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最偉大的詩人把世界看成一片大海，上麵有許多航行的船隻。每當這些小船彼此碰撞時，就會發出“美妙的音樂”，人們將之稱為“曆史”。
我想借用海涅對大海的比喻，不過是為了我自己的目的，我也有一個喻義。我們小的時候，很是喜歡往池塘裏扔石子。石子濺起優美的水花，然後美麗的漣漪就會一圈一圈地向四周散去，好看極了。如果有現成的磚頭（有時剛好是這樣），還可以用果殼和火柴盒做成一支“無敵艦隊”，然後把這支小小的艦隊送入一場人為製造的驚濤駭浪。不過扔磚頭的時候可不能失去平衡而掉進水裏，否則回家就別想吃晚飯了。
在成年人專有的世界裏，同樣的娛樂並不是完全無人知曉，隻不過結局糟糕得多。
陽光普照，一切都寧靜平和，劃船的人歡快地劃著槳。這時突然闖過來一個膽大的壞男孩，抱著一塊大石頭（天曉得他是從哪裏搬來的），別人還沒來得及阻攔，他已經把石頭扔進了池塘的中心。隨後便是一陣大亂。有人說：“誰幹的！揍他！”也有人說：“算了，讓他走吧。”還有些人看見這小男孩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心裏癢癢，於是也抄起手頭沒用的物件扔進水裏，濺了人人滿身的水。這故事的結局通常是，你動手我也不示弱，最後是一場混戰，數百萬人打破了頭。
亞曆山大就是這樣一個膽大的壞男孩。
特洛伊的海倫迷人驚豔，也是這樣膽大的一個壞女子。曆史上到處都有這種人的蹤影。
但是最壞的作惡者，還是那些把麻木不仁的精神死水作為遊戲場，用思想玩這個遊戲的惡毒小人。我相信一切有正義感的人們都會憎恨這些人，如果這些人不走運被捉住，就會對他們進行嚴厲的懲罰。
根想他們在近400年中造成的破壞吧。
布滿整個世界的大海
他們是複辟舊世界的頭領。中世紀森嚴的護城河映照出一個色彩、結構都很和諧的社會，它雖然並不完美，但是人們喜歡。他們喜歡看到自家小房子的紅磚牆與教堂高塔陰森的灰色交織在一起，那些高塔俯瞰著他們的靈魂。
這時，文藝複興濺起的水花出現了，一夜之間一切都變了。但這隻是個開始。可憐的人們尚未完全從震驚中恢複過來，那個凶神惡煞的日耳曼僧侶就拉來滿滿一車專門準備的磚頭，把它們紛紛投進了教皇的內湖中心。這的確太厲害了，難怪經過3個世紀世界才從震驚中清醒過來。
過去的曆史學家研究這段曆史時常常犯一個小錯誤。他們隻看到了動蕩，便認定漣漪是由同一個原因引起的，隻是名字不同，一個叫文藝複興，一個叫宗教改革。
現在我們已經認識得更清楚了。
文藝複興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所宣稱的奮鬥目標是一致的，但是它們為了達到最終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卻截然不同，以致人文主義者和新教徒經常對彼此心懷敵意。
它們都崇尚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利。在中世紀，個人完全被群體淹沒。人們不能像約翰·多那樣，做個來去自由的機靈人，想買什麽就買什麽，想賣什麽就賣什麽，想去哪個教堂就去哪個教堂（或者哪個也不去，這取決於他的嗜好）。那時這樣的人是不存在的。一個人從呱呱墜地那一刻起，一直到死，從柴米油鹽到精神思想，都必須按照一本僵硬刻板的手冊過日子。這些小冊子則教導人們，身體不過是從大自然母親那裏隨便借來的劣質長袍，除了暫時容納不朽的靈魂之外，沒有絲毫的價值。
它教人們相信，眼前的世界隻不過是輝煌來世的中繼站，應該以極大的輕蔑來看待。就像一個以紐約為目的地的旅行者不會過於重視昆斯頓昆和哈裏法克斯的住宿一樣。
日內瓦城
現在再來看看約翰·多，他在這個最美好的世界裏盡一切可能地幸福生活著（因為他隻知道這個世界），這時來了兩位神仙教母，一個是文藝複興，一個是宗教改革。她們說：“起來吧，高貴的人，從今以後你就是個自由的公民了。”
於是，約翰問道：“我自由了能夠怎樣呢？”
這兩位神仙教母的回答卻大不相同。
“你可以自由地追求美。”文藝複興答道。
“你可以自由地追求真理。”宗教改革正言相告。
“你可以自由地追尋過去的印記，那時的世界才是真正屬於人類的王國。你可以自由地實現詩人、畫家、雕塑家和建築家心中曾經擁有的理想，你可以自由地把宇宙變成你永恒的實驗室，這樣你就可以洞悉她的一切秘密。”文藝複興這樣向他承諾道。
“你可以自由地研究上帝的詞句，如此一來，你的靈魂可以得到拯救，你的罪孽也會得到寬恕。”這是宗教改革的忠告。
說完這些話，她們便轉身離去了，隻留下可憐的約翰·多。現在他有了一份新的自由，但是新的自由卻比過去的束縛更令人難受萬分。
很難說幸或者不幸，文藝複興很快便與既定的秩序和平共處了。菲迪亞斯和霍拉斯的後繼者們發現：對官方規定的上帝真心信仰與表麵上遵守教會的規定，完全是不同的兩件事。隻要你記住把赫拉克利斯神說成是施洗者約翰，把天後赫拉稱為是聖母馬利亞，就可以放心地繪製你的異教圖畫，創作你的異教十四行詩，不必擔心遭遇什麽懲罰。
他們就像那些到印度去的旅遊者，遵守著那些在他們看來毫無道理的法律，這樣他們便可以獲準進入廟堂，在這片土地上自由自在地遊逛，而不會有什麽驚擾。
但是在路德的忠實追隨者的眼中，最細枝末節的東西也會成為無比重大的事情。《申命記》(1)中一個弄錯的逗號，恐怕就得流放他鄉；要是弄錯了《啟示錄》中的一個句點，那就要被立刻處死。
這種人以極其嚴肅的態度看待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他們看來，文藝複興的愉快妥協簡直就是一種懦夫的膽小怕事行為。
結果，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分道揚鑣了，從此再沒有碰過頭。
從此以後，宗教改革單槍匹馬地應對整個世界。他披掛著正義的鎧甲，隨時準備捍衛自己最神聖的東西。
開始，反叛的大軍中幾乎全都由日耳曼人組成。他們英勇無畏地戰鬥、受難。但是北方民族之間的互相嫉恨成了他們的致命傷和禍根，很快便削弱了他們的努力，於是他們隻得接受停戰。導致最終勝利的戰略是由一個完全不同的天才人物提出來的。路德退在一旁，給加爾文讓了路。
早就該如此了。
就在那所伊拉斯謨度過了許多不愉快時光的巴黎大學裏，有一個蓄著黑胡須、腿有點瘸（被高盧人炮彈擊傷的結果）的西班牙青年(2)夢想著有朝一日自己率領一支天主教新軍，掃清世上所有的異教徒。
隻有狂熱者才能戰勝狂熱者。
隻有像加爾文這樣堅定不移的人，才能打敗羅耀拉的計劃。
我很高興自己不必生活在16世紀的日內瓦，可是我也深深感激，16世紀有一個日內瓦存在。
如果當年沒有日內瓦，20世紀的世界將會糟糕得多，像我這樣的人很可能會身陷囹圄。
這場輝煌戰鬥的英雄是大名鼎鼎的約翰·加爾文，比路德略小幾歲。他的出生日期是公元1509年7月10日，出生地是法國北部城市諾楊。他出身於法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為教會低級官員，母親為酒館老板之女。父母生養了5男2女。加爾文少年接受教育時的特點是聰慧、簡樸、做事井井有條，不吝嗇，細致入微，講求效率。
羅耀拉
加爾文作為家中的第二個兒子，本來計劃去當教士。他的父親有一些有影響的朋友，可以把他安排在一個好點的教區。還不滿13歲，他就在家鄉的一座天主教堂裏有了個小小的職務，有一筆數目不大但很穩定的收入。他就靠這筆錢在巴黎一所好學校讀書。他是個出眾的男孩，每個與他打過交道的人都說：“留意那個小夥子，太有出息了！”
16世紀的法蘭西教育體製完全能夠培養好這樣的孩子，充分發揮他多方麵的聰明才智。19歲時，加爾文已經被獲準講道，他後來成為一個稱職的副主教，似乎是已經注定的事情。
但是，加爾文家中有5個兒子和2個女兒。在教會的升遷又過於緩慢，而學法律機遇則多一些。況且，當時正是宗教大動亂時期，前途難料。一位名叫皮埃爾·奧裏維坦的遠親，剛剛把《聖經》翻譯成法文，當時加爾文正好在巴黎，經常跟這位遠親在一起。一家之中有兩個異端是不可相處的，於是加爾文背起行囊來到了奧爾良，拜在一位老律師的門下，學習訴訟、辯論和起草辯護狀的業務。
在這裏，也發生了和巴黎一樣的事情。一年還沒有結束，這名學生就成了老師，輔導那些不太用功的同學學習法學概論。很快他就掌握了所有應會的東西，準備好開業了。他的父親熱切希望著，有朝一日兒子可以與那些著名的大律師分庭抗禮，能夠僅僅憑借著一條主意就拿到100元金幣，遠處的貢比恩(3)國王召見時還可以坐著四輪馬車到前往。
但是這些夢想未能成為現實，加爾文根本沒有從事律師工作。
他回到了最初的愛好。他賣掉了法律文摘和法令全書，專心投入了收集神學著作的工作，鄭重其事地開始了使他成為2000年來最重要曆史人物之一的曆程。
不過，他鑽研羅馬法典的那些歲月，為他日後的活動打下了深深的基礎。他決不會憑感情研究問題了；他體察萬物，而且感受深刻。讀一讀他寫給追隨者的信件吧，這些追隨者落入天主教徒之手，並且被判處用文火慢慢燒死。在無助的痛苦之中，他們把這些信件視為人世間最精美的東西。信中表現出對人類心理細致入微的理解，堪稱優雅的傳世之作。這些可憐的受難者一直到死都在心中默念著一個人的姓名，而正是這個人的教誨將他們引入危難。
不，加爾文並不像他的敵人說的那樣，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對他而言，生活就是一種神聖的責任。
而且他竭盡全力地以真誠對待自己和上帝。對於任何一件事，他都必須先將其歸結到一些基本的信仰原則和教義，然後才敢把它放在人類情感的試金石上去檢驗。
教皇庇護四世聽到他的死訊時說道：“這個異端的力量在於，他視金錢如糞土。”如果這位教皇是在稱讚他的敵人絲毫不顧一己私利，那麽他說對了。加爾文從生到死始終是個窮人，而且拒絕接受最後一筆季薪，因為“疾病已經無法使他像從前那樣掙到那筆錢了”。
但是他的力量表現在別的方麵。
他隻有一個念頭，他終生都圍繞著一個壓倒一切的衝動：尋找《聖經》中所揭示的真正的上帝。當他終於得到一個似乎能夠壓倒一切反對與爭辯的結論時，便把它納入自己的生活準則。從那以後，他就完全按照自己的原則行事，從不計較自己決定的後果，於是他成為了一個不可戰勝的人。
然而，這個品質直到多年以後才彰顯出來，在轉變信仰的前10年，他不得不用自己的全部精力解決謀生這個十分平庸的問題上。
“新學”在巴黎大學的短暫勝利，希臘語詞尾的變化，希伯來語動詞的不規則變化，都沒有引起什麽特別的反響。但是當作為學界名流的校長也受到了這種新日耳曼教義的毒害時，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將那些（套用現代醫學術語）“思想攜帶者”從校園中清除出去。據說，加爾文曾把他的幾次最容易引起爭議的演講稿交給了校長，於是他的名字被排在嫌疑犯名單之首。他的房間受到搜查，論文被沒收，逮捕令也已經向他發出。
他聽到消息，藏匿在一位朋友的家中。
小小學院裏的風浪自然不會持續太長時間，但是在羅馬教會裏任職已經不可能了。
作出明確選擇的時候到了。
公元1534年，加爾文與舊信仰決裂了。幾乎就在同時，在俯瞰法國首都的蒙特馬特山上，羅耀拉和他的一夥同學正在莊嚴宣誓，不久之後這種宣誓被寫進了耶穌會的綱領。
從那以後，他們倆都離開了巴黎。
羅耀拉先向東而去，但是一想到第一次進攻聖地的不幸遭遇，便收住了腳步，轉身去了羅馬，開始做那些令他聲名遠揚（也許該用臭名昭著之類的什麽詞）的事情。
加爾文則不同。他的上帝王國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製。他一路漫遊，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可以將自己的餘生全部用來讀書、沉思，心平氣和地陳述他的思想。
他正在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之間爆發了戰爭，他隻得繞道瑞士西部。在日內瓦，他認識了法雷爾。法雷爾曾是法蘭西宗教改革中迎接風暴的海燕，是從長老會和宗教法庭的監獄中逃出的為數不多的人之一。這個人張開雙臂歡迎加爾文，並告訴加爾文在小小的瑞士公國裏也可以成就輝煌事業，請求他留下。加爾文考慮了一段時間，隨後就留了下來。
就這樣，一場戰爭決定了新的天國要建立在阿爾卑斯山腳下。
這真是個奇妙的世界。
哥倫布出發去尋找印度，結果卻偶然撞上了新大陸。
而加爾文本想尋找一個安靜之所，在潛心讀書和聖潔沉思中度過餘生，卻走進一座三等的瑞士小城，將它變成了一個精神之都。不久之後，人們便把大部分天主教領域變成了龐大的新教帝國。
既然曆史能滿足多種目的，為什麽大家還要讀小說呢？
我不知道加爾文家的《聖經》有沒有保存下來。如果它如今還在的話，《舊約·但以理書》第6章的那一頁一定磨損得非常厲害。這位法國宗教改革家是一個謙遜的人，但時時要從那位忠心耿耿的上帝仆人的故事中尋找安慰。那人曾被拋入有餓獅盤踞的深溝，可是他的清白救了他，使他不致不明不白地過早慘死。
日內瓦不是巴比倫，它是一個令人起敬的小城，城中住著些令人尊敬的瑞士裁縫。他們一本正經地對待生活，但是還比不上這位新的宗教領袖，他像聖彼得一樣在講壇上滔滔不絕地傳教講道。
何況，還有一個叫做薩沃伊公爵的尼布甲尼撒呢。就是在與薩沃伊家族無休止的爭吵中，愷撒的後裔才決定與瑞士其他州聯合起來進行共同的事業，參加了宗教改革運動。因此，日內瓦和威登堡的結盟就像一場各有好處的婚姻，與其說是因為兩情相悅，倒不如說是基於共同的利益。
但是還沒等“日內瓦改奉新教”的消息傳開，日內瓦湖畔就聚集了不下50個千奇百怪教派的狂熱信徒，以極其旺盛的精力開始宣講起凡人前所未聞的最怪異的教義。
加爾文從心底裏憎惡這些業餘的預言家。在仔細思索這些人可能造成的危害之後，他充分意識到，這些人充滿熱情，但是誤入歧途。待休息了幾個月之後，加爾文做的頭一件事就是，盡可能簡明地製定了他希望自己的教民能夠掌握的真與偽的界限，這樣任何人都不能再挪用那個老掉牙的借口：“我不知道規定呀！”他和他的朋友法雷爾親自把10人分成一組，檢查了全部的日內瓦人，隻有那些宣誓效忠這部奇怪的宗教法典的人，才能獲得完全的公民權。
緊接著，他又為年輕一代編寫了一部令人生畏的教義問答手冊。
然後，他使城市議會通過法律，將所有仍然堅持錯誤觀點的人驅逐出城。
在為下一步的行動掃清道路之後，按照《出埃及記》和《申命記》中的政治經濟學家製定的路線，他開始著手建立自己的國家。像其他很多偉大改革家一樣，加爾文不像現代基督徒，倒更像古代的猶太人，嘴上說著忠於耶穌基督，心裏卻向往著摩西的耶和華。
當然，在承受巨大感情壓力的情況下，這種現象是很常見的。在仇恨和鬥爭的問題上，謙卑的拿撒勒木匠觀點非常清晰明確，而這些觀點與2000年來國家與個人為達到自己目的而采用的暴力手段之間，根本找不到什麽相似點。
所以，一旦爆發了戰爭，在一切相關人的默許之下，我們都會暫時合上《福音書》，高高興興地滾進血淚與炮聲之中，沉浸在《舊約》“以眼還眼”的哲學之中。
新暴政
宗教改革運動就是一場戰爭，而且是一場非常殘酷的戰爭，沒有人祈求寬恕，也很少有人得到寬恕。加爾文的國家實際上是一個軍營，所有人類自由的表現都逐漸被壓製了。這一點我們不必感到驚訝。
當然，這樣做並非沒有遭到過極力反對。公元1538年，社會上傾向自由的力量變得強大起來，對加爾文形成了威脅，於是他不得不離開了這座城市。但是到公元1541年，加爾文的支持者們重新掌握了政權。在一片鍾聲和教士們朗誦讚美詩的聲音中，加爾文行政長官又回到了日內瓦河畔的大本營。從那時起，他成了未曾加冕的日內瓦國王。在接下來的23年之中，他一直致力於建立和完善神權形式的政府，就是自以西結和埃茲拉時代之後，世人從未見過的那種政府。
依照《簡明牛津英語辭典》中的解釋，“紀律”這個詞的意思是：“使受控製；通過訓練使服從命令。”它最恰如其分地表達了加爾文夢想的政教合一體製的精神。
路德具有大多數日耳曼人的氣質，是一個感傷主義者，所以在他看來，上帝的話本身就足以給人指出通向永恒生命的道路。
這過於含混，也不能滿足法國宗教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話語也許是燈塔上的希望之光，但是道路漫長而黑暗，並且有很多誘惑會讓人忘記自己真正的目的地。
然而，新教的教長卻不會迷失方向，他是與眾不同的人。他知道所有的陷阱，也不會腐化墮落。萬一偶爾偏離正道，在教士每周一次的例會上，那些備受尊崇的紳士們都要參加相互批評，就會很快地將他拉回正道，並能夠讓他意識到自己的職責。因此，他是所有真心期望得到拯救的人的理想形象。
凡是登過山的人都知道，職業向導有時候會成為不折不扣的暴君。他們知道哪一堆岩石有可能傷人，哪一塊雪地隱藏著危險。所以不論走到哪裏，對於他所帶領的一隊人馬，他都有發號施令的權力。對於膽敢不聽命令的愚蠢之人，則施以劈頭蓋臉的訓斥與責罵。
在加爾文的理想國中，教長們有著與此相似的責任感。對那些跌倒在地，請求幫助的人，他們很樂於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假如有人任性地偏離正道，離開群體，那隻援助之手就會收回來攥成拳頭，迅猛可怕地揮出懲罰的一擊。
在很多其他宗教組織中，教士們也很樂意行使這種權力。但是，行政當局由於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權，一般不會允許教士與法庭和劊子手爭奪權力。加爾文知道這一點，於是就在自己的轄區內，創建了一種實際上淩駕於法律之上的教會紀律。
自世界大戰以來，曆史上有很多有意思的誤解，還流傳甚廣，其中最讓人吃驚的是：法國人是一個熱愛自由的民族（與他們的條頓鄰居形成對照），他們痛恨一切管轄。
其實，在幾百年中，法國人一直處於官僚體製的統治之下，這個政權比戰前的普魯士政府還要錯綜複雜、缺乏效率。官員們還抽著一種劣質的香煙，不遵守上班時間，也不在乎衣領是否一塵不染，並且愛管閑事，招人反感，像東邊那個共和國(4)的官員那樣。奇怪的是公眾竟然以一種溫和的態度接受他們的粗魯作風，讓人難以想象這是一個喜歡反叛的民族。
從喜歡集權這方麵來說，加爾文是個典型的法國人。他在某些細節上簡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而這正是拿破侖獲得成功的秘訣。但是他又不同於那位偉大的皇帝，他沒有任何個人野心。他隻是一個嚴肅得可怕的人，胃口很差，而且缺乏幽默感。
他搜遍《舊約》，想要發現自己心目中的救世主。然後讓日內瓦人把他對這段猶太曆史的解釋，當成上帝意誌的直接體現。幾乎是一夜之間，隆河上的這座快樂的城市，變成了可憐的罪人雲集之地。一個由6名牧師、12位老者組成的公民宗教裁判所，夜以繼日地監視著人們的私下觀點。誰被懷疑有“異端邪說”傾向，就會被傳訊到教會法官麵前，檢查他所有的教義觀點，還要他解釋在什麽時間、什麽地點及以什麽方式得到那些將他引入歧途的書的。如果被告有悔改之意，強製到主日學校聽課就可以免刑了；如果他執迷不悟，那就必須在24小時內離開這座城市，永遠不得在日內瓦共和國的轄區內現身。
但是，缺乏正統的情感並不是與宗教裁判所產生糾葛的唯一原因。在附近的鎮上玩一下午滾木球，如果被人適時地檢舉，就會受到嚴厲的警告。玩笑之語，不論有用沒用，都被認為是惡劣的行為，在婚禮上開玩笑則完全可能被判刑入獄。
就這樣，新天國裏逐漸充滿了法律、布告、條例、敕令，讓人寸步難行。生活變得複雜不堪，大大失去了原有的風采。
跳舞不允許；唱歌不允許；打牌不允許；賭博當然更是不允許的；生日聚會不允許；鄉間集市不允許；絲綢錦緞和其他代表外在浮華的東西都不允許；允許的隻是去教堂、去學校。因為加爾文是一個有著正派觀點的人。
“禁止”的標誌可以抵擋罪孽，卻無法強迫人去熱愛美德，美德隻能來自內心的領悟。因此日內瓦建起了最好的學校和一流的大學，並鼓勵一切治學活動；還建立了相當有趣的集體生活形式，吸引了人們大量的剩餘精力，使普通人忘掉了他們不得不忍受的艱苦和約束。如果完全不考慮人性的因素，加爾文的體製就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在近300年的曆史中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不過，這些內容應該在一本關於政治思想發展的書中講述。現在我們感興趣的是，日內瓦為寬容到底做了些什麽。得到的結論是：新教的羅馬一點兒不比天主教的羅馬好。
我在前幾頁已經列舉了當時一些減輕罪罰的情況，在那個發生了聖巴托羅繆日大屠殺(5)以及許多荷蘭城市被夷為平地的野蠻行徑的世界裏，有什麽理由讓其中的一方（這裏指弱的一方）展現寬容的美德呢？那意味著坐以待斃！
然而，這並不能成為開脫加爾文協助、教唆法庭殺害格魯特和塞爾維特罪責的理由。
在格魯特的那樁案子裏，加爾文還可以找到借口說，格魯特有很大的煽動市民騷亂的嫌疑，而且他屬於一個試圖推翻加爾文派的政黨。但是塞爾維特，則根本不可能對日內瓦的社會安全構成什麽威脅。
按照現代護照的規則，他隻是一個“過境者”，隻要再過上24小時，他就要離境了。但是他誤了船，結果便送了命。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故事。
米格爾·塞爾維特是西班牙人，父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證人（在當時的歐洲這是個具有一半法律地位的職務，並非那種使用蓋章機證明你的簽字便要索求銀兩的年輕人）。米格爾也準備從事法律工作。他被送到法國南部一個名為圖盧茲的城市，因為在那個幸福的年代，所有課程都是用拉丁語講授的，學業是國際化的，隻要你掌握了5個詞尾變化和幾十個不規則動詞，智慧的世界就向你敞開了大門。
在這所法國大學裏，塞爾維特結識了一個名叫胡安·德·昆塔納的人，昆塔納不久之後成了查理五世皇帝的懺悔神父。
在中世紀，皇帝加冕禮很像現代的國際展覽會。公元1530年查理在博洛尼亞加冕時，昆塔納把米格爾帶去以秘書的身份出席。這個聰明的西班牙青年在那裏大開眼界。像那個時代的許多人一樣，他有著無法滿足的好奇心，此後，他涉獵了各種各樣的學科——醫學、天文學、占星術、希伯來文、希臘文，還有最要命的神學。他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醫生。在鑽研神學的過程中，他產生了血液循環的想法，並把它寫進了反對三位一體教義的第一本書的第15章。審查他的著作的人，竟然沒有一個人看出他作出了曆史上最偉大的發現，這表明16世紀神學思想的狹隘性。
如果塞爾維特堅持他的醫學研究該有多好，那樣他就可以活到高齡，平靜地離開人世。
但他就是沒能避開當時討論的那些熱點話題。他找到裏昂的印刷商，開始對各種各樣的問題發表看法。
現在，一個慷慨的百萬富翁可以勸說一所學院把三一學院的名稱換成一種流行的煙草品牌，而且會平安無事。媒體界也會說：“丁古斯先生慷慨解囊真是太好了！”公眾隨之高聲叫喊：“阿門！”
今天誰被判定“褻瀆神明”，一定會讓人感到震驚，在這樣的時代描繪那時的情景，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時候，隻要有一個人對“三位一體”論說了不敬的話，整個社會都會陷入恐慌。可是如果我們不用心想象一下這種情形，就不可能理解16世紀前半期，塞爾維特給全體善良的基督徒帶來的巨大恐懼。
然而他根本不是什麽激進分子。
他隻是我們現在所稱的自由主義者。
他反對天主教和新教都認同的舊三位一體論，他如此執著地相信（有人都想說他有點幼稚了）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於是就給加爾文寫信（這是一個天大的錯誤），建議允許他到日內瓦去作一次私人交談，把整個問題徹底討論一下。
他沒有接到邀請。
事實上，塞爾維特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接受邀請。裏昂的宗教法庭的大法官已經插手此事，把他投入了監獄。這位宗教法官（好奇的讀者會在拉伯雷的著作中發現對此人的描述。拉伯雷用多利卜影射這名法官，多利卜是個雙關語，法官本名奧利）已經對塞爾維特褻瀆神明的言談舉止有所耳聞，因為有人在加爾文的授意下，將一封信秘密地送到了他手裏。
這件案子很快又加重了，因為找到了塞爾維特好幾篇手稿，這也是加爾文暗中提供的。看起來加爾文並不在乎誰把這個可憐的家夥絞死，隻要他死就行了。但是宗教法庭的官員們有點玩忽職守，塞爾維特得以逃脫。
起初，他看起來是想去西班牙邊境，但是對於一個知名的人物而言，橫穿法國南部的漫長旅程過於危險。於是他決定繞道日內瓦、米蘭、那不勒斯，然後抵達地中海。
公元1553年8月，在一個星期六的黃昏時分，他來到了日內瓦。他本想找一條船到湖對岸去，但馬上就是安息日了，船隻都要停止航行，他被告知要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天，因為不論當地人還是外地人，不參加宗教的禮拜課都是不端的行為，所以塞爾維特去了教堂。他被人認出，並遭到逮捕。沒有人解釋有什麽理由逮捕他。塞爾維特是西班牙公民，也沒有被指控觸犯日內瓦的任何法律。但是在教義方麵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是一個不敬神、褻瀆神明的人，膽敢把他自己的觀點強加給信奉三位一體論的人。這樣的人還想得到法律的保護，豈不是荒謬絕倫！普通罪犯或許可以這麽做，一個異教徒絕不可以！他不容分說被鎖進了一間又髒又潮的牢房，個人財物全被沒收。兩天以後他被帶上法庭，要求他回答清單上列著的38個不同的問題。
審判持續了2個月零12天。
最後他被判定有罪，罪名是“持異端邪說危及基督教基礎”。在關於教義的問答中，他的回答氣得法官怒發衝冠。通常這種案件，特別是當被告為外國人時，通常的判罰是永遠逐出日內瓦城，塞爾維特的案子是一個例外，他被判處活活燒死。
與此同時，法蘭西的法庭重新開庭審理這名逃犯的案件，宗教法庭的官員們得出了和新教同僚一樣的結論。他們也判處塞爾維特死刑，並派出地方司法長官前往日內瓦，要求將罪犯引渡回法蘭西。
這一要求被拒絕了。
加爾文自己也能夠執行火刑。
走向刑場的路程是多麽令人生畏，一路上還有一群嘴巴裏不停念叨教義的教士，伴隨著這個異教徒走完最後一段路。極度的痛苦持續了半個多小時還未結束，直到圍觀的人群出於對受難者的憐憫向火中添了一把新柴為止。對於那些關心這類事情的人來說，這讀起來倒是有些意思，不過我們最好還是把它略去不談吧。這不過是一次行刑，在那個宗教狂熱放縱的時代，這次的行刑與其他行刑並沒有什麽區別。
但是塞爾維特的案例確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它反映出一些可怕的東西。這時人們可以認清一個殘酷的現實，那些口口聲聲宣揚“擁有自己觀點的權利”的新教徒，隻不過是些改頭換麵的天主教徒，他們和自己的敵人一樣心胸狹窄，對與自己觀念不同的人殘酷無情，他們隻是在等待時機建立自己的恐怖統治罷了。
這是一項非常嚴肅認真的指責，絕不是一句“那好吧，你覺得該怎麽樣呢？”就可以打發掉的。
我們有大量關於這次審判的資料，也詳細地知道外界對處死塞爾維特的反應，這些東西讀來讓人扼腕歎息。加爾文的確曾經出於一時的心善，建議把火刑改為砍頭。塞爾維特謝過他的好意，卻提出了另外一個解決辦法——釋放他。是啊，他據理力爭（而且道理全在他這一邊），這個法庭對他沒有司法裁判權，他隻是一個追求真理的誠摯之人，因此，他有權在與對手加爾文的公開辯論中讓人聽到他的觀點。
但是，加爾文沒能聽進這些。
加爾文已經發過誓，一旦這個異教徒落到他的手裏，就決不讓他活著逃走。他要遵守誓言。沒有他的宿敵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合作，就不能給塞爾維特定罪，但這無關緊要。如果教皇手裏有可以給這個不幸的西班牙人進一步定罪的文件，他甚至可以與教皇聯手。
但是還有更糟糕的事情。
塞爾維特臨死的那個早晨，要求同加爾文見上一麵。於是，加爾文來到關押他的敵人的地牢——這裏陰暗肮髒。
到了這個時候，他至少應該大度一點兒；好一點兒的話，他應該有點同情心吧。
可他既不大度，也沒有同情心。
他站在這個1小時之後就隻能向上帝申訴冤情的人麵前爭辯著自己的道理。他口沫四濺，臉色鐵青，大發雷霆。就是沒有一句同情、憐憫、仁慈和寬容，一句這樣的話也沒有。隻有刻毒和仇恨：“活該，你這執迷不悟的惡棍！燒死你這該死的！
這些都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塞爾維特死了。
所有的塑像和紀念碑都不能使他重生。
加爾文死了。
上千卷詛咒也不會打擾那不為人知的墳墓中的他。
審判期間狂熱的宗教改革家怕得發抖，唯恐放走了這個褻瀆神明的惡棍；教會的中堅分子聽到行刑的消息後大唱讚美詩，奔走相告：“日內瓦萬歲！終於做了該做的事！”
上述人物都死了，也許最好還是把他們遺忘。
讓我們隻記住一件事。
寬容就像自由一樣。
隻依靠祈求，沒有誰能夠得到它，隻有永遠保持關注和警覺，才能保住寬容。
為了子孫中新的塞爾維特，我們應該好好記住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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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聖經·舊約》的第5卷，一般認為是摩西所作。
(2) 伊納爵·羅耀拉（約1491—1556）：天主教耶穌會創始人。
(3) 法國中北部的一個城市。
(4)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普魯士成為魏瑪共和國。
(5) 公元1572年8月23日從巴黎開始的屠殺法國胡格諾派教徒事件，發生於8月24日聖巴托羅繆日前夜。
我想借用海涅對大海的比喻，不過是為了我自己的目的，我也有一個喻義。我們小的時候，很是喜歡往池塘裏扔石子。石子濺起優美的水花，然後美麗的漣漪就會一圈一圈地向四周散去，好看極了。如果有現成的磚頭（有時剛好是這樣），還可以用果殼和火柴盒做成一支“無敵艦隊”，然後把這支小小的艦隊送入一場人為製造的驚濤駭浪。不過扔磚頭的時候可不能失去平衡而掉進水裏，否則回家就別想吃晚飯了。
在成年人專有的世界裏，同樣的娛樂並不是完全無人知曉，隻不過結局糟糕得多。
陽光普照，一切都寧靜平和，劃船的人歡快地劃著槳。這時突然闖過來一個膽大的壞男孩，抱著一塊大石頭（天曉得他是從哪裏搬來的），別人還沒來得及阻攔，他已經把石頭扔進了池塘的中心。隨後便是一陣大亂。有人說：“誰幹的！揍他！”也有人說：“算了，讓他走吧。”還有些人看見這小男孩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心裏癢癢，於是也抄起手頭沒用的物件扔進水裏，濺了人人滿身的水。這故事的結局通常是，你動手我也不示弱，最後是一場混戰，數百萬人打破了頭。
亞曆山大就是這樣一個膽大的壞男孩。
特洛伊的海倫迷人驚豔，也是這樣膽大的一個壞女子。曆史上到處都有這種人的蹤影。
但是最壞的作惡者，還是那些把麻木不仁的精神死水作為遊戲場，用思想玩這個遊戲的惡毒小人。我相信一切有正義感的人們都會憎恨這些人，如果這些人不走運被捉住，就會對他們進行嚴厲的懲罰。
根想他們在近400年中造成的破壞吧。
布滿整個世界的大海
他們是複辟舊世界的頭領。中世紀森嚴的護城河映照出一個色彩、結構都很和諧的社會，它雖然並不完美，但是人們喜歡。他們喜歡看到自家小房子的紅磚牆與教堂高塔陰森的灰色交織在一起，那些高塔俯瞰著他們的靈魂。
這時，文藝複興濺起的水花出現了，一夜之間一切都變了。但這隻是個開始。可憐的人們尚未完全從震驚中恢複過來，那個凶神惡煞的日耳曼僧侶就拉來滿滿一車專門準備的磚頭，把它們紛紛投進了教皇的內湖中心。這的確太厲害了，難怪經過3個世紀世界才從震驚中清醒過來。
過去的曆史學家研究這段曆史時常常犯一個小錯誤。他們隻看到了動蕩，便認定漣漪是由同一個原因引起的，隻是名字不同，一個叫文藝複興，一個叫宗教改革。
現在我們已經認識得更清楚了。
文藝複興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所宣稱的奮鬥目標是一致的，但是它們為了達到最終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卻截然不同，以致人文主義者和新教徒經常對彼此心懷敵意。
它們都崇尚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利。在中世紀，個人完全被群體淹沒。人們不能像約翰·多那樣，做個來去自由的機靈人，想買什麽就買什麽，想賣什麽就賣什麽，想去哪個教堂就去哪個教堂（或者哪個也不去，這取決於他的嗜好）。那時這樣的人是不存在的。一個人從呱呱墜地那一刻起，一直到死，從柴米油鹽到精神思想，都必須按照一本僵硬刻板的手冊過日子。這些小冊子則教導人們，身體不過是從大自然母親那裏隨便借來的劣質長袍，除了暫時容納不朽的靈魂之外，沒有絲毫的價值。
它教人們相信，眼前的世界隻不過是輝煌來世的中繼站，應該以極大的輕蔑來看待。就像一個以紐約為目的地的旅行者不會過於重視昆斯頓昆和哈裏法克斯的住宿一樣。
日內瓦城
現在再來看看約翰·多，他在這個最美好的世界裏盡一切可能地幸福生活著（因為他隻知道這個世界），這時來了兩位神仙教母，一個是文藝複興，一個是宗教改革。她們說：“起來吧，高貴的人，從今以後你就是個自由的公民了。”
於是，約翰問道：“我自由了能夠怎樣呢？”
這兩位神仙教母的回答卻大不相同。
“你可以自由地追求美。”文藝複興答道。
“你可以自由地追求真理。”宗教改革正言相告。
“你可以自由地追尋過去的印記，那時的世界才是真正屬於人類的王國。你可以自由地實現詩人、畫家、雕塑家和建築家心中曾經擁有的理想，你可以自由地把宇宙變成你永恒的實驗室，這樣你就可以洞悉她的一切秘密。”文藝複興這樣向他承諾道。
“你可以自由地研究上帝的詞句，如此一來，你的靈魂可以得到拯救，你的罪孽也會得到寬恕。”這是宗教改革的忠告。
說完這些話，她們便轉身離去了，隻留下可憐的約翰·多。現在他有了一份新的自由，但是新的自由卻比過去的束縛更令人難受萬分。
很難說幸或者不幸，文藝複興很快便與既定的秩序和平共處了。菲迪亞斯和霍拉斯的後繼者們發現：對官方規定的上帝真心信仰與表麵上遵守教會的規定，完全是不同的兩件事。隻要你記住把赫拉克利斯神說成是施洗者約翰，把天後赫拉稱為是聖母馬利亞，就可以放心地繪製你的異教圖畫，創作你的異教十四行詩，不必擔心遭遇什麽懲罰。
他們就像那些到印度去的旅遊者，遵守著那些在他們看來毫無道理的法律，這樣他們便可以獲準進入廟堂，在這片土地上自由自在地遊逛，而不會有什麽驚擾。
但是在路德的忠實追隨者的眼中，最細枝末節的東西也會成為無比重大的事情。《申命記》(1)中一個弄錯的逗號，恐怕就得流放他鄉；要是弄錯了《啟示錄》中的一個句點，那就要被立刻處死。
這種人以極其嚴肅的態度看待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他們看來，文藝複興的愉快妥協簡直就是一種懦夫的膽小怕事行為。
結果，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分道揚鑣了，從此再沒有碰過頭。
從此以後，宗教改革單槍匹馬地應對整個世界。他披掛著正義的鎧甲，隨時準備捍衛自己最神聖的東西。
開始，反叛的大軍中幾乎全都由日耳曼人組成。他們英勇無畏地戰鬥、受難。但是北方民族之間的互相嫉恨成了他們的致命傷和禍根，很快便削弱了他們的努力，於是他們隻得接受停戰。導致最終勝利的戰略是由一個完全不同的天才人物提出來的。路德退在一旁，給加爾文讓了路。
早就該如此了。
就在那所伊拉斯謨度過了許多不愉快時光的巴黎大學裏，有一個蓄著黑胡須、腿有點瘸（被高盧人炮彈擊傷的結果）的西班牙青年(2)夢想著有朝一日自己率領一支天主教新軍，掃清世上所有的異教徒。
隻有狂熱者才能戰勝狂熱者。
隻有像加爾文這樣堅定不移的人，才能打敗羅耀拉的計劃。
我很高興自己不必生活在16世紀的日內瓦，可是我也深深感激，16世紀有一個日內瓦存在。
如果當年沒有日內瓦，20世紀的世界將會糟糕得多，像我這樣的人很可能會身陷囹圄。
這場輝煌戰鬥的英雄是大名鼎鼎的約翰·加爾文，比路德略小幾歲。他的出生日期是公元1509年7月10日，出生地是法國北部城市諾楊。他出身於法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為教會低級官員，母親為酒館老板之女。父母生養了5男2女。加爾文少年接受教育時的特點是聰慧、簡樸、做事井井有條，不吝嗇，細致入微，講求效率。
羅耀拉
加爾文作為家中的第二個兒子，本來計劃去當教士。他的父親有一些有影響的朋友，可以把他安排在一個好點的教區。還不滿13歲，他就在家鄉的一座天主教堂裏有了個小小的職務，有一筆數目不大但很穩定的收入。他就靠這筆錢在巴黎一所好學校讀書。他是個出眾的男孩，每個與他打過交道的人都說：“留意那個小夥子，太有出息了！”
16世紀的法蘭西教育體製完全能夠培養好這樣的孩子，充分發揮他多方麵的聰明才智。19歲時，加爾文已經被獲準講道，他後來成為一個稱職的副主教，似乎是已經注定的事情。
但是，加爾文家中有5個兒子和2個女兒。在教會的升遷又過於緩慢，而學法律機遇則多一些。況且，當時正是宗教大動亂時期，前途難料。一位名叫皮埃爾·奧裏維坦的遠親，剛剛把《聖經》翻譯成法文，當時加爾文正好在巴黎，經常跟這位遠親在一起。一家之中有兩個異端是不可相處的，於是加爾文背起行囊來到了奧爾良，拜在一位老律師的門下，學習訴訟、辯論和起草辯護狀的業務。
在這裏，也發生了和巴黎一樣的事情。一年還沒有結束，這名學生就成了老師，輔導那些不太用功的同學學習法學概論。很快他就掌握了所有應會的東西，準備好開業了。他的父親熱切希望著，有朝一日兒子可以與那些著名的大律師分庭抗禮，能夠僅僅憑借著一條主意就拿到100元金幣，遠處的貢比恩(3)國王召見時還可以坐著四輪馬車到前往。
但是這些夢想未能成為現實，加爾文根本沒有從事律師工作。
他回到了最初的愛好。他賣掉了法律文摘和法令全書，專心投入了收集神學著作的工作，鄭重其事地開始了使他成為2000年來最重要曆史人物之一的曆程。
不過，他鑽研羅馬法典的那些歲月，為他日後的活動打下了深深的基礎。他決不會憑感情研究問題了；他體察萬物，而且感受深刻。讀一讀他寫給追隨者的信件吧，這些追隨者落入天主教徒之手，並且被判處用文火慢慢燒死。在無助的痛苦之中，他們把這些信件視為人世間最精美的東西。信中表現出對人類心理細致入微的理解，堪稱優雅的傳世之作。這些可憐的受難者一直到死都在心中默念著一個人的姓名，而正是這個人的教誨將他們引入危難。
不，加爾文並不像他的敵人說的那樣，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對他而言，生活就是一種神聖的責任。
而且他竭盡全力地以真誠對待自己和上帝。對於任何一件事，他都必須先將其歸結到一些基本的信仰原則和教義，然後才敢把它放在人類情感的試金石上去檢驗。
教皇庇護四世聽到他的死訊時說道：“這個異端的力量在於，他視金錢如糞土。”如果這位教皇是在稱讚他的敵人絲毫不顧一己私利，那麽他說對了。加爾文從生到死始終是個窮人，而且拒絕接受最後一筆季薪，因為“疾病已經無法使他像從前那樣掙到那筆錢了”。
但是他的力量表現在別的方麵。
他隻有一個念頭，他終生都圍繞著一個壓倒一切的衝動：尋找《聖經》中所揭示的真正的上帝。當他終於得到一個似乎能夠壓倒一切反對與爭辯的結論時，便把它納入自己的生活準則。從那以後，他就完全按照自己的原則行事，從不計較自己決定的後果，於是他成為了一個不可戰勝的人。
然而，這個品質直到多年以後才彰顯出來，在轉變信仰的前10年，他不得不用自己的全部精力解決謀生這個十分平庸的問題上。
“新學”在巴黎大學的短暫勝利，希臘語詞尾的變化，希伯來語動詞的不規則變化，都沒有引起什麽特別的反響。但是當作為學界名流的校長也受到了這種新日耳曼教義的毒害時，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將那些（套用現代醫學術語）“思想攜帶者”從校園中清除出去。據說，加爾文曾把他的幾次最容易引起爭議的演講稿交給了校長，於是他的名字被排在嫌疑犯名單之首。他的房間受到搜查，論文被沒收，逮捕令也已經向他發出。
他聽到消息，藏匿在一位朋友的家中。
小小學院裏的風浪自然不會持續太長時間，但是在羅馬教會裏任職已經不可能了。
作出明確選擇的時候到了。
公元1534年，加爾文與舊信仰決裂了。幾乎就在同時，在俯瞰法國首都的蒙特馬特山上，羅耀拉和他的一夥同學正在莊嚴宣誓，不久之後這種宣誓被寫進了耶穌會的綱領。
從那以後，他們倆都離開了巴黎。
羅耀拉先向東而去，但是一想到第一次進攻聖地的不幸遭遇，便收住了腳步，轉身去了羅馬，開始做那些令他聲名遠揚（也許該用臭名昭著之類的什麽詞）的事情。
加爾文則不同。他的上帝王國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製。他一路漫遊，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可以將自己的餘生全部用來讀書、沉思，心平氣和地陳述他的思想。
他正在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之間爆發了戰爭，他隻得繞道瑞士西部。在日內瓦，他認識了法雷爾。法雷爾曾是法蘭西宗教改革中迎接風暴的海燕，是從長老會和宗教法庭的監獄中逃出的為數不多的人之一。這個人張開雙臂歡迎加爾文，並告訴加爾文在小小的瑞士公國裏也可以成就輝煌事業，請求他留下。加爾文考慮了一段時間，隨後就留了下來。
就這樣，一場戰爭決定了新的天國要建立在阿爾卑斯山腳下。
這真是個奇妙的世界。
哥倫布出發去尋找印度，結果卻偶然撞上了新大陸。
而加爾文本想尋找一個安靜之所，在潛心讀書和聖潔沉思中度過餘生，卻走進一座三等的瑞士小城，將它變成了一個精神之都。不久之後，人們便把大部分天主教領域變成了龐大的新教帝國。
既然曆史能滿足多種目的，為什麽大家還要讀小說呢？
我不知道加爾文家的《聖經》有沒有保存下來。如果它如今還在的話，《舊約·但以理書》第6章的那一頁一定磨損得非常厲害。這位法國宗教改革家是一個謙遜的人，但時時要從那位忠心耿耿的上帝仆人的故事中尋找安慰。那人曾被拋入有餓獅盤踞的深溝，可是他的清白救了他，使他不致不明不白地過早慘死。
日內瓦不是巴比倫，它是一個令人起敬的小城，城中住著些令人尊敬的瑞士裁縫。他們一本正經地對待生活，但是還比不上這位新的宗教領袖，他像聖彼得一樣在講壇上滔滔不絕地傳教講道。
何況，還有一個叫做薩沃伊公爵的尼布甲尼撒呢。就是在與薩沃伊家族無休止的爭吵中，愷撒的後裔才決定與瑞士其他州聯合起來進行共同的事業，參加了宗教改革運動。因此，日內瓦和威登堡的結盟就像一場各有好處的婚姻，與其說是因為兩情相悅，倒不如說是基於共同的利益。
但是還沒等“日內瓦改奉新教”的消息傳開，日內瓦湖畔就聚集了不下50個千奇百怪教派的狂熱信徒，以極其旺盛的精力開始宣講起凡人前所未聞的最怪異的教義。
加爾文從心底裏憎惡這些業餘的預言家。在仔細思索這些人可能造成的危害之後，他充分意識到，這些人充滿熱情，但是誤入歧途。待休息了幾個月之後，加爾文做的頭一件事就是，盡可能簡明地製定了他希望自己的教民能夠掌握的真與偽的界限，這樣任何人都不能再挪用那個老掉牙的借口：“我不知道規定呀！”他和他的朋友法雷爾親自把10人分成一組，檢查了全部的日內瓦人，隻有那些宣誓效忠這部奇怪的宗教法典的人，才能獲得完全的公民權。
緊接著，他又為年輕一代編寫了一部令人生畏的教義問答手冊。
然後，他使城市議會通過法律，將所有仍然堅持錯誤觀點的人驅逐出城。
在為下一步的行動掃清道路之後，按照《出埃及記》和《申命記》中的政治經濟學家製定的路線，他開始著手建立自己的國家。像其他很多偉大改革家一樣，加爾文不像現代基督徒，倒更像古代的猶太人，嘴上說著忠於耶穌基督，心裏卻向往著摩西的耶和華。
當然，在承受巨大感情壓力的情況下，這種現象是很常見的。在仇恨和鬥爭的問題上，謙卑的拿撒勒木匠觀點非常清晰明確，而這些觀點與2000年來國家與個人為達到自己目的而采用的暴力手段之間，根本找不到什麽相似點。
所以，一旦爆發了戰爭，在一切相關人的默許之下，我們都會暫時合上《福音書》，高高興興地滾進血淚與炮聲之中，沉浸在《舊約》“以眼還眼”的哲學之中。
新暴政
宗教改革運動就是一場戰爭，而且是一場非常殘酷的戰爭，沒有人祈求寬恕，也很少有人得到寬恕。加爾文的國家實際上是一個軍營，所有人類自由的表現都逐漸被壓製了。這一點我們不必感到驚訝。
當然，這樣做並非沒有遭到過極力反對。公元1538年，社會上傾向自由的力量變得強大起來，對加爾文形成了威脅，於是他不得不離開了這座城市。但是到公元1541年，加爾文的支持者們重新掌握了政權。在一片鍾聲和教士們朗誦讚美詩的聲音中，加爾文行政長官又回到了日內瓦河畔的大本營。從那時起，他成了未曾加冕的日內瓦國王。在接下來的23年之中，他一直致力於建立和完善神權形式的政府，就是自以西結和埃茲拉時代之後，世人從未見過的那種政府。
依照《簡明牛津英語辭典》中的解釋，“紀律”這個詞的意思是：“使受控製；通過訓練使服從命令。”它最恰如其分地表達了加爾文夢想的政教合一體製的精神。
路德具有大多數日耳曼人的氣質，是一個感傷主義者，所以在他看來，上帝的話本身就足以給人指出通向永恒生命的道路。
這過於含混，也不能滿足法國宗教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話語也許是燈塔上的希望之光，但是道路漫長而黑暗，並且有很多誘惑會讓人忘記自己真正的目的地。
然而，新教的教長卻不會迷失方向，他是與眾不同的人。他知道所有的陷阱，也不會腐化墮落。萬一偶爾偏離正道，在教士每周一次的例會上，那些備受尊崇的紳士們都要參加相互批評，就會很快地將他拉回正道，並能夠讓他意識到自己的職責。因此，他是所有真心期望得到拯救的人的理想形象。
凡是登過山的人都知道，職業向導有時候會成為不折不扣的暴君。他們知道哪一堆岩石有可能傷人，哪一塊雪地隱藏著危險。所以不論走到哪裏，對於他所帶領的一隊人馬，他都有發號施令的權力。對於膽敢不聽命令的愚蠢之人，則施以劈頭蓋臉的訓斥與責罵。
在加爾文的理想國中，教長們有著與此相似的責任感。對那些跌倒在地，請求幫助的人，他們很樂於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假如有人任性地偏離正道，離開群體，那隻援助之手就會收回來攥成拳頭，迅猛可怕地揮出懲罰的一擊。
在很多其他宗教組織中，教士們也很樂意行使這種權力。但是，行政當局由於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權，一般不會允許教士與法庭和劊子手爭奪權力。加爾文知道這一點，於是就在自己的轄區內，創建了一種實際上淩駕於法律之上的教會紀律。
自世界大戰以來，曆史上有很多有意思的誤解，還流傳甚廣，其中最讓人吃驚的是：法國人是一個熱愛自由的民族（與他們的條頓鄰居形成對照），他們痛恨一切管轄。
其實，在幾百年中，法國人一直處於官僚體製的統治之下，這個政權比戰前的普魯士政府還要錯綜複雜、缺乏效率。官員們還抽著一種劣質的香煙，不遵守上班時間，也不在乎衣領是否一塵不染，並且愛管閑事，招人反感，像東邊那個共和國(4)的官員那樣。奇怪的是公眾竟然以一種溫和的態度接受他們的粗魯作風，讓人難以想象這是一個喜歡反叛的民族。
從喜歡集權這方麵來說，加爾文是個典型的法國人。他在某些細節上簡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而這正是拿破侖獲得成功的秘訣。但是他又不同於那位偉大的皇帝，他沒有任何個人野心。他隻是一個嚴肅得可怕的人，胃口很差，而且缺乏幽默感。
他搜遍《舊約》，想要發現自己心目中的救世主。然後讓日內瓦人把他對這段猶太曆史的解釋，當成上帝意誌的直接體現。幾乎是一夜之間，隆河上的這座快樂的城市，變成了可憐的罪人雲集之地。一個由6名牧師、12位老者組成的公民宗教裁判所，夜以繼日地監視著人們的私下觀點。誰被懷疑有“異端邪說”傾向，就會被傳訊到教會法官麵前，檢查他所有的教義觀點，還要他解釋在什麽時間、什麽地點及以什麽方式得到那些將他引入歧途的書的。如果被告有悔改之意，強製到主日學校聽課就可以免刑了；如果他執迷不悟，那就必須在24小時內離開這座城市，永遠不得在日內瓦共和國的轄區內現身。
但是，缺乏正統的情感並不是與宗教裁判所產生糾葛的唯一原因。在附近的鎮上玩一下午滾木球，如果被人適時地檢舉，就會受到嚴厲的警告。玩笑之語，不論有用沒用，都被認為是惡劣的行為，在婚禮上開玩笑則完全可能被判刑入獄。
就這樣，新天國裏逐漸充滿了法律、布告、條例、敕令，讓人寸步難行。生活變得複雜不堪，大大失去了原有的風采。
跳舞不允許；唱歌不允許；打牌不允許；賭博當然更是不允許的；生日聚會不允許；鄉間集市不允許；絲綢錦緞和其他代表外在浮華的東西都不允許；允許的隻是去教堂、去學校。因為加爾文是一個有著正派觀點的人。
“禁止”的標誌可以抵擋罪孽，卻無法強迫人去熱愛美德，美德隻能來自內心的領悟。因此日內瓦建起了最好的學校和一流的大學，並鼓勵一切治學活動；還建立了相當有趣的集體生活形式，吸引了人們大量的剩餘精力，使普通人忘掉了他們不得不忍受的艱苦和約束。如果完全不考慮人性的因素，加爾文的體製就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在近300年的曆史中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不過，這些內容應該在一本關於政治思想發展的書中講述。現在我們感興趣的是，日內瓦為寬容到底做了些什麽。得到的結論是：新教的羅馬一點兒不比天主教的羅馬好。
我在前幾頁已經列舉了當時一些減輕罪罰的情況，在那個發生了聖巴托羅繆日大屠殺(5)以及許多荷蘭城市被夷為平地的野蠻行徑的世界裏，有什麽理由讓其中的一方（這裏指弱的一方）展現寬容的美德呢？那意味著坐以待斃！
然而，這並不能成為開脫加爾文協助、教唆法庭殺害格魯特和塞爾維特罪責的理由。
在格魯特的那樁案子裏，加爾文還可以找到借口說，格魯特有很大的煽動市民騷亂的嫌疑，而且他屬於一個試圖推翻加爾文派的政黨。但是塞爾維特，則根本不可能對日內瓦的社會安全構成什麽威脅。
按照現代護照的規則，他隻是一個“過境者”，隻要再過上24小時，他就要離境了。但是他誤了船，結果便送了命。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故事。
米格爾·塞爾維特是西班牙人，父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證人（在當時的歐洲這是個具有一半法律地位的職務，並非那種使用蓋章機證明你的簽字便要索求銀兩的年輕人）。米格爾也準備從事法律工作。他被送到法國南部一個名為圖盧茲的城市，因為在那個幸福的年代，所有課程都是用拉丁語講授的，學業是國際化的，隻要你掌握了5個詞尾變化和幾十個不規則動詞，智慧的世界就向你敞開了大門。
在這所法國大學裏，塞爾維特結識了一個名叫胡安·德·昆塔納的人，昆塔納不久之後成了查理五世皇帝的懺悔神父。
在中世紀，皇帝加冕禮很像現代的國際展覽會。公元1530年查理在博洛尼亞加冕時，昆塔納把米格爾帶去以秘書的身份出席。這個聰明的西班牙青年在那裏大開眼界。像那個時代的許多人一樣，他有著無法滿足的好奇心，此後，他涉獵了各種各樣的學科——醫學、天文學、占星術、希伯來文、希臘文，還有最要命的神學。他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醫生。在鑽研神學的過程中，他產生了血液循環的想法，並把它寫進了反對三位一體教義的第一本書的第15章。審查他的著作的人，竟然沒有一個人看出他作出了曆史上最偉大的發現，這表明16世紀神學思想的狹隘性。
如果塞爾維特堅持他的醫學研究該有多好，那樣他就可以活到高齡，平靜地離開人世。
但他就是沒能避開當時討論的那些熱點話題。他找到裏昂的印刷商，開始對各種各樣的問題發表看法。
現在，一個慷慨的百萬富翁可以勸說一所學院把三一學院的名稱換成一種流行的煙草品牌，而且會平安無事。媒體界也會說：“丁古斯先生慷慨解囊真是太好了！”公眾隨之高聲叫喊：“阿門！”
今天誰被判定“褻瀆神明”，一定會讓人感到震驚，在這樣的時代描繪那時的情景，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時候，隻要有一個人對“三位一體”論說了不敬的話，整個社會都會陷入恐慌。可是如果我們不用心想象一下這種情形，就不可能理解16世紀前半期，塞爾維特給全體善良的基督徒帶來的巨大恐懼。
然而他根本不是什麽激進分子。
他隻是我們現在所稱的自由主義者。
他反對天主教和新教都認同的舊三位一體論，他如此執著地相信（有人都想說他有點幼稚了）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於是就給加爾文寫信（這是一個天大的錯誤），建議允許他到日內瓦去作一次私人交談，把整個問題徹底討論一下。
他沒有接到邀請。
事實上，塞爾維特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接受邀請。裏昂的宗教法庭的大法官已經插手此事，把他投入了監獄。這位宗教法官（好奇的讀者會在拉伯雷的著作中發現對此人的描述。拉伯雷用多利卜影射這名法官，多利卜是個雙關語，法官本名奧利）已經對塞爾維特褻瀆神明的言談舉止有所耳聞，因為有人在加爾文的授意下，將一封信秘密地送到了他手裏。
這件案子很快又加重了，因為找到了塞爾維特好幾篇手稿，這也是加爾文暗中提供的。看起來加爾文並不在乎誰把這個可憐的家夥絞死，隻要他死就行了。但是宗教法庭的官員們有點玩忽職守，塞爾維特得以逃脫。
起初，他看起來是想去西班牙邊境，但是對於一個知名的人物而言，橫穿法國南部的漫長旅程過於危險。於是他決定繞道日內瓦、米蘭、那不勒斯，然後抵達地中海。
公元1553年8月，在一個星期六的黃昏時分，他來到了日內瓦。他本想找一條船到湖對岸去，但馬上就是安息日了，船隻都要停止航行，他被告知要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天，因為不論當地人還是外地人，不參加宗教的禮拜課都是不端的行為，所以塞爾維特去了教堂。他被人認出，並遭到逮捕。沒有人解釋有什麽理由逮捕他。塞爾維特是西班牙公民，也沒有被指控觸犯日內瓦的任何法律。但是在教義方麵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是一個不敬神、褻瀆神明的人，膽敢把他自己的觀點強加給信奉三位一體論的人。這樣的人還想得到法律的保護，豈不是荒謬絕倫！普通罪犯或許可以這麽做，一個異教徒絕不可以！他不容分說被鎖進了一間又髒又潮的牢房，個人財物全被沒收。兩天以後他被帶上法庭，要求他回答清單上列著的38個不同的問題。
審判持續了2個月零12天。
最後他被判定有罪，罪名是“持異端邪說危及基督教基礎”。在關於教義的問答中，他的回答氣得法官怒發衝冠。通常這種案件，特別是當被告為外國人時，通常的判罰是永遠逐出日內瓦城，塞爾維特的案子是一個例外，他被判處活活燒死。
與此同時，法蘭西的法庭重新開庭審理這名逃犯的案件，宗教法庭的官員們得出了和新教同僚一樣的結論。他們也判處塞爾維特死刑，並派出地方司法長官前往日內瓦，要求將罪犯引渡回法蘭西。
這一要求被拒絕了。
加爾文自己也能夠執行火刑。
走向刑場的路程是多麽令人生畏，一路上還有一群嘴巴裏不停念叨教義的教士，伴隨著這個異教徒走完最後一段路。極度的痛苦持續了半個多小時還未結束，直到圍觀的人群出於對受難者的憐憫向火中添了一把新柴為止。對於那些關心這類事情的人來說，這讀起來倒是有些意思，不過我們最好還是把它略去不談吧。這不過是一次行刑，在那個宗教狂熱放縱的時代，這次的行刑與其他行刑並沒有什麽區別。
但是塞爾維特的案例確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它反映出一些可怕的東西。這時人們可以認清一個殘酷的現實，那些口口聲聲宣揚“擁有自己觀點的權利”的新教徒，隻不過是些改頭換麵的天主教徒，他們和自己的敵人一樣心胸狹窄，對與自己觀念不同的人殘酷無情，他們隻是在等待時機建立自己的恐怖統治罷了。
這是一項非常嚴肅認真的指責，絕不是一句“那好吧，你覺得該怎麽樣呢？”就可以打發掉的。
我們有大量關於這次審判的資料，也詳細地知道外界對處死塞爾維特的反應，這些東西讀來讓人扼腕歎息。加爾文的確曾經出於一時的心善，建議把火刑改為砍頭。塞爾維特謝過他的好意，卻提出了另外一個解決辦法——釋放他。是啊，他據理力爭（而且道理全在他這一邊），這個法庭對他沒有司法裁判權，他隻是一個追求真理的誠摯之人，因此，他有權在與對手加爾文的公開辯論中讓人聽到他的觀點。
但是，加爾文沒能聽進這些。
加爾文已經發過誓，一旦這個異教徒落到他的手裏，就決不讓他活著逃走。他要遵守誓言。沒有他的宿敵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合作，就不能給塞爾維特定罪，但這無關緊要。如果教皇手裏有可以給這個不幸的西班牙人進一步定罪的文件，他甚至可以與教皇聯手。
但是還有更糟糕的事情。
塞爾維特臨死的那個早晨，要求同加爾文見上一麵。於是，加爾文來到關押他的敵人的地牢——這裏陰暗肮髒。
到了這個時候，他至少應該大度一點兒；好一點兒的話，他應該有點同情心吧。
可他既不大度，也沒有同情心。
他站在這個1小時之後就隻能向上帝申訴冤情的人麵前爭辯著自己的道理。他口沫四濺，臉色鐵青，大發雷霆。就是沒有一句同情、憐憫、仁慈和寬容，一句這樣的話也沒有。隻有刻毒和仇恨：“活該，你這執迷不悟的惡棍！燒死你這該死的！
這些都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塞爾維特死了。
所有的塑像和紀念碑都不能使他重生。
加爾文死了。
上千卷詛咒也不會打擾那不為人知的墳墓中的他。
審判期間狂熱的宗教改革家怕得發抖，唯恐放走了這個褻瀆神明的惡棍；教會的中堅分子聽到行刑的消息後大唱讚美詩，奔走相告：“日內瓦萬歲！終於做了該做的事！”
上述人物都死了，也許最好還是把他們遺忘。
讓我們隻記住一件事。
寬容就像自由一樣。
隻依靠祈求，沒有誰能夠得到它，隻有永遠保持關注和警覺，才能保住寬容。
為了子孫中新的塞爾維特，我們應該好好記住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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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聖經·舊約》的第5卷，一般認為是摩西所作。
(2) 伊納爵·羅耀拉（約1491—1556）：天主教耶穌會創始人。
(3) 法國中北部的一個城市。
(4)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普魯士成為魏瑪共和國。
(5) 公元1572年8月23日從巴黎開始的屠殺法國胡格諾派教徒事件，發生於8月24日聖巴托羅繆日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