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革總會催生一些奇特的夥伴。
伊拉斯謨的名字可以堂而皇之地印在一本備受尊崇的書上，供全家人閱讀。但是在大庭廣眾之中，提及拉伯雷的名字，就會被視為有傷大雅了。這個家夥的確是個非常危險的人物，以至於我們國家已經有法律規定，禁止讓無辜的兒童接觸他的邪惡作品。在許多州裏，他的著作隻能從一些膽大妄為的書販子手中購得。
誠然，此事是技窮的寡頭政治的恐怖統治強加給我們的荒唐事例中的一個。
首先，閱讀拉伯雷的作品，20世紀的普通人大概和閱讀《湯姆·瓊斯》《七麵山牆的宅第》(1)等作品一樣感到枯燥無味，很少有人能讀完冗長不堪的第一章。
其次，在拉伯雷的作品中沒有什麽意圖明顯的寓意。他用的都是當時常用的詞匯，今天已經不怎麽常用了。但是在那個充滿鄉村韻味的田園時代，90％的人都僅僅依靠土地生活，一把“鐵鍬”就是一把“鐵鍬”，不會有其他什麽含義。也不會有人把“母狗”誤當做“貴婦的狗”(2)。
不，現在對這位出色的外科醫生作品的非議，不是因為不讚成他那豐富而稍顯直白的詞語，而是要深刻得多。起因緣於恐懼。是因為麵對不肯向生活低頭而且直言不諱的人時，很多出色人物都會感到一種恐懼。
延續我們的時代的舊建築
據我的看法，人可以分成兩大類：一種是對生活持“肯定”態度的人，一種則是對生活持“否定”態度的人。前一種人接受生活，並且勇氣十足地付出努力，盡可能充分地利用命運對他們提出的挑戰。而後一種人也接受生活（這又怎能由得了他們自己呢），但是這類人對所得到的東西卻抱有極端輕蔑的態度，甚至還會悶悶不樂。就像是一心想要得到一個木偶或者玩具火車的小孩子，結果卻得到了一個小弟弟。
“肯定”派的快樂弟兄樂於接受愁眉苦臉的“否定”派對自己的評頭論足，對他們報以寬容的態度，即便是“否定”派為自己的絕望築起嚇人的尖碑時，“肯定”派也不去阻攔他們將悲傷灑滿大地。而“否定”派的弟兄則對“肯定”派很少有這樣的禮遇。
事實上，假如“否定”派有辦法，會立刻把“肯定”派清除出地球。
既然這一點很難做到，“否定”派的人為了滿足自己的嫉妒心，就不斷地迫害那些聲稱“世界屬於生者而非死者”的人們。
拉伯雷醫生屬於“肯定”派的人。他的病人，或者說他的思想，從來沒有向往過墓園。這在當時無疑是件令人遺憾的事情，但是我們總不能全部都去做掘墓人。這世上應該有些樂天派，如果世界上都是哈姆雷特，那住起來豈不是非常可怕？！
至於拉伯雷的生平，並沒有什麽神秘之處。他的朋友寫的書中遺漏的少數細節，在他的敵人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這樣我們就可以相當準確地了解他的生平足跡。
拉伯雷屬於緊隨伊拉斯謨的那一代人，不過他降生時世界仍然在僧侶、修女、執事和無數托缽僧的控製之中。他生於芝農，他的父親要麽是藥劑商，要麽是售酒販（在15世紀這可是不同的職業）。老人家家道富裕，完全有能力送兒子上個好學校。在學校裏，年輕的弗朗西斯·拉伯雷結識了當地著名的杜貝拉·德朗家族的後裔，這些男孩都像他們的父輩一樣有一點兒天才，很擅長寫作，偶爾也很能打仗。他們都老於世故——這個詞常被誤解，在這裏用於褒義。他們都是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擔任數不清的公職，當上主教、樞機或者大使，翻譯經典，編輯步兵、炮兵訓練手冊，出色地完成了當時的貴族該做的很多有用的事情。那時，一個頭銜會讓人陷入除了義務和職責之外，幾乎沒有什麽樂趣的生活。
後來杜貝拉家族對拉伯雷的友誼表明，他顯然不是他們的酒肉朋友。在一生經曆的坎坷沉浮之中，拉伯雷總能夠得到老同學的幫助和支持。每當他和自己的上司有麻煩，杜貝拉家族城堡的大門都會向他敞開；每當法國的土地容不下這個唐突而率直的年輕道德家，杜貝拉家總會有人恰好出使國外，而且急需一個精通拉丁文而又懂點醫術的人做秘書。
這些可不是什麽瑣碎細節。不止一次了，每當這位博學的醫生的生活似乎就要突然在痛苦中戛然而止的時候，都是他的老朋友把他從憤怒的索邦神學院，或者咬牙切齒的加爾文主義者手中解救出來。加爾文主義者本來把他當做自己人，可他卻在大庭廣眾之下毫不留情地嘲諷加爾文派教主的狂熱，就像他在楓迪南和馬爾塞斯諷刺自己從前的同事一樣，這讓加爾文主義者深為失望。
在這兩個敵人中，巴黎大學索邦神學院當然要厲害得多。加爾文可以隨心所欲地大發雷霆以解心頭之恨，但是出了瑞士一個小小地界，他的雷霆大怒也就像幾個爆竹，沒有多少威力了。
索邦神學院則不同，它堅定地捍衛正統派和舊學，在其權威受到質疑時絕不容情。而且，法蘭西國王和他的劊子手總是給予其由衷的合作，何況還有牛津大學助陣。
天哪，拉伯雷一離開學校，立刻就被人盯上了。這不是因為他喜歡喝美酒，愛講同伴僧侶的可笑故事，他的所作所為比這些嚴重得多——他經不起誘惑學起了“邪惡”的希臘語。
這消息剛一傳到他所在的修道院院長那裏，就立刻下令搜查他的寢室。結果發現滿屋子的文學禁書，還有一本《荷馬史詩》，一本《新約》和一本希羅多德(3)的書。
這個發現太駭人了，他那些有勢力的朋友們到處活動，才幫著他擺脫了困境。
這是教會發展史上一個有意思的時期。
前麵我已經講過，起初修道院曾經是文明的前哨陣地，僧侶和修女為提高教會聲望方麵作出了不可估價的貢獻。然而，不止一位教皇已經預見到，修道院過於強大的發展是十分危險的。但是事情總是這樣，盡管人人都知道應該對修道院采取某些措施，卻遲遲不見什麽行動。
在新教徒中似乎有一種共識，覺得天主教會是一個平穩的組織，由一小撮高貴的獨裁者無聲無息地，甚至是自動地管理著，從來沒有遭遇過普通百姓構成的其他組織中司空見慣的內部動蕩。
這真是大錯而特錯。
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或許是由於誤解了一個詞造成的。
沉迷於民主思想的人們，聽到誰宣揚有“一貫正確”的人，便會大為震驚。
所以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如果這個龐大的組織隻有一個人說了算，其他人隻需要跪在地上說‘阿門’服從他，這個組織管理起來倒也不難。”
對於一個在新教國家長大的人來說，要對這個錯綜複雜的問題取得正確而公正的看法，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我沒有弄錯，關於教皇“一貫正確”的言論，就像美國的憲法修正案一樣屈指可數。
而且，凡是屬於重大的決策，一定要經過充分的商討才能確定，決定之前的辯論常常會動搖教會的整個軀體。因此這樣產生的宣言是“一貫正確”的，就像美國的憲法修正案“一貫正確”一樣，因為它們是“最終”的，而且一旦生效並入國家的最高法，任何進一步的爭論都將結束。
倘若有人聲稱，治理美國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因為一旦有緊急情況，全體人民都會堅定地支持憲法，那他就大錯特錯了。這就好像說，所有的天主教徒在事關信仰的重大問題上都承認教皇的絕對權威，所以他們都是些馴順的羔羊，會放棄任何擁有自己獨特思想的權利。
果真如此的話，住在拉特蘭和梵蒂岡宮殿裏的人日子就好過了。但是隻需對近1500年來的曆史稍作膚淺的研究，就會發現情況恰恰相反。有些維護新教的鬥士們寫文章，說羅馬當局對路德、加爾文和茨溫利全力譴責的那些邪惡事情一無所知，其實他們才是對事實一無所知，要麽就是被追求美好事業的熱情衝昏了頭腦。
像阿德裏安六世和克雷芒七世這樣的教皇，都知道自己的教會存在嚴重的問題。可是，就連可憐的哈姆雷特王子最後也不得不承認，指出丹麥王國內有些腐敗的事情是一回事，而要鏟除那些邪惡的弊端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勸誘
有人以為，一個誠摯的人憑借無私的努力，能夠在一夜之間推翻數百年的積弊。那位不幸的王子並不是這種美好幻想的最後一個受害者。
當年俄國有很多有識之士都清楚地知道，統治著他們的帝國的舊官僚機構已經腐敗無能，已經威脅到國家的安全。於是他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來推行改革，結果失敗了。
有多少美國公民對這件事進行過反複思考，卻仍然不能看清，如果不建立代議製政府（像共和政體的創立者希望的那樣），而推行民主政體，最終將造成體製上的一係列無政府的狀態啊。
然而，他們又能怎麽辦呢？
這種問題開始引起公眾注意的時候，就已經到了十分複雜的地步，除非經曆一場社會動亂，否則幾乎沒有辦法解決。而社會動亂是大部分人都想竭力避免的可怕事情。他們為了不致走向極端，便對舊的、老朽的機製竭盡全力地修修補補，同時祈禱出現奇跡，使機製再次運轉起來。
依靠一些宗教組織建立起來的並維持運轉的蠻橫的宗教和社會獨裁，是中世紀末期最臭名昭著的邪惡之一。
曆史上發生過幾次軍隊跟隨總司令而去的事情。直截了當地說，局勢的發展已經完全超出了教皇的控製。他們能做的隻有穩住陣腳，改進一下自己的聚會組織，同時盡力妥善安撫那些引起托缽僧人不滿的人（現在這些托缽僧也成了教皇的敵人）。
伊拉斯謨是經常受到教皇保護的眾多學者之一。不論盧樊(4)如何發怒，多明我會如何生氣，羅馬總是堅定地一動不動，對這個無視自己命令的人無可奈何地說：“由這老頭兒去吧！不管他啦！”
介紹了這些情況之後，我們就不會感到驚訝：當思維敏捷但桀驁不馴的拉伯雷即將受到本修道院的上司處罰時，他總能得到羅馬教廷的支持；當他無法忍受自己的研究不斷地受到幹擾時，又能夠順利地得到批準，離開修道院。
就這樣，拉伯雷輕舒了一口氣，彈掉腳上馬爾塞斯的灰塵，來到法蘭西南部一個名叫蒙彼利埃的城市，再到裏昂學習醫學課程。
他真是一個非凡的天才，不到兩年時間，他就從一個本篤會(5)的修士，成為裏昂市醫院主要的內科醫生。但是剛剛得到這些榮譽，他那顆不安分的心就又開始尋找新的活動領域。他沒有丟棄自己的藥粉和藥片，而是在研究解剖學（一門和研究希臘語一樣危險的新學科）之餘，又從事文學寫作了。
裏昂位於羅油河穀的中部，對關注純文學的人來說是一個理想的城市。這裏離意大利不遠，幾天的輕鬆旅程就可到達普羅旺斯。盡管那個特魯巴德一派抒情詩人的樂園在宗教法庭的手中備受蹂躪，但是它古老的文學傳統並沒有徹底喪失。更何況，裏昂的印刷業十分出名，產品品質優良，書店中還陳列有最新的出版物。
當時一個名叫塞巴斯蒂安·格裏菲斯的大印刷商，要找人編輯一個中世紀經典作品集，自然想到應該找這位身兼學者的新醫生。他請來拉伯雷做這件事。在加朗(6)和希波克拉底教派的學術論文發表之後，緊接著又是年鑒和小故事集。從這樣一個不起眼的開端之後，出現了那本大部頭的著作，使它的作者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
拉伯雷追求新事物的天賦，首先使得他成了一位成功的醫學實踐家，同樣是這種天賦，又使他成了一位成功的小說家。他做了前人不敢問津的事情，開始用普通群眾的語言寫作，他打破了千年來的舊傳統，即認為學者隻能用老百姓不懂的語言寫作的傳統。他先用法語寫作，後來，在公元1532年又用不加修飾的地方語寫作。
拉伯雷是在何時何地，怎樣找到他心愛的兩個主人公枷岡杜亞和龐大固埃的呢？我很願意把這個問題留給文學教授們去議論。也許他們本是什麽異教的天神，憑著異類的本性，經受了基督教1500年的迫害與鄙視，形象卻存活到現在。
也許拉伯雷是在一陣狂歡的發泄之中創造出他們的。
不管怎麽說，拉伯雷為各個民族帶來了巨大的歡愉，人們說他為人類的笑聲增添了內容。對作家來說，沒有什麽比這更高的讚譽了。但是，他的作品絕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滑稽”作品，它們有著嚴肅的一麵。16世紀前半期教會的血腥統治造成了無數慘劇，拉伯雷的作品通過對人物漫畫式的描寫，為寬容的事業打出了勇敢的一拳。
作為一位訓練有素的神學家，拉伯雷知道怎樣避免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的直接言論。他的處事原則是，一個在鐵窗外自由快樂的幽默家，勝過鐵窗裏的數十個憂傷的改革者。所以他總是避免用過於直白的方式表達自己極不正統的觀點。
但是他的敵人非常清楚他要做什麽。巴黎索邦神學院指名道姓地譴責他的著作，巴黎國會也把他的書列上了黑名單，沒收並焚毀了自己管轄範圍內能找到的拉伯雷的所有作品。但是盡管劊子手們活動猖獗（那時他們也是官方的毀書人），《巨人傳》仍然是暢銷的經典作品。在將近400年的時間裏，它一直啟迪著那些能夠從幽默的智慧和善意的笑聲中得到歡愉的人們。然而有些人固執地認為，真理女神的嘴角一旦露出微笑，就不再是個好女人，所以《巨人傳》還總是讓持有這種觀念的人非常惱火。
至於作者拉伯雷本人，過去和現在都被視為“一本書成名的人”。他的朋友杜貝拉家族一直對他非常忠實，據說他那本洪水猛獸般的作品能夠問世，就是得益於這家人的“特別關照”。但是拉伯雷一生都保持著謹慎的美德，總是對這個名門望族的宅第抱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
不過，他曾經冒險來到羅馬訪問，不但沒遭受到任何阻難，反而受到了熱情的歡迎。公元1550年他回到了法蘭西，住在默頓，3年後離開了人世。
要準確地衡量這樣一位人物產生的積極影響，簡直是不可能的，他畢竟是一個人，而不是一股電流或者一桶汽油。
有人說他隻是一個摧毀者。
也許如此吧。
但是他所處的時代恰恰非常需要一支摧毀舊社會的隊伍，而隊伍的領頭人恰恰應該是伊拉斯謨和拉伯雷這樣的人物。
然而，很多即將出現的新建築，正在和他們企圖摧毀的老建築一樣醜陋不堪，這是誰也無法預見的。
反正，無論如何這是下一代人的錯。
他們才是一些我們理應責備的人。
他們本來有一個開辟新天地的千載難逢的良好機會。
可是，他們卻毀掉了這個好機會，願主寬恕這些人的靈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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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別為英國亨利·菲爾丁（1707—1754）和美國納撒尼爾·霍桑（1804—1864）的著作。
(2) 在英語中，“鐵鍬”（spade）這個詞還有撲克牌“黑桃”的意思；而“母狗”和“貴婦的狗”則同dy-dog。
(3) 希羅多德（約前484至前425），古希臘曆史學家，有“曆史學之父”的美稱。
(4) 指比利時中部的天主教盧樊大學，比利時最著名的大學。
(5) 天主教隱修會之一。公元529年由貴族出身的意大利人本篤創建。
(6) 加朗（約129—約199）：自希波克拉底之後最傑出的古代醫學家。他在動物身上的解剖學研究和對人體功能的觀察，指導了其後1000多年的醫學理論和實踐。加朗和希波克拉底被西方人視為“醫學之父”。
伊拉斯謨的名字可以堂而皇之地印在一本備受尊崇的書上，供全家人閱讀。但是在大庭廣眾之中，提及拉伯雷的名字，就會被視為有傷大雅了。這個家夥的確是個非常危險的人物，以至於我們國家已經有法律規定，禁止讓無辜的兒童接觸他的邪惡作品。在許多州裏，他的著作隻能從一些膽大妄為的書販子手中購得。
誠然，此事是技窮的寡頭政治的恐怖統治強加給我們的荒唐事例中的一個。
首先，閱讀拉伯雷的作品，20世紀的普通人大概和閱讀《湯姆·瓊斯》《七麵山牆的宅第》(1)等作品一樣感到枯燥無味，很少有人能讀完冗長不堪的第一章。
其次，在拉伯雷的作品中沒有什麽意圖明顯的寓意。他用的都是當時常用的詞匯，今天已經不怎麽常用了。但是在那個充滿鄉村韻味的田園時代，90％的人都僅僅依靠土地生活，一把“鐵鍬”就是一把“鐵鍬”，不會有其他什麽含義。也不會有人把“母狗”誤當做“貴婦的狗”(2)。
不，現在對這位出色的外科醫生作品的非議，不是因為不讚成他那豐富而稍顯直白的詞語，而是要深刻得多。起因緣於恐懼。是因為麵對不肯向生活低頭而且直言不諱的人時，很多出色人物都會感到一種恐懼。
延續我們的時代的舊建築
據我的看法，人可以分成兩大類：一種是對生活持“肯定”態度的人，一種則是對生活持“否定”態度的人。前一種人接受生活，並且勇氣十足地付出努力，盡可能充分地利用命運對他們提出的挑戰。而後一種人也接受生活（這又怎能由得了他們自己呢），但是這類人對所得到的東西卻抱有極端輕蔑的態度，甚至還會悶悶不樂。就像是一心想要得到一個木偶或者玩具火車的小孩子，結果卻得到了一個小弟弟。
“肯定”派的快樂弟兄樂於接受愁眉苦臉的“否定”派對自己的評頭論足，對他們報以寬容的態度，即便是“否定”派為自己的絕望築起嚇人的尖碑時，“肯定”派也不去阻攔他們將悲傷灑滿大地。而“否定”派的弟兄則對“肯定”派很少有這樣的禮遇。
事實上，假如“否定”派有辦法，會立刻把“肯定”派清除出地球。
既然這一點很難做到，“否定”派的人為了滿足自己的嫉妒心，就不斷地迫害那些聲稱“世界屬於生者而非死者”的人們。
拉伯雷醫生屬於“肯定”派的人。他的病人，或者說他的思想，從來沒有向往過墓園。這在當時無疑是件令人遺憾的事情，但是我們總不能全部都去做掘墓人。這世上應該有些樂天派，如果世界上都是哈姆雷特，那住起來豈不是非常可怕？！
至於拉伯雷的生平，並沒有什麽神秘之處。他的朋友寫的書中遺漏的少數細節，在他的敵人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這樣我們就可以相當準確地了解他的生平足跡。
拉伯雷屬於緊隨伊拉斯謨的那一代人，不過他降生時世界仍然在僧侶、修女、執事和無數托缽僧的控製之中。他生於芝農，他的父親要麽是藥劑商，要麽是售酒販（在15世紀這可是不同的職業）。老人家家道富裕，完全有能力送兒子上個好學校。在學校裏，年輕的弗朗西斯·拉伯雷結識了當地著名的杜貝拉·德朗家族的後裔，這些男孩都像他們的父輩一樣有一點兒天才，很擅長寫作，偶爾也很能打仗。他們都老於世故——這個詞常被誤解，在這裏用於褒義。他們都是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擔任數不清的公職，當上主教、樞機或者大使，翻譯經典，編輯步兵、炮兵訓練手冊，出色地完成了當時的貴族該做的很多有用的事情。那時，一個頭銜會讓人陷入除了義務和職責之外，幾乎沒有什麽樂趣的生活。
後來杜貝拉家族對拉伯雷的友誼表明，他顯然不是他們的酒肉朋友。在一生經曆的坎坷沉浮之中，拉伯雷總能夠得到老同學的幫助和支持。每當他和自己的上司有麻煩，杜貝拉家族城堡的大門都會向他敞開；每當法國的土地容不下這個唐突而率直的年輕道德家，杜貝拉家總會有人恰好出使國外，而且急需一個精通拉丁文而又懂點醫術的人做秘書。
這些可不是什麽瑣碎細節。不止一次了，每當這位博學的醫生的生活似乎就要突然在痛苦中戛然而止的時候，都是他的老朋友把他從憤怒的索邦神學院，或者咬牙切齒的加爾文主義者手中解救出來。加爾文主義者本來把他當做自己人，可他卻在大庭廣眾之下毫不留情地嘲諷加爾文派教主的狂熱，就像他在楓迪南和馬爾塞斯諷刺自己從前的同事一樣，這讓加爾文主義者深為失望。
在這兩個敵人中，巴黎大學索邦神學院當然要厲害得多。加爾文可以隨心所欲地大發雷霆以解心頭之恨，但是出了瑞士一個小小地界，他的雷霆大怒也就像幾個爆竹，沒有多少威力了。
索邦神學院則不同，它堅定地捍衛正統派和舊學，在其權威受到質疑時絕不容情。而且，法蘭西國王和他的劊子手總是給予其由衷的合作，何況還有牛津大學助陣。
天哪，拉伯雷一離開學校，立刻就被人盯上了。這不是因為他喜歡喝美酒，愛講同伴僧侶的可笑故事，他的所作所為比這些嚴重得多——他經不起誘惑學起了“邪惡”的希臘語。
這消息剛一傳到他所在的修道院院長那裏，就立刻下令搜查他的寢室。結果發現滿屋子的文學禁書，還有一本《荷馬史詩》，一本《新約》和一本希羅多德(3)的書。
這個發現太駭人了，他那些有勢力的朋友們到處活動，才幫著他擺脫了困境。
這是教會發展史上一個有意思的時期。
前麵我已經講過，起初修道院曾經是文明的前哨陣地，僧侶和修女為提高教會聲望方麵作出了不可估價的貢獻。然而，不止一位教皇已經預見到，修道院過於強大的發展是十分危險的。但是事情總是這樣，盡管人人都知道應該對修道院采取某些措施，卻遲遲不見什麽行動。
在新教徒中似乎有一種共識，覺得天主教會是一個平穩的組織，由一小撮高貴的獨裁者無聲無息地，甚至是自動地管理著，從來沒有遭遇過普通百姓構成的其他組織中司空見慣的內部動蕩。
這真是大錯而特錯。
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或許是由於誤解了一個詞造成的。
沉迷於民主思想的人們，聽到誰宣揚有“一貫正確”的人，便會大為震驚。
所以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如果這個龐大的組織隻有一個人說了算，其他人隻需要跪在地上說‘阿門’服從他，這個組織管理起來倒也不難。”
對於一個在新教國家長大的人來說，要對這個錯綜複雜的問題取得正確而公正的看法，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我沒有弄錯，關於教皇“一貫正確”的言論，就像美國的憲法修正案一樣屈指可數。
而且，凡是屬於重大的決策，一定要經過充分的商討才能確定，決定之前的辯論常常會動搖教會的整個軀體。因此這樣產生的宣言是“一貫正確”的，就像美國的憲法修正案“一貫正確”一樣，因為它們是“最終”的，而且一旦生效並入國家的最高法，任何進一步的爭論都將結束。
倘若有人聲稱，治理美國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因為一旦有緊急情況，全體人民都會堅定地支持憲法，那他就大錯特錯了。這就好像說，所有的天主教徒在事關信仰的重大問題上都承認教皇的絕對權威，所以他們都是些馴順的羔羊，會放棄任何擁有自己獨特思想的權利。
果真如此的話，住在拉特蘭和梵蒂岡宮殿裏的人日子就好過了。但是隻需對近1500年來的曆史稍作膚淺的研究，就會發現情況恰恰相反。有些維護新教的鬥士們寫文章，說羅馬當局對路德、加爾文和茨溫利全力譴責的那些邪惡事情一無所知，其實他們才是對事實一無所知，要麽就是被追求美好事業的熱情衝昏了頭腦。
像阿德裏安六世和克雷芒七世這樣的教皇，都知道自己的教會存在嚴重的問題。可是，就連可憐的哈姆雷特王子最後也不得不承認，指出丹麥王國內有些腐敗的事情是一回事，而要鏟除那些邪惡的弊端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勸誘
有人以為，一個誠摯的人憑借無私的努力，能夠在一夜之間推翻數百年的積弊。那位不幸的王子並不是這種美好幻想的最後一個受害者。
當年俄國有很多有識之士都清楚地知道，統治著他們的帝國的舊官僚機構已經腐敗無能，已經威脅到國家的安全。於是他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來推行改革，結果失敗了。
有多少美國公民對這件事進行過反複思考，卻仍然不能看清，如果不建立代議製政府（像共和政體的創立者希望的那樣），而推行民主政體，最終將造成體製上的一係列無政府的狀態啊。
然而，他們又能怎麽辦呢？
這種問題開始引起公眾注意的時候，就已經到了十分複雜的地步，除非經曆一場社會動亂，否則幾乎沒有辦法解決。而社會動亂是大部分人都想竭力避免的可怕事情。他們為了不致走向極端，便對舊的、老朽的機製竭盡全力地修修補補，同時祈禱出現奇跡，使機製再次運轉起來。
依靠一些宗教組織建立起來的並維持運轉的蠻橫的宗教和社會獨裁，是中世紀末期最臭名昭著的邪惡之一。
曆史上發生過幾次軍隊跟隨總司令而去的事情。直截了當地說，局勢的發展已經完全超出了教皇的控製。他們能做的隻有穩住陣腳，改進一下自己的聚會組織，同時盡力妥善安撫那些引起托缽僧人不滿的人（現在這些托缽僧也成了教皇的敵人）。
伊拉斯謨是經常受到教皇保護的眾多學者之一。不論盧樊(4)如何發怒，多明我會如何生氣，羅馬總是堅定地一動不動，對這個無視自己命令的人無可奈何地說：“由這老頭兒去吧！不管他啦！”
介紹了這些情況之後，我們就不會感到驚訝：當思維敏捷但桀驁不馴的拉伯雷即將受到本修道院的上司處罰時，他總能得到羅馬教廷的支持；當他無法忍受自己的研究不斷地受到幹擾時，又能夠順利地得到批準，離開修道院。
就這樣，拉伯雷輕舒了一口氣，彈掉腳上馬爾塞斯的灰塵，來到法蘭西南部一個名叫蒙彼利埃的城市，再到裏昂學習醫學課程。
他真是一個非凡的天才，不到兩年時間，他就從一個本篤會(5)的修士，成為裏昂市醫院主要的內科醫生。但是剛剛得到這些榮譽，他那顆不安分的心就又開始尋找新的活動領域。他沒有丟棄自己的藥粉和藥片，而是在研究解剖學（一門和研究希臘語一樣危險的新學科）之餘，又從事文學寫作了。
裏昂位於羅油河穀的中部，對關注純文學的人來說是一個理想的城市。這裏離意大利不遠，幾天的輕鬆旅程就可到達普羅旺斯。盡管那個特魯巴德一派抒情詩人的樂園在宗教法庭的手中備受蹂躪，但是它古老的文學傳統並沒有徹底喪失。更何況，裏昂的印刷業十分出名，產品品質優良，書店中還陳列有最新的出版物。
當時一個名叫塞巴斯蒂安·格裏菲斯的大印刷商，要找人編輯一個中世紀經典作品集，自然想到應該找這位身兼學者的新醫生。他請來拉伯雷做這件事。在加朗(6)和希波克拉底教派的學術論文發表之後，緊接著又是年鑒和小故事集。從這樣一個不起眼的開端之後，出現了那本大部頭的著作，使它的作者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
拉伯雷追求新事物的天賦，首先使得他成了一位成功的醫學實踐家，同樣是這種天賦，又使他成了一位成功的小說家。他做了前人不敢問津的事情，開始用普通群眾的語言寫作，他打破了千年來的舊傳統，即認為學者隻能用老百姓不懂的語言寫作的傳統。他先用法語寫作，後來，在公元1532年又用不加修飾的地方語寫作。
拉伯雷是在何時何地，怎樣找到他心愛的兩個主人公枷岡杜亞和龐大固埃的呢？我很願意把這個問題留給文學教授們去議論。也許他們本是什麽異教的天神，憑著異類的本性，經受了基督教1500年的迫害與鄙視，形象卻存活到現在。
也許拉伯雷是在一陣狂歡的發泄之中創造出他們的。
不管怎麽說，拉伯雷為各個民族帶來了巨大的歡愉，人們說他為人類的笑聲增添了內容。對作家來說，沒有什麽比這更高的讚譽了。但是，他的作品絕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滑稽”作品，它們有著嚴肅的一麵。16世紀前半期教會的血腥統治造成了無數慘劇，拉伯雷的作品通過對人物漫畫式的描寫，為寬容的事業打出了勇敢的一拳。
作為一位訓練有素的神學家，拉伯雷知道怎樣避免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的直接言論。他的處事原則是，一個在鐵窗外自由快樂的幽默家，勝過鐵窗裏的數十個憂傷的改革者。所以他總是避免用過於直白的方式表達自己極不正統的觀點。
但是他的敵人非常清楚他要做什麽。巴黎索邦神學院指名道姓地譴責他的著作，巴黎國會也把他的書列上了黑名單，沒收並焚毀了自己管轄範圍內能找到的拉伯雷的所有作品。但是盡管劊子手們活動猖獗（那時他們也是官方的毀書人），《巨人傳》仍然是暢銷的經典作品。在將近400年的時間裏，它一直啟迪著那些能夠從幽默的智慧和善意的笑聲中得到歡愉的人們。然而有些人固執地認為，真理女神的嘴角一旦露出微笑，就不再是個好女人，所以《巨人傳》還總是讓持有這種觀念的人非常惱火。
至於作者拉伯雷本人，過去和現在都被視為“一本書成名的人”。他的朋友杜貝拉家族一直對他非常忠實，據說他那本洪水猛獸般的作品能夠問世，就是得益於這家人的“特別關照”。但是拉伯雷一生都保持著謹慎的美德，總是對這個名門望族的宅第抱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
不過，他曾經冒險來到羅馬訪問，不但沒遭受到任何阻難，反而受到了熱情的歡迎。公元1550年他回到了法蘭西，住在默頓，3年後離開了人世。
要準確地衡量這樣一位人物產生的積極影響，簡直是不可能的，他畢竟是一個人，而不是一股電流或者一桶汽油。
有人說他隻是一個摧毀者。
也許如此吧。
但是他所處的時代恰恰非常需要一支摧毀舊社會的隊伍，而隊伍的領頭人恰恰應該是伊拉斯謨和拉伯雷這樣的人物。
然而，很多即將出現的新建築，正在和他們企圖摧毀的老建築一樣醜陋不堪，這是誰也無法預見的。
反正，無論如何這是下一代人的錯。
他們才是一些我們理應責備的人。
他們本來有一個開辟新天地的千載難逢的良好機會。
可是，他們卻毀掉了這個好機會，願主寬恕這些人的靈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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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別為英國亨利·菲爾丁（1707—1754）和美國納撒尼爾·霍桑（1804—1864）的著作。
(2) 在英語中，“鐵鍬”（spade）這個詞還有撲克牌“黑桃”的意思；而“母狗”和“貴婦的狗”則同dy-dog。
(3) 希羅多德（約前484至前425），古希臘曆史學家，有“曆史學之父”的美稱。
(4) 指比利時中部的天主教盧樊大學，比利時最著名的大學。
(5) 天主教隱修會之一。公元529年由貴族出身的意大利人本篤創建。
(6) 加朗（約129—約199）：自希波克拉底之後最傑出的古代醫學家。他在動物身上的解剖學研究和對人體功能的觀察，指導了其後1000多年的醫學理論和實踐。加朗和希波克拉底被西方人視為“醫學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