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7 東北一寸一寸向下沉淪
關山奪路：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國軍的軍紀變壞，憲兵隊冷衙變熱，民眾紛紛前來投訴，要求製止軍人欺壓。憲兵巡查沿途取締違紀事項，每天帶回整頁記錄，有時加上需要“帶隊處理”的軍人。郭偉班長專門負責處理這些案子，我是他的助手，往往忙到三更半夜才得休息。
軍紀是怎麽變壞的呢？第一個原因是傷兵增加。
軍隊作戰，官兵當然有傷亡。傷者先由野戰醫院緊急治療，轉到後方醫院繼續治療，他們或因留下後遺症，不能再上戰場，或因心灰意冷，不願再上戰場，千方百計保留傷員的身份長期留院，於是後方醫院兼有收容所的性質。好萊塢出品的電影裏有一場戲，炸掉一條腿的大兵和炸瞎一隻眼的大兵額手相慶：“對我們來說，戰爭已經過去，我們可以回家了！”國軍的傷兵無家可歸，你兩條腿離家，怎麽能一條腿回去？而且戰爭對他們並未過去，他們的家鄉在解放區，缺一條腿或瞎一隻眼，正是他殘害人民的罪證，不能掩飾，無法原諒。這些人逗留戲院，遊蕩街頭，心理不平衡，見誰跟誰生氣。
那時社會歧視“殘廢”的人，多少民間故事以嘲笑他們為題材，連兒童都以捉弄聾啞為樂。那時，基督教認為殘廢是上帝的懲罰，佛教認為殘廢是前世的業報。中國人把殘廢改成殘障，再改成肢體障礙，花了四十年的時間。四十年前，給殘障的人讓路、開門、預留座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政府對傷兵沒有康樂服務，沒有職業訓練，沒有教育補習，沒有宗教陶冶，甚至連醫藥衛生也照顧不周。九十年代，我讀到美國心理學會一份調查報告，人若生活在困難的環境裏，長期受疏忽蔑視，容易產生暴力傾向，這時人經常憤怒，愛打架，任意破壞物品虐待動物，喜歡攜帶武器。我覺得這番話幾乎是為四十年代沈陽的傷兵而設。
傷兵還想活，還想活得有自尊心，隻有結隊聚眾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們發現，一個傷兵是弱勢，一群傷兵就是強勢。他們並不遊行請願、奔走陳情，那時不興這個，他們結夥橫行，強力開辟生存空間，用他們自己的辦法向社會討公道、求補償，例如成群結隊吃館子，上澡堂子，坐車，看戲，都不付錢，而且動不動把館子戲院砸了。老百姓眾口流傳的順口溜把“四大害”擴充為“十大害”，傷兵入選。沈陽市是東北軍政首長集中辦公的地方，傷兵還相當收斂，到了偏遠縣市，他們簡直沒有顧忌。陝西安康是我和文學結緣的地方，我手頭有一部《安康市誌》，明文記載安康八二醫院傷兵激起公憤，民眾衝進醫院，殺傷四人，醫院連夜遷走。
我和傷兵有很多接觸，我納悶，他們為何不和市民和善相處。有一個傷兵對我說，他也很想發展軍民關係，很想和老百姓起碼有點頭之交，無奈男人看見他就捂鼻子，女人轉身就跑。有一次他到公園散步，看見一個很可愛的小男孩，他走過去朝那男孩微笑，做母親的立刻把孩子緊緊抱在懷裏，向他怒目而視。他說我們是傷兵，隻能做壞事，不能做好事，我們進飯店白吃白喝，社會能接受，大家認為我們就是這麽個料子，我們做別的，社會不接受，認為我們不配幹那個。
他說將領以前玩弄他，現在政府舍棄他。二十多年以後，我自己有了孩子，孩子玩塑膠小兵，排列陣勢，發現缺腿斷手的小兵，挑出來丟掉，我在旁想起沈陽的傷兵，想了很久。
他說小時候信奉基督，後來想上教堂，他告訴我在沈陽進教堂的經驗。他隻有一隻腳，腋下拄著大拐杖，禮拜堂的大門正對著講壇，牧師正在講道，他走進去的時候，會眾正在唱詩，他熟悉那首詩： <blockquote>
為你，為你，我命曾舍，
你舍何事為我？
為你，為你，我身曾舍，
你忍何辱為我？ </blockquote>
他說，會眾看他走進來，立刻閉起嘴巴。他的拐杖落地，發出沉重的聲音，咚、咚、咚，他一步一步往裏麵走，全堂聽眾都轉過臉看他，好像都在等待什麽。他忽然明白了，他聞到的氣味，看到的臉色，知道那些人等他退出去，認為他不該進來，他轉身往外走，他聽見禮拜堂的大門在背後關上。
他向我大聲質問：“我的上帝，你為什麽離棄我？”那年代教會使我們跌倒。後來我知道，不是上帝離棄我們，是上帝的代理人離棄我們，三十年後，我越過代理人，直接恢複信仰，有時想起那個傷兵，猜想他的靈魂在哪裏。
第二個原因是通貨膨脹。
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把東北定為經濟特別區，發行九省流通券，希望幣值穩定，減低腹地經濟波動的衝擊，這個目的並沒有達到。我們初到沈陽的時候，沈陽市的公共汽車和電車，一張車票三毛錢，另有私營的馬車代步，車夫沿街招攬生意，不斷喊著“一張票！一張票！”意思是花一塊錢就可以上車，你可以坐車到鐵西區內的任何地方，越區才加收車資。沒過多久，這“一張票”居然變成十塊錢了。我把以後的發展提前寫在這裏，據《沈陽市誌》記述，兩年以後，一九四八年六月，公車車票一張漲到兩萬元。再過三個月，幣製改革，金圓券出籠，東北流通券三十萬才換得新幣一元！
且說我們當時，有一個大兵坐上馬車，下車的時候車夫向他收錢，他奪下趕車的鞭子，給車夫一頓狠狠地抽打。
郭班長審問他，問他為什麽坐馬車不付錢，他說，一個月的餉隻能買兩條麻袋，拿什麽付車錢？既然沒有錢，為什麽要坐馬車？軍人坐電車、坐公共汽車都是免費的啊。他說沈陽市這麽大，街巷這麽複雜，我們外路人哪裏摸得清楚？誰知道該坐哪輛車？下了車誰又知道怎麽找門牌？
你不付錢，已經過分，為什麽還要打人？問到這裏，“被告”的語氣忽然激昂：“他根本不應該向軍人要錢，我要立下規矩，教他們知道軍人坐馬車也得免費，規矩立下來，你們也可以不花錢坐馬車。”
我在旁邊製作筆錄，聽到這番話怔住了。郭班長勃然大怒，抄起木板，命令他“伸出手來！”狠狠地打了他一頓手心。吩咐我“寫下來！把他說的話都寫下來！我們要專案報上去。”
情況越來越令人不堪，我要把後來發生的事情提前寫在這裏。三個軍人坐一輛馬車，找個空曠無人之處，把車夫的雙手倒剪，毛巾堵住嘴，麵粉口袋套住頭，推倒在地，三人趕著馬車揚長而去。他們一定是把馬賣了，把車也賣了，軍營似海，這個案子誰也無法海底撈針。
我記得，四小名旦有一位毛世來，他到沈陽登台公演，門票一張東北流通券五千元，愛好京戲的人想買票還得找門路。公演這天晚上，憲警在戲院四周每一個路口布下崗哨，文官的汽車，武官的吉普車，富商巨賈的私家馬車，一望如水如龍，平時看白戲的人個個坐在家裏死了心。
我聽見這樣的對話：
毛世來一張票憑什麽賣五千塊？
大米賣到一萬塊一石了，毛世來也隻是為五鬥米折腰。
我要把後來發生的事情提前寫在這裏。沈陽市有一條街叫太原街，這條街很長，商店很多，街道兩旁擺滿了賣銀元的小攤，軍公人員領到薪餉，急忙跑到太原街去買銀元，當時叫做“保值”。那時銀元市價紊亂，“貨比三家不吃虧”，手裏攢著鈔票的人，一個攤位一個攤位問價錢，怎麽越問銀元越值錢？還是開頭第一家價碼合算，急忙回到原處去買，這“第一家”居然比“最後一家”還要貴！“早晚市價不同”，貨比三家吃了虧。
於是國軍的“五強”作風，漸漸由關內帶到關外：強買，強賣，強借，強住，強娶。
強買，商家定價一百元的貨物，硬要二十塊錢買下來。強賣，拿著東西到商店推銷，明明隻值二十塊錢，硬要一百塊賣給你。強借，借用老百姓家的東西，你不借也得借。中國人因為語言不通或腔調不同，互相輕視。有些士兵聽不懂東北話，東北人也聽不懂他的鄉音，借東西溝通失敗，自己升堂入室尋找，哪有工夫聽老百姓爭論，索性舉手就打，拿了東西就走。強住，軍人不帶著房子走路，隨地住在民家，眼睛隻看屋子不看房主，一句商量也沒有。強娶，團長或師長級的帶兵官選中了對象要成親，他的年齡可能比嶽父大，說媒求親納采下聘樣樣按規矩來，花轎抬到門口，你還想怎樣？強娶的例子關內多，關外少，但是影響麵很大。
“五強”本來是個榮譽。大戰結束，英美蘇並稱三強，美國從歐洲拉來法國，從亞洲拉來中國，合稱五強。那時“五強”經常掛在要人的嘴邊，嵌在報紙的大字標題裏，實際上中國的國勢很弱，老百姓把軍人違紀擾民的行為湊成五項，冠以五強之名，真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個原因是成立許多保安團。
幾乎人人都說，政府沒有收編東北的青年，犯下極大的錯誤。我到沈陽以後知道，經過蘇聯紅軍占領和中共搶先接收兩番淘洗，等到國民政府的大員出現，“滿洲國”的軍隊已不存在。國軍也曾收容殘餘，編了兩個師，戰鬥力平常，軍紀也差。（據溥傑寫的文章說，日本根本不希望“滿洲國”有很好的軍隊。）第一批出關的軍隊也曾大量吸收東北青年入營，憲兵第六團也曾立刻招考新兵，我還奉命去監考。
然後，出現了一個又一個保安團，我曾看到保安第四十四團的番號。
保安團是就地取材的“民兵”，軍事當局先委派某人做團長，他再找營長連長，四處招兵。政府給他們的薪餉補給諸多不足，他們自己就地籌措，怎樣籌措呢？除了“五強”，他們不知道別的辦法。有個保安團長在鐵西區弄到一棟房子，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家具，他的副官帶著幾個護兵四處尋獵，衝進一個中年商人的客廳，搬走全套設備。商人到西區憲兵隊告狀，郭班長派我去看他家空空的客廳。
我奉令去找那個保安團長，冒著大雪找到他的家，他讓我進門，卻任我立正站在客廳裏，不理不睬，他和他的朋友一同喝高粱酒，吃白肉酸菜火鍋，我說話他裝做沒聽見。等到酒過三巡，我按捺不住，提高嗓門告訴他，他必須把東西歸還原主，究竟哪一天歸還，現在必須給我一個答複。他站起來指著我，斥責我目無長官：“你給我回去，叫你們連長來！”穀正倫的靈魂忽然附在我身上：“我正在執行勤務，我現在代表連長，代表警備司令部，代表國家的法律。我給你三天時間，三天之內你一定要歸還。”說完，我離開他的家。
他沒有歸還。一個星期過去了，我以隊部名義起草報告，要求警備司令部處理。兩個星期又過去了，我再起草一份言辭激烈的報告去催促，有幾句話是：軍隊是國家的命脈，而軍紀是軍隊的命脈，警備首長一再如此訓示，憲兵未敢或忘，所以整飭軍紀，鍥而不舍，人微言重，要求長官決斷。朱連長讀了我起草的文稿沉吟良久，終於對“人微言重”四個字表示欣賞，算是批準發文。
然後，我們的努力實現了，保安團副官帶著大卡車送還家具。大概我在外麵留下一點虛名，常常有市民寫“呈文”給我，申訴“五強”遭遇，信末寫著“謹呈上等兵王”。且慢高興，我把那些信拿給郭班長看，他說“燒掉”，我遵命燒信，心裏很痛苦。
我的“第一天差事”，曾經和國軍編餘的一位營長打過交道，他姓莊。我又遇見他，他佩戴中校領章，進保安團當營長。他對我說：“現在我這個莊營長不是假裝營長，是真正的營長。”那時許多人冒充連長營長在外招搖，他拍拍我的肩膀，“小兄弟，以後見我這一營的弟兄，能放一馬就放一馬，大家都得混口飯吃。”
他沿街招兵，我總是在馬路邊碰見他，每次他都對我有忠告：“小兄弟，你們憲兵做事不方便，有些事可以來找我。”我不懂什麽意思，他望著我微笑。
有一次，他提議喝茶，坐定了，他又提議喝酒，我堅決拒絕。
他說，他投考軍校的時候也是個純潔的青年，“像你一樣純潔”。但是人生漫長，總不能“一條路走到天黑”，以前當軍人為“國”，這一次當軍人為“家”，合起來還是“國家”。上一次做的是賠本生意，這一次要賺回來。
他說：“我現在是真營長，你來，咱們共患難也共安樂，我給你當排長，你帶兩三個憲兵來，他們當班長，趁著天下大亂，好好地幹它一場。”我急忙站起來往外走。這樣的保安部隊，我在河南見過，知道他們的三部曲：怕共，通共，降共。真奇怪，軍政當局為什麽要“一條路走到天黑”！
第四個原因是國軍常打敗仗。
春盡夏來秋又至，共軍連番發動攻勢，國軍打了好幾次敗仗，撤出好多據點。敗兵入城，自以為“入死”、“出生”，高人一等。這時，首批出關作戰的精銳開疆拓土，越走越遠，後續部隊在訓練、裝備、教育程度各方麵都次一檔，基層官兵的舊習氣比較深，壞習慣比較多，他們不但擾民，也和友軍衝突，也和憲兵衝突。他們的長官多半有“家傳”的統馭學，以包庇縱容部下的違紀行為來營造個人威望，維持士氣。向來敗兵難惹，即使是史可法，也隻是一句“悍卒逢人欲弄戈”了事。後來，終於有一天，他們用衝鋒槍向憲兵開火。
說到兵家勝負，有人認為出關的國軍多半從南方調來，難耐塞外的嚴寒，此言有理。記得出關第一年冬季，團部派幾個人到長春出差，他們穿著皮衣皮褲，回沈陽都進了醫院，小腿的肉凍壞了，必須開刀。我們的棉軍服裏麵有純毛的毛衣，外麵有厚毛呢和哢嘰布縫製的大衣，風雪之夜，衛兵隻能在戶外停留三十分鍾，他得回到室內休息三十分鍾再出來，室內有暖氣，兩班人馬輪流取暖。天氣影響士氣和戰力，我們睡在鴨絨睡袋裏，睡袋的尺碼形狀照著人的身體設計，門戶鎖鑰全仗中間一條拉鏈，拉鏈失靈，人就變成木乃伊。長春外圍的共軍半夜摸進國軍的哨所，把躺在鴨絨睡袋裏的哨兵抬走了好幾個。
可是想想共軍：抗戰勝利，時在夏天，中共急忙從山東、熱河、河北、察哈爾抽調十萬軍隊，出關接收，他們是穿著單衣上路的。國軍出關以後，共軍退到鬆花江北，那裏比沈陽更冷，那時共軍的補給十分簡陋，縱然組織動員的能力高強，鄉村婦女趕製出來的棉衣畢竟水平很低。東北的天氣，借用武俠小說家古龍的話：“冷風如刀，以大地為砧板，視眾生為魚肉。”他們如何度過第一個冬天？我在風雪之夜站衛兵的時候常替他們犯愁。
那時有關共軍的報道極少，偶然從報上讀到一些，從小道消息聽到一些。共軍雪地行軍，把棉軍服翻過來穿，軍服用白布做裏子，白雪就成了他們的保護色，可以躲避國軍飛機偵察，讀了這條新聞，我知道他們還沒有大衣。後續報道說，有一天，共軍踏雪行軍，頭頂上忽然來了飛機，全體官兵一律蹲下，以免暴露目標，飛機盤旋幾圈，掉頭而去，可是蹲著的官兵大半站不起來，咳！他們凍僵了。
聽說國軍出動突擊，來到鄉下，共軍的一位軍官正站在井旁，指揮民工打水，水桶裏的水溢出水來，流到他的腳旁，結成冰，把他釘牢在地上。國軍衝進來，他隻有站在原地射擊抵抗，當然，他陣亡了。由這條新聞看，他似乎穿著布鞋，咳！“千裏冰封，萬裏雪飄”，布鞋！
沈陽市區幾乎家家用蒸汽取暖，燒煤，煤由撫順運來，可是共軍挖斷了鐵路。這年冬天，沈陽的最低氣溫降到攝氏零下三十三度，我們的天花板罩上一層濃霜，還掛下簷溜，我躺進鴨絨睡袋，再蓋上毛毯和大衣，還想打哆嗦。那時眼鏡的鏡片用玻璃製造，同班列兵郭某嚴重近視，他的眼鏡凍裂了，一時沒錢去配新的，排長暫時免了他的勤務。夜晚出外巡查，回來指甲發紫，這時暖氣降到最低，特準我們到廚房裏生火，一麵烤火一麵發抖。那時國軍掌握城市，共軍掌握鄉村，鄉村的建築水平、取暖設備、食物熱量都差一大截，那日子如何度過？咳，布鞋，沒有大衣，還半夜出來摸哨，挖鐵路。
雪地行軍，如大浪中浮沉。冷，人如生了鏽的鐵。我讀到神話，共軍入關，七日不眠，三日不食，冰上赤足行走三百裏，零下四十五度照常出操。我不相信，他們也無須我相信。他們匱乏艱苦到極點，士氣仍然很高，能征慣戰，無論如何這是奇跡。毛澤東用兵如神，練兵也如神，其中的神秘性猶待揭開。
無可奈何，有一個國軍將領嗟歎：他們怎麽沒凍死！真是天亡我也，他們怎麽凍不死！大家猜想，出關第一個冬天，共軍可能凍死許多人，野狗常從雪後的路側和田野裏扒出屍體來，那穿白衣的（翻穿軍服）的都是共軍。可是直到現在，我沒有看到有關的資料或聽到傳說，征人苦寒也還很少進入以內戰為背景的小說詩歌。
國軍敗兵違法亂紀的事件不斷增加，違紀人員的階級也一再提高，起初隻有士兵，後來有尉官，然後出現上校。一名上校在旅館裏企圖強暴一名女學生，女生從樓窗跳落街旁，嚴重骨折。恰巧憲兵巡查經過，舉發他的罪行，死生有命，陳誠接東北行轅主任，立即殺他立威。然後出現少將，一名少將高參竟然私帶鴉片，那時鴉片行情奇俏，號稱“黑金”。憲兵（我還記得他叫周哲斌）發現，移送法辦，可是死生有命，陳誠卸任走了，繼任的衛立煌放了他！這位朱高參寫了一張明信片到憲兵隊部，文曰：“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其奈我何！”真名真姓落款，毫不含糊。巡查憲兵見他和美女並坐在吉普車上，從身邊風馳而過。
郭班長工作認真勤奮，那時處理過軍人違紀，沿用穀正倫時代的老模式，偵訊，製作筆錄，或者違紀者寫悔過書，蓋手印。然後郭班長問他：你願意送回原部隊處理呢，還是願意打五個手心？大多數人立刻把手伸出來。辦公室裏有一根粗重的“刑具”，既像棍，又像板，郭班長下手不留情，他雙手掄起，重重落下。他用這個板子打過二十幾個校官，不計其數的尉官和士兵。他的腦子裏有個小穀正倫。但是總覺得狂瀾已倒，自己立腳不穩。
夜晚，有人報案，他說一個軍官尾隨他太太進入客廳，坐下不走。郭班長帶著我前往處理，進門一看，還是個少校呢，大模大樣坐在椅子上喝茶。班長問他：“誰請你進來的？”他說主人的太太請他來的，太太堅決否認。“你怎知道太太請你進來？她對你怎麽說？”太太一句話也沒說，可是太太在前麵走，他在後麵跟，太太好幾次回頭看他，他受到鼓勵，一路跟進了客廳。
郭班長聽了，臉色一沉，吩咐我“出槍！”我把手槍從槍匣裏取出來，退後一步，子彈上膛，班長同時取出手銬。他一臉茫然，反複分辯“她還給我倒茶呢！”我差一點笑出來。
原告被告一同帶回隊部，連夜偵訊。要少校寫悔過書，他說不會寫。要他在口供上寫名字、蓋指紋，他用拿鉛筆的方法拿毛筆。偵訊完畢，原告回家，郭班長對那被告說：“你私闖民宅，意圖調戲良家婦女，我送你到警備司令部。”他撲通一聲跪在地板上。
班長說：“你不願意？那麽換一種處分，我打你五個手心。”他立刻把手伸出來，就這麽著，他跪著，班長站起來，居高臨下，打了幾下，他的手掌腫高，麵無人色。
工作完畢，夜靜無聲。郭班長頹然坐下，他說太累了！低下頭去，又抬起頭來，他對我說，這種人也當少校，如果我出去幹，他們得給我個少將。
後來回想，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已有去誌。
軍紀是怎麽變壞的呢？第一個原因是傷兵增加。
軍隊作戰，官兵當然有傷亡。傷者先由野戰醫院緊急治療，轉到後方醫院繼續治療，他們或因留下後遺症，不能再上戰場，或因心灰意冷，不願再上戰場，千方百計保留傷員的身份長期留院，於是後方醫院兼有收容所的性質。好萊塢出品的電影裏有一場戲，炸掉一條腿的大兵和炸瞎一隻眼的大兵額手相慶：“對我們來說，戰爭已經過去，我們可以回家了！”國軍的傷兵無家可歸，你兩條腿離家，怎麽能一條腿回去？而且戰爭對他們並未過去，他們的家鄉在解放區，缺一條腿或瞎一隻眼，正是他殘害人民的罪證，不能掩飾，無法原諒。這些人逗留戲院，遊蕩街頭，心理不平衡，見誰跟誰生氣。
那時社會歧視“殘廢”的人，多少民間故事以嘲笑他們為題材，連兒童都以捉弄聾啞為樂。那時，基督教認為殘廢是上帝的懲罰，佛教認為殘廢是前世的業報。中國人把殘廢改成殘障，再改成肢體障礙，花了四十年的時間。四十年前，給殘障的人讓路、開門、預留座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政府對傷兵沒有康樂服務，沒有職業訓練，沒有教育補習，沒有宗教陶冶，甚至連醫藥衛生也照顧不周。九十年代，我讀到美國心理學會一份調查報告，人若生活在困難的環境裏，長期受疏忽蔑視，容易產生暴力傾向，這時人經常憤怒，愛打架，任意破壞物品虐待動物，喜歡攜帶武器。我覺得這番話幾乎是為四十年代沈陽的傷兵而設。
傷兵還想活，還想活得有自尊心，隻有結隊聚眾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們發現，一個傷兵是弱勢，一群傷兵就是強勢。他們並不遊行請願、奔走陳情，那時不興這個，他們結夥橫行，強力開辟生存空間，用他們自己的辦法向社會討公道、求補償，例如成群結隊吃館子，上澡堂子，坐車，看戲，都不付錢，而且動不動把館子戲院砸了。老百姓眾口流傳的順口溜把“四大害”擴充為“十大害”，傷兵入選。沈陽市是東北軍政首長集中辦公的地方，傷兵還相當收斂，到了偏遠縣市，他們簡直沒有顧忌。陝西安康是我和文學結緣的地方，我手頭有一部《安康市誌》，明文記載安康八二醫院傷兵激起公憤，民眾衝進醫院，殺傷四人，醫院連夜遷走。
我和傷兵有很多接觸，我納悶，他們為何不和市民和善相處。有一個傷兵對我說，他也很想發展軍民關係，很想和老百姓起碼有點頭之交，無奈男人看見他就捂鼻子，女人轉身就跑。有一次他到公園散步，看見一個很可愛的小男孩，他走過去朝那男孩微笑，做母親的立刻把孩子緊緊抱在懷裏，向他怒目而視。他說我們是傷兵，隻能做壞事，不能做好事，我們進飯店白吃白喝，社會能接受，大家認為我們就是這麽個料子，我們做別的，社會不接受，認為我們不配幹那個。
他說將領以前玩弄他，現在政府舍棄他。二十多年以後，我自己有了孩子，孩子玩塑膠小兵，排列陣勢，發現缺腿斷手的小兵，挑出來丟掉，我在旁想起沈陽的傷兵，想了很久。
他說小時候信奉基督，後來想上教堂，他告訴我在沈陽進教堂的經驗。他隻有一隻腳，腋下拄著大拐杖，禮拜堂的大門正對著講壇，牧師正在講道，他走進去的時候，會眾正在唱詩，他熟悉那首詩： <blockquote>
為你，為你，我命曾舍，
你舍何事為我？
為你，為你，我身曾舍，
你忍何辱為我？ </blockquote>
他說，會眾看他走進來，立刻閉起嘴巴。他的拐杖落地，發出沉重的聲音，咚、咚、咚，他一步一步往裏麵走，全堂聽眾都轉過臉看他，好像都在等待什麽。他忽然明白了，他聞到的氣味，看到的臉色，知道那些人等他退出去，認為他不該進來，他轉身往外走，他聽見禮拜堂的大門在背後關上。
他向我大聲質問：“我的上帝，你為什麽離棄我？”那年代教會使我們跌倒。後來我知道，不是上帝離棄我們，是上帝的代理人離棄我們，三十年後，我越過代理人，直接恢複信仰，有時想起那個傷兵，猜想他的靈魂在哪裏。
第二個原因是通貨膨脹。
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把東北定為經濟特別區，發行九省流通券，希望幣值穩定，減低腹地經濟波動的衝擊，這個目的並沒有達到。我們初到沈陽的時候，沈陽市的公共汽車和電車，一張車票三毛錢，另有私營的馬車代步，車夫沿街招攬生意，不斷喊著“一張票！一張票！”意思是花一塊錢就可以上車，你可以坐車到鐵西區內的任何地方，越區才加收車資。沒過多久，這“一張票”居然變成十塊錢了。我把以後的發展提前寫在這裏，據《沈陽市誌》記述，兩年以後，一九四八年六月，公車車票一張漲到兩萬元。再過三個月，幣製改革，金圓券出籠，東北流通券三十萬才換得新幣一元！
且說我們當時，有一個大兵坐上馬車，下車的時候車夫向他收錢，他奪下趕車的鞭子，給車夫一頓狠狠地抽打。
郭班長審問他，問他為什麽坐馬車不付錢，他說，一個月的餉隻能買兩條麻袋，拿什麽付車錢？既然沒有錢，為什麽要坐馬車？軍人坐電車、坐公共汽車都是免費的啊。他說沈陽市這麽大，街巷這麽複雜，我們外路人哪裏摸得清楚？誰知道該坐哪輛車？下了車誰又知道怎麽找門牌？
你不付錢，已經過分，為什麽還要打人？問到這裏，“被告”的語氣忽然激昂：“他根本不應該向軍人要錢，我要立下規矩，教他們知道軍人坐馬車也得免費，規矩立下來，你們也可以不花錢坐馬車。”
我在旁邊製作筆錄，聽到這番話怔住了。郭班長勃然大怒，抄起木板，命令他“伸出手來！”狠狠地打了他一頓手心。吩咐我“寫下來！把他說的話都寫下來！我們要專案報上去。”
情況越來越令人不堪，我要把後來發生的事情提前寫在這裏。三個軍人坐一輛馬車，找個空曠無人之處，把車夫的雙手倒剪，毛巾堵住嘴，麵粉口袋套住頭，推倒在地，三人趕著馬車揚長而去。他們一定是把馬賣了，把車也賣了，軍營似海，這個案子誰也無法海底撈針。
我記得，四小名旦有一位毛世來，他到沈陽登台公演，門票一張東北流通券五千元，愛好京戲的人想買票還得找門路。公演這天晚上，憲警在戲院四周每一個路口布下崗哨，文官的汽車，武官的吉普車，富商巨賈的私家馬車，一望如水如龍，平時看白戲的人個個坐在家裏死了心。
我聽見這樣的對話：
毛世來一張票憑什麽賣五千塊？
大米賣到一萬塊一石了，毛世來也隻是為五鬥米折腰。
我要把後來發生的事情提前寫在這裏。沈陽市有一條街叫太原街，這條街很長，商店很多，街道兩旁擺滿了賣銀元的小攤，軍公人員領到薪餉，急忙跑到太原街去買銀元，當時叫做“保值”。那時銀元市價紊亂，“貨比三家不吃虧”，手裏攢著鈔票的人，一個攤位一個攤位問價錢，怎麽越問銀元越值錢？還是開頭第一家價碼合算，急忙回到原處去買，這“第一家”居然比“最後一家”還要貴！“早晚市價不同”，貨比三家吃了虧。
於是國軍的“五強”作風，漸漸由關內帶到關外：強買，強賣，強借，強住，強娶。
強買，商家定價一百元的貨物，硬要二十塊錢買下來。強賣，拿著東西到商店推銷，明明隻值二十塊錢，硬要一百塊賣給你。強借，借用老百姓家的東西，你不借也得借。中國人因為語言不通或腔調不同，互相輕視。有些士兵聽不懂東北話，東北人也聽不懂他的鄉音，借東西溝通失敗，自己升堂入室尋找，哪有工夫聽老百姓爭論，索性舉手就打，拿了東西就走。強住，軍人不帶著房子走路，隨地住在民家，眼睛隻看屋子不看房主，一句商量也沒有。強娶，團長或師長級的帶兵官選中了對象要成親，他的年齡可能比嶽父大，說媒求親納采下聘樣樣按規矩來，花轎抬到門口，你還想怎樣？強娶的例子關內多，關外少，但是影響麵很大。
“五強”本來是個榮譽。大戰結束，英美蘇並稱三強，美國從歐洲拉來法國，從亞洲拉來中國，合稱五強。那時“五強”經常掛在要人的嘴邊，嵌在報紙的大字標題裏，實際上中國的國勢很弱，老百姓把軍人違紀擾民的行為湊成五項，冠以五強之名，真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個原因是成立許多保安團。
幾乎人人都說，政府沒有收編東北的青年，犯下極大的錯誤。我到沈陽以後知道，經過蘇聯紅軍占領和中共搶先接收兩番淘洗，等到國民政府的大員出現，“滿洲國”的軍隊已不存在。國軍也曾收容殘餘，編了兩個師，戰鬥力平常，軍紀也差。（據溥傑寫的文章說，日本根本不希望“滿洲國”有很好的軍隊。）第一批出關的軍隊也曾大量吸收東北青年入營，憲兵第六團也曾立刻招考新兵，我還奉命去監考。
然後，出現了一個又一個保安團，我曾看到保安第四十四團的番號。
保安團是就地取材的“民兵”，軍事當局先委派某人做團長，他再找營長連長，四處招兵。政府給他們的薪餉補給諸多不足，他們自己就地籌措，怎樣籌措呢？除了“五強”，他們不知道別的辦法。有個保安團長在鐵西區弄到一棟房子，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家具，他的副官帶著幾個護兵四處尋獵，衝進一個中年商人的客廳，搬走全套設備。商人到西區憲兵隊告狀，郭班長派我去看他家空空的客廳。
我奉令去找那個保安團長，冒著大雪找到他的家，他讓我進門，卻任我立正站在客廳裏，不理不睬，他和他的朋友一同喝高粱酒，吃白肉酸菜火鍋，我說話他裝做沒聽見。等到酒過三巡，我按捺不住，提高嗓門告訴他，他必須把東西歸還原主，究竟哪一天歸還，現在必須給我一個答複。他站起來指著我，斥責我目無長官：“你給我回去，叫你們連長來！”穀正倫的靈魂忽然附在我身上：“我正在執行勤務，我現在代表連長，代表警備司令部，代表國家的法律。我給你三天時間，三天之內你一定要歸還。”說完，我離開他的家。
他沒有歸還。一個星期過去了，我以隊部名義起草報告，要求警備司令部處理。兩個星期又過去了，我再起草一份言辭激烈的報告去催促，有幾句話是：軍隊是國家的命脈，而軍紀是軍隊的命脈，警備首長一再如此訓示，憲兵未敢或忘，所以整飭軍紀，鍥而不舍，人微言重，要求長官決斷。朱連長讀了我起草的文稿沉吟良久，終於對“人微言重”四個字表示欣賞，算是批準發文。
然後，我們的努力實現了，保安團副官帶著大卡車送還家具。大概我在外麵留下一點虛名，常常有市民寫“呈文”給我，申訴“五強”遭遇，信末寫著“謹呈上等兵王”。且慢高興，我把那些信拿給郭班長看，他說“燒掉”，我遵命燒信，心裏很痛苦。
我的“第一天差事”，曾經和國軍編餘的一位營長打過交道，他姓莊。我又遇見他，他佩戴中校領章，進保安團當營長。他對我說：“現在我這個莊營長不是假裝營長，是真正的營長。”那時許多人冒充連長營長在外招搖，他拍拍我的肩膀，“小兄弟，以後見我這一營的弟兄，能放一馬就放一馬，大家都得混口飯吃。”
他沿街招兵，我總是在馬路邊碰見他，每次他都對我有忠告：“小兄弟，你們憲兵做事不方便，有些事可以來找我。”我不懂什麽意思，他望著我微笑。
有一次，他提議喝茶，坐定了，他又提議喝酒，我堅決拒絕。
他說，他投考軍校的時候也是個純潔的青年，“像你一樣純潔”。但是人生漫長，總不能“一條路走到天黑”，以前當軍人為“國”，這一次當軍人為“家”，合起來還是“國家”。上一次做的是賠本生意，這一次要賺回來。
他說：“我現在是真營長，你來，咱們共患難也共安樂，我給你當排長，你帶兩三個憲兵來，他們當班長，趁著天下大亂，好好地幹它一場。”我急忙站起來往外走。這樣的保安部隊，我在河南見過，知道他們的三部曲：怕共，通共，降共。真奇怪，軍政當局為什麽要“一條路走到天黑”！
第四個原因是國軍常打敗仗。
春盡夏來秋又至，共軍連番發動攻勢，國軍打了好幾次敗仗，撤出好多據點。敗兵入城，自以為“入死”、“出生”，高人一等。這時，首批出關作戰的精銳開疆拓土，越走越遠，後續部隊在訓練、裝備、教育程度各方麵都次一檔，基層官兵的舊習氣比較深，壞習慣比較多，他們不但擾民，也和友軍衝突，也和憲兵衝突。他們的長官多半有“家傳”的統馭學，以包庇縱容部下的違紀行為來營造個人威望，維持士氣。向來敗兵難惹，即使是史可法，也隻是一句“悍卒逢人欲弄戈”了事。後來，終於有一天，他們用衝鋒槍向憲兵開火。
說到兵家勝負，有人認為出關的國軍多半從南方調來，難耐塞外的嚴寒，此言有理。記得出關第一年冬季，團部派幾個人到長春出差，他們穿著皮衣皮褲，回沈陽都進了醫院，小腿的肉凍壞了，必須開刀。我們的棉軍服裏麵有純毛的毛衣，外麵有厚毛呢和哢嘰布縫製的大衣，風雪之夜，衛兵隻能在戶外停留三十分鍾，他得回到室內休息三十分鍾再出來，室內有暖氣，兩班人馬輪流取暖。天氣影響士氣和戰力，我們睡在鴨絨睡袋裏，睡袋的尺碼形狀照著人的身體設計，門戶鎖鑰全仗中間一條拉鏈，拉鏈失靈，人就變成木乃伊。長春外圍的共軍半夜摸進國軍的哨所，把躺在鴨絨睡袋裏的哨兵抬走了好幾個。
可是想想共軍：抗戰勝利，時在夏天，中共急忙從山東、熱河、河北、察哈爾抽調十萬軍隊，出關接收，他們是穿著單衣上路的。國軍出關以後，共軍退到鬆花江北，那裏比沈陽更冷，那時共軍的補給十分簡陋，縱然組織動員的能力高強，鄉村婦女趕製出來的棉衣畢竟水平很低。東北的天氣，借用武俠小說家古龍的話：“冷風如刀，以大地為砧板，視眾生為魚肉。”他們如何度過第一個冬天？我在風雪之夜站衛兵的時候常替他們犯愁。
那時有關共軍的報道極少，偶然從報上讀到一些，從小道消息聽到一些。共軍雪地行軍，把棉軍服翻過來穿，軍服用白布做裏子，白雪就成了他們的保護色，可以躲避國軍飛機偵察，讀了這條新聞，我知道他們還沒有大衣。後續報道說，有一天，共軍踏雪行軍，頭頂上忽然來了飛機，全體官兵一律蹲下，以免暴露目標，飛機盤旋幾圈，掉頭而去，可是蹲著的官兵大半站不起來，咳！他們凍僵了。
聽說國軍出動突擊，來到鄉下，共軍的一位軍官正站在井旁，指揮民工打水，水桶裏的水溢出水來，流到他的腳旁，結成冰，把他釘牢在地上。國軍衝進來，他隻有站在原地射擊抵抗，當然，他陣亡了。由這條新聞看，他似乎穿著布鞋，咳！“千裏冰封，萬裏雪飄”，布鞋！
沈陽市區幾乎家家用蒸汽取暖，燒煤，煤由撫順運來，可是共軍挖斷了鐵路。這年冬天，沈陽的最低氣溫降到攝氏零下三十三度，我們的天花板罩上一層濃霜，還掛下簷溜，我躺進鴨絨睡袋，再蓋上毛毯和大衣，還想打哆嗦。那時眼鏡的鏡片用玻璃製造，同班列兵郭某嚴重近視，他的眼鏡凍裂了，一時沒錢去配新的，排長暫時免了他的勤務。夜晚出外巡查，回來指甲發紫，這時暖氣降到最低，特準我們到廚房裏生火，一麵烤火一麵發抖。那時國軍掌握城市，共軍掌握鄉村，鄉村的建築水平、取暖設備、食物熱量都差一大截，那日子如何度過？咳，布鞋，沒有大衣，還半夜出來摸哨，挖鐵路。
雪地行軍，如大浪中浮沉。冷，人如生了鏽的鐵。我讀到神話，共軍入關，七日不眠，三日不食，冰上赤足行走三百裏，零下四十五度照常出操。我不相信，他們也無須我相信。他們匱乏艱苦到極點，士氣仍然很高，能征慣戰，無論如何這是奇跡。毛澤東用兵如神，練兵也如神，其中的神秘性猶待揭開。
無可奈何，有一個國軍將領嗟歎：他們怎麽沒凍死！真是天亡我也，他們怎麽凍不死！大家猜想，出關第一個冬天，共軍可能凍死許多人，野狗常從雪後的路側和田野裏扒出屍體來，那穿白衣的（翻穿軍服）的都是共軍。可是直到現在，我沒有看到有關的資料或聽到傳說，征人苦寒也還很少進入以內戰為背景的小說詩歌。
國軍敗兵違法亂紀的事件不斷增加，違紀人員的階級也一再提高，起初隻有士兵，後來有尉官，然後出現上校。一名上校在旅館裏企圖強暴一名女學生，女生從樓窗跳落街旁，嚴重骨折。恰巧憲兵巡查經過，舉發他的罪行，死生有命，陳誠接東北行轅主任，立即殺他立威。然後出現少將，一名少將高參竟然私帶鴉片，那時鴉片行情奇俏，號稱“黑金”。憲兵（我還記得他叫周哲斌）發現，移送法辦，可是死生有命，陳誠卸任走了，繼任的衛立煌放了他！這位朱高參寫了一張明信片到憲兵隊部，文曰：“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其奈我何！”真名真姓落款，毫不含糊。巡查憲兵見他和美女並坐在吉普車上，從身邊風馳而過。
郭班長工作認真勤奮，那時處理過軍人違紀，沿用穀正倫時代的老模式，偵訊，製作筆錄，或者違紀者寫悔過書，蓋手印。然後郭班長問他：你願意送回原部隊處理呢，還是願意打五個手心？大多數人立刻把手伸出來。辦公室裏有一根粗重的“刑具”，既像棍，又像板，郭班長下手不留情，他雙手掄起，重重落下。他用這個板子打過二十幾個校官，不計其數的尉官和士兵。他的腦子裏有個小穀正倫。但是總覺得狂瀾已倒，自己立腳不穩。
夜晚，有人報案，他說一個軍官尾隨他太太進入客廳，坐下不走。郭班長帶著我前往處理，進門一看，還是個少校呢，大模大樣坐在椅子上喝茶。班長問他：“誰請你進來的？”他說主人的太太請他來的，太太堅決否認。“你怎知道太太請你進來？她對你怎麽說？”太太一句話也沒說，可是太太在前麵走，他在後麵跟，太太好幾次回頭看他，他受到鼓勵，一路跟進了客廳。
郭班長聽了，臉色一沉，吩咐我“出槍！”我把手槍從槍匣裏取出來，退後一步，子彈上膛，班長同時取出手銬。他一臉茫然，反複分辯“她還給我倒茶呢！”我差一點笑出來。
原告被告一同帶回隊部，連夜偵訊。要少校寫悔過書，他說不會寫。要他在口供上寫名字、蓋指紋，他用拿鉛筆的方法拿毛筆。偵訊完畢，原告回家，郭班長對那被告說：“你私闖民宅，意圖調戲良家婦女，我送你到警備司令部。”他撲通一聲跪在地板上。
班長說：“你不願意？那麽換一種處分，我打你五個手心。”他立刻把手伸出來，就這麽著，他跪著，班長站起來，居高臨下，打了幾下，他的手掌腫高，麵無人色。
工作完畢，夜靜無聲。郭班長頹然坐下，他說太累了！低下頭去，又抬起頭來，他對我說，這種人也當少校，如果我出去幹，他們得給我個少將。
後來回想，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已有去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