我軍南撤尚在途中，武漢軍的精銳已向東移動。第二方麵軍張發奎部正進駐九江，有克日東進模樣。寧漢交兵已迫在眉睫。孰知即在此緊要關頭，武漢方麵的“共禍”也已至決裂階段，拖延了武漢軍東進的日程。 <h4>二</h4>
武漢方麵，自魯易示汪以共產黨密件之後，各領袖已在積極準備“分共”（武漢自稱其反共運動為“分共”，以示有異於南京的“清黨運動”）。6月29日，武漢警備司令李品仙和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都表示反共，並解除漢口工會糾察隊的武裝。7月1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宣言，聲明中國共產黨黨員參加國民政府的，一律撤退。7月16日，汪兆銘等也以“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名義發表答辯聲明，指摘共產黨破壞革命聯合陣線，並將各級政府內的共產黨員解職。武漢方麵國共至是已正式決裂。8月1日晨3時，張發奎第二方麵軍所轄的第二十軍軍長賀龍、第四軍師長葉挺和第三軍教導團團長兼南昌公安局局長朱德遂各率所部“叛變”於南昌，並組織所謂“革命委員會”。武漢國民政府隨即下令聲討，並嚴令第二方麵軍總指揮張發奎率部進剿。8月7日，中共在武漢召集重要會議，另選瞿秋白為總書記，以代陳獨秀，並決定實行“秋收起義”。武漢國民黨中央也於同日開除中央委員會中的跨黨分子黨籍，明令拿辦。執行“分共”之嚴，有過於寧方。因此寧漢分立的基本原因遂告消失，所遺留的問題，僅為雙方領袖間的意氣之爭了。
正當武漢方麵因共產黨問題延誤其“東征”計劃時，我們津浦線上的戰事也急轉直下。我第七軍於7月上旬撤離魯南後，直魯軍許琨、徐源泉等部即會同孫傳芳所部，向我軍反攻。臨城一得一失，我第十軍損失甚巨。7月24日，直魯軍許琨等部竟攻陷徐州，我前敵總指揮王天培部退回安徽宿州。第二路軍也自魯南急劇向隴海路撤退回蘇北。敗訊頻傳，南京為之震動。
蔣總司令乃召集在寧將領密議，渠意武漢軍為共產黨所稽延，一時不易東下，我方應及時奪回徐州，以振聲威。蔣氏以此意詢我。我說，徐州為四戰之地，本不應采取守勢，其理由上次已陳述甚詳。今既不幸言中，則不如索性將各軍南撤，固守淮河南岸天險，待武漢局勢澄清，再圖規複。唯蔣氏仍力主奪回徐州再說。我說以現有兵力估計，恐力有不逮。蔣說，渠當力調第一軍兩師為先鋒，由渠親自指揮，反攻徐州。
在出發前的某次紀念周上，蔣氏竟聲稱，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我聞此言，深感蔣總司令身為主帥，說話卻如此意氣用事，以其所率兵力，斷難克複徐州，如徐州打不下，他是否真的不回南京呢？不知彼，不知己，徒逞一時意氣，焉有不敗之理？與蔣氏晤談後，我便遄返蕪湖防次，監視長江上遊軍事的發展。
7月25日，蔣氏專程北上，指揮收複徐州之戰。我軍於8月初發動反攻。蔣總司令親自指揮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二、第四十各軍，另加第一軍兩師，會同隴海路東段以南白崇禧所指揮的第三十七、第四十四等軍，與孫傳芳、徐源泉等部鏖戰於淮河、徐、蚌之間。戰鬥初起，津浦路正麵之敵，佯作退卻，故我軍進展極速。直到逼近徐州，徐州城郭已遙遙在望，敵軍始發動頑強抵抗。
蔣總司令見徐州克複已是指顧間事，遂親赴前線督師，將所有預備隊俱調入第一線作戰，作孤注的一擲。殊不料敵人的戰略正欲誘我深入，蔣的奮勇前進，正墜其計中。到了戰事進入膠著狀態時，敵人突由其右翼派出精銳部隊，向我軍左翼包抄襲擊。我軍首尾不能相顧，全軍頓行混亂。正麵敵人乘勢出擊，我軍乃全線潰敗。敵軍跟蹤追擊，我軍無法立足，迅速逃竄，津浦路軌及橋梁均不及破壞。敵軍勢如破竹，我軍潰敗之慘，實前所未有。
8月6日，蔣總司令倉皇退回南京，據江而守，既羞且憤，乃將戰敗責任歸之於前敵總指揮王天培，將其扣押槍決，以泄其無謂之憤。其實此次潰敗，完全由於蔣總司令自己估計錯誤、指揮失當所致，王天培實在是替罪的羔羊。
6月初，我三路革命軍會師隴海線時，山西閻錫山已正式附義。革命勢力至此已奄有全國的大部，本可一舉而下北京與天津，以實現我原先“打下北京再說”的主張。誰知正因軍事進展的迅速，武漢方麵反蔣聲浪也隨之高漲。卒使九仞之山，功虧一簣。
因寧漢分立後，武漢方麵竟一變“容共”為“聯共”，舉行所謂“國共聯席會議”，凡重要政令悉由兩黨合議施行。蘇聯顧問鮑羅廷操縱一切，儼然太上皇帝。所謂群眾運動更搞得天翻地覆。這種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1927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到5月21日，長沙駐軍旅長許克祥部遂實行反共，並逮捕共產黨員，是為“馬日事變”。事變發生後，共產黨即向國民政府施壓力，要求處罰“不法軍官”，而高級將官唐生智、何鍵等，反而左袒許克祥等，國民黨領袖汪兆銘等也認為共產黨過分囂張，希圖加以抑製。共產黨不服，遂伏下武漢“分共”的契機。適此時第三國際首領斯大林等，也以武漢國民黨不可靠，訓令武漢中共自組“工農革命軍”，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沒收地主土地，並組織軍事法庭，審判“反革命軍官”等。其真正企圖，是在乘機取武漢國民黨而代之，以與南京相對抗。此項訓令原極機密，孰知第三國際駐武漢代表、印度人魯易，竟於5月31日將全件密示汪兆銘，希望汪站在共產黨的一邊，共同奮鬥。汪氏大懼，乃召集中央領袖密議防共之計。6月5日武漢中央政治會議議決解除鮑羅廷國民政府顧問職務，並驅逐回國。6月6日江西朱培德也開始驅逐共產黨人出境。武漢分共到此遂成箭在弦上。嗣後，汪兆銘、譚延闓、孫科、唐生智、張發奎、鄧演達、徐謙等聯袂抵鄭州，電約馮玉祥於6月9日到鄭，會議三日，是為“鄭州會議”。會中，武漢方麵決定將河南交馮部接防，武漢軍遂全師南撤。
武漢方麵策動“鄭州會議”的目的有二：其一為南下防共，因中共“密謀”已露，變生肘腋，不得不防；其二在重行部署其所謂“東征”計劃。武漢方麵以河南地盤餌馮，固希望馮氏沿隴海路東進，而武漢軍則順流而下，如是，可一舉而囊括東南。誰知馮玉祥也是一老謀深算的政客，未為武漢方麵甘辭厚餌所動。且馮在陝西時，對共產黨活動已深感不滿而屢加抑製。此次鄭州之行，對武漢方麵的建議，僅漫應之，使武漢領袖殊感失望。馮氏取得河南地盤以後，也答應蔣總司令之約，來徐州和我們一晤。
6月17日，蔣總司令偕馮玉祥代表李鳴鍾蒞徐。馮氏專車預定19日抵徐。是日清晨，蔣總司令乃率在徐各將領，專車西上，到郝寨車站歡迎。一時冠蓋如雲，儀仗隊、軍樂隊器械鮮明，金光燦爛。大家屏息以待，靜候馮總司令麾節。
我們在郝寨車站靜候很久，果然西方鳴汽笛數聲，馮氏的“花車”緩緩進入月台。一時軍樂大作，歡迎人員在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率領之下，整肅衣冠，排立月台上，群向緩緩移動的車廂內窺視。唯車內概屬馮氏的文武隨員，未見有馮將軍在內。隨員見我們都在伸首窺探，乃以手指向後節車。我們遂一齊向後節走去。隻見後節車廂並非客車，而是一係列裝運馬匹的“敞篷車”，及裝運行李貨物的“鐵皮車”，車廂上既無窗戶，更無桌椅。鐵皮車駛近了，隻見一布衣敝履的關東大漢，站在鐵皮車的門口，向我們招手，大家才知道這位大漢便是馮總司令。車停了，大家便一擁向前去歡迎，他也走下來和我們握手為禮。馮氏穿一套極粗的河南土布製的軍服，腰束布帶，足穿土布鞋，與這批革履佩劍、光彩輝耀的歡迎人員形成一尖銳的對照，頗覺滑稽可笑。
馮玉祥為我國軍界前輩，晚清時已任旅長。民初袁世凱稱帝時，馮曾奉命入川與護國軍蔡鍔作戰，並受袁氏封為“男爵”。嗣隸皖係軍閥，曾隨段祺瑞誓師馬廠，後叛皖轉隸直係。二次直奉戰爭時，又叛直自稱“國民軍”。時人稱他為“倒戈將軍”，北方軍人都對他銜恨。嗣國民軍失敗，馮氏走俄加入國民黨，與俄人過從甚密，故北方軍人又呼他為“北赤”。
馮氏行伍出身，未嚐受正式軍事教育。其部屬也多係行伍出身，縱是高級長官，也每有目不識丁的。所以馮氏治軍，仍一本中國舊軍的陳規。部下犯過，縱是高級軍官，也當眾罰打軍棍，初不稍貸。其部將也專以效忠其個人為職誌，部隊固然是其私產，將校也是其奴仆。軍官每有升遷，馮氏常按北方軍的陋習，先罰打軍棍數十，然後發表升官派令。故其部曲如有無故被打軍棍的，其同僚必購酒肉，燃爆竹，為渠慶賀，因打一頓屁股之後，必然又官升一級了。這種侮辱人性的作風，馮氏行之不以為怪（嗣後，黃埔畢業生曾有數百人奉命至第二集團軍見習，不久悉行潛逃，因打屁股升官的作風，實非一般現代軍人所能忍受也）。
馮氏治軍素稱嚴厲。渠因皈依基督教，不煙不酒，所以其軍中煙酒嫖賭，概行嚴禁，軍紀嚴明，秋毫無犯，為時人所稱頌。馮氏也很能以身作則，粗衣素食，與士兵共甘苦。渠尤善於裝模作樣，能躬自為傷病兵員洗腳、剪發。偶有士兵思親、思鄉，馮氏便令將其父母接來軍中小住，關懷彌切，優禮有加，每使頭腦淳樸的鄉人父老感激涕零，叮嚀子侄為馮氏效死力。
唯馮氏的為人卻難免恃才傲物，倚老賣老。渠又口才伶俐，演說起來，幽默諷刺一時俱來，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常使聽者處於尷尬萬分的境地。所以馮氏實可說是一時的怪傑。以渠的曆史背景和習性來加入革命，與一般黨人如胡漢民、蔣中正、譚延闓等相處，令人有鑿枘不投之感。
馮氏抵徐後，下榻花園飯店。當晚便由蔣總司令設宴招待，由在徐各高級將領作陪，席間談笑風生，頗為融洽。翌日，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偕吳敬恒、李煜瀛、蔡元培、張人傑、李烈鈞等專車抵徐，擬與馮氏會商今後北伐暨對付武漢諸大事。唯馮氏對北伐竭力讚同，對武漢卻力主“調解”；並謂武漢方麵已開始進行“分共”，國民黨自相殘殺，殊無謂也。持論尚稱公允。先是，蔣總司令於前日晚曾要求馮氏一致行動，向武漢進兵，消滅反動勢力，為馮所婉拒，到正式會議時，蔣氏遂不再提此要求。雙方磋商結果，決議由蔣、馮聯銜於6月21日發出通電，聲明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未及其他。同日，由馮另電武漢方麵汪兆銘、譚延闓、孫科、宋子文、何香凝等委員，勸其早日送鮑羅廷回國，並抑製共產黨的群眾運動；庶幾寧漢合流，完成北伐大業雲雲。徐州會議遂告結束，馮氏於是日專車西返。
馮氏去後，蔣總司令便召集在徐將領會議，力主回師西上，解決武漢。蔣一再地說：“先把武漢解決了再說！”我當時竭力反對向武漢用兵，力主繼續北進；如果武漢真圖異動，我們可以抽調一部分部隊以防之，但不必使北伐功敗垂成。
會後，蔣、胡率領中央各同誌返寧，北伐戰事仍照原計劃進行。6月23日，白崇禧指揮第二路軍向魯南臨沂攻擊前進；我則指揮第三路的第七、第十兩軍向臨城，第三十三軍及暫編第十一軍向魚台、金鄉前進。當日便占領韓莊。
6月25日，我軍占領嶧縣。27日，我遂親率第七、十兩軍入駐臨城。敵軍前敵總指揮許琨退往兗州，所部精銳馬玉仁師全部被俘。數日間，我軍便已迫近鄒縣、濟寧一帶，克複山東已成定局。
不意正當我軍迅速推進之時，武漢方麵真正厲兵秣馬，準備“東征”。因自鄭州會議後，唐生智、張發奎所部已全師撤回武漢，作沿江東下的部署。南京方麵接獲情報，蔣總司令乃急電令我於臨城中止北進，並返南京會商防禦武漢方麵進攻的計劃。我得電後，即令各軍就原地據守。我本人夤夜南下，於7月初抵南京。至是，我才知武漢軍的精銳第四、第十一、第二十、第三十五等軍，確已向下遊移動。我軍如不克日回師，則後防可慮。
我回到南京，蔣總司令一見我麵，便問在這種情況下怎麽辦。我乃向他分析敵情說，今日武漢既以精銳傾巢來犯，我軍勢必亦將精銳調回安慶、蕪湖之間，迎頭堵截；如此則非將我的第七軍自前方調回不可。但是我軍已深入魯南，北方之敵亦係直魯軍的精銳。第七軍一旦回師，北軍勢將反攻。以北軍的精銳攻我戰鬥力脆弱的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三、第四十四各軍，我軍絕難持久。況徐州向稱四戰之地，無險可守。與其明知不可守而守之，倒不如將主力撤回淮河南岸，到不得已時，即放棄徐州，而守淮河天險。俟武漢方麵問題解決，再揮軍北進，尚未為晚。
蔣氏雖認同我的縮短戰線、退守淮河的戰略主張，但是他畏首畏尾，不願放棄徐州。他認為徐州是戰略要地，得失之間，尤足影響民心士氣。放棄徐州，勢必增長北方軍閥和武漢的氣焰，所以他期期以為不可。
我說，古人有言，“蝮蛇齧手，壯士斷腕”，“小不忍則亂大謀”，在目前情況之下，我們縱以可戰之師守徐州，在戰略上已屬下策，何況以戰鬥力薄弱的部隊來守徐州，則徐州必失。既知其必失，倒不如先舍之而去，豈可患得患失。無奈蔣氏意誌堅決，不願放棄徐州。我深知徐州之失已成定局，然吾人服從命令行事，也隻有徒喚奈何而已。我當即趕回徐州，召集軍事會議，宣讀蔣總司令訓令。調第七軍到蕪湖以西地區布防。至於津浦前線軍事則由第三路前敵總指揮王天培負責指揮，固守徐州。
我宣布命令後，立見各將領麵有愁容，默默無言。布置完畢，第七軍即遵命南撤，開往指定地點布防。當我軍南撤尚在途中，武漢軍的精銳已向東移動。第二方麵軍張發奎部正進駐九江，有克日東進模樣。寧漢交兵已迫在眉睫。孰知即在此緊要關頭，武漢方麵的“共禍”也已至決裂階段，拖延了武漢軍東進的日程。 <h4>二</h4>
武漢方麵，自魯易示汪以共產黨密件之後，各領袖已在積極準備“分共”（武漢自稱其反共運動為“分共”，以示有異於南京的“清黨運動”）。6月29日，武漢警備司令李品仙和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都表示反共，並解除漢口工會糾察隊的武裝。7月1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宣言，聲明中國共產黨黨員參加國民政府的，一律撤退。7月16日，汪兆銘等也以“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名義發表答辯聲明，指摘共產黨破壞革命聯合陣線，並將各級政府內的共產黨員解職。武漢方麵國共至是已正式決裂。8月1日晨3時，張發奎第二方麵軍所轄的第二十軍軍長賀龍、第四軍師長葉挺和第三軍教導團團長兼南昌公安局局長朱德遂各率所部“叛變”於南昌，並組織所謂“革命委員會”。武漢國民政府隨即下令聲討，並嚴令第二方麵軍總指揮張發奎率部進剿。8月7日，中共在武漢召集重要會議，另選瞿秋白為總書記，以代陳獨秀，並決定實行“秋收起義”。武漢國民黨中央也於同日開除中央委員會中的跨黨分子黨籍，明令拿辦。執行“分共”之嚴，有過於寧方。因此寧漢分立的基本原因遂告消失，所遺留的問題，僅為雙方領袖間的意氣之爭了。
正當武漢方麵因共產黨問題延誤其“東征”計劃時，我們津浦線上的戰事也急轉直下。我第七軍於7月上旬撤離魯南後，直魯軍許琨、徐源泉等部即會同孫傳芳所部，向我軍反攻。臨城一得一失，我第十軍損失甚巨。7月24日，直魯軍許琨等部竟攻陷徐州，我前敵總指揮王天培部退回安徽宿州。第二路軍也自魯南急劇向隴海路撤退回蘇北。敗訊頻傳，南京為之震動。
蔣總司令乃召集在寧將領密議，渠意武漢軍為共產黨所稽延，一時不易東下，我方應及時奪回徐州，以振聲威。蔣氏以此意詢我。我說，徐州為四戰之地，本不應采取守勢，其理由上次已陳述甚詳。今既不幸言中，則不如索性將各軍南撤，固守淮河南岸天險，待武漢局勢澄清，再圖規複。唯蔣氏仍力主奪回徐州再說。我說以現有兵力估計，恐力有不逮。蔣說，渠當力調第一軍兩師為先鋒，由渠親自指揮，反攻徐州。
在出發前的某次紀念周上，蔣氏竟聲稱，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我聞此言，深感蔣總司令身為主帥，說話卻如此意氣用事，以其所率兵力，斷難克複徐州，如徐州打不下，他是否真的不回南京呢？不知彼，不知己，徒逞一時意氣，焉有不敗之理？與蔣氏晤談後，我便遄返蕪湖防次，監視長江上遊軍事的發展。
7月25日，蔣氏專程北上，指揮收複徐州之戰。我軍於8月初發動反攻。蔣總司令親自指揮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二、第四十各軍，另加第一軍兩師，會同隴海路東段以南白崇禧所指揮的第三十七、第四十四等軍，與孫傳芳、徐源泉等部鏖戰於淮河、徐、蚌之間。戰鬥初起，津浦路正麵之敵，佯作退卻，故我軍進展極速。直到逼近徐州，徐州城郭已遙遙在望，敵軍始發動頑強抵抗。
蔣總司令見徐州克複已是指顧間事，遂親赴前線督師，將所有預備隊俱調入第一線作戰，作孤注的一擲。殊不料敵人的戰略正欲誘我深入，蔣的奮勇前進，正墜其計中。到了戰事進入膠著狀態時，敵人突由其右翼派出精銳部隊，向我軍左翼包抄襲擊。我軍首尾不能相顧，全軍頓行混亂。正麵敵人乘勢出擊，我軍乃全線潰敗。敵軍跟蹤追擊，我軍無法立足，迅速逃竄，津浦路軌及橋梁均不及破壞。敵軍勢如破竹，我軍潰敗之慘，實前所未有。
8月6日，蔣總司令倉皇退回南京，據江而守，既羞且憤，乃將戰敗責任歸之於前敵總指揮王天培，將其扣押槍決，以泄其無謂之憤。其實此次潰敗，完全由於蔣總司令自己估計錯誤、指揮失當所致，王天培實在是替罪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