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和作家朋友有一次對話。他說:咱們這麽大年紀了,還寫個什麽勁呢!我說,我們是幹什麽的,我們不是要為社會為讀者寫東西嗎?他說,現代人寫回憶錄時興別人替你執筆啊,我說,我是廚子,請客當然親手做菜。你已寫過很多了!是的,我已經寫過不少,可是我總是覺得不夠好,總希望寫出更好的來。你現在寫得夠好嗎?我不知道,我聽說“從地窖裏拿出來的酒,最後拿出來的是最好的”。


    回憶錄第一冊《昨天的雲》,寫我的故鄉、家庭和抗戰初期的遭遇。第二冊《怒目少年》,寫抗戰後期到大後方做流亡學生,那是對我很重要的鍛煉。第三冊《關山奪路》,寫國共內戰時期奔波六千七百公裏的坎坷。以後還要寫第四本,寫我在台灣看到什麽,學到什麽,付出什麽。我要用這四本書顯示我那一代中國人的因果糾結,生死流轉。


    對日抗戰時期,我曾經在日本軍隊的占領區生活,也在抗戰的大後方生活。內戰時期,我參加國軍,看見國民黨的巔峰狀態,也看見共產黨的全麵勝利,我做過俘虜,進過解放區。抗戰時期,我受國民黨的戰時教育,受專製思想的洗禮,後來到台灣,在時代潮流衝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裏解構,經過大寒大熱,大破大立。這些年,咱們中國一再分成兩半,日本軍一半,抗日軍一半;國民黨一半,共產黨一半;專製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傳統一半,西化一半;農業社會一半,商業社會一半:由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這一半。有人隻看見一半,我親眼看見兩半,我的經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現在,就是教我作個見證。


    今天拿出來的第三本回憶錄《關山奪路》,寫我經曆的國共內戰。這一段時間大環境變化多,挑戰強,我也進入青年時代,領受的能力也大,感應特別特別豐富。初稿寫了三十多萬字,太厚了,刪存二十四萬字,仍然是三本之中篇幅最多的一本。


    國共內戰,依照國民政府的說法,打了三年。依中國共產黨的說法,打了四年。內戰從哪一天開始算起,他們的說法不同。內戰有三個最重要的戰役,其中兩個:遼沈,平津,我劫數難逃,最後南京不守,上海撤退,我也觸及靈魂。戰爭給作家一種豐富,寫作的材料像一座山坍下來,作家搬石頭蓋自己的房子,搬不完,用不完。內戰、抗戰永遠有人寫,一代一代寫不完,也永遠不嫌晚。


    我們常說文學表現人生,我想,應該說文學表現精彩的人生,人生充滿了枯燥、沉悶、單調,令人厭倦,不能做文學作品的素材。什麽叫“精彩的人生”?


    第一是“對照”。比方說國共內戰有一段時間叫拉鋸戰,國軍忽然來了、又走了。共軍忽然走了、又來了,像走馬燈。在拉鋸的地區,一個村子有兩個村長,一個村長應付國軍,一個村長接待共軍。一個小學有兩套教材,國軍來了用這一套,共軍來了用那一套。一個鄉公所辦公室有兩張照片,一張蔣先生,一張毛先生,國軍來了掛這一張,共軍來了掛那一張。有些鄉鎮拉鋸拉得太快,拉得次數太頻繁,鄉長就做一個畫框,正反兩麵兩幅人像,一邊毛先生,一邊蔣先生,掛在辦公室裏,隨時可以翻過來。這都是對照,都很精彩。


    第二是“危機”。比方說,解放軍攻天津的時候,我在天津,我是國軍後勤單位的一個下級軍官,十幾個人住在一家大樓的地下室裏。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解放軍占領天津市,我們躺在地下室裏,不敢亂說亂動,隻聽見地下室入口處有人喊話:“出來!出來!繳槍不殺!”緊接著,咚咚咚一顆手榴彈從階梯上滾下來,我們躺在地板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彈碰到我的大腿停住,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彈,感覺手臂像燒透了的一根鐵,通紅,手榴彈有點軟。叼天之幸,這顆手榴彈冷冷地停在那兒沒有任何變化。那時共軍用土法製造手榴彈,平均每四顆中有一顆啞火,我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機會,大概中間有個人福大命大,我們都沾了他的光。這就是危機,很精彩。如果手榴彈爆炸了,就不精彩了,如果沒有這顆手榴彈,也不夠精彩,叼天之幸,有手榴彈,沒爆炸,精彩!


    第三是“衝突”。比方說,平津戰役結束,我在解放區穿國軍軍服,這身衣服跟環境衝突,當然處處不方便,今天想起來很精彩。後來由於一次精彩的遭遇,我又穿解放軍的衣服進入國軍的地盤,我的衣服跟環境衝突,又發生了一些精彩的事情。衝突會產生精彩。


    在《關山奪路》這本書裏,對照、危機、衝突各自延長,互相糾纏,滾動前進。楊萬裏有一首詩“萬山不許一溪奔”,結果是“堂堂溪水出前村”。我們家鄉有句俗話:“水要走路,山擋不住。”我還聽到過一首歌:“左邊一座山,右邊一座山,一條河流過兩座山中間。左邊碰壁彎一彎,右邊碰壁彎一彎,不到河心不甘。”國共好比兩座山,我好比一條小河,關山奪路、曲曲折折走出來,這就是精彩的人生。


    由第二冊回憶錄到第三冊,中間隔了十三年,這是因為:


    國共內戰的題材怎麽寫,這邊有這邊的口徑,那邊有那邊的樣板,海峽兩岸都時興“長官出思想,作家出技術,群眾出生活”,我不願意符合他們的標準,我很想寫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思想,我應該沒有政治立場,沒有階級立場,沒有得失恩怨的個人立場,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一覽眾山小。而且我應該有自己的語言,我不必第一千個用花比美女。辦不到,我不寫。


    我以前從未拿這一段遭遇寫文章。當有權有位的人對文學充滿了希望、對作家充滿了期待的時候,我這本書沒法寫,直到他們對文學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認為你成事固然不足,敗事也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讓你自生自滅了,這時候文學才是你的,你才可以做一個真正的作家。


    所以隱地說,我寫《關山奪路》使用了我等待了一輩子的自由。


    這四年的經驗太痛苦,我不願意寫成控訴、呐喊而已,控訴、呐喊、絕望、痛恨,不能發現人生的精彩。憤怒出詩人,但是詩人未必一定要寫出憤怒,他要把憤怒、傷心、悔恨蒸餾了,升華了,人生的精彩才呈現出來,生活原材變成文學素材。我辦不到我也不寫。


    五十年代台灣的反共文學,“文革”結束後大陸的傷痕文學,都太執著個人的生活經驗,都不很精彩。可敬可愛的同行們!請聽我一句話:讀者不是我們訴苦申冤的對象,讀者不能為了我們做七俠五義,讀者不是來替我們承受壓力。拿讀者當垃圾桶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出氣筒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拉拉隊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弱勢團體任意擺布的時代也過去了!讀者不能隻聽見喊叫,他要聽見唱歌。讀者不能隻看見血淚,他要看血淚化成的明珠,至少他得看見染成的杜鵑花。心胸大的人看見明珠,可以把程序反過來倒推回去,發現你的血淚,心胸小的人你就讓他賞心悅目自得其樂。我以前做不到,所以一直不寫,現在才寫出來,所以我自己說:為了雕這塊璞,我磨了十三年的刀。


    多少人都寫自傳,因為人最關心他自己;可是大部分讀者並不愛看別人的自傳,因為讀者最關心的是他自己,所以這年代,人了解別人很困難。我寫回憶錄在這個矛盾中奮鬥,我不是寫自己,我沒有那麽重要,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識反映一代眾生的存在。希望讀者能了解、能關心那個時代,那是中國人最重要的集體經驗。所以我這四本書不叫自傳,叫回憶錄。有些年輕朋友很謙虛,他說他的父親或者祖父那一代到底發生了什麽事,他知道得太少,所以對父親祖父的了解也很少,他讀了這本書多知道一些事情,也好進一步了解老人家。這太可愛了!


    國共內戰造成中國五千年未有之變局。我希望讀者由我認識內戰,由內戰認識五千年未有之變局。可能嗎?我本來學習寫小說、沒有學會,小說家有一項專長:“由有限中見無限”,他們的這一手我學到了,我有時在《世界日報》上寫一些小文章,《世界日報》的魏碧洲先生告訴我,那些小文章裏麵往往藏著很大的東西,這是他給我技術檢定及格證明書,我的四本回憶錄都要秉持同一個旨趣。


    當初我在台灣學習寫作的時候,英國曆史家湯因比的學說介紹到台灣,他說曆史事件太多,曆史方法處理不完,用科學方法處理;科學的方法仍然處理不完,那就由藝術家處理。他說藝術家的方法是使用“符號”。照他的說法,文學作品並不是小道,藝術作品也不是雕蟲小技,我一直思考著他說的話。


    我發現,凡是“精彩”的事件都有“符號”的功能,“一粒沙見世界,一朵花見天國”,哪粒沙是精彩的沙,哪朵花是精彩的花。本來我不相信這句話,詩人幫助我,一位詩人顛覆莊子的話作了一首詩,他說“我把船藏在山洞裏,把地球藏在船上。”還有一位詩人寫《下午茶》,他說下午在茶裏。牧師也幫助我,“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法師也幫助我,他說“納須彌於芥子”。四年內戰,發生多少事情,每一天都可以寫成一本書,每一個小時都可以寫成一本書,我用符號來處理,我寫成一本書。


    中國人看國共內戰,這裏那裏都有意見領袖,這本書那本書都有不同的說法。我寫第一冊回憶錄《昨天的雲》盡量避免議論,維持一個混沌未鑿的少年。寫第二本《怒目少年》,我忍不住了,我用幾十年後的眼睛分析四十多年以前的世界。現在這本《關山奪路》,我又希望和以前兩本不同,我的興趣是敘述事實,由讀者自己產生意見,如果讀者見仁見智,如果讀者橫看成嶺、側看成峰,我也很高興。除了跟自己不同,我也希望跟別人不完全相同,有許多現象,別人沒寫下來,有許多看法,以前沒人提示過,有些內容跟人家差不多,我有我的表達方式。我再表白一次,我不能說跟別人完全一樣的話,我是基督徒,我曾經報告我的牧師,請他包容我,一個作家,他說話如果跟別人完全相同,這個作家就死了!做好作家和做好基督徒有矛盾,好基督徒要說跟牧師一樣的話。說跟教友一樣的話。作家不然,他說話常跟蔣先生不一樣,常跟毛先生不一樣。我的同行因此付出多少代價,大家衣帶漸寬終不悔。到了今天,朝代也改了,人也老了,兒女也變成外國人了,為什麽還要勉強做學舌的鸚鵡?為名?為利?為情?為義?還是因為不爭氣?


    我的可敬可愛的同行們!“自古文人少同心”,我說的話應該跟你不一樣,你說的話也應該跟我不一樣。東風吹,戰鼓擂,今天世界上誰怕誰!一個人說話怎麽總是跟別人不一樣?這樣的人很難做好教徒,能不能做好雇員?好朋友?好黨員?可憐的作家!他隻有一條路,就是做好作家,他是一個浮士德,把靈魂押給了文學。


    以前有人問我,他想看一本關於國共內戰的書,隻看一本,他應該看哪一本。我說,如果隻看一本,我推薦張正隆寫的《雪白血紅》,他從中國大陸的角度看解放戰爭,有角度就有局限,但是他的角度很大,角度越大麵積也越大,局限也越小。我現在要說,隻看一本書無論如何不夠,因為我們的角度再大、也不能超過一百八十度,還得再加上一本,加上我的一百八十度,我從國軍的角度看內戰,角度也極大,也跳出個人遭遇政治環境的局限。也許我們都是瞎子摸象,但是,我們都確實摸到了象,而且不止摸到一條腿。


    文學藝術標榜真善美,各位大概還記得,有一首歌叫《真善美》,周璿唱過,咱們別因為它是流行歌曲就看輕了它,寫歌詞的人還真是個行家:    <blockquote>


    真善美。真善美,他們的代價是腦髓,是心血,是眼淚。……是瘋狂,是沉醉,是憔悴。……多少因循,多少苦悶,多少徘徊,換幾個真善美。多少犧牲,多少埋沒,多少殘毀,剩幾個真善美。……真善美,欣賞的有誰,愛好的有誰,需要的有誰……    </blockquote>


    這首歌唱的簡直就是一部藝術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內戰四年,千萬顆人頭落地, 千萬個家庭生離死別,海內海外也沒產生幾本真正的文學作品。我個人千思萬想,千方百計,千辛萬苦,千難萬難,顧不了學業,顧不了愛情,顧不了成仁取義、禮義廉恥。看見多少瘋狂,多少憔悴,多少犧牲,多少殘毀。我有千言萬語,欲休還說。我是後死者,我是耶和華從爐灶裏抽出來的一根柴,這根柴不能變成朽木,雕蟲也好,雕龍也好。我總得雕出一個玩意兒來。……我也不知道欣賞的有誰,愛好的有誰,需要的有誰。一本書出版以後有它自己的命運,自己的因緣。


    出書以前,照例先在刊物上亮相,把樣品“秀”給大家看,希望引起大家的興趣。除了長篇小說也不能全都登出來,總得留下一部分買了書才看得見,這樣新書才有點新鮮。《關山奪路》共計三十六篇,出書以前發表了二十篇,我特別喜歡副刊,文章先投給副刊,各位副刊主編也鼓勵我,《青年日報》(李宜涯)、《中央日報》(林黛嫚)、《中華日報》(吳涵碧),還有《聯合報》副刊(陳義芝)、《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劉克襄)、《自由時報》副刊(蔡素芬),還有紐約的《世界日報》(田新彬)、《彼岸》月刊(宣樹錚)。各位女士先生的名字我常記在心裏。


    每一篇文章都有許多反應,有些反應從中國大陸的網站發出來,大陸的網站轉貼了這些文章,網頁的設計,讀者可以在文章後麵“跟帖”,把讀後感貼上去。他們有他們的角度,有他們的語言風格,給我很多啟發。我一麵寫、一麵得到讀者和編者的鼓勵,鼓勵使我文氣奔放,鼓勵使我胸襟開闊,所以這一本寫得比前兩本好。


    親愛的讀者,請聽我一句話:表演事業需要鼓勵,作家寫作也是一種表演,他和演員、音樂家一樣需要掌聲,大家熱烈鼓掌的時候,作家、演員、歌手都是小孩子。親愛的讀者,你是有影響力的人,請妥善運用你的影響。如果買書像買香煙一樣,有多好!也許吸煙的人戒了煙買書,如果買書像投票一樣,有多好!你投票才會有你喜歡的市長州長,你買書才會有你喜歡的詩人小說家。


    最後我說個比喻,明珠是在蚌的身體裏頭結成的,但是明珠並不是蚌的私人收藏,回憶錄是我對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對國家社會的回饋,我來了,我看見了,我也說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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