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九一八”以後，全國都在抗日氣氛籠罩之中，人心悲憤。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以前內戰中的重要領袖們，現在多少都有“先國難而後私仇”的概念，認為內戰實在不應再繼續了。孰知就在這一段時間，發生了兩件可笑的小政變。一為1933年，抗日成名的十九路軍諸將領所導演的福州“人民政府”；另一則為1936年夏，陳濟棠在廣州所號召的“反蔣抗日運動”。兩件都富有高度的戲劇性。
先是，“一·二八”淞滬之役，十九路軍一舉成名。蔣光鼐、蔡廷鍇一幹人物頓時變成民族英雄，為全國人士所一致欽仰。但是中央此時卻抱退讓的態度。淞滬戰時，蔣先生曾令張治中率第五軍俞濟時等部參加作戰，表麵上是協同抗日，事實上則用來監視十九路軍，防其擴大戰爭範圍。這事使蔣、蔡等將領極感氣憤。
淞滬戰後，中央為防止十九路軍再度抗日滋事，有礙和局，乃將蔣、蔡等部隊調防福建，並任命蔣光鼐為福建省省主席。其實，中央如真為防止十九路軍鬧事，則大可將蔣、蔡等調往河南、安徽等無日本通商口岸的省份，豈不更為保險？蔣先生不此之圖，而調之入閩，實係一陰謀。
因十九路軍原為北伐時第四軍的一部，將領官兵多為粵人。其指揮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更自視為廣東的主人翁。十九路軍於1930年蔣、閻、馮中原大戰時，奉調自粵北上，使時為廣東省省主席的陳銘樞頓失羽翼。不久，陳銘樞便為陳濟棠排擠而去，其心中對陳濟棠和蔣先生的怨恨，無時或釋。一有機緣，渠等便想在廣東卷土重來。蔣先生把握濟棠、銘樞之間的矛盾，故意將陳銘樞的第十九路軍調往福建，使其垂涎廣東，互相火並，以達一石擊二鳥的目的。十九路軍到了福建，廣東方麵的陳濟棠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頓時感到極度的不安，而蔣先生則高踞南京，玩其分化統治的手法。
不過此時陳濟棠雖感恐慌，十九路軍的陳銘樞、蔣光鼐和蔡廷鍇各人，對蔣先生這一手法卻洞若觀火，不願輕易上當。故陳銘樞設法和陳濟棠取得和解，希望福建和兩廣合作，在廣州組織國民政府，號召抗日，和南京的汪、蔣相對抗。但這一計劃卻不能為陳濟棠所接受。因陳濟棠盤踞廣東，儼然是嶺南之主。如在廣州組織政府，則黨中元老以及陳、蔣等人將接踵而至，這樣則抗日反蔣未成，而濟棠先已失其在廣東唯我獨尊的局麵，所以陳銘樞、蔣光鼐等人雖舌敝唇焦，陳濟棠仍不為所動。
陳銘樞、蔣光鼐等無可如何，乃積極向我們遊說，希望廣西和福建合作，逼迫陳濟棠同意開府廣州，使南京國民政府不能不負起抗日的責任。而白崇禧和我則期期以為不可，因此項措置將愈陷國家於分裂。當前問題的中心是中央對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讓，等到忍無可忍，則必然被迫抗戰。一旦抗日戰事爆發，則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對外，若再開府西南，實非國家之福。
孰知陳銘樞、蔣光鼐等，昧於大勢，不聽我言，決定單獨行動，樹立中樞於閩垣，用資號召，並仍向我們遊說，希望福建舉起抗日大旗之後，兩廣即通電附和，以壯聲勢。我和陳濟棠竭力勸阻，也難遏止他們的行動。此外他們更竭力和“急進派”民主人士徐謙、譚平山、陳友仁、章伯鈞、沈鈞儒、黃琪翔等，合作包圍李濟深。濟深斯時剛自南京湯山恢複自由不久，避居香港，孑然一身，久靜思動，而內心對蔣氏又極端怨懟。當他被陳銘樞等包圍時，我曾向他獻議，略謂：在目前情勢之下，隻以十九路軍為後盾來組織中樞，號召抗日，似嫌勢孤力單，反予蔣氏以借口。請告誡陳銘樞等慎重考慮，不要輕舉妄動，自貽伊戚。李濟深也頗以為然，主張慎重，不可孟浪從事。我乃自香港轉廣州回南寧。無奈陳、蔣、蔡和第三黨領袖們對開府閩侯一事，仍積極籌劃，勢在必行，即使兩廣反對，他們也要硬幹到底。1933年秋，陳、蔣、蔡等和第三黨分子、“急進派”民主人士接觸頻繁，並陸續齊集福州，另外更與江西瑞金的中共取得諒解，因而他們在福州組織“人民政府”的空氣已甚囂塵上。個中情節，蔣已深悉，然渠卻故作不知，隻是暗中從事軍事準備。
到10月下旬，福州已密鑼緊鼓準備成立政府。陳、蔣、黃、章、沈等人，要求李濟深立刻前往主持。濟深以為不可，然陳銘樞卻誑他說，福州方麵各級軍官已準備發動，陳等無法控製，希望李濟深親往解說。李為忠厚長者，信以為真，且經不起左右親信張文、李民欣等的慫恿，遂決定往福州一行。
當香港方麵包圍李濟深已至成熟之時，我在南寧和白崇禧恐他們會弄假成真。但我們也深知，隻要李濟深不參加，陳銘樞輩就無法另組政府。為消弭這場無謂的紛爭，我和白崇禧乃決定采用“調虎離山”的辦法，把李濟深從他們的包圍中接出來。於是，我們立即包了一架民航機，由白崇禧親飛香港，接李濟深來南寧小住。誰知在白氏飛抵香港之前數小時，李濟深已被騙往福州。
我在南寧得此消息，立刻便感到事無可為了。我判斷李濟深一到福州，他們必然擁李為首，組織政府，與持不抵抗主義的南京相抗衡。但以區區十九路軍肩此重任，必然失敗無疑。
果然不出所料，李濟深一到福建，第三黨人士即召集所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成立“人民政府”，推選李濟深為主席。同時宣言打倒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廢除青天白日旗，另行製定上紅下藍中間一顆黃色五角星的新國旗。消息傳出，全國大嘩。因一般國民和國民黨黨員雖不滿意於蔣先生，但對國民黨和青天白日旗仍有無限的依戀。
胡漢民聞報，即首先通電痛斥閩方，措辭極為嚴峻。陳濟棠和西南政務委員會繼之。我原擬不作任何表示，因斷定閩方必敗，實無須多此一舉。但因外界盛傳閩桂合作，胡漢民、陳濟棠等乃勸我也發表通電，以表明心跡。我和白崇禧遂聯名通電，勸閩方人士“幡然改圖，共赴國難”！
12月中旬，中央軍約十餘萬人由蔣鼎文統率，兼程自浙、贛兩省分路南下入閩。閩方因和江西共產黨有諒解，以為共產黨可與之夾擊中央軍。孰知共軍竟自贛東讓開，中央大軍數萬乃一舉而侵入閩北。閩方總司令為蔡廷鍇，蔡氏負抗日英名，號稱能戰，原擬背城借一，與寧方一戰。孰知蔡氏幕中早伏有寧方間諜。其參謀長鄧世增雖極忠誠，但是黃埔一期畢業的參謀處長範漢傑家中則裝有秘密電台，以故閩方的軍事動態，中央了如指掌。加以名不正，言不順，軍心渙散，軍長毛維壽等都暗中向南京輸誠，蔡軍因此不戰自潰。到1934年1月中旬，福州、漳州、泉州都為寧方所攻克。福州軍政大員紛逃香港。十九路軍殘部退入廣東，為陳濟棠所收編，旋即繳械。抗日有功的十九路軍到此竟全軍解體，良堪惋惜。追溯閩變自1933年10月中旬發動以來，到1934年1月底十九路軍繳械止，前後尚不足三個月，其經過情形亦殊堪浩歎。 <h4>二</h4>
繼“閩變”後的另一政變，便是陳濟棠在1936年夏季所導演的“六一運動”了。
在“閩變”期間，陳濟棠曾力斥閩方的行動為幼稚。何以在“閩變”失敗之後，又來導演這幕悲劇呢？其內幕也甚為錯綜複雜，政治的鬥爭之外，還摻雜了一些荒唐和迷信的故事，說來難以令人置信。
原來在“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成立後，胡漢民先生儼然是西南的物望。關於西南方麵的黨務和政事的處理，我們都以胡氏馬首是瞻。因胡先生為黨國元老，德望素著，推他作西南領袖，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當時握廣東實權的陳濟棠卻另有懷抱。在他看來，假使胡漢民掌握了西南的黨政實權，則他獨霸廣東地盤的迷夢，必被打破無疑。因此，在胡先生去世前，西南方麵每以胡先生為號召而有所作為時，濟棠皆若即若離，不甚熱心。1936年5月，胡漢民忽患腦溢血逝世。原在廣東有號召力的領袖，如李濟深、陳銘樞等又以“閩變”之故，無法抬頭，濟棠在廣東的地位乃大增。西南有所行動，陳濟棠少不了都是最高的決策人。他個人的政治野心自然也隨之增長。
另一個促使濟棠發動政變的重要原因，便是濟棠獲得情報，認為中央處心積慮，要徹底解決西南。濟棠憂心如焚，乃先行發動。原來在胡漢民逝世後，濟棠為刺探中央對西南的新政策，派乃兄陳維周入南京晉謁蔣委員長。蔣先生為羈縻陳氏，曾設宴歡迎，優禮有加，並與維周詳談。據說，維周在南京時，探悉了中央徹底解決西南的三大原則：
第一，徹底解決廣西的李、白，由中央協助廣東出兵。
第二，驅逐蕭佛成等反蔣的元老離粵。
第三，廣東仍維持原來局麵。
這一決策可能是蔣先生親自告訴陳維周的，希望因此挑起粵桂之間的摩擦。維周回粵後，即將詳情密告乃弟。濟棠得訊大恐，他深知兩廣團結的重要和蔣先生分化離間手法的毒辣。中央既可授意廣東解決廣西，又何嚐不可反其道而行之？反複思維，為之惴惴不安，深覺今後兩廣的局麵，絕難長久維持，與其坐待中央部署妥當，各個擊破，何妨搶先一步，采取主動呢？而當時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樞作兵諫的，便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領導抗日了。這一考慮可能是陳濟棠導演“六一運動”的最主要的動機！
此外迷信也是促使濟棠妄動的因素之一。原來濟棠兄弟行中，他最敬佩的便是大哥陳維周，濟棠對他可說是言聽計從。維周粗通翰墨，人亦精敏，唯篤信陰陽命相、堪輿卜算之術。據說，維周某次特往廣東花縣洪秀全的故鄉，察看洪氏的祖塋，發現洪秀全的祖墳正葬在“活龍口”上。據維周及其堪輿朋友們推斷，秀全的祖塋可惜葬高了一些，如下移數十尺，便正在“穴”上，秀全就是真龍天子，不會隻擁半壁河山，及身而敗了。維周認定此一墓地的可貴，便要洪姓子孫賣與他。洪姓起初不允，但經不起維周的威脅利誘，就將墓地割愛了。陳氏兄弟遂將生母遺骸遷往該處安葬，深信陳府不久便要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了。但環顧陳家上下，餘子碌碌，除掉濟棠還有誰呢？因而陳濟棠就野心勃勃，予誌自雄。
此後不久，維周便銜乃弟之命，去南京與蔣委員長作促膝長談。這又給維周一個最好的機會替蔣先生“看相”。據維周回粵語人，從相上看，蔣先生斷難過1936年這一關。說也奇怪，蔣先生的相倒是給維周看中了。當年發生的“西安事變”幾乎使蔣先生喪命。不過其事的發生，是應在張學良身上，而不是陳濟棠罷了。
又據說，在濟棠發動請纓北上抗日之前，維周曾約了翁半玄等術士替他卜卦。卦中有“機不可失”字樣，也使陳氏兄弟相信要“應”在蔣先生身上。孰知事變發動之後，陳濟棠的空軍——飛機數十架，在黃光銳率領之下，北飛投奔中央去了。原來“機”者“飛機”也。濟棠既“失機”便隻有亡命了。也可說，他被卦仙開了一場大玩笑吧！
濟棠既預備發動，乃於5月間拍電至南寧給我，謂我們應在民眾抗日高潮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不可畏首畏尾。不久，陳濟棠又派林翼中和陳維周等先後來邕，催促我和白崇禧去穗共商大計。我說，伯南（陳濟棠）何以一時心血來潮，急於要發動抗日呢？如此魯莽從事，萬一與中央部隊發生衝突，豈不未抗日而先內戰了嗎？他們都是異口同聲地說陳總司令也無意內戰，不過據他判斷，隻要西南作出抗日的姿態，登高一呼，全國必定響應，蔣先生如不順從民意，則必然垮台無疑，他們並一再強調，即使廣西不參加，陳總司令還是要發動的。
在陳濟棠一再要求之下，我便商請白崇禧赴穗一行，勸伯南不可妄動。白氏飛穗後，不數日便回，說陳濟棠意誌堅決，勢在必行，無法挽回。然兩廣原屬一體，廣東一旦發動，廣西方麵不論願與不願，也必被拖下水，廣西如果毅然參加，或許對陳濟棠的行動尚能有所糾正，使其不致過分魯莽滅裂。此實我們不得已的苦衷。
我既知無法挽回，乃於5月底飛往廣州。濟棠給我一個盛大的歡迎，並詳述他此次發動抗日運動的原委。濟棠且強調說，山東韓複榘、河北宋哲元均派有代表在此，聲明唯西南馬首是瞻，勸我縱不願積極參加，至少也應向他的部下打打氣才對。因此，在若幹重要軍事會議中，濟棠便約我向其部將講話。我當然講了一些非抗日不足以圖存，中央既不願抗日，我們領導抗日實責無旁貸的大道理。說完，隻見陳氏部將麵麵相覷，無絲毫熱烈的反應。看這情況，我便覺得這一運動的前途，凶多吉少。
在廣州，我也見到元老蕭佛成先生。蕭佛成先生時為西南元老中的碩果僅存者。西南政務委員會中，自鄧澤如、胡展堂（漢民）相繼謝世，鄒海濱（鄒魯）借故離粵之後，已有故老凋零之態。“九一八”前後，西南冠蓋雲集，我也常住廣州，爾後不常來穗，即以此故。此次，我問蕭佛成，何以他也讚成這一運動呢？蕭微笑道：“抬轎子，抬轎子。”他的意思是說替陳濟棠捧場。陳以前不願替胡漢民“抬轎子”，現在卻發動這些元老來替他自己抬轎子。
佛成又告訴我一些關於陳濟棠的笑話。這故事是當鄧澤如在時，某日時近午夜，濟棠忽親自訪鄧氏，約其同赴燕塘軍校。鄧問何事。陳說，他的將領今晚在軍校“宣誓”，他希望鄧先生前往“監誓”。鄧氏到了燕塘軍校禮堂，隻見禮堂上方安置一個皮製假人，上書“蔣介石”三字。宣誓時，由濟棠唱名，各軍官逐一起立，宣讀“餘決心效忠黨國，抗日反蔣，擁護陳總司令，以後如違誓言，必遭天譴”一類的“誓言”。讀畢，即趨至假人之前，舉起一把木劍，向“蔣介石”身上痛劈三劍，以表示仇恨與決心。蕭佛成說，陳伯南的荒唐落伍，愚不安愚，一至於此，如何能成大事。
香翰屏也告訴我一件故事。翰屏與濟棠可說是親如手足，陳氏任連長時，香即為該連排長，嗣後隨陳升遷，最後充第二軍軍長。翰屏為人很通達，思想也很新。他實在看不慣濟棠的開倒車作風，但是勸又無用，隻好表示消極，請辭軍長職，濟棠不允，曆時很久，香才擺脫軍職。翰屏告我說，濟棠對其親信的部屬都心存疑慮，防範他們有背叛的行為，但是他防範的方式卻又愚蠢萬狀。
例如，第一軍軍長餘漢謀，原是陳的心腹股肱，濟棠卻疑其有貳心，密派特務暗中監視。餘氏在廣州東山建有一住宅，陳便命其特務在餘宅對麵也築一宅。餘氏每自防地返穗，陳的特務便在對麵屋頂鬼頭鬼腦，日夜竊伺餘宅的訪客，和其室內的行動。日久，此事為餘漢謀所悉，乃漸生怨懟之心。
翰屏又告我一事說，廣州市內的警察都奉有陳氏密令，隨時報告各高級軍官的行蹤。有時三數高級軍官將領暇時赴某地尋歡取樂，其地外人原不知道。孰知當他們玩興正濃，陳總司令忽然輕車簡從翩然蒞止。陳來此並無惡意，隻是笑對眾人說：“你們到哪裏我都知道呀！”換句話，便是說你們要小心啊！你們有什麽不法舉動，我陳總司令都一概知道啊！諸如此類的事，廣東將領都可以說出一些來。於此可見陳氏是如何不得部曲之心。
濟棠做的另外一件荒唐的事，便是在5月底突然任命陳維周為廣州衛戍司令。維周是個文人，從未涉足軍旅，何能平地風波，一躍而為衛戍司令呢？因而，命令公布之後，廣東各界都人言嘖嘖，尤其是各將領，一致認為濟棠此舉是有意侮辱其將校的人格。濟棠這一失著，也是引起其部曲離心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分析各種因素之後，我們便深知陳濟棠所領導的這一運動必然要失敗。但是西南政務委員會中既已有此決議，蔣光鼐、蔡廷鍇、翁照垣等主張反蔣抗日人士都已聯袂來粵，勢成騎虎，欲罷不能。唯一補救之道，隻有在運動發動後，加以糾正，使其不趨向於越軌，而免寧粵雙方同室操戈的一途了。 <h4>三</h4>
6月1日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正式集會，決議呈請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並通電全國，籲請國民政府領導抗日。呈文的內容要義如下：
連日報載，日入侵我愈亟，一麵作大規模之走私，一麵增兵平津，經濟侵略，武力侵略，同時邁進。瞻念前途，殷憂曷極。屬部屬會等，以為今日已屆生死關頭，唯抵抗足以圖存，除全國一致奮起與敵作殊死戰外，則民族別無出路。在昔我中央嚐依賴國聯，而國聯之助我如何？嚐屈辱圖存，而屈辱之效果如何？今敵人又加緊侵略矣，中央忍辱負重之苦心，國民非不諒解，唯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長此因循，則敵人無饜之求，日甚一日，得隴望蜀，豈有窮期。嗚呼，“九一八”之創痕未複，“一·二八”之腥血猶存。遼、吉、黑、熱四省之同胞，陷於敵人鐵蹄之下，已逾五載，今平津又將繼之矣。昔人有言，以地事人，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國家之土地，先民所遺留，亦民族所托命，舉以資敵，寧異自殺。屬部屬會，以為黃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切冀中樞毅然決然，從事抗戰，用以至誠，籲請鈞府鈞部，領導全國，矢抵抗之決心，爭最後之一著。國家不亡，公理不誣，則奮起景從者，必不僅屬部屬會也。時不我待，唯實利圖之。迫切陳詞，佇候明教。
6月2日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乃根據這呈文的內容，通電全國，是為“冬電”。兩日後，西南將領數十人，由陳濟棠和我領銜，再度發出“支電”表示擁護，並誓率所部“為國家雪頻年屈辱之恥，為民族爭一線生存之機”！“冬”“支”兩電一出，全國震動，是為有名的“六一運動”！
在當時不明內幕的人看來，以為兩廣又假抗日之名，對中央用兵。其實，一看“冬”、“支”兩電的內容，就知道我們所要求的，隻是由中央出麵，正式領導抗日，西南當局無對中央作兵諫的行動，也無用兵的意圖，大家隻是發一個抗日通電，做個樣子而已。當時中央如置若罔聞，或與西南電戰一番，此事也便消滅於無形，而我們也算慎重地應付了陳濟棠這次的妄動。
不料中央謀粵已久，反間工作做得十分有效。“六一運動”的發動，正予蔣氏以打擊陳濟棠的機會。先是，自“非常會議”之後，蔣先生即派蔣伯誠為代表，常住廣州。伯誠是個老官僚，善於應酬，與濟棠的部屬過從極密，乘機大施反間之計，第一軍軍長餘漢謀、空軍司令黃光銳都和蔣伯誠有勾結。“六一”之後，蔣伯誠在反間上所用款項多至數百萬元。果然“銀彈”效力甚大，7月4日空軍司令黃光銳突率飛行員四十餘人，分駕飛機數十架，飛投中央。7月中旬第一軍軍長餘漢謀通電擁護中央，師長李漢魂亦稱病離職，赴港休養。7月13日南京軍委會乃明令免除陳濟棠本兼各職，遺缺由餘漢謀升任。餘在粵北防地立即通電就職，並聲明率部回廣州。陳濟棠見大勢已去，乃於17日晚間11時約我到其官邸一晤。見麵之後，濟棠便說如今大勢已去，他決定一去了之，並勸我回廣西緩圖善後。
陳氏並當麵書一便條，送我大洋二十萬元。是晚即由廣西駐粵辦事處主任王遜誌赴廣東財政廳如數提出，交輪運往梧州。陳氏臨別贈金，其情形正與1930年閻錫山解囊相贈相似。因兩廣團結數年，共同維持西南的局麵，陳氏一走，便要散夥了，陳氏所贈二十萬元，大概就算是“散夥費”吧。 <h4>四</h4>
陳濟棠於7月18日拂曉前，悄然離穗去香港，我也於同日中午包用一可乘四人的民航機徑飛南寧。登機之後，我才感覺到此事殊欠考慮。此時廣東局麵已解體，中央特務在港、穗一帶活躍異常，萬一他們事先買通該民航機師，將飛機飛往江西，我豈不立刻成為俘虜了嗎？想到這裏，頓覺悚然。乃默察飛機的航線，如渠真圖謀劫持，我便立刻取出手槍迫其改航，嗣見渠循西江而上，才放下了心。
“九一八”以後，全國都在抗日氣氛籠罩之中，人心悲憤。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以前內戰中的重要領袖們，現在多少都有“先國難而後私仇”的概念，認為內戰實在不應再繼續了。孰知就在這一段時間，發生了兩件可笑的小政變。一為1933年，抗日成名的十九路軍諸將領所導演的福州“人民政府”；另一則為1936年夏，陳濟棠在廣州所號召的“反蔣抗日運動”。兩件都富有高度的戲劇性。
先是，“一·二八”淞滬之役，十九路軍一舉成名。蔣光鼐、蔡廷鍇一幹人物頓時變成民族英雄，為全國人士所一致欽仰。但是中央此時卻抱退讓的態度。淞滬戰時，蔣先生曾令張治中率第五軍俞濟時等部參加作戰，表麵上是協同抗日，事實上則用來監視十九路軍，防其擴大戰爭範圍。這事使蔣、蔡等將領極感氣憤。
淞滬戰後，中央為防止十九路軍再度抗日滋事，有礙和局，乃將蔣、蔡等部隊調防福建，並任命蔣光鼐為福建省省主席。其實，中央如真為防止十九路軍鬧事，則大可將蔣、蔡等調往河南、安徽等無日本通商口岸的省份，豈不更為保險？蔣先生不此之圖，而調之入閩，實係一陰謀。
因十九路軍原為北伐時第四軍的一部，將領官兵多為粵人。其指揮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更自視為廣東的主人翁。十九路軍於1930年蔣、閻、馮中原大戰時，奉調自粵北上，使時為廣東省省主席的陳銘樞頓失羽翼。不久，陳銘樞便為陳濟棠排擠而去，其心中對陳濟棠和蔣先生的怨恨，無時或釋。一有機緣，渠等便想在廣東卷土重來。蔣先生把握濟棠、銘樞之間的矛盾，故意將陳銘樞的第十九路軍調往福建，使其垂涎廣東，互相火並，以達一石擊二鳥的目的。十九路軍到了福建，廣東方麵的陳濟棠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頓時感到極度的不安，而蔣先生則高踞南京，玩其分化統治的手法。
不過此時陳濟棠雖感恐慌，十九路軍的陳銘樞、蔣光鼐和蔡廷鍇各人，對蔣先生這一手法卻洞若觀火，不願輕易上當。故陳銘樞設法和陳濟棠取得和解，希望福建和兩廣合作，在廣州組織國民政府，號召抗日，和南京的汪、蔣相對抗。但這一計劃卻不能為陳濟棠所接受。因陳濟棠盤踞廣東，儼然是嶺南之主。如在廣州組織政府，則黨中元老以及陳、蔣等人將接踵而至，這樣則抗日反蔣未成，而濟棠先已失其在廣東唯我獨尊的局麵，所以陳銘樞、蔣光鼐等人雖舌敝唇焦，陳濟棠仍不為所動。
陳銘樞、蔣光鼐等無可如何，乃積極向我們遊說，希望廣西和福建合作，逼迫陳濟棠同意開府廣州，使南京國民政府不能不負起抗日的責任。而白崇禧和我則期期以為不可，因此項措置將愈陷國家於分裂。當前問題的中心是中央對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讓，等到忍無可忍，則必然被迫抗戰。一旦抗日戰事爆發，則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對外，若再開府西南，實非國家之福。
孰知陳銘樞、蔣光鼐等，昧於大勢，不聽我言，決定單獨行動，樹立中樞於閩垣，用資號召，並仍向我們遊說，希望福建舉起抗日大旗之後，兩廣即通電附和，以壯聲勢。我和陳濟棠竭力勸阻，也難遏止他們的行動。此外他們更竭力和“急進派”民主人士徐謙、譚平山、陳友仁、章伯鈞、沈鈞儒、黃琪翔等，合作包圍李濟深。濟深斯時剛自南京湯山恢複自由不久，避居香港，孑然一身，久靜思動，而內心對蔣氏又極端怨懟。當他被陳銘樞等包圍時，我曾向他獻議，略謂：在目前情勢之下，隻以十九路軍為後盾來組織中樞，號召抗日，似嫌勢孤力單，反予蔣氏以借口。請告誡陳銘樞等慎重考慮，不要輕舉妄動，自貽伊戚。李濟深也頗以為然，主張慎重，不可孟浪從事。我乃自香港轉廣州回南寧。無奈陳、蔣、蔡和第三黨領袖們對開府閩侯一事，仍積極籌劃，勢在必行，即使兩廣反對，他們也要硬幹到底。1933年秋，陳、蔣、蔡等和第三黨分子、“急進派”民主人士接觸頻繁，並陸續齊集福州，另外更與江西瑞金的中共取得諒解，因而他們在福州組織“人民政府”的空氣已甚囂塵上。個中情節，蔣已深悉，然渠卻故作不知，隻是暗中從事軍事準備。
到10月下旬，福州已密鑼緊鼓準備成立政府。陳、蔣、黃、章、沈等人，要求李濟深立刻前往主持。濟深以為不可，然陳銘樞卻誑他說，福州方麵各級軍官已準備發動，陳等無法控製，希望李濟深親往解說。李為忠厚長者，信以為真，且經不起左右親信張文、李民欣等的慫恿，遂決定往福州一行。
當香港方麵包圍李濟深已至成熟之時，我在南寧和白崇禧恐他們會弄假成真。但我們也深知，隻要李濟深不參加，陳銘樞輩就無法另組政府。為消弭這場無謂的紛爭，我和白崇禧乃決定采用“調虎離山”的辦法，把李濟深從他們的包圍中接出來。於是，我們立即包了一架民航機，由白崇禧親飛香港，接李濟深來南寧小住。誰知在白氏飛抵香港之前數小時，李濟深已被騙往福州。
我在南寧得此消息，立刻便感到事無可為了。我判斷李濟深一到福州，他們必然擁李為首，組織政府，與持不抵抗主義的南京相抗衡。但以區區十九路軍肩此重任，必然失敗無疑。
果然不出所料，李濟深一到福建，第三黨人士即召集所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成立“人民政府”，推選李濟深為主席。同時宣言打倒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廢除青天白日旗，另行製定上紅下藍中間一顆黃色五角星的新國旗。消息傳出，全國大嘩。因一般國民和國民黨黨員雖不滿意於蔣先生，但對國民黨和青天白日旗仍有無限的依戀。
胡漢民聞報，即首先通電痛斥閩方，措辭極為嚴峻。陳濟棠和西南政務委員會繼之。我原擬不作任何表示，因斷定閩方必敗，實無須多此一舉。但因外界盛傳閩桂合作，胡漢民、陳濟棠等乃勸我也發表通電，以表明心跡。我和白崇禧遂聯名通電，勸閩方人士“幡然改圖，共赴國難”！
12月中旬，中央軍約十餘萬人由蔣鼎文統率，兼程自浙、贛兩省分路南下入閩。閩方因和江西共產黨有諒解，以為共產黨可與之夾擊中央軍。孰知共軍竟自贛東讓開，中央大軍數萬乃一舉而侵入閩北。閩方總司令為蔡廷鍇，蔡氏負抗日英名，號稱能戰，原擬背城借一，與寧方一戰。孰知蔡氏幕中早伏有寧方間諜。其參謀長鄧世增雖極忠誠，但是黃埔一期畢業的參謀處長範漢傑家中則裝有秘密電台，以故閩方的軍事動態，中央了如指掌。加以名不正，言不順，軍心渙散，軍長毛維壽等都暗中向南京輸誠，蔡軍因此不戰自潰。到1934年1月中旬，福州、漳州、泉州都為寧方所攻克。福州軍政大員紛逃香港。十九路軍殘部退入廣東，為陳濟棠所收編，旋即繳械。抗日有功的十九路軍到此竟全軍解體，良堪惋惜。追溯閩變自1933年10月中旬發動以來，到1934年1月底十九路軍繳械止，前後尚不足三個月，其經過情形亦殊堪浩歎。 <h4>二</h4>
繼“閩變”後的另一政變，便是陳濟棠在1936年夏季所導演的“六一運動”了。
在“閩變”期間，陳濟棠曾力斥閩方的行動為幼稚。何以在“閩變”失敗之後，又來導演這幕悲劇呢？其內幕也甚為錯綜複雜，政治的鬥爭之外，還摻雜了一些荒唐和迷信的故事，說來難以令人置信。
原來在“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成立後，胡漢民先生儼然是西南的物望。關於西南方麵的黨務和政事的處理，我們都以胡氏馬首是瞻。因胡先生為黨國元老，德望素著，推他作西南領袖，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當時握廣東實權的陳濟棠卻另有懷抱。在他看來，假使胡漢民掌握了西南的黨政實權，則他獨霸廣東地盤的迷夢，必被打破無疑。因此，在胡先生去世前，西南方麵每以胡先生為號召而有所作為時，濟棠皆若即若離，不甚熱心。1936年5月，胡漢民忽患腦溢血逝世。原在廣東有號召力的領袖，如李濟深、陳銘樞等又以“閩變”之故，無法抬頭，濟棠在廣東的地位乃大增。西南有所行動，陳濟棠少不了都是最高的決策人。他個人的政治野心自然也隨之增長。
另一個促使濟棠發動政變的重要原因，便是濟棠獲得情報，認為中央處心積慮，要徹底解決西南。濟棠憂心如焚，乃先行發動。原來在胡漢民逝世後，濟棠為刺探中央對西南的新政策，派乃兄陳維周入南京晉謁蔣委員長。蔣先生為羈縻陳氏，曾設宴歡迎，優禮有加，並與維周詳談。據說，維周在南京時，探悉了中央徹底解決西南的三大原則：
第一，徹底解決廣西的李、白，由中央協助廣東出兵。
第二，驅逐蕭佛成等反蔣的元老離粵。
第三，廣東仍維持原來局麵。
這一決策可能是蔣先生親自告訴陳維周的，希望因此挑起粵桂之間的摩擦。維周回粵後，即將詳情密告乃弟。濟棠得訊大恐，他深知兩廣團結的重要和蔣先生分化離間手法的毒辣。中央既可授意廣東解決廣西，又何嚐不可反其道而行之？反複思維，為之惴惴不安，深覺今後兩廣的局麵，絕難長久維持，與其坐待中央部署妥當，各個擊破，何妨搶先一步，采取主動呢？而當時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樞作兵諫的，便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領導抗日了。這一考慮可能是陳濟棠導演“六一運動”的最主要的動機！
此外迷信也是促使濟棠妄動的因素之一。原來濟棠兄弟行中，他最敬佩的便是大哥陳維周，濟棠對他可說是言聽計從。維周粗通翰墨，人亦精敏，唯篤信陰陽命相、堪輿卜算之術。據說，維周某次特往廣東花縣洪秀全的故鄉，察看洪氏的祖塋，發現洪秀全的祖墳正葬在“活龍口”上。據維周及其堪輿朋友們推斷，秀全的祖塋可惜葬高了一些，如下移數十尺，便正在“穴”上，秀全就是真龍天子，不會隻擁半壁河山，及身而敗了。維周認定此一墓地的可貴，便要洪姓子孫賣與他。洪姓起初不允，但經不起維周的威脅利誘，就將墓地割愛了。陳氏兄弟遂將生母遺骸遷往該處安葬，深信陳府不久便要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了。但環顧陳家上下，餘子碌碌，除掉濟棠還有誰呢？因而陳濟棠就野心勃勃，予誌自雄。
此後不久，維周便銜乃弟之命，去南京與蔣委員長作促膝長談。這又給維周一個最好的機會替蔣先生“看相”。據維周回粵語人，從相上看，蔣先生斷難過1936年這一關。說也奇怪，蔣先生的相倒是給維周看中了。當年發生的“西安事變”幾乎使蔣先生喪命。不過其事的發生，是應在張學良身上，而不是陳濟棠罷了。
又據說，在濟棠發動請纓北上抗日之前，維周曾約了翁半玄等術士替他卜卦。卦中有“機不可失”字樣，也使陳氏兄弟相信要“應”在蔣先生身上。孰知事變發動之後，陳濟棠的空軍——飛機數十架，在黃光銳率領之下，北飛投奔中央去了。原來“機”者“飛機”也。濟棠既“失機”便隻有亡命了。也可說，他被卦仙開了一場大玩笑吧！
濟棠既預備發動，乃於5月間拍電至南寧給我，謂我們應在民眾抗日高潮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不可畏首畏尾。不久，陳濟棠又派林翼中和陳維周等先後來邕，催促我和白崇禧去穗共商大計。我說，伯南（陳濟棠）何以一時心血來潮，急於要發動抗日呢？如此魯莽從事，萬一與中央部隊發生衝突，豈不未抗日而先內戰了嗎？他們都是異口同聲地說陳總司令也無意內戰，不過據他判斷，隻要西南作出抗日的姿態，登高一呼，全國必定響應，蔣先生如不順從民意，則必然垮台無疑，他們並一再強調，即使廣西不參加，陳總司令還是要發動的。
在陳濟棠一再要求之下，我便商請白崇禧赴穗一行，勸伯南不可妄動。白氏飛穗後，不數日便回，說陳濟棠意誌堅決，勢在必行，無法挽回。然兩廣原屬一體，廣東一旦發動，廣西方麵不論願與不願，也必被拖下水，廣西如果毅然參加，或許對陳濟棠的行動尚能有所糾正，使其不致過分魯莽滅裂。此實我們不得已的苦衷。
我既知無法挽回，乃於5月底飛往廣州。濟棠給我一個盛大的歡迎，並詳述他此次發動抗日運動的原委。濟棠且強調說，山東韓複榘、河北宋哲元均派有代表在此，聲明唯西南馬首是瞻，勸我縱不願積極參加，至少也應向他的部下打打氣才對。因此，在若幹重要軍事會議中，濟棠便約我向其部將講話。我當然講了一些非抗日不足以圖存，中央既不願抗日，我們領導抗日實責無旁貸的大道理。說完，隻見陳氏部將麵麵相覷，無絲毫熱烈的反應。看這情況，我便覺得這一運動的前途，凶多吉少。
在廣州，我也見到元老蕭佛成先生。蕭佛成先生時為西南元老中的碩果僅存者。西南政務委員會中，自鄧澤如、胡展堂（漢民）相繼謝世，鄒海濱（鄒魯）借故離粵之後，已有故老凋零之態。“九一八”前後，西南冠蓋雲集，我也常住廣州，爾後不常來穗，即以此故。此次，我問蕭佛成，何以他也讚成這一運動呢？蕭微笑道：“抬轎子，抬轎子。”他的意思是說替陳濟棠捧場。陳以前不願替胡漢民“抬轎子”，現在卻發動這些元老來替他自己抬轎子。
佛成又告訴我一些關於陳濟棠的笑話。這故事是當鄧澤如在時，某日時近午夜，濟棠忽親自訪鄧氏，約其同赴燕塘軍校。鄧問何事。陳說，他的將領今晚在軍校“宣誓”，他希望鄧先生前往“監誓”。鄧氏到了燕塘軍校禮堂，隻見禮堂上方安置一個皮製假人，上書“蔣介石”三字。宣誓時，由濟棠唱名，各軍官逐一起立，宣讀“餘決心效忠黨國，抗日反蔣，擁護陳總司令，以後如違誓言，必遭天譴”一類的“誓言”。讀畢，即趨至假人之前，舉起一把木劍，向“蔣介石”身上痛劈三劍，以表示仇恨與決心。蕭佛成說，陳伯南的荒唐落伍，愚不安愚，一至於此，如何能成大事。
香翰屏也告訴我一件故事。翰屏與濟棠可說是親如手足，陳氏任連長時，香即為該連排長，嗣後隨陳升遷，最後充第二軍軍長。翰屏為人很通達，思想也很新。他實在看不慣濟棠的開倒車作風，但是勸又無用，隻好表示消極，請辭軍長職，濟棠不允，曆時很久，香才擺脫軍職。翰屏告我說，濟棠對其親信的部屬都心存疑慮，防範他們有背叛的行為，但是他防範的方式卻又愚蠢萬狀。
例如，第一軍軍長餘漢謀，原是陳的心腹股肱，濟棠卻疑其有貳心，密派特務暗中監視。餘氏在廣州東山建有一住宅，陳便命其特務在餘宅對麵也築一宅。餘氏每自防地返穗，陳的特務便在對麵屋頂鬼頭鬼腦，日夜竊伺餘宅的訪客，和其室內的行動。日久，此事為餘漢謀所悉，乃漸生怨懟之心。
翰屏又告我一事說，廣州市內的警察都奉有陳氏密令，隨時報告各高級軍官的行蹤。有時三數高級軍官將領暇時赴某地尋歡取樂，其地外人原不知道。孰知當他們玩興正濃，陳總司令忽然輕車簡從翩然蒞止。陳來此並無惡意，隻是笑對眾人說：“你們到哪裏我都知道呀！”換句話，便是說你們要小心啊！你們有什麽不法舉動，我陳總司令都一概知道啊！諸如此類的事，廣東將領都可以說出一些來。於此可見陳氏是如何不得部曲之心。
濟棠做的另外一件荒唐的事，便是在5月底突然任命陳維周為廣州衛戍司令。維周是個文人，從未涉足軍旅，何能平地風波，一躍而為衛戍司令呢？因而，命令公布之後，廣東各界都人言嘖嘖，尤其是各將領，一致認為濟棠此舉是有意侮辱其將校的人格。濟棠這一失著，也是引起其部曲離心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分析各種因素之後，我們便深知陳濟棠所領導的這一運動必然要失敗。但是西南政務委員會中既已有此決議，蔣光鼐、蔡廷鍇、翁照垣等主張反蔣抗日人士都已聯袂來粵，勢成騎虎，欲罷不能。唯一補救之道，隻有在運動發動後，加以糾正，使其不趨向於越軌，而免寧粵雙方同室操戈的一途了。 <h4>三</h4>
6月1日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正式集會，決議呈請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並通電全國，籲請國民政府領導抗日。呈文的內容要義如下：
連日報載，日入侵我愈亟，一麵作大規模之走私，一麵增兵平津，經濟侵略，武力侵略，同時邁進。瞻念前途，殷憂曷極。屬部屬會等，以為今日已屆生死關頭，唯抵抗足以圖存，除全國一致奮起與敵作殊死戰外，則民族別無出路。在昔我中央嚐依賴國聯，而國聯之助我如何？嚐屈辱圖存，而屈辱之效果如何？今敵人又加緊侵略矣，中央忍辱負重之苦心，國民非不諒解，唯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長此因循，則敵人無饜之求，日甚一日，得隴望蜀，豈有窮期。嗚呼，“九一八”之創痕未複，“一·二八”之腥血猶存。遼、吉、黑、熱四省之同胞，陷於敵人鐵蹄之下，已逾五載，今平津又將繼之矣。昔人有言，以地事人，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國家之土地，先民所遺留，亦民族所托命，舉以資敵，寧異自殺。屬部屬會，以為黃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切冀中樞毅然決然，從事抗戰，用以至誠，籲請鈞府鈞部，領導全國，矢抵抗之決心，爭最後之一著。國家不亡，公理不誣，則奮起景從者，必不僅屬部屬會也。時不我待，唯實利圖之。迫切陳詞，佇候明教。
6月2日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乃根據這呈文的內容，通電全國，是為“冬電”。兩日後，西南將領數十人，由陳濟棠和我領銜，再度發出“支電”表示擁護，並誓率所部“為國家雪頻年屈辱之恥，為民族爭一線生存之機”！“冬”“支”兩電一出，全國震動，是為有名的“六一運動”！
在當時不明內幕的人看來，以為兩廣又假抗日之名，對中央用兵。其實，一看“冬”、“支”兩電的內容，就知道我們所要求的，隻是由中央出麵，正式領導抗日，西南當局無對中央作兵諫的行動，也無用兵的意圖，大家隻是發一個抗日通電，做個樣子而已。當時中央如置若罔聞，或與西南電戰一番，此事也便消滅於無形，而我們也算慎重地應付了陳濟棠這次的妄動。
不料中央謀粵已久，反間工作做得十分有效。“六一運動”的發動，正予蔣氏以打擊陳濟棠的機會。先是，自“非常會議”之後，蔣先生即派蔣伯誠為代表，常住廣州。伯誠是個老官僚，善於應酬，與濟棠的部屬過從極密，乘機大施反間之計，第一軍軍長餘漢謀、空軍司令黃光銳都和蔣伯誠有勾結。“六一”之後，蔣伯誠在反間上所用款項多至數百萬元。果然“銀彈”效力甚大，7月4日空軍司令黃光銳突率飛行員四十餘人，分駕飛機數十架，飛投中央。7月中旬第一軍軍長餘漢謀通電擁護中央，師長李漢魂亦稱病離職，赴港休養。7月13日南京軍委會乃明令免除陳濟棠本兼各職，遺缺由餘漢謀升任。餘在粵北防地立即通電就職，並聲明率部回廣州。陳濟棠見大勢已去，乃於17日晚間11時約我到其官邸一晤。見麵之後，濟棠便說如今大勢已去，他決定一去了之，並勸我回廣西緩圖善後。
陳氏並當麵書一便條，送我大洋二十萬元。是晚即由廣西駐粵辦事處主任王遜誌赴廣東財政廳如數提出，交輪運往梧州。陳氏臨別贈金，其情形正與1930年閻錫山解囊相贈相似。因兩廣團結數年，共同維持西南的局麵，陳氏一走，便要散夥了，陳氏所贈二十萬元，大概就算是“散夥費”吧。 <h4>四</h4>
陳濟棠於7月18日拂曉前，悄然離穗去香港，我也於同日中午包用一可乘四人的民航機徑飛南寧。登機之後，我才感覺到此事殊欠考慮。此時廣東局麵已解體，中央特務在港、穗一帶活躍異常，萬一他們事先買通該民航機師，將飛機飛往江西，我豈不立刻成為俘虜了嗎？想到這裏，頓覺悚然。乃默察飛機的航線，如渠真圖謀劫持，我便立刻取出手槍迫其改航，嗣見渠循西江而上，才放下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