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日本軍人繳械投降,叫做日俘,住在中國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僑,中國政府設立了一個機構管理他們,這個機構的名稱,今人說法分歧,我記得我看見的招牌是“日僑俘管理處”。僑俘兩個字破例密接,印象深刻。


    那時“中國本部”(不包括東北和台灣)有日俘一百二十八萬三千多人,日僑約八十萬人,中國政府要把他們送回日本,當時稱為“遣俘”和“遣僑”。那時“中國本部”使用廣州、上海、秦皇島、青島等十三個港口進行遣送工作,上海最受重用,資料顯示,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萬人,日僑約六十萬人。我們逗留京滬時,遣送工作還沒有結束。


    國際通例,戰勝國有權使用戰俘的勞力。我們到南京時,看見日俘正在揮汗修路,江灣新建的機場尚未修好,仍由日俘繼續施工。多年後,美國好萊塢拍了一部有名的電影:《桂河大橋》,演出英軍戰俘修橋的故事。雖然做了俘虜,為敵人修橋,那個英軍上校還是很興奮,他說,身為軍人,一生做的都是破壞工作,難得有機會建設,他一定要督率部下,提高工程水平。日軍攻打中國,一槍一個洞,一彈一個坑,留下無數斷橋殘壁,征用他們出力建設,也是一種教育。


    有一天,我去看他們修路,皇軍一變而為苦力,也是千載難逢的景觀。那時機械器材缺乏,修路還是靠鍬和鎬,他們挖過許多戰壕掩體,操作十分熟練。動作比較慢,似乎不甘心?但是一鍬一鎬下去很確實,不敷衍了事,也沒看見有人擅自休息走動或抽煙喝水。軍官帶隊督工,工地狹長,他不停地走動察看。盟軍規定,日俘遇見戰勝國的軍人,不論對方階級高低,都要敬禮,而對方不必還禮(這是長官唯一叮囑過的注意事項)。乖乖,他向我敬禮的時候,我還真覺得如在夢中。下次再去,我到馬路對麵遠遠地看,躲著他。連上有個班長,他每天故意走過工地,每天享受一個敬禮,大日本皇軍的軍官,動作敏捷,姿勢正確,從未違背盟軍的規定。我聽見有人笑那班長無聊,那班長說,“抗戰八年,除了這個,咱們還能撈到什麽?”他每天計算一共得到多少敬禮,到沈陽後,我聽他數到第七十次。


    我也曾到江灣看日俘修機場,那裏參加勞動的人數多,一片黃塵中黃螞蟻成群蠕動,乍見之下,產生錯覺,還以為他們構築工事,包圍上海。我看見他們整隊歸營,盡管鞋襪破舊,軍服肮髒,他們的隊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視,無人交頭接耳。官長的軍服上業已卸除那些顯示階級尊嚴的佩件,外形和他們一樣狼狽,同時也失去了關乎他們生死榮辱的權力,可是他們對長官的尊敬服從絲毫未減。那時怎麽也沒料到,兩年零十一個月後,我狼狽奔往江灣,由江灣逃出大陸。


    聽說上海的慈善機構想捐一批鞋襪給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說日俘決心給京滬人士留下“去思”,他們辦到了,報紙雜誌不斷有人稱道他們。據說他們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課,紀律嚴整。據說投降後照常整理內務,被服裝具一絲不苟。據說繳槍之前把槍擦得幹幹淨淨。據說他們登船回國,秩序井然,無人搶占好位子,而且讓婦孺優先。他們的財物都得留下,隻準帶很少的錢、很少的隨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現款,一隻手表,一隻自來水筆。憲兵檢查嚴格,據說他們無人違反規定。


    不久,我們走海路赴東北,葫蘆島登岸,正是夕陽西下,我看見許多日本僑民在碼頭上排成隊伍,接受檢查,老人彎著腰,排在最前麵,然後是婦女,牽著小孩子,最後才是青壯男子。隊伍很長,沒有聲音,圖畫中才有那樣的沉默,隻聽見海浪拍打堤防,連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輪船等著送他們回國,記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殼油漆斑駁,我當時有一個念頭閃過:如果海上起了大風大浪,這樣一艘船能把他們平安送到日本嗎?


    “可怕的日本人”!京滬的論客如此判斷,他們借小報一角,談日本軍人在硫磺島上的壯烈,談日本僑民在塞班島上的壯烈,談“自殺飛機”在空中的壯烈。我今天重讀關於“神風特攻隊”的記述,兩千五百一十九個日本青年,誌願獻身,他們駕著特製的小飛機,帶著重磅炸彈,全速衝向美國軍艦,粉身碎骨。他們炸沉了普林斯頓航空母艦、懷特普來恩斯航空母艦,以及其他軍艦。美國的生產力雄厚龐大,馬上可以補充損失,日本的自殺飛機卻用光了。無論神風隊如何英勇,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仍然節節敗退,亡國的命運注定,神風戰術不能挽回。最後,執行此一戰術的日本第五海軍航空司令宇垣,親自登上自殺飛機出動攻擊;發明此一戰術的海軍參謀長大西切腹自殺,他留下遺書,對英勇犧牲的神風隊員道謝,對那些隊員的家屬道歉。


    日本政府欺騙了日本青年,執行騙術的將領過於“入戲”,“入乎其中”而無法“出乎其外”,跟著假戲真做了。但是我至今不能認定這是中肯的論斷,無論如何,日本軍人的品質是優秀的,日本政府浪費了他們。無論如何,政略錯誤不能由軍人用投降叛變來糾正。戰地軍官,軍權至高,當地司令官以通敵和作戰不力之類的罪名殺了多少人!結果高級將領以千萬士兵做投降的資本,換一個新官位,他的部下經過改編整訓,槍口換個方向,不是死在這個戰場上,就是死在那個戰場上,無論如何我不能承認這樣的軍人“優於”那樣的軍人。


    然而那樣的軍人的確可怕。抗戰時期,我們都熟知兵學家蔣百裏的名言,他說日本盛產清酒、櫻花和鯉魚,這三樣東西可以代表日本人:清酒沒有後勁,象征日本的國力難以為繼;櫻花突然滿樹盛開,也一夜敗落幹淨,象征日本的國運無常;廚師烹魚前,鯉魚躺在砧板上不動,象征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可怕的是清酒喝光了,酒廠再造;櫻花謝盡了,明年重開;鯉魚死了,來世輪回。京滬論客高分貝呼喝,教人莫唱《何日君再來》。


    投降,日本軍人一萬個不甘心,閑言閑語很多。中國政府派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飛南京“受降”,日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呈遞降書,兩人留下曆史性鏡頭。我乍見那張照片時,覺得什麽地方不對勁,看了幾十年,終於看出眉目來,那位降將雙手送出“那張紙”時,紙離桌麵太近,太低,“那張紙”也沒過桌麵的中線,何大將得伸長胳臂俯著上身接過來,“降將”有機心,何上將恐怕是有些慌張。單就那授受片刻而論,日本沒輸。


    然而一般軍人也的確可憐,無論精神上、物質上他們都貧無立錐,戰爭耗盡了日本的一切資源,“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他們回去連食物也沒有。如果他們中間有人強奸過中國婦女,此人的妻女正在賣淫;如果此人放火燒掉中國人的房子,此人的祖居已被燒夷彈或原子彈化為灰燼;如果此人用他的東洋皮靴踢過中國人的孩子,中國學童正把日本孩子推入水中。即使此人從未搶過中國人的東西,他的家已遭中國遊民侵入,喜歡什麽拿什麽,“你們從中國人家裏搶來的、我們收回。”即使此人一向尊敬中國讀書人,中國學生打日本教師也形成一時風氣。


    東北人性情剛烈,屬於“北方之強”,那時他們遠在“化外”,沒聽見“以德報怨”的廣播,“恩仇不報非君子”,動手殺死許多日俘。多少日俘日僑被飛機炸死,被老百姓殺死,衣服被人扒光凍死,多少人生了病,得不到治療,也是一死,還有不少人自殺而死。死神一次一次篩選,最後大難不死,再回到日本去受罪。現在讀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書中有許多見證,跟我當初聽到的傳聞八九不離十。


    天皇下詔投降,教他們“不能忍者忍之,不能受者受之”,可憐天皇哪裏知道個中隱痛辛酸。“忍”能維持自尊,也許這是日本人的特點,但是也隻有在中國人手中辦得到,或許可以說,這才是中國給他們的特惠。“南京大屠殺”一筆賬,算來算去算到日軍將領穀壽夫頭上,他是第六師團長,一九四五年進占南京。中國法庭審判他,他十分莊重地說,他不知道有大屠殺,他從未下過那樣的命令,但是他說,如果他的部下真的那樣做了,他有責任,他願意負起責任。聲調沉穩,要言不煩。中國法庭殺了他,“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大體上說,盟國法庭殺戰犯,僅僅殺了他們的肉體,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幽魂早在日本複活。任何國家都得有國魂,日本打造國魂,“二戰”戰犯的幽魂也做了材料,十四名甲級戰犯的靈位移到靖國神社、日本的忠烈祠。二○○一年盂蘭盆假期,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他說,那些戰犯在艱難歲月中懷著對祖國未來的信念,血灑疆場,英靈不泯。


    我們到了沈陽,聽到蘇聯軍隊幹的壞事。奸淫擄掠的事容後再談,單說對待俘虜,斯大林把二十八萬日俘運往西伯利亞做苦工,饑寒交迫,勞動量很大,估計他們以青壯之年憔悴而死,斯大林殺了他們的身體,也殺了他們的靈魂。一九五○年,蘇聯把“在中國犯罪”的日本戰犯交給中共,其中包括在山東執行“三光”政策的日軍第五十九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關東軍製造細菌武器的七三一部隊支隊長神厚秀夫。日軍投降時,中共力主嚴懲戰犯,一朝戰犯在手,個個從輕發落。中共隻是殺了他們的靈魂。


    日本關東軍大約有十萬人不願投降,拋棄妻子兒女,遁入長白山中,再也沒有出來。長白山區冬季有四十天下雪,氣溫經常在攝氏零下四十度左右,他們沒有生存的條件。奇怪的是沒有人逃回來,估計最後的結局是集體自殺,而且是少數人控製多數人強迫自殺。他們的妻女擔當另一種角色。那時國民政府船隻有限,東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後,我到沈陽時,馬路兩側日僑擺了許多地攤,出售他們帶不走的東西,維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鋼琴沙發,小件如玩偶花瓶,雖說家產充公,當局並未禁止。那些專售“小件”物品的地攤最有看頭,日本文化琳琅滿目,地攤後麵幾乎清一色的“跪”著一個女子,絕對沒有男孩子出現,隻有他的母親或姐姐,她們給“男子”留麵子。她低著頭,雙目下垂,並不真正照顧她的貨物,任憑顧客自動取貨,自動照標價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沒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關內來的中國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臉蛋兒,強迫她抬起臉來,她的反應是“三不”:不合作,不掙紮,不出聲。


    那時還有日本女子沿街叫賣自己製作的食物,據說她們都是日本官員的女兒。日本女子也在街頭搭建臨時的小木屋賣酒,拉起白布條做成的廣告,中年婦女炒菜,少女擔任招待,二十歲模樣的少女,穿著和服,站在櫃台裏麵,端出鹹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滿。顧客多半是東北的工人或馬車夫,這些粗魯的男人乘其不備出手突襲,摸她們的胸脯,或者揪住頭發吻她們的臉,她們都能說漢語,可是沒有抗議爭吵,也不流淚,默默地承受一切。


    資料顯示,東北地區有日僑一百三十萬人。沈陽一地大約有二十萬人,其中婦女占百分之七十,包括由日本來的營妓舞女。東北遣送日俘日僑進度較慢,李修業在《遣送東北日僑俘的回憶》中說,這年十一月才遣送完畢。所以我們還有機會見到許多、聽到許多。


    日本占領東北後,向東北大量移民,移民是他經營東北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人是特權分子,一聲投降,全成了擱在沙灘上的魚。那時她們非常恐懼,她們熟知日軍在中國造了什麽樣的孽,伸長了脖子等待中國軍人的屠刀。她們為丈夫乞命,為子女乞命,為自己乞命,既而發現中國男人所要的不過如此。她們也弄不清楚眼前這個中國人誰有多大權限、誰能發揮多少影響力,她們完全順從“中介人”的擺布。所謂中介人,主要的是日僑管理所的中國幹部,各方“權勢”向他們要女人,他們晚間把年輕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沈陽外圍某市的市長,每夜換一個日本女子侍寢,他向人誇耀,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個日本女子,自稱民族英雄。管理日僑俘的處長和他所屬的許多所長,都由當地黨政要員兼任,他們從來不把這項兼職寫在履曆表上,他們的傳記和墓誌銘誇盡當年勇,從未提起管理日俘這一段。


    “淫媒”之類的人物也應運而生。我有一位本族的長輩,他在關內工作,因業務需要,經常往來沈陽,為起居方便,他在沈陽市買了一幢日式房屋,他若不來沈陽,房子就由他軍中的密友們自由使用。管理房屋的副官告訴我,許多上校、少將級的人物輪流在那幢房子裏宿夜,年老的日本婦女晚上送年輕的日本女子來,那些軍官喝酒的節目也省了,有時一個人睡人家兩個,有時兩個人睡人家一個。關於這幢房子和它的主人,以後還有故事可講。


    美色也是階級,漂亮女子總是歸官位高的人,門當戶對。聰明的美女也總是趕快找一個“英雄”獻身,受他的保護,免得再去伺候一個一個“人下人”。那年代,女囚收監以後,倘若無背景而有姿色,很可能由典獄長之類的人物召去陪睡,若是不從,她就會落進那些看守員的手裏,他們輪流縱欲,使她悔不當初。日本女子毫不遲疑接受了她們的命運,而且竭力減少了損害。


    據說在床上,日本女子委屈迎合,那一份從裏到外徹底奉獻,才真是“無條件投降”。而且她們穿著華美的和服來,脫掉和服,裏麵並沒有內衣,男人的這份驕傲和享受,也許隻有皇帝召幸後宮嬪妃才可以得到。日本男人太剛,幸虧日本女人來補救,戰勝國的男人嚐過日本女子的委婉承接之後,對這個戰敗國有寬恕心。


    後來我到台灣,結識了一位劇作家,他當年在軍中做政工,他的部隊第一批出關,進占沈陽。他的官階雖然低,卻也有一段醇酒婦人的日子,他說,他們當時的口頭禪是“以個人幸福慶祝抗戰勝利”。他胸中有許多日僑女子的故事,但是沒來得及寫出來。


    我從他那裏知道,日本的少婦和少女,裝束有別,他們找來的都是少婦,上了床才發現是少女。他們納悶:向來隻見少婦冒充少女,何曾聽說“反串”?後來明白了,日本少女認為貞操神聖,婦人就沒那麽嚴重,她以少婦裝扮保留自尊心,同時她也表示大割大舍,沒有什麽“過渡”。那時中國男人嫖妓,也指明要日本女子,老鴇常以中國女子冒充。有經驗的嫖客說,識別真偽很容易,你把手伸進女孩子的衣服裏,撫摸她的胸部,如果她的肌肉溫暖柔軟,她是日本人;如果她的肌肉冰冷僵硬,她是中國人。麵對橫逆,日本女子有她的哲學,她完全撤除了心理的防線。日本女子掛在十字架上,替日本男人擔當罪孽。


    動蕩之世,“每一個維持尊嚴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犧牲尊嚴的女人。”日本男人虧欠中國人,中國男人虧欠日本女人。並不是每一個女人都有美色,正如並不是每一個男人都有權勢,雙方都有自知之明,不得已而求其次,連我們的幾個班長都沒留空白,他們總是白天外出,匆匆趕回來參加晚點名,一臉酒色財氣,連長訓話,要求大家“節製”。後來知道,美軍占領日本以後,日本女子為美軍官兵布置溫柔鄉,賺外匯,也爭取美國對日本的同情。美國記者發出報道:“東京的婦女大半是妓女。”中國記者水平高:“日本的女子大半是西施。”西施犧牲肉身,圖利本國。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台灣企業家許文龍舊話重提,他稱讚日本女人犧牲色相,挽救日本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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