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9 我的名字王鶴霄
關山奪路：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需要一顆子彈，“自來得手槍”的子彈。你看，天天看報有好處，報上說，聯勤嘉獎辦理東北補給有功的軍官，其中有一位上校，名叫王潤和，山東臨沂人。臨沂是我的故鄉，“王潤和”這個名字，很像是我族的長輩。那時全國劃分了好幾個補給區，東北排名第六，我到補給區司令部去找他。如果我沒猜錯，我從他那裏不但可以得到一顆子彈，還可能得到父母家人的消息。
我一直找到人事處的李處長，尋找“失散多年的爺爺”。他很疑惑：“你今年幾歲？”我解釋，我們是大家族，有“三歲的祖父，八十歲的孫子”。他教我留下姓名、職業、住址和父親的名字，回去等消息。兩個月後，這位王潤和先生來一便條，約我到秋町十三號一談。“秋町”是日本人留下的名稱，國府更始以後，地方還在沿用。
他是一個胖子，沒有高級軍官的英武，卻有家族尊長的和藹。他說他認識我的父親，也認識我的五叔，他和五叔是黃埔軍校炮科的同學。他的工作忙碌，經常關內關外飛來飛去，為了住宿方便，所以在沈陽買下這棟日式房子，交給一個副官留守。他問我工作情形如何，可有什麽困難，我說我需要一顆子彈，自來得手槍的子彈。他莞爾一笑，話到此處，來了客人，他不再細問，教我“下星期你來找趙副官”。
重到秋町，沒見到上校爺爺，趙副官拉開抽屜給我看，裏麵手槍子彈成堆，我一顆在手，如釋重負。趙副官勸我多拿幾顆，我搖頭，這玩意兒短少了是麻煩，多出來也是“濕手抓麵”。第三次到秋町見這位爺爺，專誠探問家鄉的變化，他拿出厚厚一疊信來，異鄉的族人紛紛寫信給他，其中有五叔，也有我的父親。一眼看到信封上父親留下的通信處，悲喜如劫後重逢。
總算能夠和父親通信了，我趕緊把所有的錢寄給他，可恨通貨膨脹，我手中的錢已嚴重縮水。能夠和父親通信，我應該興奮，但是我十分膽怯，他的顛沛流離，我能想象，寫出來，他痛苦，讀一遍，我痛苦，我沒問，他也沒說。我“慌不擇路，饑不擇食”，他也能想象，寫一遍，我痛苦，讀一遍，他痛苦，他沒問，我也沒說。我們的通信簡單扼要，毫不流露感情。
父親十分窮苦，但他從沒有主動催我匯錢。母親已經去世了，父親也瞞著。他每一封都傳達母親一句話：“你娘說，你每天早晨起床以後，要先喝一杯熱水。”“你娘說，你夜晚要把棉被蓋好。”“要讀馬太福音，你娘說的。”“你娘交代，洗衣服之前，要把每一個口袋掏幹淨。”他老人家不肯一次全說，好像有意製造錯覺，後來知道，他在傳達母親的遺言，他盡可能維護我，估量我能承受的程度。
直到五姨母來了一封信，她說，母親重病時，姨母曾到蘭陵探望，母親有話托姨母設法轉告：第一，幫助妹妹弟弟長大成人。第二，讀《聖經》。第三，每天早晨起床以後要先喝一杯熱水。第四，夜晚要把棉被蓋好。姨母說，母親去世時神態安詳，彌留之際，蘭陵教會的長老宗茂山，傳道人張繼聖，帶領許多信友來到我家，整夜唱詩祈禱。老天爺！我早就有些懷疑了，我跟父親中間隔著一層窗戶紙，誰也沒有勇氣戳破。姨母還說，……我的天！她說的和父親來信所說的一樣，可是父親省略了“幫助妹妹弟弟長大成人”一條。也許父親知道我沒有能力做到，也許父親認為撫養子女畢竟是他的責任，也許他知道即使不說，我也會竭盡所能。
五姨以後不再來信，天下已亂，人人學習無情，母親去世，她好像認為和我家塵緣已了。她這封信不帶感情，簡潔客觀。我讀了她的信熱血上湧，奪門而出，必須找一個地方去痛哭，我在馬路上亂闖，哭不出來。我闖到地藏庵，小師父照例送來一杯茶，一部經，封麵上寫著《父母恩深難報經》。我推案而起，我來不及哭，我暗想，我離開憲兵的時候到了！整飭軍紀根本沒希望，我得另找生存的意義，通貨膨脹太快，憲兵待遇太低，稿費收入又不穩定，我得變個法兒活。日本企業家鬆下說，倘若第一顆紐扣扣錯了，以後會一直錯下去，我的第一個紐扣已經扣錯，現在得扣第二個。我渾身發燒，腦子像一塊布幕，左右兩股力量拉扯，越拉越緊，中間忽然裂開，露出後麵一團漆黑。我悚然一驚，知道不能再想下去。
那時一同出關的同學紛紛設法離開六團。跟我一同協助郭班長辦案的李蘊玉，精細深沉，千方百計找到東北宿將萬福麟寫信，他一個初中畢業生進了杜聿明創辦的中正大學。調到團部跟張誌華排長一同工作的梁肇欽、陳百融，考進中央軍官學校（黃埔軍校），前往四川成都受訓。還有幾個人考進長白師範學院……皇姑屯憲兵隊，那位入贅當地富翁之家為婿的班長，作了最後的選擇，老老實實當一名老百姓，幾個受過軍官養成教育的人都進五十三軍，各就各位，回歸本行。還有那位馬連長，一路循規蹈矩演好二等兵的角色，功德圓滿，恭恭敬敬跟班長排長握手道別。我們初到沈陽的時候，有位上尉軍官到二連來找上等兵黃嶽忠，黃的哥哥當師長，也調到東北，駐守沈陽。以後，我沒再看見黃嶽忠。
現在輪到我了，蜻蜓要在吃完自己的尾巴之前找到食物。我決意另找職業。我去見上校爺爺，他毫不驚訝，毫不推諉，“好，我來想辦法。”他了解我家的困境，似乎正等我找他，他的態度使我非常感激。
我有一份新工作，地點：秦皇島，機構：聯勤補給的一個單位。
秦皇島在河北省東北部，緊靠渤海灣，離山海關隻有十七公裏。實際上它是一個小小的半島，據說秦始皇曾經來到這裏“鞭石入海”，所以有這樣一個偉大的名字。
一九四五年對日抗戰結束，共軍搶先進入東北，國軍由秦皇島登陸攻打山海關，取錦州沈陽，再北上長春。聯勤的運輸補給使用遼寧省的葫蘆島，葫蘆島離沈陽近一些，港口冬季結冰，因此又使用秦皇島，路程遠一些，冬天不結冰，有時結一層薄冰，也很容易用破冰船衝開。國軍補給東北，以秦皇島為冬港，以葫蘆島為夏港，特別成立秦葫港口司令部，由何世禮中將擔任司令，統一指揮，經由這兩個港口，滿足東北四十萬國軍的需求，當地聯勤的運補單位，可以說責任重大。論補給係統，秦皇島屬於關外，論地域區分，秦皇島屬於關內，這是我當時能夠得到的因緣。
仰賴“上校爺爺”的安排，我向秦皇島的一個補給單位報到。那時該單位上尉軍需王鶴霄辭職離任，由我來頂替他的名字，我必須記住：官兵薪餉名冊裏的那個王鶴霄，就是我。那時“冒名頂替”的現象普遍，我看到一份資料說，抗戰八年死亡官兵三百二十萬人，發出恤金三萬一千人，其中又有若幹恤金無人具領，這個數字有爭議，但是足以說明問題：許多陣亡的士兵其實還活著，不敢出頭，這種怪現象正是“冒名頂替”造成。
為什麽不辦任免手續呢？其一，如果辦公文報上去，說王鶴霄辭職了，上尉軍需出缺了，上級機構可能不容分說“空降”一個人下來，老板的眼睛裏無異滲進一粒沙子。其二，即使老板可以照自己的意思用人，他要用的人，譬如我，資曆不合，上級也是不準。一個風調雨順的單位，往往多年不任、不免、不獎、不懲，主辦人事業務的官員是最清閑的人。
國民黨退到台灣以後整軍經武，每一個軍人都有“軍籍”，根絕冒名頂替，有人像演戲一樣從大陸演到台灣，無法下台卸妝。三十年後兩岸恢複交通，大陸上的父母到台灣找兒子，找到一個假兒子。或者真丈夫有個假身份，沒法接妻子到台灣見麵。這人得向法院自首，承認犯了偽造文書罪，法官認為情有可原，判個緩刑，當事人拿著判決書去更改戶籍，再去做兒子、做丈夫。
同事說我運氣好，改了名字沒改姓氏。真王鶴霄雖然是個上尉，假王鶴霄卻隻能領少尉的薪餉，兩者的差額由會計部門存進老板的賬。我完全沒有意見，我知道，我若不來乞食，這份上尉的薪餉全部歸他所得，現在他分一大部分給我，並非我分一小部分給他。我還記得我是月半到差，第一次領到餉袋時，裏麵裝著法幣一千多元，據此推算，全月餉金約兩千多元，折合東北流通券，收入增加了五倍多，盡管通貨膨脹厲害，數字本身給我很大的滿足。我應該感激他，山重水複，好歹找到一條路，總得紀念修路的人。
做了軍官還可以領到眷糧，依規定，每人最多不得超過四口，於是一律按四口申報。我在名冊上立刻有了一個老婆和兩個孩子，實際有眷的人領實物，實際無眷的人領代金，代金的價格低於實物，中間的差額也歸老板。為防虛報冒領，要附全家照片，主辦人替我找來三個“演員”，我付給演出酬勞法幣一百五十元。
我勉強照辦，心裏覺得十分別扭，忽而有得救的感覺，忽而充滿了罪惡感。我又能怎樣呢，以前政府騙我，我無法選擇，現在我們集體欺騙政府，政府也無法選擇。為了防備點名檢查，我時時默念我叫王鶴霄，河北徐水人，徐水在保定之北，北京之南，東麵天津，南麵石家莊。太行山有一條河自西北流向東南，經過縣城，徐水因此得名。徐水的特產是黃瓜和老醋。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得知徐水的新產品是好酒，假故鄉和真故鄉畢竟有共同之處，兩者都是酒鄉。我也時常提醒自己，我的妻子姓許，兩個孩子叫大寶二寶。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跟隨聯勤單位以王鶴霄的名字入境台灣，離營後申報戶籍，恢複為王鼎鈞。不久，台灣保安司令部看到我寫的一篇故事新編，傳去問話，教我當麵寫一篇自傳，我立即把兩件事交代清楚：其一，我在聯勤補給單位冒名頂替王鶴霄，其二，天津失守，我成為中共的俘虜。自此以後，我為這兩件事填過各機關寄來的調查表，我實在怕人見到王鶴霄三個字，好像找到這三個字就找到我的真贓實犯。多年以後，我又常常掛念真正的王鶴霄那個人，好像他真的成了我的一部分，或者我成了他的一部分，我用它做筆名寫文章。我奉他的名活下來，不知他奉誰的名活著、活了多久。
我從未遇見名冊裏的王鶴霄，卻忽然和我照片上的妻子重逢。我穿過台北市新公園的時候遇見那位許小姐，她手裏牽著一個小孩，好像想跟我說話，我低下頭來躲開。事後自問為什麽要躲？應該問一問她是怎麽來台灣的，她的機緣也許比我更曲折艱難，我相信任何一個有故事癖的人都不會斬斷這條線索，而我那時正在學寫小說。比起真正的小說作家，我顯然缺乏好奇心，也沒有勇氣正視人生。
我在秦皇島服務的這個單位分設好幾個部門，經理室、會計室、參謀室、押運室、譯電室、書記室、副官室、軍醫室。經理室是“心腹”，掌理金錢物資的機要作業，押運室是“股肱”，負責把軍用物資收進來、運出去，其他各室聊備一格，像參謀室，僅有參謀一人，副官室，僅有副官一人。書記室負責收文、發文，繕寫文件表冊，管理一般檔案，書生無用，受人輕視。醫官是個四川人，非常健談，他本來學獸醫，戰時應付緊急需要，把他改造成一般醫生，大家愛聽他談笑，不找他看病。
我到差時，書記室僅有我一個“司書”，各室擬辦的公文都送到我那裏繕正，這就給我機會大致了解全部業務。各單位為了爭權利、推責任，公文往返，鉤心鬥角，或者報銷遺失短缺的軍品，巧用法規縫隙，我覺得妙趣橫生。例如某一軍品是由四個小件合成，遺失了一百“套”，要追究責任，遺失了四百“個”，可以注銷。
我馬上學會了中文打字。當年中文打字機有一個字盤，還保留著“活字版”的模樣，字盤中間排列常用字，兩旁排列“間用字”，另外有個備用的字盤叫“罕用字”，一般公文語言簡單，用字重複，打字速度很快。我們的單身寢室和辦公室相連，我除了理發、洗澡、寄信，輕易不出大門，出門一步就要花錢。那時“壓力”這個名字還未流行，我隻覺得緊張疲倦，可是夜晚又要失眠，我拿林肯說過的一句話做藥方：“隻有工作是抵抗煩惱的工具。”我每天把所有的公文打好才上床，常常自動工作到深夜，秦皇島附近有很多名勝，我從小就向往山海關上的那塊匾，愛聽孟薑女哭倒長城的故事，而今興味索然。聽說有個地方叫“無顏城”，據說吳三桂在那裏跪迎清兵，我是個無地自容的人，看到這個地名動了心，想去看看，可是也沒有實行。
這就給老板留下深刻的印象。既然我那麽喜歡留守在辦公室裏，他們就物盡其用，派我做“收發”。公文的來源很多，遠方的機構從郵局寄來，當地的機構派專差送來，異地的押運員隨身帶來，必須隨到隨收，十分煩瑣，他們發現了我，問題立刻解決。上海來的押運員，常在中午休息時間或傍晚下班以後匆匆趕到，他們階級比我高，見了我又鞠躬又作揖，感謝我為他們加班，朝我抽屜裏一包又一包塞前門牌香煙。我不抽煙，常有本單位的同事拉開我的抽屜順手拿去。
依照規定，收發公文的人隻能讀公文前麵的“摘由”，按照摘由所說的業務，送交主管人員辦理，不可以閱讀全文，沒人告訴我有這樣的規定，我總是把每一件公文從頭到底讀完。那時國防部已完成軍中的公文改革，廢除傳統的框架、腔調和“套語”，采用白話一條一條寫出來，倘有圖表或大量敘述，列為附件。國防部把公文分成幾個等級，某一級公文遍發給某一個層級的單位，不再一層一層轉下去，我們可以直接收到國防部或聯勤總部的宣示，鉛印精美，套著紅色大印，上下距離驟然拉近了許多。
我們的老板是上校，我們那個單位的編製是少將編階，這叫“上校占少將缺”，凡是發到少將層級的公文，我們也有一份。上級常寄來一些與補給業務無關的訊息，既奇怪又複雜，老板對這一類公文置之不理，我卻讀來津津有味。我還記得，某單位來一公文，轉述什麽團體的意見：依憲法規定，“中華民國國旗為紅地，左上角青天白日。”該團體認為“左上角”不妥，應該改為“另一意識形態”，轉知我們參考。還有某單位來文說，國軍的帽徽本是國民黨黨徽，現在實行憲政，黨國有別，新帽徽在黨徽四周圍一個紅邊，以國徽代替黨徽。這太可笑了，抗戰發生後，我在淪陷區生活了四年，看見汪精衛政權統率的軍隊，他們用青天白日帽徽，表示遵奉正統，卻又在周圍加上紅邊，表示和重慶有分別，國軍如果要換帽徽，自己應該有創造力，怎麽照抄“漢奸”的構想？
許多年後，二十世紀已經結束了，我在紐約《世界日報》讀到一則掌故，作者說，中華民國行憲以後，軍隊國家化，國軍的帽徽不再用國民黨的黨徽，而是在黨徽四周圍個紅圈，算是國徽。這是一個不幸的預兆，以後國共激戰，國軍的據點一一陷入共軍的重重包圍，成為死城，最後全部失守。可是我隻記得有過這樣一份公文，沒領到這樣的帽徽，聯勤製發的軍服並未更換帽徽，海軍一向以國民黨黨旗為軍旗，也始終一仍其舊。當年到底是怎麽一回事，費人疑猜。
那時部隊調動頻繁，由秦皇島過境的部隊，也由我們這個單位補給。依照規定，部隊未到之前，聯勤總部先從南京發電報通知我們，部隊既到，軍需人員拿著收據來領糧領彈，經理室根據電令核實。起初我大吃一驚，這教軍隊調動如何保密？既而一想，也隻能這樣辦，否則，我們這些人視線不出辦公室的四壁，可能把軍品發給叛軍，也可能發給敵軍。史學教授黎東方，名記者陸鏗，都曾在他們的著作裏責怪補給單位，軍隊轉戰千裏，竟然不發給他們子彈和棉衣，他們對聯勤的補給作業太隔膜了。過境部隊倘若缺糧，還可以發一天兩天主食，再拍電報向南京請示，倘若要子彈棉衣，那是任他怎樣吵鬧辱罵也不能答應，必須等聯勤總部回電，一點也怪他不得。
運補東北越來越艱難，尤其是糧食。國軍以大米為主食，米由上海裝船啟運，上海到秦皇島六五七公裏（一二一七海裏），秦皇島出山海關經錦州到沈陽，三八九公裏，沈陽到長春三○五公裏，全程一三九九公裏，補給線太長。由山海關到長春這六九四公裏，地形狹長，易入難出，正是《孫子兵法》所說的“掛形陣地”，國軍的形勢不利。
聯勤運補用火車，後來火車不通，改用汽車。共軍的確是打遊擊的天才，他們征集農家耕種用的“耙”擺在公路上，“耙”的形狀像梯子，釘滿了鋼打的長釘，它本來的功用是劃破土塊以便播種，幾百個“耙”翻過來，釘尖向上，公路就變成刀山，軍用卡車不能前進，幾十輛卡車編成的車隊，一時又怎麽後退？隻有任憑他們把糧彈搬運一空。這個“釘板陣”，小說家莫言有生動的描寫，他把背景放在山東對日抗戰的時候，據我所知，抗戰時期，至少在山東，共軍從未使用這個奇特的戰術。
押運員送糧送彈，不分晝夜，不論雨雪，人人滿臉風霜。和談期間，沿途常遭共軍射擊，和談破裂，共軍改為襲擊，押運員受傷、被俘不是新聞。聯勤總部因應時局，派人到許多小據點設立堆積所，就地儲存糧彈，供國軍固守，用小據點拱衛大城。這些小據點一個一個失守，兵站派出去的庫員紛紛下落不明，妻子兒女流離失所。
後來東北的國軍全麵崩潰，第六補給區司令劉雲翼告訴人家，東北國軍從未因彈藥缺乏而失一城一地。他的話大概可靠，今天讀中共出版的戰史，他們在攻占名城之後，記述俘虜了多少官兵，繳獲了多少武器彈藥，數量都很可觀。據趙勤軒《沈陽，一九四八》一書記載，國軍在沈陽遺留的彈藥，可以裝六百節火車車皮。張駿主編的《山東重要戰役資料叢書》說，共軍解放濟南，繳獲炮彈二十二萬多發，子彈一千一百多萬發。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讀到新聞報道，一九四九年國軍撤出上海，遺留子彈將近一億發，國軍還把大量軍火埋藏地下，現在一處一處都被上海民眾挖掘出來。
我在秦皇島的日子，每天胸口鬱悶，左胸疼痛，常常呼吸困難，隻要辛苦工作，症狀就會減輕或者暫時消失。我想勞累隻能增加病痛，如果真有肺病或心髒病，情況應該相反，我決定不去看醫生。後來，長時間持續不斷的工作，會產生緊張飽滿，一步步造成高潮，這時候非常快樂，跟性經驗相同（那時我還沒有性生活，我又“把後來發生的事情提前寫在這裏”了）。我一度懷疑，許多快樂（賽球、登山、看電影、賭博）都是性經驗的模擬。
老板發現我沒有娛樂嗜好，沒有交際應酬，沉默寡言，沒有口舌是非，認為我可以進一步吸收使用，這是嚴重的誤會。他想把我調到會計室，學習記賬、打算盤、處理單據報銷， 把我訓練成一個親信，我斷然拒絕。老板大出意料之外，他的會計主任也不願意增加新手，趁機向老板進言：“流亡學生多半有精神病。”我雖然是個邊緣人，終於也發現這裏每一種業務都在營私舞弊，依法辦事乃是為了違法圖利。我的心裏有鬥爭，我不能在這樣的機構裏尋尺寸前程，早晚總得走出去。
一夕之間，我由寵兒變成棄嬰，老板不再理我，宦海多風濤，幾個月後，他也翻了船。他是讀書人，走得很瀟灑。新老板來自上海，儈氣僚氣流氣都有幾分，都不十足，他帶來幾個人，當天更換糧倉的管理員，顯示他是一個內行，不問江山問錢包。到了這個時候，一切都無所謂，一轉眼國軍喪失了全部東北，放棄了秦葫兩港。
我一直找到人事處的李處長，尋找“失散多年的爺爺”。他很疑惑：“你今年幾歲？”我解釋，我們是大家族，有“三歲的祖父，八十歲的孫子”。他教我留下姓名、職業、住址和父親的名字，回去等消息。兩個月後，這位王潤和先生來一便條，約我到秋町十三號一談。“秋町”是日本人留下的名稱，國府更始以後，地方還在沿用。
他是一個胖子，沒有高級軍官的英武，卻有家族尊長的和藹。他說他認識我的父親，也認識我的五叔，他和五叔是黃埔軍校炮科的同學。他的工作忙碌，經常關內關外飛來飛去，為了住宿方便，所以在沈陽買下這棟日式房子，交給一個副官留守。他問我工作情形如何，可有什麽困難，我說我需要一顆子彈，自來得手槍的子彈。他莞爾一笑，話到此處，來了客人，他不再細問，教我“下星期你來找趙副官”。
重到秋町，沒見到上校爺爺，趙副官拉開抽屜給我看，裏麵手槍子彈成堆，我一顆在手，如釋重負。趙副官勸我多拿幾顆，我搖頭，這玩意兒短少了是麻煩，多出來也是“濕手抓麵”。第三次到秋町見這位爺爺，專誠探問家鄉的變化，他拿出厚厚一疊信來，異鄉的族人紛紛寫信給他，其中有五叔，也有我的父親。一眼看到信封上父親留下的通信處，悲喜如劫後重逢。
總算能夠和父親通信了，我趕緊把所有的錢寄給他，可恨通貨膨脹，我手中的錢已嚴重縮水。能夠和父親通信，我應該興奮，但是我十分膽怯，他的顛沛流離，我能想象，寫出來，他痛苦，讀一遍，我痛苦，我沒問，他也沒說。我“慌不擇路，饑不擇食”，他也能想象，寫一遍，我痛苦，讀一遍，他痛苦，他沒問，我也沒說。我們的通信簡單扼要，毫不流露感情。
父親十分窮苦，但他從沒有主動催我匯錢。母親已經去世了，父親也瞞著。他每一封都傳達母親一句話：“你娘說，你每天早晨起床以後，要先喝一杯熱水。”“你娘說，你夜晚要把棉被蓋好。”“要讀馬太福音，你娘說的。”“你娘交代，洗衣服之前，要把每一個口袋掏幹淨。”他老人家不肯一次全說，好像有意製造錯覺，後來知道，他在傳達母親的遺言，他盡可能維護我，估量我能承受的程度。
直到五姨母來了一封信，她說，母親重病時，姨母曾到蘭陵探望，母親有話托姨母設法轉告：第一，幫助妹妹弟弟長大成人。第二，讀《聖經》。第三，每天早晨起床以後要先喝一杯熱水。第四，夜晚要把棉被蓋好。姨母說，母親去世時神態安詳，彌留之際，蘭陵教會的長老宗茂山，傳道人張繼聖，帶領許多信友來到我家，整夜唱詩祈禱。老天爺！我早就有些懷疑了，我跟父親中間隔著一層窗戶紙，誰也沒有勇氣戳破。姨母還說，……我的天！她說的和父親來信所說的一樣，可是父親省略了“幫助妹妹弟弟長大成人”一條。也許父親知道我沒有能力做到，也許父親認為撫養子女畢竟是他的責任，也許他知道即使不說，我也會竭盡所能。
五姨以後不再來信，天下已亂，人人學習無情，母親去世，她好像認為和我家塵緣已了。她這封信不帶感情，簡潔客觀。我讀了她的信熱血上湧，奪門而出，必須找一個地方去痛哭，我在馬路上亂闖，哭不出來。我闖到地藏庵，小師父照例送來一杯茶，一部經，封麵上寫著《父母恩深難報經》。我推案而起，我來不及哭，我暗想，我離開憲兵的時候到了！整飭軍紀根本沒希望，我得另找生存的意義，通貨膨脹太快，憲兵待遇太低，稿費收入又不穩定，我得變個法兒活。日本企業家鬆下說，倘若第一顆紐扣扣錯了，以後會一直錯下去，我的第一個紐扣已經扣錯，現在得扣第二個。我渾身發燒，腦子像一塊布幕，左右兩股力量拉扯，越拉越緊，中間忽然裂開，露出後麵一團漆黑。我悚然一驚，知道不能再想下去。
那時一同出關的同學紛紛設法離開六團。跟我一同協助郭班長辦案的李蘊玉，精細深沉，千方百計找到東北宿將萬福麟寫信，他一個初中畢業生進了杜聿明創辦的中正大學。調到團部跟張誌華排長一同工作的梁肇欽、陳百融，考進中央軍官學校（黃埔軍校），前往四川成都受訓。還有幾個人考進長白師範學院……皇姑屯憲兵隊，那位入贅當地富翁之家為婿的班長，作了最後的選擇，老老實實當一名老百姓，幾個受過軍官養成教育的人都進五十三軍，各就各位，回歸本行。還有那位馬連長，一路循規蹈矩演好二等兵的角色，功德圓滿，恭恭敬敬跟班長排長握手道別。我們初到沈陽的時候，有位上尉軍官到二連來找上等兵黃嶽忠，黃的哥哥當師長，也調到東北，駐守沈陽。以後，我沒再看見黃嶽忠。
現在輪到我了，蜻蜓要在吃完自己的尾巴之前找到食物。我決意另找職業。我去見上校爺爺，他毫不驚訝，毫不推諉，“好，我來想辦法。”他了解我家的困境，似乎正等我找他，他的態度使我非常感激。
我有一份新工作，地點：秦皇島，機構：聯勤補給的一個單位。
秦皇島在河北省東北部，緊靠渤海灣，離山海關隻有十七公裏。實際上它是一個小小的半島，據說秦始皇曾經來到這裏“鞭石入海”，所以有這樣一個偉大的名字。
一九四五年對日抗戰結束，共軍搶先進入東北，國軍由秦皇島登陸攻打山海關，取錦州沈陽，再北上長春。聯勤的運輸補給使用遼寧省的葫蘆島，葫蘆島離沈陽近一些，港口冬季結冰，因此又使用秦皇島，路程遠一些，冬天不結冰，有時結一層薄冰，也很容易用破冰船衝開。國軍補給東北，以秦皇島為冬港，以葫蘆島為夏港，特別成立秦葫港口司令部，由何世禮中將擔任司令，統一指揮，經由這兩個港口，滿足東北四十萬國軍的需求，當地聯勤的運補單位，可以說責任重大。論補給係統，秦皇島屬於關外，論地域區分，秦皇島屬於關內，這是我當時能夠得到的因緣。
仰賴“上校爺爺”的安排，我向秦皇島的一個補給單位報到。那時該單位上尉軍需王鶴霄辭職離任，由我來頂替他的名字，我必須記住：官兵薪餉名冊裏的那個王鶴霄，就是我。那時“冒名頂替”的現象普遍，我看到一份資料說，抗戰八年死亡官兵三百二十萬人，發出恤金三萬一千人，其中又有若幹恤金無人具領，這個數字有爭議，但是足以說明問題：許多陣亡的士兵其實還活著，不敢出頭，這種怪現象正是“冒名頂替”造成。
為什麽不辦任免手續呢？其一，如果辦公文報上去，說王鶴霄辭職了，上尉軍需出缺了，上級機構可能不容分說“空降”一個人下來，老板的眼睛裏無異滲進一粒沙子。其二，即使老板可以照自己的意思用人，他要用的人，譬如我，資曆不合，上級也是不準。一個風調雨順的單位，往往多年不任、不免、不獎、不懲，主辦人事業務的官員是最清閑的人。
國民黨退到台灣以後整軍經武，每一個軍人都有“軍籍”，根絕冒名頂替，有人像演戲一樣從大陸演到台灣，無法下台卸妝。三十年後兩岸恢複交通，大陸上的父母到台灣找兒子，找到一個假兒子。或者真丈夫有個假身份，沒法接妻子到台灣見麵。這人得向法院自首，承認犯了偽造文書罪，法官認為情有可原，判個緩刑，當事人拿著判決書去更改戶籍，再去做兒子、做丈夫。
同事說我運氣好，改了名字沒改姓氏。真王鶴霄雖然是個上尉，假王鶴霄卻隻能領少尉的薪餉，兩者的差額由會計部門存進老板的賬。我完全沒有意見，我知道，我若不來乞食，這份上尉的薪餉全部歸他所得，現在他分一大部分給我，並非我分一小部分給他。我還記得我是月半到差，第一次領到餉袋時，裏麵裝著法幣一千多元，據此推算，全月餉金約兩千多元，折合東北流通券，收入增加了五倍多，盡管通貨膨脹厲害，數字本身給我很大的滿足。我應該感激他，山重水複，好歹找到一條路，總得紀念修路的人。
做了軍官還可以領到眷糧，依規定，每人最多不得超過四口，於是一律按四口申報。我在名冊上立刻有了一個老婆和兩個孩子，實際有眷的人領實物，實際無眷的人領代金，代金的價格低於實物，中間的差額也歸老板。為防虛報冒領，要附全家照片，主辦人替我找來三個“演員”，我付給演出酬勞法幣一百五十元。
我勉強照辦，心裏覺得十分別扭，忽而有得救的感覺，忽而充滿了罪惡感。我又能怎樣呢，以前政府騙我，我無法選擇，現在我們集體欺騙政府，政府也無法選擇。為了防備點名檢查，我時時默念我叫王鶴霄，河北徐水人，徐水在保定之北，北京之南，東麵天津，南麵石家莊。太行山有一條河自西北流向東南，經過縣城，徐水因此得名。徐水的特產是黃瓜和老醋。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得知徐水的新產品是好酒，假故鄉和真故鄉畢竟有共同之處，兩者都是酒鄉。我也時常提醒自己，我的妻子姓許，兩個孩子叫大寶二寶。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跟隨聯勤單位以王鶴霄的名字入境台灣，離營後申報戶籍，恢複為王鼎鈞。不久，台灣保安司令部看到我寫的一篇故事新編，傳去問話，教我當麵寫一篇自傳，我立即把兩件事交代清楚：其一，我在聯勤補給單位冒名頂替王鶴霄，其二，天津失守，我成為中共的俘虜。自此以後，我為這兩件事填過各機關寄來的調查表，我實在怕人見到王鶴霄三個字，好像找到這三個字就找到我的真贓實犯。多年以後，我又常常掛念真正的王鶴霄那個人，好像他真的成了我的一部分，或者我成了他的一部分，我用它做筆名寫文章。我奉他的名活下來，不知他奉誰的名活著、活了多久。
我從未遇見名冊裏的王鶴霄，卻忽然和我照片上的妻子重逢。我穿過台北市新公園的時候遇見那位許小姐，她手裏牽著一個小孩，好像想跟我說話，我低下頭來躲開。事後自問為什麽要躲？應該問一問她是怎麽來台灣的，她的機緣也許比我更曲折艱難，我相信任何一個有故事癖的人都不會斬斷這條線索，而我那時正在學寫小說。比起真正的小說作家，我顯然缺乏好奇心，也沒有勇氣正視人生。
我在秦皇島服務的這個單位分設好幾個部門，經理室、會計室、參謀室、押運室、譯電室、書記室、副官室、軍醫室。經理室是“心腹”，掌理金錢物資的機要作業，押運室是“股肱”，負責把軍用物資收進來、運出去，其他各室聊備一格，像參謀室，僅有參謀一人，副官室，僅有副官一人。書記室負責收文、發文，繕寫文件表冊，管理一般檔案，書生無用，受人輕視。醫官是個四川人，非常健談，他本來學獸醫，戰時應付緊急需要，把他改造成一般醫生，大家愛聽他談笑，不找他看病。
我到差時，書記室僅有我一個“司書”，各室擬辦的公文都送到我那裏繕正，這就給我機會大致了解全部業務。各單位為了爭權利、推責任，公文往返，鉤心鬥角，或者報銷遺失短缺的軍品，巧用法規縫隙，我覺得妙趣橫生。例如某一軍品是由四個小件合成，遺失了一百“套”，要追究責任，遺失了四百“個”，可以注銷。
我馬上學會了中文打字。當年中文打字機有一個字盤，還保留著“活字版”的模樣，字盤中間排列常用字，兩旁排列“間用字”，另外有個備用的字盤叫“罕用字”，一般公文語言簡單，用字重複，打字速度很快。我們的單身寢室和辦公室相連，我除了理發、洗澡、寄信，輕易不出大門，出門一步就要花錢。那時“壓力”這個名字還未流行，我隻覺得緊張疲倦，可是夜晚又要失眠，我拿林肯說過的一句話做藥方：“隻有工作是抵抗煩惱的工具。”我每天把所有的公文打好才上床，常常自動工作到深夜，秦皇島附近有很多名勝，我從小就向往山海關上的那塊匾，愛聽孟薑女哭倒長城的故事，而今興味索然。聽說有個地方叫“無顏城”，據說吳三桂在那裏跪迎清兵，我是個無地自容的人，看到這個地名動了心，想去看看，可是也沒有實行。
這就給老板留下深刻的印象。既然我那麽喜歡留守在辦公室裏，他們就物盡其用，派我做“收發”。公文的來源很多，遠方的機構從郵局寄來，當地的機構派專差送來，異地的押運員隨身帶來，必須隨到隨收，十分煩瑣，他們發現了我，問題立刻解決。上海來的押運員，常在中午休息時間或傍晚下班以後匆匆趕到，他們階級比我高，見了我又鞠躬又作揖，感謝我為他們加班，朝我抽屜裏一包又一包塞前門牌香煙。我不抽煙，常有本單位的同事拉開我的抽屜順手拿去。
依照規定，收發公文的人隻能讀公文前麵的“摘由”，按照摘由所說的業務，送交主管人員辦理，不可以閱讀全文，沒人告訴我有這樣的規定，我總是把每一件公文從頭到底讀完。那時國防部已完成軍中的公文改革，廢除傳統的框架、腔調和“套語”，采用白話一條一條寫出來，倘有圖表或大量敘述，列為附件。國防部把公文分成幾個等級，某一級公文遍發給某一個層級的單位，不再一層一層轉下去，我們可以直接收到國防部或聯勤總部的宣示，鉛印精美，套著紅色大印，上下距離驟然拉近了許多。
我們的老板是上校，我們那個單位的編製是少將編階，這叫“上校占少將缺”，凡是發到少將層級的公文，我們也有一份。上級常寄來一些與補給業務無關的訊息，既奇怪又複雜，老板對這一類公文置之不理，我卻讀來津津有味。我還記得，某單位來一公文，轉述什麽團體的意見：依憲法規定，“中華民國國旗為紅地，左上角青天白日。”該團體認為“左上角”不妥，應該改為“另一意識形態”，轉知我們參考。還有某單位來文說，國軍的帽徽本是國民黨黨徽，現在實行憲政，黨國有別，新帽徽在黨徽四周圍一個紅邊，以國徽代替黨徽。這太可笑了，抗戰發生後，我在淪陷區生活了四年，看見汪精衛政權統率的軍隊，他們用青天白日帽徽，表示遵奉正統，卻又在周圍加上紅邊，表示和重慶有分別，國軍如果要換帽徽，自己應該有創造力，怎麽照抄“漢奸”的構想？
許多年後，二十世紀已經結束了，我在紐約《世界日報》讀到一則掌故，作者說，中華民國行憲以後，軍隊國家化，國軍的帽徽不再用國民黨的黨徽，而是在黨徽四周圍個紅圈，算是國徽。這是一個不幸的預兆，以後國共激戰，國軍的據點一一陷入共軍的重重包圍，成為死城，最後全部失守。可是我隻記得有過這樣一份公文，沒領到這樣的帽徽，聯勤製發的軍服並未更換帽徽，海軍一向以國民黨黨旗為軍旗，也始終一仍其舊。當年到底是怎麽一回事，費人疑猜。
那時部隊調動頻繁，由秦皇島過境的部隊，也由我們這個單位補給。依照規定，部隊未到之前，聯勤總部先從南京發電報通知我們，部隊既到，軍需人員拿著收據來領糧領彈，經理室根據電令核實。起初我大吃一驚，這教軍隊調動如何保密？既而一想，也隻能這樣辦，否則，我們這些人視線不出辦公室的四壁，可能把軍品發給叛軍，也可能發給敵軍。史學教授黎東方，名記者陸鏗，都曾在他們的著作裏責怪補給單位，軍隊轉戰千裏，竟然不發給他們子彈和棉衣，他們對聯勤的補給作業太隔膜了。過境部隊倘若缺糧，還可以發一天兩天主食，再拍電報向南京請示，倘若要子彈棉衣，那是任他怎樣吵鬧辱罵也不能答應，必須等聯勤總部回電，一點也怪他不得。
運補東北越來越艱難，尤其是糧食。國軍以大米為主食，米由上海裝船啟運，上海到秦皇島六五七公裏（一二一七海裏），秦皇島出山海關經錦州到沈陽，三八九公裏，沈陽到長春三○五公裏，全程一三九九公裏，補給線太長。由山海關到長春這六九四公裏，地形狹長，易入難出，正是《孫子兵法》所說的“掛形陣地”，國軍的形勢不利。
聯勤運補用火車，後來火車不通，改用汽車。共軍的確是打遊擊的天才，他們征集農家耕種用的“耙”擺在公路上，“耙”的形狀像梯子，釘滿了鋼打的長釘，它本來的功用是劃破土塊以便播種，幾百個“耙”翻過來，釘尖向上，公路就變成刀山，軍用卡車不能前進，幾十輛卡車編成的車隊，一時又怎麽後退？隻有任憑他們把糧彈搬運一空。這個“釘板陣”，小說家莫言有生動的描寫，他把背景放在山東對日抗戰的時候，據我所知，抗戰時期，至少在山東，共軍從未使用這個奇特的戰術。
押運員送糧送彈，不分晝夜，不論雨雪，人人滿臉風霜。和談期間，沿途常遭共軍射擊，和談破裂，共軍改為襲擊，押運員受傷、被俘不是新聞。聯勤總部因應時局，派人到許多小據點設立堆積所，就地儲存糧彈，供國軍固守，用小據點拱衛大城。這些小據點一個一個失守，兵站派出去的庫員紛紛下落不明，妻子兒女流離失所。
後來東北的國軍全麵崩潰，第六補給區司令劉雲翼告訴人家，東北國軍從未因彈藥缺乏而失一城一地。他的話大概可靠，今天讀中共出版的戰史，他們在攻占名城之後，記述俘虜了多少官兵，繳獲了多少武器彈藥，數量都很可觀。據趙勤軒《沈陽，一九四八》一書記載，國軍在沈陽遺留的彈藥，可以裝六百節火車車皮。張駿主編的《山東重要戰役資料叢書》說，共軍解放濟南，繳獲炮彈二十二萬多發，子彈一千一百多萬發。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讀到新聞報道，一九四九年國軍撤出上海，遺留子彈將近一億發，國軍還把大量軍火埋藏地下，現在一處一處都被上海民眾挖掘出來。
我在秦皇島的日子，每天胸口鬱悶，左胸疼痛，常常呼吸困難，隻要辛苦工作，症狀就會減輕或者暫時消失。我想勞累隻能增加病痛，如果真有肺病或心髒病，情況應該相反，我決定不去看醫生。後來，長時間持續不斷的工作，會產生緊張飽滿，一步步造成高潮，這時候非常快樂，跟性經驗相同（那時我還沒有性生活，我又“把後來發生的事情提前寫在這裏”了）。我一度懷疑，許多快樂（賽球、登山、看電影、賭博）都是性經驗的模擬。
老板發現我沒有娛樂嗜好，沒有交際應酬，沉默寡言，沒有口舌是非，認為我可以進一步吸收使用，這是嚴重的誤會。他想把我調到會計室，學習記賬、打算盤、處理單據報銷， 把我訓練成一個親信，我斷然拒絕。老板大出意料之外，他的會計主任也不願意增加新手，趁機向老板進言：“流亡學生多半有精神病。”我雖然是個邊緣人，終於也發現這裏每一種業務都在營私舞弊，依法辦事乃是為了違法圖利。我的心裏有鬥爭，我不能在這樣的機構裏尋尺寸前程，早晚總得走出去。
一夕之間，我由寵兒變成棄嬰，老板不再理我，宦海多風濤，幾個月後，他也翻了船。他是讀書人，走得很瀟灑。新老板來自上海，儈氣僚氣流氣都有幾分，都不十足，他帶來幾個人，當天更換糧倉的管理員，顯示他是一個內行，不問江山問錢包。到了這個時候，一切都無所謂，一轉眼國軍喪失了全部東北，放棄了秦葫兩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