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領導哪裏知道，他們的電報猶如一粒石子（還是一粒很大的石子），投進了平靜的水麵，在八路軍和延安高層引起了巨大的震動。
就在他們等待的時候，一二九師、八路軍總部，以及延安之間的電報往來，已經達到了一個驚人的頻繁度。山西境內，大量無線電通訊信號的出現，引起了很多人很多勢力的關注，特別是華北日軍方麵，還以為八路軍要發動什麽大行動，給日軍造成了不小的壓力。
六月十二日晚上九點多，等待了十幾個小時的電報終於發到了六分區，來到了程司令和宋政委的手裏，電報內容很短，隻有區區的六個字：靜候上級來人。
上級的電報內容，讓冀南軍區兩位領導很是不解，“靜候上級來人”，短短六個字卻透露出了不少信息，這件事難道不值得上級高興嗎！或者，上級領導是其他意思吧！程司令和宋政委不敢亂猜上級領導的心思，隻能安心的在武安等候。
冀南軍區兩位領導的電報，確實引起了八路軍高層和延安方麵的高度關注，八路軍總部高層對此十分的興奮，一致認為六分區為八路軍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值得肯定和表揚。延安方麵，大部分領導也認同八路軍總部的意見，對六分區的行為持積極和肯定的態度。
但是，在延安內部，也有極少數一些人，或者說極個別的人，對此卻有另外不同的看法，本能的認為，這裏麵一定有問題，或者是有陰謀。也不是說這些極個別的領導有什麽壞心思，為了安全他們必須這樣想，把事情盡量往最壞的地方想。
一個地方根據地的軍分區，竟然有四十餘架飛機，還組建了飛行學校，培訓出三十多名了能夠駕駛飛機上天的飛行員！這是怎麽做到的，或者說，這是一個什麽行為？
如果沒有外部勢力的支持和幫助，八路軍根據地怎麽可能會有飛機？還是四十多架，他自己會造飛機還是花錢買來的？造根本不可能，那要是買，巨額的錢從哪裏來，購買的渠道又是哪裏？是通過重慶方麵還是和日本勾結？
這些實際存在的問題可不能被飛機帶來的喜悅衝淡和代替，必須嚴肅對待一一求證！
程司令和宋政委的電報內容雖然很長，但都是以說明介紹飛機、飛機場、飛行員等內容為主，對飛機的來源基本上都沒有怎麽提，這就給上級一定的誤判空間，想多想歪（也不能說歪）了很多事。
話既然說出來了，上級領導自然就要認真考慮和對待，因此在和八路軍總部（八路軍總部並不在延安，而在山西武鄉縣王家峪村）電報溝通了幾次以後，決定先對六分區飛機的來源問題進行一番調查，如果沒有問題，再對六分區領導做出表揚。
要調查飛機來源問題，就必須得有人去實地，從延安派人路途太過於遙遠，所以就決定讓山西的八路軍總部派人，一二九師和冀南軍區協助，完成初步的調查。
為什麽說是初步呢，因為還要等上級方麵的人到之後，對八路軍總部的調查進行再一次的審核，得出最終的結論。
對於上級領導的要求，八路軍總部的一幹領導最初是持反對意見的。冀南軍區第六軍分區可是在總部掛了號的，當然是赫赫有名的戰績戰功，軍分區司令員孫義成更是幾位領導最看重的年輕指揮員。
由於總指揮三月份就返回了延安，現在的八路軍總部，基本上都是副總指揮龐清宗在主持日常工作。相對於後方的延安，身處戰爭第一線的八路軍總部領導，對六分區和孫義成的認識要深刻得多，也直觀得多。現在六分區弄出了飛機這麽大的事情來，絕對是好事，天大的好事，高層不應該懷疑，而是要大力表揚和肯定。
和龐清宗副總指揮有同樣態度的，還有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卓紀權，在二人的心裏，六分區是八路軍在冀南的一個標杆，也是八路軍的一隻鐵拳，領導六分區的孫義成自然就是這一切的核心。
抗戰時期的八路軍總部，雖然有總指揮（總司令）和總參謀長，但前者大多數時間基本上在延安，後者更是從抗戰開始就奉命在國統區的武漢、重慶工作，一直就不在總部（四一年回延安），所以總部的一切都是副總指揮和副總參謀長兩人在主持，兩人的態度也就代表了總部的態度。
和八路軍總部一樣，一二九師的兩位師首長，對待孫義成那就更不在話下了，作為一二九師的轄區部隊和根據地，冀南磁武根據地可以算作是在兩人眼皮底下成長起來的，孫義成更是兩位首先看著一步一步由獨立大隊到獨立支隊，再到六分區的。
所以，當獲悉延安有領導懷疑六分區懷疑孫義成時，兩位首長直接把電報發到了懷疑的那位領導手裏，以自己的黨性和原則，證明孫義成的忠誠和可靠。
有了總部首長和一二九師首長的雙重支持和肯定，上級領導就要更加嚴肅且認真地對待這個事情。懷疑是要有證據的，不能因為懷疑就否定一個人的成績和功勞，經過大半天的爭論和討論之後，上級領導做出了決定，先了解飛機的來源問題然後再下結論，不能冤枉了一個好同誌。
“孫義成，我曉得，就是那個籃球打的特別好的抗大學員嗎！還有，他對歐洲戰爭的預估和判斷也是蠻準的嗎，是一個有頭腦的年輕人。對了，鬼子的那個二十師團，不就是他的部隊消滅的嗎，這樣年輕有才幹的指揮員，我們八路軍裏麵可不多，要好好愛護才行啊！”
據說這是上級領導事後說過的一段話，準確來源無從考證。
六月下旬，八路軍總部和一二九師一行四人來到了武安，進入西寺莊機場，開始了他們對六分區機場情況的調查了解，六分區所有人上到司令員政委，下到每一個戰士，都要做好被詢問的準備。
就在他們等待的時候，一二九師、八路軍總部，以及延安之間的電報往來，已經達到了一個驚人的頻繁度。山西境內，大量無線電通訊信號的出現，引起了很多人很多勢力的關注，特別是華北日軍方麵，還以為八路軍要發動什麽大行動，給日軍造成了不小的壓力。
六月十二日晚上九點多，等待了十幾個小時的電報終於發到了六分區，來到了程司令和宋政委的手裏，電報內容很短，隻有區區的六個字：靜候上級來人。
上級的電報內容，讓冀南軍區兩位領導很是不解，“靜候上級來人”，短短六個字卻透露出了不少信息，這件事難道不值得上級高興嗎！或者，上級領導是其他意思吧！程司令和宋政委不敢亂猜上級領導的心思，隻能安心的在武安等候。
冀南軍區兩位領導的電報，確實引起了八路軍高層和延安方麵的高度關注，八路軍總部高層對此十分的興奮，一致認為六分區為八路軍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值得肯定和表揚。延安方麵，大部分領導也認同八路軍總部的意見，對六分區的行為持積極和肯定的態度。
但是，在延安內部，也有極少數一些人，或者說極個別的人，對此卻有另外不同的看法，本能的認為，這裏麵一定有問題，或者是有陰謀。也不是說這些極個別的領導有什麽壞心思，為了安全他們必須這樣想，把事情盡量往最壞的地方想。
一個地方根據地的軍分區，竟然有四十餘架飛機，還組建了飛行學校，培訓出三十多名了能夠駕駛飛機上天的飛行員！這是怎麽做到的，或者說，這是一個什麽行為？
如果沒有外部勢力的支持和幫助，八路軍根據地怎麽可能會有飛機？還是四十多架，他自己會造飛機還是花錢買來的？造根本不可能，那要是買，巨額的錢從哪裏來，購買的渠道又是哪裏？是通過重慶方麵還是和日本勾結？
這些實際存在的問題可不能被飛機帶來的喜悅衝淡和代替，必須嚴肅對待一一求證！
程司令和宋政委的電報內容雖然很長，但都是以說明介紹飛機、飛機場、飛行員等內容為主，對飛機的來源基本上都沒有怎麽提，這就給上級一定的誤判空間，想多想歪（也不能說歪）了很多事。
話既然說出來了，上級領導自然就要認真考慮和對待，因此在和八路軍總部（八路軍總部並不在延安，而在山西武鄉縣王家峪村）電報溝通了幾次以後，決定先對六分區飛機的來源問題進行一番調查，如果沒有問題，再對六分區領導做出表揚。
要調查飛機來源問題，就必須得有人去實地，從延安派人路途太過於遙遠，所以就決定讓山西的八路軍總部派人，一二九師和冀南軍區協助，完成初步的調查。
為什麽說是初步呢，因為還要等上級方麵的人到之後，對八路軍總部的調查進行再一次的審核，得出最終的結論。
對於上級領導的要求，八路軍總部的一幹領導最初是持反對意見的。冀南軍區第六軍分區可是在總部掛了號的，當然是赫赫有名的戰績戰功，軍分區司令員孫義成更是幾位領導最看重的年輕指揮員。
由於總指揮三月份就返回了延安，現在的八路軍總部，基本上都是副總指揮龐清宗在主持日常工作。相對於後方的延安，身處戰爭第一線的八路軍總部領導，對六分區和孫義成的認識要深刻得多，也直觀得多。現在六分區弄出了飛機這麽大的事情來，絕對是好事，天大的好事，高層不應該懷疑，而是要大力表揚和肯定。
和龐清宗副總指揮有同樣態度的，還有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卓紀權，在二人的心裏，六分區是八路軍在冀南的一個標杆，也是八路軍的一隻鐵拳，領導六分區的孫義成自然就是這一切的核心。
抗戰時期的八路軍總部，雖然有總指揮（總司令）和總參謀長，但前者大多數時間基本上在延安，後者更是從抗戰開始就奉命在國統區的武漢、重慶工作，一直就不在總部（四一年回延安），所以總部的一切都是副總指揮和副總參謀長兩人在主持，兩人的態度也就代表了總部的態度。
和八路軍總部一樣，一二九師的兩位師首長，對待孫義成那就更不在話下了，作為一二九師的轄區部隊和根據地，冀南磁武根據地可以算作是在兩人眼皮底下成長起來的，孫義成更是兩位首先看著一步一步由獨立大隊到獨立支隊，再到六分區的。
所以，當獲悉延安有領導懷疑六分區懷疑孫義成時，兩位首長直接把電報發到了懷疑的那位領導手裏，以自己的黨性和原則，證明孫義成的忠誠和可靠。
有了總部首長和一二九師首長的雙重支持和肯定，上級領導就要更加嚴肅且認真地對待這個事情。懷疑是要有證據的，不能因為懷疑就否定一個人的成績和功勞，經過大半天的爭論和討論之後，上級領導做出了決定，先了解飛機的來源問題然後再下結論，不能冤枉了一個好同誌。
“孫義成，我曉得，就是那個籃球打的特別好的抗大學員嗎！還有，他對歐洲戰爭的預估和判斷也是蠻準的嗎，是一個有頭腦的年輕人。對了，鬼子的那個二十師團，不就是他的部隊消滅的嗎，這樣年輕有才幹的指揮員，我們八路軍裏麵可不多，要好好愛護才行啊！”
據說這是上級領導事後說過的一段話，準確來源無從考證。
六月下旬，八路軍總部和一二九師一行四人來到了武安，進入西寺莊機場，開始了他們對六分區機場情況的調查了解，六分區所有人上到司令員政委，下到每一個戰士，都要做好被詢問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