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線天:你死我活辦電視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九六二年十月，台灣電視公司開播。
起初，電視機售價昂貴，沒有彩色節目，每天隻播出幾個小時，節目製作也相當粗糙，但是它能讓我們“看見”：看見“總統”檢閱陸軍海軍，看見電影明星上台親手接過亞洲影展的大獎小獎，看見聯合國開會，看見毛公鼎、羅浮宮、英國國王的皇冠，人端坐不動，可以看見山前山後，江頭江尾。
於是無線電廣播的優勢立刻結束，台北廣播事業公會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廣播年鑒》記載了官方的統計數字，照這些數字演算，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這十年是台灣廣播的黃金時代，台灣的收音機增加了十九倍。一九六二年台灣電視公司開播以後，一九六八年“中國電視公司”開播之前，這六年之間電視機增加了七十三倍！
“中廣”公司有一個“業務所”裝備收音機出售，資深經理姚善炯寫過一篇文章回憶往事，他說台灣電視公司成立以後，收音機的銷路不斷下降，業務所生意清淡，他用“乏人問津”形容最低潮。
“中廣”公司也曾認真研究怎樣和電視競爭，最後的結論是，“中廣”必須增設電視部，電視和廣播雙軌經營，相輔相成。我想起韓戰發生後，美軍噴氣機出動參戰，台灣飛行員麵對這個先進機種瞠目結舌，軍方也曾認真研究怎樣用螺旋槳戰機和噴氣機作戰，結論是必須購買噴氣機。
一九六五年七月，黎世芬出任“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我們事先聽到消息，也曾有過一番爭議。黎先生是中央政校（政治大學前身）的傑出校友，李荊蓀的同學，但是他脫離新聞界進入了情報界，借用居浩然對這一行的描述，“背後有一手，站出來不能上電視。”“中廣”盛極而衰，他會怎樣振衰起弊呢？
黎總到任，立即個別約見各部門主管，了解情況，谘詢意見，決定著手做三件事：第一，把“中廣”仁愛路本部的辦公室擴建為三層樓，配合業務發展；第二，給員工加薪，提高士氣；第三，辦電視。第一件事情容易，第三件最難。
黎總的行政才幹似乎超過魏總，“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他先把容易辦的事辦好，威望建立了，士氣提高了，於是派工程人員出國考察采購設備，派節目人員出國進修學習技能，運用黨政關係向銀行貸款蓋十層大廈。他力排眾議，決定辦彩色電視，後來居上。
最初的構想是“中廣”公司成立“電視部”。電視多嬌，英雄折腰，那時台灣有二十八家民營電台，他們也麵臨生存危機，決定聯合起來辦一家電視，擴大生存空間。社會上還有所謂“有力人士”，也向交通部遞出申請書。那時朝野上下，都認為台灣麵積小，人口少，廣告資源也有限，最多隻能有兩家商業電視，政府當局決定由所有申請人合辦這第二家電視，於是三山五嶽的英雄豪傑都到“中廣”來開籌備會議，展開激烈冗長的爭吵。
那時二十八家民營電台的創辦人皆非等閑人物，聯手進攻，聲勢浩大，連於斌總主教這號人物也代表益世廣播電台披掛上陣。“中央”授意，未來的“中國電視公司”屬於國民黨的黨營事業，黨股要占多數，經營的實際權力要握在黨的手中。但黨“中央”對民營電台的聯合陣線沒有約束力，全靠黎世芬通過協商的方式完成，這個任務的難度很高，幾乎就是與虎謀皮。
如何分食這一塊電視大餅，曆經十八次協調會議，對方人多口雜，有時發言的品質粗劣不堪。想當年“中廣”公司要做廣告，民營電台群起反對，雙方隻是隔空交火，這一次卻是坐在會議室裏鼻子碰鼻子。據參與會議的人描述，黎總是基督教的布道家，可以忍辱負重，他也是情報界傑出的上層人物，能夠翻雲覆雨。黨部派出的籌備委員實際上隻是觀察員，漫長的十八次協調會議是十八次戰役，黎世芬親冒矢石，傷痕累累。
“中廣”的副總經理李荊蓀也是籌備委員，他有時實在看不過去，起而發言，聲色俱厲。有一次，某台長站起來擺出江湖老大的威勢，議事無法進行，李荊蓀立刻發出警告：“這是台北，不是上海碼頭！你在上海的事我們都知道，從明天起，請你連續看一個月的《大華晚報》！”（李是《大華晚報》董事長）這位台長才安靜下來。
李荊蓀使黎世芬能保持基本的顏麵和風度，協調結果也符合“黨的利益”，李因此也成為民營電台的公敵。實際上“中央”並未規劃李荊蓀進入“中視”，李也沒有這個意向，他甚至並不喜歡黎世芬這位老同學，馬老師（馬星野）勸他留下來。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國電視公司”在“中廣”主導下開播，一九七一年二月，“中視”大廈啟用，十一月，李荊公遭調查局逮捕，黎總經理聽到消息，流下眼淚。
還有更大的難題。“中國電視公司”奉準成立時，“國防部總政戰部”表示很大的興趣，王昇上將永遠在提高官兵的忠誠、士氣和知識水準，他對電視這樣的利器鍾情已久。他希望軍方對“中視”的經營也有發言權，“中視”能在節目方麵分出相當多的時間，由“總政戰部”全權使用（負擔全部節目製作費用）。國民政府黨政軍三權分立，總裁既然沒有指示，“國防部”也沒有正式出麵洽商，中央黨部反對軍方以“技術層麵”在“中視”的節目內成立“租界”，授意黎世芬阻擋。那年代王上將心想事成，黎總赤手搓方成圓，所受的“內傷”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國電視公司”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成立，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開始試播，十月三十一日正式開播。萬事俱備，黎總向股東會提出報告，有人突然發難，質問購買機器的回扣到哪裏去了。黎總一生清白，他知道回扣的下落，可是他不能說，股東都知道回扣的下落，也都知道黎世芬有口難言，可是偏偏窮追不舍，董事長木雕泥塑，作聲不得，惟恐自己惹上嫌疑，這就把黎總推擠到瓜田李下，在他的品格上潑墨塗鴉，那一刻，恐怕是黎總一生最痛苦的時候。這是把黎世芬的廉潔當做他的弱點來傷害他，然後由他自己傷害自己。
李荊蓀既非黨股代表，亦非董事監事，沒有出席會議。節目部副主任楊仲揆要求以列席員工的身份發言，他非常沉痛地說，“中視公司”現有資產用“億”計算，“中央”沒拿出一文錢來，黎總“赤手空拳，為黨造產”，現在大會沒有一句話肯定他，沒有一句話安慰他，還要為難他，消息一旦傳出去，全“中廣”全“中視”的員工都要心灰意冷，這怎麽能維護發展黨的電視事業！他這一番話正氣凜然，這才打破僵局，轉移話題。
“中視”開播時，我對楊仲揆說，黎總艱難創業，“黨中央”該給他獎章，董事會應該通過慰問嘉勉的提案，否則無以策勵來茲。楊仲揆福至心靈，把那番話用上了，黎總大為感動，後來他把楊仲揆調回“中廣”，曆任節目部經理和海外部經理，最後還想舉薦為副總經理，未能成功。
“中視”籌備期間，我參加一部分文案工作。一九六九年十月正式開播，副總經理張慈涵先生希望我能到“中視”節目部以副經理名義兼任編審組長，我說電視是個爭大名奪大利的地方，人與人之間的碰撞必定激烈，我自問沒有能力在那樣的環境中有所建樹，還是留在“中廣”公司吧。那時廣播、戲劇和新聞三界多少英才誌在“中視”，紛紛央黨政要人寫信推薦，黎總沒有時間細看，人事室把它們簡化了，造成一份名冊，名冊的格式很特別，第一欄先寫推薦人，第二欄才是被推薦人，下麵依次是被推薦人的學曆、經曆、希望擔任什麽職位。黎總披閱時，先考量推薦人對公司前途的影響力，然後才是想來謀職的那個人是否適任。他麵對這麽大的壓力還能想到調用我，實在是我的榮幸。可是這時我的虛榮心所餘無多。
後來編審組長由副經理楊仲揆兼任，一九七○年年底，楊仲揆找我，他說工作實在太忙，很希望我去為他分勞。我初入“中廣”擔任編撰時，他是編撰科長，他的學養很好，我曾經說他“言忠信而行篤敬，明理論而通實務”。那天我們的談話值得一記。
我說“中視”人事關係複雜，人與人之間的傾軋排擠比“中廣”更甚，長於權謀的黎總經理行事風格，隻有更加“兵無常法、水無長形”，我和他之間沒有足夠的默契，善始難以善終。他說《中國時報》的餘紀忠董事長才是統馭大師，你在“中時”多年，看見過滄海，怎麽還會怕水？我說《中國時報》是餘董的私人事業，私人事業的老板握有絕對的權力，說得到做得到，善善能用，惡惡能去，無論朝三暮四還是暮四朝三，總會五六不離七。“中視”公司不同，黎總隻有相對權力，人事製度、會計製度、長官意誌、黨政傳統處處設限，他說得到做不到，為了推動工作，隻有伸出馬鞭對空虛指：“前有梅林，可以解渴！”他比較難伺候。
楊仲公知我甚深，他話題一轉，談到我怎樣開始做影評人，談到影評人老沙、蕭銅、汪榴照，談到新聞局拍紀錄片我寫過幾個劇本，他說我對雜誌、報紙、廣播、電影都有工作經驗，倘若再加上電視，那就經曆完整成為媒體寫作的全才了！寫作是我最後的執著，他這句話擊中要害。
恰巧這時發生了一件事。
《中華日報》銷路下跌，廣告減少，中央特地把楚崧秋從第四組主任的高位請下來，擔任《中華日報》的社長，高層認為隻有他能夠把《中華日報》的形勢拉高。有一天我接到楚先生派人送來的一張便條，他用藍色鉛筆寫著：“鼎鈞同誌，請來《中華日報》一談。”字體大，筆畫粗，很像是公文的批示。那時我也認識幾個大官，從來沒見過這樣高的姿態，心中暗想，我可以去見你，但是無論你說什麽，休想我答應。
後來我知道，蔣公喜歡用一種高檔的進口鉛筆批公文下條子，那種鉛筆不用刀削，而是用手指一圈圈剝開。蔣公的“身邊人”外放獨當一麵，喜歡仿效，楚先生跟中央黨部四組寫便函也如此做，我不懂事，錯過他的美意。
見了麵，楚社長第一句話就像判決主文，要我接編中華副刊。我對副刊的誌趣實在已被《中國時報》消磨淨盡，我想到了“中視”公司，我說“中視”通知我去做編審工作。他的口氣強硬：“黎先生要用你，他當然優先，除了這個理由以外，不管你有什麽理由，我都不接受。”我沒有跟他做過事，他用老長官對老部下的口吻對我說話，毫不“見外”，我了解他用這種方式表示他的誠懇。
那時副刊還是報紙表現特色的地方，要改變《中華日報》就要改變中華副刊，這個方向是正確的，正好原來的資深主編小說家南郭也倦勤了，我想間接參與楚先生的雄圖回報他的知遇，想起小說組同學蔡文甫，如果文甫兄來接手，我就從旁使得上力氣。我沒有時間考慮，倉促提出他的名字，楚社長很不客氣地說：“我是要你來編副刊，不是要你推薦人才。”他把我擠到了牆角，我想效法一下戰國時代的遊士，我說蔡文甫是《中華日報》駐汐止鎮的記者，懷才不遇，如果新社長識拔他、重用他，可以使全報社同仁耳目一新，提高士氣。這句話他聽得進，那時候“提高士氣”正是他的一大心事，他果然聘文甫兄為副刊主編。也許有關係，也許沒關係，他還把主筆高陽升做總主筆。
楚社長鴻圖大展，《中華日報》轉虧為盈，中華副刊也成為聯合副刊、人間副刊之外的“第三勢力”，好比三國時代的西蜀，報紙依然能保持紳士風格，淡雅麵目。“中國電視公司”的局麵就艱難得多了！
依國民黨的理想，設立電視可以塑造國民品格，提升國民素質，改良社會風氣，而黨的大政方針寓於其中逐步實現。國民黨向來反對傳播媒體商業化，“蔣委員長”當年說過，辦文化事業賺錢，“還不如去做貪官汙吏”。
可是國民黨一手主導的電視時代，連三家都是商業電視！新聞學者有言在先，廣播可以有限度競爭，電視不可以競爭，商業電視有競爭的天性，辦“中視”，就是由它和“台視”競爭，再辦“華視”，就是由它和“台視”、“中視”互相競爭。觀眾的結構猶如金字塔，素質越高，人口越少，素質越低，人口越多，電視節目要有最多的廣告，就得有最多的觀眾，要有最多的觀眾，還能有很高的水準嗎？國民黨的理想還能落實嗎？政策是怎樣形成的呢？未來的得失是怎樣評估的呢？我沒有讀到任何文件，也沒有聽到任何傳聞。
為了表示在商言商，“中視”的一級主管由“主任”改稱經理，提供廣告的商人由客戶改稱“廣告主”，他們才是主人！我們也開始私下稱黎總為黎老板。廣告主不是中央四組主任的那個“主”，也不是警總政治部主任那個“主”，唱片公司做廣告，關心你能使多少人學歌星影星，而非你能使多少人希聖希賢，化妝品的廣告要使你羨慕濃妝豔抹，而非安於簡單樸素。蔣經國呼籲大家“犧牲享受、享受犧牲”，而電視節目必須迎合視聽之娛口腹之欲，節目和節目間競爭，電台和電台競爭，競爭升高，暴力色情和政治禁忌也成為製勝的武器。
就在這種局麵之中，我去做“中視”的編審組長。
英美的電台沒有編審，隻有編輯，黎總由香港請來的那位杜副經理，首先打聽編審組是幹什麽的。編輯是技術工作，編審要用政治、法律、道德的尺度檢驗節目內容。黎總由日本請來翁炳榮做節目部經理，翁先生對台灣的意識形態這一套陌生，需要幕僚單位幫他拿捏分寸，編審組的責任很大。
我到差以後才知道，節目部在電視幕上打出的每一個字，事先都要我簽字。一天又一天過去，我發現“世上最難寫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李鴻章在電視劇中的台詞。）例如：
這年頭人心不古！
這年頭沒有是非！
這年頭好人難做！
這些話，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用過，所謂“這年頭”，指的是國民黨政府。台灣的劇作家多半是他們的學生，或者是學生的學生，不知不覺也用了，我隻有把這三個字刪去。
在某一次綜藝節目裏，主持人和來賓對談，來賓的普通話很生硬，兩人有如下的問答：
你說的是哪一國的國語呢？
是台灣國語啦！
台灣、國語？台灣國、語？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裏。我也隻有刪去。
有一位製作人送來一套連續劇的劇本，故事以大陸逃亡來台的一個家庭為主線，劇中人一家離散了，二十年後，一個兒子長大了做警察，一個兒子長大了做流氓，女兒長大了淪為娼妓，兄弟姊妹互不認識，他的流氓兒子白嫖了他的女兒，他的警察兒子槍傷了他的流氓兒子，這個家長的名字居然叫“鍾正”，影射“中正”！編審居然通過了這個連續劇的企劃書和故事大綱！我扣住劇本，要求修改劇情，改換“家長”的名字，弄得節目延期播出，驚動層層上級，董事長、總經理，節目部主任態度冷淡，並沒有斥責任何人，也沒有對我表示支持。
這就怪了！
我開始了解，節目製作先要找到廣告支持，他把節目企劃書拿給廠商看，廠商有能力研判這個節目的收視率，如果廠商表示悲觀，製作人就得改變企劃。“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沒有票房，你必須“越雷池一步”，這一步是一小步，雷池就是新聞局手中的電視節目規範。
如何麵對新聞局的幹預呢？新聞局當然也會吹哨子，那麽電視公司就退後半步，下一次，以這半步為起點，再向前越線一小步，由隱而顯，由少而多，持續又斷。新聞局小題不能大做，等到小題累積變大，那又隻好大題小做。這就把新聞局承辦的科員科長弄成溫水青蛙。
還有，電視公司是互相競爭的，我進“中視”的時候，製作組有兩架電視機，同時收看兩家的節目，我離“中視”以後，台灣增加了一家電視公司，製作組也增加一架電視機，同時收看三家的節目，觀摩比較，目不轉睛，一家違規，兩家跟進。電視公司的老板都是蔣氏父子身邊的紅人、眼中的能臣，編審組以下級監督上級，以外圍監督核心，又能濟得甚事？
電視公司的老板，熟讀黨員守則、總裁言行，也進過革命實踐研究院，於今受領袖付托，掌國之利器，他們在幹什麽？他們也有難言之隱，任何人來“中視”當家都不能賠錢，電視是花大錢的事業，營運成本極高，政府賠不起，誰賠錢誰的忠誠、才幹、革命曆史盡付流水，他隻能鼓勵部下賺錢，至少也得放任部下賺錢。好官不過三年五載，但求任內平安，萬一為賺錢闖禍，由他承擔，一根稻草壓不垮他。如果責任沉重，他承受不起，還有製作人和編審組長可以承擔。如果製作人通“三務”中的第三務，那就把一務也不通的編審組長壓死！
空口無憑，鄭學稼為證。這位著名的政論家曾擔任“中央廣播電台”新聞組長，後來辭職，他有一篇長文說，“對上級指示無論執行與否，都會受處分。”他任職期間，台灣文藝界發起運動，“肅清黃色、赤色、黑色作品”，上級指示這條新聞對中國大陸播出，如果不播，那是抗命，如果播出了，中共利用中央台新聞攻擊台灣法西斯化，上級追究責任，盡管你是執行命令，但“新聞組長應有知識不發布可被敵人利用的新聞”，依然要負責任。
我在“中視”服務九個月，審閱劇本三百多本，綜藝節目腳本兩百多件，天天坐在電視機前看國外引進的節目，盡窺當時一流編劇家的看家本領，了解製作過程，參觀導播台和攝影棚工作情形，掌握電視特性，該學的都學到了。我引進分場、分鏡、畫麵，思考繼續改進我的寫作，深知作品的題材和表現技巧如何適應各種媒體的特性，發現作品的構成固然源自作家的才情個性，也要在受眾的心理上落實。我寫了一本《文藝與傳播》，公開了早期的心得，那時台灣的新聞學者和文藝批評家都還沒有照見這個角落。
我申請結束“借調”，重回“中廣”，副總經理董彭年先生執手挽留，但是我勢不可留。人在江湖，為國犧牲的機會小，為權術謀略、為利害夾縫、為代罪替死犧牲的機會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弄隻小老虎做什麽？天天與虎為伴，有何樂趣？“膽小沒有將軍做”，我看那些膽大的人也沒做成將軍，何況我要的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是將軍。
離職當天晚上，“中視”節目部有兩個聰明人，他們知道臨別贈言往往很有價值，兩人一前一後，找我一談。
一位是《中視周刊》的主編，這份周刊專為“中視”的節目做宣傳，銅版紙彩色印刷，它也在和“台視”的周刊競爭，主編正為怎樣出奇製勝發愁，悄悄問計於我。我說台灣中部南部的農民現在收入很好，農村婦女開始講究穿著化妝，模仿影星歌星，公司現有的婦女節目偏重育嬰烹飪等等“婦德”，已經不能滿足那些觀眾。你可建議公司開一個新節目，專教“婦容”，專家主持，明星來做模特兒，化妝品公司服裝公司提供廣告，你把那些彩色畫麵登在雜誌上，事先向中南部發行，她們對著周刊看節目，必定人手一冊。我歎了一口氣說，電視改變了社會風氣，台灣的農村逐漸喪失原有的淳樸，你這個節目開出來，農村婦女更要追逐浮華。可是形勢逼人，咱們頭頂上的“黨國”幹部以為自己沒有那個責任，你也隻有顧不得了！這位主編依計而行，果然銷路大增，聲名大噪。
另一位是節目製作人，電視是個大量消耗構想的地方，他問我有沒有構想留給他，由他來完成我的未竟之誌。我又歎了一口氣，我說我的構想都不能賣錢，你的那些構想以後也不能賣錢，“中華電視公司”馬上就要開播了，電視生態麵臨劇變。我告訴他，“中視”的籌備委員會排斥政戰勢力，王化公遇挫，化公是英雄，英雄一定要貫徹自己的意誌。他要再成立一家電視公司，“中央”為他修改決策，把“以兩家為限”改成“以三家為限”，就憑他這份能耐，“華視”在他的保護傘下出手搶奪廣告資源，要想後來居上，必然淩厲向前，新聞局必定無法阻擋，“中視”“台視”必定緊緊跟隨，那時你們就可以放開手腳，放射才華。節目違規和業務成長成正比，今天你一切的“惡念”，那時都是“善策”，你要馬上儲存一切憤世嫉俗，離經叛道，奸盜邪淫，怪力亂神，以備臨危受命，出奇製勝。他聽了一言不發，猛抽香煙。後來我們沒有再見麵，我知道他在大江淘洗中屹立不移。有一天我在餐館中和他偶然相遇，他緊緊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彼此都沒有說話。
後來的學者管國民黨的想法做法叫“黨文化”，管大眾的傾向追逐叫“流行文化”，黨文化已不能左右流行文化，流行文化反而滲入、變造黨文化，商業電視的勃興推動這一演變。商業電視的激烈競爭加速這一演變。
那時蔣經國先生已是一個慈悲老人，難得他看了三天電視，召見三台總經理，責備他們“禍國殃民”。三台連忙開檢討會，簽訂公約，要怎樣怎樣做。我私下議論，引用了一則新聞：美國某大學的女生發起“不與男生接吻運動”，開會、簽名、發表聲明，樣樣做到，可是不久發現許多女生和男生幽會擁抱，運動的領導人也在內，運動完全失敗。我說三台的公約隻能是走一個過場，結局和“不與男生接吻運動”相同。
結果傳媒商業化改變了人們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癱瘓了政府對社會的運作。
蔣經國哪裏管得了許多，他也成了溫水裏的青蛙。隻見黨性泯滅，社會分解，傳統顛覆，終於重新洗牌。五十年代，雷震殷海光花了十年工夫沒做到的，六十年代，李敖柏楊花了十年工夫沒完成的，七十年代由商業電視畢其功於一役，三家電視公司“禍在黨國”，功在人民。當然他們並不是預先知道有這樣的結果，這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起初，電視機售價昂貴，沒有彩色節目，每天隻播出幾個小時，節目製作也相當粗糙，但是它能讓我們“看見”：看見“總統”檢閱陸軍海軍，看見電影明星上台親手接過亞洲影展的大獎小獎，看見聯合國開會，看見毛公鼎、羅浮宮、英國國王的皇冠，人端坐不動，可以看見山前山後，江頭江尾。
於是無線電廣播的優勢立刻結束，台北廣播事業公會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廣播年鑒》記載了官方的統計數字，照這些數字演算，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這十年是台灣廣播的黃金時代，台灣的收音機增加了十九倍。一九六二年台灣電視公司開播以後，一九六八年“中國電視公司”開播之前，這六年之間電視機增加了七十三倍！
“中廣”公司有一個“業務所”裝備收音機出售，資深經理姚善炯寫過一篇文章回憶往事，他說台灣電視公司成立以後，收音機的銷路不斷下降，業務所生意清淡，他用“乏人問津”形容最低潮。
“中廣”公司也曾認真研究怎樣和電視競爭，最後的結論是，“中廣”必須增設電視部，電視和廣播雙軌經營，相輔相成。我想起韓戰發生後，美軍噴氣機出動參戰，台灣飛行員麵對這個先進機種瞠目結舌，軍方也曾認真研究怎樣用螺旋槳戰機和噴氣機作戰，結論是必須購買噴氣機。
一九六五年七月，黎世芬出任“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我們事先聽到消息，也曾有過一番爭議。黎先生是中央政校（政治大學前身）的傑出校友，李荊蓀的同學，但是他脫離新聞界進入了情報界，借用居浩然對這一行的描述，“背後有一手，站出來不能上電視。”“中廣”盛極而衰，他會怎樣振衰起弊呢？
黎總到任，立即個別約見各部門主管，了解情況，谘詢意見，決定著手做三件事：第一，把“中廣”仁愛路本部的辦公室擴建為三層樓，配合業務發展；第二，給員工加薪，提高士氣；第三，辦電視。第一件事情容易，第三件最難。
黎總的行政才幹似乎超過魏總，“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他先把容易辦的事辦好，威望建立了，士氣提高了，於是派工程人員出國考察采購設備，派節目人員出國進修學習技能，運用黨政關係向銀行貸款蓋十層大廈。他力排眾議，決定辦彩色電視，後來居上。
最初的構想是“中廣”公司成立“電視部”。電視多嬌，英雄折腰，那時台灣有二十八家民營電台，他們也麵臨生存危機，決定聯合起來辦一家電視，擴大生存空間。社會上還有所謂“有力人士”，也向交通部遞出申請書。那時朝野上下，都認為台灣麵積小，人口少，廣告資源也有限，最多隻能有兩家商業電視，政府當局決定由所有申請人合辦這第二家電視，於是三山五嶽的英雄豪傑都到“中廣”來開籌備會議，展開激烈冗長的爭吵。
那時二十八家民營電台的創辦人皆非等閑人物，聯手進攻，聲勢浩大，連於斌總主教這號人物也代表益世廣播電台披掛上陣。“中央”授意，未來的“中國電視公司”屬於國民黨的黨營事業，黨股要占多數，經營的實際權力要握在黨的手中。但黨“中央”對民營電台的聯合陣線沒有約束力，全靠黎世芬通過協商的方式完成，這個任務的難度很高，幾乎就是與虎謀皮。
如何分食這一塊電視大餅，曆經十八次協調會議，對方人多口雜，有時發言的品質粗劣不堪。想當年“中廣”公司要做廣告，民營電台群起反對，雙方隻是隔空交火，這一次卻是坐在會議室裏鼻子碰鼻子。據參與會議的人描述，黎總是基督教的布道家，可以忍辱負重，他也是情報界傑出的上層人物，能夠翻雲覆雨。黨部派出的籌備委員實際上隻是觀察員，漫長的十八次協調會議是十八次戰役，黎世芬親冒矢石，傷痕累累。
“中廣”的副總經理李荊蓀也是籌備委員，他有時實在看不過去，起而發言，聲色俱厲。有一次，某台長站起來擺出江湖老大的威勢，議事無法進行，李荊蓀立刻發出警告：“這是台北，不是上海碼頭！你在上海的事我們都知道，從明天起，請你連續看一個月的《大華晚報》！”（李是《大華晚報》董事長）這位台長才安靜下來。
李荊蓀使黎世芬能保持基本的顏麵和風度，協調結果也符合“黨的利益”，李因此也成為民營電台的公敵。實際上“中央”並未規劃李荊蓀進入“中視”，李也沒有這個意向，他甚至並不喜歡黎世芬這位老同學，馬老師（馬星野）勸他留下來。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國電視公司”在“中廣”主導下開播，一九七一年二月，“中視”大廈啟用，十一月，李荊公遭調查局逮捕，黎總經理聽到消息，流下眼淚。
還有更大的難題。“中國電視公司”奉準成立時，“國防部總政戰部”表示很大的興趣，王昇上將永遠在提高官兵的忠誠、士氣和知識水準，他對電視這樣的利器鍾情已久。他希望軍方對“中視”的經營也有發言權，“中視”能在節目方麵分出相當多的時間，由“總政戰部”全權使用（負擔全部節目製作費用）。國民政府黨政軍三權分立，總裁既然沒有指示，“國防部”也沒有正式出麵洽商，中央黨部反對軍方以“技術層麵”在“中視”的節目內成立“租界”，授意黎世芬阻擋。那年代王上將心想事成，黎總赤手搓方成圓，所受的“內傷”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國電視公司”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成立，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開始試播，十月三十一日正式開播。萬事俱備，黎總向股東會提出報告，有人突然發難，質問購買機器的回扣到哪裏去了。黎總一生清白，他知道回扣的下落，可是他不能說，股東都知道回扣的下落，也都知道黎世芬有口難言，可是偏偏窮追不舍，董事長木雕泥塑，作聲不得，惟恐自己惹上嫌疑，這就把黎總推擠到瓜田李下，在他的品格上潑墨塗鴉，那一刻，恐怕是黎總一生最痛苦的時候。這是把黎世芬的廉潔當做他的弱點來傷害他，然後由他自己傷害自己。
李荊蓀既非黨股代表，亦非董事監事，沒有出席會議。節目部副主任楊仲揆要求以列席員工的身份發言，他非常沉痛地說，“中視公司”現有資產用“億”計算，“中央”沒拿出一文錢來，黎總“赤手空拳，為黨造產”，現在大會沒有一句話肯定他，沒有一句話安慰他，還要為難他，消息一旦傳出去，全“中廣”全“中視”的員工都要心灰意冷，這怎麽能維護發展黨的電視事業！他這一番話正氣凜然，這才打破僵局，轉移話題。
“中視”開播時，我對楊仲揆說，黎總艱難創業，“黨中央”該給他獎章，董事會應該通過慰問嘉勉的提案，否則無以策勵來茲。楊仲揆福至心靈，把那番話用上了，黎總大為感動，後來他把楊仲揆調回“中廣”，曆任節目部經理和海外部經理，最後還想舉薦為副總經理，未能成功。
“中視”籌備期間，我參加一部分文案工作。一九六九年十月正式開播，副總經理張慈涵先生希望我能到“中視”節目部以副經理名義兼任編審組長，我說電視是個爭大名奪大利的地方，人與人之間的碰撞必定激烈，我自問沒有能力在那樣的環境中有所建樹，還是留在“中廣”公司吧。那時廣播、戲劇和新聞三界多少英才誌在“中視”，紛紛央黨政要人寫信推薦，黎總沒有時間細看，人事室把它們簡化了，造成一份名冊，名冊的格式很特別，第一欄先寫推薦人，第二欄才是被推薦人，下麵依次是被推薦人的學曆、經曆、希望擔任什麽職位。黎總披閱時，先考量推薦人對公司前途的影響力，然後才是想來謀職的那個人是否適任。他麵對這麽大的壓力還能想到調用我，實在是我的榮幸。可是這時我的虛榮心所餘無多。
後來編審組長由副經理楊仲揆兼任，一九七○年年底，楊仲揆找我，他說工作實在太忙，很希望我去為他分勞。我初入“中廣”擔任編撰時，他是編撰科長，他的學養很好，我曾經說他“言忠信而行篤敬，明理論而通實務”。那天我們的談話值得一記。
我說“中視”人事關係複雜，人與人之間的傾軋排擠比“中廣”更甚，長於權謀的黎總經理行事風格，隻有更加“兵無常法、水無長形”，我和他之間沒有足夠的默契，善始難以善終。他說《中國時報》的餘紀忠董事長才是統馭大師，你在“中時”多年，看見過滄海，怎麽還會怕水？我說《中國時報》是餘董的私人事業，私人事業的老板握有絕對的權力，說得到做得到，善善能用，惡惡能去，無論朝三暮四還是暮四朝三，總會五六不離七。“中視”公司不同，黎總隻有相對權力，人事製度、會計製度、長官意誌、黨政傳統處處設限，他說得到做不到，為了推動工作，隻有伸出馬鞭對空虛指：“前有梅林，可以解渴！”他比較難伺候。
楊仲公知我甚深，他話題一轉，談到我怎樣開始做影評人，談到影評人老沙、蕭銅、汪榴照，談到新聞局拍紀錄片我寫過幾個劇本，他說我對雜誌、報紙、廣播、電影都有工作經驗，倘若再加上電視，那就經曆完整成為媒體寫作的全才了！寫作是我最後的執著，他這句話擊中要害。
恰巧這時發生了一件事。
《中華日報》銷路下跌，廣告減少，中央特地把楚崧秋從第四組主任的高位請下來，擔任《中華日報》的社長，高層認為隻有他能夠把《中華日報》的形勢拉高。有一天我接到楚先生派人送來的一張便條，他用藍色鉛筆寫著：“鼎鈞同誌，請來《中華日報》一談。”字體大，筆畫粗，很像是公文的批示。那時我也認識幾個大官，從來沒見過這樣高的姿態，心中暗想，我可以去見你，但是無論你說什麽，休想我答應。
後來我知道，蔣公喜歡用一種高檔的進口鉛筆批公文下條子，那種鉛筆不用刀削，而是用手指一圈圈剝開。蔣公的“身邊人”外放獨當一麵，喜歡仿效，楚先生跟中央黨部四組寫便函也如此做，我不懂事，錯過他的美意。
見了麵，楚社長第一句話就像判決主文，要我接編中華副刊。我對副刊的誌趣實在已被《中國時報》消磨淨盡，我想到了“中視”公司，我說“中視”通知我去做編審工作。他的口氣強硬：“黎先生要用你，他當然優先，除了這個理由以外，不管你有什麽理由，我都不接受。”我沒有跟他做過事，他用老長官對老部下的口吻對我說話，毫不“見外”，我了解他用這種方式表示他的誠懇。
那時副刊還是報紙表現特色的地方，要改變《中華日報》就要改變中華副刊，這個方向是正確的，正好原來的資深主編小說家南郭也倦勤了，我想間接參與楚先生的雄圖回報他的知遇，想起小說組同學蔡文甫，如果文甫兄來接手，我就從旁使得上力氣。我沒有時間考慮，倉促提出他的名字，楚社長很不客氣地說：“我是要你來編副刊，不是要你推薦人才。”他把我擠到了牆角，我想效法一下戰國時代的遊士，我說蔡文甫是《中華日報》駐汐止鎮的記者，懷才不遇，如果新社長識拔他、重用他，可以使全報社同仁耳目一新，提高士氣。這句話他聽得進，那時候“提高士氣”正是他的一大心事，他果然聘文甫兄為副刊主編。也許有關係，也許沒關係，他還把主筆高陽升做總主筆。
楚社長鴻圖大展，《中華日報》轉虧為盈，中華副刊也成為聯合副刊、人間副刊之外的“第三勢力”，好比三國時代的西蜀，報紙依然能保持紳士風格，淡雅麵目。“中國電視公司”的局麵就艱難得多了！
依國民黨的理想，設立電視可以塑造國民品格，提升國民素質，改良社會風氣，而黨的大政方針寓於其中逐步實現。國民黨向來反對傳播媒體商業化，“蔣委員長”當年說過，辦文化事業賺錢，“還不如去做貪官汙吏”。
可是國民黨一手主導的電視時代，連三家都是商業電視！新聞學者有言在先，廣播可以有限度競爭，電視不可以競爭，商業電視有競爭的天性，辦“中視”，就是由它和“台視”競爭，再辦“華視”，就是由它和“台視”、“中視”互相競爭。觀眾的結構猶如金字塔，素質越高，人口越少，素質越低，人口越多，電視節目要有最多的廣告，就得有最多的觀眾，要有最多的觀眾，還能有很高的水準嗎？國民黨的理想還能落實嗎？政策是怎樣形成的呢？未來的得失是怎樣評估的呢？我沒有讀到任何文件，也沒有聽到任何傳聞。
為了表示在商言商，“中視”的一級主管由“主任”改稱經理，提供廣告的商人由客戶改稱“廣告主”，他們才是主人！我們也開始私下稱黎總為黎老板。廣告主不是中央四組主任的那個“主”，也不是警總政治部主任那個“主”，唱片公司做廣告，關心你能使多少人學歌星影星，而非你能使多少人希聖希賢，化妝品的廣告要使你羨慕濃妝豔抹，而非安於簡單樸素。蔣經國呼籲大家“犧牲享受、享受犧牲”，而電視節目必須迎合視聽之娛口腹之欲，節目和節目間競爭，電台和電台競爭，競爭升高，暴力色情和政治禁忌也成為製勝的武器。
就在這種局麵之中，我去做“中視”的編審組長。
英美的電台沒有編審，隻有編輯，黎總由香港請來的那位杜副經理，首先打聽編審組是幹什麽的。編輯是技術工作，編審要用政治、法律、道德的尺度檢驗節目內容。黎總由日本請來翁炳榮做節目部經理，翁先生對台灣的意識形態這一套陌生，需要幕僚單位幫他拿捏分寸，編審組的責任很大。
我到差以後才知道，節目部在電視幕上打出的每一個字，事先都要我簽字。一天又一天過去，我發現“世上最難寫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李鴻章在電視劇中的台詞。）例如：
這年頭人心不古！
這年頭沒有是非！
這年頭好人難做！
這些話，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用過，所謂“這年頭”，指的是國民黨政府。台灣的劇作家多半是他們的學生，或者是學生的學生，不知不覺也用了，我隻有把這三個字刪去。
在某一次綜藝節目裏，主持人和來賓對談，來賓的普通話很生硬，兩人有如下的問答：
你說的是哪一國的國語呢？
是台灣國語啦！
台灣、國語？台灣國、語？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裏。我也隻有刪去。
有一位製作人送來一套連續劇的劇本，故事以大陸逃亡來台的一個家庭為主線，劇中人一家離散了，二十年後，一個兒子長大了做警察，一個兒子長大了做流氓，女兒長大了淪為娼妓，兄弟姊妹互不認識，他的流氓兒子白嫖了他的女兒，他的警察兒子槍傷了他的流氓兒子，這個家長的名字居然叫“鍾正”，影射“中正”！編審居然通過了這個連續劇的企劃書和故事大綱！我扣住劇本，要求修改劇情，改換“家長”的名字，弄得節目延期播出，驚動層層上級，董事長、總經理，節目部主任態度冷淡，並沒有斥責任何人，也沒有對我表示支持。
這就怪了！
我開始了解，節目製作先要找到廣告支持，他把節目企劃書拿給廠商看，廠商有能力研判這個節目的收視率，如果廠商表示悲觀，製作人就得改變企劃。“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沒有票房，你必須“越雷池一步”，這一步是一小步，雷池就是新聞局手中的電視節目規範。
如何麵對新聞局的幹預呢？新聞局當然也會吹哨子，那麽電視公司就退後半步，下一次，以這半步為起點，再向前越線一小步，由隱而顯，由少而多，持續又斷。新聞局小題不能大做，等到小題累積變大，那又隻好大題小做。這就把新聞局承辦的科員科長弄成溫水青蛙。
還有，電視公司是互相競爭的，我進“中視”的時候，製作組有兩架電視機，同時收看兩家的節目，我離“中視”以後，台灣增加了一家電視公司，製作組也增加一架電視機，同時收看三家的節目，觀摩比較，目不轉睛，一家違規，兩家跟進。電視公司的老板都是蔣氏父子身邊的紅人、眼中的能臣，編審組以下級監督上級，以外圍監督核心，又能濟得甚事？
電視公司的老板，熟讀黨員守則、總裁言行，也進過革命實踐研究院，於今受領袖付托，掌國之利器，他們在幹什麽？他們也有難言之隱，任何人來“中視”當家都不能賠錢，電視是花大錢的事業，營運成本極高，政府賠不起，誰賠錢誰的忠誠、才幹、革命曆史盡付流水，他隻能鼓勵部下賺錢，至少也得放任部下賺錢。好官不過三年五載，但求任內平安，萬一為賺錢闖禍，由他承擔，一根稻草壓不垮他。如果責任沉重，他承受不起，還有製作人和編審組長可以承擔。如果製作人通“三務”中的第三務，那就把一務也不通的編審組長壓死！
空口無憑，鄭學稼為證。這位著名的政論家曾擔任“中央廣播電台”新聞組長，後來辭職，他有一篇長文說，“對上級指示無論執行與否，都會受處分。”他任職期間，台灣文藝界發起運動，“肅清黃色、赤色、黑色作品”，上級指示這條新聞對中國大陸播出，如果不播，那是抗命，如果播出了，中共利用中央台新聞攻擊台灣法西斯化，上級追究責任，盡管你是執行命令，但“新聞組長應有知識不發布可被敵人利用的新聞”，依然要負責任。
我在“中視”服務九個月，審閱劇本三百多本，綜藝節目腳本兩百多件，天天坐在電視機前看國外引進的節目，盡窺當時一流編劇家的看家本領，了解製作過程，參觀導播台和攝影棚工作情形，掌握電視特性，該學的都學到了。我引進分場、分鏡、畫麵，思考繼續改進我的寫作，深知作品的題材和表現技巧如何適應各種媒體的特性，發現作品的構成固然源自作家的才情個性，也要在受眾的心理上落實。我寫了一本《文藝與傳播》，公開了早期的心得，那時台灣的新聞學者和文藝批評家都還沒有照見這個角落。
我申請結束“借調”，重回“中廣”，副總經理董彭年先生執手挽留，但是我勢不可留。人在江湖，為國犧牲的機會小，為權術謀略、為利害夾縫、為代罪替死犧牲的機會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弄隻小老虎做什麽？天天與虎為伴，有何樂趣？“膽小沒有將軍做”，我看那些膽大的人也沒做成將軍，何況我要的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是將軍。
離職當天晚上，“中視”節目部有兩個聰明人，他們知道臨別贈言往往很有價值，兩人一前一後，找我一談。
一位是《中視周刊》的主編，這份周刊專為“中視”的節目做宣傳，銅版紙彩色印刷，它也在和“台視”的周刊競爭，主編正為怎樣出奇製勝發愁，悄悄問計於我。我說台灣中部南部的農民現在收入很好，農村婦女開始講究穿著化妝，模仿影星歌星，公司現有的婦女節目偏重育嬰烹飪等等“婦德”，已經不能滿足那些觀眾。你可建議公司開一個新節目，專教“婦容”，專家主持，明星來做模特兒，化妝品公司服裝公司提供廣告，你把那些彩色畫麵登在雜誌上，事先向中南部發行，她們對著周刊看節目，必定人手一冊。我歎了一口氣說，電視改變了社會風氣，台灣的農村逐漸喪失原有的淳樸，你這個節目開出來，農村婦女更要追逐浮華。可是形勢逼人，咱們頭頂上的“黨國”幹部以為自己沒有那個責任，你也隻有顧不得了！這位主編依計而行，果然銷路大增，聲名大噪。
另一位是節目製作人，電視是個大量消耗構想的地方，他問我有沒有構想留給他，由他來完成我的未竟之誌。我又歎了一口氣，我說我的構想都不能賣錢，你的那些構想以後也不能賣錢，“中華電視公司”馬上就要開播了，電視生態麵臨劇變。我告訴他，“中視”的籌備委員會排斥政戰勢力，王化公遇挫，化公是英雄，英雄一定要貫徹自己的意誌。他要再成立一家電視公司，“中央”為他修改決策，把“以兩家為限”改成“以三家為限”，就憑他這份能耐，“華視”在他的保護傘下出手搶奪廣告資源，要想後來居上，必然淩厲向前，新聞局必定無法阻擋，“中視”“台視”必定緊緊跟隨，那時你們就可以放開手腳，放射才華。節目違規和業務成長成正比，今天你一切的“惡念”，那時都是“善策”，你要馬上儲存一切憤世嫉俗，離經叛道，奸盜邪淫，怪力亂神，以備臨危受命，出奇製勝。他聽了一言不發，猛抽香煙。後來我們沒有再見麵，我知道他在大江淘洗中屹立不移。有一天我在餐館中和他偶然相遇，他緊緊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彼此都沒有說話。
後來的學者管國民黨的想法做法叫“黨文化”，管大眾的傾向追逐叫“流行文化”，黨文化已不能左右流行文化，流行文化反而滲入、變造黨文化，商業電視的勃興推動這一演變。商業電視的激烈競爭加速這一演變。
那時蔣經國先生已是一個慈悲老人，難得他看了三天電視，召見三台總經理，責備他們“禍國殃民”。三台連忙開檢討會，簽訂公約，要怎樣怎樣做。我私下議論，引用了一則新聞：美國某大學的女生發起“不與男生接吻運動”，開會、簽名、發表聲明，樣樣做到，可是不久發現許多女生和男生幽會擁抱，運動的領導人也在內，運動完全失敗。我說三台的公約隻能是走一個過場，結局和“不與男生接吻運動”相同。
結果傳媒商業化改變了人們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癱瘓了政府對社會的運作。
蔣經國哪裏管得了許多，他也成了溫水裏的青蛙。隻見黨性泯滅，社會分解，傳統顛覆，終於重新洗牌。五十年代，雷震殷海光花了十年工夫沒做到的，六十年代，李敖柏楊花了十年工夫沒完成的，七十年代由商業電視畢其功於一役，三家電視公司“禍在黨國”，功在人民。當然他們並不是預先知道有這樣的結果，這是一個“美麗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