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1948年12月中旬，徐蚌會戰已接近尾聲，中共全盤勝利勢成定局，京滬震動。至此，蔣先生固然感到大勢已去，國內外許多民意機關，甚或統兵作戰的高級將領，也都認為內戰前途無望，希望政府在猶有可為之時，與中共恢複和平談判。首作此項呼籲的為河南、湖北和湖南的省參議會。他們都有通電呈蔣總統，希望能作此項考慮。蔣先生為此也曾兩度找我到官邸商談。他說明想即時引退，希望我能頂起這局麵來同共產黨講和。我聞言大驚，說：“這局麵你都幹不了，我如何頂得起！”蔣先生一再作出懇切的姿態勸我接受，我卻竭力推辭。嗣後蔣先生又迭派吳忠信、張群、張治中等來我處，數度相勸，我均表示無論如何不願承當。我推辭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確實也幹不了；第二，我與蔣先生相處二十餘年，深知其詭計多端，說話不算話，在此危急之時，他可能要我做替死鬼。
但是蔣先生既有此動機，消息很快就傳遍海內外，對軍心民心影響極大。12月下旬徐蚌會戰結束，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曾有密電給蔣先生和我，希望能與中共恢複談判，這便是外界所傳的“亥敬電”。其實他的電報隻是向蔣先生作極溫和的建議，采納與否，自需蔣先生自己決定。京、滬、港有政治背景的新聞界不明底蘊，故意以猜測之詞，寫出許多聳人聽聞的新聞，而白崇禧尤為謠言的重心。因在徐蚌會戰後，國軍在東南地區的精銳喪失殆盡，而白崇禧坐鎮武漢，還掌握了三四十萬能戰之兵，為華中擎天一柱。
白氏且因為所謂“扣留軍火”的事件，增加了外界對他的懷疑。這故事的實在情形，其實遠不若外間所傳之甚。先是，1948年秋冬之交，白崇禧正在整編陳明仁的第一兵團。陳明仁係湖南人，黃埔軍校出身，原為蔣先生最信任的部將。年前四平街一役，在東北打了一個空前的大勝仗。此次奉命在兩湖成立新編部隊，頗為白崇禧所倚重。無奈陳氏所部都是雜湊來的，武器奇缺，屢請中央撥給，均無下文。是時重慶兵工廠適有一批械彈東下，停泊漢口江岸碼頭。白崇禧得訊，乃掛一長途電話給參謀總長顧祝同，希望能以這批軍火補給陳明仁。在電話裏，顧祝同已經同意了，不過顧還有相當保留的地方，說等到向總統報告之後，才正式撥付。白崇禧便打電話請示蔣先生，蔣說可向顧總長商酌辦理。白氏因急於取用，未待正式命令便徑自將這批軍火分給陳明仁。
當時還有一件事也是外界誤傳。說徐州危急時，白崇禧拒絕派兵援救。其實在宿縣以南全軍覆沒的黃維兵團（共有十個師），便是白崇禧從華中調去的。
總之，白崇禧不幸是因為他以往曾和蔣先生合不來，值此事急，外界不明真相，把一切責任都加到白氏頭上去係分子更仰承諭旨，推波助瀾，推卸失敗責任，嫁禍於人，於是什麽“拒命”、“逼宮”一類的讕言都硬栽到白崇禧身上去，真是居心可誅。
當外界謠言極盛之時，傅斯年曾來看我，說：“外傳白崇禧企圖威脅蔣總統與共言和，究竟是怎麽回事？”我就把白氏給我的電報原文給他看。白氏把他給蔣先生的電報另拍一份副本給我，兩電內容相同。傅氏看過電報後說：“白先生的話也很近情入理，真是謠言不可輕信！”
當京滬一帶和謠方盛之時，中共新華社突於12月25日發表一批“戰犯”名單。第一批共四十三人，蔣先生居首，我名列第二，白崇禧第三。此外中央文武大員如孔祥熙、宋子文、孫科、陳立夫、陳誠等也皆“名列前茅”。
局勢發展至此，蔣先生深覺戰既無望，和亦不能，這才使他下了引退的決心，好讓我上台與中共談判和平。
為試探共產黨甚或美國方麵對他下野的反應，1949年元旦，蔣先生發出一紙皇皇文告。該文告首先敘述政府一向是具有求和的苦心，說：“三年以來，政治商談之目的，固在於和平；即動員戡亂之目的，亦在於和平。但是今日時局為和為戰，人民為禍為福，其關鍵不在於政府，亦非我同胞對政府片麵的希望所能達成。須知這個問題的決定，全在於共黨。國家能否轉危為安，人民能否轉禍為福，乃在於共黨一轉念之間。”
接著，蔣先生便說：“隻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爭恢複和平的具體方法。”至於政府對和平的基礎，蔣先生提出了五條空洞的原則，曰：“隻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隻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此而違反，民主憲政不由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切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如果中共能答應上述五點，蔣先生說他自己“更無複他求”。
他最後暗示有意退休，說：“中正畢生革命，早置生死於度外，隻望和平能早日實現，則個人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唯國民公意是從。”
1月4日蔣先生“禦駕”親來傅厚崗我的住宅拜訪，這是一次破例的行動。蔣先生有事找我，總是“召見”，此次移樽就教，可能是故意把“引退”的事做得更表麵化，對中共和友邦作一試探。
此次我們見麵，蔣先生對引退的事說得非常具體，他首先問我說：“你看現在這局麵怎麽辦？”
我說：“我以前就向總統建議過，武漢和徐州應劃為一個單位，統一指揮。今日挫敗的原因雖多，而最大的毛病是出在指揮不統一之上。”
蔣說：“過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徐蚌失敗後，共軍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麽辦？”
我說：“我們現在樣樣都站在下風，但是也隻有和共產黨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蔣搖搖頭說：“這樣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頂起這局麵，和共產黨講和！”
我說：“你尚且不能講和，那我更不行了！”
蔣說：“你擔起這局麵，馬上就不同了。”
蔣先生說這話時，顯然想到1927年他下野那回事。那次他一下野，武漢方麵氣就鬆了。但是現在的局麵可不相同。共產黨的對象並不是蔣先生一人，他是要整個拿過去的，不管誰出來都是一樣。我心裏這樣想，嘴裏當然未便明言，隻是拒不接受蔣先生的委托。
蔣說：“我看你還是出來，你這姿態一出，共軍的進攻可能緩和一下。”
我仍然說：“總統，這局麵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無論如何，我是不能承當此事的。”
“我支持你，”蔣先生說，“你出來之後，共產黨至少不會逼得我們這麽緊！”
我還是堅決不答應，蔣先生便回去了。
次日，蔣先生派張群和吳忠信二人來找我，還是逼我出來繼任總統，好讓他“退休”。我便很露骨地表示，當今局勢非1927年可比，蔣先生下野未必能解決問題。張、吳二人未得結果而去。不久，蔣先生又找我去談話。我還是堅持。
蔣先生說：“我以前勸你不要競選副總統，你一定要競選。現在我不幹了，按憲法程序，便是你繼任。你既是副總統，你不幹也得幹！”
蔣先生既搬出憲法來壓我，我便很難自圓其說。按憲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幹了，我的確“不幹也得幹”。我說：“按憲法，我是無法推辭，但是現在的局麵，你尚且幹不了，我如何能頂得起？”
“共產黨絕不同我講和，”蔣先生說，“你出來，最低限度可以變一變。”
我說：“我出來，共產黨一定要我無條件投降！”
蔣說：“你談談看，我做你後盾！我做你後盾！”
以後又聚會了幾次，蔣先生一直說要我繼任總統，並強調他五年之內不幹預政治。
1月5日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顧問傅涇波來看我，說：“美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巴大維將軍聞悉蔣總統有放棄大陸經營台灣的計劃，巴大維為此事曾與司徒大使商議。司徒大使願知道李將軍的意思。”傅氏的話使我大為吃驚，因美大使館的情報遠比我靈通。傅氏言之鑿鑿，使我十分詫異。
1月8日蔣先生又派張群約黃紹竑自南京飛往武漢和長沙，與白崇禧、程潛商討關於他引退的事。蔣先生顯然是恐懼手握重兵的白崇禧和程潛會同中共接洽“局部和平”。張、黃之行的最大目的是為穩定兩湖。
白崇禧得悉蔣先生決定引退，由我出來與中共謀和，遂包一專機，請黃紹竑飛港邀請李濟深入京，作國共之間的調人。李任潮反蔣曆史深長，而與我輩私交殊篤，亦為中共所敬畏。他如能來京助我，則第三方麵人士將不會受中共利用。不過這全是白崇禧個人的看法，並未與我商議。外傳黃紹竑飛漢去港是銜我之命，全非事實。再者，當時新聞界訛傳，說我也急於要蔣先生下野，尤為荒謬的揣測之辭，因為當時我根本不想做蔣先生的繼承人，還在竭力設法擺脫之中呢。
當這項消息已傳國內外之時，中共終於在1月14日對蔣先生的文告提出八條答複。這八條是：
一、懲辦戰爭罪犯
二、廢除偽憲法
三、廢除偽法統
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
五、沒收官僚資本
六、改革土地製度
七、廢除賣國條約
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中共這種答複原是意料中事，任何人也不會感到驚奇。不過蔣先生還在觀望，他在表示引退之前，曾派蔣夫人作私人代表赴美乞援，顯然還在希望美國的態度會懸崖勒馬，重訂援華政策，作挽留他的措施。所以他在“引退”消息傳出之後，仍一再觀望，遲遲不作決定。但是他表麵卻故意顯示出有人“逼宮”而他故意不去的姿態，其實他是別有所待。孰知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此事的反應極為冷淡。蔣夫人在美的活動也處處碰壁，使他絕望。再者，此時各地民意機關、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等都急於謀和，甚至有人公開表示希望他早日引退，庶幾和談能早日實現。
更有一重要因素，促使蔣先生下最後決心的便是共軍的長驅直入。至1949年1月中旬，共軍已攻到江北。北岸我方隻剩下烏衣、浦口和安慶三個據點，中共大軍百餘萬飲馬長江，南京已微聞炮聲。局勢發展至此，正如張治中所說，“即死硬分子，亦深信蔣先生下野乃必然之趨勢”。蔣先生覺得不能再等了，他要讓我出麵來緩和這一緊張的局麵。 <h4>二</h4>
1月21日上午10時許，蔣先生召集在京黨政軍高級人員百餘人，在其官邸舉行緊急會議。與會人員黯然無聲，空氣極為沉重。
蔣先生首先發言，將目前的局麵作詳細的分析。最後結論說：“軍事、政治、財政、外交皆瀕於絕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達頂點。我有意息兵言和，無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況下，我個人非引退不可，讓德鄰兄依法執行總統職權，與中共進行和談。我於五年之內絕不幹預政治，但願從旁協助。希望各同誌以後同心合力支持德鄰兄，挽救黨國危機。”
蔣先生聲音低沉，似有無限悲傷，與他平時訓話時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他說話時，眾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淚。等他說畢，穀正綱、陳慶雲、何浩若、洪蘭友、張道藩等竟失聲痛哭，全場空氣萬分哀痛少壯分子、社會部部長穀正綱忽忍淚起立大聲疾呼說：“總裁不應退休，應繼續領導，和共產黨作戰到底！”
蔣先生以低沉的語調說：“事實已不可能，我已作此決定了。”隨即自衣袋裏掏出一紙擬好的文件，告訴我說：“我今天就離開南京，你立刻就職視事。這裏是一項我替你擬好的文告，你就來簽個字吧。”在那樣哀傷的氣氛之中，四周一片嗚咽之聲，不容許我來研究，甚或細讀這一擬好的文稿。那氣氛更使我不得不慷慨赴義似的，不假思索地在這文件上簽了名字。蔣先生便收回去了。最後，大家又商討一些今後和談的原則問題，蔣先生便起立宣布散會了。
我問：“總統今天什麽時候動身，我們到機場送行。”
蔣先生說：“我下午還有事要處理，起飛時間未定，你們不必送行！”
說著，他就走向門外。這時於右任忽然老態龍鍾地追上去，口裏喊著：“總統！總統！”蔣先生稍停問何事。於右任說：“為和談方便起見，可否呈請總統在離京之前，下個手令把張學良、楊虎城放出來？”蔣先生隻把手向後一撒說：“你找德鄰辦去！”說畢，便加快腳步走了。拖著一大把胡須的七十歲老人於右任，在眾人注視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這才黯然地離開會場。
我們都知道蔣先生下午要在明故宮機場起飛離京，大家午餐之後，便陸陸續續地趕到機場。誰知蔣先生離開會場後，便徑赴機場，乘美齡號專機飛到杭州去了。大家都空跑一趟而回。
蔣先生去後，我立刻感到國家興亡的千鈞重擔已壓在我的肩頭。我繼任總統的最大任務是與共產黨講和。但是我們的主力已被摧毀，在這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共產黨願意和我們停戰講和嗎？試問在北伐期間，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屢敗之餘，要求我們停戰講和，組織聯合政府，或劃疆而治，我們肯不肯呢？再說，我們如與共產黨易地而處，我們願不願意停戰講和呢？
和的可能性既已極其渺小，而根據民族傳統，降又不可，則隻有憑長江天險，拒敵渡江。然後希望友邦美國改變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穩定民心軍心。必先具有可戰的力量，才有與共產黨言和之望，但是長江天險是否可守，軍隊是否可靠，皆成問題。何況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銳氣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攻？再退一步說，縱使長江可守，美國政府又是否會改變政策，大量援助呢？沒有美援，則縱把長江守住亦屬徒然。後顧前瞻，在在都感到這一殘局無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隻有拿死馬當活馬醫，走一步算一步了。
當天下午張群打電話給我，說總裁有一個文告，要我過目後發表，希望能與我一晤。為客氣起見，我特地乘車往張群住宅晤談。張即將蔣先生所留交的“文告”給我看，其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發表文告倡導和平以來，全國同聲響應，一致擁護。乃時逾兼旬，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人民之塗炭，曷其有極？為冀感格共黨，解救人民倒懸於萬一，爰特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務望全國軍民暨各級政府，共矢精誠，同心一德，翊讚李代總統，一致協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畢生從事國民革命，服膺三民主義，自十五年（1926年）自廣州北伐，以至完成統一，無時不以保衛民族、實現民主、匡濟民生為職誌，同時即認定必須確保和平，而後一切政治、經濟之改進，始有鞏固之基礎。故先後二十餘年，隻有對日之戰堅持到底，此外對內雖有時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個人犧牲一切，忍讓為國，往事斑斑，世所共見。假定共黨果能由此覺悟，罷戰言和，拯救人民於水火，保持國家之元氣，使領土主權克臻完整，曆史文化與社會秩序不受摧殘，人民生活與自由權利確有保障，在此原則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禱以求者也。
我坐下細看全文，覺其中頗有不妥之處。第一，我發現這文告中並無“引退”、“辭職”等字樣，如是則1月21日以後的蔣先生究係何種身份？所以我堅持在“於本月21日起”一句之前，加“決身先引退”五字。第二，蔣先生在離職前一再要我“繼任”，絕未提到“代行”二字。根據憲法第四十九條上半段，“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所謂“缺位”，當係指死亡和自動引退而言。而蔣先生所引則為該條下半段：“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所謂“因故不能視事”，當係指被暴力劫持而言。今蔣總統不是“因故不能視事”，他是“辭職不再視事”，則副總統便不是“代行”，而是如蔣先生親口所說的“繼任”。所以我主張將“於本月21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一句，改寫為“於本月21日起由李副總統繼任執行總統職權”。
在這危急存亡之秋，我絕不是還斤斤於名位，隻是我深知蔣先生的個性，他在文告中預留伏筆，好把我作為他的擋箭牌，而他在幕後事事操縱，必要時又東山再起。我頂起這局麵，如名不正，言不順，則無法執行總統職權，不論為和為戰，皆無法貫徹主張。與其頂一塊空招牌，倒不如蔣先生自己幹的好。為此，我們又把吳忠信、張治中和王寵惠找來。王是我國法界老前輩，時任司法院院長。他對憲法程序的解釋，應該是具有權威性的。王寵惠看過文告後也說：“蔣總統此一下野文告應該有‘身先引退’等字樣，否則與憲法程序不合。”後分子為使“代總統”的“代”字合法化，曾故意在外捏造王寵惠的談話，說代總統是因為總統辭職，尚未經國民大會批準；副總統的繼任，也未得國民大會追認，所以隻好“代”雲雲。其實，憲法上根本未規定總統辭職要國民大會批準，副總統繼任要國民大會追認。王寵惠也根本未說過這話。所以根據王院長對憲法程序的解釋，我認為總統退職文告，如不經修正，不可發表。
張群見我意誌堅決，乃和我商量打電話給蔣先生請示。是時蔣先生住在杭州筧橋航空學校內。電話接通之後，張群便把我的意思報告蔣先生。蔣先生竟在電話內滿口承諾，說遵照李副總統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總統滿意為止。當晚我們就這樣決定了，將文告依我的意思加以修正，然後交中央社發表。孰知次日早晨，各報所登蔣先生的文告和我自己的文告竟然還是修改前的舊稿。這時我從報上才看到蔣先生替我代擬文告的內容。全文如後：
總統蔣公軫念國家之艱危，顧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實現，決然引退。宗仁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代行總統職權，自揣庸愚，膺茲重任，曷勝惶恐。惟是宗仁追隨總統革命二十餘年，深知其處事持躬悉以國家人民為重，而對於個人之進退出處，嚴謹光明，心誌既決，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責，不容辭謝，惟有黽勉將事，效忠國家，冀使中樞之政務不墜，而總統救國救民之誌業有成。所望我全體軍民抒誠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職守，精誠團結，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國之方針，為民主自由而努力，國家民族實利賴之。
細讀此兩項文告，以及蔣先生已允修改而中央社仍照原稿發表之各項安排，我覺得蔣先生之為人，至此危急存亡之關頭仍不忘權詐，一意要把我作木偶任他玩弄。最令人氣憤的是1月21日晚間，吳忠信竟以國民政府秘書長的名義，照上兩項文告的原意，通令全國各級軍政和民意機關知照。此項通令蓋有總統的大印，而我這位總統竟一無所知。
我看到該通令後，便立即把吳忠信叫來，氣憤地說：“禮卿兄（吳忠信），這份通令發出去，我為什麽事先毫無所聞？”
吳忠信說：“這是蔣先生的意思，要我發出後再通知你。”
我說：“蔣先生已經下野了，他還要指揮你發通令不讓我知道？”
吳說：“你是知道蔣先生的，蔣先生要我這樣辦，我又怎能不辦？”
我說：“禮卿兄，你這樣做未免太不夠朋友了！”
事情發展至此，我才了解，一切都已由蔣先生安排好了。前晚的電話掛掉之後，他可能又另外打電話給張群和吳忠信，自食前言，重新安排，做到木已成舟再說。他知道我為人忠厚，不願為此事鬧傷大體。他對我顯然是“欺以其方”，諒我必會為大局而讓步的。
但是我當時認為他欺人太甚，遂聲稱，名不正，便不就職。吳忠信不得已，竟威脅我說：“德公，我們是老朋友，我願以老朋友的資格勸勸你。你是知道蔣先生的為人的，你應知道你自己現在的處境。南京現在特務橫行，你身邊的衛士都是蔣先生的人，你還在爭些什麽呢？爭得不好，你知道在這種局麵下，任何事皆可發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沒有保障。”吳的話也是實情，不過我並未被他嚇倒。我仍然堅持不就職的老態度。下午，我又把吳忠信、張治中、邱昌渭找來。我把這事的原委向張、邱二人重述一遍。他二人也認為蔣先生這樣做太過分了。張治中本以為蔣先生下野，和局有望，至此也強調說：“可惜‘美中不足’，能否請禮卿兄設法稍為更正一下？”邱昌渭亦竭力附和。不意吳忠信竟大發雷霆，把張、邱二人臭罵一頓，說國事至此，你們還幸災樂禍，說什麽“美中不足”。張文白也不甘示弱，鬧得不可開交，我反而做起和事佬來，才把他們調處開了。
1948年12月中旬，徐蚌會戰已接近尾聲，中共全盤勝利勢成定局，京滬震動。至此，蔣先生固然感到大勢已去，國內外許多民意機關，甚或統兵作戰的高級將領，也都認為內戰前途無望，希望政府在猶有可為之時，與中共恢複和平談判。首作此項呼籲的為河南、湖北和湖南的省參議會。他們都有通電呈蔣總統，希望能作此項考慮。蔣先生為此也曾兩度找我到官邸商談。他說明想即時引退，希望我能頂起這局麵來同共產黨講和。我聞言大驚，說：“這局麵你都幹不了，我如何頂得起！”蔣先生一再作出懇切的姿態勸我接受，我卻竭力推辭。嗣後蔣先生又迭派吳忠信、張群、張治中等來我處，數度相勸，我均表示無論如何不願承當。我推辭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確實也幹不了；第二，我與蔣先生相處二十餘年，深知其詭計多端，說話不算話，在此危急之時，他可能要我做替死鬼。
但是蔣先生既有此動機，消息很快就傳遍海內外，對軍心民心影響極大。12月下旬徐蚌會戰結束，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曾有密電給蔣先生和我，希望能與中共恢複談判，這便是外界所傳的“亥敬電”。其實他的電報隻是向蔣先生作極溫和的建議，采納與否，自需蔣先生自己決定。京、滬、港有政治背景的新聞界不明底蘊，故意以猜測之詞，寫出許多聳人聽聞的新聞，而白崇禧尤為謠言的重心。因在徐蚌會戰後，國軍在東南地區的精銳喪失殆盡，而白崇禧坐鎮武漢，還掌握了三四十萬能戰之兵，為華中擎天一柱。
白氏且因為所謂“扣留軍火”的事件，增加了外界對他的懷疑。這故事的實在情形，其實遠不若外間所傳之甚。先是，1948年秋冬之交，白崇禧正在整編陳明仁的第一兵團。陳明仁係湖南人，黃埔軍校出身，原為蔣先生最信任的部將。年前四平街一役，在東北打了一個空前的大勝仗。此次奉命在兩湖成立新編部隊，頗為白崇禧所倚重。無奈陳氏所部都是雜湊來的，武器奇缺，屢請中央撥給，均無下文。是時重慶兵工廠適有一批械彈東下，停泊漢口江岸碼頭。白崇禧得訊，乃掛一長途電話給參謀總長顧祝同，希望能以這批軍火補給陳明仁。在電話裏，顧祝同已經同意了，不過顧還有相當保留的地方，說等到向總統報告之後，才正式撥付。白崇禧便打電話請示蔣先生，蔣說可向顧總長商酌辦理。白氏因急於取用，未待正式命令便徑自將這批軍火分給陳明仁。
當時還有一件事也是外界誤傳。說徐州危急時，白崇禧拒絕派兵援救。其實在宿縣以南全軍覆沒的黃維兵團（共有十個師），便是白崇禧從華中調去的。
總之，白崇禧不幸是因為他以往曾和蔣先生合不來，值此事急，外界不明真相，把一切責任都加到白氏頭上去係分子更仰承諭旨，推波助瀾，推卸失敗責任，嫁禍於人，於是什麽“拒命”、“逼宮”一類的讕言都硬栽到白崇禧身上去，真是居心可誅。
當外界謠言極盛之時，傅斯年曾來看我，說：“外傳白崇禧企圖威脅蔣總統與共言和，究竟是怎麽回事？”我就把白氏給我的電報原文給他看。白氏把他給蔣先生的電報另拍一份副本給我，兩電內容相同。傅氏看過電報後說：“白先生的話也很近情入理，真是謠言不可輕信！”
當京滬一帶和謠方盛之時，中共新華社突於12月25日發表一批“戰犯”名單。第一批共四十三人，蔣先生居首，我名列第二，白崇禧第三。此外中央文武大員如孔祥熙、宋子文、孫科、陳立夫、陳誠等也皆“名列前茅”。
局勢發展至此，蔣先生深覺戰既無望，和亦不能，這才使他下了引退的決心，好讓我上台與中共談判和平。
為試探共產黨甚或美國方麵對他下野的反應，1949年元旦，蔣先生發出一紙皇皇文告。該文告首先敘述政府一向是具有求和的苦心，說：“三年以來，政治商談之目的，固在於和平；即動員戡亂之目的，亦在於和平。但是今日時局為和為戰，人民為禍為福，其關鍵不在於政府，亦非我同胞對政府片麵的希望所能達成。須知這個問題的決定，全在於共黨。國家能否轉危為安，人民能否轉禍為福，乃在於共黨一轉念之間。”
接著，蔣先生便說：“隻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爭恢複和平的具體方法。”至於政府對和平的基礎，蔣先生提出了五條空洞的原則，曰：“隻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隻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此而違反，民主憲政不由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切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如果中共能答應上述五點，蔣先生說他自己“更無複他求”。
他最後暗示有意退休，說：“中正畢生革命，早置生死於度外，隻望和平能早日實現，則個人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唯國民公意是從。”
1月4日蔣先生“禦駕”親來傅厚崗我的住宅拜訪，這是一次破例的行動。蔣先生有事找我，總是“召見”，此次移樽就教，可能是故意把“引退”的事做得更表麵化，對中共和友邦作一試探。
此次我們見麵，蔣先生對引退的事說得非常具體，他首先問我說：“你看現在這局麵怎麽辦？”
我說：“我以前就向總統建議過，武漢和徐州應劃為一個單位，統一指揮。今日挫敗的原因雖多，而最大的毛病是出在指揮不統一之上。”
蔣說：“過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徐蚌失敗後，共軍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麽辦？”
我說：“我們現在樣樣都站在下風，但是也隻有和共產黨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蔣搖搖頭說：“這樣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頂起這局麵，和共產黨講和！”
我說：“你尚且不能講和，那我更不行了！”
蔣說：“你擔起這局麵，馬上就不同了。”
蔣先生說這話時，顯然想到1927年他下野那回事。那次他一下野，武漢方麵氣就鬆了。但是現在的局麵可不相同。共產黨的對象並不是蔣先生一人，他是要整個拿過去的，不管誰出來都是一樣。我心裏這樣想，嘴裏當然未便明言，隻是拒不接受蔣先生的委托。
蔣說：“我看你還是出來，你這姿態一出，共軍的進攻可能緩和一下。”
我仍然說：“總統，這局麵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無論如何，我是不能承當此事的。”
“我支持你，”蔣先生說，“你出來之後，共產黨至少不會逼得我們這麽緊！”
我還是堅決不答應，蔣先生便回去了。
次日，蔣先生派張群和吳忠信二人來找我，還是逼我出來繼任總統，好讓他“退休”。我便很露骨地表示，當今局勢非1927年可比，蔣先生下野未必能解決問題。張、吳二人未得結果而去。不久，蔣先生又找我去談話。我還是堅持。
蔣先生說：“我以前勸你不要競選副總統，你一定要競選。現在我不幹了，按憲法程序，便是你繼任。你既是副總統，你不幹也得幹！”
蔣先生既搬出憲法來壓我，我便很難自圓其說。按憲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幹了，我的確“不幹也得幹”。我說：“按憲法，我是無法推辭，但是現在的局麵，你尚且幹不了，我如何能頂得起？”
“共產黨絕不同我講和，”蔣先生說，“你出來，最低限度可以變一變。”
我說：“我出來，共產黨一定要我無條件投降！”
蔣說：“你談談看，我做你後盾！我做你後盾！”
以後又聚會了幾次，蔣先生一直說要我繼任總統，並強調他五年之內不幹預政治。
1月5日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顧問傅涇波來看我，說：“美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巴大維將軍聞悉蔣總統有放棄大陸經營台灣的計劃，巴大維為此事曾與司徒大使商議。司徒大使願知道李將軍的意思。”傅氏的話使我大為吃驚，因美大使館的情報遠比我靈通。傅氏言之鑿鑿，使我十分詫異。
1月8日蔣先生又派張群約黃紹竑自南京飛往武漢和長沙，與白崇禧、程潛商討關於他引退的事。蔣先生顯然是恐懼手握重兵的白崇禧和程潛會同中共接洽“局部和平”。張、黃之行的最大目的是為穩定兩湖。
白崇禧得悉蔣先生決定引退，由我出來與中共謀和，遂包一專機，請黃紹竑飛港邀請李濟深入京，作國共之間的調人。李任潮反蔣曆史深長，而與我輩私交殊篤，亦為中共所敬畏。他如能來京助我，則第三方麵人士將不會受中共利用。不過這全是白崇禧個人的看法，並未與我商議。外傳黃紹竑飛漢去港是銜我之命，全非事實。再者，當時新聞界訛傳，說我也急於要蔣先生下野，尤為荒謬的揣測之辭，因為當時我根本不想做蔣先生的繼承人，還在竭力設法擺脫之中呢。
當這項消息已傳國內外之時，中共終於在1月14日對蔣先生的文告提出八條答複。這八條是：
一、懲辦戰爭罪犯
二、廢除偽憲法
三、廢除偽法統
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
五、沒收官僚資本
六、改革土地製度
七、廢除賣國條約
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中共這種答複原是意料中事，任何人也不會感到驚奇。不過蔣先生還在觀望，他在表示引退之前，曾派蔣夫人作私人代表赴美乞援，顯然還在希望美國的態度會懸崖勒馬，重訂援華政策，作挽留他的措施。所以他在“引退”消息傳出之後，仍一再觀望，遲遲不作決定。但是他表麵卻故意顯示出有人“逼宮”而他故意不去的姿態，其實他是別有所待。孰知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此事的反應極為冷淡。蔣夫人在美的活動也處處碰壁，使他絕望。再者，此時各地民意機關、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等都急於謀和，甚至有人公開表示希望他早日引退，庶幾和談能早日實現。
更有一重要因素，促使蔣先生下最後決心的便是共軍的長驅直入。至1949年1月中旬，共軍已攻到江北。北岸我方隻剩下烏衣、浦口和安慶三個據點，中共大軍百餘萬飲馬長江，南京已微聞炮聲。局勢發展至此，正如張治中所說，“即死硬分子，亦深信蔣先生下野乃必然之趨勢”。蔣先生覺得不能再等了，他要讓我出麵來緩和這一緊張的局麵。 <h4>二</h4>
1月21日上午10時許，蔣先生召集在京黨政軍高級人員百餘人，在其官邸舉行緊急會議。與會人員黯然無聲，空氣極為沉重。
蔣先生首先發言，將目前的局麵作詳細的分析。最後結論說：“軍事、政治、財政、外交皆瀕於絕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達頂點。我有意息兵言和，無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況下，我個人非引退不可，讓德鄰兄依法執行總統職權，與中共進行和談。我於五年之內絕不幹預政治，但願從旁協助。希望各同誌以後同心合力支持德鄰兄，挽救黨國危機。”
蔣先生聲音低沉，似有無限悲傷，與他平時訓話時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他說話時，眾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淚。等他說畢，穀正綱、陳慶雲、何浩若、洪蘭友、張道藩等竟失聲痛哭，全場空氣萬分哀痛少壯分子、社會部部長穀正綱忽忍淚起立大聲疾呼說：“總裁不應退休，應繼續領導，和共產黨作戰到底！”
蔣先生以低沉的語調說：“事實已不可能，我已作此決定了。”隨即自衣袋裏掏出一紙擬好的文件，告訴我說：“我今天就離開南京，你立刻就職視事。這裏是一項我替你擬好的文告，你就來簽個字吧。”在那樣哀傷的氣氛之中，四周一片嗚咽之聲，不容許我來研究，甚或細讀這一擬好的文稿。那氣氛更使我不得不慷慨赴義似的，不假思索地在這文件上簽了名字。蔣先生便收回去了。最後，大家又商討一些今後和談的原則問題，蔣先生便起立宣布散會了。
我問：“總統今天什麽時候動身，我們到機場送行。”
蔣先生說：“我下午還有事要處理，起飛時間未定，你們不必送行！”
說著，他就走向門外。這時於右任忽然老態龍鍾地追上去，口裏喊著：“總統！總統！”蔣先生稍停問何事。於右任說：“為和談方便起見，可否呈請總統在離京之前，下個手令把張學良、楊虎城放出來？”蔣先生隻把手向後一撒說：“你找德鄰辦去！”說畢，便加快腳步走了。拖著一大把胡須的七十歲老人於右任，在眾人注視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這才黯然地離開會場。
我們都知道蔣先生下午要在明故宮機場起飛離京，大家午餐之後，便陸陸續續地趕到機場。誰知蔣先生離開會場後，便徑赴機場，乘美齡號專機飛到杭州去了。大家都空跑一趟而回。
蔣先生去後，我立刻感到國家興亡的千鈞重擔已壓在我的肩頭。我繼任總統的最大任務是與共產黨講和。但是我們的主力已被摧毀，在這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共產黨願意和我們停戰講和嗎？試問在北伐期間，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屢敗之餘，要求我們停戰講和，組織聯合政府，或劃疆而治，我們肯不肯呢？再說，我們如與共產黨易地而處，我們願不願意停戰講和呢？
和的可能性既已極其渺小，而根據民族傳統，降又不可，則隻有憑長江天險，拒敵渡江。然後希望友邦美國改變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穩定民心軍心。必先具有可戰的力量，才有與共產黨言和之望，但是長江天險是否可守，軍隊是否可靠，皆成問題。何況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銳氣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攻？再退一步說，縱使長江可守，美國政府又是否會改變政策，大量援助呢？沒有美援，則縱把長江守住亦屬徒然。後顧前瞻，在在都感到這一殘局無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隻有拿死馬當活馬醫，走一步算一步了。
當天下午張群打電話給我，說總裁有一個文告，要我過目後發表，希望能與我一晤。為客氣起見，我特地乘車往張群住宅晤談。張即將蔣先生所留交的“文告”給我看，其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發表文告倡導和平以來，全國同聲響應，一致擁護。乃時逾兼旬，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人民之塗炭，曷其有極？為冀感格共黨，解救人民倒懸於萬一，爰特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務望全國軍民暨各級政府，共矢精誠，同心一德，翊讚李代總統，一致協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畢生從事國民革命，服膺三民主義，自十五年（1926年）自廣州北伐，以至完成統一，無時不以保衛民族、實現民主、匡濟民生為職誌，同時即認定必須確保和平，而後一切政治、經濟之改進，始有鞏固之基礎。故先後二十餘年，隻有對日之戰堅持到底，此外對內雖有時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個人犧牲一切，忍讓為國，往事斑斑，世所共見。假定共黨果能由此覺悟，罷戰言和，拯救人民於水火，保持國家之元氣，使領土主權克臻完整，曆史文化與社會秩序不受摧殘，人民生活與自由權利確有保障，在此原則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禱以求者也。
我坐下細看全文，覺其中頗有不妥之處。第一，我發現這文告中並無“引退”、“辭職”等字樣，如是則1月21日以後的蔣先生究係何種身份？所以我堅持在“於本月21日起”一句之前，加“決身先引退”五字。第二，蔣先生在離職前一再要我“繼任”，絕未提到“代行”二字。根據憲法第四十九條上半段，“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所謂“缺位”，當係指死亡和自動引退而言。而蔣先生所引則為該條下半段：“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所謂“因故不能視事”，當係指被暴力劫持而言。今蔣總統不是“因故不能視事”，他是“辭職不再視事”，則副總統便不是“代行”，而是如蔣先生親口所說的“繼任”。所以我主張將“於本月21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一句，改寫為“於本月21日起由李副總統繼任執行總統職權”。
在這危急存亡之秋，我絕不是還斤斤於名位，隻是我深知蔣先生的個性，他在文告中預留伏筆，好把我作為他的擋箭牌，而他在幕後事事操縱，必要時又東山再起。我頂起這局麵，如名不正，言不順，則無法執行總統職權，不論為和為戰，皆無法貫徹主張。與其頂一塊空招牌，倒不如蔣先生自己幹的好。為此，我們又把吳忠信、張治中和王寵惠找來。王是我國法界老前輩，時任司法院院長。他對憲法程序的解釋，應該是具有權威性的。王寵惠看過文告後也說：“蔣總統此一下野文告應該有‘身先引退’等字樣，否則與憲法程序不合。”後分子為使“代總統”的“代”字合法化，曾故意在外捏造王寵惠的談話，說代總統是因為總統辭職，尚未經國民大會批準；副總統的繼任，也未得國民大會追認，所以隻好“代”雲雲。其實，憲法上根本未規定總統辭職要國民大會批準，副總統繼任要國民大會追認。王寵惠也根本未說過這話。所以根據王院長對憲法程序的解釋，我認為總統退職文告，如不經修正，不可發表。
張群見我意誌堅決，乃和我商量打電話給蔣先生請示。是時蔣先生住在杭州筧橋航空學校內。電話接通之後，張群便把我的意思報告蔣先生。蔣先生竟在電話內滿口承諾，說遵照李副總統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總統滿意為止。當晚我們就這樣決定了，將文告依我的意思加以修正，然後交中央社發表。孰知次日早晨，各報所登蔣先生的文告和我自己的文告竟然還是修改前的舊稿。這時我從報上才看到蔣先生替我代擬文告的內容。全文如後：
總統蔣公軫念國家之艱危，顧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實現，決然引退。宗仁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代行總統職權，自揣庸愚，膺茲重任，曷勝惶恐。惟是宗仁追隨總統革命二十餘年，深知其處事持躬悉以國家人民為重，而對於個人之進退出處，嚴謹光明，心誌既決，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責，不容辭謝，惟有黽勉將事，效忠國家，冀使中樞之政務不墜，而總統救國救民之誌業有成。所望我全體軍民抒誠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職守，精誠團結，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國之方針，為民主自由而努力，國家民族實利賴之。
細讀此兩項文告，以及蔣先生已允修改而中央社仍照原稿發表之各項安排，我覺得蔣先生之為人，至此危急存亡之關頭仍不忘權詐，一意要把我作木偶任他玩弄。最令人氣憤的是1月21日晚間，吳忠信竟以國民政府秘書長的名義，照上兩項文告的原意，通令全國各級軍政和民意機關知照。此項通令蓋有總統的大印，而我這位總統竟一無所知。
我看到該通令後，便立即把吳忠信叫來，氣憤地說：“禮卿兄（吳忠信），這份通令發出去，我為什麽事先毫無所聞？”
吳忠信說：“這是蔣先生的意思，要我發出後再通知你。”
我說：“蔣先生已經下野了，他還要指揮你發通令不讓我知道？”
吳說：“你是知道蔣先生的，蔣先生要我這樣辦，我又怎能不辦？”
我說：“禮卿兄，你這樣做未免太不夠朋友了！”
事情發展至此，我才了解，一切都已由蔣先生安排好了。前晚的電話掛掉之後，他可能又另外打電話給張群和吳忠信，自食前言，重新安排，做到木已成舟再說。他知道我為人忠厚，不願為此事鬧傷大體。他對我顯然是“欺以其方”，諒我必會為大局而讓步的。
但是我當時認為他欺人太甚，遂聲稱，名不正，便不就職。吳忠信不得已，竟威脅我說：“德公，我們是老朋友，我願以老朋友的資格勸勸你。你是知道蔣先生的為人的，你應知道你自己現在的處境。南京現在特務橫行，你身邊的衛士都是蔣先生的人，你還在爭些什麽呢？爭得不好，你知道在這種局麵下，任何事皆可發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沒有保障。”吳的話也是實情，不過我並未被他嚇倒。我仍然堅持不就職的老態度。下午，我又把吳忠信、張治中、邱昌渭找來。我把這事的原委向張、邱二人重述一遍。他二人也認為蔣先生這樣做太過分了。張治中本以為蔣先生下野，和局有望，至此也強調說：“可惜‘美中不足’，能否請禮卿兄設法稍為更正一下？”邱昌渭亦竭力附和。不意吳忠信竟大發雷霆，把張、邱二人臭罵一頓，說國事至此，你們還幸災樂禍，說什麽“美中不足”。張文白也不甘示弱，鬧得不可開交，我反而做起和事佬來，才把他們調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