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製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魯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策陽也，壤策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準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製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敢奸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準。”管子對曰：“大準者，天下皆製我而無我焉；此謂大準。”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裏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裏。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失準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而去。貿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策焉。民更相製，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準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塗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塗，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遊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閑，市朝閑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鹽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策，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策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策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策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策也；江陽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策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爐櫜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裏，其塗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
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裏。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製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裏。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製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裏。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製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裏，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強。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裏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奸塗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民也，輕重不調，無（米亶）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
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十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譯文】
桓公問管仲說：“從燧人氏以來，曆史上的重大經濟籌算，可以講給我聽聽麽？”管仲回答說：“從燧人氏以來，沒有不運用輕重之術治理天下的。共工當政的時代，天下水域占十分之七，陸地占十分之三，他就利用這個自然形勢來控製天下。到了黃帝當政的時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裝，限製他們製造武器，燒山林、毀草藪、火焚大澤、驅逐禽獸，實際上都是為控製他人，這然後才得以統治天下。至於堯舜當政，之所以能把天下治好，是因為在北方取用禺氏的玉石，從南方取用江漢的珍珠，他們還在驅捕野獸時，使大夫參與其事。”桓公說：“這是什麽意思？”管仲回答說：“他們命令：‘各國諸侯之子到本朝為臣的，都要穿兩張虎皮做成的皮裘。國內上大夫要穿豹皮袖的皮裘，中大夫要穿豹皮衣襟的皮裘。’這樣，大夫們就都賣出他們的糧食、財物去購買虎豹皮張，因此，山林百姓捕殺猛獸就象驅逐父母的仇人那樣賣力。這就是說，國君隻消冠冕堂皇地坐在堂上，猛獸就將被獵獲於野外；大夫們散其財物，百姓都可在流通中得利。這就是堯舜曾經用過的輕重之術。”
桓公說：“在‘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這句話裏，什麽叫作‘事名二’呢？”管仲回答說：“天道為陽，地道為陰，這就是事名二。”“什麽叫正名五呢？”回答說：“權、衡、規、矩、準，這就是正名五。它們體現在顏色上，就分青、黃、白、黑、赤；體現在聲音上，就分宮、商、羽、微、角；體現在味覺上，就分酸、辣、鹹、苦、甜。這裏的利用‘二五’，同上麵的‘童山竭澤’一樣，都是人君用來控製人們的。五味，是用來控製人們飲食的；五聲是用來控製人們聽欲的；五色，是用來控製人們觀賞的。人君丟掉了‘二五’，就會亡國；大夫丟掉了‘二五’，就喪失權勢；普通人丟掉了‘二五’，也不能治理一家。這是國家最重要的關鍵，所以叫作‘國機’。”
輕重家的法典上講：“自己說能作司馬的官，但作起來不稱職的，就殺掉他以血祭鼓；自己說能作農業的官，但作起來不稱職的，就殺掉他以血祭祀社神；自己說能作一般官吏，但作起來不稱職的，就砍掉他的雙腳罰他守門。”這樣，就不會有人敢在君主麵前吹噓自己以騙取祿位了。這樣，無論被人推薦當官的，或者守門小事都不稱職的，也都可以依法處理了。
桓公問管仲說：“請問失準的問題。”管仲回答說；“失準就是天下各國都控製我們，而我們無能為力，這就叫作失準。”桓公說：“這是什麽意思呢？”管仲回答說：“如果天下各國起兵進攻我們，對於凡能謀劃利國定民的大臣，就要割地而封；凡能作戰成功立名的大臣，也要割地而封。這樣。實際上是天下在封賞您的大臣了，而不是您本人進行封賞。天下已經使您把十裏土地封給大臣，而隨著天下每一次動兵，又要把二十裏土地再次“封給”富民商人。您國的富民不是您使他發財致富，而是天下使他們致富。鄰國每動一次兵，都會造成您國的富民商人多發一次財，弄得貧者更貧，富者更富，這就是失準的必然結局。”桓公說：“這又是什麽意思呢？”管仲回答說：“如果天下各國出兵攻打我國，百姓放下農具，拿起武器出外打仗，那麽，舉國不能種地，這並不是天災，而是人禍造成的。國君在戰時，早晨下令征稅晚上就要交齊，百姓隻好拋賣財物、糧食，折價一半脫手。商人買進而加以囤積，那麽，‘國內的一半財貨就進入商人之手。戰爭結束，百姓複歸舊業，物價會回到戰前水平。商人在此時售出他所囤積的財物，可以把國內市場一少半的貨幣積藏在自己手裏。這樣一來，幣值可以提高十分之三，貨物價格可以下跌十分之三。商人就在這貴賤十分之三中買來賣去，國家財物將全部落入商人之手，國君是束手無策的。百姓貧富之間不斷地互相奴役，國君無能為力，這些就是輕重的失準。”
管仲說：“人君掌握了本，富民商人就抓不到末；人君掌握了開始，富民商人就抓不到結局。對於販運過程的商品，必須在通衢要道市場上謀取收入；對於糧食，必須在春秋兩季來掌握；對於其他物質，則訂立預購合同。這樣，商品一動，措施就跟上去。預先阻斷買賣的途徑，商人就無法行事；君主控製流通，商人就無法抬高物價。所以，掌握好各地物價的漲落，國內沒有投機商人，商品貴賤相當，這就叫作‘國衡’。能夠用理財之法來掌握，財利就自然歸於君主了。”
管仲說：“善於管理商業的，就要由國家同時辦商業；國家辦商業，市場就清淡冷落；市場清淡冷落，農業勞動力就充足；農業勞力充足，人民財物就豐富；人民財物豐富，君主的稅收就取之不竭了。現在的情況則不然，商人貴賣，君主跟著貴買，貴而不能使之賤；商人賤賣，君主跟著賤買。賤而不能使之貴。天下善於管理的不是這樣，私商賣貴則國家商業賣得賤，私商買賤則國家商業買得貴。這乃是損有餘以補不足的理財方法。所以，凡國家不能調劑民財，就不能做到大治；不洞察商業始終，就不能把管理做得最好。由國家掌握利用物價漲跌，可取相當二十個財政年度的收入；由國家經營鹽鐵商業，也可取得相當二十個財政年度的收入；由國家經營錫金商業，又可取得相當二十年財政年度的收入。這五種官商的理財之道，都不是向民間直接征稅的。”
桓公問管仲說：“輕重之術何時終止？”管仲回答說：“有如四季周而複始的運轉一樣，沒有終止之時。當國家遭遇戰爭憂患時，就調節糧價高低來解決國家用度，積累餘財贏利來籌備戰士獎賞。當天下歸服海內統一時，就加富誠信仁義的人士，使百姓崇尚禮讓，而不搞軌外的活動。可見，輕重之術的用處，在各諸侯國尚不則幀時，可以為戰爭服務；在各諸侯國歸順時，就可用來推行仁義的政教。”
管仲說：“要做到一年耕種，夠五年吃，就把糧價提高五倍來促進；要做到一年耕種，夠六年吃，就把糧價提高六倍來促進。果能這樣，兩年耕作的產量就可能夠十一年的消費了。對富者能夠奪取，對貧者能夠給予，才能夠主持天下。而對天下的人們，能使之安於這項政策，遵行這項政策，這樣，就可以統一調度了。對於天下的人們，驅使他們不要明白表示驅使，利用他們不要明白表示利用。因此，善治天下的君主，不直接說出驅使的語言，使百姓不得不為所驅使；不直接說出利用的語言，使百姓不得不為所利用。”
管仲說：“善於主持國家的，就象把黃金和秤錘放在天秤上一樣，隻要加重秤錘，金子就能夠傾跌下來。所以，講求通權達變則國家力量強盛，講求遵循常道則國家力量衰弱。現在，糧食在我國價高，在其他諸侯國價低，各國的糧食就象水源向下一樣流入我國。所以，價格高則財貨聚來，價格低則財貨散走，有因高價聚來而跌價尚未散走的物資，我們及時動手掌握之，天下的這項財富就歸於我們了。把財貨囤積起來則價格上漲，發售出去則價格下降，放散於民間則顯得充足。錢幣貴重則人們拚命追求，錢幣貶值則人們棄而不用。所以，總是要把錢物貴賤的幅度調整到合乎理財之術的要求而後止。”
“糧食，是人們生命的主宰；錢幣，是物資流通的渠道；號令，是控製經濟過程緩急的。所謂‘號令重於寶物，社稷重於父母’，這些話都是什麽意思呢？”回答說：“當城郭陷落，國家宗廟不能繼續血食時，大臣都要殉難；但父母死亡，卻沒有殉死的兒子。這就是社稷重於父母的例證。而且，衛國者有人而無城，等於是空守平墟；有人而無武器和糧食，也隻是與災禍同居而已。”
桓公說：“我聽說海內珍貴貨幣的利用有七種辦法，可以講給我聽聽麽？”管仲回答說：“使用陰山所產的需，是一種辦法；使用燕地紫山所產的白銀，是一種辦法；使用發和朝鮮所產帶花紋的皮張，是一種辦法；使用汝水、漢水所產的黃金，是一種辦法；使用江陽所產的珍珠，是一種辦法；使用秦地明山所產的曾青，是一種辦法；使用禺氏邊山所產的玉石，是一種辦法。這些都是以少掌握多，以狹掌握廣的辦法。天下的理財之法，莫過於輕重之術了。”
桓公問管仲說：“陰山的馬，可供駕駛兵車之用的有四千匹。每匹馬的價格是一萬錢，每斤黃金也是一萬錢，我隻存有黃金一千個，應當怎麽辦？”管仲回答說：“君上可以命令所有納稅的人們，必須按錢數交納黃金。我們就可因金價上漲而得到四萬錢的收入，這就一變為四了。我們並沒有使用冶金柑渦和鼓風爐來冶煉黃金，現在黃金之所以一變為四，隻是運用理財之術的結果。珍珠來自赤野的末光，黃金出在汝水、漢水的右衢，玉石出在禺氏的邊山。這些地方估計距離周都七幹八百裏，路途遙遠，來之不易。所以先王按其貴重程度而加以利用，規定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正是通過提高或降低中幣黃金的幣值，製約著下幣刀布、上幣珠玉的作用。”
百乘之國，在中央地區建立市場，離四周邊境估計五十裏路。一天確定計劃，兩天裝載貨物，三天運出國境，五天可以來回。百乘之國要製約鄰國物價高低，不超過五天。百乘之國，擁有耕地一萬頃，戶數一萬戶，人口十萬人，有納稅義務的一萬人，兵車百乘，戰馬四百匹。幹乘之國，在中央地區建立市場，離四周邊境估計一百五十裏路。兩天確定計劃，三天裝載貨物，五天運出國境，十天可以來回。幹乘之國製約鄰國物價高低，不超過十天。幹乘之國，擁有耕地十萬頃，戶數十萬戶，人口百萬人，有納稅義務的十萬人，兵車千乘，戰馬四千匹。萬乘之國，在中央建立市場，離四周邊境估計五百裏路。三天確定計劃，五天裝載貨物，十天運出國境，二十天來回。萬乘之國製約鄰國物價高低，不超過二十天。萬乘之國，擁有耕地百萬頃，戶數百萬戶，人口千萬人，有納稅義務的百萬人，兵車萬乘，戰馬四萬匹。
管仲說：“單身男子叫作鰥，單身女子叫作寡，老而沒有兒女的叫獨。國君要調查了解凡有子弟因兵役而死亡的，父母也算作‘獨’，必須由政府負喪葬之責：衣食要有三領，棺木要厚三寸，鄉中官吏親管其事，葬於公家墓地；戰死者如是獨生，還要賞給父母一匹馬一天所能耕種的土地。因此，作父母的即使犧牲自己的兒子為君主效力，也不引以為苦了。國君每到年終都視察邑裏，看到勞力與別戶相同而住房獨好的人家，一定是好百姓，是努力耕作的人，要用兩束幹肉、一石酒獎賞他們。對於體力充足而閑遊不肯勞動的，如是老年人，則遣責之，如是壯年，則遣送邊疆服役。對於無本經營農業的，則貸與土地和錢幣。由此，百業皆興，沒有懶惰和失掉農時的百姓。這都是國家政策的具體辦法。”
上等勞力的農民可負擔五口人吃飯，中等勞力可負擔四口，下等勞力可負擔三口。上等勞力的婦女可供應五口人穿衣，中等勞力可供應四口，下等勞力可供應三口。農民要經常耕作，婦女要經常紡織。一農不耕，人民就可能有挨餓的；一女不織，人民就可能有受凍的。饑寒凍餓總是起因於土地經營。所以先王認真對待這個起因。農事收獲達到成本的二倍。農民才沒有賣兒賣女的；達到三倍，才可以正常備糧吃飯；達到四倍，鄉裏富裕；達到五倍，則餘糧遠近流通，死人也得到妥善安葬了。如果農事收入達不到成本的二倍，君主再征斂不止，那麽，為非作歹的路上，單人都不敢出行，財貨放在手上也不安寧了。隨著用法律鎮壓，就等於自己在殘害百姓。物價失調，饑民不能管理，百姓賣出的兒子，自己不能依靠使用，君失其民，父失其子，這乃是亡國之道。
管仲說：“神農之術告訴我們：‘一種糧食無收成，則缺少一種糧食，糧食的賣價將上漲十倍；兩種糧食無收成，則缺少兩種糧食，糧食的賣價將上漲二十倍。’遇此情況，國家應當提倡用瓜菜補充民食。而對於沒有口糧的農戶，由國家供給舊年的陳糧；對於沒有種籽的農戶，由國家貸給可用的新糧。這樣，才不會出現贏利十倍的奸商，也不會出現加倍收息的高利貸者。”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製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魯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策陽也，壤策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準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製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敢奸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準。”管子對曰：“大準者，天下皆製我而無我焉；此謂大準。”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裏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裏。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失準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而去。貿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策焉。民更相製，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準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塗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塗，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遊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閑，市朝閑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鹽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策，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策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策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策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策也；江陽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策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爐櫜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裏，其塗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
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裏。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製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裏。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製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裏。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製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裏，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強。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裏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奸塗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民也，輕重不調，無（米亶）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
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十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譯文】
桓公問管仲說：“從燧人氏以來，曆史上的重大經濟籌算，可以講給我聽聽麽？”管仲回答說：“從燧人氏以來，沒有不運用輕重之術治理天下的。共工當政的時代，天下水域占十分之七，陸地占十分之三，他就利用這個自然形勢來控製天下。到了黃帝當政的時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裝，限製他們製造武器，燒山林、毀草藪、火焚大澤、驅逐禽獸，實際上都是為控製他人，這然後才得以統治天下。至於堯舜當政，之所以能把天下治好，是因為在北方取用禺氏的玉石，從南方取用江漢的珍珠，他們還在驅捕野獸時，使大夫參與其事。”桓公說：“這是什麽意思？”管仲回答說：“他們命令：‘各國諸侯之子到本朝為臣的，都要穿兩張虎皮做成的皮裘。國內上大夫要穿豹皮袖的皮裘，中大夫要穿豹皮衣襟的皮裘。’這樣，大夫們就都賣出他們的糧食、財物去購買虎豹皮張，因此，山林百姓捕殺猛獸就象驅逐父母的仇人那樣賣力。這就是說，國君隻消冠冕堂皇地坐在堂上，猛獸就將被獵獲於野外；大夫們散其財物，百姓都可在流通中得利。這就是堯舜曾經用過的輕重之術。”
桓公說：“在‘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這句話裏，什麽叫作‘事名二’呢？”管仲回答說：“天道為陽，地道為陰，這就是事名二。”“什麽叫正名五呢？”回答說：“權、衡、規、矩、準，這就是正名五。它們體現在顏色上，就分青、黃、白、黑、赤；體現在聲音上，就分宮、商、羽、微、角；體現在味覺上，就分酸、辣、鹹、苦、甜。這裏的利用‘二五’，同上麵的‘童山竭澤’一樣，都是人君用來控製人們的。五味，是用來控製人們飲食的；五聲是用來控製人們聽欲的；五色，是用來控製人們觀賞的。人君丟掉了‘二五’，就會亡國；大夫丟掉了‘二五’，就喪失權勢；普通人丟掉了‘二五’，也不能治理一家。這是國家最重要的關鍵，所以叫作‘國機’。”
輕重家的法典上講：“自己說能作司馬的官，但作起來不稱職的，就殺掉他以血祭鼓；自己說能作農業的官，但作起來不稱職的，就殺掉他以血祭祀社神；自己說能作一般官吏，但作起來不稱職的，就砍掉他的雙腳罰他守門。”這樣，就不會有人敢在君主麵前吹噓自己以騙取祿位了。這樣，無論被人推薦當官的，或者守門小事都不稱職的，也都可以依法處理了。
桓公問管仲說：“請問失準的問題。”管仲回答說；“失準就是天下各國都控製我們，而我們無能為力，這就叫作失準。”桓公說：“這是什麽意思呢？”管仲回答說：“如果天下各國起兵進攻我們，對於凡能謀劃利國定民的大臣，就要割地而封；凡能作戰成功立名的大臣，也要割地而封。這樣。實際上是天下在封賞您的大臣了，而不是您本人進行封賞。天下已經使您把十裏土地封給大臣，而隨著天下每一次動兵，又要把二十裏土地再次“封給”富民商人。您國的富民不是您使他發財致富，而是天下使他們致富。鄰國每動一次兵，都會造成您國的富民商人多發一次財，弄得貧者更貧，富者更富，這就是失準的必然結局。”桓公說：“這又是什麽意思呢？”管仲回答說：“如果天下各國出兵攻打我國，百姓放下農具，拿起武器出外打仗，那麽，舉國不能種地，這並不是天災，而是人禍造成的。國君在戰時，早晨下令征稅晚上就要交齊，百姓隻好拋賣財物、糧食，折價一半脫手。商人買進而加以囤積，那麽，‘國內的一半財貨就進入商人之手。戰爭結束，百姓複歸舊業，物價會回到戰前水平。商人在此時售出他所囤積的財物，可以把國內市場一少半的貨幣積藏在自己手裏。這樣一來，幣值可以提高十分之三，貨物價格可以下跌十分之三。商人就在這貴賤十分之三中買來賣去，國家財物將全部落入商人之手，國君是束手無策的。百姓貧富之間不斷地互相奴役，國君無能為力，這些就是輕重的失準。”
管仲說：“人君掌握了本，富民商人就抓不到末；人君掌握了開始，富民商人就抓不到結局。對於販運過程的商品，必須在通衢要道市場上謀取收入；對於糧食，必須在春秋兩季來掌握；對於其他物質，則訂立預購合同。這樣，商品一動，措施就跟上去。預先阻斷買賣的途徑，商人就無法行事；君主控製流通，商人就無法抬高物價。所以，掌握好各地物價的漲落，國內沒有投機商人，商品貴賤相當，這就叫作‘國衡’。能夠用理財之法來掌握，財利就自然歸於君主了。”
管仲說：“善於管理商業的，就要由國家同時辦商業；國家辦商業，市場就清淡冷落；市場清淡冷落，農業勞動力就充足；農業勞力充足，人民財物就豐富；人民財物豐富，君主的稅收就取之不竭了。現在的情況則不然，商人貴賣，君主跟著貴買，貴而不能使之賤；商人賤賣，君主跟著賤買。賤而不能使之貴。天下善於管理的不是這樣，私商賣貴則國家商業賣得賤，私商買賤則國家商業買得貴。這乃是損有餘以補不足的理財方法。所以，凡國家不能調劑民財，就不能做到大治；不洞察商業始終，就不能把管理做得最好。由國家掌握利用物價漲跌，可取相當二十個財政年度的收入；由國家經營鹽鐵商業，也可取得相當二十個財政年度的收入；由國家經營錫金商業，又可取得相當二十年財政年度的收入。這五種官商的理財之道，都不是向民間直接征稅的。”
桓公問管仲說：“輕重之術何時終止？”管仲回答說：“有如四季周而複始的運轉一樣，沒有終止之時。當國家遭遇戰爭憂患時，就調節糧價高低來解決國家用度，積累餘財贏利來籌備戰士獎賞。當天下歸服海內統一時，就加富誠信仁義的人士，使百姓崇尚禮讓，而不搞軌外的活動。可見，輕重之術的用處，在各諸侯國尚不則幀時，可以為戰爭服務；在各諸侯國歸順時，就可用來推行仁義的政教。”
管仲說：“要做到一年耕種，夠五年吃，就把糧價提高五倍來促進；要做到一年耕種，夠六年吃，就把糧價提高六倍來促進。果能這樣，兩年耕作的產量就可能夠十一年的消費了。對富者能夠奪取，對貧者能夠給予，才能夠主持天下。而對天下的人們，能使之安於這項政策，遵行這項政策，這樣，就可以統一調度了。對於天下的人們，驅使他們不要明白表示驅使，利用他們不要明白表示利用。因此，善治天下的君主，不直接說出驅使的語言，使百姓不得不為所驅使；不直接說出利用的語言，使百姓不得不為所利用。”
管仲說：“善於主持國家的，就象把黃金和秤錘放在天秤上一樣，隻要加重秤錘，金子就能夠傾跌下來。所以，講求通權達變則國家力量強盛，講求遵循常道則國家力量衰弱。現在，糧食在我國價高，在其他諸侯國價低，各國的糧食就象水源向下一樣流入我國。所以，價格高則財貨聚來，價格低則財貨散走，有因高價聚來而跌價尚未散走的物資，我們及時動手掌握之，天下的這項財富就歸於我們了。把財貨囤積起來則價格上漲，發售出去則價格下降，放散於民間則顯得充足。錢幣貴重則人們拚命追求，錢幣貶值則人們棄而不用。所以，總是要把錢物貴賤的幅度調整到合乎理財之術的要求而後止。”
“糧食，是人們生命的主宰；錢幣，是物資流通的渠道；號令，是控製經濟過程緩急的。所謂‘號令重於寶物，社稷重於父母’，這些話都是什麽意思呢？”回答說：“當城郭陷落，國家宗廟不能繼續血食時，大臣都要殉難；但父母死亡，卻沒有殉死的兒子。這就是社稷重於父母的例證。而且，衛國者有人而無城，等於是空守平墟；有人而無武器和糧食，也隻是與災禍同居而已。”
桓公說：“我聽說海內珍貴貨幣的利用有七種辦法，可以講給我聽聽麽？”管仲回答說：“使用陰山所產的需，是一種辦法；使用燕地紫山所產的白銀，是一種辦法；使用發和朝鮮所產帶花紋的皮張，是一種辦法；使用汝水、漢水所產的黃金，是一種辦法；使用江陽所產的珍珠，是一種辦法；使用秦地明山所產的曾青，是一種辦法；使用禺氏邊山所產的玉石，是一種辦法。這些都是以少掌握多，以狹掌握廣的辦法。天下的理財之法，莫過於輕重之術了。”
桓公問管仲說：“陰山的馬，可供駕駛兵車之用的有四千匹。每匹馬的價格是一萬錢，每斤黃金也是一萬錢，我隻存有黃金一千個，應當怎麽辦？”管仲回答說：“君上可以命令所有納稅的人們，必須按錢數交納黃金。我們就可因金價上漲而得到四萬錢的收入，這就一變為四了。我們並沒有使用冶金柑渦和鼓風爐來冶煉黃金，現在黃金之所以一變為四，隻是運用理財之術的結果。珍珠來自赤野的末光，黃金出在汝水、漢水的右衢，玉石出在禺氏的邊山。這些地方估計距離周都七幹八百裏，路途遙遠，來之不易。所以先王按其貴重程度而加以利用，規定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正是通過提高或降低中幣黃金的幣值，製約著下幣刀布、上幣珠玉的作用。”
百乘之國，在中央地區建立市場，離四周邊境估計五十裏路。一天確定計劃，兩天裝載貨物，三天運出國境，五天可以來回。百乘之國要製約鄰國物價高低，不超過五天。百乘之國，擁有耕地一萬頃，戶數一萬戶，人口十萬人，有納稅義務的一萬人，兵車百乘，戰馬四百匹。幹乘之國，在中央地區建立市場，離四周邊境估計一百五十裏路。兩天確定計劃，三天裝載貨物，五天運出國境，十天可以來回。幹乘之國製約鄰國物價高低，不超過十天。幹乘之國，擁有耕地十萬頃，戶數十萬戶，人口百萬人，有納稅義務的十萬人，兵車千乘，戰馬四千匹。萬乘之國，在中央建立市場，離四周邊境估計五百裏路。三天確定計劃，五天裝載貨物，十天運出國境，二十天來回。萬乘之國製約鄰國物價高低，不超過二十天。萬乘之國，擁有耕地百萬頃，戶數百萬戶，人口千萬人，有納稅義務的百萬人，兵車萬乘，戰馬四萬匹。
管仲說：“單身男子叫作鰥，單身女子叫作寡，老而沒有兒女的叫獨。國君要調查了解凡有子弟因兵役而死亡的，父母也算作‘獨’，必須由政府負喪葬之責：衣食要有三領，棺木要厚三寸，鄉中官吏親管其事，葬於公家墓地；戰死者如是獨生，還要賞給父母一匹馬一天所能耕種的土地。因此，作父母的即使犧牲自己的兒子為君主效力，也不引以為苦了。國君每到年終都視察邑裏，看到勞力與別戶相同而住房獨好的人家，一定是好百姓，是努力耕作的人，要用兩束幹肉、一石酒獎賞他們。對於體力充足而閑遊不肯勞動的，如是老年人，則遣責之，如是壯年，則遣送邊疆服役。對於無本經營農業的，則貸與土地和錢幣。由此，百業皆興，沒有懶惰和失掉農時的百姓。這都是國家政策的具體辦法。”
上等勞力的農民可負擔五口人吃飯，中等勞力可負擔四口，下等勞力可負擔三口。上等勞力的婦女可供應五口人穿衣，中等勞力可供應四口，下等勞力可供應三口。農民要經常耕作，婦女要經常紡織。一農不耕，人民就可能有挨餓的；一女不織，人民就可能有受凍的。饑寒凍餓總是起因於土地經營。所以先王認真對待這個起因。農事收獲達到成本的二倍。農民才沒有賣兒賣女的；達到三倍，才可以正常備糧吃飯；達到四倍，鄉裏富裕；達到五倍，則餘糧遠近流通，死人也得到妥善安葬了。如果農事收入達不到成本的二倍，君主再征斂不止，那麽，為非作歹的路上，單人都不敢出行，財貨放在手上也不安寧了。隨著用法律鎮壓，就等於自己在殘害百姓。物價失調，饑民不能管理，百姓賣出的兒子，自己不能依靠使用，君失其民，父失其子，這乃是亡國之道。
管仲說：“神農之術告訴我們：‘一種糧食無收成，則缺少一種糧食，糧食的賣價將上漲十倍；兩種糧食無收成，則缺少兩種糧食，糧食的賣價將上漲二十倍。’遇此情況，國家應當提倡用瓜菜補充民食。而對於沒有口糧的農戶，由國家供給舊年的陳糧；對於沒有種籽的農戶，由國家貸給可用的新糧。這樣，才不會出現贏利十倍的奸商，也不會出現加倍收息的高利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