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七七盧溝橋事變”，實為日本帝國主義有計劃的挑釁行為所發動，消息一出，全國民氣沸騰，一致主張全麵抗戰，不再讓步。此時蔣委員長正在廬山舉行談話會，邀請著名教授和社會名流聚論國是。與會人士也多數認為隻有發動抗戰，才可挽救國家的滅亡，於是中日全麵大戰遂成定局。
盧溝橋事變後約四五日，蔣先生即自廬山拍電來桂林，聲言中央已決心抗戰，約白崇禧和我速赴廬山，共商大計。我們接電後，不假深思，便複蔣先生一電說，中央既已決心抗戰，我輩誓當擁護到底，崇禧當即遵命首途，聽候驅遣，我本人則暫留桂林，籌劃全省動員事宜，一俟稍有頭緒，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驅馳。
當我們同中央電報往返之時，四川省省主席劉湘、雲南省省主席龍雲均有所聞，兩人乃相繼來電勸阻。大意說，傳聞中央預備對日抗戰，不過是否出於誠意，尚在未知之數，兄等殊未可輕易入京，萬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則國家將因此愈益多事，務盼兄等深思熟慮雲雲。
劉、龍二人當時對國是意見頗尊重我們的主張，故對我們北上特別關切。他們認為蔣先生的為人，最尚權詐，萬一借抗日之名，將我李、白二人騙往中央，加以羈縻，則廣西省政必為蔣係所控製。唇亡則齒寒，川、滇兩省也將岌岌可危了。所以他們來電勸阻。
我得電後，當即複電勸慰劉、龍二主席。大意是說，我們的判斷與他二人大有出入。因日本侵略者現正著著逼我，不隻是蠶食而已，而是實行其一舉征服中國的政策。相信中樞已無忍讓的餘地。今日的局勢隻有兩條路可循，不是抗戰圖存，便是投降亡國。中央和蔣先生縱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許，此其一。如中央此次仍無心抗戰，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則不特全國軍民不能同意，恐怕蔣先生的嫡係部隊也將自動實行抗戰，此其二。根據以上兩點判斷，我認為中央和蔣先生除抗戰外，實無他路可走。今蔣先生既有發動抗戰的決心，廣西自當響應號召，實行全省動員，參加抗日。希望劉、龍二公也秉“先國難而後私仇”的大義，動員全省人力物力，擁護中央，參加抗戰，切勿遲疑不決，致貽蔣先生以吾人不願共赴國難的口實，而向侵略者低頭。
電報發後，白崇禧便乘廣西省府所購的法國製六座小飛機，直飛南京。我本人則暫留桂林，主持動員計劃。
廣西平時僅有常備軍十四個團，其中兩團還被用作兵工，在賀縣開采錫礦。幸而我們平時寓兵於農的政策十分成功，廣西於1933年起實行征兵，新兵訓練一年後退伍。所以“七七事變”前，我們已有四屆經訓練的士兵退伍在鄉，各級幹部也儲備齊全。現在抗戰爆發，我們擬立刻編成四十個團，開赴前線。一經號召，各縣農民蜂擁前往縣政府報到入伍，終因報到人數太多，政府還須以抽簽方式決定取舍。不滿一月，便編成四個軍，共四十個團，嗣後改編為三個集團軍。開中國近代史上，軍事動員前所未有的先例。戰鬥序列如下：
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 李品仙
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 夏 威
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 廖磊
各軍指定集中地點為桂林、衡陽、嶽州、武昌，以便聽候中央統帥部調遣。各軍成立時，重武器雖不多，然輕重機槍和步槍均係自己新製或購自歐洲。士兵一律戴捷克製鋼盔，士氣旺，紀律佳，軍容亦盛。
各軍編成後，廖磊、李品仙兩集團軍即依次北上入湘，開赴前線。我在離桂前，特地電白崇禧，決定將廣西數年來慘淡經營而頗具規模的兵工廠，悉數移交中央統籌辦理，並請白氏就近通知中央派人接收。其實當時各廠原有的管理及技術人員均已駕輕就熟，中央接收時，僅須將管理係統改由中央直轄便可，本無須作人事上的更動。孰知中央竟將內部行政人員一律撤換，殊屬不近情理。我們為促成全國團結，一致抗日起見，力誡部屬不得吐露微詞。
10月10日晨，我參加桂林各界慶祝雙十國慶節後，乃專機北飛，參加抗戰。專機起飛時，我察看手表，正指著10時10分，可謂巧合。 <h4>二</h4>
自桂林動身之前，我原定直飛南京，不意在長沙遇到大雨，飛機著陸後無法起飛。天氣短期內也無轉晴跡象，不得已，乃改乘火車到武昌。本擬即時換乘客輪下駛，但是一時無定期班輪開行，所幸湖北省省主席黃紹竑、建設廳廳長伍廷颺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便問伍廳長有無辦法。最後，伍廳長替我找到一艘可乘百人的破舊小火輪。當天中午，我便率隨員數人，搭該輪下駛。不料行至中途，西北風大作，長江之上，白浪滔天，這艘輪船既舊又小，風摧浪卷，危險不堪。尤其因西北風從船尾吹來，時常將船頭壓向浪中。船尾螺旋槳脫離水麵，舵手便無法操縱，隻得隨風逐浪漂流，船員和同行官兵都麵呈憂懼之色。然此時輪船已不易靠岸，隻有冒險前進。一路曆經險惡，翌日船過蕪湖，風浪稍減，人心始定。據船上領江的告訴我說，他在長江上下遊操舟數十年，尚未遭遇過這種危險。
船抵南京下關，已是10月12日晚間，我便暫時在中山陵園一座洋房內和白崇禧同住。這座洋房據說是張學良被囚前的私人住宅。翌日，白崇禧乃陪我去拜訪蔣委員長。此時敵我雙方已在上海戰場血戰兩閱月，國軍死傷甚巨，南京也時受敵機空襲，市麵蕭條。但是委員長精神飽滿，且不時作豪語，一再向我說：“要把敵人趕下黃浦江去！”當時我心中殊不以此言為然，為最高統帥的，斷不可意氣用事。我想，我們如果能把敵人趕下黃浦江去，敵人也不敢來侵略我們了。但是值此鏖戰正烈、民氣沸騰之時，最高統帥有此豪情，我們也不便澆他冷水。一日，我見有機可乘，便對他陳述意見，略謂：淞滬不設防三角地帶，不宜死守；為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我軍在滬作戰應適可而止。我並建議將廖磊第二十一集團軍和其他增援前線的部隊調至蘇嘉路國防線上的既設陣地，憑險據守，然後將滬上久戰之師抽調回南京整補，再相機向國防線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敵人的力量。至不得已時，我軍便自動放棄南京，將大軍向長江兩岸撤退，誘敵深入，節節抵抗，實行長期的消耗戰。
無奈蔣先生個性倔強，不聽我的建議。那時的作戰計劃，全以他一人的意誌為依歸，旁人簡直沒有置喙的餘地。他堅持死守淞滬三角地帶，並告訴我說，他已命令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團軍趕赴上海參戰，要我去電催促他一下。這既是最高統帥的命令，我的建議未蒙采納，自然隻有絕對服從。不久，廖磊所部六旅之眾趕到上海，奉命參加大場的決戰。 <h4>三</h4>
淞滬會戰，曆時三月，是我國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的一役。
敵方上海派遣軍總司令官為鬆井石根大將，所部有第三、六、九、一一、一○一、一○五、一○六、一一○、一一四、一一六等師團和海軍陸戰隊，總共不下三十萬人；有大炮三百餘門，戰車二百輛，飛機二百架，兵艦數十艘。戰鬥力之強，火力之旺，一時無兩。
我方投入這一河道港灣交錯、地形複雜的三角地帶的部隊，也是國軍的精華。初期作戰（自8月13日至9月17日）司令官為馮玉祥，嗣後由委員長自兼。全軍分三路，戰鬥序列，略如下：
司令長官 蔣中正（兼）
副司令長官 顧祝同
右翼軍總司令 張發奎
第八集團軍總司令 張發奎（兼）
第十集團軍總司令 劉建緒
中央軍總司令 朱紹良
第九集團軍總司令 朱紹良（兼）
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 廖 磊
左翼軍總司令 陳 誠
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 薛 嶽
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 羅卓英
另直轄部隊九個師
以上我軍參戰的約五十餘師，戰鬥兵員總數在七十萬左右。淞滬戰場離蘇嘉路第一道國防線尚有百餘華裏。戰場上人數既多，又無險可守。敵海陸空三軍的火力可以盡量發揮，我軍等於陷入一座大熔鐵爐，任其焦煉。敵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無法發炮而夜間又無法尋找目標，隻能盲目轟擊。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的死傷輒以千計，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曆史上，鮮有前例。
滬戰進行中，除前敵指揮官外，副總參謀長白崇禧也經常親冒炮火，在前線督戰。委員長以及我們高級將領也不時親赴前線鼓勵士氣。某夜，委員長和我們若幹高級將領專車抵蘇州，適敵機數十架前來空襲，一時照明彈滿天照耀如同白晝。我們均在車站月台附近暫避，幸而敵機狂炸蘇州城內，未炸車站，故我們一行未有死傷。
此時前線我軍雖抱必死的決心，然血肉之軀究不敵炮火的摧殘。10月中旬，我軍已不能支持，自上海華界市中心撤至郊外大場一帶。幸廖磊及時趕到，協力扼守大場，陣地賴以暫時穩定，但敵人傾全力來撲，我軍也隻能固守一星期。二十一集團軍原有旅長六人，數日之內，三死兩傷，戰鬥的激烈，可以想見，大場遂為敵所陷。
淞滬會戰至此，我軍已成強弩之末，亟應後撤。然委員長意氣用事，嚴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軍法從事。前線指揮官都知道委座脾氣，誰也不敢以真情實況報告，偶承以電話垂詢，多誑報士氣旺盛，倘直陳實際情形，即遭申斥。
白崇禧因常在前線視察，深知敵我戰鬥力的懸殊，乃於11月初建議委員長下令後撤，蔣先生堅持不允，前線官兵又苦撐兩三日，實在疲憊不堪，白崇禧再度獻言撤退，蔣仍不允。全線又勉強支持一二日，時我軍陣容已亂，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員長報告說，前線指揮官已無法掌握部隊，委員長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為事實上前線已“潰了”！統帥部下令撤退，麵子上似好看點罷了。委員長才於11月9日下令分兩路，一向杭州，一向南京，全線撤退。然前方此時已潰不成軍，各軍倉皇後撤，加以敵機日夜轟炸，人馬踐踏，秩序大亂。大軍數十萬竟越過鋼筋水泥所建的蘇嘉國防線陣地而不能停足。陣地上雖有堅固的堡壘，退兵因一時找不到鑰匙，不得其門而入，竟一一放棄，潰退之慘，一言難盡。敵人跟蹤追擊，不出數周，便自東、西兩麵進迫京畿，將南京合圍。 <h4>四</h4>
上海會戰失敗後，委員長乃約在京高級將領和德國顧問商討南京應否固守的問題。應召到會的，計有白崇禧、唐生智、何應欽、徐永昌和我等多人。
委員長首先便問我說：“敵人很快就要進攻南京了，德鄰兄，對南京守城有什麽意見？”
我回答說，我不主張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戰術上說，南京是個絕地，敵人可以三麵合圍，而北麵又阻於長江，無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隊來坐困孤城，實難望久守。曆史沒有攻不破的堡壘，何況我軍新敗之餘，士氣頗受打擊，又無生力軍增援；而敵人則奪標在望，士氣正盛，南京必被攻破。與其如此，倒不如我們自己宣布南京為不設防城市，以免敵人借口燒殺平民。而我們可將大軍撤往長江兩岸，一麵可阻止敵人向津浦線北進，同時可拒止敵人的西上，讓他徒得南京，對戰爭大局無關宏旨。
委員長再問白崇禧，白說，他極同意我的主張——放棄南京。蔣先生說，在他看來，南京為國府和國父陵寢所在地，斷不能不戰而退，他個人是主張死守的。
接著，他便問總參謀長何應欽和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二人皆異口同聲說，他們沒有意見，一切以委員長的意旨為意旨。詢及德國首席顧問，他也竭力主張放棄南京，不作無謂的犧牲。
最後，委員長問到唐生智，唐忽然起立，大聲疾呼道：“現在敵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國父陵寢所在地。值此大敵當前，在南京如不犧牲一二員大將，我們不特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更對不起我們的最高統帥。本人主張死守南京，和敵人拚到底！”唐氏說時，聲色俱厲，大義凜然，大有張睢陽嚼齒流血之概。
委員長聞言大喜，說孟瀟兄既有這樣的義憤，我看我們應死守南京，就請孟瀟兄籌劃防務，擔任城防總司令。唐生智慨然允諾，誓以血肉之軀，與南京城共存亡。死守南京便這樣決定了。
當唐生智在會上發此豪語時，我就揣測他是靜極思動，想乘此機會掌握一部兵權，所謂與城共存亡的話，不過是空頭支票罷了。會後，我便向唐生智蹺起大拇指道：“孟瀟，你了不起啊！”
唐說：“德公，戰事演變至此，我們還不肯幹一下，也太對不起國家了！”生智此時意態鷹揚，滿腹豪氣躍然臉上。我們遂互道珍重而別。
會議的翌日（11月12日）我便搭車赴徐州，執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的任務。此時國民政府名義上雖然早已遷往重慶，但中央各部會仍多在武漢辦公。唐生智於城防司令職務公布後，公開宣稱與南京城共存亡，並督率軍民趕築防禦工事，準備和敵人廝殺。到12月上旬，敵軍前鋒已逼近南京城郊，發生零星的戰鬥。
此時，駐在蚌埠、職司保衛津浦路南段的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忽有長途電話給我，說：“唐孟公要我在浦口車站替他預備一列車，這是什麽意思呢？恐怕南京淪陷就在旦夕了！”
我說：“孟瀟大概預備逃走了吧？”
果然不久，噩耗傳來，南京失守了，大軍十餘萬人，激戰不到三四天工夫便全軍潰敗。據說，撤退時毫無計劃，任由官兵亂竄，各自逃生。少數勇敢部隊不知究竟，誤認友軍畏縮，擅自撤退，竟在城樓上架起機槍，掃射潰竄出城的友軍，卒至自相殘殺，死傷枕藉，慘烈之至。敵人於12月13日入城後，更大肆奸擄焚殺。我軍被俘和無辜平民被屠殺的，計數十萬人。充分表現日本軍人的獸性，為人類文明史永遠留下了汙點。
我軍在南京損失部隊十餘萬，器械彈藥無算。當南京城郊尚在激戰時，李品仙又來電話說，唐孟公已乘車經蚌埠北上，將過徐州轉隴海路去武漢。我聞訊乃親到徐州車站迎接。見麵之下，真使我大吃一驚，唐氏神情沮喪，麵色蒼白，狼狽之狀，和在南京開會時判若兩人。我們在徐州列車上傾談二十分鍾，握手欷歔。
孟瀟說：“德公，這次南京淪陷之速，出乎意外，實在對不起人。”言罷歎息不已。
我說：“孟公不必介意，勝敗乃是兵家常事，我們抗戰是長期的，一城一地的得失，無關宏旨。”
我們談了片刻，唐生智便垂頭喪氣，轉隴海路駛向武漢而去。 <h4>五</h4>
上海、南京相繼失守之後，我國陸海空軍的精華喪失殆盡。舉國惶惶，淒慘景況難以言狀。於是汪兆銘等主和派沾沾自喜，以為有先見之明，一時妥協空氣甚囂塵上，若非全國軍民抗戰意誌堅強，實已不堪再戰。
檢討京滬會戰的得失，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的最高統帥犯了戰略上的嚴重錯誤。我們極不應以全國兵力的精華在淞滬三角地帶作孤注的一擲。
蔣先生當初作此次決定的動機，第一可能是意氣用事，不惜和日本軍閥一拚，以爭一日的短長。第二可能是他對國際局勢判斷的錯誤。在蔣先生想來，上海是一個國際都市，歐美人士在此投下大量資金，如在上海和敵人用全力血戰一番，不特可以轉變西人一向輕華之心，且可能引起歐美國家居間調停，甚或武裝幹涉。誰知此點完全錯誤。第三便是由於蔣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來從事國際大規模戰爭。
兵法有雲：“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敢說，蔣先生固不知彼，連自己也茫然不知。乘危用險，破釜沉舟，隻可在少數場合偶一用之。長期戰爭，斷不可竭澤而漁，自喪元氣。
淞滬之戰，不過表示我國抗戰的決心而已，自應適可而止。當我方敗征已現時，蔣先生應即采納白副總參謀長的建議，作有計劃的撤退，實行節節抵抗。則我雖退不敗，敵雖勝不武，以空間換取時間，達成消耗戰的目的。
無奈蔣先生不此之圖，意氣用事，甚至潰敗之兆已顯，他還要一守、再守，終於潰不成軍。試問在長期抗戰的原則下，多守一兩日和少守一兩日，究有多少區別？但是在用兵上說，有計劃的撤退和無計劃的潰敗，則相去遠甚。可惜蔣公不明此道，而好逞匹夫之勇，怎能不糟？溯自北伐以來，凡蔣先生親自指揮各戰役，如武昌之圍、南昌之圍、徐州之潰退，以及後來“剿共”戰爭中，東北與淮海的全軍覆沒，均如出一轍，實堪浩歎！
所以蔣先生在中國戰場縱橫數十年，他所憑借的武器，不外金錢收買和分化離間的伎倆。若從純軍事觀點立論，則蔣先生實在是既不能將將，也不能將兵，若以他一己的意誌來統兵作戰，安有不敗之理？隻以軍事一端作簡單的論列，中共統一大陸，實非偶然。
“七七盧溝橋事變”，實為日本帝國主義有計劃的挑釁行為所發動，消息一出，全國民氣沸騰，一致主張全麵抗戰，不再讓步。此時蔣委員長正在廬山舉行談話會，邀請著名教授和社會名流聚論國是。與會人士也多數認為隻有發動抗戰，才可挽救國家的滅亡，於是中日全麵大戰遂成定局。
盧溝橋事變後約四五日，蔣先生即自廬山拍電來桂林，聲言中央已決心抗戰，約白崇禧和我速赴廬山，共商大計。我們接電後，不假深思，便複蔣先生一電說，中央既已決心抗戰，我輩誓當擁護到底，崇禧當即遵命首途，聽候驅遣，我本人則暫留桂林，籌劃全省動員事宜，一俟稍有頭緒，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驅馳。
當我們同中央電報往返之時，四川省省主席劉湘、雲南省省主席龍雲均有所聞，兩人乃相繼來電勸阻。大意說，傳聞中央預備對日抗戰，不過是否出於誠意，尚在未知之數，兄等殊未可輕易入京，萬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則國家將因此愈益多事，務盼兄等深思熟慮雲雲。
劉、龍二人當時對國是意見頗尊重我們的主張，故對我們北上特別關切。他們認為蔣先生的為人，最尚權詐，萬一借抗日之名，將我李、白二人騙往中央，加以羈縻，則廣西省政必為蔣係所控製。唇亡則齒寒，川、滇兩省也將岌岌可危了。所以他們來電勸阻。
我得電後，當即複電勸慰劉、龍二主席。大意是說，我們的判斷與他二人大有出入。因日本侵略者現正著著逼我，不隻是蠶食而已，而是實行其一舉征服中國的政策。相信中樞已無忍讓的餘地。今日的局勢隻有兩條路可循，不是抗戰圖存，便是投降亡國。中央和蔣先生縱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許，此其一。如中央此次仍無心抗戰，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則不特全國軍民不能同意，恐怕蔣先生的嫡係部隊也將自動實行抗戰，此其二。根據以上兩點判斷，我認為中央和蔣先生除抗戰外，實無他路可走。今蔣先生既有發動抗戰的決心，廣西自當響應號召，實行全省動員，參加抗日。希望劉、龍二公也秉“先國難而後私仇”的大義，動員全省人力物力，擁護中央，參加抗戰，切勿遲疑不決，致貽蔣先生以吾人不願共赴國難的口實，而向侵略者低頭。
電報發後，白崇禧便乘廣西省府所購的法國製六座小飛機，直飛南京。我本人則暫留桂林，主持動員計劃。
廣西平時僅有常備軍十四個團，其中兩團還被用作兵工，在賀縣開采錫礦。幸而我們平時寓兵於農的政策十分成功，廣西於1933年起實行征兵，新兵訓練一年後退伍。所以“七七事變”前，我們已有四屆經訓練的士兵退伍在鄉，各級幹部也儲備齊全。現在抗戰爆發，我們擬立刻編成四十個團，開赴前線。一經號召，各縣農民蜂擁前往縣政府報到入伍，終因報到人數太多，政府還須以抽簽方式決定取舍。不滿一月，便編成四個軍，共四十個團，嗣後改編為三個集團軍。開中國近代史上，軍事動員前所未有的先例。戰鬥序列如下：
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 李品仙
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 夏 威
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 廖磊
各軍指定集中地點為桂林、衡陽、嶽州、武昌，以便聽候中央統帥部調遣。各軍成立時，重武器雖不多，然輕重機槍和步槍均係自己新製或購自歐洲。士兵一律戴捷克製鋼盔，士氣旺，紀律佳，軍容亦盛。
各軍編成後，廖磊、李品仙兩集團軍即依次北上入湘，開赴前線。我在離桂前，特地電白崇禧，決定將廣西數年來慘淡經營而頗具規模的兵工廠，悉數移交中央統籌辦理，並請白氏就近通知中央派人接收。其實當時各廠原有的管理及技術人員均已駕輕就熟，中央接收時，僅須將管理係統改由中央直轄便可，本無須作人事上的更動。孰知中央竟將內部行政人員一律撤換，殊屬不近情理。我們為促成全國團結，一致抗日起見，力誡部屬不得吐露微詞。
10月10日晨，我參加桂林各界慶祝雙十國慶節後，乃專機北飛，參加抗戰。專機起飛時，我察看手表，正指著10時10分，可謂巧合。 <h4>二</h4>
自桂林動身之前，我原定直飛南京，不意在長沙遇到大雨，飛機著陸後無法起飛。天氣短期內也無轉晴跡象，不得已，乃改乘火車到武昌。本擬即時換乘客輪下駛，但是一時無定期班輪開行，所幸湖北省省主席黃紹竑、建設廳廳長伍廷颺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便問伍廳長有無辦法。最後，伍廳長替我找到一艘可乘百人的破舊小火輪。當天中午，我便率隨員數人，搭該輪下駛。不料行至中途，西北風大作，長江之上，白浪滔天，這艘輪船既舊又小，風摧浪卷，危險不堪。尤其因西北風從船尾吹來，時常將船頭壓向浪中。船尾螺旋槳脫離水麵，舵手便無法操縱，隻得隨風逐浪漂流，船員和同行官兵都麵呈憂懼之色。然此時輪船已不易靠岸，隻有冒險前進。一路曆經險惡，翌日船過蕪湖，風浪稍減，人心始定。據船上領江的告訴我說，他在長江上下遊操舟數十年，尚未遭遇過這種危險。
船抵南京下關，已是10月12日晚間，我便暫時在中山陵園一座洋房內和白崇禧同住。這座洋房據說是張學良被囚前的私人住宅。翌日，白崇禧乃陪我去拜訪蔣委員長。此時敵我雙方已在上海戰場血戰兩閱月，國軍死傷甚巨，南京也時受敵機空襲，市麵蕭條。但是委員長精神飽滿，且不時作豪語，一再向我說：“要把敵人趕下黃浦江去！”當時我心中殊不以此言為然，為最高統帥的，斷不可意氣用事。我想，我們如果能把敵人趕下黃浦江去，敵人也不敢來侵略我們了。但是值此鏖戰正烈、民氣沸騰之時，最高統帥有此豪情，我們也不便澆他冷水。一日，我見有機可乘，便對他陳述意見，略謂：淞滬不設防三角地帶，不宜死守；為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我軍在滬作戰應適可而止。我並建議將廖磊第二十一集團軍和其他增援前線的部隊調至蘇嘉路國防線上的既設陣地，憑險據守，然後將滬上久戰之師抽調回南京整補，再相機向國防線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敵人的力量。至不得已時，我軍便自動放棄南京，將大軍向長江兩岸撤退，誘敵深入，節節抵抗，實行長期的消耗戰。
無奈蔣先生個性倔強，不聽我的建議。那時的作戰計劃，全以他一人的意誌為依歸，旁人簡直沒有置喙的餘地。他堅持死守淞滬三角地帶，並告訴我說，他已命令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團軍趕赴上海參戰，要我去電催促他一下。這既是最高統帥的命令，我的建議未蒙采納，自然隻有絕對服從。不久，廖磊所部六旅之眾趕到上海，奉命參加大場的決戰。 <h4>三</h4>
淞滬會戰，曆時三月，是我國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的一役。
敵方上海派遣軍總司令官為鬆井石根大將，所部有第三、六、九、一一、一○一、一○五、一○六、一一○、一一四、一一六等師團和海軍陸戰隊，總共不下三十萬人；有大炮三百餘門，戰車二百輛，飛機二百架，兵艦數十艘。戰鬥力之強，火力之旺，一時無兩。
我方投入這一河道港灣交錯、地形複雜的三角地帶的部隊，也是國軍的精華。初期作戰（自8月13日至9月17日）司令官為馮玉祥，嗣後由委員長自兼。全軍分三路，戰鬥序列，略如下：
司令長官 蔣中正（兼）
副司令長官 顧祝同
右翼軍總司令 張發奎
第八集團軍總司令 張發奎（兼）
第十集團軍總司令 劉建緒
中央軍總司令 朱紹良
第九集團軍總司令 朱紹良（兼）
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 廖 磊
左翼軍總司令 陳 誠
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 薛 嶽
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 羅卓英
另直轄部隊九個師
以上我軍參戰的約五十餘師，戰鬥兵員總數在七十萬左右。淞滬戰場離蘇嘉路第一道國防線尚有百餘華裏。戰場上人數既多，又無險可守。敵海陸空三軍的火力可以盡量發揮，我軍等於陷入一座大熔鐵爐，任其焦煉。敵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無法發炮而夜間又無法尋找目標，隻能盲目轟擊。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的死傷輒以千計，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曆史上，鮮有前例。
滬戰進行中，除前敵指揮官外，副總參謀長白崇禧也經常親冒炮火，在前線督戰。委員長以及我們高級將領也不時親赴前線鼓勵士氣。某夜，委員長和我們若幹高級將領專車抵蘇州，適敵機數十架前來空襲，一時照明彈滿天照耀如同白晝。我們均在車站月台附近暫避，幸而敵機狂炸蘇州城內，未炸車站，故我們一行未有死傷。
此時前線我軍雖抱必死的決心，然血肉之軀究不敵炮火的摧殘。10月中旬，我軍已不能支持，自上海華界市中心撤至郊外大場一帶。幸廖磊及時趕到，協力扼守大場，陣地賴以暫時穩定，但敵人傾全力來撲，我軍也隻能固守一星期。二十一集團軍原有旅長六人，數日之內，三死兩傷，戰鬥的激烈，可以想見，大場遂為敵所陷。
淞滬會戰至此，我軍已成強弩之末，亟應後撤。然委員長意氣用事，嚴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軍法從事。前線指揮官都知道委座脾氣，誰也不敢以真情實況報告，偶承以電話垂詢，多誑報士氣旺盛，倘直陳實際情形，即遭申斥。
白崇禧因常在前線視察，深知敵我戰鬥力的懸殊，乃於11月初建議委員長下令後撤，蔣先生堅持不允，前線官兵又苦撐兩三日，實在疲憊不堪，白崇禧再度獻言撤退，蔣仍不允。全線又勉強支持一二日，時我軍陣容已亂，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員長報告說，前線指揮官已無法掌握部隊，委員長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為事實上前線已“潰了”！統帥部下令撤退，麵子上似好看點罷了。委員長才於11月9日下令分兩路，一向杭州，一向南京，全線撤退。然前方此時已潰不成軍，各軍倉皇後撤，加以敵機日夜轟炸，人馬踐踏，秩序大亂。大軍數十萬竟越過鋼筋水泥所建的蘇嘉國防線陣地而不能停足。陣地上雖有堅固的堡壘，退兵因一時找不到鑰匙，不得其門而入，竟一一放棄，潰退之慘，一言難盡。敵人跟蹤追擊，不出數周，便自東、西兩麵進迫京畿，將南京合圍。 <h4>四</h4>
上海會戰失敗後，委員長乃約在京高級將領和德國顧問商討南京應否固守的問題。應召到會的，計有白崇禧、唐生智、何應欽、徐永昌和我等多人。
委員長首先便問我說：“敵人很快就要進攻南京了，德鄰兄，對南京守城有什麽意見？”
我回答說，我不主張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戰術上說，南京是個絕地，敵人可以三麵合圍，而北麵又阻於長江，無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隊來坐困孤城，實難望久守。曆史沒有攻不破的堡壘，何況我軍新敗之餘，士氣頗受打擊，又無生力軍增援；而敵人則奪標在望，士氣正盛，南京必被攻破。與其如此，倒不如我們自己宣布南京為不設防城市，以免敵人借口燒殺平民。而我們可將大軍撤往長江兩岸，一麵可阻止敵人向津浦線北進，同時可拒止敵人的西上，讓他徒得南京，對戰爭大局無關宏旨。
委員長再問白崇禧，白說，他極同意我的主張——放棄南京。蔣先生說，在他看來，南京為國府和國父陵寢所在地，斷不能不戰而退，他個人是主張死守的。
接著，他便問總參謀長何應欽和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二人皆異口同聲說，他們沒有意見，一切以委員長的意旨為意旨。詢及德國首席顧問，他也竭力主張放棄南京，不作無謂的犧牲。
最後，委員長問到唐生智，唐忽然起立，大聲疾呼道：“現在敵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國父陵寢所在地。值此大敵當前，在南京如不犧牲一二員大將，我們不特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更對不起我們的最高統帥。本人主張死守南京，和敵人拚到底！”唐氏說時，聲色俱厲，大義凜然，大有張睢陽嚼齒流血之概。
委員長聞言大喜，說孟瀟兄既有這樣的義憤，我看我們應死守南京，就請孟瀟兄籌劃防務，擔任城防總司令。唐生智慨然允諾，誓以血肉之軀，與南京城共存亡。死守南京便這樣決定了。
當唐生智在會上發此豪語時，我就揣測他是靜極思動，想乘此機會掌握一部兵權，所謂與城共存亡的話，不過是空頭支票罷了。會後，我便向唐生智蹺起大拇指道：“孟瀟，你了不起啊！”
唐說：“德公，戰事演變至此，我們還不肯幹一下，也太對不起國家了！”生智此時意態鷹揚，滿腹豪氣躍然臉上。我們遂互道珍重而別。
會議的翌日（11月12日）我便搭車赴徐州，執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的任務。此時國民政府名義上雖然早已遷往重慶，但中央各部會仍多在武漢辦公。唐生智於城防司令職務公布後，公開宣稱與南京城共存亡，並督率軍民趕築防禦工事，準備和敵人廝殺。到12月上旬，敵軍前鋒已逼近南京城郊，發生零星的戰鬥。
此時，駐在蚌埠、職司保衛津浦路南段的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忽有長途電話給我，說：“唐孟公要我在浦口車站替他預備一列車，這是什麽意思呢？恐怕南京淪陷就在旦夕了！”
我說：“孟瀟大概預備逃走了吧？”
果然不久，噩耗傳來，南京失守了，大軍十餘萬人，激戰不到三四天工夫便全軍潰敗。據說，撤退時毫無計劃，任由官兵亂竄，各自逃生。少數勇敢部隊不知究竟，誤認友軍畏縮，擅自撤退，竟在城樓上架起機槍，掃射潰竄出城的友軍，卒至自相殘殺，死傷枕藉，慘烈之至。敵人於12月13日入城後，更大肆奸擄焚殺。我軍被俘和無辜平民被屠殺的，計數十萬人。充分表現日本軍人的獸性，為人類文明史永遠留下了汙點。
我軍在南京損失部隊十餘萬，器械彈藥無算。當南京城郊尚在激戰時，李品仙又來電話說，唐孟公已乘車經蚌埠北上，將過徐州轉隴海路去武漢。我聞訊乃親到徐州車站迎接。見麵之下，真使我大吃一驚，唐氏神情沮喪，麵色蒼白，狼狽之狀，和在南京開會時判若兩人。我們在徐州列車上傾談二十分鍾，握手欷歔。
孟瀟說：“德公，這次南京淪陷之速，出乎意外，實在對不起人。”言罷歎息不已。
我說：“孟公不必介意，勝敗乃是兵家常事，我們抗戰是長期的，一城一地的得失，無關宏旨。”
我們談了片刻，唐生智便垂頭喪氣，轉隴海路駛向武漢而去。 <h4>五</h4>
上海、南京相繼失守之後，我國陸海空軍的精華喪失殆盡。舉國惶惶，淒慘景況難以言狀。於是汪兆銘等主和派沾沾自喜，以為有先見之明，一時妥協空氣甚囂塵上，若非全國軍民抗戰意誌堅強，實已不堪再戰。
檢討京滬會戰的得失，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的最高統帥犯了戰略上的嚴重錯誤。我們極不應以全國兵力的精華在淞滬三角地帶作孤注的一擲。
蔣先生當初作此次決定的動機，第一可能是意氣用事，不惜和日本軍閥一拚，以爭一日的短長。第二可能是他對國際局勢判斷的錯誤。在蔣先生想來，上海是一個國際都市，歐美人士在此投下大量資金，如在上海和敵人用全力血戰一番，不特可以轉變西人一向輕華之心，且可能引起歐美國家居間調停，甚或武裝幹涉。誰知此點完全錯誤。第三便是由於蔣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來從事國際大規模戰爭。
兵法有雲：“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敢說，蔣先生固不知彼，連自己也茫然不知。乘危用險，破釜沉舟，隻可在少數場合偶一用之。長期戰爭，斷不可竭澤而漁，自喪元氣。
淞滬之戰，不過表示我國抗戰的決心而已，自應適可而止。當我方敗征已現時，蔣先生應即采納白副總參謀長的建議，作有計劃的撤退，實行節節抵抗。則我雖退不敗，敵雖勝不武，以空間換取時間，達成消耗戰的目的。
無奈蔣先生不此之圖，意氣用事，甚至潰敗之兆已顯，他還要一守、再守，終於潰不成軍。試問在長期抗戰的原則下，多守一兩日和少守一兩日，究有多少區別？但是在用兵上說，有計劃的撤退和無計劃的潰敗，則相去遠甚。可惜蔣公不明此道，而好逞匹夫之勇，怎能不糟？溯自北伐以來，凡蔣先生親自指揮各戰役，如武昌之圍、南昌之圍、徐州之潰退，以及後來“剿共”戰爭中，東北與淮海的全軍覆沒，均如出一轍，實堪浩歎！
所以蔣先生在中國戰場縱橫數十年，他所憑借的武器，不外金錢收買和分化離間的伎倆。若從純軍事觀點立論，則蔣先生實在是既不能將將，也不能將兵，若以他一己的意誌來統兵作戰，安有不敗之理？隻以軍事一端作簡單的論列，中共統一大陸，實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