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門六○○辦公大樓
一個豐滿的墨西哥姑娘接起了電話，“晚上好。墨西哥一美國貿易聯盟。”
還好，這個辦公室的設備還沒有升級到電視電話的程度。對方嚴峻的口吻讓她的表情很難看。
“他正在開會，讚格瑞達先生。他說過不讓打擾。”
曼紐爾-讚格瑞達的回答似乎是讓她明白她必須把她的老板叫出會議室，這使她臉上又現出幾次難看的表情。
“但是，讚格瑞達先生，我……”
電話裏傳來“啪嗒”一聲，她把電話拿開，看著它，就好像這東西剛剛當眾做了什麽失雅的動作似的。
她身後的門開了。
“剛才是誰？”韋勒問道。韋努斯迪亞努-韋勒，這位聯盟的經理是個矮胖的男人，穿褲子得用背帶，省得肚子前麵讓腰帶勒出鼓鼓囊囊的…圈肉來。他穿著黑襯衫，戴著褐色領帶，褲子的背帶卻是黑色的，他的頭發黑亮如炭，而且濃密均勻得像鞋刷，額頭上的發際線低得很不自然。
“讚格瑞達先生，”她說，“他想讓我把您從會議室叫出來，不過……”
“找他回來。他在哪兒？”
“在他辦公室。他說他會在那兒再呆一個小時，然後就去參加艾普賴爾先生的聚會。”
“把他找來，就現在。”韋勒“砰”地一聲關上了門。
15分鍾後，韋勒已跟曼紐爾-讚格瑞達談過，他穿過過道，向右一拐，在相鄰的一間辦公室門口停住。門上木製的小標誌上也燙著金字“墨西哥-美國貿易聯盟。”他按了門鈴，不耐煩地等了一會兒，門開了，他走了進去。套房的一部分放著各種高科技的通訊設備，他徑直走進後麵的小房間，一個年輕人正坐在桌後，他深思悲傷的臉龐就像是剛從男人時尚雜誌上走下來的。他抬起頭，往他的轉椅上一靠，雙手放在頭後。
“墨西哥城有消息了嗎？”韋勒問道，在房間裏另一把椅子上坐下。
“還沒有，”年輕人說，“你是了解他們的。他們說是要給個答複，可從不說到做到。”
“讚格瑞達已經等不及了。”
這句話給年輕人臉上掛上了一點笑意，“這不算什麽新聞。”他說。
韋勒沒有笑。他用西班牙語說：“我可不喜歡這樣空等著。也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麽。問題往往就是這樣出來的。”
“我知道，我知道。可我也無能為力呀。墨西哥城那邊是了解情況的。從中午到現在我已經打了四次電話了，還發了電子郵件。每次他們都會說有答複的。要是你希望的話，我就再試試。”
“不用，不必了。”韋勒走向窗台，從那裏可以俯視肯尼迪中心，參加多明哥音樂會的車輛陸陸續續地到了。他沒有轉身，說：“讚格瑞達今晚要參加那個募捐晚會。副總統本來不想邀請他，不過咱們的朋友算是勸服了他。這個副總統真是個白癡，瓊斯。他真該跟總統先生好好學習，總統先生可是個實用主義的榜樣。”看瓊斯-坎帕斯沒吱聲，韋勒轉過身來同情地看了看他年輕的同事，就像一位教授看看他可憐巴巴沒聽懂的學生，“一小時後你會在哪裏？”
“就在這兒。”
“你工作這麽晚，你的弗洛瑞斯小姐怎麽說？”
“勞拉？她自己也工作得很晚。”
坎帕斯最近經常見勞拉-弗洛瑞斯，一個在華盛頓工作的年輕迷人的墨西哥姑娘。韋勒很了解勞拉在墨西哥城的家庭背景，特別是她那有錢的做生意的父親。正因為他十分了解這個家庭，所以弗洛瑞斯先生對他女兒的失望他也就更加理解。弗洛瑞斯小姐一直是個很倔強的女人，做學生的時候就在墨西哥領導過抗議活動，現在到了華盛頓又成了個不折不扣的社會主義者。
“我要回家了。”韋勒說，“一有消息你就告訴我。車裏的電話、我家裏的號碼，你總能找到我的。”
“當然。”
韋勒回到他的辦公室，整理好手提箱，穿上西服、雨衣，戴好帽子，走到前台跟露莎道晚安，露莎正在翻閱《墨西哥藝術》裏麵精美的照片。
“我剛才太暴躁了，真抱歉。”他微笑著說，“壓力太大了。有時真讓人煩。”
“用不著道歉。我也理解這段日子大家都不容易。”
“你們家裏來信了嗎？”
“對。他們都很好。我弟弟要上大學了。”
“unam？”
“對。他本想上私立學校，可費用……”
“是啊，上私立學校太貴了。”
unam是墨西哥國立的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縮寫，過去一直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溫床，尤其是它的經濟係。可是，從90年代起，隨著它的國家開始接受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並付諸行動後，宣講更實用的市場經濟理論與技術的私立大學招生幾乎翻了兩番，盡管其學費昂貴，但學生總數比unam少不了多少。初出茅廬的墨西哥領袖們預感到他們的國家正在走的道路，並為此準備著。許多招聘啟事的後麵都附有一條：“不要unam畢業生。”
“不知我能幫什麽忙？”韋勒說。
給錢，露莎想。“謝謝。”她說。
“晚安。”
“晚安。”
韋勒把車子從辦公樓下麵的停車場倒出來；駛向他家所在的華盛頓的一個叫“亞當-摩根”的很有生機、文化多元的地區。
一年前，他被選為墨-美貿易聯盟的新經理以代替患癌症死去的前任時，他們家才搬到那裏。盡管這個職位代表著墨西哥城首腦的信任，可要他告別過去舒服的日子，心裏還是很不情願的。1982年，在政府接管墨西哥中央銀行時，在那個有可能對墨西哥經濟造成災難的危機時刻，他就站對了政治立場，從而享受到了一係列的好處。由於他對墨西哥“輪流上台的獨裁者”，執政的革命製度黨所表現出的忠誠，黨賞給了他一連串在銀行的合算差事，使得他一家都過上了上層中產階級的生活。他曾經試著說服他的老板們別把他派到華盛頓來，可最終也隻能乖乖地聽話。美國下一屆總統選舉對墨西哥經濟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貿易聯盟將來的命運需要一個有著韋奴斯迪亞努-韋勒的見識和資曆的人來指引。韋勒意識到給這個職位對他來說是一種適度的奉承；但他也了解，拒絕這個職位將意味著他在家中權威的降低。“先幹兩年吧，”他被這樣告知，“如果聯盟的任務能出色地完成了，你會有好處的。”
如今，幾乎是風平浪靜的一年算是過去了。
第二年已經開始露出它猙獰的麵目。
一個豐滿的墨西哥姑娘接起了電話，“晚上好。墨西哥一美國貿易聯盟。”
還好，這個辦公室的設備還沒有升級到電視電話的程度。對方嚴峻的口吻讓她的表情很難看。
“他正在開會，讚格瑞達先生。他說過不讓打擾。”
曼紐爾-讚格瑞達的回答似乎是讓她明白她必須把她的老板叫出會議室，這使她臉上又現出幾次難看的表情。
“但是，讚格瑞達先生，我……”
電話裏傳來“啪嗒”一聲，她把電話拿開，看著它，就好像這東西剛剛當眾做了什麽失雅的動作似的。
她身後的門開了。
“剛才是誰？”韋勒問道。韋努斯迪亞努-韋勒，這位聯盟的經理是個矮胖的男人，穿褲子得用背帶，省得肚子前麵讓腰帶勒出鼓鼓囊囊的…圈肉來。他穿著黑襯衫，戴著褐色領帶，褲子的背帶卻是黑色的，他的頭發黑亮如炭，而且濃密均勻得像鞋刷，額頭上的發際線低得很不自然。
“讚格瑞達先生，”她說，“他想讓我把您從會議室叫出來，不過……”
“找他回來。他在哪兒？”
“在他辦公室。他說他會在那兒再呆一個小時，然後就去參加艾普賴爾先生的聚會。”
“把他找來，就現在。”韋勒“砰”地一聲關上了門。
15分鍾後，韋勒已跟曼紐爾-讚格瑞達談過，他穿過過道，向右一拐，在相鄰的一間辦公室門口停住。門上木製的小標誌上也燙著金字“墨西哥-美國貿易聯盟。”他按了門鈴，不耐煩地等了一會兒，門開了，他走了進去。套房的一部分放著各種高科技的通訊設備，他徑直走進後麵的小房間，一個年輕人正坐在桌後，他深思悲傷的臉龐就像是剛從男人時尚雜誌上走下來的。他抬起頭，往他的轉椅上一靠，雙手放在頭後。
“墨西哥城有消息了嗎？”韋勒問道，在房間裏另一把椅子上坐下。
“還沒有，”年輕人說，“你是了解他們的。他們說是要給個答複，可從不說到做到。”
“讚格瑞達已經等不及了。”
這句話給年輕人臉上掛上了一點笑意，“這不算什麽新聞。”他說。
韋勒沒有笑。他用西班牙語說：“我可不喜歡這樣空等著。也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麽。問題往往就是這樣出來的。”
“我知道，我知道。可我也無能為力呀。墨西哥城那邊是了解情況的。從中午到現在我已經打了四次電話了，還發了電子郵件。每次他們都會說有答複的。要是你希望的話，我就再試試。”
“不用，不必了。”韋勒走向窗台，從那裏可以俯視肯尼迪中心，參加多明哥音樂會的車輛陸陸續續地到了。他沒有轉身，說：“讚格瑞達今晚要參加那個募捐晚會。副總統本來不想邀請他，不過咱們的朋友算是勸服了他。這個副總統真是個白癡，瓊斯。他真該跟總統先生好好學習，總統先生可是個實用主義的榜樣。”看瓊斯-坎帕斯沒吱聲，韋勒轉過身來同情地看了看他年輕的同事，就像一位教授看看他可憐巴巴沒聽懂的學生，“一小時後你會在哪裏？”
“就在這兒。”
“你工作這麽晚，你的弗洛瑞斯小姐怎麽說？”
“勞拉？她自己也工作得很晚。”
坎帕斯最近經常見勞拉-弗洛瑞斯，一個在華盛頓工作的年輕迷人的墨西哥姑娘。韋勒很了解勞拉在墨西哥城的家庭背景，特別是她那有錢的做生意的父親。正因為他十分了解這個家庭，所以弗洛瑞斯先生對他女兒的失望他也就更加理解。弗洛瑞斯小姐一直是個很倔強的女人，做學生的時候就在墨西哥領導過抗議活動，現在到了華盛頓又成了個不折不扣的社會主義者。
“我要回家了。”韋勒說，“一有消息你就告訴我。車裏的電話、我家裏的號碼，你總能找到我的。”
“當然。”
韋勒回到他的辦公室，整理好手提箱，穿上西服、雨衣，戴好帽子，走到前台跟露莎道晚安，露莎正在翻閱《墨西哥藝術》裏麵精美的照片。
“我剛才太暴躁了，真抱歉。”他微笑著說，“壓力太大了。有時真讓人煩。”
“用不著道歉。我也理解這段日子大家都不容易。”
“你們家裏來信了嗎？”
“對。他們都很好。我弟弟要上大學了。”
“unam？”
“對。他本想上私立學校，可費用……”
“是啊，上私立學校太貴了。”
unam是墨西哥國立的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縮寫，過去一直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溫床，尤其是它的經濟係。可是，從90年代起，隨著它的國家開始接受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並付諸行動後，宣講更實用的市場經濟理論與技術的私立大學招生幾乎翻了兩番，盡管其學費昂貴，但學生總數比unam少不了多少。初出茅廬的墨西哥領袖們預感到他們的國家正在走的道路，並為此準備著。許多招聘啟事的後麵都附有一條：“不要unam畢業生。”
“不知我能幫什麽忙？”韋勒說。
給錢，露莎想。“謝謝。”她說。
“晚安。”
“晚安。”
韋勒把車子從辦公樓下麵的停車場倒出來；駛向他家所在的華盛頓的一個叫“亞當-摩根”的很有生機、文化多元的地區。
一年前，他被選為墨-美貿易聯盟的新經理以代替患癌症死去的前任時，他們家才搬到那裏。盡管這個職位代表著墨西哥城首腦的信任，可要他告別過去舒服的日子，心裏還是很不情願的。1982年，在政府接管墨西哥中央銀行時，在那個有可能對墨西哥經濟造成災難的危機時刻，他就站對了政治立場，從而享受到了一係列的好處。由於他對墨西哥“輪流上台的獨裁者”，執政的革命製度黨所表現出的忠誠，黨賞給了他一連串在銀行的合算差事，使得他一家都過上了上層中產階級的生活。他曾經試著說服他的老板們別把他派到華盛頓來，可最終也隻能乖乖地聽話。美國下一屆總統選舉對墨西哥經濟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貿易聯盟將來的命運需要一個有著韋奴斯迪亞努-韋勒的見識和資曆的人來指引。韋勒意識到給這個職位對他來說是一種適度的奉承；但他也了解，拒絕這個職位將意味著他在家中權威的降低。“先幹兩年吧，”他被這樣告知，“如果聯盟的任務能出色地完成了，你會有好處的。”
如今，幾乎是風平浪靜的一年算是過去了。
第二年已經開始露出它猙獰的麵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