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哥”意指姐姐。顯然是出於同一原則，“小弟”是指妹妹，“小叔”和“小伯”是指姑姑，“小舅”是指姨媽，如此等等。
我很早就注意到，馬橋以及附近的地方較為缺少關於女人的親係稱謂，大多隻是在男性稱謂的前麵冠以一個“小”字，以稍作區分。女人與“小”字永遠連在一起。女人幾乎就是小人。這種規則與孔子“唯女人與小人難養也”之類的古訓是否有關，不得而知。
語言看來並不是絕對客觀的、中性的。語言空間在某種觀念的引力之下，總是要發生扭曲。女人無名化的現象，讓人不難了解到這裏女人們的地位和處境，不難理解她們為何總是把胸束得平平的，把腿夾得緊緊的，目光總是怯怯低垂落向簷階或小草，對女人的身分深感恐慌或慚愧。
獲得命名是生命的權利，是尊愛的結果。人們對家養寵物，總是給它們命名，叫“小咪”或“露露”或“比爾”。隻有對罪囚，才常常忽略他們的姓名，隻叫他們數字化的編號，就像清點貨物。隻有對我們極其厭惡的人，我們才會無視他們的名謂，稱之為“那個東西”、“你這個家夥”等等，剝奪他們在語言中的地位。所謂無名鼠輩，就是他們的名字在公共生活中毫無用處，純屬多餘，使用頻率太低以致可以完全取消。這正像在文革當中，“教授”、“工程師”、“博士”、“藝術家”一類的名字也曾經被沒收了。當局並不是要廢除這些行業和職位，也無意消滅這樣的人。事實上，當局是渴望各項事業以革命的名義高速發展的。當局隻是有一種強烈的心理衝動，要削弱乃至完全掃蕩這些人的名謂權——因為任何一種名謂，都可能成為一種思維和一整套觀念體係的發動。
中國古代以名理學統納一切哲學。任何理都以名為支點，為出發點，為所有論證的焦聚和凝結。
馬橋的女人的無名化，實際上是男名化。這當然不是特別稀罕的一種現象。即使曆經人性啟蒙風潮洗禮幾百年的英語，隻把男人（man）看作人（man），“主席（chairman）”、“部長（minister）”一類顯赫的詞也都男性化，至今仍被女權主義者詬病。但英語隻是表現了一些中性詞或共性詞在男性霸權的陰影逐一陷落，還沒有男性化到馬橋語言的這種程度——女性詞全麵取消。這種語言的篡改是否影響到馬橋女人們的性心理甚至性生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變更了現實，我很難進一步深究。從表麵上看，她們大多數習慣於粗門大嗓，甚至學會了打架罵娘。一旦在男人麵前占了上風，就有點沾沾自喜。她們很少有幹淨的臉和手，很少有鮮豔的色彩，總是藏在男性化的著裝裏，用肥大的大統褲或者僵硬粗糙的棉襖，掩蓋自己女性的線條。她們也恥於談到月經，總是說“那號事”。“那號事”——同樣沒有名謂。我在水田裏勞動，極少看見女人請例假。她們可以為趕場、送豬、幫工等等事情請假，但不會把假期留給自己的身體。我猜想她們為了確證自己“小哥”一類的男性角色，必須消滅自己的例假。
我很早就注意到，馬橋以及附近的地方較為缺少關於女人的親係稱謂，大多隻是在男性稱謂的前麵冠以一個“小”字，以稍作區分。女人與“小”字永遠連在一起。女人幾乎就是小人。這種規則與孔子“唯女人與小人難養也”之類的古訓是否有關，不得而知。
語言看來並不是絕對客觀的、中性的。語言空間在某種觀念的引力之下，總是要發生扭曲。女人無名化的現象，讓人不難了解到這裏女人們的地位和處境，不難理解她們為何總是把胸束得平平的，把腿夾得緊緊的，目光總是怯怯低垂落向簷階或小草，對女人的身分深感恐慌或慚愧。
獲得命名是生命的權利，是尊愛的結果。人們對家養寵物，總是給它們命名，叫“小咪”或“露露”或“比爾”。隻有對罪囚，才常常忽略他們的姓名，隻叫他們數字化的編號，就像清點貨物。隻有對我們極其厭惡的人，我們才會無視他們的名謂，稱之為“那個東西”、“你這個家夥”等等，剝奪他們在語言中的地位。所謂無名鼠輩，就是他們的名字在公共生活中毫無用處，純屬多餘，使用頻率太低以致可以完全取消。這正像在文革當中，“教授”、“工程師”、“博士”、“藝術家”一類的名字也曾經被沒收了。當局並不是要廢除這些行業和職位，也無意消滅這樣的人。事實上，當局是渴望各項事業以革命的名義高速發展的。當局隻是有一種強烈的心理衝動，要削弱乃至完全掃蕩這些人的名謂權——因為任何一種名謂，都可能成為一種思維和一整套觀念體係的發動。
中國古代以名理學統納一切哲學。任何理都以名為支點，為出發點，為所有論證的焦聚和凝結。
馬橋的女人的無名化，實際上是男名化。這當然不是特別稀罕的一種現象。即使曆經人性啟蒙風潮洗禮幾百年的英語，隻把男人（man）看作人（man），“主席（chairman）”、“部長（minister）”一類顯赫的詞也都男性化，至今仍被女權主義者詬病。但英語隻是表現了一些中性詞或共性詞在男性霸權的陰影逐一陷落，還沒有男性化到馬橋語言的這種程度——女性詞全麵取消。這種語言的篡改是否影響到馬橋女人們的性心理甚至性生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變更了現實，我很難進一步深究。從表麵上看，她們大多數習慣於粗門大嗓，甚至學會了打架罵娘。一旦在男人麵前占了上風，就有點沾沾自喜。她們很少有幹淨的臉和手，很少有鮮豔的色彩，總是藏在男性化的著裝裏，用肥大的大統褲或者僵硬粗糙的棉襖，掩蓋自己女性的線條。她們也恥於談到月經，總是說“那號事”。“那號事”——同樣沒有名謂。我在水田裏勞動，極少看見女人請例假。她們可以為趕場、送豬、幫工等等事情請假，但不會把假期留給自己的身體。我猜想她們為了確證自己“小哥”一類的男性角色，必須消滅自己的例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