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兩次訪問過美國，訪問過聯邦德國和墨西哥。我曾經寫下了一些出訪見聞，寫下了對於中國人來說完全是別樣的、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目瞪口呆或者哭笑不得的那些感受。
這些感受的基本特點（特別是關於美國的），可以用一個通俗的字眼來表示：“開眼。”你不去西方，你看得到那上百層的摩天大樓嗎？你看得到密如蛛網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車流嗎？你看得到那燈紅酒綠、奢侈豐盛的花花世界嗎？
而到蘇聯的訪問完全不同。我無法用一種好奇的、幽默的、熱烈而又清醒的旅人的旁觀態度來環顧周圍的一切。
幽默是一種成人的智慧。我是在四十五歲以後才考慮並實現訪問美國的。訪問美國對於一個作家的心靈來說並不是特別困難的事情。它好也罷，賴也罷，你有時候嗤之以鼻，有時候五體投地也罷，它是它，你是你。
隻要你有足夠的幽默感，你就會有足夠的胃液去消化你的訪美經驗，既能消化，也能吸收。
但是蘇聯不行。我向往蘇聯，遠遠在具備足夠的幽默感之前。
在蘇聯，我覺得光靠幽默是不夠的。雖然我曾經自我欣賞、自我標榜過我的幽默。
訪蘇二十二天，我感到的是幽默的困惑。
我大概從十五歲起就夢想過去蘇聯，如果不是更早的話。
那時候蘇聯不僅是一個美麗的夢，而且是我為之不惜犧牲生命去追求的一個理想。
沒有哪個國家像蘇聯那樣，我沒有親眼見過它，但我已經那麽熟悉、那麽了解、那麽惦念過它的城市、鄉村、湖泊，它的人物、旗幟、標語口號，它的小說、詩、戲劇、電影、繪畫、歌曲和舞蹈。
到了莫斯科，一切都給我以似曾相識、似曾相逢的感覺：莫斯科河畔釣魚的老人，列寧墓前銅像般一動不動地肅立著的兩個哨兵的藍眼睛，克裏姆林宮鍾樓上報時的鍾聲，用花崗岩鋪地的紅場與紅場上的野鴿子，列寧山上的氣魄雄偉卻又顯得有點傻氣的莫斯科大學主樓，地下鐵路革命廣場上成群的銅像，包括街道的名稱——普希金大街（靜悄悄的）、高爾基大街（兩邊都是商店）、赫爾岑大街（通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別林斯基大街（大概麵貌與革命前沒有區別）……這種似曾相識感甚至是令人戰栗的。
我真的來到了列寧和斯大林、普希金和高爾基的故鄉，我聽到許多歌兒歌唱過、我自己也動情地唱過許多歌唱它的歌兒的莫斯科了嗎？
當然是初次邂逅。怎麽又像是舊地重遊？
我倒沒有幽默它一下，幹脆用好萊塢電影的那個中文名字，叫作“鴛夢重溫”。夢早已被當時是冰冷的現實、現在也還沒有完全變成曆史的鐵一樣的嚴峻所打破。
遊曆蘇聯是一次靈魂的冒險。因為再沒有第二個外國像這個國家那樣在我少年時代引起過那麽多愛、迷戀、向往，後來提起它來又那麽使我迷惑、痛苦乃至恐怖。
好也罷，壞也罷，它和我們的關係是太深、太息息相關了。我和我的朋友們都感到一種少有的關切，都納悶兒，都急於多得到一點有關它的信息。
遊曆蘇聯是一次充盈的內心體驗，不僅僅是、遠不隻是一次“開眼”的旅遊。
它的一切美麗都使我憂傷而又欣慰，它的一切不美麗都使我欣慰而又憂傷。
這是一次重溫舊夢的旅行。當我看到克裏姆林宮的紅牆，當我聽到那報時的鍾聲，當我聽到在蘇聯已經唱了二十多年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時候，我好像回到了年輕時候。
這又是一次告別舊夢旅行。我不是魯迅的秋夜細小粉紅花夢中的瘦詩人，我並無興味把眼淚擦在粉紅花最末的花瓣上。
重溫舊夢帶來憂傷的甜蜜和甜蜜的憂傷。告別舊夢帶來希望的堅強和堅強的希望。
這是我們的近鄰。
從北京首都機場起飛，一個多小時以後便離開了我國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再大約一個小時，便來到了貝加爾湖上空。
地理書上講過，貝加爾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
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我和我的同伴都愛唱一支歌：
貝加爾湖是我們的母親，
她溫暖著受難者的心。
為爭取自由而受苦難，
我流浪在貝加爾湖濱。
中國的革命浪潮，蘇聯所影響的世界革命浪潮，使貝加爾湖變成了一個親切的湖。當我們少年時選擇了革命道路的時候，我們都有為革命而到類似貝加爾湖地方去受難的準備。
天氣晴朗，但是我沒能看見貝加爾湖，隻是在事後才聽人們說起，貝加爾湖已經過去了。
原來這麽快就進入了蘇聯上空，就掠過了貝加爾湖。原來是這麽近！
我俯瞰蘇聯的廣袤的國土：灰褐色的土色，綠色的植被，稀稀落落偶爾一見的小房子。一路上沒有看到任何城市。
這就是蘇聯？
莫斯科國際機場莊嚴典雅。候機大廳的天花板上裝飾著紫色的銅環，這確是一個盛產有色金屬的國家。但天花板因此而顯得低矮了，也影響了光照。
入境手續辦理得緩慢而且仔細。邊境警察的麵孔沒有表情，他仔細地審視著你的麵孔，對照著你的護照上的照片，並把你護照上的有關部分複印下來。一位等待入境的人被要求摘下眼鏡，以便更好地觀察他的臉部（我的眼鏡一直安然地戴在我的臉上，雖然我護照照片上的眼鏡的鏡框是另一種式樣）。
海關要求一位等待入境者打開他的裝有印刷品的紙箱子，紙箱子用短刀劃開了，拿出一包又一包的印刷品，接受海關的檢驗。
包括持有蘇聯本國護照的蘇聯公民，也同樣地履行著一切接受檢驗的手續。這是嚴肅的。
隻有一點，莫斯科國際機場與西方國家的國際機場沒有什麽兩樣。我是說機場候機大廳的廣播，先“嗡”那麽一響，好像是敲響了一個音叉，然後是細聲細氣的溫柔的女聲廣播，廣播裏可以聽到“氣聲”。
其他一切都不同，尤其是氣氛。
西方國家機場的商業氣氛很濃。櫥窗和櫥窗裏的燈光，裝潢精美、反射著各色霓虹燈光的商品，各色各式但常常免不了有女人的大腿、腰身、金發的廣告牌、酒吧、快餐部、咖啡館、色情畫報……從你登上它土地的第一秒鍾便向你招手、向你媚笑：購買吧，花錢吧，消費吧——好像它們一齊擁上來這樣說。
當然，例如在聯邦德國的法蘭克福航空港，也不乏全副武裝的警察。他們腰裏別著盒子槍、手裏拿著報話機，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但他們的臉上似乎仍然隱含著一種嘲弄的笑容，他們的身後與四周是威士忌酒與長筒絲襪。
這就是蘇聯，這就是莫斯科。
紅場、列寧墓、克裏姆林宮尖頂上巨大的紅星、晉謁列寧墓的人的長龍、列寧雕像、莊嚴巨大的政治標語、宣傳畫、捷爾任斯基廣場上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大樓、東正教堂的鎏金圓頂、莫斯科廣播電台的前奏與廣播員的雄辯聲調、進行曲風格的領唱與合唱、來自各國的留學生……莊嚴持重、自信自豪、自成體係而又充滿警惕。
不錯，這就是在電影《宣誓》《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戰》裏早被我們這一代人熟悉了的莫斯科——俄羅斯——蘇聯。
當然有許多方麵已經變了，例如，眾多的列寧像代替了斯大林像。但也確實有一些方麵，六十餘年如一日，真是驚人。
從莫斯科國際機場向市區行駛，闊大的綠地之中一個黑色的雕塑給我以強烈的印象。像是搭在一起的黑色長方木條，令人聯想到鐵絲網和塹壕，聯想到戰爭和墓地上的十字架。
人們說，這個雕塑是為了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衛國戰爭中的犧牲者。
在塔什幹，我們瞻仰了同樣是紀念衛國戰爭中犧牲了的烈士的無名英雄紀念碑。這個紀念碑是一團永不熄滅的火，從它落成以來，這團“聖火”便晝夜點燃，從不停熄。在聖火旁邊，一位年老的婦女指揮著幾列身著黑衣的女孩子唱著無言的“啊……”歌，調子非常熟悉，卻原來是舒曼的夢幻曲。
我不知道夢幻曲是不是安魂曲，反正那氣氛不是浪漫的而是肅穆的。
據說各大城市都有這樣的無名英雄紀念碑。我曾在電視屏幕上兩次看到這樣一部片子，以一位戴滿勳章的老年人向無名英雄紀念碑獻花始，以聖火的熊熊燃燒終，中間回顧了蘇聯衛國戰爭的全過程：希特勒匪幫的突襲，斯大林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節在紅場列寧墓上發表演說，大轟炸，蘇聯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參軍，蘇聯婦女在工廠加班生產、擦拭著炮彈頭，坦克與大炮的轟鳴，直到勝利，蘇聯紅軍的檢閱部隊把繳獲的希特勒軍隊的各種軍旗踩到了腳下。
我不知道這部電視片是蘇聯的電視台公開播放以反複向居民進行傳統教育的，還是專門的閉路電視，給外國客人們看的。
但這電視片的內容與精神深入人心。所有我見過的蘇聯人，男和女、老和少都喜歡講這個話題：“我們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死了一千二百萬人，差不多占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這就是說，每一個蘇聯家庭都有自己的成員或親戚犧牲。我們容易嗎？”
接著的一句話便自然是：“我們要和平。不要打仗，不要戰爭。”
差不多人人都這樣說，說的時候神態十分嚴肅。
在蘇聯、在莫斯科、在塔什幹、在撒馬爾罕、在第比利斯，我參加了具有官方色彩（即不包括在私人家裏舉行的）的宴會八次。每一次主人都要祝酒“為世界和平幹杯”，然後是“為了婦女”，特別是“為了在座的美麗的女人們”而幹杯。這時候主人往往要擠擠眼睛，開幾個幽默而又富於人情味的玩笑，有時候玩笑甚至開得有點葷。第三巡就該是“為了兒童，為了我們的未來，為了讓孩子們生活在晴朗的天空下麵”了。
為和平、為婦女、為兒童，關鍵還是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幾十年來，蘇聯朝野，總是講和平，堅決把和平的旗幟抓在手裏。
在我們到達莫斯科的第一個晚上，晚飯後我們在俄羅斯飯店周圍散步。那是一個星期天，紅場上、莫斯科河畔，到處是度假的蘇聯人。一些老人胸前滿滿當當地掛著勳章，悠閑而威嚴地踱著步子，有的是全家出遊，不少人嘴裏吐著伏特加的氣味。相對來說，這種假日踱步的人流中年輕人比較少。一位和老伴挽著手、酒氣很重、勳章有兩三個的老人主動與我們攀談。他先猜我們是日本人，又猜我們來自東南亞，等我們告訴他我們是中國人之後，他略略一頓，然後緊接著的一句話是：“我們要和平，我們不要戰爭。”
六月二日，我們到達塔什幹的第一天。
啊，那真是疲憊不堪的一天。起飛前等待辦各種手續用了四個小時，飛機上飛了四個半小時，降落後又等了三個多小時來辦理“報到”和“注冊”的手續，然後才進入自己的房間。謝天謝地，總算是能洗一把臉，能喘一口氣了。晚飯以後，我們外出散步，看到一位夜班看守私人汽車存車處的小夥子。小夥子是韃靼人，精力充沛，熱情而又饒舌，見到我們便攀談，接著滔滔不絕地談起他對各項國際問題的看法來。當然他的看法都是《真理報》和《消息報》上登載過的，究其精髓仍然是同一句話：“我們要和平，不要戰爭。”
與塔什幹亞非拉電影節的正式影展同時舉行的還有一個電影市場。在電影市場上我們看了莫斯科電影製片廠與西柏林一個電影機構合拍的影片《岸》。《岸》是根據尤利.邦達略夫的同名小說改編的。早在一九七二年，我在烏魯木齊南郊烏拉泊“五七幹校”就讀期間，我就拜讀過這篇小說。對這篇小說回憶與寫實交織的寫法，特別是其中關於主人公第一篇作品發表時的種種趣事與蠢事的回顧，我都很欣賞。小說的那種對於生活、曆史、現實進行宏觀思索的氣派，也很觸動我。改編成寬銀幕彩色上下集故事片，拍得也算得上一絲不苟，但我所激賞的主人公回憶青年時代處女作發表的情節全部刪去了。
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的一個次要人物，在德蘇戰爭的最後階段，這位蘇軍下級軍官搖著白綢子企圖與據守一幢樓房的法西斯殘餘分子談判，說服他們不要再進行無謂的、毫無希望的抵抗。正當他像天使一樣地搖著白綢去拯救那些已經注定要毀滅的可憐蟲的時候，來自法西斯頑固分子槍口的一粒罪惡的子彈，打死了這位蘇聯軍官。天使中彈犧牲的場麵用慢動作重複了好幾次，像一隻白色的和平鴿在飛翔，像一隻仙鶴的最後的展翅，悲而美的畫麵渲染著蘇聯是拯救人類、拯救世界的和平天使的主題思想。
《岸》的主題思想是鮮明、突出而且堪稱模範的。影片的故事、場麵也都曲折動人，橫跨東西方兩個世界的寫法尤其非同尋常。影片中的聯邦德國十分暗淡、潦倒，這與我親眼看到過的聯邦德國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影片（原小說亦如此）把聯邦德國一些旅遊者玩電子槍的遊戲與“好戰、複仇”聯係起來，也未免牽強。再一點是這部電影的節奏實在太慢了。主題鮮明、一絲不苟、節奏慢，這正是我看到的相當一部分蘇聯電影的特色。
在塔什幹電影節的後期，全蘇與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的電影家協會有關負責人宴請我們，飯吃得輕鬆融洽，這至少有一小部分要歸功於那每人一小碗的拉麵。拉麵的做法與新疆全無二致，隻是要精致些。而且在塔什幹，烏茲別克語稱呼拉麵也是“拉（個）麵”，與新疆的維吾爾語一樣，顯然是漢語借詞。吃飯當中，東道主之一，全蘇影協的外聯處處長娜傑日達.伏爾琴科娃感慨地說：“這是多麽好啊！你們來了，我們坐在一起，我們一起說說笑笑，我們互相微笑著。”
她的話使我感動。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乘中國民航班機離開莫斯科。同機的有一批美國遊客，他們是沿著奧斯陸—赫爾辛基—列寧格勒—莫斯科—北京—上海—香港—回國的順序旅行的。一位三十多歲的保險公司職員對我發表感想說：“在蘇聯，我們實在受不了，那裏的人沒有微笑（no smile）。”
是這樣的嗎？我想不太清楚。反正有拉麵吃的那次宴請上，娜傑日達.伏爾琴科娃的臉上一直浮現著端莊的笑容。另一位“地主”，烏茲別克影協主席馬立克.克尤莫夫更是笑容可掬。但那位美國客人的說法也並非無端“攻擊”。在蘇聯，陌生人之間是不大微笑也不問好的。當我按照在西方做客的習慣清晨起床之後向遇到的人道早安的時候，包括飯店的服務員也常常瞠目以對。
服務人員的笑容更是絕無僅有。在蘇聯的民航飛機上，基本上沒有服務，當然更沒有笑容。但是機票非常便宜，從格魯吉亞的第比利斯到莫斯科，飛行三個半小時，隻收三十七個盧布。而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場上，一公斤羊肉要十個盧布，當然，那是新宰殺的、品質極好的羊肉。商店服務員也是一副忙忙碌碌、公事公辦的冷麵孔，與塔什幹、第比利斯相比較，莫斯科店員的麵孔顯得更加嚴厲。當然，這種狀況同樣也值得我們中國的服務行業人員反省。
至於一些領導人員就更不用說了，官愈大麵孔板得愈厲害，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法則。例如在塔什幹電影節開幕式上，開幕、講話、升旗之後應該是文藝晚會。大家都坐好了，也早已過了預定時間，已經有性急的觀眾稀稀落落地鼓掌了，但舞台大幕就是不拉開，鈴聲就是不響。後來鼓起掌來了，原來是當地的領導人姍姍來遲，氣宇軒昂、豪邁自得地大踏步入座。最好的座位是留給他們的。他們的麵孔都很嚴肅，也很神氣。
閉幕式也出現了類似場麵。各國代表團團長和一些演員被邀上主席台就座。大家坐好了，開會時間也已過了十二分鍾，但主席台正中前兩排的座位仍然虛席以待。著名蘇聯電影導演、來自莫斯科的格拉西莫夫原來是坐在第三排中間的，後來來了一位工作人員，經過動員和謙讓、謙讓和動員，這位德高望重的藝術家坐到第二排正中去了。但剛坐下沒有三分鍾，他又被叫起來了，被引到側幕條邊，加入領導人的行列，然後在大幕拉開以後，在掌聲和鈴聲中與氣宇軒昂的領導者們一起正式入座。
這種莊嚴鄭重乃至缺乏笑容的印象也許來自一些城市的外觀。莫斯科和塔什幹都有許多莊重宏大的公共建築，以列寧命名的博物館、藝術宮、文化宮、電影之家，等等。與美國的玻璃加鋼梁的摩天大廈不同，當然也不同於中國的磚木結構或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蘇聯的這些公共建築大多使用大量的巨石——花崗岩、大理石，等等，建築內部使用大量的有色金屬和黑色金屬，建築內部和外部都有巨大的裝飾圖案附件，建築占地麵積很大，但一般都不太高。給人的印象是闊大、持重、莊嚴、堅固、充滿自信。
美國的建築則是另一種風格，不論形狀上和材料上都顯得峭拔、神奇、奔放，令人眼花繚亂。特別是那種玻璃材料的相互反光映射，更給人一種變幻莫測、光怪陸離的感覺。
而且所有的蘇聯城市街頭都看不見任何商業廣告，電視節目和廣播節目裏也沒有廣告。倒是常常看到莊嚴的集會與講演。在莫斯科，商業網點似乎也不太多，有時汽車開了二十分鍾，路兩邊看不到一個商店，隻見一幢幢的大樓。比較起來，第比利斯的房屋、商店和街道似乎更輕鬆、更有人情味一些。
城市街頭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標語與宣傳畫。標語最常見的有“光榮歸於蘇共”“光榮歸於勞動（者）”“造福人民是蘇共的最高目標”“蘇共二十六大決議是我們的生命”等，紅場附近的老發電廠廠房上懸掛著的標語則是“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也許更多的標語口號是“列寧主義萬歲”和“在列寧的旗幟下戰無不勝”，這些標語多半和列寧像在一道。當然，“給世界以和平”（mnp mnpy）的標語也到處可見。由於俄文中世界與和平都是mnp一詞，這條標語極富文字與語言的精致性、嚴整性。
在塔什幹，有兩條標語很有特色。一條是“塔什幹像鮮花一樣盛開”，一條是“塔什幹是和平與充滿友誼的城市”。鮮花與友誼，在塔什幹電影節期間，確實充盈洋溢，蔚為大觀，獻花、握手、碰杯……貫徹始終。
塔什幹電影節還有自己的政治口號，叫作“為了和平、社會進步與各國人民的自由”。電影節期間，用各種語言寫的這同一條標語，遍布塔什幹的每一個角落。
而入夜以後，在塔什幹街頭，代替了商店霓虹燈的是大同小異的棉桃圖案霓虹燈。看來，生產棉花乃是烏茲別克共和國的首要任務。
一切莊嚴神聖之中的莊嚴神聖當然是列寧。蘇共二十大以後，對斯大林有所批評，與此同時大大突出了列寧，這樣就不致出現什麽“真空”或者“危機”，人們把從前崇敬斯大林之情加倍地奉獻給當之無愧的無產階級革命偉人列寧。
我們在蘇聯旅行期間，到處都看到列寧的雕像。銅像、石像、站像、坐像、沉思像、讀書像、行進像、演說像、手勢像、全身像、半身像，有豎在街頭、廣場中央的，有豎在大廳、前廊裏的，也有放在案頭的，都做得充滿激情，親切、偉大、質樸、熱烈如火焰、慈祥如父母、智慧如海洋，多姿多態，栩栩如生，登峰造極。
還有許多列寧的畫像，大多是巨大的頭像。這些頭像使你覺得列寧就在你的近處、你的麵前，用他洞察一切的眼睛觀察著你。
凡此種種，甚至使我這個自幼敬仰列寧、讀過列寧一些著作，至今寫文章仍然喜歡援引列寧的某些天才思想論斷的人，使我這個不會對列寧的形象感到任何陌生的人，也為之一震。
塔什幹電影節開幕的那一天，第一項活動便是向列寧廣場的列寧像獻花圈。當地的蘇聯領導人、電影節組織者帶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浩浩蕩蕩地去給高高聳立著的列寧像獻花圈。這給蘇聯人和外國人都留下了強烈的心理影響，並且似乎具有某種象征意味。當巨大的、中間是紅的與白的玫瑰、四周是一圈紅的鮮花和綠葉的花圈抬到似乎正在向前行走並瀟灑地擺動著手臂的“列寧”麵前的時候，我看到一位黑人（他是一個非洲國家的政府部長）掏出手帕揩眼淚。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是假日——蘇聯實行的亦是一周五日工作製。我們在塔什幹街頭親眼看到一對對青年男女，穿著洋洋大觀的禮服，從市蘇維埃大廈登記結婚走出來。在親友的追隨陪同下，他們雙手捧著鮮花，莊重誠摯地向列寧雕像走去。在蘇聯各地，新婚者都要向列寧像與無名英雄紀念碑獻花。在莫斯科，便是直接向列寧墓獻花了。
而列寧墓是全蘇精神的聚焦點。列寧墓主要由赤色大理石壘成，中部有一圈藍黑色的石頭。墓門旁站著兩個精選出來的衛兵，衛兵也像石頭一樣，一動也不動，無怪乎俄語中常用“堅如磐石”這個詞。墓門兩邊擺放著用鮮花紮成的花圈。列寧墓位於紅場西側，旁邊是克裏姆林宮、紅牆。南麵是聖瓦西裏東正教大教堂，教堂的穹頂類似中世紀武士的頭盔，色彩豔麗。東麵是巨大的百貨公司，百貨公司內有五條大街，四層售貨部。這個百貨公司據說是革命前由一位法國人經營建造的。紅場北麵則是列寧博物館。
每年五一勞動節與十月革命節，蘇聯領導人站在列寧墓上閱兵並檢閱群眾遊行隊伍，這已經堅持了六十多年了。
列寧墓並不經常開放，隻要一開放，便排起長隊，據說一般要排兩個小時以上才得以瞻仰列寧的遺容。由於我們代表團在莫斯科隻是途經中轉，未能安排進去瞻仰，這是一個遺憾。聽說遺體保存得極好，麵容如生。
在一些正式場合，一些有地位的蘇聯人發言的時候常常要提到列寧。塔什幹電影節的開幕式和閉幕式上，電影的組織者都援引了列寧的話，說電影是一切文學樣式中最重要的一種。在蘇中友協組織的歡迎中國藝術家的小型集會上，發言者提到蘇共的時候還要加上鏗鏘響亮的同位語——“列寧的黨”。
而斯大林業已基本消失。據說斯大林的故鄉哥裏城有全蘇唯一的斯大林雕像。我們雖然到了第比利斯，卻沒有到二十公裏外的哥裏城去，所以沒有看到這個雕像。
第比利斯最高的峰巒上，那個美麗清涼的公園仍然被稱作斯大林中央公園。聽說格魯吉亞的汽車司機都喜歡在駕駛室裏懸掛一枚斯大林像。一位蘇聯朋友告訴我，斯大林似乎成了山徑崎嶇的格魯吉亞汽車司機的守護神。
在莫斯科與塔什幹也有馬克思像，世界馳名的莫斯科大劇院前便是矗立著馬克思像的馬克思廣場。與列寧像相比，馬克思像就顯得寂寞了。
我常常忘不掉一九五〇年為祝賀斯大林七十壽辰學唱的一首由蘇爾科夫作詞的歌曲：
……陽光普照廣大的蘇維埃聯邦，
聯邦成為光明的地方，
斯大林灌溉著穀糧，
穀糧堆滿在集體農莊。
斯大林是我們勝利的旗幟，
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
崇拜總是神聖的，沒有神聖就沒有崇拜，沒有崇拜也就沒有神聖。懷著至誠高唱這首歌曲時，我已經是一個十六歲的共產黨員，無法擺脫諧音所帶來的某種幽默感。穀糧這個詞的發音與“姑娘”實在是太接近了，唱起這個歌時我常常覺得似乎是在唱“姑娘堆滿在集體農莊”，我同時也真誠地相信，在斯大林的關懷下，蘇聯集體農莊的姑娘們個個像鮮花一樣盛開怒放。
天若有情天亦老！
但直到如今我有時候仍然唱起這首歌。不知道這算不算“為藝術而藝術”，反正並無他意。事物當然也會有另一麵。
六月十日，我們離蘇回國的前一天，在莫斯科高爾基大街上散步。由於是星期天，商店都關著門。一位戴眼鏡、略顯駝背、臉上擦的胭脂極不均勻（稍微不敬一點，我要說她給我的印象像是抹上了紅墨水）的女孩子主動用日語與我們攀談，待我們聲明我們並非來自日本之後她改用俄語。她說她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她會講五種語言。她說你們來到莫斯科人生地不熟，如需要幫助，她願效勞，並且邀請我們到她家去坐，說著便給我們寫下她的住址與電話，我們表示感謝。她陪著我們走了六七分鍾，閑談了一會兒，終於轉到了正題。她願以大大高於官方規定的比價用盧布兌換我們手裏的美元。
我們謝絕了她的好意之後，又碰到了一位女青年。這第二位比較幹脆，開門見山，目的仍在於美元，五秒鍾後便向我揮手道“多斯維達尼亞”——再見。
在俄羅斯飯店四周，有好幾位“畫家”在畫莫斯科風光水彩畫，他們大大方方地表示他們的畫是為了賣美元。
在電視裏我多次看到，同時在塔什幹的幾次盛大宴會上我也親身經曆了這樣一些場麵。三個長發女人，一兩個脖子上掛著電吉他的頭發也不短的男子，結合著當地的烏茲別克民歌旋律，用西方夜總會的發聲方法、配器和節奏，唱著沙啞、熱烈的歌，人們在這歌聲中跳起扭擺舞。
扭擺舞在蘇聯（至少在城市）已經普及。據說當局最初想禁止，但是擋不住，便幹脆予以引導，引導到與當地民歌相結合的軌道上去了。
歌手不斷地做一些叉腰、前指、向上或向前、向側把胳臂伸直、把手指張開的開放型大動作，這種動作出自女歌手，似乎缺了一點優美，更談不上嫵媚，但頗富伸展擴張乃至膨脹炸裂的熱力，而且很適於充分表現歐美人修長的四肢美。據我的有限見聞，我認為這種動作全部是模仿百老匯。
與這種歌舞並存的既有比較古典的舞曲與交誼舞，也有非常“土”的烏茲別克與中亞其他民族的傳統歌舞。
有一位和我們打過交道的女孩子，她說她的願望是能有機會嫁給一個西方旅遊客人，到西方去。她不掩飾她羨慕西方的物質生活。同時她說，她母親已經警告她，如果她這樣做就要把她活活打死。
在俄羅斯飯店“特殊餐廳”，我們還看到一個穿著牛仔褲的男孩子，每逢餐廳演員演奏演唱起來之後，他就離開座位到空地上扭擺一番。他扭擺得非常誇張，不找任何舞伴，隻是在愉悅自己。他的座位前的餐桌上擺著一大瓶香檳酒，跳完了喝，喝完了跳，自得其樂。
在一次宴會上，由於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他的碰杯，將一杯伏特加一下傾倒在我的喉嚨裏，一位麵孔方圓的蘇聯朋友興奮地吻了我三次。這時，懸掛著的揚聲器裏傳來不知是誰的滔滔不絕的講話聲。我問我的這位酒友，在宴會上發表這種聽起來頗雄辯的講話的是誰。酒友聳一聳肩，用一種油滑的腔調回答道：
“誰知道？也許是——xxxx？”
他說的是一位高級領導人的名字，我認為他的幽默感就算是夠大膽的了。
這大概也是一種莊嚴。在蘇聯，難得看見外國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
大街上行駛著不少汽車，莫斯科已經有相當數量的私人汽車。小汽車現在在市場上是熱門貨，打算購買的人要事先登記，“排隊”等上幾年。但車的外觀和型號都很單一，都是蘇聯國產，我看到有百分之七十或者更多的小汽車都是伏爾加。
飛機場上起飛、降落和停駛的飛機也不算少，伊爾62（目前我國民航北京—莫斯科國際航班與北京—烏魯木齊航班就是用的這種飛機）就算是飛行距離最長、性能最好的了。大同小異的飛機，不是伊柳辛就是圖波列夫，再不就是安東諾夫，反正全是蘇聯自己製造的。
百貨商店裏擺著大小不一的電視接收機，價格低廉。俄羅斯飯店是一九八一年火災後重建的，本應是比較摩登的，但許多房間的電視接收機都是大而無彩色，我兩次住不同的房間，都碰上二十四英寸的黑白電視。
收錄音機還不那麽豐富。有的家庭用的仍然是那種笨重的大錄音機。據說偶然有一點進口的日本的磁帶，立刻被搶購一空，或者轉到小白樺商店出售，隻收外幣。
電冰箱已經普及，也都是本國造，價格便宜、省電，性能規格都是比較簡單的那一種。
住房據說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改善。現規定每人十二平方米，知識分子家庭可以增加十平方米，一般是木地板、塑料壁紙，有熱力供應，規格當然比我國一般城市居民樓好得多，但仍顯得相當擁擠。許多家庭都是用那種拚合式沙發，白天待客，晚上便變成了床。房屋可以賣給私人，分期付款，房價近年來有相當大幅度的上漲。
去年我曾會見過一位荷蘭記者，他是先到莫斯科，後到北京的。我問他莫斯科怎樣，他回答：“不大妙，沒有吃的——no food。”一個no food——沒有吃的，一個no smile——沒有微笑，這與那個美國人的指責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我的印象中在蘇聯吃得還不錯，大麵包廉價供應，不限量，特別是黑麵包，我很喜歡吃。乳製品——奶油和幹酪也不少，幹酪的品種和加工的細致遠遠遜於西方國家。肉的供應情況就有點可疑了。在莫斯科的國營商店，一公斤牛肉賣二到三盧布（相當人民幣五到八元），購肉者需要排一點隊。在塔什幹的自由市場，我看到一隊俄羅斯婦女耐心排列著等候豬肉的到來。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場上，新鮮的、成色極好的羊肉一公斤要價十盧布（超過人民幣二十五元），牛肉每公斤六盧布。家禽類似乎更少些，但我在塔什幹吃過幾次雞肉，其滋味遠遠比美國機械化飼養的那種雞肉好。熟食也很單調，在列寧墓對麵的大百貨公司的熟食部我隻見到一個品種，是一種碩大的腸子，一片大概就夠我吃一頓。
飲料的狀況也乏善可陳。咖啡毫無咖啡香味可言。啤酒一般，酒瓶子的樣子與漱口藥水的藥瓶子無異，不能給人以任何愉快和美感。果汁品質也相當低劣。這些情況似乎與他們國家的發展水平與國際地位不很相稱。要知道，一九七九年蘇聯就生產了一億四千九百萬噸鋼。我還記得年輕時候讀過的戰後斯大林對選民的講演，他宣布要在未來使鋼產量達到年產六千萬噸，引起了“暴風雨般經久不息的掌聲”。蘇聯朋友有一個解釋，即他們缺乏勞動力，未能對日用工業品與食品工業投入更大的力量。但是喀瓦斯、葡萄酒與伏特加還是相當不錯的，特別是伏特加，柔中有剛，甘而醇，著實可愛。
五十年代，當時北京的蘇聯展覽館開幕時，我去莫斯科餐廳喝過從蘇聯運來的伏特加酒，印象不佳，覺得其味如藥用酒精。不知這次為什麽印象這麽好，是他們的伏特加質量提高了呢，還是經過三十年的滄桑之後，我更會嚐味道了？
糖果點心都好，但包裝差得出奇。很好的巧克力糖，隻用一種暗淡的藍色蠟紙包裝，無金屬箔，無閃光透明紙，無燙金字。
新鮮水果和蔬菜就更加昂貴，但魚罐頭價格低廉。
紡織品看來還不錯，但花色品種不豐富，價格也貴。從中國進口的紡織品在市場上極受歡迎，動輒被搶購一空，或者拿到小白樺商店去賣外幣。
但總的來說，蘇聯的食物比西方食物更接近中國人的口味。對於中國人來說，例如美國和聯邦德國的食物顯得淡而無味，有些味又顯得很怪（如甜食上的某些香料），但蘇聯的食品較能刺激口味，包括生蔥、生蒜、芥末、茴香這些我們喜歡用的作料佐菜，在蘇聯的餐桌上都大大的有。不知道這是不是和地理位置有關，畢竟蘇聯是我們的近鄰，與西方相比，我們同處於東方啊！
除了食品以外，你還可以發現我們兩國接近或幹脆相同的一些事物和現象。
比如說，書和報紙都比較便宜，文藝演出（包括電影）票價也大大低於西方。我在塔什幹納瓦依劇院看芭蕾舞劇《天鵝湖》，票價一點五盧布。在莫斯科大劇院看裏姆斯基.科薩柯夫的歌劇《沙皇的未婚妻》，票價三盧布。如果是在紐約看同等規格的演出，恐怕要付五十美元。
公共交通、飛機票、火車票都便宜。莫斯科的地下鐵道密如蛛網，縱橫交錯（地下再立體交叉），每個車站都修得極漂亮，管理得也好，乘一次地鐵隻需十個戈比。而號稱方便的美國紐約地下鐵道，不但髒汙不堪，而且經常發生暴力（搶劫、強奸、凶殺）事件，實在不能望其項背。
再比如，商業服務態度不好，官商作風這個問題也頗帶共同性。蘇聯的許多商店，櫃台後麵站著疲勞的、麵孔呆板的服務員。耐心的顧客一次又一次招呼著服務員，然後服務員來了，冷冷地給你開一個票，你去出納處交錢，再拿著出納蓋上了“收訖”圖章的發貨票前去取貨。這種場麵我們當然並不陌生。
還比如，我到一位蘇聯朋友家去做客，主人指著他居住的居民樓旁邊的地麵說：“今天鋪設這種管道，把地麵挖開，填上以後又要鋪設另一種管道，挖了填，填了挖，這是常事。”
當然也有許多地方迥然不同。我這裏不談政治、外交、文化傳統上的重大差異，隻記一點細節。例如蘇聯的商業人員收小費我們不收、蘇聯的飯館從建築到裝潢到陳設都比我們的好得多，而我們的民航國際航班上的食品飲料供應比蘇聯好得多。蘇聯許多產品實惠、堅固、老大憨粗，我們的則輕巧得多。這方麵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公用電話，莫斯科街頭無人管理的公用電話主要是用金屬而不是用化學合成材料做的，式樣笨重，那電話常常使我聯想起健身用的啞鈴。
俄羅斯飯店的淋浴噴頭大如向日葵花盤，是我有生以來看到的最大的噴頭，衝起來倒也過癮。
有一件事使我難忘，雖然我不能判斷這件事是否具有典型性。那還是去年秋天，在北京，我們會見過一次蘇聯人。蘇聯客人每人拿著一支筆，一個筆記本，一字不漏地記錄我們的發言。而我們的人誰也不記。
當然，我有時也不無苦味地想起，如果我們號召北京的青年登記結婚以後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或者至少去行一個注目禮，這做得到嗎？如果做不到，又是為什麽？如果做得到，為什麽不做？
讓我們再比較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中國出版界的一個代表團去年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書展，團中有一位作家朱春雨同誌。朱春雨回國後寫了六篇記敘他的訪蘇印象的散文，散文很快發表了。如所周知，這些記敘充滿了友好情誼與交流的願望。一些蘇聯朋友對這些文章能這麽快地發表、這麽順利地發表表示驚奇，甚至覺得不可理解。
也許這個不可理解本身有點不好理解吧？既然開始了接觸與友好往來，不管還有多少障礙，人民之間、文人之間，總是應該有一點符合友好交流精神的報道吧。為什麽在蘇聯友好地報道一下中國的情況，至今仍是那麽難呢？
在塔什幹電影節即將結束的時候，全蘇與烏茲別克的電影領導機構負責人員與我們代表團會見。他們問：“你們能把你們在電影節期間的見聞報道給中國人民嗎？”他們的樣子似乎是在擔心。
我爽快地回答：“當然能，那正是我的行當。我希望你們的報刊也能報道我們的活動。讓我們來一個競賽吧，看誰能寫作和發表更多的文章，友好地、如實地報道對方。”
他們笑了，但是他們沒有表示願意和我競賽。
無須諱言，在蘇聯的每一天，我都進行著對於種種生活細節的兩相比較，一個是前麵寫到了的蘇聯與中國的比較，再一個則是蘇聯與美國的比較。
蘇、美兩國城市居民都對度周末抱著極大的勁頭，一到周末，都紛紛往郊外跑。這大概是同屬發達國家的一種表現吧。蘇聯有一些有地位、有錢的人在郊外是擁有別墅的。據說集體農莊的莊員還修了一些簡易的房屋，類似中國的“窩棚”的，專門租給周末度假的城裏人用。
兩國都有很好的鮮花市場。在蘇聯，鮮花始終準許私人種植和出售。向朋友獻鮮花，在蘇聯和美國同是一種美好的社會禮節。
都保護鳥類，正像在紐約有許多許多鳥與人們和睦相處、相互愉悅一樣，在莫斯科、在紅場、在巨大的百貨公司，甚至在地下鐵道裏，你到處可以看見灰色的野鴿子。野鴿子都很肥胖，看樣子營養充足，根本不怕人，也絕對沒有任何人傷害它們。
也都愛狗。美國人之愛狗是世界馳名的，如牽著狗散步，與狗同盆而浴直至抵足而眠。在美國，許多狗可以登堂入室，在主人的書房、客廳、起居室……自由地巡行。
在格魯吉亞的首都第比利斯，我們無意中碰上了一個“賽狗大會”。在一個高坡上的街頭公園裏，周圍用繩子圍了一圍，狗專家們一個個正襟危坐、一絲不苟、鐵麵無私。狗的主人們把自己的狗帶來，登記注冊，遛狗，接受主考官狗專家們的審查、挑剔、批評、獎勵，優勝者將得到證明書，為狗與自己贏得應有的榮譽與地位。
在蘇聯電影《白比姆黑耳朵》中，有過這種賽狗的場麵。
甚至我覺得這種場麵的宣傳效果要比懸掛許多幅“給世界以和平”或者祝酒時候反複講和平還大。
蘇、美都很重視綠化，都擁有大麵積的綠地，都重視綠地的保護，都有令人羨慕的綠油油的大草坪。在這兩國旅行，都有一種胸襟開闊的大陸感。
甚至這一點也是相同的，雙方的宣傳都極力貶低和醜化對方，而實際上誰也罵不倒誰。
那麽，除去由於意識形態、社會製度、內外政策的不同而導致的明顯巨大的差別以外，還有什麽細節上的有趣的差異呢？
美國女人瘦，注意減肥。而蘇聯女人胖壯，特別是莫斯科女人，一個賽一個。餐廳的女服務員一個個都是虎背熊腰，活像摔跤選手。如果兩國舉行一次女子相撲，我相信蘇聯隊必獲全勝。在第比利斯的埃維麗亞旅舍電梯上，忽然發現了一位身材苗條的年老婦女，我覺得蹊蹺，便試著與她用英語攀談，果然不出所料，她是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遊客。
美國的宴請，即使是很隆重的宴請，服務周到，程序講究，排場很大。但吃的東西並不複雜，也都適量，桌上都是幹幹淨淨，吃完了一道菜，再上一道菜，宴會從頭至尾，餐桌上不呈現杯盤狼藉狀，而且宴會時間都不太長。
蘇聯的吃法不同，主人慷慨，桌上擺得滿滿當當、琳琅滿目。一上來麵包、黃油、幹酪、魚子、烤雞、火腿、芥末、胡椒、大蔥、黃瓜、小蘿卜、西紅柿就擺滿一桌子，而且量都很大，帶有某種炫耀的意味。吃起來、敬起酒來、講起話來時間相當長。
在我國國內，我曾聽到一些美籍友人抱怨說，他們回國以後吃一頓飯要不斷地和人碰杯，這使他們覺得不習慣。我也想不明白這碰杯究竟出自何典，這次去蘇聯才找到了出處。蘇聯東道主每次宴請的時候都熱情碰杯，格魯吉亞的一位朋友還解釋說：“這裏有一個講究。我們說酒這個東西，看得見、聞得見、也嚐得著，但是沒有聲音，聽不見。碰杯以後就完全了，能見、能聽、能聞，全有了！”
美國人忌諱無意中的人與人之間的任何身體觸碰。哪怕是極輕微地擠撞了一下別人，雙方都會主動地同時說一聲“請原諒”。蘇聯就大不相同了，上下飛機的時候我幾次被人撥拉過來擁過去。
美國的一位中年漢學家對我說：“正是六十年代，美中關係極度惡劣的時候，美國政府特別重視漢學家的培養和使用，不惜重金資助。現在隨著與中國關係的正常，我們有些學中文的人反倒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了。”我開玩笑說：“為了幫助你們，是否需要建議中國政府把美國狠狠地再整一下？”他和他的妻子同時開懷大笑說：“就是要這樣，就是要這樣！”
而蘇聯的一些漢學家見到中國客人時說：“我們還是友好吧，不然，我們要失業了！”
原來幽默感也各有不同。
撇開對外政策不談，在訪問了美國又訪問了蘇聯以後，我覺得這兩個超級大國各有一套，互相挖牆腳，雙方有空子就鑽，而又爭分奪秒地相互競賽，各不相讓。這當然孕育著巨大的危險、威脅，卻也包含著相反、相成、相對、相促、相挑戰、相應答的某種合理性。
當然，世界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好，那樣完美，但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全無是處。它的不完美說不定正是進步和發展的契機呢。
訪問西柏林的時候我常常想起五十年代看過的蘇聯電影和反間諜小說，那些作品把西柏林描寫成魔窟。赫魯曉夫則稱西柏林為“毒瘤”。
訪問波士頓的時候我們驅車到海邊欣賞大西洋，大西洋浪濤滾滾，顏色紫黑。我不由得想起了五十年代一些詩歌中常用的字眼：“大西洋彼岸的戰爭狂人。”
訪問莫斯科的時候車經捷爾任斯基廣場，在捷爾任斯基的全身銅像後麵便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大樓。大樓無甚奇處，正在修繕，樓外搭滿了腳手架。我馬上想起了法國影片《沉默的人》，那些關於“克格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寫。
不是故意煞風景，不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不是食洋不化的意識流。滄桑也是一種財富，而開放與交流將帶來新的清明與充實。幽默、困惑乃至傷感之中，將有一種新的滿意。
在我的一篇小說中，可憐複可笑的穆罕默德.阿麥德唱道：
我也要去啊，我也要去雲遊四方，
我要看看這世界是什麽模樣……
穆罕默德.阿麥德的願望其實充滿了普遍性與現代感。
蘇聯城市的威嚴麵貌還在於你差不多到處可以看見大量警察和軍人。
特別是在莫斯科，在我們居住的俄羅斯飯店附近和紅場、克裏姆林宮一帶，在塔什幹，在我們居住和活動的烏茲別克斯坦賓館、電影之家、列寧藝術宮一帶，警察非常多。而且警察很少是單個的，常常是三五個、七八個在一起。
在第比利斯，看到的警察要少些。
莫斯科的警察多是一些標致而精悍的小夥子，服裝整潔筆挺，領帶打得認真，舉止有風度有禮貌。沒有看到過警察嗬斥群眾的事。
在塔什幹，警察的風度稍差，我看到過他們在街上暴著脖子上的青筋喊叫，但好像是自己人之間相互叫喊，並不是喊老百姓。
電影節配備的翻譯中有一些年輕的姑娘，而電影節每天的活動常常要進行到深夜。我們曾經問一位英語翻譯：“每天這樣晚回家，不會有什麽不安全吧？”
她笑著說：“沒事，哪兒都有警察。”
在塔什幹，每逢參加電影節的外國代表團成員乘坐其他設備都好、隻是沒有空調因而悶熱不堪的高級旅遊轎車出行的時候，前麵都有一輛三輪摩托——兩位警察開路，後麵跟一輛救護車。而且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打開綠燈，其他車輛行人自動兩邊避讓。參觀撒馬爾罕的時候就更加威風凜凜，外賓們乘坐十幾輛大轎車，另有一輛空車隨行以備不時之需。街道兩旁，五步一哨，十步一崗。
如果是外國元首來訪，加強保衛加崗增哨當然是必要的。但是這多少引發了一些我對塔什幹，尤其是對撒馬爾罕市民的歉意。
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夢想著蘇聯。聽到誰誰到蘇聯留學或者訪問了，我心跳，我眼亮，我羨慕得流淚。
那時候我想，人活一輩子，能去一趟蘇聯就是最大的幸福。去一趟蘇聯，死了也值。
一九五三年初冬，我開始我的處女作《青春萬歲》的寫作，我當時有一種隱秘的幻想。我幻想我的作品會獲得巨大的成功，從而我有可能隨中國青年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由於這個幻想太美妙、太不可思議也太一廂情願了，所以我不敢、更羞於認真想下去。
三十年後我真的到了蘇聯，竟也真的和《青春萬歲》有關。《青春萬歲》改編成了電影，電影參加塔什幹電影節的正式演出。
而我這個並不怎麽懂電影，也沒有認真領會過蘇聯朋友動輒提起的列寧關於電影的重要性的論斷的人，是作為中國電影代表團團長來到蘇聯的。
陰差陽錯，歪打正著。曆史常常和人開玩笑，你原來想進這個房間，卻進入到那個房間去了。
五十年代中期我看過一部蘇聯電影《薩特闊》。那時一切蘇聯電影包括反特片與馴獸片一律令我傾倒。《薩特闊》裏有一段俄羅斯大地、俄羅斯田野的空鏡頭，伴著又寂寞又遼闊，充滿熱戀和憂思的俄羅斯民歌女聲領唱。這畫麵和這歌聲是那樣攫住了我的心，我感到一種不可言狀，像是在野外觀看夕陽落山一樣的激動。我想，真是了不起的民族，了不起的土地，了不起的人民。我想，不論今後發生什麽事情，天空出現什麽風雲，都無法改變也無法抹殺我對於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愛。
我不知道我為什麽會有那樣一種預感。
蘇聯人民也沒有忘記五十年代。甚至是太天真地、太不麵對現實地說著五十年代。
一位女漢學家與《青春萬歲》的導演、我們代表團的黃蜀芹同誌談起影片來，她問：“你們怎麽會現在拍這樣的片子？拍這樣的片子會對你們個人有什麽影響？”
這問題提得好生突兀。按照她們掌握的信息（這位女漢學家去年秋天訪問過中國），也按照她們的思想方法，她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我在中篇小說《相見時難》裏曾經寫過，中國是這樣偉大、深邃、痛苦，簡直是深不見底。許多指手畫腳地議論中國的人，其實還沒摸著它的邊呢。
黃蜀芹同誌回答這位蘇聯女漢學家說：“我們覺得五十年代的許多東西還是好的，雖然那時也有幼稚和簡單的地方。”
女漢學家爭辯說：“我不同意說那是幼稚和簡單，那是美好的心靈嘛！”
謝謝了。
有一位詩人不斷地到飯店看望中國藝術家。他胸前別著不少勳章綬帶。他說，他是《莫斯科—北京》這首歌的詞作者。他把他作詞的另一首歌頌中蘇友誼歌曲的複印件（上麵有歌詞的漢譯）拿給我們。他不斷地說：“斯大林！毛澤東！”興奮異常。
近兩年，中蘇民間往來有了一些恢複。一些五十年代曾在蘇聯留學的中國學者、專家，去了蘇聯，總要到他們曾經就學的母校去看望老師和同學。他們給我講述過這種返校的場麵，夾道歡迎，獻花，然後是抱頭痛哭。久別重逢，哭那失去的時光，也哭蘇中關係的現狀。有的蘇聯朋友邊哭邊說：還以為今生今世再看不到你們了，聽說十年期間把留蘇人員全部槍殺了。也有的邊哭邊問：“為什麽我們兩國關係壞成了這個樣子？”
對於絕大多數蘇聯老百姓來說，這個問題簡直是個謎。
旅舍的一位上了年紀的婦女壓低聲音問我們：“怎麽樣？現在我們兩國關係好一點了嗎？”當獲得肯定以後，她欣慰地說：“這就好，這就好！”
在第比利斯街頭，我們與兩位個子高高的、身著深色連衣裙的中年婦女攀談起來。她們自我介紹說是大學的語言學教授，她們說：“聽說中國客人要來，我們都高興極了，我們就盼著我們的交往能夠恢複！”
有的蘇聯人向我們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比如說有人問我（同樣壓低了聲音，不知為什麽）：“你們怎麽看待列寧，你們國家有沒有列寧的雕像？”我說：“列寧當然是偉大的革命導師，他領導的十月革命改變了世界曆史的進程。每逢重大節日，天安門廣場要懸掛馬、恩、列、斯的照片。至於雕像，不多，因為中國的城市雕塑本來就很少。”我本來還想談一點我對建雕像的看法，但為了尊重蘇聯人民的感情，便沒有多嘴。提問的人聽了我的回答，臉上顯出既欣慰又納悶兒不解的神情。
還有人問，你們現在還讀馬列著作嗎？有的人幹脆問，你們是不是還搞社會主義？這樣的問題我們聽了也許覺得哭笑不得，卻反映了一種習以為常、自以為是而又無法自解的邏輯模式，當然，也反映出他們獲得的有關中國的信息是多麽不翔實。
我們告訴他們，中國的大學講授馬列主義課程，國家出版社正在出版自己編譯的迄今最新最完全的《列寧全集》新版本，我們的憲法規定了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我不知道是我們的回答使他們感到驚奇費解還是他們如此提問使我們費解驚奇。
也有人聽到了我們的肯定回答以後表示：“那我就放心了。”
他放心了，我卻沒有那麽放心。就某些老百姓而言，我倒覺得蘇聯人似乎比中國人更孩子氣些。他們是習慣於接受那種簡明教科書式的、令人容易放心的、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了。他們好像理解不了由大腦皮層日益細密繁複的現代成人為主組成的現今國際社會，解不下（讀“該不哈”，這是一句陝西方言）它的多線、多麵、多向、多層次性——也可以說是它的惱人的複雜性。
但是他們的自我感覺大多很好，他們國家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空間技術和新式武器。一些五十年代去過蘇聯的我國同誌告訴我，如今蘇聯的麵貌變化很大，人民的衣食住行、文明禮貌都大有提高。
蘇聯有一個做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便是一貫重視知識分子。也許蘇聯政府是世界上最重視知識分子的一個政府。比如說一個作家，在成為蘇聯作家協會會員後立即可以享受到許多福利待遇乃至供應。我們至今有輕視表演藝術從業者的舊習氣，但在蘇聯，一個名演員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人民演員、功勳演員、國家獎金獲得者這些身份都是極大的榮譽。在我們下榻的俄羅斯飯店的東南方有一幢巨大的尖頂大樓，其規模幾乎與莫斯科大學媲美，被稱為“藝術之家”。用我國六十年代的名詞來說，那是給“三名”“三高”們居住的高級住宅。我們也看到過蘇聯科學院所屬各研究所的辦公樓與住宅樓，顯然高於平均水平。各地修建的科學宮、藝術宮、文化宮、電影之家，都非常漂亮宏大。文藝家各協會的辦公樓與活動場所，恐怕堪稱是世界第一。
我們參加過一個宴會。先是來了加盟共和國的部長、副部長級領導人，自然了，部長同誌們都是氣宇軒昂，夠“份兒”也夠“派”的。這時光臨了一位詩人，據說詩人的著作翻譯成了五種語言（按，也不能算很多）。按行政級別此詩人本來是隸屬於部長同誌手下的。但詩人一來，部長、副部長立即退居兩側侍候，甘作綠葉陪襯，由紅花詩人突出一番。詩人口若懸河，熱情洋溢，揮灑嘯嗷，旁若無人。喝了兩杯以後，拍桌子打板凳，站到椅子上大聲疾呼地演說，盡情發揮，如入無人之境。部長並不以為放肆，他隻在宴會結束前起立發言半分鍾，表示對詩人百忙中親臨主持宴會、為宴會增色的感謝。
重視、吸引、團結知識分子，是蘇聯政權得以鞏固的一個重要因素，或者說是一個重要經驗。真正有學問、有本事的人能得到相當程度的滿足，能得到較好的工作條件與生活條件，能得到相當的社會地位，這就使“不同政見者”的活動成不了大氣候，不論西方的宣傳報道有多麽凶。
當然，以我有限的時間和材料，做出這樣的判斷或嫌太大、太表麵、太感想式了。
好也罷，壞也罷，友也罷，敵也罷，牢不可破也罷，亡我之心未死也罷，反正蘇聯不簡單，也不容易。到一九八七年，蘇聯就該慶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了。七十年來，還沒有別的事件像十月革命的影響這樣深遠。他們硬著頭皮，有時候也吹著牛皮，在沒有先例而又困難重重、常常是在罵聲一片的形勢下，硬是搞起了自己的一套，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國家，足以與得天獨厚的資本主義頭號強國美利堅合眾國相抗衡、相爭奪、平起平坐。而且他們自認為在領導世界、拯救人類，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誌向、“舍我其誰”的全球戰略、它也許不太願意承認的超級大國意識，倒頗與一些美國人相似。我在美國也碰到過一些自我感覺頗佳的朋友，他們熱烈地、如數家珍地討論這個洲那個洲、這個國那個國的事情，似乎都比當地人、該國人更了解當地與該國。他們都勇於也“善於”對外國的事情做出“小蔥拌豆腐——一青(清)二白”式的判斷，並流露出令人吃驚的責任感。
我不知道這是正劇、悲劇、還是喜劇。
此文寫罷，讚曰：
天道無常，人間滄桑。
成敗功過，相因相生；
恩仇敵友，相反相成。
彼美人兮，彼芳鄰兮，
此起彼湧，此覆彼傾。
天地為爐，造化為工；
熱情如火，大智如風，
歲月如蓬，華年如夢。
青山依舊，浪潮幾度；
往事非煙，來日有征。
相見時難，心潮難平；
握手有溫，碰杯有聲，
似喜似悲，似嘲似頌。
幾行塗鴉，噫，難表我衷。
1984年
這些感受的基本特點（特別是關於美國的），可以用一個通俗的字眼來表示：“開眼。”你不去西方，你看得到那上百層的摩天大樓嗎？你看得到密如蛛網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車流嗎？你看得到那燈紅酒綠、奢侈豐盛的花花世界嗎？
而到蘇聯的訪問完全不同。我無法用一種好奇的、幽默的、熱烈而又清醒的旅人的旁觀態度來環顧周圍的一切。
幽默是一種成人的智慧。我是在四十五歲以後才考慮並實現訪問美國的。訪問美國對於一個作家的心靈來說並不是特別困難的事情。它好也罷，賴也罷，你有時候嗤之以鼻，有時候五體投地也罷，它是它，你是你。
隻要你有足夠的幽默感，你就會有足夠的胃液去消化你的訪美經驗，既能消化，也能吸收。
但是蘇聯不行。我向往蘇聯，遠遠在具備足夠的幽默感之前。
在蘇聯，我覺得光靠幽默是不夠的。雖然我曾經自我欣賞、自我標榜過我的幽默。
訪蘇二十二天，我感到的是幽默的困惑。
我大概從十五歲起就夢想過去蘇聯，如果不是更早的話。
那時候蘇聯不僅是一個美麗的夢，而且是我為之不惜犧牲生命去追求的一個理想。
沒有哪個國家像蘇聯那樣，我沒有親眼見過它，但我已經那麽熟悉、那麽了解、那麽惦念過它的城市、鄉村、湖泊，它的人物、旗幟、標語口號，它的小說、詩、戲劇、電影、繪畫、歌曲和舞蹈。
到了莫斯科，一切都給我以似曾相識、似曾相逢的感覺：莫斯科河畔釣魚的老人，列寧墓前銅像般一動不動地肅立著的兩個哨兵的藍眼睛，克裏姆林宮鍾樓上報時的鍾聲，用花崗岩鋪地的紅場與紅場上的野鴿子，列寧山上的氣魄雄偉卻又顯得有點傻氣的莫斯科大學主樓，地下鐵路革命廣場上成群的銅像，包括街道的名稱——普希金大街（靜悄悄的）、高爾基大街（兩邊都是商店）、赫爾岑大街（通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別林斯基大街（大概麵貌與革命前沒有區別）……這種似曾相識感甚至是令人戰栗的。
我真的來到了列寧和斯大林、普希金和高爾基的故鄉，我聽到許多歌兒歌唱過、我自己也動情地唱過許多歌唱它的歌兒的莫斯科了嗎？
當然是初次邂逅。怎麽又像是舊地重遊？
我倒沒有幽默它一下，幹脆用好萊塢電影的那個中文名字，叫作“鴛夢重溫”。夢早已被當時是冰冷的現實、現在也還沒有完全變成曆史的鐵一樣的嚴峻所打破。
遊曆蘇聯是一次靈魂的冒險。因為再沒有第二個外國像這個國家那樣在我少年時代引起過那麽多愛、迷戀、向往，後來提起它來又那麽使我迷惑、痛苦乃至恐怖。
好也罷，壞也罷，它和我們的關係是太深、太息息相關了。我和我的朋友們都感到一種少有的關切，都納悶兒，都急於多得到一點有關它的信息。
遊曆蘇聯是一次充盈的內心體驗，不僅僅是、遠不隻是一次“開眼”的旅遊。
它的一切美麗都使我憂傷而又欣慰，它的一切不美麗都使我欣慰而又憂傷。
這是一次重溫舊夢的旅行。當我看到克裏姆林宮的紅牆，當我聽到那報時的鍾聲，當我聽到在蘇聯已經唱了二十多年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時候，我好像回到了年輕時候。
這又是一次告別舊夢旅行。我不是魯迅的秋夜細小粉紅花夢中的瘦詩人，我並無興味把眼淚擦在粉紅花最末的花瓣上。
重溫舊夢帶來憂傷的甜蜜和甜蜜的憂傷。告別舊夢帶來希望的堅強和堅強的希望。
這是我們的近鄰。
從北京首都機場起飛，一個多小時以後便離開了我國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再大約一個小時，便來到了貝加爾湖上空。
地理書上講過，貝加爾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
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我和我的同伴都愛唱一支歌：
貝加爾湖是我們的母親，
她溫暖著受難者的心。
為爭取自由而受苦難，
我流浪在貝加爾湖濱。
中國的革命浪潮，蘇聯所影響的世界革命浪潮，使貝加爾湖變成了一個親切的湖。當我們少年時選擇了革命道路的時候，我們都有為革命而到類似貝加爾湖地方去受難的準備。
天氣晴朗，但是我沒能看見貝加爾湖，隻是在事後才聽人們說起，貝加爾湖已經過去了。
原來這麽快就進入了蘇聯上空，就掠過了貝加爾湖。原來是這麽近！
我俯瞰蘇聯的廣袤的國土：灰褐色的土色，綠色的植被，稀稀落落偶爾一見的小房子。一路上沒有看到任何城市。
這就是蘇聯？
莫斯科國際機場莊嚴典雅。候機大廳的天花板上裝飾著紫色的銅環，這確是一個盛產有色金屬的國家。但天花板因此而顯得低矮了，也影響了光照。
入境手續辦理得緩慢而且仔細。邊境警察的麵孔沒有表情，他仔細地審視著你的麵孔，對照著你的護照上的照片，並把你護照上的有關部分複印下來。一位等待入境的人被要求摘下眼鏡，以便更好地觀察他的臉部（我的眼鏡一直安然地戴在我的臉上，雖然我護照照片上的眼鏡的鏡框是另一種式樣）。
海關要求一位等待入境者打開他的裝有印刷品的紙箱子，紙箱子用短刀劃開了，拿出一包又一包的印刷品，接受海關的檢驗。
包括持有蘇聯本國護照的蘇聯公民，也同樣地履行著一切接受檢驗的手續。這是嚴肅的。
隻有一點，莫斯科國際機場與西方國家的國際機場沒有什麽兩樣。我是說機場候機大廳的廣播，先“嗡”那麽一響，好像是敲響了一個音叉，然後是細聲細氣的溫柔的女聲廣播，廣播裏可以聽到“氣聲”。
其他一切都不同，尤其是氣氛。
西方國家機場的商業氣氛很濃。櫥窗和櫥窗裏的燈光，裝潢精美、反射著各色霓虹燈光的商品，各色各式但常常免不了有女人的大腿、腰身、金發的廣告牌、酒吧、快餐部、咖啡館、色情畫報……從你登上它土地的第一秒鍾便向你招手、向你媚笑：購買吧，花錢吧，消費吧——好像它們一齊擁上來這樣說。
當然，例如在聯邦德國的法蘭克福航空港，也不乏全副武裝的警察。他們腰裏別著盒子槍、手裏拿著報話機，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但他們的臉上似乎仍然隱含著一種嘲弄的笑容，他們的身後與四周是威士忌酒與長筒絲襪。
這就是蘇聯，這就是莫斯科。
紅場、列寧墓、克裏姆林宮尖頂上巨大的紅星、晉謁列寧墓的人的長龍、列寧雕像、莊嚴巨大的政治標語、宣傳畫、捷爾任斯基廣場上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大樓、東正教堂的鎏金圓頂、莫斯科廣播電台的前奏與廣播員的雄辯聲調、進行曲風格的領唱與合唱、來自各國的留學生……莊嚴持重、自信自豪、自成體係而又充滿警惕。
不錯，這就是在電影《宣誓》《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戰》裏早被我們這一代人熟悉了的莫斯科——俄羅斯——蘇聯。
當然有許多方麵已經變了，例如，眾多的列寧像代替了斯大林像。但也確實有一些方麵，六十餘年如一日，真是驚人。
從莫斯科國際機場向市區行駛，闊大的綠地之中一個黑色的雕塑給我以強烈的印象。像是搭在一起的黑色長方木條，令人聯想到鐵絲網和塹壕，聯想到戰爭和墓地上的十字架。
人們說，這個雕塑是為了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衛國戰爭中的犧牲者。
在塔什幹，我們瞻仰了同樣是紀念衛國戰爭中犧牲了的烈士的無名英雄紀念碑。這個紀念碑是一團永不熄滅的火，從它落成以來，這團“聖火”便晝夜點燃，從不停熄。在聖火旁邊，一位年老的婦女指揮著幾列身著黑衣的女孩子唱著無言的“啊……”歌，調子非常熟悉，卻原來是舒曼的夢幻曲。
我不知道夢幻曲是不是安魂曲，反正那氣氛不是浪漫的而是肅穆的。
據說各大城市都有這樣的無名英雄紀念碑。我曾在電視屏幕上兩次看到這樣一部片子，以一位戴滿勳章的老年人向無名英雄紀念碑獻花始，以聖火的熊熊燃燒終，中間回顧了蘇聯衛國戰爭的全過程：希特勒匪幫的突襲，斯大林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節在紅場列寧墓上發表演說，大轟炸，蘇聯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參軍，蘇聯婦女在工廠加班生產、擦拭著炮彈頭，坦克與大炮的轟鳴，直到勝利，蘇聯紅軍的檢閱部隊把繳獲的希特勒軍隊的各種軍旗踩到了腳下。
我不知道這部電視片是蘇聯的電視台公開播放以反複向居民進行傳統教育的，還是專門的閉路電視，給外國客人們看的。
但這電視片的內容與精神深入人心。所有我見過的蘇聯人，男和女、老和少都喜歡講這個話題：“我們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死了一千二百萬人，差不多占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這就是說，每一個蘇聯家庭都有自己的成員或親戚犧牲。我們容易嗎？”
接著的一句話便自然是：“我們要和平。不要打仗，不要戰爭。”
差不多人人都這樣說，說的時候神態十分嚴肅。
在蘇聯、在莫斯科、在塔什幹、在撒馬爾罕、在第比利斯，我參加了具有官方色彩（即不包括在私人家裏舉行的）的宴會八次。每一次主人都要祝酒“為世界和平幹杯”，然後是“為了婦女”，特別是“為了在座的美麗的女人們”而幹杯。這時候主人往往要擠擠眼睛，開幾個幽默而又富於人情味的玩笑，有時候玩笑甚至開得有點葷。第三巡就該是“為了兒童，為了我們的未來，為了讓孩子們生活在晴朗的天空下麵”了。
為和平、為婦女、為兒童，關鍵還是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幾十年來，蘇聯朝野，總是講和平，堅決把和平的旗幟抓在手裏。
在我們到達莫斯科的第一個晚上，晚飯後我們在俄羅斯飯店周圍散步。那是一個星期天，紅場上、莫斯科河畔，到處是度假的蘇聯人。一些老人胸前滿滿當當地掛著勳章，悠閑而威嚴地踱著步子，有的是全家出遊，不少人嘴裏吐著伏特加的氣味。相對來說，這種假日踱步的人流中年輕人比較少。一位和老伴挽著手、酒氣很重、勳章有兩三個的老人主動與我們攀談。他先猜我們是日本人，又猜我們來自東南亞，等我們告訴他我們是中國人之後，他略略一頓，然後緊接著的一句話是：“我們要和平，我們不要戰爭。”
六月二日，我們到達塔什幹的第一天。
啊，那真是疲憊不堪的一天。起飛前等待辦各種手續用了四個小時，飛機上飛了四個半小時，降落後又等了三個多小時來辦理“報到”和“注冊”的手續，然後才進入自己的房間。謝天謝地，總算是能洗一把臉，能喘一口氣了。晚飯以後，我們外出散步，看到一位夜班看守私人汽車存車處的小夥子。小夥子是韃靼人，精力充沛，熱情而又饒舌，見到我們便攀談，接著滔滔不絕地談起他對各項國際問題的看法來。當然他的看法都是《真理報》和《消息報》上登載過的，究其精髓仍然是同一句話：“我們要和平，不要戰爭。”
與塔什幹亞非拉電影節的正式影展同時舉行的還有一個電影市場。在電影市場上我們看了莫斯科電影製片廠與西柏林一個電影機構合拍的影片《岸》。《岸》是根據尤利.邦達略夫的同名小說改編的。早在一九七二年，我在烏魯木齊南郊烏拉泊“五七幹校”就讀期間，我就拜讀過這篇小說。對這篇小說回憶與寫實交織的寫法，特別是其中關於主人公第一篇作品發表時的種種趣事與蠢事的回顧，我都很欣賞。小說的那種對於生活、曆史、現實進行宏觀思索的氣派，也很觸動我。改編成寬銀幕彩色上下集故事片，拍得也算得上一絲不苟，但我所激賞的主人公回憶青年時代處女作發表的情節全部刪去了。
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的一個次要人物，在德蘇戰爭的最後階段，這位蘇軍下級軍官搖著白綢子企圖與據守一幢樓房的法西斯殘餘分子談判，說服他們不要再進行無謂的、毫無希望的抵抗。正當他像天使一樣地搖著白綢去拯救那些已經注定要毀滅的可憐蟲的時候，來自法西斯頑固分子槍口的一粒罪惡的子彈，打死了這位蘇聯軍官。天使中彈犧牲的場麵用慢動作重複了好幾次，像一隻白色的和平鴿在飛翔，像一隻仙鶴的最後的展翅，悲而美的畫麵渲染著蘇聯是拯救人類、拯救世界的和平天使的主題思想。
《岸》的主題思想是鮮明、突出而且堪稱模範的。影片的故事、場麵也都曲折動人，橫跨東西方兩個世界的寫法尤其非同尋常。影片中的聯邦德國十分暗淡、潦倒，這與我親眼看到過的聯邦德國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影片（原小說亦如此）把聯邦德國一些旅遊者玩電子槍的遊戲與“好戰、複仇”聯係起來，也未免牽強。再一點是這部電影的節奏實在太慢了。主題鮮明、一絲不苟、節奏慢，這正是我看到的相當一部分蘇聯電影的特色。
在塔什幹電影節的後期，全蘇與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的電影家協會有關負責人宴請我們，飯吃得輕鬆融洽，這至少有一小部分要歸功於那每人一小碗的拉麵。拉麵的做法與新疆全無二致，隻是要精致些。而且在塔什幹，烏茲別克語稱呼拉麵也是“拉（個）麵”，與新疆的維吾爾語一樣，顯然是漢語借詞。吃飯當中，東道主之一，全蘇影協的外聯處處長娜傑日達.伏爾琴科娃感慨地說：“這是多麽好啊！你們來了，我們坐在一起，我們一起說說笑笑，我們互相微笑著。”
她的話使我感動。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乘中國民航班機離開莫斯科。同機的有一批美國遊客，他們是沿著奧斯陸—赫爾辛基—列寧格勒—莫斯科—北京—上海—香港—回國的順序旅行的。一位三十多歲的保險公司職員對我發表感想說：“在蘇聯，我們實在受不了，那裏的人沒有微笑（no smile）。”
是這樣的嗎？我想不太清楚。反正有拉麵吃的那次宴請上，娜傑日達.伏爾琴科娃的臉上一直浮現著端莊的笑容。另一位“地主”，烏茲別克影協主席馬立克.克尤莫夫更是笑容可掬。但那位美國客人的說法也並非無端“攻擊”。在蘇聯，陌生人之間是不大微笑也不問好的。當我按照在西方做客的習慣清晨起床之後向遇到的人道早安的時候，包括飯店的服務員也常常瞠目以對。
服務人員的笑容更是絕無僅有。在蘇聯的民航飛機上，基本上沒有服務，當然更沒有笑容。但是機票非常便宜，從格魯吉亞的第比利斯到莫斯科，飛行三個半小時，隻收三十七個盧布。而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場上，一公斤羊肉要十個盧布，當然，那是新宰殺的、品質極好的羊肉。商店服務員也是一副忙忙碌碌、公事公辦的冷麵孔，與塔什幹、第比利斯相比較，莫斯科店員的麵孔顯得更加嚴厲。當然，這種狀況同樣也值得我們中國的服務行業人員反省。
至於一些領導人員就更不用說了，官愈大麵孔板得愈厲害，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法則。例如在塔什幹電影節開幕式上，開幕、講話、升旗之後應該是文藝晚會。大家都坐好了，也早已過了預定時間，已經有性急的觀眾稀稀落落地鼓掌了，但舞台大幕就是不拉開，鈴聲就是不響。後來鼓起掌來了，原來是當地的領導人姍姍來遲，氣宇軒昂、豪邁自得地大踏步入座。最好的座位是留給他們的。他們的麵孔都很嚴肅，也很神氣。
閉幕式也出現了類似場麵。各國代表團團長和一些演員被邀上主席台就座。大家坐好了，開會時間也已過了十二分鍾，但主席台正中前兩排的座位仍然虛席以待。著名蘇聯電影導演、來自莫斯科的格拉西莫夫原來是坐在第三排中間的，後來來了一位工作人員，經過動員和謙讓、謙讓和動員，這位德高望重的藝術家坐到第二排正中去了。但剛坐下沒有三分鍾，他又被叫起來了，被引到側幕條邊，加入領導人的行列，然後在大幕拉開以後，在掌聲和鈴聲中與氣宇軒昂的領導者們一起正式入座。
這種莊嚴鄭重乃至缺乏笑容的印象也許來自一些城市的外觀。莫斯科和塔什幹都有許多莊重宏大的公共建築，以列寧命名的博物館、藝術宮、文化宮、電影之家，等等。與美國的玻璃加鋼梁的摩天大廈不同，當然也不同於中國的磚木結構或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蘇聯的這些公共建築大多使用大量的巨石——花崗岩、大理石，等等，建築內部使用大量的有色金屬和黑色金屬，建築內部和外部都有巨大的裝飾圖案附件，建築占地麵積很大，但一般都不太高。給人的印象是闊大、持重、莊嚴、堅固、充滿自信。
美國的建築則是另一種風格，不論形狀上和材料上都顯得峭拔、神奇、奔放，令人眼花繚亂。特別是那種玻璃材料的相互反光映射，更給人一種變幻莫測、光怪陸離的感覺。
而且所有的蘇聯城市街頭都看不見任何商業廣告，電視節目和廣播節目裏也沒有廣告。倒是常常看到莊嚴的集會與講演。在莫斯科，商業網點似乎也不太多，有時汽車開了二十分鍾，路兩邊看不到一個商店，隻見一幢幢的大樓。比較起來，第比利斯的房屋、商店和街道似乎更輕鬆、更有人情味一些。
城市街頭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標語與宣傳畫。標語最常見的有“光榮歸於蘇共”“光榮歸於勞動（者）”“造福人民是蘇共的最高目標”“蘇共二十六大決議是我們的生命”等，紅場附近的老發電廠廠房上懸掛著的標語則是“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也許更多的標語口號是“列寧主義萬歲”和“在列寧的旗幟下戰無不勝”，這些標語多半和列寧像在一道。當然，“給世界以和平”（mnp mnpy）的標語也到處可見。由於俄文中世界與和平都是mnp一詞，這條標語極富文字與語言的精致性、嚴整性。
在塔什幹，有兩條標語很有特色。一條是“塔什幹像鮮花一樣盛開”，一條是“塔什幹是和平與充滿友誼的城市”。鮮花與友誼，在塔什幹電影節期間，確實充盈洋溢，蔚為大觀，獻花、握手、碰杯……貫徹始終。
塔什幹電影節還有自己的政治口號，叫作“為了和平、社會進步與各國人民的自由”。電影節期間，用各種語言寫的這同一條標語，遍布塔什幹的每一個角落。
而入夜以後，在塔什幹街頭，代替了商店霓虹燈的是大同小異的棉桃圖案霓虹燈。看來，生產棉花乃是烏茲別克共和國的首要任務。
一切莊嚴神聖之中的莊嚴神聖當然是列寧。蘇共二十大以後，對斯大林有所批評，與此同時大大突出了列寧，這樣就不致出現什麽“真空”或者“危機”，人們把從前崇敬斯大林之情加倍地奉獻給當之無愧的無產階級革命偉人列寧。
我們在蘇聯旅行期間，到處都看到列寧的雕像。銅像、石像、站像、坐像、沉思像、讀書像、行進像、演說像、手勢像、全身像、半身像，有豎在街頭、廣場中央的，有豎在大廳、前廊裏的，也有放在案頭的，都做得充滿激情，親切、偉大、質樸、熱烈如火焰、慈祥如父母、智慧如海洋，多姿多態，栩栩如生，登峰造極。
還有許多列寧的畫像，大多是巨大的頭像。這些頭像使你覺得列寧就在你的近處、你的麵前，用他洞察一切的眼睛觀察著你。
凡此種種，甚至使我這個自幼敬仰列寧、讀過列寧一些著作，至今寫文章仍然喜歡援引列寧的某些天才思想論斷的人，使我這個不會對列寧的形象感到任何陌生的人，也為之一震。
塔什幹電影節開幕的那一天，第一項活動便是向列寧廣場的列寧像獻花圈。當地的蘇聯領導人、電影節組織者帶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浩浩蕩蕩地去給高高聳立著的列寧像獻花圈。這給蘇聯人和外國人都留下了強烈的心理影響，並且似乎具有某種象征意味。當巨大的、中間是紅的與白的玫瑰、四周是一圈紅的鮮花和綠葉的花圈抬到似乎正在向前行走並瀟灑地擺動著手臂的“列寧”麵前的時候，我看到一位黑人（他是一個非洲國家的政府部長）掏出手帕揩眼淚。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是假日——蘇聯實行的亦是一周五日工作製。我們在塔什幹街頭親眼看到一對對青年男女，穿著洋洋大觀的禮服，從市蘇維埃大廈登記結婚走出來。在親友的追隨陪同下，他們雙手捧著鮮花，莊重誠摯地向列寧雕像走去。在蘇聯各地，新婚者都要向列寧像與無名英雄紀念碑獻花。在莫斯科，便是直接向列寧墓獻花了。
而列寧墓是全蘇精神的聚焦點。列寧墓主要由赤色大理石壘成，中部有一圈藍黑色的石頭。墓門旁站著兩個精選出來的衛兵，衛兵也像石頭一樣，一動也不動，無怪乎俄語中常用“堅如磐石”這個詞。墓門兩邊擺放著用鮮花紮成的花圈。列寧墓位於紅場西側，旁邊是克裏姆林宮、紅牆。南麵是聖瓦西裏東正教大教堂，教堂的穹頂類似中世紀武士的頭盔，色彩豔麗。東麵是巨大的百貨公司，百貨公司內有五條大街，四層售貨部。這個百貨公司據說是革命前由一位法國人經營建造的。紅場北麵則是列寧博物館。
每年五一勞動節與十月革命節，蘇聯領導人站在列寧墓上閱兵並檢閱群眾遊行隊伍，這已經堅持了六十多年了。
列寧墓並不經常開放，隻要一開放，便排起長隊，據說一般要排兩個小時以上才得以瞻仰列寧的遺容。由於我們代表團在莫斯科隻是途經中轉，未能安排進去瞻仰，這是一個遺憾。聽說遺體保存得極好，麵容如生。
在一些正式場合，一些有地位的蘇聯人發言的時候常常要提到列寧。塔什幹電影節的開幕式和閉幕式上，電影的組織者都援引了列寧的話，說電影是一切文學樣式中最重要的一種。在蘇中友協組織的歡迎中國藝術家的小型集會上，發言者提到蘇共的時候還要加上鏗鏘響亮的同位語——“列寧的黨”。
而斯大林業已基本消失。據說斯大林的故鄉哥裏城有全蘇唯一的斯大林雕像。我們雖然到了第比利斯，卻沒有到二十公裏外的哥裏城去，所以沒有看到這個雕像。
第比利斯最高的峰巒上，那個美麗清涼的公園仍然被稱作斯大林中央公園。聽說格魯吉亞的汽車司機都喜歡在駕駛室裏懸掛一枚斯大林像。一位蘇聯朋友告訴我，斯大林似乎成了山徑崎嶇的格魯吉亞汽車司機的守護神。
在莫斯科與塔什幹也有馬克思像，世界馳名的莫斯科大劇院前便是矗立著馬克思像的馬克思廣場。與列寧像相比，馬克思像就顯得寂寞了。
我常常忘不掉一九五〇年為祝賀斯大林七十壽辰學唱的一首由蘇爾科夫作詞的歌曲：
……陽光普照廣大的蘇維埃聯邦，
聯邦成為光明的地方，
斯大林灌溉著穀糧，
穀糧堆滿在集體農莊。
斯大林是我們勝利的旗幟，
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
崇拜總是神聖的，沒有神聖就沒有崇拜，沒有崇拜也就沒有神聖。懷著至誠高唱這首歌曲時，我已經是一個十六歲的共產黨員，無法擺脫諧音所帶來的某種幽默感。穀糧這個詞的發音與“姑娘”實在是太接近了，唱起這個歌時我常常覺得似乎是在唱“姑娘堆滿在集體農莊”，我同時也真誠地相信，在斯大林的關懷下，蘇聯集體農莊的姑娘們個個像鮮花一樣盛開怒放。
天若有情天亦老！
但直到如今我有時候仍然唱起這首歌。不知道這算不算“為藝術而藝術”，反正並無他意。事物當然也會有另一麵。
六月十日，我們離蘇回國的前一天，在莫斯科高爾基大街上散步。由於是星期天，商店都關著門。一位戴眼鏡、略顯駝背、臉上擦的胭脂極不均勻（稍微不敬一點，我要說她給我的印象像是抹上了紅墨水）的女孩子主動用日語與我們攀談，待我們聲明我們並非來自日本之後她改用俄語。她說她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她會講五種語言。她說你們來到莫斯科人生地不熟，如需要幫助，她願效勞，並且邀請我們到她家去坐，說著便給我們寫下她的住址與電話，我們表示感謝。她陪著我們走了六七分鍾，閑談了一會兒，終於轉到了正題。她願以大大高於官方規定的比價用盧布兌換我們手裏的美元。
我們謝絕了她的好意之後，又碰到了一位女青年。這第二位比較幹脆，開門見山，目的仍在於美元，五秒鍾後便向我揮手道“多斯維達尼亞”——再見。
在俄羅斯飯店四周，有好幾位“畫家”在畫莫斯科風光水彩畫，他們大大方方地表示他們的畫是為了賣美元。
在電視裏我多次看到，同時在塔什幹的幾次盛大宴會上我也親身經曆了這樣一些場麵。三個長發女人，一兩個脖子上掛著電吉他的頭發也不短的男子，結合著當地的烏茲別克民歌旋律，用西方夜總會的發聲方法、配器和節奏，唱著沙啞、熱烈的歌，人們在這歌聲中跳起扭擺舞。
扭擺舞在蘇聯（至少在城市）已經普及。據說當局最初想禁止，但是擋不住，便幹脆予以引導，引導到與當地民歌相結合的軌道上去了。
歌手不斷地做一些叉腰、前指、向上或向前、向側把胳臂伸直、把手指張開的開放型大動作，這種動作出自女歌手，似乎缺了一點優美，更談不上嫵媚，但頗富伸展擴張乃至膨脹炸裂的熱力，而且很適於充分表現歐美人修長的四肢美。據我的有限見聞，我認為這種動作全部是模仿百老匯。
與這種歌舞並存的既有比較古典的舞曲與交誼舞，也有非常“土”的烏茲別克與中亞其他民族的傳統歌舞。
有一位和我們打過交道的女孩子，她說她的願望是能有機會嫁給一個西方旅遊客人，到西方去。她不掩飾她羨慕西方的物質生活。同時她說，她母親已經警告她，如果她這樣做就要把她活活打死。
在俄羅斯飯店“特殊餐廳”，我們還看到一個穿著牛仔褲的男孩子，每逢餐廳演員演奏演唱起來之後，他就離開座位到空地上扭擺一番。他扭擺得非常誇張，不找任何舞伴，隻是在愉悅自己。他的座位前的餐桌上擺著一大瓶香檳酒，跳完了喝，喝完了跳，自得其樂。
在一次宴會上，由於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他的碰杯，將一杯伏特加一下傾倒在我的喉嚨裏，一位麵孔方圓的蘇聯朋友興奮地吻了我三次。這時，懸掛著的揚聲器裏傳來不知是誰的滔滔不絕的講話聲。我問我的這位酒友，在宴會上發表這種聽起來頗雄辯的講話的是誰。酒友聳一聳肩，用一種油滑的腔調回答道：
“誰知道？也許是——xxxx？”
他說的是一位高級領導人的名字，我認為他的幽默感就算是夠大膽的了。
這大概也是一種莊嚴。在蘇聯，難得看見外國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
大街上行駛著不少汽車，莫斯科已經有相當數量的私人汽車。小汽車現在在市場上是熱門貨，打算購買的人要事先登記，“排隊”等上幾年。但車的外觀和型號都很單一，都是蘇聯國產，我看到有百分之七十或者更多的小汽車都是伏爾加。
飛機場上起飛、降落和停駛的飛機也不算少，伊爾62（目前我國民航北京—莫斯科國際航班與北京—烏魯木齊航班就是用的這種飛機）就算是飛行距離最長、性能最好的了。大同小異的飛機，不是伊柳辛就是圖波列夫，再不就是安東諾夫，反正全是蘇聯自己製造的。
百貨商店裏擺著大小不一的電視接收機，價格低廉。俄羅斯飯店是一九八一年火災後重建的，本應是比較摩登的，但許多房間的電視接收機都是大而無彩色，我兩次住不同的房間，都碰上二十四英寸的黑白電視。
收錄音機還不那麽豐富。有的家庭用的仍然是那種笨重的大錄音機。據說偶然有一點進口的日本的磁帶，立刻被搶購一空，或者轉到小白樺商店出售，隻收外幣。
電冰箱已經普及，也都是本國造，價格便宜、省電，性能規格都是比較簡單的那一種。
住房據說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改善。現規定每人十二平方米，知識分子家庭可以增加十平方米，一般是木地板、塑料壁紙，有熱力供應，規格當然比我國一般城市居民樓好得多，但仍顯得相當擁擠。許多家庭都是用那種拚合式沙發，白天待客，晚上便變成了床。房屋可以賣給私人，分期付款，房價近年來有相當大幅度的上漲。
去年我曾會見過一位荷蘭記者，他是先到莫斯科，後到北京的。我問他莫斯科怎樣，他回答：“不大妙，沒有吃的——no food。”一個no food——沒有吃的，一個no smile——沒有微笑，這與那個美國人的指責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我的印象中在蘇聯吃得還不錯，大麵包廉價供應，不限量，特別是黑麵包，我很喜歡吃。乳製品——奶油和幹酪也不少，幹酪的品種和加工的細致遠遠遜於西方國家。肉的供應情況就有點可疑了。在莫斯科的國營商店，一公斤牛肉賣二到三盧布（相當人民幣五到八元），購肉者需要排一點隊。在塔什幹的自由市場，我看到一隊俄羅斯婦女耐心排列著等候豬肉的到來。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場上，新鮮的、成色極好的羊肉一公斤要價十盧布（超過人民幣二十五元），牛肉每公斤六盧布。家禽類似乎更少些，但我在塔什幹吃過幾次雞肉，其滋味遠遠比美國機械化飼養的那種雞肉好。熟食也很單調，在列寧墓對麵的大百貨公司的熟食部我隻見到一個品種，是一種碩大的腸子，一片大概就夠我吃一頓。
飲料的狀況也乏善可陳。咖啡毫無咖啡香味可言。啤酒一般，酒瓶子的樣子與漱口藥水的藥瓶子無異，不能給人以任何愉快和美感。果汁品質也相當低劣。這些情況似乎與他們國家的發展水平與國際地位不很相稱。要知道，一九七九年蘇聯就生產了一億四千九百萬噸鋼。我還記得年輕時候讀過的戰後斯大林對選民的講演，他宣布要在未來使鋼產量達到年產六千萬噸，引起了“暴風雨般經久不息的掌聲”。蘇聯朋友有一個解釋，即他們缺乏勞動力，未能對日用工業品與食品工業投入更大的力量。但是喀瓦斯、葡萄酒與伏特加還是相當不錯的，特別是伏特加，柔中有剛，甘而醇，著實可愛。
五十年代，當時北京的蘇聯展覽館開幕時，我去莫斯科餐廳喝過從蘇聯運來的伏特加酒，印象不佳，覺得其味如藥用酒精。不知這次為什麽印象這麽好，是他們的伏特加質量提高了呢，還是經過三十年的滄桑之後，我更會嚐味道了？
糖果點心都好，但包裝差得出奇。很好的巧克力糖，隻用一種暗淡的藍色蠟紙包裝，無金屬箔，無閃光透明紙，無燙金字。
新鮮水果和蔬菜就更加昂貴，但魚罐頭價格低廉。
紡織品看來還不錯，但花色品種不豐富，價格也貴。從中國進口的紡織品在市場上極受歡迎，動輒被搶購一空，或者拿到小白樺商店去賣外幣。
但總的來說，蘇聯的食物比西方食物更接近中國人的口味。對於中國人來說，例如美國和聯邦德國的食物顯得淡而無味，有些味又顯得很怪（如甜食上的某些香料），但蘇聯的食品較能刺激口味，包括生蔥、生蒜、芥末、茴香這些我們喜歡用的作料佐菜，在蘇聯的餐桌上都大大的有。不知道這是不是和地理位置有關，畢竟蘇聯是我們的近鄰，與西方相比，我們同處於東方啊！
除了食品以外，你還可以發現我們兩國接近或幹脆相同的一些事物和現象。
比如說，書和報紙都比較便宜，文藝演出（包括電影）票價也大大低於西方。我在塔什幹納瓦依劇院看芭蕾舞劇《天鵝湖》，票價一點五盧布。在莫斯科大劇院看裏姆斯基.科薩柯夫的歌劇《沙皇的未婚妻》，票價三盧布。如果是在紐約看同等規格的演出，恐怕要付五十美元。
公共交通、飛機票、火車票都便宜。莫斯科的地下鐵道密如蛛網，縱橫交錯（地下再立體交叉），每個車站都修得極漂亮，管理得也好，乘一次地鐵隻需十個戈比。而號稱方便的美國紐約地下鐵道，不但髒汙不堪，而且經常發生暴力（搶劫、強奸、凶殺）事件，實在不能望其項背。
再比如，商業服務態度不好，官商作風這個問題也頗帶共同性。蘇聯的許多商店，櫃台後麵站著疲勞的、麵孔呆板的服務員。耐心的顧客一次又一次招呼著服務員，然後服務員來了，冷冷地給你開一個票，你去出納處交錢，再拿著出納蓋上了“收訖”圖章的發貨票前去取貨。這種場麵我們當然並不陌生。
還比如，我到一位蘇聯朋友家去做客，主人指著他居住的居民樓旁邊的地麵說：“今天鋪設這種管道，把地麵挖開，填上以後又要鋪設另一種管道，挖了填，填了挖，這是常事。”
當然也有許多地方迥然不同。我這裏不談政治、外交、文化傳統上的重大差異，隻記一點細節。例如蘇聯的商業人員收小費我們不收、蘇聯的飯館從建築到裝潢到陳設都比我們的好得多，而我們的民航國際航班上的食品飲料供應比蘇聯好得多。蘇聯許多產品實惠、堅固、老大憨粗，我們的則輕巧得多。這方麵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公用電話，莫斯科街頭無人管理的公用電話主要是用金屬而不是用化學合成材料做的，式樣笨重，那電話常常使我聯想起健身用的啞鈴。
俄羅斯飯店的淋浴噴頭大如向日葵花盤，是我有生以來看到的最大的噴頭，衝起來倒也過癮。
有一件事使我難忘，雖然我不能判斷這件事是否具有典型性。那還是去年秋天，在北京，我們會見過一次蘇聯人。蘇聯客人每人拿著一支筆，一個筆記本，一字不漏地記錄我們的發言。而我們的人誰也不記。
當然，我有時也不無苦味地想起，如果我們號召北京的青年登記結婚以後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或者至少去行一個注目禮，這做得到嗎？如果做不到，又是為什麽？如果做得到，為什麽不做？
讓我們再比較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中國出版界的一個代表團去年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書展，團中有一位作家朱春雨同誌。朱春雨回國後寫了六篇記敘他的訪蘇印象的散文，散文很快發表了。如所周知，這些記敘充滿了友好情誼與交流的願望。一些蘇聯朋友對這些文章能這麽快地發表、這麽順利地發表表示驚奇，甚至覺得不可理解。
也許這個不可理解本身有點不好理解吧？既然開始了接觸與友好往來，不管還有多少障礙，人民之間、文人之間，總是應該有一點符合友好交流精神的報道吧。為什麽在蘇聯友好地報道一下中國的情況，至今仍是那麽難呢？
在塔什幹電影節即將結束的時候，全蘇與烏茲別克的電影領導機構負責人員與我們代表團會見。他們問：“你們能把你們在電影節期間的見聞報道給中國人民嗎？”他們的樣子似乎是在擔心。
我爽快地回答：“當然能，那正是我的行當。我希望你們的報刊也能報道我們的活動。讓我們來一個競賽吧，看誰能寫作和發表更多的文章，友好地、如實地報道對方。”
他們笑了，但是他們沒有表示願意和我競賽。
無須諱言，在蘇聯的每一天，我都進行著對於種種生活細節的兩相比較，一個是前麵寫到了的蘇聯與中國的比較，再一個則是蘇聯與美國的比較。
蘇、美兩國城市居民都對度周末抱著極大的勁頭，一到周末，都紛紛往郊外跑。這大概是同屬發達國家的一種表現吧。蘇聯有一些有地位、有錢的人在郊外是擁有別墅的。據說集體農莊的莊員還修了一些簡易的房屋，類似中國的“窩棚”的，專門租給周末度假的城裏人用。
兩國都有很好的鮮花市場。在蘇聯，鮮花始終準許私人種植和出售。向朋友獻鮮花，在蘇聯和美國同是一種美好的社會禮節。
都保護鳥類，正像在紐約有許多許多鳥與人們和睦相處、相互愉悅一樣，在莫斯科、在紅場、在巨大的百貨公司，甚至在地下鐵道裏，你到處可以看見灰色的野鴿子。野鴿子都很肥胖，看樣子營養充足，根本不怕人，也絕對沒有任何人傷害它們。
也都愛狗。美國人之愛狗是世界馳名的，如牽著狗散步，與狗同盆而浴直至抵足而眠。在美國，許多狗可以登堂入室，在主人的書房、客廳、起居室……自由地巡行。
在格魯吉亞的首都第比利斯，我們無意中碰上了一個“賽狗大會”。在一個高坡上的街頭公園裏，周圍用繩子圍了一圍，狗專家們一個個正襟危坐、一絲不苟、鐵麵無私。狗的主人們把自己的狗帶來，登記注冊，遛狗，接受主考官狗專家們的審查、挑剔、批評、獎勵，優勝者將得到證明書，為狗與自己贏得應有的榮譽與地位。
在蘇聯電影《白比姆黑耳朵》中，有過這種賽狗的場麵。
甚至我覺得這種場麵的宣傳效果要比懸掛許多幅“給世界以和平”或者祝酒時候反複講和平還大。
蘇、美都很重視綠化，都擁有大麵積的綠地，都重視綠地的保護，都有令人羨慕的綠油油的大草坪。在這兩國旅行，都有一種胸襟開闊的大陸感。
甚至這一點也是相同的，雙方的宣傳都極力貶低和醜化對方，而實際上誰也罵不倒誰。
那麽，除去由於意識形態、社會製度、內外政策的不同而導致的明顯巨大的差別以外，還有什麽細節上的有趣的差異呢？
美國女人瘦，注意減肥。而蘇聯女人胖壯，特別是莫斯科女人，一個賽一個。餐廳的女服務員一個個都是虎背熊腰，活像摔跤選手。如果兩國舉行一次女子相撲，我相信蘇聯隊必獲全勝。在第比利斯的埃維麗亞旅舍電梯上，忽然發現了一位身材苗條的年老婦女，我覺得蹊蹺，便試著與她用英語攀談，果然不出所料，她是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遊客。
美國的宴請，即使是很隆重的宴請，服務周到，程序講究，排場很大。但吃的東西並不複雜，也都適量，桌上都是幹幹淨淨，吃完了一道菜，再上一道菜，宴會從頭至尾，餐桌上不呈現杯盤狼藉狀，而且宴會時間都不太長。
蘇聯的吃法不同，主人慷慨，桌上擺得滿滿當當、琳琅滿目。一上來麵包、黃油、幹酪、魚子、烤雞、火腿、芥末、胡椒、大蔥、黃瓜、小蘿卜、西紅柿就擺滿一桌子，而且量都很大，帶有某種炫耀的意味。吃起來、敬起酒來、講起話來時間相當長。
在我國國內，我曾聽到一些美籍友人抱怨說，他們回國以後吃一頓飯要不斷地和人碰杯，這使他們覺得不習慣。我也想不明白這碰杯究竟出自何典，這次去蘇聯才找到了出處。蘇聯東道主每次宴請的時候都熱情碰杯，格魯吉亞的一位朋友還解釋說：“這裏有一個講究。我們說酒這個東西，看得見、聞得見、也嚐得著，但是沒有聲音，聽不見。碰杯以後就完全了，能見、能聽、能聞，全有了！”
美國人忌諱無意中的人與人之間的任何身體觸碰。哪怕是極輕微地擠撞了一下別人，雙方都會主動地同時說一聲“請原諒”。蘇聯就大不相同了，上下飛機的時候我幾次被人撥拉過來擁過去。
美國的一位中年漢學家對我說：“正是六十年代，美中關係極度惡劣的時候，美國政府特別重視漢學家的培養和使用，不惜重金資助。現在隨著與中國關係的正常，我們有些學中文的人反倒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了。”我開玩笑說：“為了幫助你們，是否需要建議中國政府把美國狠狠地再整一下？”他和他的妻子同時開懷大笑說：“就是要這樣，就是要這樣！”
而蘇聯的一些漢學家見到中國客人時說：“我們還是友好吧，不然，我們要失業了！”
原來幽默感也各有不同。
撇開對外政策不談，在訪問了美國又訪問了蘇聯以後，我覺得這兩個超級大國各有一套，互相挖牆腳，雙方有空子就鑽，而又爭分奪秒地相互競賽，各不相讓。這當然孕育著巨大的危險、威脅，卻也包含著相反、相成、相對、相促、相挑戰、相應答的某種合理性。
當然，世界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好，那樣完美，但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全無是處。它的不完美說不定正是進步和發展的契機呢。
訪問西柏林的時候我常常想起五十年代看過的蘇聯電影和反間諜小說，那些作品把西柏林描寫成魔窟。赫魯曉夫則稱西柏林為“毒瘤”。
訪問波士頓的時候我們驅車到海邊欣賞大西洋，大西洋浪濤滾滾，顏色紫黑。我不由得想起了五十年代一些詩歌中常用的字眼：“大西洋彼岸的戰爭狂人。”
訪問莫斯科的時候車經捷爾任斯基廣場，在捷爾任斯基的全身銅像後麵便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大樓。大樓無甚奇處，正在修繕，樓外搭滿了腳手架。我馬上想起了法國影片《沉默的人》，那些關於“克格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寫。
不是故意煞風景，不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不是食洋不化的意識流。滄桑也是一種財富，而開放與交流將帶來新的清明與充實。幽默、困惑乃至傷感之中，將有一種新的滿意。
在我的一篇小說中，可憐複可笑的穆罕默德.阿麥德唱道：
我也要去啊，我也要去雲遊四方，
我要看看這世界是什麽模樣……
穆罕默德.阿麥德的願望其實充滿了普遍性與現代感。
蘇聯城市的威嚴麵貌還在於你差不多到處可以看見大量警察和軍人。
特別是在莫斯科，在我們居住的俄羅斯飯店附近和紅場、克裏姆林宮一帶，在塔什幹，在我們居住和活動的烏茲別克斯坦賓館、電影之家、列寧藝術宮一帶，警察非常多。而且警察很少是單個的，常常是三五個、七八個在一起。
在第比利斯，看到的警察要少些。
莫斯科的警察多是一些標致而精悍的小夥子，服裝整潔筆挺，領帶打得認真，舉止有風度有禮貌。沒有看到過警察嗬斥群眾的事。
在塔什幹，警察的風度稍差，我看到過他們在街上暴著脖子上的青筋喊叫，但好像是自己人之間相互叫喊，並不是喊老百姓。
電影節配備的翻譯中有一些年輕的姑娘，而電影節每天的活動常常要進行到深夜。我們曾經問一位英語翻譯：“每天這樣晚回家，不會有什麽不安全吧？”
她笑著說：“沒事，哪兒都有警察。”
在塔什幹，每逢參加電影節的外國代表團成員乘坐其他設備都好、隻是沒有空調因而悶熱不堪的高級旅遊轎車出行的時候，前麵都有一輛三輪摩托——兩位警察開路，後麵跟一輛救護車。而且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打開綠燈，其他車輛行人自動兩邊避讓。參觀撒馬爾罕的時候就更加威風凜凜，外賓們乘坐十幾輛大轎車，另有一輛空車隨行以備不時之需。街道兩旁，五步一哨，十步一崗。
如果是外國元首來訪，加強保衛加崗增哨當然是必要的。但是這多少引發了一些我對塔什幹，尤其是對撒馬爾罕市民的歉意。
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夢想著蘇聯。聽到誰誰到蘇聯留學或者訪問了，我心跳，我眼亮，我羨慕得流淚。
那時候我想，人活一輩子，能去一趟蘇聯就是最大的幸福。去一趟蘇聯，死了也值。
一九五三年初冬，我開始我的處女作《青春萬歲》的寫作，我當時有一種隱秘的幻想。我幻想我的作品會獲得巨大的成功，從而我有可能隨中國青年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由於這個幻想太美妙、太不可思議也太一廂情願了，所以我不敢、更羞於認真想下去。
三十年後我真的到了蘇聯，竟也真的和《青春萬歲》有關。《青春萬歲》改編成了電影，電影參加塔什幹電影節的正式演出。
而我這個並不怎麽懂電影，也沒有認真領會過蘇聯朋友動輒提起的列寧關於電影的重要性的論斷的人，是作為中國電影代表團團長來到蘇聯的。
陰差陽錯，歪打正著。曆史常常和人開玩笑，你原來想進這個房間，卻進入到那個房間去了。
五十年代中期我看過一部蘇聯電影《薩特闊》。那時一切蘇聯電影包括反特片與馴獸片一律令我傾倒。《薩特闊》裏有一段俄羅斯大地、俄羅斯田野的空鏡頭，伴著又寂寞又遼闊，充滿熱戀和憂思的俄羅斯民歌女聲領唱。這畫麵和這歌聲是那樣攫住了我的心，我感到一種不可言狀，像是在野外觀看夕陽落山一樣的激動。我想，真是了不起的民族，了不起的土地，了不起的人民。我想，不論今後發生什麽事情，天空出現什麽風雲，都無法改變也無法抹殺我對於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愛。
我不知道我為什麽會有那樣一種預感。
蘇聯人民也沒有忘記五十年代。甚至是太天真地、太不麵對現實地說著五十年代。
一位女漢學家與《青春萬歲》的導演、我們代表團的黃蜀芹同誌談起影片來，她問：“你們怎麽會現在拍這樣的片子？拍這樣的片子會對你們個人有什麽影響？”
這問題提得好生突兀。按照她們掌握的信息（這位女漢學家去年秋天訪問過中國），也按照她們的思想方法，她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我在中篇小說《相見時難》裏曾經寫過，中國是這樣偉大、深邃、痛苦，簡直是深不見底。許多指手畫腳地議論中國的人，其實還沒摸著它的邊呢。
黃蜀芹同誌回答這位蘇聯女漢學家說：“我們覺得五十年代的許多東西還是好的，雖然那時也有幼稚和簡單的地方。”
女漢學家爭辯說：“我不同意說那是幼稚和簡單，那是美好的心靈嘛！”
謝謝了。
有一位詩人不斷地到飯店看望中國藝術家。他胸前別著不少勳章綬帶。他說，他是《莫斯科—北京》這首歌的詞作者。他把他作詞的另一首歌頌中蘇友誼歌曲的複印件（上麵有歌詞的漢譯）拿給我們。他不斷地說：“斯大林！毛澤東！”興奮異常。
近兩年，中蘇民間往來有了一些恢複。一些五十年代曾在蘇聯留學的中國學者、專家，去了蘇聯，總要到他們曾經就學的母校去看望老師和同學。他們給我講述過這種返校的場麵，夾道歡迎，獻花，然後是抱頭痛哭。久別重逢，哭那失去的時光，也哭蘇中關係的現狀。有的蘇聯朋友邊哭邊說：還以為今生今世再看不到你們了，聽說十年期間把留蘇人員全部槍殺了。也有的邊哭邊問：“為什麽我們兩國關係壞成了這個樣子？”
對於絕大多數蘇聯老百姓來說，這個問題簡直是個謎。
旅舍的一位上了年紀的婦女壓低聲音問我們：“怎麽樣？現在我們兩國關係好一點了嗎？”當獲得肯定以後，她欣慰地說：“這就好，這就好！”
在第比利斯街頭，我們與兩位個子高高的、身著深色連衣裙的中年婦女攀談起來。她們自我介紹說是大學的語言學教授，她們說：“聽說中國客人要來，我們都高興極了，我們就盼著我們的交往能夠恢複！”
有的蘇聯人向我們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比如說有人問我（同樣壓低了聲音，不知為什麽）：“你們怎麽看待列寧，你們國家有沒有列寧的雕像？”我說：“列寧當然是偉大的革命導師，他領導的十月革命改變了世界曆史的進程。每逢重大節日，天安門廣場要懸掛馬、恩、列、斯的照片。至於雕像，不多，因為中國的城市雕塑本來就很少。”我本來還想談一點我對建雕像的看法，但為了尊重蘇聯人民的感情，便沒有多嘴。提問的人聽了我的回答，臉上顯出既欣慰又納悶兒不解的神情。
還有人問，你們現在還讀馬列著作嗎？有的人幹脆問，你們是不是還搞社會主義？這樣的問題我們聽了也許覺得哭笑不得，卻反映了一種習以為常、自以為是而又無法自解的邏輯模式，當然，也反映出他們獲得的有關中國的信息是多麽不翔實。
我們告訴他們，中國的大學講授馬列主義課程，國家出版社正在出版自己編譯的迄今最新最完全的《列寧全集》新版本，我們的憲法規定了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我不知道是我們的回答使他們感到驚奇費解還是他們如此提問使我們費解驚奇。
也有人聽到了我們的肯定回答以後表示：“那我就放心了。”
他放心了，我卻沒有那麽放心。就某些老百姓而言，我倒覺得蘇聯人似乎比中國人更孩子氣些。他們是習慣於接受那種簡明教科書式的、令人容易放心的、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了。他們好像理解不了由大腦皮層日益細密繁複的現代成人為主組成的現今國際社會，解不下（讀“該不哈”，這是一句陝西方言）它的多線、多麵、多向、多層次性——也可以說是它的惱人的複雜性。
但是他們的自我感覺大多很好，他們國家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空間技術和新式武器。一些五十年代去過蘇聯的我國同誌告訴我，如今蘇聯的麵貌變化很大，人民的衣食住行、文明禮貌都大有提高。
蘇聯有一個做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便是一貫重視知識分子。也許蘇聯政府是世界上最重視知識分子的一個政府。比如說一個作家，在成為蘇聯作家協會會員後立即可以享受到許多福利待遇乃至供應。我們至今有輕視表演藝術從業者的舊習氣，但在蘇聯，一個名演員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人民演員、功勳演員、國家獎金獲得者這些身份都是極大的榮譽。在我們下榻的俄羅斯飯店的東南方有一幢巨大的尖頂大樓，其規模幾乎與莫斯科大學媲美，被稱為“藝術之家”。用我國六十年代的名詞來說，那是給“三名”“三高”們居住的高級住宅。我們也看到過蘇聯科學院所屬各研究所的辦公樓與住宅樓，顯然高於平均水平。各地修建的科學宮、藝術宮、文化宮、電影之家，都非常漂亮宏大。文藝家各協會的辦公樓與活動場所，恐怕堪稱是世界第一。
我們參加過一個宴會。先是來了加盟共和國的部長、副部長級領導人，自然了，部長同誌們都是氣宇軒昂，夠“份兒”也夠“派”的。這時光臨了一位詩人，據說詩人的著作翻譯成了五種語言（按，也不能算很多）。按行政級別此詩人本來是隸屬於部長同誌手下的。但詩人一來，部長、副部長立即退居兩側侍候，甘作綠葉陪襯，由紅花詩人突出一番。詩人口若懸河，熱情洋溢，揮灑嘯嗷，旁若無人。喝了兩杯以後，拍桌子打板凳，站到椅子上大聲疾呼地演說，盡情發揮，如入無人之境。部長並不以為放肆，他隻在宴會結束前起立發言半分鍾，表示對詩人百忙中親臨主持宴會、為宴會增色的感謝。
重視、吸引、團結知識分子，是蘇聯政權得以鞏固的一個重要因素，或者說是一個重要經驗。真正有學問、有本事的人能得到相當程度的滿足，能得到較好的工作條件與生活條件，能得到相當的社會地位，這就使“不同政見者”的活動成不了大氣候，不論西方的宣傳報道有多麽凶。
當然，以我有限的時間和材料，做出這樣的判斷或嫌太大、太表麵、太感想式了。
好也罷，壞也罷，友也罷，敵也罷，牢不可破也罷，亡我之心未死也罷，反正蘇聯不簡單，也不容易。到一九八七年，蘇聯就該慶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了。七十年來，還沒有別的事件像十月革命的影響這樣深遠。他們硬著頭皮，有時候也吹著牛皮，在沒有先例而又困難重重、常常是在罵聲一片的形勢下，硬是搞起了自己的一套，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國家，足以與得天獨厚的資本主義頭號強國美利堅合眾國相抗衡、相爭奪、平起平坐。而且他們自認為在領導世界、拯救人類，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誌向、“舍我其誰”的全球戰略、它也許不太願意承認的超級大國意識，倒頗與一些美國人相似。我在美國也碰到過一些自我感覺頗佳的朋友，他們熱烈地、如數家珍地討論這個洲那個洲、這個國那個國的事情，似乎都比當地人、該國人更了解當地與該國。他們都勇於也“善於”對外國的事情做出“小蔥拌豆腐——一青(清)二白”式的判斷，並流露出令人吃驚的責任感。
我不知道這是正劇、悲劇、還是喜劇。
此文寫罷，讚曰：
天道無常，人間滄桑。
成敗功過，相因相生；
恩仇敵友，相反相成。
彼美人兮，彼芳鄰兮，
此起彼湧，此覆彼傾。
天地為爐，造化為工；
熱情如火，大智如風，
歲月如蓬，華年如夢。
青山依舊，浪潮幾度；
往事非煙，來日有征。
相見時難，心潮難平；
握手有溫，碰杯有聲，
似喜似悲，似嘲似頌。
幾行塗鴉，噫，難表我衷。
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