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龍潭之敵既為我全部消滅，江南遂無敵蹤。9月1日我軍更渡江追擊。此時孫軍殘部已如驚弓之鳥，聞風潰退。江北浦口、揚州等要隘，一時俱克。我軍複向蘇北猛追，殘敵望風披靡，已絕無卷土重來之力，江南遂安如磐石。
唯此時西線忽告緊張，唐生智的“東征軍”分江左、江右兩路東下。江左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已於9月1日奉唐生智之命，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並委派各廳長。江右軍劉興所部第三十六軍的前鋒且已抵達當塗，距南京僅六十裏。9月6日劉興本人也進駐蕪湖，簡直有一舉而下南京之勢。
唐生智本與孫傳芳約定東西夾擊我軍，然後平分東南。唯唐氏暗懷鬼胎，擬俟我軍敗後，收編我殘部，再消滅孫軍。孰知孫傳芳也是一代梟雄，深知唐氏意圖，故僅借唐氏東下之勢，牽製我軍，不待唐軍到達，便先期發動攻勢。冀師“先入關者為王”的故事，獨吞東南。我軍如被消滅，則區區唐生智實不足道了。
孫、唐兩氏既同床異夢，遂為我軍各個擊破。孫軍敗後，軍委會乃嚴令唐生智自安徽克日撤兵。唯唐氏於9月11日曾親赴蕪湖視察，仍擬伺機而動。然此時我軍新克強敵，士氣正旺。六朝金粉，雖使唐胡子垂涎不止，然終不敢妄動。我們聞報，曾由何應欽、白崇禧、李烈鈞和我聯銜，電請渠來南京一晤，唐氏也不願東來。時我海軍“決川”、“浚蜀”兩艦，適在蕪湖江麵停泊，遂為唐氏脅迫強擄而去。
南京國府的威脅既除，寧滬路也完全修複，黨中重要領袖乃仆仆於寧、滬、漢之間，謀求寧漢複合、繼續北伐的大計。我們在南京，更急電汪兆銘和漢方諸領袖，克日來寧，主持大政。
當時我們在南京負責的軍事首領，以及黨中央無數忠實同誌，都有一種相同的想法。我們認為寧漢分立的症結所在便是共產黨問題，今寧方既已“清黨”，漢方也已“分共”，則寧、漢便應重歸於好，合而為一。南京方麵成立政府原是從權，今寧漢合一，則應當仍以武漢的中央為正統。
根據這種赤膽忠心的想法，所以我們歡迎武漢的國民政府汪主席早日東下，來南京辦公；蔣總司令也應早日複職，繼續領導北伐。我們的意見頗獲當時黨內忠貞之士，乃至全國人民的同情。李濟深自廣州且專為此事發出通電，力勸蔣、汪化除前嫌，繼續合作，領導中央。
我們這種想法，後來才逐漸發現太天真和幼稚了。當時黨內的重要領袖，如汪、蔣、胡及其私人的黨羽與小政客等的想法，卻和我們忠實同誌們完全兩樣。他們對黨國前途根本置之腦後，一切考慮純以個人和小團體的政治前途為出發點。
我黨至此，非蔣、汪、胡三人赤誠合作，不足以談複興，但是他們三人相處有年，各自均深知三人絕無合作的可能，因此從未打算真正長期合作。偶爾合作，彼此都知是相互利用，得機則必然又來一個你死我活。
但是，當時使我們忠實黨員們所最感痛苦的，便是他們三人的度量、德性均不足以表率全黨，領袖群倫，而使黨員大眾一致歸心。
汪兆銘儀表堂堂，滿腹詩書，言談舉止，風度翩翩，使人相對，如坐春風之中。初與接觸，多為折服，故頗能號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驢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個性，則是熱衷名利，領袖欲極強，遇事又躁急衝動。欲達目的，既不擇手段，也不顧信義。每臨大事，複舉棋不穩，心誌不定。此種心神，常在會議席上充分表現。汪氏每次主持重要會議時，神誌多不安定，周身擺動，兩手搓個不停，一反其平時雍容和穆的風度。再者，汪的為人，亦極虛偽。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訪問，汪氏亦均屈尊接見，娓娓傾談，狀至親昵。然客甫出門，汪便立現不愉之色，頓足唾棄。轉瞬之間，態度判若兩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為人。
所以吳敬恒曾罵汪是“偽君子”和“花瓶”，足見許多老同誌也認為他不能負實際責任。總理在世時，汪總是受命出使四方，從未負過黨政專責。但是汪氏卻是個心比天高、熱衷權力的人，中山逝世後，汪氏一意“左傾”，與蔣中正互為表裏，不擇手段地攬權奪位。誰知他的合作者蔣氏，也是個熱衷權力、不擇手段的人。他二人各取得黨權、軍權之後，竟又短兵相接，火並起來，經曆多次，汪氏自知非蔣的敵手。故此次我們誠心誠意地請他留在南京主持黨政，他總以為滬寧一帶是蔣的老巢，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斷非彼久戀之鄉。他如要掌握黨政，必須回廣東另起爐灶。這便是汪氏的基本觀念，也是嗣後寧漢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
蔣中正的為人，因其幼年混跡於上海的黑社會，頗受其熏染。對同事，禦部屬，一以權詐為能事。在在均使賢者裹足，壯士離心，而攀龍附鳳之徒則蟻附帷幕。因此，在蔣氏獨斷專行之下，終使一領導革命的政黨，逐漸變為爭權奪利的集團。此種轉變，在清黨後，已日益顯著。唯當時我輩仍癡心妄想促成汪、蔣合作，完成國民革命，今日回思，實不勝其歎息耳。
至於胡漢民，則確為一剛正不阿、有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極狹隘，恃才傲物，言語尖刻，絕無物與民胞的政治家風度。當時黨內自元老以至普通黨員，沒有人對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的，然也沒有人覺得展堂先生足以為全黨一致歸心的領袖。因胡氏的天賦，為治世的循吏則有餘，為亂世旋乾轉坤的領袖卻不足。
在這種世局人事不調和的情況下，我們一心一意想把黨務國政納入正軌的同誌，均左右失其依據，而有無能為力之感。偶有主張，均必然被卷入漩渦而無法自拔。甚至昔日並肩作戰、出生入死的袍澤，如第四、七兩軍，後來在廣東亦竟至自相殘殺，傷亡逾萬，言之實深痛心。 <h4>二</h4>
汪兆銘在我們一再電促之下，終於9月5日偕徐謙、顧孟餘、何香凝、陳公博、朱培德、程潛等自武漢抵達南京。我們赤誠地歡迎他從此長住南京，主持中樞大政。此時蔣總司令如即複職，則軍政恢複統一，我們便可繼續北伐，直搗北京。無奈汪氏心誌不定，絕不願在南京久住。
再者，此時寧、漢破鏡重圓，誠心為黨為國的領袖們本當相容相讓，才可化除前嫌。孰知一部分不識大體、甚或別有懷抱的黨務負責人，竟於汪氏抵南京之日，遍貼反汪標語，詞句極盡尖酸刻薄的能事。但是這些標語並無正式機關署名，事實上，僅是一些無頭招貼。不幸汪氏正是一位極易衝動的人物，忍憤東來，其心本虛，一見這些招貼，不禁又肝火大動。
在我們歡迎他的會議席上，汪氏便質問我說：“你們既然歡迎我到南京來，為什麽又要貼標語罵我呢？”
“汪先生，”我說，“誰敢貼標語罵你呢？隻是寧、漢剛恢複合作，局勢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級黨員，不識大體，擅自貼出這些標語來——你看這些標語，不都是不署名的嗎？”
但是汪仍舊氣憤不已。
我又說：“汪先生，做個政治家，有人擁護，有人反對，總是難免的。你看美國選舉總統時，不是也有人反對嗎？我希望你能淡然處之，並長住中央，繼續領導。”
汪氏不論我如何苦口婆心地勸告，也是不聽。在南京稍一勾留，便徑往上海。汪氏一去，在南京的中央執監委，遂亦聯袂去滬。譚延闓、孫科等且堅決邀我一同於9月9日乘寧滬車去上海。一時冠蓋雲集，中央執監委，乃至西山會議派諸領袖齊集上海。9月10日乃由譚、孫、汪等出麵邀請在滬各同誌，在戈登路伍朝樞寓所開談話會，交換全黨大團結的意見。到會者計有：汪兆銘、譚延闓、孫科、李烈鈞、李宗仁、程潛、張人傑、蔡元培、吳敬恒、李煜瀛、於右任、朱培德、楊樹莊、伍朝樞、褚民誼、葉楚傖、鄒魯、張繼、謝持、覃振、許崇智、王伯群、傅汝霖、甘乃光、居正、劉積學、繆斌等二十餘人。可說是集黨中各派領袖之大成。唯胡漢民、蔣中正二人，因與汪不洽，拒不出席。
談話會共開三天，各方均甚融洽，無大辯論。會中一致決議於三個月之內舉行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解決一切黨內糾紛。在“三全大會”開會前，以各處代表合組的“特別委員會”為黨的最高執行機關。同時寧漢兩中央政府亦合並改組，由“特委會”另行選舉國府委員，並委派軍事委員會暨各部部長。中央政治會議則暫時撤銷。
9月15日，互選結果，所有參與談話會的各方代表均當選為特別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其因故未及參加的黨中重要領袖蔣中正、胡漢民、李濟深、白崇禧、何應欽、馮玉祥、閻錫山、唐生智等，亦均當選。
9月16日，複由特委會決議，改組寧漢雙方的國民政府，並於翌日通過國府委員四十六人，以譚延闓、胡漢民、蔡元培、李烈鈞、汪兆銘、於右任等人為常務委員，輪流擔任主席。軍事委員會也改組，蔣中正、李烈鈞、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閻錫山、何應欽、程潛、朱培德等高級將領均當選。
特委會的成立，就事論事，本是過渡時期最適當的辦法，暫時使各方有一團結的中心，以待“三全大會”的召開。所以我當時對“特別委員會”甚為擁護。
在構成“特委會”的成員中，值得特別一提的，便是所謂“西山會議派”的一群元老，如張繼、林森、鄒魯、謝持、鄧澤如、蕭佛成等。這些都是總理同盟會時代的老同誌、辛亥革命的元勳，在民國初年便享盛名。如張繼在1912、1913年間便任國會議長，名滿全國。這批元老因不滿於容共政策，在中央頗受“左傾”分子的排擠。到總理逝世後，黨權入於汪、蔣二人之手。彼二人借共產國際之助，對這批元老排斥尤力。張繼等乃在北京西山碧雲寺總理靈前集議，自成組織，以與廣州的汪、蔣相對抗，是為“西山會議派”的由來。他們與汪、蔣表麵上所爭執的是共產黨問題：“西山派”堅決反共，而蔣、汪則實行容共。
到寧漢分裂後，寧方亦已反共，唯蔣總司令對“西山派”公開詆毀攻訐，猶如往昔。有時在總理紀念周上，他簡直把“西山派”罵得狗血噴頭。
我個人對“西山派”毫無恩怨可言。因自北伐開始時，我便以純軍事人員自矢，服從命令，指揮作戰。對政治既無興趣，對黨爭尤感厭惡，因此對任何方麵的政客都抱著“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我對“西山會議派”也存著很大的戒心。當我們占領寧滬之初，即有人在我麵前說劉峙是“西山會議派”。我說劉峙自北伐開始便一直在軍中擔任指揮，戎馬倥傯，怎麽會是“西山會議派”呢？那人說：“他的思想是‘西山會議派’！”這一頂“莫須有”的思想帽子到處亂加，真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此次在上海，我第一次與“西山派”人士晤麵。我發現他們都是一批年高德劭的老同誌，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較淡泊，頗有令人尊敬之處。這批元老對我個人素昧平生，然站在客觀的立場，對我這樣一位戰績輝煌而仍極守本分的將領，亦殊表敬愛之意，處處對我表示好感，存心拉攏。但我為避免黨中誤會，加以生性不喜與政客接近，對他們隻是虛與委蛇，沒有深一層的往還。其時外界不明底蘊，曾有我與“西山派”接近的傳聞。事實上，若輩存心拉攏我則有之，而我卻絕對無心與西山派采取任何聯絡。
不過在“特委會”組織過程中，“西山派”分子大為活動也係事實。因“特委會”的組織，表麵上是清黨後的國民黨各派大團結，“西山派”以其在黨內的曆史與資望，在此新的大團結形成之中，必然要取得重要位置。而汪、蔣二人原均是“西山派”的死敵，今“西山派”借清黨機會卷土重來，則汪、蔣均不能坐視，自是必然的道理。
以故在“特委會”成立後，“西山派”聲勢大張。原來希望在蔣中正下野後便可重操黨權的汪兆銘，在“特委會”成立後，僅獲一國府委員的空銜，而其昔日政敵，今均扶搖直上，重據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為“特委會”的發起人之一，到“特委會”成立後，汪氏卻一變而反對“特委會”。汪派人士也紛紛離開寧、滬，汪兆銘、顧孟餘等西去漢口，陳公博則南下廣州。
9月20日，特委會所選的國府委員和軍委會委員在南京就職。而汪兆銘於9月21日抵達武漢，與唐生智組織武漢政治分會，竟宣布反對“特委會”。汪氏反對的呼聲一出，原先便反對“西山派”的親汪、親蔣的各省黨部，也紛紛聲言反對“特委會”。特委會前途的荊棘，也就不言可知了。 <h4>三</h4>
在此黨內糾紛無法解決之際，參加黨爭的人，大半隻顧目的，不擇手段。流風所及，國民道德、社會風氣均蒙受極不良的影響。其中最顯著的一個例子，便是上海流氓社會地位的提高，終至與黨國要人相頡頏。
上海原是一五洋雜處的國際都市，將近百年的帝國主義者殖民地的統治，使其畸形發展成為一世界流氓、盜匪、娼妓和投機者、冒險家的樂園。我國舊式地域中淳樸忠厚的民風固已一掃無遺，而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的政體，以及活潑、積極的民風毫無所染。因此上海的租界遂成為一個流氓橫行的地域。中國流氓作帝國主義者、不法商人和官吏的鷹犬，對中國商民極盡其魚肉之能事。
20世紀30年代，上海流氓分青、紅兩大幫，最有名的流氓頭為杜月笙和黃金榮。他們在租界內倚靠洋人保護，包庇煙賭、盜匪、娼妓，無惡不作。以上海租界為巢穴，青、紅兩幫流氓的勢力簡直籠罩長江中下遊的所有碼頭。商民旅客畏之如蛇蠍。
但是在軍閥時代，這批黑社會的流氓們尚有一種自卑感，不敢與正人君子和士大夫明目張膽地稱兄道弟。舊時代社會上的正當紳士官商也羞與其為伍。那時縱係貪贓枉法的軍閥，也向不與流氓往還，他們還多少有點舊式士大夫的頭巾氣。盧永祥於1922年任上海護軍使時，他的兒子盧筱嘉和黃金榮曾有一段趣事：
相傳盧筱嘉某次進租界看戲，見一女戲子色藝均佳，便大聲喝彩。筱嘉自以為是護軍使的大少爺，向一個女戲子喝彩，固為一極尋常的事，孰知他喝彩聲方息，身邊便走來一矮胖的中年人，指著筱嘉厲聲罵道：“你是什麽人，敢在此放肆！”未等筱嘉回話，他便劈劈啪啪打了筱嘉幾個耳光。筱嘉正待發作，招呼便衣衛士回打，他的隨員連忙上前說：“大少爺，算了，算了。”筱嘉見勢不妙，乃忍氣吞聲地離開了。原來這個矮胖子便是大流氓頭黃金榮，這女戲子就是他包起來的姘婦。慢說是護軍使的少爺，就是護軍使本人，也休想在租界內染指分毫。
盧筱嘉受辱之後，隻好匆忙逃回閘北華界。事過不久，黃金榮因朋友請酒，到了閘北。事為盧筱嘉所悉，乃派持槍衛士十餘人，將黃金榮押至護軍使署。盧大公子自設法庭，驗明正身，令健壯衛士將黃金榮按倒在地，棍杠交加，一頓毒打，把黃金榮打得皮開肉綻，伏地慘號乞憐。打過之後，盧筱嘉才叫衛兵把他放出去。此時黃金榮已不能行走，從護軍署爬了出來，幸免於死。
黃金榮被打的消息一出，人心大快。因黃黨流氓在上海一帶作奸犯科，欺壓善良，商民恨之入骨，而莫奈他何。今番遭此毒打，實罪有應得。此一消息，當時曾哄傳國內。我們廣西方麵自上海回來的人，都津津樂道，引為快事。此事足征軍閥時代，官方尚不屑與流氓往還，黃金榮還可隨時被抓來打屁股！
後來蔣中正回到上海，流氓們的社會地位便上漲了。蔣氏於民初不遇時，曾列名黑社會，加入青幫。因其加入得遲，故“輩分”不高，上海甚多老流氓還是他的“長輩”。今番蔣氏衣錦榮歸，貴為革命軍總司令，他以前的“阿兄”、“阿弟”們，自然都難免有“雞犬升天”之感。1927年夏初清黨之時，蔣便利用他們以前的關係，由青、紅幫流氓頭代為組織工人，對付租界內的共產黨。事實上，那時清黨的主力還是軍隊，得力於流氓的究竟不多。不過他們自以為與蔣有舊，於清黨更有微勞，遂居然以紳士姿態出現，周旋於黨國要人之間。而我黨中樞領袖，不自覺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嚴，竟與這批流氓稱兄道弟，不以為恥。官箴全失，斯文掃地，以視北洋軍閥，猶等而下之，實堪浩歎！
我初到上海時，杜月笙、黃金榮竟然也來拜候。我一概回絕，未許入見。龍潭戰後，我又因公去滬，杜、黃二人曾兩度聯銜請宴。我均置之不理，也未向其說明理由。我自思身為國府委員及革命軍高級指揮官，忝統數十萬將士，國家名器所關，何可與這批作奸犯科的黑社會中的流氓為伍！
一日，我因事去見當時的國府主席胡漢民。見胡氏辦公桌上有杜、黃聯銜的請柬一張，我不免詫異地問道：“展堂先生，杜月笙和黃金榮居然也來請你吃飯嗎？”
胡氏說：“敷衍敷衍他們。”
我說：“你真去嗎？”
“我會去的。”胡沉默了半晌，又說：“上海是他們的勢力範圍，不好得罪他們。”
胡氏這句話真使我冷了半截。我又問：“胡先生，難道你竟要我們的革命政府向黑社會的惡勢力低頭嗎？”
胡說：“不過他們對我們的清黨運動，多少也有點功勞！”
我對胡氏的態度真感覺失望之至。胡公此時身為國府主席，竟不顧國家元首之尊而遷就事實，可歎孰甚。
胡漢民見我態度遲疑，便勸我道：“他們最近幾次請客，你都沒有到。我看你也太認真了。在上海這種環境裏，我們應該敷衍敷衍他們，免得讓他們給別人利用了。”
胡氏的解釋真使我不寒而栗！我們革命政府的作風，竟軍閥之不如！
其後，杜、黃又聯名請客，胡氏在赴宴時，特地叫人打電話給我，說：“胡先生已去了，請你務必就去。”我不得已，也隻好乘車前去。我車到之時，中門大開，杜、黃二人均在門外迎接，執禮甚恭。他們大概認為我居然肯來，是件很難得的事。我走進餐廳，見瘦削的胡漢民，戴著眼鏡，坐在上首。我立刻想到胡先生是國民政府主席，而請客的主人卻是一群大流氓，我心頭真有說不出的感覺。
這是我和杜月笙、黃金榮第一次見麵。杜氏瘦長，黃氏矮胖。表麵看來，二人均是守本分的人，不像個流氓頭。據說他們在自己的流氓社會裏，很講義氣，愛打抱不平，是所謂“盜亦有道”。嗣後他們曾特地來拜看我兩次。他們知識甚低，說不出什麽來，一口上海土話，我也不大聽得懂。二人稍坐即辭去，我們遂未再見麵。
龍潭之敵既為我全部消滅，江南遂無敵蹤。9月1日我軍更渡江追擊。此時孫軍殘部已如驚弓之鳥，聞風潰退。江北浦口、揚州等要隘，一時俱克。我軍複向蘇北猛追，殘敵望風披靡，已絕無卷土重來之力，江南遂安如磐石。
唯此時西線忽告緊張，唐生智的“東征軍”分江左、江右兩路東下。江左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已於9月1日奉唐生智之命，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並委派各廳長。江右軍劉興所部第三十六軍的前鋒且已抵達當塗，距南京僅六十裏。9月6日劉興本人也進駐蕪湖，簡直有一舉而下南京之勢。
唐生智本與孫傳芳約定東西夾擊我軍，然後平分東南。唯唐氏暗懷鬼胎，擬俟我軍敗後，收編我殘部，再消滅孫軍。孰知孫傳芳也是一代梟雄，深知唐氏意圖，故僅借唐氏東下之勢，牽製我軍，不待唐軍到達，便先期發動攻勢。冀師“先入關者為王”的故事，獨吞東南。我軍如被消滅，則區區唐生智實不足道了。
孫、唐兩氏既同床異夢，遂為我軍各個擊破。孫軍敗後，軍委會乃嚴令唐生智自安徽克日撤兵。唯唐氏於9月11日曾親赴蕪湖視察，仍擬伺機而動。然此時我軍新克強敵，士氣正旺。六朝金粉，雖使唐胡子垂涎不止，然終不敢妄動。我們聞報，曾由何應欽、白崇禧、李烈鈞和我聯銜，電請渠來南京一晤，唐氏也不願東來。時我海軍“決川”、“浚蜀”兩艦，適在蕪湖江麵停泊，遂為唐氏脅迫強擄而去。
南京國府的威脅既除，寧滬路也完全修複，黨中重要領袖乃仆仆於寧、滬、漢之間，謀求寧漢複合、繼續北伐的大計。我們在南京，更急電汪兆銘和漢方諸領袖，克日來寧，主持大政。
當時我們在南京負責的軍事首領，以及黨中央無數忠實同誌，都有一種相同的想法。我們認為寧漢分立的症結所在便是共產黨問題，今寧方既已“清黨”，漢方也已“分共”，則寧、漢便應重歸於好，合而為一。南京方麵成立政府原是從權，今寧漢合一，則應當仍以武漢的中央為正統。
根據這種赤膽忠心的想法，所以我們歡迎武漢的國民政府汪主席早日東下，來南京辦公；蔣總司令也應早日複職，繼續領導北伐。我們的意見頗獲當時黨內忠貞之士，乃至全國人民的同情。李濟深自廣州且專為此事發出通電，力勸蔣、汪化除前嫌，繼續合作，領導中央。
我們這種想法，後來才逐漸發現太天真和幼稚了。當時黨內的重要領袖，如汪、蔣、胡及其私人的黨羽與小政客等的想法，卻和我們忠實同誌們完全兩樣。他們對黨國前途根本置之腦後，一切考慮純以個人和小團體的政治前途為出發點。
我黨至此，非蔣、汪、胡三人赤誠合作，不足以談複興，但是他們三人相處有年，各自均深知三人絕無合作的可能，因此從未打算真正長期合作。偶爾合作，彼此都知是相互利用，得機則必然又來一個你死我活。
但是，當時使我們忠實黨員們所最感痛苦的，便是他們三人的度量、德性均不足以表率全黨，領袖群倫，而使黨員大眾一致歸心。
汪兆銘儀表堂堂，滿腹詩書，言談舉止，風度翩翩，使人相對，如坐春風之中。初與接觸，多為折服，故頗能號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驢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個性，則是熱衷名利，領袖欲極強，遇事又躁急衝動。欲達目的，既不擇手段，也不顧信義。每臨大事，複舉棋不穩，心誌不定。此種心神，常在會議席上充分表現。汪氏每次主持重要會議時，神誌多不安定，周身擺動，兩手搓個不停，一反其平時雍容和穆的風度。再者，汪的為人，亦極虛偽。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訪問，汪氏亦均屈尊接見，娓娓傾談，狀至親昵。然客甫出門，汪便立現不愉之色，頓足唾棄。轉瞬之間，態度判若兩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為人。
所以吳敬恒曾罵汪是“偽君子”和“花瓶”，足見許多老同誌也認為他不能負實際責任。總理在世時，汪總是受命出使四方，從未負過黨政專責。但是汪氏卻是個心比天高、熱衷權力的人，中山逝世後，汪氏一意“左傾”，與蔣中正互為表裏，不擇手段地攬權奪位。誰知他的合作者蔣氏，也是個熱衷權力、不擇手段的人。他二人各取得黨權、軍權之後，竟又短兵相接，火並起來，經曆多次，汪氏自知非蔣的敵手。故此次我們誠心誠意地請他留在南京主持黨政，他總以為滬寧一帶是蔣的老巢，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斷非彼久戀之鄉。他如要掌握黨政，必須回廣東另起爐灶。這便是汪氏的基本觀念，也是嗣後寧漢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
蔣中正的為人，因其幼年混跡於上海的黑社會，頗受其熏染。對同事，禦部屬，一以權詐為能事。在在均使賢者裹足，壯士離心，而攀龍附鳳之徒則蟻附帷幕。因此，在蔣氏獨斷專行之下，終使一領導革命的政黨，逐漸變為爭權奪利的集團。此種轉變，在清黨後，已日益顯著。唯當時我輩仍癡心妄想促成汪、蔣合作，完成國民革命，今日回思，實不勝其歎息耳。
至於胡漢民，則確為一剛正不阿、有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極狹隘，恃才傲物，言語尖刻，絕無物與民胞的政治家風度。當時黨內自元老以至普通黨員，沒有人對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的，然也沒有人覺得展堂先生足以為全黨一致歸心的領袖。因胡氏的天賦，為治世的循吏則有餘，為亂世旋乾轉坤的領袖卻不足。
在這種世局人事不調和的情況下，我們一心一意想把黨務國政納入正軌的同誌，均左右失其依據，而有無能為力之感。偶有主張，均必然被卷入漩渦而無法自拔。甚至昔日並肩作戰、出生入死的袍澤，如第四、七兩軍，後來在廣東亦竟至自相殘殺，傷亡逾萬，言之實深痛心。 <h4>二</h4>
汪兆銘在我們一再電促之下，終於9月5日偕徐謙、顧孟餘、何香凝、陳公博、朱培德、程潛等自武漢抵達南京。我們赤誠地歡迎他從此長住南京，主持中樞大政。此時蔣總司令如即複職，則軍政恢複統一，我們便可繼續北伐，直搗北京。無奈汪氏心誌不定，絕不願在南京久住。
再者，此時寧、漢破鏡重圓，誠心為黨為國的領袖們本當相容相讓，才可化除前嫌。孰知一部分不識大體、甚或別有懷抱的黨務負責人，竟於汪氏抵南京之日，遍貼反汪標語，詞句極盡尖酸刻薄的能事。但是這些標語並無正式機關署名，事實上，僅是一些無頭招貼。不幸汪氏正是一位極易衝動的人物，忍憤東來，其心本虛，一見這些招貼，不禁又肝火大動。
在我們歡迎他的會議席上，汪氏便質問我說：“你們既然歡迎我到南京來，為什麽又要貼標語罵我呢？”
“汪先生，”我說，“誰敢貼標語罵你呢？隻是寧、漢剛恢複合作，局勢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級黨員，不識大體，擅自貼出這些標語來——你看這些標語，不都是不署名的嗎？”
但是汪仍舊氣憤不已。
我又說：“汪先生，做個政治家，有人擁護，有人反對，總是難免的。你看美國選舉總統時，不是也有人反對嗎？我希望你能淡然處之，並長住中央，繼續領導。”
汪氏不論我如何苦口婆心地勸告，也是不聽。在南京稍一勾留，便徑往上海。汪氏一去，在南京的中央執監委，遂亦聯袂去滬。譚延闓、孫科等且堅決邀我一同於9月9日乘寧滬車去上海。一時冠蓋雲集，中央執監委，乃至西山會議派諸領袖齊集上海。9月10日乃由譚、孫、汪等出麵邀請在滬各同誌，在戈登路伍朝樞寓所開談話會，交換全黨大團結的意見。到會者計有：汪兆銘、譚延闓、孫科、李烈鈞、李宗仁、程潛、張人傑、蔡元培、吳敬恒、李煜瀛、於右任、朱培德、楊樹莊、伍朝樞、褚民誼、葉楚傖、鄒魯、張繼、謝持、覃振、許崇智、王伯群、傅汝霖、甘乃光、居正、劉積學、繆斌等二十餘人。可說是集黨中各派領袖之大成。唯胡漢民、蔣中正二人，因與汪不洽，拒不出席。
談話會共開三天，各方均甚融洽，無大辯論。會中一致決議於三個月之內舉行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解決一切黨內糾紛。在“三全大會”開會前，以各處代表合組的“特別委員會”為黨的最高執行機關。同時寧漢兩中央政府亦合並改組，由“特委會”另行選舉國府委員，並委派軍事委員會暨各部部長。中央政治會議則暫時撤銷。
9月15日，互選結果，所有參與談話會的各方代表均當選為特別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其因故未及參加的黨中重要領袖蔣中正、胡漢民、李濟深、白崇禧、何應欽、馮玉祥、閻錫山、唐生智等，亦均當選。
9月16日，複由特委會決議，改組寧漢雙方的國民政府，並於翌日通過國府委員四十六人，以譚延闓、胡漢民、蔡元培、李烈鈞、汪兆銘、於右任等人為常務委員，輪流擔任主席。軍事委員會也改組，蔣中正、李烈鈞、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閻錫山、何應欽、程潛、朱培德等高級將領均當選。
特委會的成立，就事論事，本是過渡時期最適當的辦法，暫時使各方有一團結的中心，以待“三全大會”的召開。所以我當時對“特別委員會”甚為擁護。
在構成“特委會”的成員中，值得特別一提的，便是所謂“西山會議派”的一群元老，如張繼、林森、鄒魯、謝持、鄧澤如、蕭佛成等。這些都是總理同盟會時代的老同誌、辛亥革命的元勳，在民國初年便享盛名。如張繼在1912、1913年間便任國會議長，名滿全國。這批元老因不滿於容共政策，在中央頗受“左傾”分子的排擠。到總理逝世後，黨權入於汪、蔣二人之手。彼二人借共產國際之助，對這批元老排斥尤力。張繼等乃在北京西山碧雲寺總理靈前集議，自成組織，以與廣州的汪、蔣相對抗，是為“西山會議派”的由來。他們與汪、蔣表麵上所爭執的是共產黨問題：“西山派”堅決反共，而蔣、汪則實行容共。
到寧漢分裂後，寧方亦已反共，唯蔣總司令對“西山派”公開詆毀攻訐，猶如往昔。有時在總理紀念周上，他簡直把“西山派”罵得狗血噴頭。
我個人對“西山派”毫無恩怨可言。因自北伐開始時，我便以純軍事人員自矢，服從命令，指揮作戰。對政治既無興趣，對黨爭尤感厭惡，因此對任何方麵的政客都抱著“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我對“西山會議派”也存著很大的戒心。當我們占領寧滬之初，即有人在我麵前說劉峙是“西山會議派”。我說劉峙自北伐開始便一直在軍中擔任指揮，戎馬倥傯，怎麽會是“西山會議派”呢？那人說：“他的思想是‘西山會議派’！”這一頂“莫須有”的思想帽子到處亂加，真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此次在上海，我第一次與“西山派”人士晤麵。我發現他們都是一批年高德劭的老同誌，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較淡泊，頗有令人尊敬之處。這批元老對我個人素昧平生，然站在客觀的立場，對我這樣一位戰績輝煌而仍極守本分的將領，亦殊表敬愛之意，處處對我表示好感，存心拉攏。但我為避免黨中誤會，加以生性不喜與政客接近，對他們隻是虛與委蛇，沒有深一層的往還。其時外界不明底蘊，曾有我與“西山派”接近的傳聞。事實上，若輩存心拉攏我則有之，而我卻絕對無心與西山派采取任何聯絡。
不過在“特委會”組織過程中，“西山派”分子大為活動也係事實。因“特委會”的組織，表麵上是清黨後的國民黨各派大團結，“西山派”以其在黨內的曆史與資望，在此新的大團結形成之中，必然要取得重要位置。而汪、蔣二人原均是“西山派”的死敵，今“西山派”借清黨機會卷土重來，則汪、蔣均不能坐視，自是必然的道理。
以故在“特委會”成立後，“西山派”聲勢大張。原來希望在蔣中正下野後便可重操黨權的汪兆銘，在“特委會”成立後，僅獲一國府委員的空銜，而其昔日政敵，今均扶搖直上，重據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為“特委會”的發起人之一，到“特委會”成立後，汪氏卻一變而反對“特委會”。汪派人士也紛紛離開寧、滬，汪兆銘、顧孟餘等西去漢口，陳公博則南下廣州。
9月20日，特委會所選的國府委員和軍委會委員在南京就職。而汪兆銘於9月21日抵達武漢，與唐生智組織武漢政治分會，竟宣布反對“特委會”。汪氏反對的呼聲一出，原先便反對“西山派”的親汪、親蔣的各省黨部，也紛紛聲言反對“特委會”。特委會前途的荊棘，也就不言可知了。 <h4>三</h4>
在此黨內糾紛無法解決之際，參加黨爭的人，大半隻顧目的，不擇手段。流風所及，國民道德、社會風氣均蒙受極不良的影響。其中最顯著的一個例子，便是上海流氓社會地位的提高，終至與黨國要人相頡頏。
上海原是一五洋雜處的國際都市，將近百年的帝國主義者殖民地的統治，使其畸形發展成為一世界流氓、盜匪、娼妓和投機者、冒險家的樂園。我國舊式地域中淳樸忠厚的民風固已一掃無遺，而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的政體，以及活潑、積極的民風毫無所染。因此上海的租界遂成為一個流氓橫行的地域。中國流氓作帝國主義者、不法商人和官吏的鷹犬，對中國商民極盡其魚肉之能事。
20世紀30年代，上海流氓分青、紅兩大幫，最有名的流氓頭為杜月笙和黃金榮。他們在租界內倚靠洋人保護，包庇煙賭、盜匪、娼妓，無惡不作。以上海租界為巢穴，青、紅兩幫流氓的勢力簡直籠罩長江中下遊的所有碼頭。商民旅客畏之如蛇蠍。
但是在軍閥時代，這批黑社會的流氓們尚有一種自卑感，不敢與正人君子和士大夫明目張膽地稱兄道弟。舊時代社會上的正當紳士官商也羞與其為伍。那時縱係貪贓枉法的軍閥，也向不與流氓往還，他們還多少有點舊式士大夫的頭巾氣。盧永祥於1922年任上海護軍使時，他的兒子盧筱嘉和黃金榮曾有一段趣事：
相傳盧筱嘉某次進租界看戲，見一女戲子色藝均佳，便大聲喝彩。筱嘉自以為是護軍使的大少爺，向一個女戲子喝彩，固為一極尋常的事，孰知他喝彩聲方息，身邊便走來一矮胖的中年人，指著筱嘉厲聲罵道：“你是什麽人，敢在此放肆！”未等筱嘉回話，他便劈劈啪啪打了筱嘉幾個耳光。筱嘉正待發作，招呼便衣衛士回打，他的隨員連忙上前說：“大少爺，算了，算了。”筱嘉見勢不妙，乃忍氣吞聲地離開了。原來這個矮胖子便是大流氓頭黃金榮，這女戲子就是他包起來的姘婦。慢說是護軍使的少爺，就是護軍使本人，也休想在租界內染指分毫。
盧筱嘉受辱之後，隻好匆忙逃回閘北華界。事過不久，黃金榮因朋友請酒，到了閘北。事為盧筱嘉所悉，乃派持槍衛士十餘人，將黃金榮押至護軍使署。盧大公子自設法庭，驗明正身，令健壯衛士將黃金榮按倒在地，棍杠交加，一頓毒打，把黃金榮打得皮開肉綻，伏地慘號乞憐。打過之後，盧筱嘉才叫衛兵把他放出去。此時黃金榮已不能行走，從護軍署爬了出來，幸免於死。
黃金榮被打的消息一出，人心大快。因黃黨流氓在上海一帶作奸犯科，欺壓善良，商民恨之入骨，而莫奈他何。今番遭此毒打，實罪有應得。此一消息，當時曾哄傳國內。我們廣西方麵自上海回來的人，都津津樂道，引為快事。此事足征軍閥時代，官方尚不屑與流氓往還，黃金榮還可隨時被抓來打屁股！
後來蔣中正回到上海，流氓們的社會地位便上漲了。蔣氏於民初不遇時，曾列名黑社會，加入青幫。因其加入得遲，故“輩分”不高，上海甚多老流氓還是他的“長輩”。今番蔣氏衣錦榮歸，貴為革命軍總司令，他以前的“阿兄”、“阿弟”們，自然都難免有“雞犬升天”之感。1927年夏初清黨之時，蔣便利用他們以前的關係，由青、紅幫流氓頭代為組織工人，對付租界內的共產黨。事實上，那時清黨的主力還是軍隊，得力於流氓的究竟不多。不過他們自以為與蔣有舊，於清黨更有微勞，遂居然以紳士姿態出現，周旋於黨國要人之間。而我黨中樞領袖，不自覺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嚴，竟與這批流氓稱兄道弟，不以為恥。官箴全失，斯文掃地，以視北洋軍閥，猶等而下之，實堪浩歎！
我初到上海時，杜月笙、黃金榮竟然也來拜候。我一概回絕，未許入見。龍潭戰後，我又因公去滬，杜、黃二人曾兩度聯銜請宴。我均置之不理，也未向其說明理由。我自思身為國府委員及革命軍高級指揮官，忝統數十萬將士，國家名器所關，何可與這批作奸犯科的黑社會中的流氓為伍！
一日，我因事去見當時的國府主席胡漢民。見胡氏辦公桌上有杜、黃聯銜的請柬一張，我不免詫異地問道：“展堂先生，杜月笙和黃金榮居然也來請你吃飯嗎？”
胡氏說：“敷衍敷衍他們。”
我說：“你真去嗎？”
“我會去的。”胡沉默了半晌，又說：“上海是他們的勢力範圍，不好得罪他們。”
胡氏這句話真使我冷了半截。我又問：“胡先生，難道你竟要我們的革命政府向黑社會的惡勢力低頭嗎？”
胡說：“不過他們對我們的清黨運動，多少也有點功勞！”
我對胡氏的態度真感覺失望之至。胡公此時身為國府主席，竟不顧國家元首之尊而遷就事實，可歎孰甚。
胡漢民見我態度遲疑，便勸我道：“他們最近幾次請客，你都沒有到。我看你也太認真了。在上海這種環境裏，我們應該敷衍敷衍他們，免得讓他們給別人利用了。”
胡氏的解釋真使我不寒而栗！我們革命政府的作風，竟軍閥之不如！
其後，杜、黃又聯名請客，胡氏在赴宴時，特地叫人打電話給我，說：“胡先生已去了，請你務必就去。”我不得已，也隻好乘車前去。我車到之時，中門大開，杜、黃二人均在門外迎接，執禮甚恭。他們大概認為我居然肯來，是件很難得的事。我走進餐廳，見瘦削的胡漢民，戴著眼鏡，坐在上首。我立刻想到胡先生是國民政府主席，而請客的主人卻是一群大流氓，我心頭真有說不出的感覺。
這是我和杜月笙、黃金榮第一次見麵。杜氏瘦長，黃氏矮胖。表麵看來，二人均是守本分的人，不像個流氓頭。據說他們在自己的流氓社會裏，很講義氣，愛打抱不平，是所謂“盜亦有道”。嗣後他們曾特地來拜看我兩次。他們知識甚低，說不出什麽來，一口上海土話，我也不大聽得懂。二人稍坐即辭去，我們遂未再見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