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宗教改革從沒有成功過。事實上它也不可能成功。首先，南部的人並不把宗教看得很重，犯不上為它而刀槍相見；其次，緊靠羅馬，它是宗教法庭的中心，五髒俱全，隨便發表個人見解是很危險的，而且還得付出巨大的代價。
不過，半島上居住著成千上萬的人文主義者，他們中間當然會有幾匹害群之馬，重視亞裏士多德而輕視聖克裏索斯頓。但這些人也有許多機會來發泄多餘的精神力量，有俱樂部、咖啡館和注重禮節的沙龍，在這些場所，男男女女可以發揮知識上的激情又不得罪帝國。這一切都是那樣悠閑宜人。其實生活不就是調和嗎？它過去不是一直這樣嗎，難道在世界的末日到來之前就不調和了嗎？
為什麽要為信仰中的瑣事而大動肝火呢？
經過幾句介紹之後，讀者在我們的兩名主角出場的時候，也就不會再希望有大吹大擂或鳴槍放炮的聲音了。他們是說話斯文的紳士，做事情來既鄭重又愉悅。
索茲尼叔侄
然而，在推翻使人受難許久的暴政上，他們的貢獻卻比那支咋咋呼呼的宗教改革大軍還要大。不過，這也是一件無法預見的怪事，可事情確是發生了。對此，我們謝天謝地，可是要問是如何發生的，哎呀，我們卻弄不太清楚。
在理智的葡萄圓裏默默幹活的這兩個人姓索茲尼。
他們是叔侄。
出於某個不明的緣故，叔叔雷利歐·弗朗西斯科拚寫名字時用一個“z”，而侄子福斯圖·保羅卻用了兩個“z”。不過，人們更熟悉他們名字的拉丁文形式“socinius”（索西尼厄斯），不熟悉意大利文的形式“sozzini”（索茲尼），我們可以把這個細節留給語法學家和詞源學家去解決。
在影響方麵，叔叔遠不及侄子有影響力，因此我們先談叔叔，然後再講侄子。
雷利歐·索茲尼是錫耶納人，出身於銀行家和法官世家，命中注定在博洛尼亞大學畢業後要以法律為業。但他和許多同代的人一樣自行其是地搞起神學來，不再研習法律，而是一心擺弄起希臘文、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最後（也像大多數同類人的結局一樣）成為理智神秘主義者——既很通曉世故，又不那麽老練。這聽來很是複雜，不過能理解我意思的人用不著進一步解釋，不能理解的人我再費唇舌也沒用。
然而他的父親對兒子能否成為世界文學圈中的人物感到懷疑。他給了兒子一張支票，讓他出去長長眼界。於是雷利歐離開了錫耶納，在以後的10年裏從威尼斯到日內瓦，從日內瓦到蘇黎世，從蘇黎世到威登堡，然後又到倫敦、布拉格、維也納和克拉科夫，不時在城鎮或小村裏住上數個月或一年半載，希望能找到有意思的夥伴和學到一些有趣的新東西。在那個年代，人們一談起宗教就沒完沒了，就像如今我們談生意一樣。雷利歐搜集了一大堆五花八門的奇談怪論，由於他豎起耳朵四處打聽，所以他很快便熟悉了從地中海到波羅的海的各種離經叛道的異端論調。
不過當他攜帶著知識的行囊抵達日內瓦的時候，迎接他的是客氣但絕非友好而熱情的接待。加爾文那雙暗淡的眼睛疑心重重地望著這個意大利來訪者。他是個出身高貴的傑出青年，不像塞爾維特那樣貧困且無親無靠。可是據說他傾向塞爾維特。這可太煩人了。按加爾文所想的，隨著對那個西班牙異端派的火刑，支持還是反對三位一體就已經確定了。其實，恰恰相反！從馬德裏到斯德哥爾摩，塞爾維特的命運已經成為人們談論的主題，世界各地思想嚴肅的人開始站在反對三位一體的一邊。這還沒有完。他們還利用古登堡的該死發明——印刷術來向四麵八方傳播自己的觀點，由於離日內瓦很遠，他們的言辭也往往不敬。
在這之前不久，出現了一本才學橫溢的小冊子，收錄著曆代教會神父對迫害和懲罰異端分子的事情所說所寫的一字一句。在加爾文所說的“憎恨上帝”的人們、或按他們自己反駁的“憎恨加爾文”的人們中，這本書立刻大為暢銷。加爾文已經放出風聲，願意和這個珍貴小冊子的作者單獨談談。不過作者早已料想到了這個邀請，明智地在書名頁上刪去了姓名。
據說他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曾經在日內瓦一所中學任教。他對形形色色的神學罪孽很有看法，因此招致了加爾文的憎恨與蒙田的欣賞。不過這件事並沒有人證實，隻是道聽途說而已。不過呢，凡事一有人領頭，便會有其他人追隨。
因此，加爾文對索茲尼敬而遠之，隻是建議說巴塞爾的柔和空氣比薩沃伊的潮濕氣候更適合這位來自錫耶納的朋友。待索茲尼一動身去著名的古伊拉斯米安要塞，他就衷心祝他此次行程一路順風。
使加爾文暗自慶幸的是，索茲尼叔侄不久便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懷疑，雷利歐被沒收了基金，還發高燒臥床不起，年僅37歲便在蘇黎世歸西了。
他的英年早逝在日內瓦引起了歡騰，不過高興的時期不長。
雷利歐除去遺孀和幾箱子筆記本外，還有個侄子。這個侄子不僅繼承了叔叔未問世的手稿，還很快成為更勝過叔叔的塞爾維特的熱情追隨者。
福斯圖斯·索茲尼從小就像老雷利歐一樣四處遊逛。他的祖父給他留下了一小塊不動產。他直到近50歲才結婚，因此可以把全部時間用在他喜好的神學問題上。
他似乎在裏昂做過一段時間的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生意人，但他做買賣經營具體商品而不是精神財富的經曆，似乎使他更堅信，如果對手在買賣中處於更有利的地位，那麽靠謀殺對手或發脾氣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他在一生中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這種頭腦在公司辦公室裏雖然司空見慣，但是在神學院裏卻比較罕見。
公元1563年，福斯圖斯回到意大利。在返程中他造訪了日內瓦。但他好像沒有去拜訪當地的主教。況且，加爾文那時已經臥病在床，索茲尼家族的人來訪，隻會徒增他的煩惱。
在以後的10多年裏，索茲尼在伊莎貝拉·德·梅迪希那兒工作。但公元1576年在這位太太為結婚歡慶了幾天之後，被丈夫保羅·奧希尼殺死了。於是索茲尼辭了職，永遠離開了意大利，來到巴塞爾，把《聖經·舊約》中的《讚美詩》譯成意大利的白話文，還寫了一部關於耶穌的書。
從福斯圖斯的作品來看，他是個審慎小心的人。首先，他的耳朵不好使，這樣的人都天性謹慎。其次，他的收入來自阿爾卑斯山另一麵的幾塊地產，托斯卡那的地方當局曾經暗示他說，被懷疑是“路德學說”的人在評論使宗教法庭不愉快的題目時，隻要不過於膽大妄為就行。於是他使用了許多筆名，出版一本書之前，必須請朋友們傳閱一遍，他們認為比較安全時，才送去印刷。
這樣一來，他的書沒有被列入禁書目錄，他那本論述耶穌生平的書一直流傳到南喀爾巴阡山，落到另一個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裏。他是米蘭和佛羅倫薩的某些貴婦的私人醫生，入贅於波蘭和南喀爾巴阡山的貴族。
那個時候，南喀爾巴阡山是歐洲的“遠東”，直到12世紀初期還是一片荒野，一直被用來安頓德國的多餘人口。勤勞的撒克遜農夫把這片沃土變成了一個繁榮有序的小國家，這裏設有城市、學校，甚至還有一所大學。但這小國家還是遠離旅行通商的要道。一些人由於某種原因，希望遠離宗教法庭的耳目，最好在與他們相隔十幾米的沼澤地和高山，於是這個小國家便成了理想的安身之地。
至於波蘭，多少個世紀以來，人們一提到這個不幸的國家便聯想到保守和沙文主義。但是我要告訴讀者，在16世紀前半期，它卻是名副其實的避難所，保護了所有由於宗教信仰而在歐洲其他地方吃苦受難的人們。這是個驚喜吧。
這個出乎人意料的情況是由典型的波蘭風格造成的。
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它是全歐洲管理得最為拙劣的國家，這在當時是大家都知道的。波蘭的上層教士玩忽職守，但西方各國主教的放蕩和鄉村牧師的酗酒已經司空見慣，所以並沒有人充分重視波蘭的情況。
但在15世紀後半期，日耳曼大學裏的波蘭學生的數量迅速增多，這引起了威登堡和萊比錫當權者的關注。學生們開始提出質問。接著，事態發展到由波蘭教會管理的克拉科夫波蘭學院淪落到破敗的地步，可憐的波蘭學子要想接受教育就不得不出國留學。不然，就無校可讀了。不久之後，條頓諸大學受到新教義的影響，華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學生也隨之入了潮流。
他們返回家鄉的時候，已經是羽翼豐滿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初期，國王、貴族和教士要消除“謬誤”思想的傳播還輕而易舉。不過這樣的措施要求共和國的統治者們必須團結在一項明確的政策之下，這當然很矛盾，因為這個奇怪國家的最神聖的傳統是，一張反對票就可以推翻一項即使由國會其他全部議員都支持的法律。
沒過多長時間，那位威登堡的著名教授在宣揚他的宗教時又推行了一個經濟副產品，那就是沒收教會的全部財產，從波羅的海到黑海之間的肥沃平原上的博爾勞斯家族、烏拉蒂斯家族以及其他騎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顯地傾向於另一種理念，即口袋裏要有錢的理念。
隨著這一發現，出現了對修道院的真正領地進行的非神聖的掠奪，造成了一次有名的“間歇”，自從有人類記載之時起，波蘭人就一直靠這種“間歇”拖延人們的思維時間。在這期間，所有權力機構都按兵不動，新教徒便充分利用機會，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建起了自己的教堂，這些教堂遍布全國各地。
當然，新教長之間無休止的爭吵最後又使農夫回到了天主教的懷抱，於是乎，波蘭再一次成為天主教的一個堅固堡壘。可是到了16世紀後半期，波蘭當局允許各種宗教派別並存，人們獲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當西歐的天主教和新教開始迫害再洗禮教徒時，幸存者自然向東逃竄，最後定居在維斯杜拉河沿岸。就在這時，布蘭德拉塔醫師拿到了索茲尼那本論述耶穌的著作，並表示想結識這位作者。
喬古奧·布蘭德拉塔是意大利醫生，這個人多才多藝。他畢業於蒙彼利埃大學，是一名優秀的婦科專家。他自始至終都被流言飛語環繞，卻很睿智。他像同時代的許多醫生一樣（想一想拉伯雷和塞爾維特），既是神學家又是神經病專家，扮演的角色時常互換。他成功地治愈了波蘭皇太後的病，她最初總是死心塌地地認為，凡是懷疑三位一體的人都錯了，但在病愈後開始悔恨自己之前的錯誤，此後就隻判決那些讚同三位一體教義的人了。
哎，這位好心的太後一命嗚呼了（是被情人殺死的），她的兩個女兒嫁給了當地的貴族，布蘭德拉塔作為她們的醫療顧問，在這個國家的政治上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他知道，波蘭的內戰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除非采取措施終止宗教上的爭吵。於是他想方設法在對立教派之間實行停戰。但是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就需要一個比他更精於錯綜複雜的宗教之爭的人。他靈機一動，想起了論述耶穌生平的那個名叫索茲尼的作者。
他給索茲尼寫了一封信，請他東行。
遺憾的是，索茲尼抵達南喀爾巴阡山的時候，剛剛爆出了布蘭德拉塔私生活中的一大醜聞，布蘭德拉塔這個意大利人被迫辭職，躲到了無人知曉的地方。不過，索茲尼留在了這個偏遠的土地上，還娶了個波蘭姑娘，公元1604年客死在這裏。
他一生的最後20年，是最有意義的階段，因為這一時期他具體表達了他的寬容理念。
這些理念可以在《拉可問答手冊》一書中見到。索茲尼把這本書寫成了一本共同的守則，獻給所有心懷好意，且希望未來的教派之爭可以終止的人們。
16世紀後半期是大量出版宗教問答手冊，進行信仰、信條和教旨告解的時代，在德國、瑞士、法國、荷蘭和丹麥，人們都在編著這類書籍。可是各地印刷出的粗製濫造的小冊子都表明一個糟糕的觀念：他們（也隻有他們）才代表真正的真理——用一個大寫的“t”（真理）字母表示，所有宣過誓的當局者的職責，就是捍衛這個特殊形式的真理，用屠刀、十字架和火刑柱懲處那些肆意信仰其他劣等真理（隻用小寫的“t”來書寫，因此屬於劣等真理）的人。
索茲尼的信仰具有截然不同的精神。該書一開始便開門見山地宣稱，它的真正意圖絕不是和別人爭吵。
他繼續說道：“不少虔誠的人都有理由埋怨說，現在已經出版以及各個教會正在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教義和宗教手冊是基督徒之間產生分歧的禍端，因為它們都試圖把某些原則強加在人們的良知上，並把那些與他們意見不同的人視為異端。”
於是，該書以最鄭重的方式宣布，索茲尼派絕不主張剝奪或抵製任何人的宗教信仰。講到廣義的人性時，該書又作了如下的呼籲：
“讓每個人自由判斷他的宗教吧，因為這是《新約》定下的法則，早期的教會已經做出了先例。我們這些悲慘的人有什麽資格去熄滅上帝已經在人們心中點燃的神聖精神之火？我們誰能獨占《聖經》的含義？我們應該牢牢記住，耶穌基督是我們唯一的主，我們都是兄弟，誰也沒有權力去壓服別人的靈魂，可能其中一個兄弟比別人博學一些，但是在自由和基督的關係上，眾生是平等的。”
這些話講得多麽絕美無倫啊。可惜的是，早了300年。索茲尼派和其他新教派都不能指望在那個動蕩的世界裏長期堅持自己的立場。反對宗教改革的潮流已經氣勢洶洶地開始了。大批的耶穌會神父在失去的省份裏橫行放縱。新教徒們一邊工作一邊辯論，致使東部邊疆的人們很快又回到了羅馬教廷的懷抱。如今來到這些遠隔文明歐洲的地方的人們，恐怕很難會想到，這裏一度是最先進、最自由的思想堡壘；他們也不會想到，在可怕的立陶宛山脈的某處曾經有一個小村莊，世界在那兒第一次獲得了實踐寬容的清晰之路。
在閑散好奇的驅使下，我最近抽出一個上午來到圖書館，瀏覽了供我國青年了解曆史的最流行的教科書。沒有一本內容涉及索茲尼派或索茲尼叔侄，所有的書都從社會民主派跳躍到漢諾威的索菲亞，從撒拉森斯跳躍到索比斯基。其實在這個被跨越的時期裏，偉大的宗教革命領袖是大有人在的，包括厄可蘭帕鳩斯和一些次要人物。
隻有一卷提到了這兩位來自錫耶納的人文主義者，不過是出現在路德或加爾文所說所做之事的一個模糊不清的附錄裏。
作出預見的確有危險，但是我卻懷疑，在以後300年的通俗曆史裏，這一切會有所改變。索茲尼叔侄會獨自享有一小章節，而宗教改革的傳統主角則降低到次要的地位。
那時，即使是把他們的名字放在腳注裏，也會顯得咄咄逼人。
不過，半島上居住著成千上萬的人文主義者，他們中間當然會有幾匹害群之馬，重視亞裏士多德而輕視聖克裏索斯頓。但這些人也有許多機會來發泄多餘的精神力量，有俱樂部、咖啡館和注重禮節的沙龍，在這些場所，男男女女可以發揮知識上的激情又不得罪帝國。這一切都是那樣悠閑宜人。其實生活不就是調和嗎？它過去不是一直這樣嗎，難道在世界的末日到來之前就不調和了嗎？
為什麽要為信仰中的瑣事而大動肝火呢？
經過幾句介紹之後，讀者在我們的兩名主角出場的時候，也就不會再希望有大吹大擂或鳴槍放炮的聲音了。他們是說話斯文的紳士，做事情來既鄭重又愉悅。
索茲尼叔侄
然而，在推翻使人受難許久的暴政上，他們的貢獻卻比那支咋咋呼呼的宗教改革大軍還要大。不過，這也是一件無法預見的怪事，可事情確是發生了。對此，我們謝天謝地，可是要問是如何發生的，哎呀，我們卻弄不太清楚。
在理智的葡萄圓裏默默幹活的這兩個人姓索茲尼。
他們是叔侄。
出於某個不明的緣故，叔叔雷利歐·弗朗西斯科拚寫名字時用一個“z”，而侄子福斯圖·保羅卻用了兩個“z”。不過，人們更熟悉他們名字的拉丁文形式“socinius”（索西尼厄斯），不熟悉意大利文的形式“sozzini”（索茲尼），我們可以把這個細節留給語法學家和詞源學家去解決。
在影響方麵，叔叔遠不及侄子有影響力，因此我們先談叔叔，然後再講侄子。
雷利歐·索茲尼是錫耶納人，出身於銀行家和法官世家，命中注定在博洛尼亞大學畢業後要以法律為業。但他和許多同代的人一樣自行其是地搞起神學來，不再研習法律，而是一心擺弄起希臘文、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最後（也像大多數同類人的結局一樣）成為理智神秘主義者——既很通曉世故，又不那麽老練。這聽來很是複雜，不過能理解我意思的人用不著進一步解釋，不能理解的人我再費唇舌也沒用。
然而他的父親對兒子能否成為世界文學圈中的人物感到懷疑。他給了兒子一張支票，讓他出去長長眼界。於是雷利歐離開了錫耶納，在以後的10年裏從威尼斯到日內瓦，從日內瓦到蘇黎世，從蘇黎世到威登堡，然後又到倫敦、布拉格、維也納和克拉科夫，不時在城鎮或小村裏住上數個月或一年半載，希望能找到有意思的夥伴和學到一些有趣的新東西。在那個年代，人們一談起宗教就沒完沒了，就像如今我們談生意一樣。雷利歐搜集了一大堆五花八門的奇談怪論，由於他豎起耳朵四處打聽，所以他很快便熟悉了從地中海到波羅的海的各種離經叛道的異端論調。
不過當他攜帶著知識的行囊抵達日內瓦的時候，迎接他的是客氣但絕非友好而熱情的接待。加爾文那雙暗淡的眼睛疑心重重地望著這個意大利來訪者。他是個出身高貴的傑出青年，不像塞爾維特那樣貧困且無親無靠。可是據說他傾向塞爾維特。這可太煩人了。按加爾文所想的，隨著對那個西班牙異端派的火刑，支持還是反對三位一體就已經確定了。其實，恰恰相反！從馬德裏到斯德哥爾摩，塞爾維特的命運已經成為人們談論的主題，世界各地思想嚴肅的人開始站在反對三位一體的一邊。這還沒有完。他們還利用古登堡的該死發明——印刷術來向四麵八方傳播自己的觀點，由於離日內瓦很遠，他們的言辭也往往不敬。
在這之前不久，出現了一本才學橫溢的小冊子，收錄著曆代教會神父對迫害和懲罰異端分子的事情所說所寫的一字一句。在加爾文所說的“憎恨上帝”的人們、或按他們自己反駁的“憎恨加爾文”的人們中，這本書立刻大為暢銷。加爾文已經放出風聲，願意和這個珍貴小冊子的作者單獨談談。不過作者早已料想到了這個邀請，明智地在書名頁上刪去了姓名。
據說他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曾經在日內瓦一所中學任教。他對形形色色的神學罪孽很有看法，因此招致了加爾文的憎恨與蒙田的欣賞。不過這件事並沒有人證實，隻是道聽途說而已。不過呢，凡事一有人領頭，便會有其他人追隨。
因此，加爾文對索茲尼敬而遠之，隻是建議說巴塞爾的柔和空氣比薩沃伊的潮濕氣候更適合這位來自錫耶納的朋友。待索茲尼一動身去著名的古伊拉斯米安要塞，他就衷心祝他此次行程一路順風。
使加爾文暗自慶幸的是，索茲尼叔侄不久便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懷疑，雷利歐被沒收了基金，還發高燒臥床不起，年僅37歲便在蘇黎世歸西了。
他的英年早逝在日內瓦引起了歡騰，不過高興的時期不長。
雷利歐除去遺孀和幾箱子筆記本外，還有個侄子。這個侄子不僅繼承了叔叔未問世的手稿，還很快成為更勝過叔叔的塞爾維特的熱情追隨者。
福斯圖斯·索茲尼從小就像老雷利歐一樣四處遊逛。他的祖父給他留下了一小塊不動產。他直到近50歲才結婚，因此可以把全部時間用在他喜好的神學問題上。
他似乎在裏昂做過一段時間的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生意人，但他做買賣經營具體商品而不是精神財富的經曆，似乎使他更堅信，如果對手在買賣中處於更有利的地位，那麽靠謀殺對手或發脾氣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他在一生中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這種頭腦在公司辦公室裏雖然司空見慣，但是在神學院裏卻比較罕見。
公元1563年，福斯圖斯回到意大利。在返程中他造訪了日內瓦。但他好像沒有去拜訪當地的主教。況且，加爾文那時已經臥病在床，索茲尼家族的人來訪，隻會徒增他的煩惱。
在以後的10多年裏，索茲尼在伊莎貝拉·德·梅迪希那兒工作。但公元1576年在這位太太為結婚歡慶了幾天之後，被丈夫保羅·奧希尼殺死了。於是索茲尼辭了職，永遠離開了意大利，來到巴塞爾，把《聖經·舊約》中的《讚美詩》譯成意大利的白話文，還寫了一部關於耶穌的書。
從福斯圖斯的作品來看，他是個審慎小心的人。首先，他的耳朵不好使，這樣的人都天性謹慎。其次，他的收入來自阿爾卑斯山另一麵的幾塊地產，托斯卡那的地方當局曾經暗示他說，被懷疑是“路德學說”的人在評論使宗教法庭不愉快的題目時，隻要不過於膽大妄為就行。於是他使用了許多筆名，出版一本書之前，必須請朋友們傳閱一遍，他們認為比較安全時，才送去印刷。
這樣一來，他的書沒有被列入禁書目錄，他那本論述耶穌生平的書一直流傳到南喀爾巴阡山，落到另一個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裏。他是米蘭和佛羅倫薩的某些貴婦的私人醫生，入贅於波蘭和南喀爾巴阡山的貴族。
那個時候，南喀爾巴阡山是歐洲的“遠東”，直到12世紀初期還是一片荒野，一直被用來安頓德國的多餘人口。勤勞的撒克遜農夫把這片沃土變成了一個繁榮有序的小國家，這裏設有城市、學校，甚至還有一所大學。但這小國家還是遠離旅行通商的要道。一些人由於某種原因，希望遠離宗教法庭的耳目，最好在與他們相隔十幾米的沼澤地和高山，於是這個小國家便成了理想的安身之地。
至於波蘭，多少個世紀以來，人們一提到這個不幸的國家便聯想到保守和沙文主義。但是我要告訴讀者，在16世紀前半期，它卻是名副其實的避難所，保護了所有由於宗教信仰而在歐洲其他地方吃苦受難的人們。這是個驚喜吧。
這個出乎人意料的情況是由典型的波蘭風格造成的。
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它是全歐洲管理得最為拙劣的國家，這在當時是大家都知道的。波蘭的上層教士玩忽職守，但西方各國主教的放蕩和鄉村牧師的酗酒已經司空見慣，所以並沒有人充分重視波蘭的情況。
但在15世紀後半期，日耳曼大學裏的波蘭學生的數量迅速增多，這引起了威登堡和萊比錫當權者的關注。學生們開始提出質問。接著，事態發展到由波蘭教會管理的克拉科夫波蘭學院淪落到破敗的地步，可憐的波蘭學子要想接受教育就不得不出國留學。不然，就無校可讀了。不久之後，條頓諸大學受到新教義的影響，華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學生也隨之入了潮流。
他們返回家鄉的時候，已經是羽翼豐滿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初期，國王、貴族和教士要消除“謬誤”思想的傳播還輕而易舉。不過這樣的措施要求共和國的統治者們必須團結在一項明確的政策之下，這當然很矛盾，因為這個奇怪國家的最神聖的傳統是，一張反對票就可以推翻一項即使由國會其他全部議員都支持的法律。
沒過多長時間，那位威登堡的著名教授在宣揚他的宗教時又推行了一個經濟副產品，那就是沒收教會的全部財產，從波羅的海到黑海之間的肥沃平原上的博爾勞斯家族、烏拉蒂斯家族以及其他騎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顯地傾向於另一種理念，即口袋裏要有錢的理念。
隨著這一發現，出現了對修道院的真正領地進行的非神聖的掠奪，造成了一次有名的“間歇”，自從有人類記載之時起，波蘭人就一直靠這種“間歇”拖延人們的思維時間。在這期間，所有權力機構都按兵不動，新教徒便充分利用機會，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建起了自己的教堂，這些教堂遍布全國各地。
當然，新教長之間無休止的爭吵最後又使農夫回到了天主教的懷抱，於是乎，波蘭再一次成為天主教的一個堅固堡壘。可是到了16世紀後半期，波蘭當局允許各種宗教派別並存，人們獲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當西歐的天主教和新教開始迫害再洗禮教徒時，幸存者自然向東逃竄，最後定居在維斯杜拉河沿岸。就在這時，布蘭德拉塔醫師拿到了索茲尼那本論述耶穌的著作，並表示想結識這位作者。
喬古奧·布蘭德拉塔是意大利醫生，這個人多才多藝。他畢業於蒙彼利埃大學，是一名優秀的婦科專家。他自始至終都被流言飛語環繞，卻很睿智。他像同時代的許多醫生一樣（想一想拉伯雷和塞爾維特），既是神學家又是神經病專家，扮演的角色時常互換。他成功地治愈了波蘭皇太後的病，她最初總是死心塌地地認為，凡是懷疑三位一體的人都錯了，但在病愈後開始悔恨自己之前的錯誤，此後就隻判決那些讚同三位一體教義的人了。
哎，這位好心的太後一命嗚呼了（是被情人殺死的），她的兩個女兒嫁給了當地的貴族，布蘭德拉塔作為她們的醫療顧問，在這個國家的政治上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他知道，波蘭的內戰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除非采取措施終止宗教上的爭吵。於是他想方設法在對立教派之間實行停戰。但是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就需要一個比他更精於錯綜複雜的宗教之爭的人。他靈機一動，想起了論述耶穌生平的那個名叫索茲尼的作者。
他給索茲尼寫了一封信，請他東行。
遺憾的是，索茲尼抵達南喀爾巴阡山的時候，剛剛爆出了布蘭德拉塔私生活中的一大醜聞，布蘭德拉塔這個意大利人被迫辭職，躲到了無人知曉的地方。不過，索茲尼留在了這個偏遠的土地上，還娶了個波蘭姑娘，公元1604年客死在這裏。
他一生的最後20年，是最有意義的階段，因為這一時期他具體表達了他的寬容理念。
這些理念可以在《拉可問答手冊》一書中見到。索茲尼把這本書寫成了一本共同的守則，獻給所有心懷好意，且希望未來的教派之爭可以終止的人們。
16世紀後半期是大量出版宗教問答手冊，進行信仰、信條和教旨告解的時代，在德國、瑞士、法國、荷蘭和丹麥，人們都在編著這類書籍。可是各地印刷出的粗製濫造的小冊子都表明一個糟糕的觀念：他們（也隻有他們）才代表真正的真理——用一個大寫的“t”（真理）字母表示，所有宣過誓的當局者的職責，就是捍衛這個特殊形式的真理，用屠刀、十字架和火刑柱懲處那些肆意信仰其他劣等真理（隻用小寫的“t”來書寫，因此屬於劣等真理）的人。
索茲尼的信仰具有截然不同的精神。該書一開始便開門見山地宣稱，它的真正意圖絕不是和別人爭吵。
他繼續說道：“不少虔誠的人都有理由埋怨說，現在已經出版以及各個教會正在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教義和宗教手冊是基督徒之間產生分歧的禍端，因為它們都試圖把某些原則強加在人們的良知上，並把那些與他們意見不同的人視為異端。”
於是，該書以最鄭重的方式宣布，索茲尼派絕不主張剝奪或抵製任何人的宗教信仰。講到廣義的人性時，該書又作了如下的呼籲：
“讓每個人自由判斷他的宗教吧，因為這是《新約》定下的法則，早期的教會已經做出了先例。我們這些悲慘的人有什麽資格去熄滅上帝已經在人們心中點燃的神聖精神之火？我們誰能獨占《聖經》的含義？我們應該牢牢記住，耶穌基督是我們唯一的主，我們都是兄弟，誰也沒有權力去壓服別人的靈魂，可能其中一個兄弟比別人博學一些，但是在自由和基督的關係上，眾生是平等的。”
這些話講得多麽絕美無倫啊。可惜的是，早了300年。索茲尼派和其他新教派都不能指望在那個動蕩的世界裏長期堅持自己的立場。反對宗教改革的潮流已經氣勢洶洶地開始了。大批的耶穌會神父在失去的省份裏橫行放縱。新教徒們一邊工作一邊辯論，致使東部邊疆的人們很快又回到了羅馬教廷的懷抱。如今來到這些遠隔文明歐洲的地方的人們，恐怕很難會想到，這裏一度是最先進、最自由的思想堡壘；他們也不會想到，在可怕的立陶宛山脈的某處曾經有一個小村莊，世界在那兒第一次獲得了實踐寬容的清晰之路。
在閑散好奇的驅使下，我最近抽出一個上午來到圖書館，瀏覽了供我國青年了解曆史的最流行的教科書。沒有一本內容涉及索茲尼派或索茲尼叔侄，所有的書都從社會民主派跳躍到漢諾威的索菲亞，從撒拉森斯跳躍到索比斯基。其實在這個被跨越的時期裏，偉大的宗教革命領袖是大有人在的，包括厄可蘭帕鳩斯和一些次要人物。
隻有一卷提到了這兩位來自錫耶納的人文主義者，不過是出現在路德或加爾文所說所做之事的一個模糊不清的附錄裏。
作出預見的確有危險，但是我卻懷疑，在以後300年的通俗曆史裏，這一切會有所改變。索茲尼叔侄會獨自享有一小章節，而宗教改革的傳統主角則降低到次要的地位。
那時，即使是把他們的名字放在腳注裏，也會顯得咄咄逼人。