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自然實驗與恰當實驗
邏輯思維：擁有智慧思考的工具 作者：理查德·尼斯貝特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因為新生兒的身體免疫係統還未發育成熟，所以需要采取一切措施使其盡量少接觸到細菌和病毒，以避免引發疾病。
——“健康嬰兒抗菌建議”，美國有線電視新聞，2011年2月2日
在成長早期接觸到的細菌種類越多的嬰幼兒，在長大後出現各種過敏症狀的概率越小。
——“嬰幼兒接觸病菌與低過敏風險的關聯”，加拿大電視新聞，2011年11月3日
我們每天都會被朋友、同事和媒體提供的各種信息淹沒，他們竭力向我們建議，應當如何生活以及如何進行專業活動。
在過去10年中，我們了解到應當在飲食中盡量減少攝取脂肪，而現在我們卻得知適量的脂肪是對人體有益的。去年的報道說老年人補充維生素b6可以改善情緒和提升認知功能，而今年的消息否定了維生素b6的這兩種功效。15年前，權威人士說每天喝一杯紅酒有益於心血管健康，8年前的研究說所有的酒類都有此功能，而上個星期人們又說隻有紅酒有效了。
即便我們有意默認相信最新的醫學建議，我們還是得思量不同建議之間的矛盾之處。詹妮弗表姐的牙醫建議每天使用兩次牙線來清潔牙齒，而你自己的牙醫則建議偶爾使用牙線就足夠了。
《紐約時報》的金融作家建議你拋售股票、買進債券；《華爾街日報》的客座專欄作家建議你購置房產，並存儲大量現金；你的理財顧問建議你“把雞蛋放在多個籃子裏”；你的朋友傑克的理財顧問則勸你轉移基金，改買國外的股票。
你的朋友埃洛伊絲和馬克斯十分熱切地想把孩子送進最好的早教班，為此不惜一切代價；你的朋友厄爾和邁克則想讓他們初學走路的孩子在家裏接受教育，他們認為專門報一個早教班是多此一舉，隻想讓孩子快樂地成長。
本章會為讀者提供一些技巧，如何評估媒體上的各類科學說法和熟人們給出的各類建議，讀者們能夠學會如何自己搜集和分析信息。你會看到，如果我們一味依賴那些對於受到幹預的結果的假設，而不是進行相關實驗去證明的話，會造成多麽糟糕的結果。 說服力的鏈條
2月，你看到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n）的新聞，他們告訴你讓你的孩子遠離病菌；11月，你又看到加拿大電視台的新聞，他們說病菌對孩子有好處，多接觸可以降低孩子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概率，比如過敏症。你該相信誰呢？什麽樣的證據可以說服你讓孩子接觸病菌，而哪種證據又能讓你傾向於讓孩子盡量遠離病菌？這裏有一些自然實驗可能會對你回答這些問題有用。一個自然實驗是將兩個（或幾個）有共性卻在某個層麵上存在差異（此差異與變量結果相關）的樣本進行對比。沒有人可以操縱那種可能的相關差異，如果有，那就將是真正的實驗了。同時，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假設這些樣本在某種程度上有差異，這樣也會導致對比無意義。
假設你知道德國東部的人比德國西部的人更不容易過敏。
假設你知道俄羅斯人比芬蘭人更不容易過敏。
假設你知道農民比城市居民更不容易過敏。
假設你知道那些參加了日托項目的孩子比沒有參加的孩子更不容易過敏。
假設你知道那些在嬰幼兒時期就與寵物相伴的孩子比沒有和寵物玩耍的孩子更不容易過敏。
假設你知道那些在嬰幼兒時期時常腹瀉的孩子比腹瀉少的孩子更不容易過敏。
假設你知道那些以自然分娩方式出生的孩子比剖腹產出生的孩子更不容易過敏。
這些真實發生了，它們都是真實的。在一些相似的樣本以一種特定的方式恰好不同（實際上是自變量）時，這會引發結果上有爭議的差異（過敏作為因變量），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實驗類似於真正的實驗。每種自然實驗都提供了一種對假設的檢測方法，這種假設即是早期接觸病菌會對過敏產生免疫性，對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也會有抵抗，例如哮喘。（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一種反常的，會對身體中正常存在的物質產生錯誤“保護”作用的過度反應，在這種情況下，白細胞會攻擊身體組織。）
過敏產生的後果小到令人難受、大到使人身體虛弱，而哮喘引發的後果糟糕得多。在美國，每天都有上萬個孩子因哮喘不能上學，數以百計的人因此進入醫院，還有人因此而去世。
我們可以假設德國東部和俄羅斯的醫療衛生條件比德國西部和芬蘭要差，或者我們可以說在不久之前是這種情況。（有趣的是，許多年前，一位移民美國的波蘭人半開玩笑地告訴我，他認為過敏這事是美國人的發明。他可能語帶玄機。）
我們也可以假設在農場長大的孩子比在城市長大的孩子更有可能接觸到多種病菌。我們知道常和寵物在一起的孩子會接觸到更多細菌，包括寵物的排泄物中的細菌。我們還知道剛學會走路的孩子簡直就是行走的細菌培養皿，他們在日托幼兒園彼此傳播細菌的可能性比在家高許多。許多腹瀉的病例都是接觸了大量病菌而致。通過自然分娩的嬰兒在母親的陰道裏接觸了各類細菌。這些自然實驗都支持了細菌對嬰幼兒有益的觀點。
我懷疑這些發現會鼓勵你讓自己的孩子處在更加惡劣和不潔的環境裏，甚至讓孩子接觸到最不堪的那類細菌，比如黏液和動物排泄物中攜帶的細菌。
但是，如果你知道在孩子6歲時清理其帶有各類細菌的直腸可以降低免疫缺陷，你會怎麽做呢？事實就是這樣。我們現在有了相關性證據，或者說觀察性證據。在一類人群中，早期接觸病菌的範圍越廣，其患自免疫性疾病的概率越低。
如果你仍舊不想讓孩子接觸大量不同的病菌，那麽當你知道有一個相當可信的假說——“病菌暴露理論”可以解釋這些相關的和自然實驗的證據，你可能會受到影響。早期接觸病菌可以刺激免疫係統，而這種刺激會在日後有益於身體。處在發育初期的免疫係統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增強其抵抗力，適應環境，調試自身，日後較不易感染炎症，自身免疫性失調的可能性也會降低。
現在，你是否做好準備讓你的寶寶接觸一點兒髒東西了呢？我得承認，我恐怕不會這樣做。的確，自然實驗、相關性證據和可信的理論看上去都很有說服力，然而我還是想通過真正的雙盲，隨機控製實驗來檢驗這種論斷。在這個實驗裏，嬰兒要通過眾所周知的那種擲硬幣式的隨機分配法被分配到實驗組和控製組中，實驗組是高接觸病菌的環境，而控製組正相反。實驗者和參與者（在這裏是母親們）都對嬰兒接觸到的具體環境不知情。這種雙盲設計可以避免由這兩者在知情的情況下可能帶來的影響。如果實驗證明那些接觸了更多病菌的孩子會更不易過敏或患上哮喘，那麽我會嚴肅考慮讓我的孩子接觸大量病菌。
然而，我還是不確定我真的願意讓我的孩子成為像豚鼠一樣的實驗品，盡管實驗之前的確說服了我。幸運的是，不需要任何人把他們的孩子當作實驗品。有大量的動物模型可以幫助我們實驗。這是一種在進化序列上接近於人類的生物，那些實驗環境對這類生物產生的效果類似於對人的效果。
研究者研究了幼鼠接觸病菌程度不同所產生的結果。研究者沒有將幼鼠置於可高度接觸病菌的環境中，轉而創造了一種無菌環境並放置一些幼鼠於其中，同時將控製組的幼鼠置於有一定病菌存在的普通實驗室環境中。結果，那些在無菌環境中的幼鼠在結腸的部分位置和肺部出現了異常數量的殺傷性t細胞。這些多出來的t細胞甚至會攻擊那些不具有威脅性的物質，結果使得幼鼠們易發炎、過敏、患上哮喘。
我想我現在會聽從加拿大電視台的建議，讓我的孩子接觸病菌，即便這的確會讓我極度緊張。（還是請讀者們對我的建議保持警惕。畢竟，我不是真正的醫生，而隻是一個博士，就像我兒子不時會提醒我的那樣。）
如果你決定讓你家的嬰兒接觸大量的病菌，請注意這種接觸可能主要在生命最初的幾年起作用。因此，你可能並不想無限期地有意讓孩子接觸病菌。
無論你是否相信，就在我完成上述文段的那個星期，《美國醫學會小兒科期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被一些人認為是由腸道易激綜合征引發的嬰兒腹絞痛，可以通過讓嬰兒攝入5滴含有羅伊氏乳杆菌的溶液得到緩解。這種治療方式可以讓近半數腹絞痛的嬰兒減少啼哭。
要是你年幼的孩子被感染了怎麽辦？你會聽取醫生的建議讓孩子注射抗生素嗎？如果你了解到越是富裕的國家，人們患上炎症性腸病的概率越高，包括克羅恩氏病和潰瘍性結腸炎，你會如何做？這些疾病可能讓患者的病痛非常嚴重，甚至會致命。它們會引發腹痛、嘔吐、腹瀉、直腸出血、嚴重的腹部絞痛、貧血和體重下降。這應當引起你的警覺，即這種炎症性腸病，就像過敏和哮喘一樣，也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相關的症狀提供了間接的證據。不過，富裕本身並不會引發炎症性腸病。
但是某種與富裕有關聯的東西可能會引發這個問題。一些上了年紀的人會記得他們還是孩子的時候被瘟疫衝擊，患上中耳炎，而他們自己的孩子因為新時代發明出了阿莫西林得以在剛感染的時候就得到了有效治療。一個國家越富裕，那麽你去看醫生的可能性就越高，那麽便能通過抗生素得到救治，而借助醫療保險或自己出錢付診費的概率也越高。
然而，如果你像我一樣，你可能會懷疑注射所有的抗生素是否是個好主意。看起來，我確實也在擔心。那些耳部嚴重感染且注射了大量抗生素的孩子更有可能在日後患上炎症性腸病。
抗生素的作用有些過大。無論好壞，它們都會殺死，以及腸道的微生物群落中的醜陋的東西。
在成年人身上使用抗生素也會和患上腸道疾病有關聯。研究者發現，兩年前注射過多種抗生素的成年人患上炎症性腸病的概率是其他人的兩倍。
我們的證據依然隻是間接的。現在需要做一個真正的實驗。是的，這樣一個真正的實驗是存在的。
如果沒有接觸良性細菌是引發炎症性腸病的原因，那麽可以向腸道中注射良性細菌。比如使用含有健康人體腸道內部成分的灌腸劑就是治療炎症性腸病的有效方式。
勇敢的科學家們，甚至是那些更勇敢的病人，就曾嚐試這個實驗。（“所以，瓊斯太太，在這個實驗中，我們要將一個陌生人腸道中的提取物注入你的腸道內。並不是因為我們要拿你做實驗，而是這確實會對你有好處。”）幸運的是，這個實驗奏效了。接受此治療法的病人的病況確實有所改善，比那些控製組中注射鹽水的病人的情況要好。（這對你也是個好消息，現在有可能買到含有有效腸道菌的藥片了。）
要做一個有關治療任何具體的兒童疾病是否需要注射抗生素的決定都需要大量研究，以及全麵的成本–收益分析。這種方式對於感染了疾病的成年人同樣適用。 從自然實驗到適當實驗
從自然實驗中可以得出一些十分重要的推論，而這些需要通過適當實驗來進一步研究。
那些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孩子也可能在學業上無法有太大作為。如果教他們一年級的老師的教學能力處於學校後三位的水平，那他們在小學的表現更可能比較糟糕。如果他們足夠幸運，遇到一位教學能力在學校裏排前三位的老師，那麽他們的學業表現有可能接近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孩子。這種發現包含了一種自然實驗。如果孩子們被隨機分配在老師教學水平不同的班級裏，那麽我們可以進行一次真正的實驗。同時，什麽樣的父母在聽到自然實驗的結果會對教師的教學水平采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呢？
城市中的綠色植物很好，甚至比你假想的還要好。一項針對芝加哥同等公寓的研究發現，在周圍種植了綠色植物的公寓發生犯罪案件的數量比在周圍一片荒蕪或是隻有混凝土牆壁的公寓中的案件少一半。鑒於我們在第1章中就討論過，微妙的情境性暗示會深刻地影響人們的行為，因此這項研究並不令人驚訝。這項研究可能是一個真正的實驗，因為芝加哥住房辦公室的人員相信實驗是隨機選擇公寓的，並且沒有理由認為那不正確。另一方麵，普通人在提及“隨機”一詞時，他們理解的含義未必和科學家的定義相同。因此，若要確定綠色植物和低犯罪率之間的聯係，還需要進行真正的隨機實驗研究，以找到二者之間的可能因果關係，而不僅止於某種關聯。很明顯，這種真正的實驗十分必要。如果由真正的實驗得到的結果與自然實驗的結果一致，那麽我們需要用第4章中討論過的成本–收益分析來進一步分析。這樣的分析可以明確得出拆掉混凝土牆，種上綠植要耗費的成本。這種分析可能會表明改變城市布局是個可商討的課題。
科學家們常常從他們在自然實驗中的偶然發現裏得到靈感。18世紀的醫生愛德華·詹納注意到擠奶女工很少會得天花，而這種疾病和牛痘有關係，擠奶女工會接觸到牛痘。或許擠奶女工比黃油攪拌工人得天花少是因為牛痘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保護作用。詹納在一位年輕的擠奶女工手上提取了牛痘菌，然後將牛痘菌中的一些物質接種在一個8歲男孩的身上。這個男孩發了高燒，並且腋窩處感到不適。幾天後，詹納從一個天花病人身上的創傷處提取天花病毒接種在了男孩身上。這個男孩並沒有患上天花，於是詹納宣布他發現了一種防止感染天花的方法。在拉丁文中，“va”這個詞指牛，而牛痘則是“vinia”，因此詹納將他的治療方法稱作“vination”，即種痘。一個自然實驗引致了適當實驗，而後產生了改變世界的發現。今天，天花隻是作為一個單純的病毒樣本被保存在實驗室裏。（它之所以被保存，是因為萬一世界上的某個地方出現這種疾病，便需要從它那裏獲取製成疫苗的物質。） 不做實驗付出的高昂代價
不嚴肅進行實驗，我們有時會付出生命、財產、幸福的代價。
在實施“開端計劃”的近50年中，我們已經投入了2000億美元。開端計劃是一個針對學齡前兒童的項目，主要幫助那些貧困家庭和少數族裔的孩子改善其健康狀況，提升學業成績，甚至是智商水平。我們從這些投資中獲得了什麽呢？這個項目確實讓孩子們的身體素質改善，在初期提高了他們的智商水平和學業成績，然而這些成果隻維持了幾年。到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那些參加這個項目的孩子的表現與沒參加的孩子相比就不再超出很多了。
我們並不是很確定參加開端計劃的孩子在成年後是否比沒參加該計劃的孩子過得更好。這是因為這個項目中的孩子並不是隨機挑選的。那些完成了開端計劃的孩子會有迥異的人生道路，也不同於那些未參加計劃的孩子。調查者能得到的這些孩子成年之後的信息很少，而且幾乎隻能依賴他們對當年這個項目的回憶信息。人們需要回憶當年他們是否參加過這個學前項目，如果參加了，具體是哪一個呢。回顧性研究麵臨著大量潛在的陷阱，尤其是要追溯幾十年前的回憶時。回顧性研究的確表明了參加過開端計劃的孩子在成年後獲得了明顯的收益。然而，這個結果甚至都達不到自然實驗的水平，因為如果參加開端計劃與未參加計劃的孩子之間沒有預先存在的差異，那麽結果將是令人吃驚的。
人們繼續投入大量的資金在可能有效也可能沒有效果的項目上。
幸運的是，就像我們在第4章中提到的一樣，我們知道一些學前項目的確對一些孩子的未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開端計劃目的性更強的這些項目對參與者的智商水平的影響更長久，更重要的是，在實驗組中的成年人的確在學業成就和經濟收入上有顯著提升。
如果不知道在學前項目中什麽因素起作用，什麽因素不起作用，那麽耗費的成本將是極其巨大的。花在開端計劃項目上的2000億美元若用於較小範圍內的特定有困難的孩子，給他們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幫助，則效果更好。這可能會帶來更大的社會效益。（事實上，我們知道出身越貧寒的孩子，早期高質量的教育對他們的影響越大。而這些早教項目對於出身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的效果並不明顯。）此外，也沒有任何實驗來證明開端計劃的哪個方麵（如果有的話）是最有效的。對孩子的關注集中在教育方麵會比集中在社會方麵更好嗎？全日製的，還是半日製的？兩年的項目好，還是一年就足矣？若能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則隨之而來的社會、經濟效用都會更大。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比較容易，其所耗費的成本比對項目的投資要少得多。
至少，像開端計劃這樣的項目不太可能給孩子們帶來什麽傷害。而許多非科學家們設想的幹預方式可能會傷害孩子。
善意的人們設計了一個項目來幫助那些經曆過悲劇事件的精神受創的受害者。這樣的心理治療師鼓勵加入治療小組的人們以自己的角度重述事件，描述他們的情感反應，說出自己對他人反應的評價，討論自己的壓力症狀。治療師會引導受害者恢複正常狀態，並幫助他們在一次次治療過程中減輕症狀。在“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有大約9000名心理治療師到紐約市提供幫助。
這類心理治療師深得我心。然而，行為科學家們進行了大量隨機實驗來檢驗這種嚴重應激誘因疏泄治療的效用。他們並沒有發現任何證據可證明嚴重應激誘因疏泄治療對於抑鬱、焦躁、睡眠障礙等壓力症狀有積極效果。相反，有一些證據還顯示接受了嚴重應激誘因疏泄治療的人可能會發展出更嚴重的創傷壓力心理障礙。
巧合的是，行為科學家的確發現有些幹預對於創傷受害者有實際作用。在經曆過危機事件幾周後，社會心理學家詹姆斯·彭尼貝克讓創傷受害者連續4天晚上各自寫下內心最深處的感受，以及危機事件對他們生活的影響。沒有與治療師麵談，沒有小組治療，沒有專家提供如何應對創傷的意見，就是寫下感受。通常創傷經曆會對受害者帶來很大影響，讓他們受盡壓力和精神折磨。然而，我本人並不是很相信這種書寫傷痛的方法有很強的效果。這種書寫的方法自然比不上即刻的心理幹預、陳述傷痛或提供建議有效。但是這的確有效，我們的假設有時候並不正確。
彭尼貝克認為他的書寫練習方法有效果，這是因為這種方法讓人們在一段時間的煎熬和自我消解之後，形成了對於事件和自身反應的一種理解式的敘述。實驗表明，那些最有收獲的人是在書寫傷痛經曆早期有著不成熟和無序的敘述，而在結束時敘述連貫統一的人。
另外有一些善意的人試圖幫助一些因同輩壓力而犯罪或是自甘墮落的青少年，結果有時候甚至比用嚴重應激誘因疏泄療法治療創傷受害者還要糟糕。
幾十年前，在新澤西州的拉維州立監獄裏，獄友們決定做一些事警告那些以身犯險的青少年，告訴他們犯罪的嚴重後果。這些獄友向孩子們展示了監獄是什麽樣的，包括以圖表形式敘述了高牆之內的強奸和謀殺行為。
一部在藝術與娛樂頻道播出的獲獎紀錄片被命名為“現身試法”。這個名字和相關實踐席卷了美國各地。
這個“現身試法”項目會有作用嗎？人們針對此項目進行了7項實驗。每一項實驗都表明，那些參加了這個項目的孩子比在控製組的那些未接受任何幹預的孩子更容易犯罪。平均而言，犯罪率增加了13%。
這個拉維項目仍然在進行，在東新澤西有超過5萬個孩子參與過這個項目。讓我們用5萬這個數字乘以13%，得到6500這個數字。這就是那些善良的人們進行了所謂的幹預之後帶來的新增犯罪數量。而這隻是新澤西一個州的情況。這一項目還在很多地區被推行。華盛頓州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一項研究發現，每在“現身試法”項目上花費一美元，則對於犯罪治理和監禁的成本就增加了200多美元。
為什麽“現身試法”項目不起作用呢？它看上去應該是有效的。我們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它為何還會起到反作用，但這些並不重要。這種方法被設計出來是一個悲劇，犯罪並沒有停止。
為何犯罪沒有停止呢？我大膽猜測原因正是“它看上去應該明顯有效果”。許多人，包括大量政客，會寧願相信他們直覺上認定的因果假設，而不是科學數據。然而，這種認識對於理解科學家們無法找到“現身試法”項目無效的證據並沒有幫助。科學家，尤其是社會科學家，不會陷入在科學數據麵前抓住自己的直覺不放的陷阱，因為他們很清楚假設可能是錯的。（在本書寫作期間，美國藝術與娛樂頻道仍在播出宣揚“現身試法”項目的節目。）
d.a.r.e.（毒品抗拒教育）是另一項有意防止孩子誤入歧途的項目。該項計劃的一部分內容是，當地的警察接受80個小時的授課技巧培訓，然後進入學校，勸告孩子們減少服食毒品、飲用烈酒、消費煙草。這個項目每年得到地方、州和聯邦政府高達10億美元的資助。d.a.r.e.網站上的信息表明，美國75%的學校，全球有43個國家加入了這項計劃。
然而實際上，在d.a.r.e.計劃推行的30多年中，它並沒有降低青少年吸毒的概率。d.a.r.e.並不承認其項目的無效，還對於證明其失敗的科學證據強烈反對。由d.a.r.e.延伸出來的項目補充和替代了原有的項目，然而在外部研究機構的測評中，其效果仍然不顯著。
為什麽d.a.r.e.不起作用？我們不知道。它應該是有效的，但是我們沒有找到真正的原因。不過，有一些項目的確是降低了青少年吸毒、酗酒、消費煙草的概率。這其中包括“生活技能訓練”項目和“中西部預防計劃”。這些項目中有一些d.a.r.e.中不具備的因素，明顯的一點是這些項目會在孩子進入青春期前教授他們一些應對同輩壓力的方法。d.a.r.e.項目的設計者假設警察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影響因素，會對青少年起作用。而一位社會心理學家會告訴他們，同輩群體其實才是更有影響力的。這些更成功的項目也提供了有關青少年和成年人吸毒酗酒的信息。回顧這些信息，你會感到很驚訝，因為超出大多數青少年的預期，他們的吸毒概率下降了，並且是其同輩群體的行為使他們自身減少了錯誤行為。
那些傷害青少年的項目仍在繼續開展，而同時真正有用的項目卻沒有被正視，甚至不被采用。我們的社會為那些錯誤的假想付出了高昂的經濟和人身代價。 小結
有時候，我們會將自己觀察到的一些事物之間的關係認定為緊密的確定性關係，就像真正的實驗一樣。那些在幼年時期相對而言接觸了較多病菌的孩子在成年後較少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當這一發現在多種情形下被觀察到時——衛生條件差與條件好的國家，鄉村與城市，養寵物與不養寵物，自然分娩的與剖腹產的孩子等，這一論斷就顯得十分有說服力了。這類觀察引導科學家進行真正的實驗，以證明人在成長早期接觸病菌能夠降低未來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概率。
隨機控製實驗通常被當作科學和醫學研究中的黃金標準，這是有充分理由的。此類實驗的結果比其他任何實驗的結果都更有說服力。隨機分配保證了在實驗組和控製組的任何變量之間都是沒有差別的。我們發現的二者之間的任何差別通常都被認為是科學家的幹預導致的。雙盲隨機控製實驗是指在實驗中，研究者和病人都不知道病人所處的具體環境是什麽。這類實驗確保了結果僅僅是由幹預這個行為本身而導致的，而非醫生或病人有關幹預的知識的影響。
社會為不進行實驗而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因為沒有進行隨機實驗，我們不知道花費了2000億美元的“開端計劃”是否對於提高孩子的認知能力有效。因為進行了隨機控製實驗，我們了解到高質量的早教項目極其有效，參與其中的孩子在成年後在健康和其他方麵都獲益匪淺。針對早教技術的適當實驗有可能讓我們節省大量成本，並為個人和社會帶來益處。d.a.r.e.項目並未使得青少年減少吸毒酗酒，“現身試法”項目導致了更多的犯罪，心理治療師可能讓病人陷入更深的焦慮而沒有減輕他們的症狀。不幸的是，在許多領域，社會並沒有辦法保證其采用的幹預手段總能經過實驗的檢驗，也不能確保所有公共政策都經得起實驗的檢驗。
——“健康嬰兒抗菌建議”，美國有線電視新聞，2011年2月2日
在成長早期接觸到的細菌種類越多的嬰幼兒，在長大後出現各種過敏症狀的概率越小。
——“嬰幼兒接觸病菌與低過敏風險的關聯”，加拿大電視新聞，2011年11月3日
我們每天都會被朋友、同事和媒體提供的各種信息淹沒，他們竭力向我們建議，應當如何生活以及如何進行專業活動。
在過去10年中，我們了解到應當在飲食中盡量減少攝取脂肪，而現在我們卻得知適量的脂肪是對人體有益的。去年的報道說老年人補充維生素b6可以改善情緒和提升認知功能，而今年的消息否定了維生素b6的這兩種功效。15年前，權威人士說每天喝一杯紅酒有益於心血管健康，8年前的研究說所有的酒類都有此功能，而上個星期人們又說隻有紅酒有效了。
即便我們有意默認相信最新的醫學建議，我們還是得思量不同建議之間的矛盾之處。詹妮弗表姐的牙醫建議每天使用兩次牙線來清潔牙齒，而你自己的牙醫則建議偶爾使用牙線就足夠了。
《紐約時報》的金融作家建議你拋售股票、買進債券；《華爾街日報》的客座專欄作家建議你購置房產，並存儲大量現金；你的理財顧問建議你“把雞蛋放在多個籃子裏”；你的朋友傑克的理財顧問則勸你轉移基金，改買國外的股票。
你的朋友埃洛伊絲和馬克斯十分熱切地想把孩子送進最好的早教班，為此不惜一切代價；你的朋友厄爾和邁克則想讓他們初學走路的孩子在家裏接受教育，他們認為專門報一個早教班是多此一舉，隻想讓孩子快樂地成長。
本章會為讀者提供一些技巧，如何評估媒體上的各類科學說法和熟人們給出的各類建議，讀者們能夠學會如何自己搜集和分析信息。你會看到，如果我們一味依賴那些對於受到幹預的結果的假設，而不是進行相關實驗去證明的話，會造成多麽糟糕的結果。 說服力的鏈條
2月，你看到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n）的新聞，他們告訴你讓你的孩子遠離病菌；11月，你又看到加拿大電視台的新聞，他們說病菌對孩子有好處，多接觸可以降低孩子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概率，比如過敏症。你該相信誰呢？什麽樣的證據可以說服你讓孩子接觸病菌，而哪種證據又能讓你傾向於讓孩子盡量遠離病菌？這裏有一些自然實驗可能會對你回答這些問題有用。一個自然實驗是將兩個（或幾個）有共性卻在某個層麵上存在差異（此差異與變量結果相關）的樣本進行對比。沒有人可以操縱那種可能的相關差異，如果有，那就將是真正的實驗了。同時，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假設這些樣本在某種程度上有差異，這樣也會導致對比無意義。
假設你知道德國東部的人比德國西部的人更不容易過敏。
假設你知道俄羅斯人比芬蘭人更不容易過敏。
假設你知道農民比城市居民更不容易過敏。
假設你知道那些參加了日托項目的孩子比沒有參加的孩子更不容易過敏。
假設你知道那些在嬰幼兒時期就與寵物相伴的孩子比沒有和寵物玩耍的孩子更不容易過敏。
假設你知道那些在嬰幼兒時期時常腹瀉的孩子比腹瀉少的孩子更不容易過敏。
假設你知道那些以自然分娩方式出生的孩子比剖腹產出生的孩子更不容易過敏。
這些真實發生了，它們都是真實的。在一些相似的樣本以一種特定的方式恰好不同（實際上是自變量）時，這會引發結果上有爭議的差異（過敏作為因變量），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實驗類似於真正的實驗。每種自然實驗都提供了一種對假設的檢測方法，這種假設即是早期接觸病菌會對過敏產生免疫性，對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也會有抵抗，例如哮喘。（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一種反常的，會對身體中正常存在的物質產生錯誤“保護”作用的過度反應，在這種情況下，白細胞會攻擊身體組織。）
過敏產生的後果小到令人難受、大到使人身體虛弱，而哮喘引發的後果糟糕得多。在美國，每天都有上萬個孩子因哮喘不能上學，數以百計的人因此進入醫院，還有人因此而去世。
我們可以假設德國東部和俄羅斯的醫療衛生條件比德國西部和芬蘭要差，或者我們可以說在不久之前是這種情況。（有趣的是，許多年前，一位移民美國的波蘭人半開玩笑地告訴我，他認為過敏這事是美國人的發明。他可能語帶玄機。）
我們也可以假設在農場長大的孩子比在城市長大的孩子更有可能接觸到多種病菌。我們知道常和寵物在一起的孩子會接觸到更多細菌，包括寵物的排泄物中的細菌。我們還知道剛學會走路的孩子簡直就是行走的細菌培養皿，他們在日托幼兒園彼此傳播細菌的可能性比在家高許多。許多腹瀉的病例都是接觸了大量病菌而致。通過自然分娩的嬰兒在母親的陰道裏接觸了各類細菌。這些自然實驗都支持了細菌對嬰幼兒有益的觀點。
我懷疑這些發現會鼓勵你讓自己的孩子處在更加惡劣和不潔的環境裏，甚至讓孩子接觸到最不堪的那類細菌，比如黏液和動物排泄物中攜帶的細菌。
但是，如果你知道在孩子6歲時清理其帶有各類細菌的直腸可以降低免疫缺陷，你會怎麽做呢？事實就是這樣。我們現在有了相關性證據，或者說觀察性證據。在一類人群中，早期接觸病菌的範圍越廣，其患自免疫性疾病的概率越低。
如果你仍舊不想讓孩子接觸大量不同的病菌，那麽當你知道有一個相當可信的假說——“病菌暴露理論”可以解釋這些相關的和自然實驗的證據，你可能會受到影響。早期接觸病菌可以刺激免疫係統，而這種刺激會在日後有益於身體。處在發育初期的免疫係統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增強其抵抗力，適應環境，調試自身，日後較不易感染炎症，自身免疫性失調的可能性也會降低。
現在，你是否做好準備讓你的寶寶接觸一點兒髒東西了呢？我得承認，我恐怕不會這樣做。的確，自然實驗、相關性證據和可信的理論看上去都很有說服力，然而我還是想通過真正的雙盲，隨機控製實驗來檢驗這種論斷。在這個實驗裏，嬰兒要通過眾所周知的那種擲硬幣式的隨機分配法被分配到實驗組和控製組中，實驗組是高接觸病菌的環境，而控製組正相反。實驗者和參與者（在這裏是母親們）都對嬰兒接觸到的具體環境不知情。這種雙盲設計可以避免由這兩者在知情的情況下可能帶來的影響。如果實驗證明那些接觸了更多病菌的孩子會更不易過敏或患上哮喘，那麽我會嚴肅考慮讓我的孩子接觸大量病菌。
然而，我還是不確定我真的願意讓我的孩子成為像豚鼠一樣的實驗品，盡管實驗之前的確說服了我。幸運的是，不需要任何人把他們的孩子當作實驗品。有大量的動物模型可以幫助我們實驗。這是一種在進化序列上接近於人類的生物，那些實驗環境對這類生物產生的效果類似於對人的效果。
研究者研究了幼鼠接觸病菌程度不同所產生的結果。研究者沒有將幼鼠置於可高度接觸病菌的環境中，轉而創造了一種無菌環境並放置一些幼鼠於其中，同時將控製組的幼鼠置於有一定病菌存在的普通實驗室環境中。結果，那些在無菌環境中的幼鼠在結腸的部分位置和肺部出現了異常數量的殺傷性t細胞。這些多出來的t細胞甚至會攻擊那些不具有威脅性的物質，結果使得幼鼠們易發炎、過敏、患上哮喘。
我想我現在會聽從加拿大電視台的建議，讓我的孩子接觸病菌，即便這的確會讓我極度緊張。（還是請讀者們對我的建議保持警惕。畢竟，我不是真正的醫生，而隻是一個博士，就像我兒子不時會提醒我的那樣。）
如果你決定讓你家的嬰兒接觸大量的病菌，請注意這種接觸可能主要在生命最初的幾年起作用。因此，你可能並不想無限期地有意讓孩子接觸病菌。
無論你是否相信，就在我完成上述文段的那個星期，《美國醫學會小兒科期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被一些人認為是由腸道易激綜合征引發的嬰兒腹絞痛，可以通過讓嬰兒攝入5滴含有羅伊氏乳杆菌的溶液得到緩解。這種治療方式可以讓近半數腹絞痛的嬰兒減少啼哭。
要是你年幼的孩子被感染了怎麽辦？你會聽取醫生的建議讓孩子注射抗生素嗎？如果你了解到越是富裕的國家，人們患上炎症性腸病的概率越高，包括克羅恩氏病和潰瘍性結腸炎，你會如何做？這些疾病可能讓患者的病痛非常嚴重，甚至會致命。它們會引發腹痛、嘔吐、腹瀉、直腸出血、嚴重的腹部絞痛、貧血和體重下降。這應當引起你的警覺，即這種炎症性腸病，就像過敏和哮喘一樣，也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相關的症狀提供了間接的證據。不過，富裕本身並不會引發炎症性腸病。
但是某種與富裕有關聯的東西可能會引發這個問題。一些上了年紀的人會記得他們還是孩子的時候被瘟疫衝擊，患上中耳炎，而他們自己的孩子因為新時代發明出了阿莫西林得以在剛感染的時候就得到了有效治療。一個國家越富裕，那麽你去看醫生的可能性就越高，那麽便能通過抗生素得到救治，而借助醫療保險或自己出錢付診費的概率也越高。
然而，如果你像我一樣，你可能會懷疑注射所有的抗生素是否是個好主意。看起來，我確實也在擔心。那些耳部嚴重感染且注射了大量抗生素的孩子更有可能在日後患上炎症性腸病。
抗生素的作用有些過大。無論好壞，它們都會殺死，以及腸道的微生物群落中的醜陋的東西。
在成年人身上使用抗生素也會和患上腸道疾病有關聯。研究者發現，兩年前注射過多種抗生素的成年人患上炎症性腸病的概率是其他人的兩倍。
我們的證據依然隻是間接的。現在需要做一個真正的實驗。是的，這樣一個真正的實驗是存在的。
如果沒有接觸良性細菌是引發炎症性腸病的原因，那麽可以向腸道中注射良性細菌。比如使用含有健康人體腸道內部成分的灌腸劑就是治療炎症性腸病的有效方式。
勇敢的科學家們，甚至是那些更勇敢的病人，就曾嚐試這個實驗。（“所以，瓊斯太太，在這個實驗中，我們要將一個陌生人腸道中的提取物注入你的腸道內。並不是因為我們要拿你做實驗，而是這確實會對你有好處。”）幸運的是，這個實驗奏效了。接受此治療法的病人的病況確實有所改善，比那些控製組中注射鹽水的病人的情況要好。（這對你也是個好消息，現在有可能買到含有有效腸道菌的藥片了。）
要做一個有關治療任何具體的兒童疾病是否需要注射抗生素的決定都需要大量研究，以及全麵的成本–收益分析。這種方式對於感染了疾病的成年人同樣適用。 從自然實驗到適當實驗
從自然實驗中可以得出一些十分重要的推論，而這些需要通過適當實驗來進一步研究。
那些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孩子也可能在學業上無法有太大作為。如果教他們一年級的老師的教學能力處於學校後三位的水平，那他們在小學的表現更可能比較糟糕。如果他們足夠幸運，遇到一位教學能力在學校裏排前三位的老師，那麽他們的學業表現有可能接近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孩子。這種發現包含了一種自然實驗。如果孩子們被隨機分配在老師教學水平不同的班級裏，那麽我們可以進行一次真正的實驗。同時，什麽樣的父母在聽到自然實驗的結果會對教師的教學水平采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呢？
城市中的綠色植物很好，甚至比你假想的還要好。一項針對芝加哥同等公寓的研究發現，在周圍種植了綠色植物的公寓發生犯罪案件的數量比在周圍一片荒蕪或是隻有混凝土牆壁的公寓中的案件少一半。鑒於我們在第1章中就討論過，微妙的情境性暗示會深刻地影響人們的行為，因此這項研究並不令人驚訝。這項研究可能是一個真正的實驗，因為芝加哥住房辦公室的人員相信實驗是隨機選擇公寓的，並且沒有理由認為那不正確。另一方麵，普通人在提及“隨機”一詞時，他們理解的含義未必和科學家的定義相同。因此，若要確定綠色植物和低犯罪率之間的聯係，還需要進行真正的隨機實驗研究，以找到二者之間的可能因果關係，而不僅止於某種關聯。很明顯，這種真正的實驗十分必要。如果由真正的實驗得到的結果與自然實驗的結果一致，那麽我們需要用第4章中討論過的成本–收益分析來進一步分析。這樣的分析可以明確得出拆掉混凝土牆，種上綠植要耗費的成本。這種分析可能會表明改變城市布局是個可商討的課題。
科學家們常常從他們在自然實驗中的偶然發現裏得到靈感。18世紀的醫生愛德華·詹納注意到擠奶女工很少會得天花，而這種疾病和牛痘有關係，擠奶女工會接觸到牛痘。或許擠奶女工比黃油攪拌工人得天花少是因為牛痘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保護作用。詹納在一位年輕的擠奶女工手上提取了牛痘菌，然後將牛痘菌中的一些物質接種在一個8歲男孩的身上。這個男孩發了高燒，並且腋窩處感到不適。幾天後，詹納從一個天花病人身上的創傷處提取天花病毒接種在了男孩身上。這個男孩並沒有患上天花，於是詹納宣布他發現了一種防止感染天花的方法。在拉丁文中，“va”這個詞指牛，而牛痘則是“vinia”，因此詹納將他的治療方法稱作“vination”，即種痘。一個自然實驗引致了適當實驗，而後產生了改變世界的發現。今天，天花隻是作為一個單純的病毒樣本被保存在實驗室裏。（它之所以被保存，是因為萬一世界上的某個地方出現這種疾病，便需要從它那裏獲取製成疫苗的物質。） 不做實驗付出的高昂代價
不嚴肅進行實驗，我們有時會付出生命、財產、幸福的代價。
在實施“開端計劃”的近50年中，我們已經投入了2000億美元。開端計劃是一個針對學齡前兒童的項目，主要幫助那些貧困家庭和少數族裔的孩子改善其健康狀況，提升學業成績，甚至是智商水平。我們從這些投資中獲得了什麽呢？這個項目確實讓孩子們的身體素質改善，在初期提高了他們的智商水平和學業成績，然而這些成果隻維持了幾年。到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那些參加這個項目的孩子的表現與沒參加的孩子相比就不再超出很多了。
我們並不是很確定參加開端計劃的孩子在成年後是否比沒參加該計劃的孩子過得更好。這是因為這個項目中的孩子並不是隨機挑選的。那些完成了開端計劃的孩子會有迥異的人生道路，也不同於那些未參加計劃的孩子。調查者能得到的這些孩子成年之後的信息很少，而且幾乎隻能依賴他們對當年這個項目的回憶信息。人們需要回憶當年他們是否參加過這個學前項目，如果參加了，具體是哪一個呢。回顧性研究麵臨著大量潛在的陷阱，尤其是要追溯幾十年前的回憶時。回顧性研究的確表明了參加過開端計劃的孩子在成年後獲得了明顯的收益。然而，這個結果甚至都達不到自然實驗的水平，因為如果參加開端計劃與未參加計劃的孩子之間沒有預先存在的差異，那麽結果將是令人吃驚的。
人們繼續投入大量的資金在可能有效也可能沒有效果的項目上。
幸運的是，就像我們在第4章中提到的一樣，我們知道一些學前項目的確對一些孩子的未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開端計劃目的性更強的這些項目對參與者的智商水平的影響更長久，更重要的是，在實驗組中的成年人的確在學業成就和經濟收入上有顯著提升。
如果不知道在學前項目中什麽因素起作用，什麽因素不起作用，那麽耗費的成本將是極其巨大的。花在開端計劃項目上的2000億美元若用於較小範圍內的特定有困難的孩子，給他們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幫助，則效果更好。這可能會帶來更大的社會效益。（事實上，我們知道出身越貧寒的孩子，早期高質量的教育對他們的影響越大。而這些早教項目對於出身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的效果並不明顯。）此外，也沒有任何實驗來證明開端計劃的哪個方麵（如果有的話）是最有效的。對孩子的關注集中在教育方麵會比集中在社會方麵更好嗎？全日製的，還是半日製的？兩年的項目好，還是一年就足矣？若能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則隨之而來的社會、經濟效用都會更大。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比較容易，其所耗費的成本比對項目的投資要少得多。
至少，像開端計劃這樣的項目不太可能給孩子們帶來什麽傷害。而許多非科學家們設想的幹預方式可能會傷害孩子。
善意的人們設計了一個項目來幫助那些經曆過悲劇事件的精神受創的受害者。這樣的心理治療師鼓勵加入治療小組的人們以自己的角度重述事件，描述他們的情感反應，說出自己對他人反應的評價，討論自己的壓力症狀。治療師會引導受害者恢複正常狀態，並幫助他們在一次次治療過程中減輕症狀。在“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有大約9000名心理治療師到紐約市提供幫助。
這類心理治療師深得我心。然而，行為科學家們進行了大量隨機實驗來檢驗這種嚴重應激誘因疏泄治療的效用。他們並沒有發現任何證據可證明嚴重應激誘因疏泄治療對於抑鬱、焦躁、睡眠障礙等壓力症狀有積極效果。相反，有一些證據還顯示接受了嚴重應激誘因疏泄治療的人可能會發展出更嚴重的創傷壓力心理障礙。
巧合的是，行為科學家的確發現有些幹預對於創傷受害者有實際作用。在經曆過危機事件幾周後，社會心理學家詹姆斯·彭尼貝克讓創傷受害者連續4天晚上各自寫下內心最深處的感受，以及危機事件對他們生活的影響。沒有與治療師麵談，沒有小組治療，沒有專家提供如何應對創傷的意見，就是寫下感受。通常創傷經曆會對受害者帶來很大影響，讓他們受盡壓力和精神折磨。然而，我本人並不是很相信這種書寫傷痛的方法有很強的效果。這種書寫的方法自然比不上即刻的心理幹預、陳述傷痛或提供建議有效。但是這的確有效，我們的假設有時候並不正確。
彭尼貝克認為他的書寫練習方法有效果，這是因為這種方法讓人們在一段時間的煎熬和自我消解之後，形成了對於事件和自身反應的一種理解式的敘述。實驗表明，那些最有收獲的人是在書寫傷痛經曆早期有著不成熟和無序的敘述，而在結束時敘述連貫統一的人。
另外有一些善意的人試圖幫助一些因同輩壓力而犯罪或是自甘墮落的青少年，結果有時候甚至比用嚴重應激誘因疏泄療法治療創傷受害者還要糟糕。
幾十年前，在新澤西州的拉維州立監獄裏，獄友們決定做一些事警告那些以身犯險的青少年，告訴他們犯罪的嚴重後果。這些獄友向孩子們展示了監獄是什麽樣的，包括以圖表形式敘述了高牆之內的強奸和謀殺行為。
一部在藝術與娛樂頻道播出的獲獎紀錄片被命名為“現身試法”。這個名字和相關實踐席卷了美國各地。
這個“現身試法”項目會有作用嗎？人們針對此項目進行了7項實驗。每一項實驗都表明，那些參加了這個項目的孩子比在控製組的那些未接受任何幹預的孩子更容易犯罪。平均而言，犯罪率增加了13%。
這個拉維項目仍然在進行，在東新澤西有超過5萬個孩子參與過這個項目。讓我們用5萬這個數字乘以13%，得到6500這個數字。這就是那些善良的人們進行了所謂的幹預之後帶來的新增犯罪數量。而這隻是新澤西一個州的情況。這一項目還在很多地區被推行。華盛頓州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一項研究發現，每在“現身試法”項目上花費一美元，則對於犯罪治理和監禁的成本就增加了200多美元。
為什麽“現身試法”項目不起作用呢？它看上去應該是有效的。我們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它為何還會起到反作用，但這些並不重要。這種方法被設計出來是一個悲劇，犯罪並沒有停止。
為何犯罪沒有停止呢？我大膽猜測原因正是“它看上去應該明顯有效果”。許多人，包括大量政客，會寧願相信他們直覺上認定的因果假設，而不是科學數據。然而，這種認識對於理解科學家們無法找到“現身試法”項目無效的證據並沒有幫助。科學家，尤其是社會科學家，不會陷入在科學數據麵前抓住自己的直覺不放的陷阱，因為他們很清楚假設可能是錯的。（在本書寫作期間，美國藝術與娛樂頻道仍在播出宣揚“現身試法”項目的節目。）
d.a.r.e.（毒品抗拒教育）是另一項有意防止孩子誤入歧途的項目。該項計劃的一部分內容是，當地的警察接受80個小時的授課技巧培訓，然後進入學校，勸告孩子們減少服食毒品、飲用烈酒、消費煙草。這個項目每年得到地方、州和聯邦政府高達10億美元的資助。d.a.r.e.網站上的信息表明，美國75%的學校，全球有43個國家加入了這項計劃。
然而實際上，在d.a.r.e.計劃推行的30多年中，它並沒有降低青少年吸毒的概率。d.a.r.e.並不承認其項目的無效，還對於證明其失敗的科學證據強烈反對。由d.a.r.e.延伸出來的項目補充和替代了原有的項目，然而在外部研究機構的測評中，其效果仍然不顯著。
為什麽d.a.r.e.不起作用？我們不知道。它應該是有效的，但是我們沒有找到真正的原因。不過，有一些項目的確是降低了青少年吸毒、酗酒、消費煙草的概率。這其中包括“生活技能訓練”項目和“中西部預防計劃”。這些項目中有一些d.a.r.e.中不具備的因素，明顯的一點是這些項目會在孩子進入青春期前教授他們一些應對同輩壓力的方法。d.a.r.e.項目的設計者假設警察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影響因素，會對青少年起作用。而一位社會心理學家會告訴他們，同輩群體其實才是更有影響力的。這些更成功的項目也提供了有關青少年和成年人吸毒酗酒的信息。回顧這些信息，你會感到很驚訝，因為超出大多數青少年的預期，他們的吸毒概率下降了，並且是其同輩群體的行為使他們自身減少了錯誤行為。
那些傷害青少年的項目仍在繼續開展，而同時真正有用的項目卻沒有被正視，甚至不被采用。我們的社會為那些錯誤的假想付出了高昂的經濟和人身代價。 小結
有時候，我們會將自己觀察到的一些事物之間的關係認定為緊密的確定性關係，就像真正的實驗一樣。那些在幼年時期相對而言接觸了較多病菌的孩子在成年後較少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當這一發現在多種情形下被觀察到時——衛生條件差與條件好的國家，鄉村與城市，養寵物與不養寵物，自然分娩的與剖腹產的孩子等，這一論斷就顯得十分有說服力了。這類觀察引導科學家進行真正的實驗，以證明人在成長早期接觸病菌能夠降低未來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概率。
隨機控製實驗通常被當作科學和醫學研究中的黃金標準，這是有充分理由的。此類實驗的結果比其他任何實驗的結果都更有說服力。隨機分配保證了在實驗組和控製組的任何變量之間都是沒有差別的。我們發現的二者之間的任何差別通常都被認為是科學家的幹預導致的。雙盲隨機控製實驗是指在實驗中，研究者和病人都不知道病人所處的具體環境是什麽。這類實驗確保了結果僅僅是由幹預這個行為本身而導致的，而非醫生或病人有關幹預的知識的影響。
社會為不進行實驗而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因為沒有進行隨機實驗，我們不知道花費了2000億美元的“開端計劃”是否對於提高孩子的認知能力有效。因為進行了隨機控製實驗，我們了解到高質量的早教項目極其有效，參與其中的孩子在成年後在健康和其他方麵都獲益匪淺。針對早教技術的適當實驗有可能讓我們節省大量成本，並為個人和社會帶來益處。d.a.r.e.項目並未使得青少年減少吸毒酗酒，“現身試法”項目導致了更多的犯罪，心理治療師可能讓病人陷入更深的焦慮而沒有減輕他們的症狀。不幸的是，在許多領域，社會並沒有辦法保證其采用的幹預手段總能經過實驗的檢驗，也不能確保所有公共政策都經得起實驗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