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換裝了日式裝備的第五中隊兩百多官兵，這幾天都痛並快樂著。
他們的快樂來自於新的一切。
軍服鞋襪、個人用品、行軍背包等全部都是新的，更不用說武器裝備了。吃的方麵，天天有肉吃，頓頓有饅頭，讓他們感覺是在過節一樣。
當嶄新的三八步槍、歪把子機槍、92式重機槍、牛皮腰帶、牛皮子彈盒分到中隊，分到戰士們手中時，他們一個個高興地想要跳起來。而當一箱箱子彈被抬到班裏，班長告訴大家從今天起每人每天要打二十發子彈時，戰士們的興奮達到了高潮，一個個嗷叫著把班長抬起來拋到了空中。
他們的痛則來自於後麵幾天的實彈射擊。
實彈射擊的前幾天，大家的熱情都很高，士氣也很高。每人都能打二十槍，這在青年團都是不敢想的。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連續打槍的後坐力帶來的痛苦也就來了，特別是之前沒有槍隻有大刀長矛冷兵器的戰士，肩膀已經變得紅腫起來了。
就算是這樣，大家的熱情依舊不減，那些肩膀紅腫的戰士，在班長小隊長的鼓勵和關懷之下，每天的二十發子彈咬牙也要打完。
整個五子彈的射擊演練隻用了半個小時不到就結束了。整體的射擊水平提升很大，有七名戰士百米射擊水平達到了八十環以上，五十米距離更是槍槍十環。
其他戰士百米射擊雖然不盡如人意，但五十米的距離上，已經和獨立大隊戰士差不多了。
勉勵了五中隊戰士們一番後，孫義成和張錫珩兩人離開訓練營地返回支隊部，他們要商量一下針對道門會武裝的行動。
冀南地區的道門會組織，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時期，他們門派繁多，之間的關係更是錯綜複雜，各種人員魚龍混雜。地痞流氓、土匪響馬、惡霸土豪、散兵遊勇等充斥其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幫會組織。
抗戰爆發後，由於日軍南侵、國民政府各級機構人員南逃，導致政權的癱瘓，社會治安極度混亂，在這種情況下，會道門得到了迅速發展，在民間擁有強大的武裝勢力，成為共產黨、國民黨、日偽軍和地方上層人物的爭取對象。
為了爭取會道門，共產黨、國民黨、日本侵略者對會道門進行了各種爭取工作，在各種勢力的角逐麵前，會道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分化，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由於土匪、遊雜武裝的騷擾，廣大群眾在豪紳、地痞流氓等地方勢力代表的號召下，參加了各種各樣封建迷信團體，其中有些頭頭暗中通敵，名為會首，實為漢奸。
冀南地區的會道門約有120多種，其中活動最瘋狂的有一貫道、和平會、六離會、大刀會、紅槍會等等。這些道門會，多則上萬人，少則十幾人。
圍困張錫珩隊伍的是一支名叫“天門會”的中等規模的會教武裝，人數在三千出頭，盤踞在義井西南約三十裏地的北賈壁鄉大紅腦村。教會頭領王振國，土匪出身，據說和冀北民軍司令孫殿英以及國民黨河北抗日民軍總指揮張蔭梧的隊伍有些關係。
因東陵盜寶事件而出名，在山西被詭計多端閻老西算計成了光杆司令的孫殿英，在七七事變之後，被29軍軍長宋哲元委派為冀北民軍司令，後又被南京政府任命為冀南民軍司令。
孫殿英利用手中的錢財和以往的關係，開始大批收容由北平潰退下來的士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個“光杆司令”發展到三四千人馬。其後，孫殿英撤退到冀南武安，收留和找來一些舊部之後，隊伍又發展到一萬多人，司令部就在武安城西北某地。
打王振國可以，但和孫殿英發生矛盾（對抗），就不是和消滅蔣夢麟、擊潰牛瑞亭那麽簡單了。孫殿英是南京政府任命的冀南地區所有抗日遊擊隊伍的司令官，包括共產黨領導的遊擊力量在內都要受他節製。
如果和他或他的部下發生軍事對抗，不管打得過打不過，輿論方麵就站不住腳，如果被大眾知曉共產黨遊擊隊挑起國共兩黨對抗，哪怕是延安方麵也會處理他，給國人一個交代，沒有誰會承擔破壞聯合抗戰的責任。
所以，這個時候是萬萬不能和孫殿英或張蔭梧的部下發生軍事衝突的，就算是之前消滅蔣夢麟、擊潰牛瑞亭的事情，明麵上也隻能推到皇協軍身上去，和獨立支隊沒有一點關係。眾所周知，消滅擊潰這兩支國民黨遊擊支隊的人穿的可是皇協軍的軍服，和八路軍沒有任何關係。
“王振國的‘天門會’雖然有三千多人，但青壯隻有兩千出頭，剩下一千多都是老幼，槍也就四五百支，而且都是老舊破損的武器，比起之前的我們都不如。兩千青壯裏真正能夠拿起武器戰鬥的不足一千，而且還分散在周圍幾個村莊，和他在一起的估計在三五百人的樣子。”
支隊部裏，張錫珩正在給孫義成介紹“天門會”的情況。雖然現在不能明著和孫殿英的人翻臉動手，但了解一下目標人物的實力，為下一步可能的戰鬥做準備，也是應該的。
“天門會”成員除了一百多王振國的原來的土匪手下和一些地痞流氓之外，大多數都是大紅腦村附近周邊村莊的老百姓，沒有做過什麽傷天害理的事。
鬼子到來後，國民政府的力量南撤，鬼子由於力量不足隻能駐守縣城和重要地點，廣大的鄉村就變成真空地帶，各種土匪和漢奸隊伍到處橫行，敲詐勒索欺負老百姓，各村老百姓結社抱團也是為了自保，對抗那些土匪漢奸隊伍。
“上次我的隊伍被王振國圍困，要不是有會裏的老鄉幫忙，吃的苦頭會更多，也正是通過‘天門會’的一些鄉親，我們才能把被困的情報送出來，上級得到消息後及時對我們進行了解救。”
他們的快樂來自於新的一切。
軍服鞋襪、個人用品、行軍背包等全部都是新的，更不用說武器裝備了。吃的方麵，天天有肉吃，頓頓有饅頭，讓他們感覺是在過節一樣。
當嶄新的三八步槍、歪把子機槍、92式重機槍、牛皮腰帶、牛皮子彈盒分到中隊，分到戰士們手中時，他們一個個高興地想要跳起來。而當一箱箱子彈被抬到班裏，班長告訴大家從今天起每人每天要打二十發子彈時，戰士們的興奮達到了高潮，一個個嗷叫著把班長抬起來拋到了空中。
他們的痛則來自於後麵幾天的實彈射擊。
實彈射擊的前幾天，大家的熱情都很高，士氣也很高。每人都能打二十槍，這在青年團都是不敢想的。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連續打槍的後坐力帶來的痛苦也就來了，特別是之前沒有槍隻有大刀長矛冷兵器的戰士，肩膀已經變得紅腫起來了。
就算是這樣，大家的熱情依舊不減，那些肩膀紅腫的戰士，在班長小隊長的鼓勵和關懷之下，每天的二十發子彈咬牙也要打完。
整個五子彈的射擊演練隻用了半個小時不到就結束了。整體的射擊水平提升很大，有七名戰士百米射擊水平達到了八十環以上，五十米距離更是槍槍十環。
其他戰士百米射擊雖然不盡如人意，但五十米的距離上，已經和獨立大隊戰士差不多了。
勉勵了五中隊戰士們一番後，孫義成和張錫珩兩人離開訓練營地返回支隊部，他們要商量一下針對道門會武裝的行動。
冀南地區的道門會組織，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時期，他們門派繁多，之間的關係更是錯綜複雜，各種人員魚龍混雜。地痞流氓、土匪響馬、惡霸土豪、散兵遊勇等充斥其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幫會組織。
抗戰爆發後，由於日軍南侵、國民政府各級機構人員南逃，導致政權的癱瘓，社會治安極度混亂，在這種情況下，會道門得到了迅速發展，在民間擁有強大的武裝勢力，成為共產黨、國民黨、日偽軍和地方上層人物的爭取對象。
為了爭取會道門，共產黨、國民黨、日本侵略者對會道門進行了各種爭取工作，在各種勢力的角逐麵前，會道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分化，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由於土匪、遊雜武裝的騷擾，廣大群眾在豪紳、地痞流氓等地方勢力代表的號召下，參加了各種各樣封建迷信團體，其中有些頭頭暗中通敵，名為會首，實為漢奸。
冀南地區的會道門約有120多種，其中活動最瘋狂的有一貫道、和平會、六離會、大刀會、紅槍會等等。這些道門會，多則上萬人，少則十幾人。
圍困張錫珩隊伍的是一支名叫“天門會”的中等規模的會教武裝，人數在三千出頭，盤踞在義井西南約三十裏地的北賈壁鄉大紅腦村。教會頭領王振國，土匪出身，據說和冀北民軍司令孫殿英以及國民黨河北抗日民軍總指揮張蔭梧的隊伍有些關係。
因東陵盜寶事件而出名，在山西被詭計多端閻老西算計成了光杆司令的孫殿英，在七七事變之後，被29軍軍長宋哲元委派為冀北民軍司令，後又被南京政府任命為冀南民軍司令。
孫殿英利用手中的錢財和以往的關係，開始大批收容由北平潰退下來的士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個“光杆司令”發展到三四千人馬。其後，孫殿英撤退到冀南武安，收留和找來一些舊部之後，隊伍又發展到一萬多人，司令部就在武安城西北某地。
打王振國可以，但和孫殿英發生矛盾（對抗），就不是和消滅蔣夢麟、擊潰牛瑞亭那麽簡單了。孫殿英是南京政府任命的冀南地區所有抗日遊擊隊伍的司令官，包括共產黨領導的遊擊力量在內都要受他節製。
如果和他或他的部下發生軍事對抗，不管打得過打不過，輿論方麵就站不住腳，如果被大眾知曉共產黨遊擊隊挑起國共兩黨對抗，哪怕是延安方麵也會處理他，給國人一個交代，沒有誰會承擔破壞聯合抗戰的責任。
所以，這個時候是萬萬不能和孫殿英或張蔭梧的部下發生軍事衝突的，就算是之前消滅蔣夢麟、擊潰牛瑞亭的事情，明麵上也隻能推到皇協軍身上去，和獨立支隊沒有一點關係。眾所周知，消滅擊潰這兩支國民黨遊擊支隊的人穿的可是皇協軍的軍服，和八路軍沒有任何關係。
“王振國的‘天門會’雖然有三千多人，但青壯隻有兩千出頭，剩下一千多都是老幼，槍也就四五百支，而且都是老舊破損的武器，比起之前的我們都不如。兩千青壯裏真正能夠拿起武器戰鬥的不足一千，而且還分散在周圍幾個村莊，和他在一起的估計在三五百人的樣子。”
支隊部裏，張錫珩正在給孫義成介紹“天門會”的情況。雖然現在不能明著和孫殿英的人翻臉動手，但了解一下目標人物的實力，為下一步可能的戰鬥做準備，也是應該的。
“天門會”成員除了一百多王振國的原來的土匪手下和一些地痞流氓之外，大多數都是大紅腦村附近周邊村莊的老百姓，沒有做過什麽傷天害理的事。
鬼子到來後，國民政府的力量南撤，鬼子由於力量不足隻能駐守縣城和重要地點，廣大的鄉村就變成真空地帶，各種土匪和漢奸隊伍到處橫行，敲詐勒索欺負老百姓，各村老百姓結社抱團也是為了自保，對抗那些土匪漢奸隊伍。
“上次我的隊伍被王振國圍困，要不是有會裏的老鄉幫忙，吃的苦頭會更多，也正是通過‘天門會’的一些鄉親，我們才能把被困的情報送出來，上級得到消息後及時對我們進行了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