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淩上犯禁，淩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製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征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證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征粟十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嵩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奸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奸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驅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譯文】
大凡治國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貧窮就難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於鄉居而愛惜家園，安鄉愛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懼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貧窮就不安於鄉居而輕視家園，不安於鄉居而輕家就敢於對抗君上而違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難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國家往往是富的，亂國必然是窮的。因此，善於主持國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來，然後再加以治理。
從前，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號令不同，然而都能統一天下，這是什麽原因呢？必定是國富而糧多的緣故。國富糧多來源於農業，所以先代聖王都是重視農業的。凡屬於治國之急務，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業和奢侈品的製造，禁止了這些，人民便無法遊蕩求食，人民無法遊蕩求食，就隻好從事農業。人民從事農業則土地得到開墾，土地開墾則糧食增加，糧食增加則國家富裕，國富則兵力可以強大，兵強則戰爭可以取勝，戰勝則土地也就廣闊了。因此，先代聖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強、國土廣和國家富都一定來源於糧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業和奢侈品的製作，以利於發展農業。現今從事奢侈性的工商業和奢侈品製作的人們，幹一天可以吃用五天。農民終年勞動，卻不能維持自家生活。這樣，人民就放棄農業而從事奢侈性的工商業。棄農而從事奢侈性的工商業，那土地也就荒蕪而國家貧窮了。
凡是農業，其收入的特點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餘。然而，官府征稅卻急如星火，沒有定時，農民隻好借“一還二”的高利貸來應付上麵征課。耕田鋤草都有季節限製，但雨水不一定及時夠用，農民又隻好借“一還二”的高利貸來雇人澆地。商人秋天買糧的糧價是“五”，春天賣糧的糧價是“十”，這又是一項“一還二”的高利貸。所以，把上麵的征索算進來，成倍索取農民的地方就達到四項，因為關市的租稅、府庫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糧和各種勞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來，也等於一項“一還二”的高利貸了。—個農民要養四個債主，所以對於外逃者處刑，國君也能製止農民外流，這乃是糧少而農民沒有積蓄的緣故。
從高山東麓到黃河、汝水之間。作物生長期早，凋落期遲，是糧食增產的好地方。四季皆種而五穀皆收。中等年成畝產兩石糧食。一個勞力可以耕百畝收二百石。如今國家糧倉空虛而百姓沒有積存。農民賣兒賣女，其原因就在於君主沒有辦法均衡人們的收入。所以先代聖王總是注意讓農、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換其行業，他們每年的收入也無法互相超過。這樣，農民專—務農而收入可以與其他各業均衡。農民專一務農田野就得到開墾，奸巧之事也不會發生。田野開墾則糧食增多，糧食多則國家富裕。沒有奸巧之事人民又會安定。富裕而安定，這正是成王業的道路。
不生產糧食的國家要滅亡，生產糧食而吃光用盡的國家僅能稱霸，生產糧食而又能食用不盡的國家才可以成其王業。糧食，能吸引人民；糧食，能招引財富；糧食，也能使領土開拓。糧食一多，則天下的物產都來了。所以，舜第一次率民遷安發展農耕建成“邑”，第二次遷徒建成“都”，第三次遷徒建成“國”。舜沒有采用嚴重的刑罰和禁令，而人民都跟定他了。因為離開他必然受害，跟著他必然有利。先代聖王，正是善於為人民除害興利，所以天下人民都歸附他。所謂興利，就是有利於農業。所謂除害，就是禁害於農業。農業發展則糧食收入增多，糧食收入增多則國富，國富則人民安於鄉居而愛惜家園，安鄉愛家則雖改變他們的風俗和習慣，對他們驅使和調遣，以至於有所殺戮，人民都是不憎惡的。這都是致力於糧食生產的功效。人君不發展農業則糧食必少，糧少則人民貧困，貧困則輕視家園，輕家則容易外逃，人民輕易外逃則君令不能做到“必行”，君令不能行則禁律也不能做到“必止”，禁律不能必止則戰爭不能做到必勝，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戰不能必勝，防守不能必固，這叫作寄生的君主。這都是不發展農業缺少糧食的危害。所以增產糧食乃是成王業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務，是招引民眾的途徑和治國的道路。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淩上犯禁，淩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製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征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證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征粟十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嵩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奸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奸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驅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譯文】
大凡治國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貧窮就難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於鄉居而愛惜家園，安鄉愛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懼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貧窮就不安於鄉居而輕視家園，不安於鄉居而輕家就敢於對抗君上而違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難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國家往往是富的，亂國必然是窮的。因此，善於主持國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來，然後再加以治理。
從前，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號令不同，然而都能統一天下，這是什麽原因呢？必定是國富而糧多的緣故。國富糧多來源於農業，所以先代聖王都是重視農業的。凡屬於治國之急務，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業和奢侈品的製造，禁止了這些，人民便無法遊蕩求食，人民無法遊蕩求食，就隻好從事農業。人民從事農業則土地得到開墾，土地開墾則糧食增加，糧食增加則國家富裕，國富則兵力可以強大，兵強則戰爭可以取勝，戰勝則土地也就廣闊了。因此，先代聖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強、國土廣和國家富都一定來源於糧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業和奢侈品的製作，以利於發展農業。現今從事奢侈性的工商業和奢侈品製作的人們，幹一天可以吃用五天。農民終年勞動，卻不能維持自家生活。這樣，人民就放棄農業而從事奢侈性的工商業。棄農而從事奢侈性的工商業，那土地也就荒蕪而國家貧窮了。
凡是農業，其收入的特點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餘。然而，官府征稅卻急如星火，沒有定時，農民隻好借“一還二”的高利貸來應付上麵征課。耕田鋤草都有季節限製，但雨水不一定及時夠用，農民又隻好借“一還二”的高利貸來雇人澆地。商人秋天買糧的糧價是“五”，春天賣糧的糧價是“十”，這又是一項“一還二”的高利貸。所以，把上麵的征索算進來，成倍索取農民的地方就達到四項，因為關市的租稅、府庫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糧和各種勞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來，也等於一項“一還二”的高利貸了。—個農民要養四個債主，所以對於外逃者處刑，國君也能製止農民外流，這乃是糧少而農民沒有積蓄的緣故。
從高山東麓到黃河、汝水之間。作物生長期早，凋落期遲，是糧食增產的好地方。四季皆種而五穀皆收。中等年成畝產兩石糧食。一個勞力可以耕百畝收二百石。如今國家糧倉空虛而百姓沒有積存。農民賣兒賣女，其原因就在於君主沒有辦法均衡人們的收入。所以先代聖王總是注意讓農、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換其行業，他們每年的收入也無法互相超過。這樣，農民專—務農而收入可以與其他各業均衡。農民專一務農田野就得到開墾，奸巧之事也不會發生。田野開墾則糧食增多，糧食多則國家富裕。沒有奸巧之事人民又會安定。富裕而安定，這正是成王業的道路。
不生產糧食的國家要滅亡，生產糧食而吃光用盡的國家僅能稱霸，生產糧食而又能食用不盡的國家才可以成其王業。糧食，能吸引人民；糧食，能招引財富；糧食，也能使領土開拓。糧食一多，則天下的物產都來了。所以，舜第一次率民遷安發展農耕建成“邑”，第二次遷徒建成“都”，第三次遷徒建成“國”。舜沒有采用嚴重的刑罰和禁令，而人民都跟定他了。因為離開他必然受害，跟著他必然有利。先代聖王，正是善於為人民除害興利，所以天下人民都歸附他。所謂興利，就是有利於農業。所謂除害，就是禁害於農業。農業發展則糧食收入增多，糧食收入增多則國富，國富則人民安於鄉居而愛惜家園，安鄉愛家則雖改變他們的風俗和習慣，對他們驅使和調遣，以至於有所殺戮，人民都是不憎惡的。這都是致力於糧食生產的功效。人君不發展農業則糧食必少，糧少則人民貧困，貧困則輕視家園，輕家則容易外逃，人民輕易外逃則君令不能做到“必行”，君令不能行則禁律也不能做到“必止”，禁律不能必止則戰爭不能做到必勝，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戰不能必勝，防守不能必固，這叫作寄生的君主。這都是不發展農業缺少糧食的危害。所以增產糧食乃是成王業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務，是招引民眾的途徑和治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