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我曾說過“整理國故”——有係統和帶批評性的“整理國故”——是“中國文藝複興運動”中的一部門。我也曾提出我們致力研究的一方麵便是中國思想史。我個人比較歡喜用“思想史”這個名詞，那比“哲學史”［更為切當］。我並舉出我對禪宗史的研究，以及我如何從頭改寫禪宗史，用它作例子［來說明我們整理國故的方法和過程］。
今天早晨我想來談談中國［傳統］小說，那是中國文學史的一部門。在以前諸章裏我曾舉出那幾部小說名著，它們都已經暢銷好幾百年。由於它們用活文字［白話］來替代文言，對近代中國文學革命運動的貢獻至大。我也指出，這些小說名著便是過去幾百年，教授我們國語的老師和標準。我並強調那些對這種小說有熱愛的中國男女和在學青年，於潛移默化之中，便學會了一種有效率的表達工具。這工具便是這一活的文字——白話。它不隻是口語，而且是文字，因為這些小說名著已經把這種活的文字的形式統一了，並且標準化了。
所以我們這一文學革命運動，事實上是負責把這一大眾所酷好的小說，升高到它們在中國活文學上應有的地位。
我在中國文藝複興運動的初期，便不厭其詳地指出這些小說的文學價值。但是隻稱讚它們的優點，不但不是給予這些名著［應得］的光榮的唯一的方式，同時也是個沒有效率的方式［要給予它們在中國文學上應有的地位］，我們還應該采取更有實效的方式才對。我建議我們推崇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對它們做一種合乎科學方法的批判與研究［也就是寓推崇於研究之中］。我們要對這些名著做嚴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曆史探討——也就是搜尋它們不同的版本，以便於校訂出最好的本子來。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更要找出這些名著作者的曆史背景和傳記資料來。這種工作是給予這些小說名著現代學術榮譽的方式；認定它們也是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1]。
我想我實在不必在這方麵去鼓吹，最好的辦法還是采取實際的行動。因此從1920年到1936年的十六年之間，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這些傳統小說名著。同時我也督促我們的出版商之一的“亞東圖書館”在這方麵多出點力。“亞東”是一家小出版商。它除掉陳獨秀和我們一般朋友，編寫了一些書交給他出版之外，簡直沒有什麽資本［來印其他的東西］。最後我說服了他們來出版我們的……德剛，我應該怎麽說？——［德剛答道：］“整理過的本子。”對了，有係統的整理出來的本子。意思是包括：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標點符號；二，正文一定要分節分段；三，［正文之前］一定要有一篇對該書曆史的導言。這三大要項，就是所謂“整理過的本子”了[2]。 第一部“整理過的本子”
“亞東”首先選了兩部較短的本子來付印。其一便是那部諷刺小說《儒林外史》。我常用英文把它譯成“a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literatiss”（知識階級稗史）［德剛插話：大陸上的英文版譯為“theschrs”］。對的，大陸出了部新的英譯本叫“the schrs”（學問家），那也是相當正確的譯名。
這是一部在18世紀出版的部頭比較小的小說。這部小說在［20年代］當時並非暢銷書，但是它現在卻以新姿態——標點本——出現。書前還有陳獨秀、錢玄同和我的序言。當這本書在1919年出版時，竟然一紙風行，深為老幼讀者所喜愛。這一來我的出版商也相信這也是個生財之道。後來果然如此。
那時陳獨秀、錢玄同和我對本書皆甚為推崇。但是我還沒有足夠的資料，能替本書作者，我的安徽同鄉吳敬梓先生作篇全傳。因此在該書出版之後，我也就開始收集有關作者傳記的資料，這項探幽訪賢的工作甚為有趣。因為一般目錄學家對吳敬梓的作品都沒有著錄，所以我把吳氏著作查明交予我的書商，要他們加意搜尋。
有一天，一位書商果然帶來了一厚冊吳敬梓的詩集［《文木山房詩集》］，集後還有編纂人——吳氏頗有天賦的兒子［吳烺］——一首有關選印詩集的詩。這是全世界唯一的孤本，名著《儒林外史》的作者的詩集。我隻花了一塊半錢［約合當時美金五角］便買到了。我把吳氏的詩文集和安徽《全椒縣誌》參校研究，所以在《儒林外史》標點本出版後三年，1922年冬，我就能寫出一篇相當完備的《吳敬梓（1701——1754）年譜》了。
我研究的第二部小說是《水滸傳》。《水滸傳》很像英國的《羅賓漢》（robin hood）那樣傳奇英雄的故事。賽珍珠（pearl s.buck）把它譯成“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實在很差勁。《水滸傳》原義是“湖畔強人”或“水邊盜賊”（“the bandits of the marshes”）。那是一部談一百單八條好漢的故事，他們被苛政所迫，不得已違反本意，落草為寇[3]。
所以大陸今日竟認為它是一都“普羅小說”，事實並不如此[4]。不過那是一部具有反抗意識的文學作品，則是無可諱言的。
這部小說在中國一直是一部暢銷書，因為它描述一種“羅賓漢”一流的英雄好漢，為青年讀者所喜愛。同時也是因為這一百單八條好漢中幾位領袖，都有其特出的性格。
我於1920年7月發表了篇詳盡的《〈水滸傳〉考證》；翌年6月，我又寫完與前文幾乎一樣長的考證續篇。兩篇加起來總共有四萬五千多字。算起來，比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為他所寫的劇本所加寫的導言的平均長度還要長一些。
在這篇序言中，我指出這部小說不是一氣嗬成的作品。它是中國傳統小說中，那種逐漸演變出來的［曆史］小說的代表作。
中國［傳統］小說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種是曆史小說，這種小說是經過長期演變出來的。每部小說的開始，可能都隻是些小故事；但是經過長時期的發展，才逐漸變成一種有複雜性格人物的長篇小說。
《水滸傳》便顯然是發源於11世紀一篇描寫三十六條好漢的故事。終於由三十六人逐漸演變為一百零八人，從一個短篇逐漸發展成長篇的章回小說。像《水滸傳》這類的章回小說，其發展的過程，和中古歐洲那種“羅賓漢”浪漫故事的發展大致是一樣的。
中國傳統小說中的第二種，便是一些個體作家創作的小說。我在上節所提到的那18世紀吳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便屬於這一類。
現在我們要研究上述這兩種小說，我們對它們的研究方法因而也就大有不同。在我為《水滸傳》所寫的兩篇序言裏，我就指出，要研究這種曆史小說，我們就要用我所說的曆史演變法。我們必須要從它那原始形式開始，然後把通過一些說書人、講古人所改編改寫的長期演變的經過，一一搞清楚。
在1030年，那時市麵上所通行的《水滸傳》便是那部已流行了三百年的七十一回本。這個本子三百年來一印再印，已不知道印過幾百萬冊了。這部七十一回本，也的確是一部善本。人物性格的描寫皆栩栩如生，因此一般讀者都視為當然，認為這就是《水滸傳》了。但是我指出，這部小說實在是經過長期演變的。正不知有多少無名作家，逐年逐月，東修西改，不斷刪增，才達成這最後的形式的。我說從早期的記錄看來，明朝的《水滸傳》無疑的是有好幾種不同的本子。這部大書有一百回本，有廉價通俗的一百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我舉出這三種本子來說明《水滸傳》在不同的時代，卻有其不同的發展。
在我第一篇考證發表幾個月，我便收到來自日本的通信，說這三種不同的本子，在日本都可以找得到完好的版本。這真使我驚喜交加。在數年之內我們又發現，不但日本有，中國也可以找到。我自己就頗足自豪地買了一部一百二十回本。我又花了一塊錢一部，買了好幾部一百十五回本，分贈朋友；並以此來說明我的考證，不隻是曆史的幻想［而是有物證的］。漸漸地其他版本也不斷地出現了。例如還有一種粗製濫造的一百二十四回本，便是其中之一。其後十年之內，商務印書館便出了一部一百二十回的善本，我並且為這部書寫了一篇長序。同一時期我的朋友李宗侗，又校印出一部一百回本。所以我研究的結果，發現了《水滸傳》是代表一種曆史小說。其最後形式是經過幾百年的演變才完成的。例如十六七世紀之間所形成的一百回本，原是從11世紀末年［一種較簡單的本子］演變出來的。
可是在17世紀時，中國出了一位有革命性的文學批評家金聖歎［原姓張，名采，字若采，號人瑞，1627——1662］。聖歎［於康熙元年（1662）］由於領導反抗清官吏的一些政治迫害，而被貪婪無知的清廷官吏［巡撫朱國治］所殺。金聖歎是一位有眼光的人，一位有文學革命思想的文學批評家。他就能指出《水滸傳》是一部足與最上品古典文學平起平坐的傑作，在文學上足與兩大史學名著《左傳》和《史記》媲美。這部七十一回本——通稱“貫華堂本”，便是他校評付刻的。這部七十一回本後來甚為流行。在這部書裏，每一回都有金聖歎的評語。他對一些精彩的字句，也分別有其批語，這些批語都十分精彩。這部金聖歎批《水滸傳》一直被重刻了三百年。這個本子風行之後，其他較早的本子就逐漸被湮沒了。
可是我指出《水滸》的故事還有許多更老的本子。最早的一本是僅有數千字的小故事叫作《宣和遺事》。那是一部約在十二三世紀［南宋時代］的作品。但是在元曲盛行的時候，許多劇作家就利用這故事來隨意衍伸渲染［創作戲曲］。我便指出後來《水滸》裏的許多性格人物，與早期元曲裏同一人物的性格描述，卻完全不同，有時甚至相反。那也就是說在14世紀元曲作家采用這一故事時，《水滸傳》還無定本去限製作家的構思，所以他們還可根據自己的幻想去創造人物的性格。
時日推移，那些說故事的民間藝人，乃根據元曲和古今各種不同的本子去說書，而這種說書人簡直可以隨心所欲、有始無終地編造下去。最後在16世紀［明代中葉］，乃逐漸有人綜合這各種不同版本的《水滸傳》編成一部巨著——例如一百回本、一百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至17世紀［經過金聖歎一批］，乃又被縮成七十一回本，在文學內容上說，這七十一回本實在比其他各種版本要高明得很多。但是我們要了解這七十一回本形成經過的曆史，我們就必須要體會到它經過正不知有多少無名作家，不斷增刪而成的長期而緩慢的過程。
以上便是我所提倡［用來整理傳統小說］的曆史方法，這也是我致力於整理中國傳統小說而向廣大讀者介紹的第二步［也是更實際的］工作。 新紅學的誕生[5]
我所致力的另一部小說便是《紅樓夢》。這部小說最近曾由我的朋友、哥倫比亞大學的王際真教授稍事刪節，譯成英文。他以前已經出版過一部節譯本。本年［1958］他又加以補譯，另出一本比較完備的譯本。
我對《紅樓夢》的研究就說來話長了！
這裏我想稍微多說一點，來解釋為什麽大陸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對我有關這部偉大小說的研究還不肯放過的道理。
第一，我要說的便是《紅樓夢》是我上麵所提過的“第二類小說”的代表。那是個別作家的創作，迥異於長期演變而成的曆史小說。對這種第二類的小說，我們必須用一般曆史研究的法則，在傳記的資料裏找出該書真正作者的身世、他的社會背景和生活狀況。在許多方麵，我對《紅樓夢》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的第一篇《紅樓夢考證》是在1921年3月出版的。出版之後我立刻又獲得了許多新材料，在許多細節上又加以補充改寫。現在我《文存》中所收的那一篇，也是新版《紅樓夢》裏所附印的那一篇，便是我在1921年11月所改寫的。
經過多年的搜尋，我於1922年發現了《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的一位友人敦誠的長篇詩文集——［《四鬆堂集》］的鈔本。這鈔本是部孤本。敦誠出身滿洲宗室。他的詩文集有刻本，也有鈔本。但是這鈔本比刻本有用，因為鈔本中有許多有關曹家的事為刻本所無，所以在1922年我就把這一發現寫成文章發表了。
五年之後我又購得另外一件重要資料，那是《紅樓夢》的一部殘缺的鈔本［後來“紅學家”通稱為“甲戌本”，是現存《紅樓夢》最早的鈔本］。這鈔本隻有前十六回［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但是全書卻有［“脂硯齋”等人的］詳盡的評注。一部分是作者的自注［剛按：適之先生始終認為“脂硯齋”是作者曹雪芹本人，故曰“自注”。但是繼起的“紅學家”俞平伯、周汝昌、林語堂、趙岡、潘重規、周策縱諸先生，則認為“脂硯齋”另有其人。周汝昌君認為“脂硯齋”是位女人，甚至是曹雪芹的老伴“史湘雲”！林語堂先生也深信此說。其實也都是些證據不足的“假設”而已］。評注的另一部分則為作者曹雪芹的兩三位好友［畸笏叟、梅溪、鬆齋］所作［剛按：脂硯齋以下的“批書人”，以畸笏所批，最多最詳。周汝昌認為這位自稱“老朽”畸笏叟是“史湘雲”的另一筆名，是耶？非耶？總之自適之先生以後，“紅學界”值得一提的二世祖、三世祖，以周汝昌君用功最勤，發現也最多，但是膽子也最大。今姑存其說］。我這一發現實是《紅樓夢》最早的鈔本。
後來我又找到了一部更全的七十七回本，號稱八十回本［此鈔本後來紅學界通稱“庚辰本”，為北平徐景署所藏，書名與“甲戌本”同，亦稱《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我也替這部更全的抄本寫了一篇很長的考證［《跋乾隆庚辰（1760）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於1933年發表了［原文見商務版《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頁403——415］。
所以從1921年至1932年，我對《紅樓夢》的研究曆時十二年之久，先後做了五篇考證的文章。這項前所未有的研究的重要性是多方麵的。在我做考證之前，研究《紅樓夢》而加以詮釋的已有多家，簡直形成了一門“紅學”。讓我且舉頗有驚人之筆的三家為例：
第一家認為《紅樓夢》是反映清朝開國之君順治皇帝的一段戀愛故事。書中的男主角“寶玉”便是隱射順治，那美麗而短命的女主角“黛玉”則隱射董鄂妃。
第二家就更離奇了。那是我的上司、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所首倡的。蔡氏認為《紅樓夢》是一部隱射漢民族抗滿的［政治］小說，［書中的故事］便是整個康熙一朝的政治現象。“寶玉”是隱射康熙皇帝的廢太子［胤礽］，大觀園中的諸美人則是暗指當時的名士。例如“黛玉”便是暗指朱彝尊，黛玉的情敵“寶釵”則是暗指高士奇。諸如此類。
第三家倒是有相當的重要性。這一家說《紅樓夢》是描寫滿族名士納蘭性德的身世。納蘭在英文《清代名人傳》（arthur w.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vol.ii，p.662.）中有專傳。我這裏不妨順便說一說。納蘭性德（1654——1685）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是［康熙朝］當時一門有權勢的滿族世家［武英殿大學士（俗稱“宰相”）納蘭明珠］的公子。這位青年倒是一位文學奇才。他在十幾歲的時候，已經頗有才名。他的情詩［《飲水詞》］也真是美豔感人，因此才有人把他和《紅樓夢》扯在一起。
但是我在我的長篇考證裏，便把上述三家斥為無稽之談。我指出這部名著與上述三大家的驚人之論毫無關係。否定諸說之後，我也提出更有建設性的建議。我認為要認識這部巨著，一定要找出作者的身世，並且還要替這部名著的版本問題作出定案。
在尋找作者身世這項第一步工作裏，我得到了我許多學生的幫助。這些學生後來在“紅學”研究上都頗有名氣。其中之一便是後來成名的史學家顧頡剛，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後來成為文學教授。這些學生——尤其是顧頡剛——他們幫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雪芹原名曹霑，雪芹是他的別號。
為搜查曹雪芹的家世，我們又找出他的祖父曹寅來。曹寅詩文皆佳，原為康熙皇帝遣往江南來羈縻當地士子的秘密文化特務。作為清廷的秘密文化特務，他獲任當時南京、揚州一帶收入最豐的優差肥缺。他的收入倒不是去賄賂或收買當時的讀書人，而是有意地去救濟全國的寒士——特別是長江下遊江、浙一帶的貧儒寒士。
我所要特別指出的，則是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曹寅的父親曹璽——也就是雪芹的曾祖——曾在南京做過二十一年的“江寧織造”［一個直屬於皇帝的私家賬房、內務府，管轄南京一帶絲綢紡織工業以備宮廷禦用的財務官］。曹寅本來已在蘇州做過四年的“蘇州織造”；後來調往南京，又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寧織造”。在此同時，他又在揚州四度兼任“兩淮巡鹽禦史”。這兩項官職是當時大清帝國之中最能充實宦囊的優差肥缺。
曹寅死後，其子曹顒又繼承父職，做了三年“江寧織造”，死於任上。曹氏歿後，曹寅一位過繼的兒子曹頫——可能就是雪芹的父親——又接著出任“江寧織造”至十三年之久。所以他們曹家三代出了四位“織造”，任期加起來，先後逾五十八年！這件事實便是《紅樓夢》上所常常提到的所謂“世襲恩寵”了［剛按：在適之先生以前的文章裏，他總說曹頫是曹寅的次子。在本章中則說是“過繼的兒子”，這是他接受周汝昌的說法而改變的］。
任何人讀《紅樓夢》，都會感覺到那［榮、寧二府裏］榮華富貴的氣氛，一種官宦世家的傳統。所以我們必須先要了解那種五十年不斷的“江寧織造”家庭背景，然後才能談到了解這部小說。這便是我考證的一方麵。
但是康熙皇帝死後，諸皇子爭位。雍正雖然終承大統，但是他［這位四皇子］也沒有什麽名正言順的承繼特權。所以他一旦即位之後，便對原先和他爭位的弟兄，乃誅囚不遺餘力。在這場奪權鬥爭之中，曹家也受到株連。不特與曹氏有關的皇親國戚悉被推翻，曹家自己也受了“查抄”之禍。家產充公，婢仆星散，樹倒猢猻散，轉眼也就窮困不堪。曹雪芹長大之後，正趕上這場不幸，而終至坎坷一生！
這許多遭遇，作者在他的《紅樓夢》的前幾回中都說得清清楚楚。他也向來沒有掩飾這部小說的自傳性質。但是我這一自傳小說的說法一旦提出之後，卻不易為讀者所接受。因為一般讀者的思想——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早已為上述諸家的政治故事、民族意識等說法，先入為主了。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們，真是曆盡艱辛，找出這些傳記資料——不特是曹雪芹的傳記資料，而且是曹氏一家的資料——來說明這部小說原是一部自傳。
這小說中最令人折服的一項自傳性的證據，便是那一段描寫賈家在皇帝南巡時曾經“接駕”的故事，而且不隻是接駕一次，而是接駕數次。史料在這方麵是可以作為佐證的。康熙皇帝曾六度南巡，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曾“接駕”四次。不但“接”了皇帝的“駕”，而且招待隨駕南巡的滿朝文武。康熙在揚州和南京皆駐蹕曹家。所以不管曹家如何富有，這樣的“接駕四次”，也就足夠使他們破產了。
我考證的第二步，便是《紅樓夢》本文上的問題。我指出根據早期各方資料，《紅樓夢》全稿未完曹雪芹就死了。雪芹死後，他的遺囑可能把這部未完的小說，以鈔本方式，廉價出售。這鈔本大致隻有八十回。可是後來我發現，甚至前八十回也非全璧。其中六十七回［“見土儀顰卿思故裏，聞秘事鳳姐訊家童”］中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各回中也都有些殘缺之處。這些都說明作者死後，隻遺下一部八十回的殘稿。這殘稿在傳閱之中，又經人一再手抄，而抄書的人又可能隻是些低能的錄事，因而錯誤百出。
今天早晨我想來談談中國［傳統］小說，那是中國文學史的一部門。在以前諸章裏我曾舉出那幾部小說名著，它們都已經暢銷好幾百年。由於它們用活文字［白話］來替代文言，對近代中國文學革命運動的貢獻至大。我也指出，這些小說名著便是過去幾百年，教授我們國語的老師和標準。我並強調那些對這種小說有熱愛的中國男女和在學青年，於潛移默化之中，便學會了一種有效率的表達工具。這工具便是這一活的文字——白話。它不隻是口語，而且是文字，因為這些小說名著已經把這種活的文字的形式統一了，並且標準化了。
所以我們這一文學革命運動，事實上是負責把這一大眾所酷好的小說，升高到它們在中國活文學上應有的地位。
我在中國文藝複興運動的初期，便不厭其詳地指出這些小說的文學價值。但是隻稱讚它們的優點，不但不是給予這些名著［應得］的光榮的唯一的方式，同時也是個沒有效率的方式［要給予它們在中國文學上應有的地位］，我們還應該采取更有實效的方式才對。我建議我們推崇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對它們做一種合乎科學方法的批判與研究［也就是寓推崇於研究之中］。我們要對這些名著做嚴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曆史探討——也就是搜尋它們不同的版本，以便於校訂出最好的本子來。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更要找出這些名著作者的曆史背景和傳記資料來。這種工作是給予這些小說名著現代學術榮譽的方式；認定它們也是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1]。
我想我實在不必在這方麵去鼓吹，最好的辦法還是采取實際的行動。因此從1920年到1936年的十六年之間，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這些傳統小說名著。同時我也督促我們的出版商之一的“亞東圖書館”在這方麵多出點力。“亞東”是一家小出版商。它除掉陳獨秀和我們一般朋友，編寫了一些書交給他出版之外，簡直沒有什麽資本［來印其他的東西］。最後我說服了他們來出版我們的……德剛，我應該怎麽說？——［德剛答道：］“整理過的本子。”對了，有係統的整理出來的本子。意思是包括：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標點符號；二，正文一定要分節分段；三，［正文之前］一定要有一篇對該書曆史的導言。這三大要項，就是所謂“整理過的本子”了[2]。 第一部“整理過的本子”
“亞東”首先選了兩部較短的本子來付印。其一便是那部諷刺小說《儒林外史》。我常用英文把它譯成“a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literatiss”（知識階級稗史）［德剛插話：大陸上的英文版譯為“theschrs”］。對的，大陸出了部新的英譯本叫“the schrs”（學問家），那也是相當正確的譯名。
這是一部在18世紀出版的部頭比較小的小說。這部小說在［20年代］當時並非暢銷書，但是它現在卻以新姿態——標點本——出現。書前還有陳獨秀、錢玄同和我的序言。當這本書在1919年出版時，竟然一紙風行，深為老幼讀者所喜愛。這一來我的出版商也相信這也是個生財之道。後來果然如此。
那時陳獨秀、錢玄同和我對本書皆甚為推崇。但是我還沒有足夠的資料，能替本書作者，我的安徽同鄉吳敬梓先生作篇全傳。因此在該書出版之後，我也就開始收集有關作者傳記的資料，這項探幽訪賢的工作甚為有趣。因為一般目錄學家對吳敬梓的作品都沒有著錄，所以我把吳氏著作查明交予我的書商，要他們加意搜尋。
有一天，一位書商果然帶來了一厚冊吳敬梓的詩集［《文木山房詩集》］，集後還有編纂人——吳氏頗有天賦的兒子［吳烺］——一首有關選印詩集的詩。這是全世界唯一的孤本，名著《儒林外史》的作者的詩集。我隻花了一塊半錢［約合當時美金五角］便買到了。我把吳氏的詩文集和安徽《全椒縣誌》參校研究，所以在《儒林外史》標點本出版後三年，1922年冬，我就能寫出一篇相當完備的《吳敬梓（1701——1754）年譜》了。
我研究的第二部小說是《水滸傳》。《水滸傳》很像英國的《羅賓漢》（robin hood）那樣傳奇英雄的故事。賽珍珠（pearl s.buck）把它譯成“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實在很差勁。《水滸傳》原義是“湖畔強人”或“水邊盜賊”（“the bandits of the marshes”）。那是一部談一百單八條好漢的故事，他們被苛政所迫，不得已違反本意，落草為寇[3]。
所以大陸今日竟認為它是一都“普羅小說”，事實並不如此[4]。不過那是一部具有反抗意識的文學作品，則是無可諱言的。
這部小說在中國一直是一部暢銷書，因為它描述一種“羅賓漢”一流的英雄好漢，為青年讀者所喜愛。同時也是因為這一百單八條好漢中幾位領袖，都有其特出的性格。
我於1920年7月發表了篇詳盡的《〈水滸傳〉考證》；翌年6月，我又寫完與前文幾乎一樣長的考證續篇。兩篇加起來總共有四萬五千多字。算起來，比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為他所寫的劇本所加寫的導言的平均長度還要長一些。
在這篇序言中，我指出這部小說不是一氣嗬成的作品。它是中國傳統小說中，那種逐漸演變出來的［曆史］小說的代表作。
中國［傳統］小說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種是曆史小說，這種小說是經過長期演變出來的。每部小說的開始，可能都隻是些小故事；但是經過長時期的發展，才逐漸變成一種有複雜性格人物的長篇小說。
《水滸傳》便顯然是發源於11世紀一篇描寫三十六條好漢的故事。終於由三十六人逐漸演變為一百零八人，從一個短篇逐漸發展成長篇的章回小說。像《水滸傳》這類的章回小說，其發展的過程，和中古歐洲那種“羅賓漢”浪漫故事的發展大致是一樣的。
中國傳統小說中的第二種，便是一些個體作家創作的小說。我在上節所提到的那18世紀吳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便屬於這一類。
現在我們要研究上述這兩種小說，我們對它們的研究方法因而也就大有不同。在我為《水滸傳》所寫的兩篇序言裏，我就指出，要研究這種曆史小說，我們就要用我所說的曆史演變法。我們必須要從它那原始形式開始，然後把通過一些說書人、講古人所改編改寫的長期演變的經過，一一搞清楚。
在1030年，那時市麵上所通行的《水滸傳》便是那部已流行了三百年的七十一回本。這個本子三百年來一印再印，已不知道印過幾百萬冊了。這部七十一回本，也的確是一部善本。人物性格的描寫皆栩栩如生，因此一般讀者都視為當然，認為這就是《水滸傳》了。但是我指出，這部小說實在是經過長期演變的。正不知有多少無名作家，逐年逐月，東修西改，不斷刪增，才達成這最後的形式的。我說從早期的記錄看來，明朝的《水滸傳》無疑的是有好幾種不同的本子。這部大書有一百回本，有廉價通俗的一百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我舉出這三種本子來說明《水滸傳》在不同的時代，卻有其不同的發展。
在我第一篇考證發表幾個月，我便收到來自日本的通信，說這三種不同的本子，在日本都可以找得到完好的版本。這真使我驚喜交加。在數年之內我們又發現，不但日本有，中國也可以找到。我自己就頗足自豪地買了一部一百二十回本。我又花了一塊錢一部，買了好幾部一百十五回本，分贈朋友；並以此來說明我的考證，不隻是曆史的幻想［而是有物證的］。漸漸地其他版本也不斷地出現了。例如還有一種粗製濫造的一百二十四回本，便是其中之一。其後十年之內，商務印書館便出了一部一百二十回的善本，我並且為這部書寫了一篇長序。同一時期我的朋友李宗侗，又校印出一部一百回本。所以我研究的結果，發現了《水滸傳》是代表一種曆史小說。其最後形式是經過幾百年的演變才完成的。例如十六七世紀之間所形成的一百回本，原是從11世紀末年［一種較簡單的本子］演變出來的。
可是在17世紀時，中國出了一位有革命性的文學批評家金聖歎［原姓張，名采，字若采，號人瑞，1627——1662］。聖歎［於康熙元年（1662）］由於領導反抗清官吏的一些政治迫害，而被貪婪無知的清廷官吏［巡撫朱國治］所殺。金聖歎是一位有眼光的人，一位有文學革命思想的文學批評家。他就能指出《水滸傳》是一部足與最上品古典文學平起平坐的傑作，在文學上足與兩大史學名著《左傳》和《史記》媲美。這部七十一回本——通稱“貫華堂本”，便是他校評付刻的。這部七十一回本後來甚為流行。在這部書裏，每一回都有金聖歎的評語。他對一些精彩的字句，也分別有其批語，這些批語都十分精彩。這部金聖歎批《水滸傳》一直被重刻了三百年。這個本子風行之後，其他較早的本子就逐漸被湮沒了。
可是我指出《水滸》的故事還有許多更老的本子。最早的一本是僅有數千字的小故事叫作《宣和遺事》。那是一部約在十二三世紀［南宋時代］的作品。但是在元曲盛行的時候，許多劇作家就利用這故事來隨意衍伸渲染［創作戲曲］。我便指出後來《水滸》裏的許多性格人物，與早期元曲裏同一人物的性格描述，卻完全不同，有時甚至相反。那也就是說在14世紀元曲作家采用這一故事時，《水滸傳》還無定本去限製作家的構思，所以他們還可根據自己的幻想去創造人物的性格。
時日推移，那些說故事的民間藝人，乃根據元曲和古今各種不同的本子去說書，而這種說書人簡直可以隨心所欲、有始無終地編造下去。最後在16世紀［明代中葉］，乃逐漸有人綜合這各種不同版本的《水滸傳》編成一部巨著——例如一百回本、一百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至17世紀［經過金聖歎一批］，乃又被縮成七十一回本，在文學內容上說，這七十一回本實在比其他各種版本要高明得很多。但是我們要了解這七十一回本形成經過的曆史，我們就必須要體會到它經過正不知有多少無名作家，不斷增刪而成的長期而緩慢的過程。
以上便是我所提倡［用來整理傳統小說］的曆史方法，這也是我致力於整理中國傳統小說而向廣大讀者介紹的第二步［也是更實際的］工作。 新紅學的誕生[5]
我所致力的另一部小說便是《紅樓夢》。這部小說最近曾由我的朋友、哥倫比亞大學的王際真教授稍事刪節，譯成英文。他以前已經出版過一部節譯本。本年［1958］他又加以補譯，另出一本比較完備的譯本。
我對《紅樓夢》的研究就說來話長了！
這裏我想稍微多說一點，來解釋為什麽大陸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對我有關這部偉大小說的研究還不肯放過的道理。
第一，我要說的便是《紅樓夢》是我上麵所提過的“第二類小說”的代表。那是個別作家的創作，迥異於長期演變而成的曆史小說。對這種第二類的小說，我們必須用一般曆史研究的法則，在傳記的資料裏找出該書真正作者的身世、他的社會背景和生活狀況。在許多方麵，我對《紅樓夢》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的第一篇《紅樓夢考證》是在1921年3月出版的。出版之後我立刻又獲得了許多新材料，在許多細節上又加以補充改寫。現在我《文存》中所收的那一篇，也是新版《紅樓夢》裏所附印的那一篇，便是我在1921年11月所改寫的。
經過多年的搜尋，我於1922年發現了《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的一位友人敦誠的長篇詩文集——［《四鬆堂集》］的鈔本。這鈔本是部孤本。敦誠出身滿洲宗室。他的詩文集有刻本，也有鈔本。但是這鈔本比刻本有用，因為鈔本中有許多有關曹家的事為刻本所無，所以在1922年我就把這一發現寫成文章發表了。
五年之後我又購得另外一件重要資料，那是《紅樓夢》的一部殘缺的鈔本［後來“紅學家”通稱為“甲戌本”，是現存《紅樓夢》最早的鈔本］。這鈔本隻有前十六回［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但是全書卻有［“脂硯齋”等人的］詳盡的評注。一部分是作者的自注［剛按：適之先生始終認為“脂硯齋”是作者曹雪芹本人，故曰“自注”。但是繼起的“紅學家”俞平伯、周汝昌、林語堂、趙岡、潘重規、周策縱諸先生，則認為“脂硯齋”另有其人。周汝昌君認為“脂硯齋”是位女人，甚至是曹雪芹的老伴“史湘雲”！林語堂先生也深信此說。其實也都是些證據不足的“假設”而已］。評注的另一部分則為作者曹雪芹的兩三位好友［畸笏叟、梅溪、鬆齋］所作［剛按：脂硯齋以下的“批書人”，以畸笏所批，最多最詳。周汝昌認為這位自稱“老朽”畸笏叟是“史湘雲”的另一筆名，是耶？非耶？總之自適之先生以後，“紅學界”值得一提的二世祖、三世祖，以周汝昌君用功最勤，發現也最多，但是膽子也最大。今姑存其說］。我這一發現實是《紅樓夢》最早的鈔本。
後來我又找到了一部更全的七十七回本，號稱八十回本［此鈔本後來紅學界通稱“庚辰本”，為北平徐景署所藏，書名與“甲戌本”同，亦稱《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我也替這部更全的抄本寫了一篇很長的考證［《跋乾隆庚辰（1760）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於1933年發表了［原文見商務版《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頁403——415］。
所以從1921年至1932年，我對《紅樓夢》的研究曆時十二年之久，先後做了五篇考證的文章。這項前所未有的研究的重要性是多方麵的。在我做考證之前，研究《紅樓夢》而加以詮釋的已有多家，簡直形成了一門“紅學”。讓我且舉頗有驚人之筆的三家為例：
第一家認為《紅樓夢》是反映清朝開國之君順治皇帝的一段戀愛故事。書中的男主角“寶玉”便是隱射順治，那美麗而短命的女主角“黛玉”則隱射董鄂妃。
第二家就更離奇了。那是我的上司、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所首倡的。蔡氏認為《紅樓夢》是一部隱射漢民族抗滿的［政治］小說，［書中的故事］便是整個康熙一朝的政治現象。“寶玉”是隱射康熙皇帝的廢太子［胤礽］，大觀園中的諸美人則是暗指當時的名士。例如“黛玉”便是暗指朱彝尊，黛玉的情敵“寶釵”則是暗指高士奇。諸如此類。
第三家倒是有相當的重要性。這一家說《紅樓夢》是描寫滿族名士納蘭性德的身世。納蘭在英文《清代名人傳》（arthur w.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vol.ii，p.662.）中有專傳。我這裏不妨順便說一說。納蘭性德（1654——1685）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是［康熙朝］當時一門有權勢的滿族世家［武英殿大學士（俗稱“宰相”）納蘭明珠］的公子。這位青年倒是一位文學奇才。他在十幾歲的時候，已經頗有才名。他的情詩［《飲水詞》］也真是美豔感人，因此才有人把他和《紅樓夢》扯在一起。
但是我在我的長篇考證裏，便把上述三家斥為無稽之談。我指出這部名著與上述三大家的驚人之論毫無關係。否定諸說之後，我也提出更有建設性的建議。我認為要認識這部巨著，一定要找出作者的身世，並且還要替這部名著的版本問題作出定案。
在尋找作者身世這項第一步工作裏，我得到了我許多學生的幫助。這些學生後來在“紅學”研究上都頗有名氣。其中之一便是後來成名的史學家顧頡剛，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後來成為文學教授。這些學生——尤其是顧頡剛——他們幫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雪芹原名曹霑，雪芹是他的別號。
為搜查曹雪芹的家世，我們又找出他的祖父曹寅來。曹寅詩文皆佳，原為康熙皇帝遣往江南來羈縻當地士子的秘密文化特務。作為清廷的秘密文化特務，他獲任當時南京、揚州一帶收入最豐的優差肥缺。他的收入倒不是去賄賂或收買當時的讀書人，而是有意地去救濟全國的寒士——特別是長江下遊江、浙一帶的貧儒寒士。
我所要特別指出的，則是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曹寅的父親曹璽——也就是雪芹的曾祖——曾在南京做過二十一年的“江寧織造”［一個直屬於皇帝的私家賬房、內務府，管轄南京一帶絲綢紡織工業以備宮廷禦用的財務官］。曹寅本來已在蘇州做過四年的“蘇州織造”；後來調往南京，又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寧織造”。在此同時，他又在揚州四度兼任“兩淮巡鹽禦史”。這兩項官職是當時大清帝國之中最能充實宦囊的優差肥缺。
曹寅死後，其子曹顒又繼承父職，做了三年“江寧織造”，死於任上。曹氏歿後，曹寅一位過繼的兒子曹頫——可能就是雪芹的父親——又接著出任“江寧織造”至十三年之久。所以他們曹家三代出了四位“織造”，任期加起來，先後逾五十八年！這件事實便是《紅樓夢》上所常常提到的所謂“世襲恩寵”了［剛按：在適之先生以前的文章裏，他總說曹頫是曹寅的次子。在本章中則說是“過繼的兒子”，這是他接受周汝昌的說法而改變的］。
任何人讀《紅樓夢》，都會感覺到那［榮、寧二府裏］榮華富貴的氣氛，一種官宦世家的傳統。所以我們必須先要了解那種五十年不斷的“江寧織造”家庭背景，然後才能談到了解這部小說。這便是我考證的一方麵。
但是康熙皇帝死後，諸皇子爭位。雍正雖然終承大統，但是他［這位四皇子］也沒有什麽名正言順的承繼特權。所以他一旦即位之後，便對原先和他爭位的弟兄，乃誅囚不遺餘力。在這場奪權鬥爭之中，曹家也受到株連。不特與曹氏有關的皇親國戚悉被推翻，曹家自己也受了“查抄”之禍。家產充公，婢仆星散，樹倒猢猻散，轉眼也就窮困不堪。曹雪芹長大之後，正趕上這場不幸，而終至坎坷一生！
這許多遭遇，作者在他的《紅樓夢》的前幾回中都說得清清楚楚。他也向來沒有掩飾這部小說的自傳性質。但是我這一自傳小說的說法一旦提出之後，卻不易為讀者所接受。因為一般讀者的思想——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早已為上述諸家的政治故事、民族意識等說法，先入為主了。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們，真是曆盡艱辛，找出這些傳記資料——不特是曹雪芹的傳記資料，而且是曹氏一家的資料——來說明這部小說原是一部自傳。
這小說中最令人折服的一項自傳性的證據，便是那一段描寫賈家在皇帝南巡時曾經“接駕”的故事，而且不隻是接駕一次，而是接駕數次。史料在這方麵是可以作為佐證的。康熙皇帝曾六度南巡，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曾“接駕”四次。不但“接”了皇帝的“駕”，而且招待隨駕南巡的滿朝文武。康熙在揚州和南京皆駐蹕曹家。所以不管曹家如何富有，這樣的“接駕四次”，也就足夠使他們破產了。
我考證的第二步，便是《紅樓夢》本文上的問題。我指出根據早期各方資料，《紅樓夢》全稿未完曹雪芹就死了。雪芹死後，他的遺囑可能把這部未完的小說，以鈔本方式，廉價出售。這鈔本大致隻有八十回。可是後來我發現，甚至前八十回也非全璧。其中六十七回［“見土儀顰卿思故裏，聞秘事鳳姐訊家童”］中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各回中也都有些殘缺之處。這些都說明作者死後，隻遺下一部八十回的殘稿。這殘稿在傳閱之中，又經人一再手抄，而抄書的人又可能隻是些低能的錄事，因而錯誤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